②沙洛姆·阿施(Schalom Asch,一八八○——一九五七),二十世纪犹太人文学的杰出代表,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穿过黑夜的旅行》、《先知》等。
③《蔷薇骑士》(Rosenkavalier),王幕歌剧,里夏德·施特劳斯作曲,霍夫曼斯塔尔编剧,一九一一年首演于德累斯顿。
④塔玛拉·卡尔萨温娜(Tamara Karsawina,一八八五——一九七八),俄国芭蕾舞女演员,一九一八年后定居英国,她和尼任斯基合作的杰出表演,有助于恢复西欧对芭蕾舞的爱好。
⑤瓦斯洛·尼任斯基(Waslaw Nijinski,一八九○——一九五○),俄国一名盛一时的芭蕾舞蹈家,一九○七年加入玛丽亚剧院担任独舞演员；至一九一七年,他的足迹已遍及欧洲、美国和南美各国,有“舞圣”
之称。
⑥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一八六七——一九二二),德国政治家和工业家,德国通用电气公司创始人埃米耳·拉特瑙(Emil Rathenau)的儿子。至一九○二年,担任了约一百家企业的董事。一九○七年随帝国殖民部长前往德属东非洲和西非洲访问,一九一五年夏出任通用电气公司总经理。一九二一年进入内阁,先后任建设部长和外交部长。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被德国民族主义恐怖分子暗杀。
安·哈尔登。我在十九岁时就受到过哈尔登的扶植,他是我最早要感激的人之一,他创办的政治周刊《未来》在威廉皇帝的德意志帝国的最后几十年中起过决定性的作用；哈尔登是由俾斯麦亲自推进政治生活之中的。他也愿意当俾斯麦的喉舌或者挡箭牌①。他把当时的内阁大臣弄下台,促使奥伊伦堡②事件的爆发,使得德皇的宫殿每个星期都要在不同的攻击和揭露面前颤抖。
但是尽管如此,哈尔登的个人爱好仍然是戏剧和文学。一天,《未来》月刊发表了一组格言,作者的笔名我今天已再也想不起来,但是格言写得特别机敏,语言也十分洗炼,这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作为该周刊的固定作者,写信给哈尔登,问他:“那位新作者是谁?我已多年没有读到过如此言简意赅的格言。”
回信不是哈尔登写来的,而是一位署名为瓦尔特·拉特瑙的先生写来的,从他的来信和从其他方面来看,他不是别人,正是那位全能的柏林电气公司总经理的儿子,而他本人也是一位大商人、大工业家、无数家公司的董事,他是德国“放眼世界”(借用让·保尔①的一个词来说)的新型商人之一。
他在信中非常诚恳和怀着感激的心情对我说,我的信是他所得到的第一次对他文学尝试的赞许。虽然他至少要比我大十岁,但他却坦率地向我承认,他自己也没有把握,他是否真的应该把自己的思想和格言整理成一本书出版。他说,他毕竟是一个门外汉,在此之前,他的全部活动是在经济领域方面。而我则真诚地鼓励他。从此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尔后我到了柏林,我打电话给他。他在电话里的答话显得有点犹豫。“啊,原来是您呀,可是真不凑巧,我明早六点钟就要到南非去……”我插进去说:“那我们就下次见面吧。”但他一边思忖着一边慢吞吞地说:“不,您等一下……让我想一
想……今天下午我有几个会要参加……晚上我得到部里去……然后还要到俱
乐部去参加一次晚餐……不过,您可以在十一点一刻到我这里来,行吗?“
我说行。我们一直聊到凌晨两点。六点钟他登程到南非和西非去了——后来我得悉,他此行是受德国皇帝的派遣。
我之所以在这里讲这些细节,是因为这件事充分说明拉特瑙的性格特点:这位忙碌不堪的人总是能腾出时间的。我在欧洲大战最艰难的日子里还见到过他,而且在洛迦诺会议之前②,即在他被暗杀之前几天,我还和他一起乘坐一辆小卧车驶过大街,他就是在那辆小卧车里和在那条大街上被人暗算杀害的。他从来都是把自己一天中的每一分钟事先都安排了。但他任何时候①马克西米利安·哈尔登(Maximillian Harden,一八六一——一九二七).是俾斯麦的支持者,俾斯麦下台后,他用自己创办的政治周刊《未来》攻击当时的帝国首相卡普里维(Leo,Graf von Caprivi),责难威廉二世皇帝身边的大臣们,致使普鲁士总理奥伊伦堡等最终下台。
②博托·奥伊伦堡侯爵(Botho Graf zu Eulenburg,一八三一——一九一二),一八二二年出任普鲁士总理,当帝国首相卡普里维试图放宽普鲁士选举法时,他却建议威廉二世皇帝限制帝国国会议员的普选制,以抵制社会民主党,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下休,舆论鼎沸,致使一八九四年德皇以突然将两人同时免职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①让·保尔(Jean Paul,一七六三——一八二五),德国小说家。
②据原书出版者注,此处茨威格记忆有误。拉特瑙一九二二年被暗杀,而洛迦诺会议是一九二五年召开的。
此处应为“在热那亚会议之前”,拉特瑙参加了一九二二年热那亚会议的谈判,会后于四月十六日在拉巴洛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撤销了德俄两国因战争而引起的相互要求。两个月后,即六月二十四日,拉特瑙被暗杀。
都能毫不费劲地从这一件事转到另一件事,因为他的大脑随时都有应变的能力,就象一具精密而又迅速的仪器,我在其他人身上从未见到过这种情形。
他说起话来口若悬河,仿佛在念着一张看不见的讲稿,然而每一句话又是说得那么形象、清楚,只要把他的谈话速记下来,便是一份立刻可以付印的完整提纲。他说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就象他说德语一样清楚明白。他的记忆力从来不会使他难堪,他也从来不需要为了某份材料进行特别的准备。当我和他谈话时,发现他对一切都了如指掌,善于冷静地权衡利弊得失,我就感到自己的笨拙和思路不清、缺乏修养和自信,但是在感到他的这种迷人的头脑清楚、即他的思想的清晰透彻的同时,也有一些令人不舒服感觉。譬如说,在他的宅哪里,家具是最最讲究的；挂的画像是最最漂亮的。他的预感能力宛如一台天才发明的仪器；他的宅邸犹如一座博物馆。住的是从前路易丝女王的豪华府第,里面秩序井然,干净得一尘不染,视野开阔。可是要我呆在里面,绝不会感到温暖。在他胸思想中,似乎把什么都看透了,因而对什么都觉得无所谓。尽管他头脑非常冷静,但仍充满深深的不安和缺乏把握。
每当我看到他的这种表现时,我就深切地感觉到这位犹太人的悲哀。我的其他一些朋友,例如维尔哈伦、埃伦·凯伊、巴扎尔热特,虽然不及他的十分之一的聪慧,不及他的百分之一的博学和了解世界,但他们对自己完全充满自信。我总觉得,尽管拉特瑙聪慧过人,但始终脚不着地。他的整个生活充满着层出不穷的矛盾。他从自己的父亲那里继承了各种可以想象得到的权势,却不愿做他的继承人；他的职业是商人,却觉得自己是一个艺术家；他是一位百万富翁,却愿意搞社会主义思想:他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却去卖弄基督教；他用国际主义的眼光考虑问题,却又崇拜普鲁士精神；他梦想着一种人民民主；但每次受到威廉皇帝接见和询问时,又感到莫大的荣耀；不过,他又深知这位皇帝的各种弱点和自负；因而他自己不可能被虚荣心所左右。所以说,他的从不休息的工作也许只是一种鸦片,用来掩饰内心的烦躁不安和摆脱内心生活最深处的寂寞,只是在一九一九年当德国军队崩溃以后历史赋予他最艰巨的任务:从一片混乱中重建遭到破坏的国家,使之有生存的能力。只是在这种身负重任的时刻,他蕴藏的各种巨大潜力才一齐迸发出来。由于天赋的才干,由于他献身于唯一的理想:拯救欧洲,他使自己成了名重一时的人物。
和他谈话,使人振奋,开阔眼界；就谈话的思想丰富和明确清楚而言,
这种谈话只能和霍夫曼斯塔尔、瓦莱里、赫尔曼·凯泽林伯爵的谈话相媲美；
我的视野从文学扩大到当代的历史,应该归功于他；除此以外,我还应该感激拉特瑙,是他首先鼓动我走出欧洲。他对我说:“如果您只了解英吉利岛屿,那您就不会懂得英国。同样,如果您从未走出过欧洲大陆,那么您也就不会懂得我们这块欧洲大陆。您是一个自由的人,要充分利用您的自由!搞文学是一种非常好的职业,因为你不必紧赶慢赶。要想写出一本真正的书,早一年晚一年都无所谓。您为什么不去一次印度和美洲呢?”这一句偶然说出来的话却打动了我的心,于是我决定立即按他的建议办。
印度给我的感觉,要比我想象得可怕忧郁,那里的人骨瘦如柴、精力衰竭,黑眼珠中流露出没有欢乐的麻木神情。那种悲惨的生活和常常是极其单调的景色使我感到吃惊。而最使我吃惊的是,顽固地把人按照不同的阶级和种族分成三六九等。这种等级观念我在船上就尝试到了。有两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姑娘乘坐在我们船上,乌黑的眼睛,苗条的身材,谦虚文雅,非常有教养、有礼貌。可是我第一天就注意到,她们有意躲避别人,或者说,她们被一道我看不见的界线隔离开来。
她们不跳舞,不与人交谈,而是坐在一旁,读着英文或法文书籍。只是到了第二天或是第三天,我才发现,不是她们回避英国人的社交圈子,而是英国人躲着这两个“欧亚混血儿”,尽管这两个漂亮姑娘的母亲是法国人,但父亲是一位波斯血统的印度大商人。当她们在洛桑上寄宿学校和在英国上女子家政学校时,曾度过了和别人完全平等的两三年。可是一旦坐到这条开往印度的船上就立刻受到这种冷冰冰的不露痕迹的社会歧视,而且并不因为这种歧视不易被人察觉而显得不残酷。
我第一次看到了那种狂热鼓吹种族纯粹的偏见象瘟疫一般危害我们这个
世界,其后果之严重不亚于上几个世纪的真正瘟疫。
通过和这两个姑娘的初次相遇,我的目光顿时变得敏锐起来。所以,当我看到一个欧洲人出远门旅行时,譬如说到锡兰的亚当峰去①,必然要有十二至十四个佣人陪伴,宛若一个白肤色的神,其他一切均在他的“尊严”之下。
我是带着几分惭愧的心情享受这种对欧洲人的敬畏的——其实,这种敬畏由于我们自己的过错早就不存在了。我们在自己乐融融的和误以为安全的欧洲是根本不敢想象会对欧洲人采取这种态度的。但我摆脱不掉这种可怕的感觉:未来的数十年和几个世纪必将彻底改变这种状况。由于我亲眼目睹了上述这些景状,所以我看到的印度,并不象皮埃尔·洛蒂①所描写的那样:给它涂上一层颇具“浪漫主义”的粉红色彩,而是一个令人警觉和注目的国家。
当然,这不是指那些金碧辉煌的庙宇、风雨剥蚀的宫殿、喜马拉雅山的风光——在我这次旅行中给我感受最深的便是这些；而是指那些我新认识的人,
那些另一个世界和另一种类型的人；这些人和一个作家在欧洲内地通常遇见
的完全不同。当时,人们的生活部还比较节俭,还没有组织象厨师这类人出去谈游的事,所以凡是走出欧洲去旅行的人,大多是他的那种社会职业中的特殊人物,如果是商人,绝不会是一个眼界狭小的小商贩,而必定是一个巨贾；如果是医生,必定是一个真正的研究家；如果是世袭的企业家,必定是一个去从事开拓的征服者,他们敢于旨险、慷慨豪爽、毫无顾忌,纵然是作家,也是一个好奇心较强的人。当时,在旅行中还没有收音机可供消遣,所以在我旅行的漫长的日日夜夜里,我从和那另一种类型的人们的交往中知道了许多影响我们这个世界的各种力量和紧张关系,胜读一百本书。我远离了祖国,我内心评判事物的标准也随之改变。我在国国以后开始把某些我早先认为并非目光短浅的事当作孤陋寡闻来看待,而且,我也早已不再把我们的欧洲视为是我们这个世界围着旋转的永恒轴心。
我在印度之行时遇到的各种人物中,有一个人对我们当代的历史有着不可忽视的——尽管不是公开的、朋显的——影响。我从加尔各答出发,前往①锡兰是斯里兰卡的旧称,亚当峰位于斯里兰卡半岛上皮杜鲁塔拉加拉山西南,系宗教圣地和游览地。
①皮埃尔·洛蒂(PierteLoti,一人五○——一九二三),原名路易·玛丽·朱利安·维奥(LouisMarieJulienViaud),法国海军军官和小说家,几乎游遍世界各大海洋,著有许多关于热带异国的小说和游记,扬述了近东和远东的风土人情,一八九一年起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中南半岛。在一艘沿着伊洛瓦底江①向上行驶的内河轮上,我每天都要和卡尔·豪斯霍费尔②及其妻子相处好几个小时。他当时正作为德国武官出使日本。他的细长挺直的身材、瘦削的面庞、尖尖的鹰钧鼻,使我一眼就能看出他的非凡的素质和身为德国总参谋部军官的内在修养。不言而喻,我在维也纳的时候就已经间或与军人们有过来往,那是一些友好、热情和快乐的年轻人,他们大多由于家庭生活环境所迫而穿上军装,企图在服役中替自己寻找最舒适的生活。而豪斯霍费尔则相反——我立刻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出身于富裕的书香门第。其父曾发表过不少诗作,而且我相信还曾在大学里当过教授；同时,豪斯霍费尔在军事方面的知识也非常渊博。他当时的使命是去实地考察日俄战争,因此他和他的妻子事先都学习了日语和文学创作。我从他身上再次认识到:任何一门学科,即便是军事科学,如果要想博大精深的话,必须跨出自己狭隘的专业领域,和其他的各种学科联系起来。豪斯霍费尔在船上整天忙个不停,用双简望远镜细细观察着每一处地方,记日记、写报告,查辞典。我难得见到他手里不拿一本书。作为一个细致的观察者,他还善于表达。我在谈话中从他那里知道了许多关于东方之谜。在我回国之后,我仍然和豪斯霍费尔一家保持着友好的联系。我们互相通信,并且在萨尔茨堡和慕尼黑两地进行互访。因一场严重的肺病,豪斯霍费尔在达沃斯①或者阿洛沙②呆了一年；由于离开了军队,反而促使他去钻研军事科学；康复以后,他便又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一名指挥官。德国战败时,我以极大的同情想起了他。我完全能够设想,他必定痛苦万分,因为他在战胜国之一的日本有许多朋友,因为他多年来一直参与建立德国强国地位的工作,说不定还以看不见的隐蔽方式参与战争机器的工作呢。
不久,事实证明,他是系统和全盘考虑重建德国强国地位的先行之一。
他出版了一份地理政治学杂志。但在那次新的运动开始之初,我并不懂得其中更深的意思——事情经常是这样。我真诚地以为,地理政治学只不过是要仔细研究观察各个国家势力互相作用的奇特现象,即便谈到各民族的“生存空间”——我相信,这个词是他首创的——,我也只是按照施本格勒①的意思,
把它理解为时轮回转中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唤起的一种和时代有关的、变化无
常的活力。即便是豪斯霍费尔的主张:要求更仔细地研究各民族的各种个性和建立一种学术性的常设指导机构,在我看来也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我以为
这种地理政治学的研究完全有助于各民族互相接近的趋势；说不定豪斯霍费
①伊洛瓦底江,今在缅甸境内。
②卡尔·豪斯霍费尔(KarlHaushofer,一八六九——一九四六),德国地理政治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出任驻日本武官,并到过印度、缅甸、西伯利亚、朝鲜和中国北部。一次大战后重服军役,以巴伐利亚军少将衔退役。一九二一至一九三九年在慕尼黑任地理政治学研究所所长。被人称为地理政治学在德国的创始人。一九二四至一九四四年主办《地理政治学杂志》,主要著作有《德意志民族和它的生存空间》、《日本与日本人》、《太平洋的地理政治学》等。他和希特勒关系密切。他的思想对纳粹党徒和第三帝国的对外政策显然发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德国法西斯垮台后,于一九四六年自杀。
①达沃斯(Davos),瑞士东部一小镇,居民一万余人,气候温和,为世界著名疗养地。
②阿洛沙(Arosa),瑞士东部一小镇,居民两千亲人,疗养胜地。
①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OswaldSpengler),德国的历史哲学著作家,主要著作有《西方国家的没落》,该书英译本题为《西方的没落》。他本人虽不是希特勒的信徒,但他的思想在客观上为德国军国主义辩护,有“纳粹革命的导师”之称。
尔的原始意图也确实根本不是政治性的——但我今天不能这样说了。我当时总是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他的著作(再说,他在自己的书籍中还引用过我的话呢),而且从未产生过怀疑。我所听到的各种实事求是的客观反应,也都说他的讲课非常有启发、有教益。没有人指责他,说他的思想是以新的形式为泛德意志的旧要求提出论据,说他的思想是为一种新的强权政治和侵略政策服务。可是当有一天我在慕尼黑偶然提到他的名字时,有人用一种不言而喻的腔调对我说:“哎,您说的不是希特勒的朋友吗?”我当时惊异得简直不敢相信我自己。因为第一,豪斯霍费尔的妻子的出身②,根本谈不上种族纯；
从而使他的两个(非常有才华和讨人喜欢的)儿子也完全经不住纽伦堡的犹
太人法①；此外,我也看不出在一个非常有文化教养、思想渊博的学者和一个
以自己最最狭隘、最最野蛮的思想去理解德意志民族性的疯狂煽动家之间会
有什么思想上的直接联系。不过,鲁道夫·赫斯②曾是豪斯霍费尔的学生之一,
是他在豪斯霍费尔和希特勒之间建立了联系；希特勒是很少采纳别人的思想
的,但他有一种天生的本能:凡是有利于他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一切,都要占为己有,而他觉得,“地理政治学”完全可以融合到纳粹政治之中为之效力,因此,他就充分利用地理政治学,为自己的目标服务。国家社会主义的一贯伎俩从来就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把自己极端自私的强权欲望伪善地隐藏起来,而“生存空间”这一概念终于为国家社会主义的裸骨的侵略意图提供了一件哲学上的伪装外衣。“生存空间”这个词,由于它的定义的模糊性,表面上看来好象是一个无害的口号,但其产生的后果之一是,它能够为任何一种兼并——即使是那种最最霸道的兼并进行辩解,把它说成是合乎道德和在人种学上是必要的。由于希特勒在确立自己目标的时候把“生存空间”的理论进
行了祸及世界的彻头彻尾的篡改——最初还严格限于国家和种族纯粹的目
标,后来则蜕变成这样一个口号:“今天,德国属于我们,明天,是整个世界”——我不知道豪斯霍费尔对此是否知道和有意——于是,我的那位旧日的旅伴今天不得不承担罪责,这一事例清楚说明:一种简洁而又内容丰富的表述由于言词的内在力量可以转化为行动和灾难,就象先前的百科全书派①关于“理性”统治的表述一样,最终却走向自己的反面,蜕变为恐怖和群众的感情冲动。据我所知,豪斯霍费尔本人在纳粹党内从未获得过显要地位,②豪斯霍费尔的妻子玛尔塔·迈尔一多斯(MarthaMayer—Doss),有部分犹太血统。他们生有两个儿子:阿尔布雷希特·豪斯霍费尔(AlbrechtHaush-ofer,一九○三——一九四五)博士和海因茨·康拉德·c·豪斯霍费尔(Heing Konrad.C. Haushofer),前者继承父业,曾在柏林任地理政治学教授。希特勒当上总理后,即宜称豪斯霍费尔的家庭是“雅利安人”。
①纽伦堡的犹太人法,史称“纽伦堡法”(NurnbergerGesete),是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的法律。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由希特勒在纽伦堡纳粹党代会上宣市。法律规定犹太人不再是“国家公民”,而是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国家属民”。严禁“雅利安人”和犹太人通婚,等等。德国法西斯从此展开全面排犹运动。
②鲁道夫·赫斯(RudolfHess,一八九四——),希特勒的秘书和侍卫长,曾笔录希特物的《我的奋斗》,一九三九年被希特勒任命为元首的第三代理人。一九四六年作为战争罪犯被纽伦堡国际法庭判处终身监禁。
①百科全书派,十八世纪下叶法国一部分启蒙思想家在编纂百科全书时所形成的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进步思想派别,提倡理性主义和批判精神,为法国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但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尤其是雅各宾派专政时期,曾一度采用大批处死的“恐怖”手段。
也许甚至连党员都不是。我一点也看不出他是一个躲在幕后、想出最最危险的计划和给元首种种暗示的精灵般的“谋士”——就象今天善于耍笔杆的新闻记者似的。然而,毋容置疑的是,不管自觉不自觉,他的理论把国家社会主义的侵略政策从狭隘的国家范围推广到全球范围,在这一点上,他比希特勒的十分粗暴的顾问们的影响更大。也许后世会比我们这些同代人掌握更多的文献资料,届时才能对他这个人物给予正确的历史评价。
在那第一次海外旅行之后,过了一些时日,接着便是第二次到美洲去的旅行。这次旅行的意图也无非是见识见识世界和看一看我们自己未来的一角。只有极少数的作家远涉重洋到那里去,不是为了挣钱或是贩卖美洲的新闻,而是纯粹为了把自己对这块新大陆的相当没有把握的想象和现实印证——下。我相信我正是这样一位作家。
我对那块新大陆的想象完全是浪漫主义的——我今天这样说,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美洲对我来说就是沃尔特·惠特曼,那是一片有着新的节律的土地,是一片正在实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土地；在我远渡重洋以前,我再次阅读了那伟大的《卡美拉多》的连篇累牍的长行诗句,以便使我自己在走进曼哈顿的时候不是带着一个欧洲人通常有的那种傲慢感情,而是怀着友善、宽厚的胸襟。我今天还清楚记得:当我在旅馆里第一次问门卫我想去看一看的沃尔特·惠特曼的墓地在何处时,我的这一要求显然使那位可怜的意大利人感到非常窘迫,因为他还从未听到过这个名字哩。
纽约给我的最初印象相当不错,虽然当时还没有象今天这样有着迷人的美丽夜景。当时,泰晤士广场边上还没有灯光照射、水花四溅的人工瀑布。
城市上方还没有梦幻般的星空——这是由夜间数百万人工星光和天空中真正
的繁星相互交辉而成的。市容和交通还缺乏今天这样大胆的宏伟设想,因为新的建筑艺术还仅仅在个别的高层建筑中进行尝试,而且还相当没有把握。
陈列橱窗和装演方面争奇斗妍的局面还刚刚开始。不过,从始终在微微摇晃的布鲁克林大桥向港口瞭望和在南北方向道路的石谷处徒步行走,倒也足以使人开眼和兴奋。当然,两三天之后,这种兴奋便会让位于另一种更强烈的感觉:极度的寂寞感。我在纽约无所事事。而在当时,一个没有事干的人可以到其他任何地方去,也千万别去纽约。因为那里还没有可以让人消磨一小时的电影院,还没有方便的小型自助餐厅,也没有象今天这样众多的艺术商店、图书馆和博物馆,在文化生活方面比我们欧洲落后得多。当我在两三天之内老老实实地看完了博物馆和重要的名胜以后,我就象一条没有舵的船在刮风、结冰的街道上打转转。我在街上游来荡去,百无聊赖；那种无聊的情
绪终于使我不得不用这样的办法来加以摆脱:想个窍门把穿街过巷的蹓跶变
得更引人——些。也就是说,我发明了一种自己玩的游戏。由于我在纽约完全是一个人到处瞎逛,我假设自己是一个出走他乡的人——就象无数背井离乡的人一样,不知干什么好,而且身上仅有七美元。我心里想,他们不得已干的事,我倒完全可以自觉自愿去干。我对自己说,你就这样设想:如果你至多三天以后就必须去挣钱来糊口,那么你考虑一下,你作为一个举目无亲的外国人在这里怎样能尽快找到一个挣钱的差事!于是,我开始从一个职业介绍所转悠到另一个职业介绍所,琢磨贴在门上的各种广告。有的地方要找一个面包师,有的地方要找一个必须会法语和意大利语的临时抄写员,有的地方要找一个书店伙计,对假设中的我来说,这最后一个位置才算第一次碰上机会。于是我爬上三层回形铁扶梯,打听能挣多少钱,同时把这工资额和登在报纸广告上的租一间布朗克斯区住房的价格作比较。经过两天的“寻找职业”,我在理论上已经找到了能够维持我生活的五个位置。这样一来,我
比纯粹的闲逛更能确切地知道在那个年轻的国家对每一个想工作的人来说有
多少活动范围、有多少机会；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我还用这样逛大街的办法从一个代理处到另一个代理处,通过自我介绍,亲眼看到了那个国家的神圣自由亦办事过程中是怎么回事。没有人问我的国籍、宗教信仰和出身。也
就是说我到处走动都不必带护照——这对我们今天这个处处要盖手印、要有
签证和警察局证明的世界来说,简直不可思议。然而,那里却有工作,并且正在等待着人,唯有这件事决定着一切。在那个已经变成传奇般的自由的时代,签订一项合同在一分钟之内即可办成,没有国家、贸易联盟和繁琐手续的干扰。借助这种“寻找职业”的方法,我在最初几天所了解到的美国,要
比我后来逗留的全部时间都要多——我在后来几周作为惬意的旅游者徒步漫
游了费城、波士顿、巴尔的摩、芝加哥。唯有在波士顿,我在查尔斯·莱夫勒①家度过了社交的几小时——莱夫勒曾为我的几首诗谱过曲。其他地方,我始终都是一个人。仅有一次,一件意外的事打破了我的这种完全隐姓埋名的生活。我今天还清楚记得那一刹那。那是在费城,我沿着一条南北向的宽阔大街漫步,我在一家大书店门前站住,为的是至少在那些作者的名字里看一看有没有我认识的和已经熟悉的。突然之间,我惊呆住了。在那家书店的橱窗左下方陈列着六七本德文书,而其中的一本,跳入我的眼帘的,却是我自己的名字。我象着了迷似地注视着,开始沉思起来。我在这异国的街道上踯躅,不认识路,而且似乎也没有目的,在这星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人重视我。
可是现在,这样一个我竟已和原来的我相遇在一起,为了让我的这本书用十天的时间远渡重洋来到这里,想必那位书商一定会把我的名字记在一张纸条上。我的孤独感顿时消失,而且当我两年前再次在费城行走时,我情不自禁地不时寻找着这种陈列橱窗。
到旧金山去的心情,我是已经没有了——当时那里还没有好莱坞。但是我至少能在另一个地方目睹太平洋的景色——这是我盼望已久的事。自我童年以来,由于那些最初的环球航行的报道,太平洋一直使我着迷。再说,我当时观看太平洋的地方今天已经消失；那块地方今天再也见不到了。那块地方是当时正在开凿的巴拿马运河所处位置的最后几个山丘之一。我是乘一艘小船向下行驶,绕道百慕大和海地到达那里的。——我们那一代由维尔哈伦培养起来的诗人们对当时的科学技术奇迹也是十分赞赏,热情之高,正如我们的先辈对待罗马古文化一样,但在巴拿马看到的一番景象是令人难忘的,由机器挖掘出来的河床,一片蒲黄,即使带着墨镜,仍非常刺眼；到处是成群的蚊子,密密麻麻,死于蚊子的尸体埋在公墓处,一排接着一排,没有尽头——开凿巴拿马运河可谓是一种残忍的欲望。死于这项由欧洲开始和由美洲完成①的工程的人真不知有多少呵!这项工程经过三十年的种种灾难和绝望到那时才总算成功。只剩下最后几个月的闸门扫尾工作了,然后,只要用手①查尔斯·莱夫勒(CharlesLoeffler,一八六一——一九三五),美国小提琴家和作曲家,一八八三至一九○三年和波士顿交响乐团合作演出。
①巴拿马运河一八八一年由法国公司开凿,后因公司破产而中断；一九○四年由美国重新开凿,至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五日完工。
指一按电钮,相隔了千万年的两个大海的水便会永远汇流在一起。不过,我
是那个时代最后完完全全、清清楚楚感觉到历史上两个大海仍处于分离状态
的人之一。目睹了美洲这一最伟大的创造性的业绩,是我向美洲的美好告别。
欧洲的光辉和阴霾
我在新的世纪已生活了十年,我也已看到过印度、美洲和非洲的一部分:现在,我开始怀着一种新的、更有意识的愉快心情米看待我们的欧洲。我从来没有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几年更热爱我们那片古老的土地,从来没有比那个时候更希望欧洲的统一,从来没有比那个时候更相信欧洲的前途,因为我们都以为已看到了新的曙光。但实际上,燃烧世界的战火已在临近,火光已经出现。
我们今天这一代人是在各种灾难、毁坏和危机中成长起来的,他们觉得战争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几乎每天都会爆发,而我们那些当时的年轻人自世纪之交以来就一直对世界上的人充满信任,也许向今天这一代人描述我们当时的那种乐观主义是困难的,四十年的和平使欧洲各国的经济充满活力。技术设备加快了生活的节奏,科学发现使那一代人的精神状态感到不胜自豪。
在我们欧洲所有国家几乎普遍感觉到的繁荣业已开始。城市一年比一年美丽,城市人口一年比一年多。一九○五年的柏林已不能和我们一九○一年见到的柏林相比较,柏休己从一座首都变成一座世界性的城市,而一九一○年的柏林又大大超过了一九○五年的柏林。维也纳、米兰、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这样一些城市,只要我每去一次,就会感到惊讶和欣喜。街道越来越宽阔、越来越漂亮,公共建筑越来越有气派,店铺越来越豪华、越来越美观。
人们从各种事物中都能感觉到财富在增长、在扩大。就连我们这些作家也能
从书籍的出版量上觉察到:书籍的出版量在那世纪之初的头十年增加了三
倍、五倍、十倍。到处兴建起新的剧院、图书馆和博物馆。诸如浴室、电话
这样一些先前属于少数人特权的方便设备开始进入小资产阶级的家庭；自从
工作时间缩短以后,无产阶级也发家致富起来,至少有一部分过上了小康生活。到处都在前进。谁敢做敢为,谁就能获得成功。谁买进一幢房子、一本稀世的珍书或一张画,就会看到行情不断上涨。谁愈是大胆,愈是舍得花本钱办一家企业,谁就愈能保险赚到钱。整个世界处处呈现出一派无忧无虑的美好景象,因为又会有什么会来打断这种兴旺呢?又会有什么会来妨碍这种从自己的热情中不断产生新的力量的干劲呢?欧洲从来没有象当时那样强大、富足和美丽过；欧洲从来没有象当时那样对更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过。
除了几个已经老态龙钟的自发老人以外,没有人象从前那样为了“美好的旧时代”而叹惜。
而且不仅仅是城市,人本身也由于体育运动、较丰富的营养、劳动时间的缩短,以及和自然的更密切的结合而变得更漂亮、更健康。早先,一到冬天,便是荒凉萧索的季节,人们无精打采地在客栈里玩牌或者在暖烘烘的斗室里无聊地打发日子。而现在,一到冬天,人们发现山上太阳光可以滋润心肺、舒筋活血、爽身健肤。而且山区、湖泊、大海也不再象从前那样离得那么遥远。自行车、汽车、有轨电车已经把距离缩短了,赋予世界以新的空间感。一到星期天,只见成千上万的人穿着耀眼的运动衫乘着滑雪板和雪橇沿着雪坡嗖嗖地向下滑行。到处兴建体育馆和游泳池。而且人们恰恰在游泳池里能够清楚地看到那种变化；在我年轻的年代,往往以脖子粗、胸脯瘪、挺出大肚子来表示长得真正健壮,而现在则互相比身材是否经过体育锻炼变得灵活、肌肉发达；皮肤是否被太阳晒成棕色。当然,这种比赛是文雅凤趣的。
除了极端贫穷的人以外,已没有人在星期天呆在家里。所有的青年人都出去徒步漫游、爬山和比赛,去学各种体育项目。凡是度假的人都出远门,而不象我父母亲的那个时候,放了假,只到离城不远的地方或者至多到萨尔茨喀麦尔古特①去玩。人们已经对整个世界发生兴趣,想看一看是不是世界到处都这样美,想看一看是不是还有更美的地方。从前,只有享有特权的人才见到过外国,而现在,银行职员和小工商业者也都到意大利、法国去旅行。固然,出国旅行比以前便宜了,也方便多了,但最主要的是,人们心中的那种新的勇气、新的敢闯精神使他们在旅游方面更有魄力,而在生活方面不再那么节约、那么谨小慎微——是呀,当时人们已对自己的谨小慎微感到不好意思。
整个一代人都决心使自己变得更富于青春气息,每个人都为自己年轻而自豪,这一点和我父母亲那个世界刚巧相反,首先是那些年轻人脸上的胡子突然消失了,然后是年纪大的人仿效他们刮去自己脸上的胡子,为的是不愿让自己显出老相。年轻、精神焕发,已成为当时的口号,而不再老成持重。妇女们抛弃了束胸的紧身衣,也本再用太阳伞和面纱,因为她们不再害怕空气和太阳。她们把裙子裁短,以便在打网球的时候两腿能更好地活动；当她们露出长得丰满的部位时,也不再表现出羞涩。风尚越来越变得合乎自然。男人穿着马裤。女人敢于坐在男式马鞍上；男人和女人不再互相遮盖什么和隐藏什么。世界不仅变得更美丽,而且也变得更自由了。
在我们之后出生的新的一代在风尚习俗方面也赢得了这种自由,他们生活得健康和充满自信。人们第一次看到年轻的姑娘们没有家庭女教师的陪伴和年轻的男朋友运动和一起出去郊游,表现出公开的、自己能作主的友情；她们不再羞涩害怕和忸忸怩怩。她们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和不想要干什么。
她们摆脱父母那种出于担心的监督,自己去赚钱过日子。有的当女秘书,有的当女职员,她们得到了自己安排生活的权利。卖淫——旧世界唯一允许存在的色情交易,大大地减少了。由于这种新的更为健康的自由,男女授受不亲的那一套玩意儿早已变得不合时宜。以前在游泳池里强行把男女分开的厚木板已不断拆除。女人和男人都不再羞于露出自己长得怎样。在那十年里重新争得的自由、大方、无拘无束,胜过以前的一百年。
因为世界上有了另一种节律。现在,一年时间里发生的事该有多少呵!一项发明紧赶着一项发明,一项发现紧赶着一项发现,而且,每一项发明、每一项发现,都又以飞快的速度变成普遍的财富,当人们意识到这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时,各个国家第一次感觉到彼此是息息相关的。当齐柏林飞艇第一次航行的那一天,我正前往比利时途中,而且恰巧在斯特拉斯堡稍事停留,我在那里看到飞艇在大教堂上空盘旋,底下是热烈欢呼的群众,飘荡的飞艇好象要向这千年的教堂鞠躬似的。晚上,我在比利时的维尔哈伦家得到消息说,飞艇已在艾希特了根坠毁。维尔哈伦眼里含着泪水,非常激动。如果他仅仅作为一个比利时人,也许会对这次德国的空难抱无所谓的态度,但是,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欧洲人,是一个我们同时代的人,因此,他和我们一起分享战胜自然的共同胜利,同样,也为我们共同遭受到的考验而分忧。当布莱里奥①驾驶飞机越过英吉利海峡时,我们在维也纳的人也热烈欢呼,仿佛他是①萨尔茨喀麦尔古特(Salzkammergut),阿尔卑斯山脉在奥地利萨尔茨堡附近一带的石灰岩区。
①路易·布莱里奥(Louis Bleriot,一八七一——一九三六),法国工程师和飞行家,用重于空气的飞行器进行世界上第一次海上飞行。一九○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他驾驶自己设计的飞机飞越英吉利海峡,从加莱到多佛。
我们祖国的英雄。我们大家都为我们的科学技术所取得的日新月异的进步感到自豪,于是,欧洲是一个共同体的感情,即欧洲是一个国家的意识开始形成。我们心里想,如果任何一架飞机都象玩儿似地轻而易举飞越过国界,那么这些国界又有什么意思呢!那些海关壁垒和边防岗哨完全是偏狭和人为的!和我们的时代精神完全是矛盾的!因为我们的时代显然热切盼望着彼此的紧密联系和世界大同。这种感情的高涨就象飞机的腾飞一样引人入胜。有些人没有亲身经历过在欧洲互相充满信任的那最后几年,我今天仍为他们感到遗憾。因为我们周围的空气不是死的,也不会真空,空气本身就携带着时代的振荡和脉搏,空气不知不觉地会把时代的脉搏传到我们的血液、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的大脑,不断地传到每一个人。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在那几年里都从时代的普遍繁荣中汲取了力量,而且由于集体的信心,每个人的信心也都大大增加。也许我们当时象今天的人一样并不知道那股把我们卷入其中的浪潮有多强大,有多保险。——最终是事与愿违。不过,只要经历过那个对世界充满信任时代的人,今天都会知道,从那以后发生的一切其实是倒退和乌云。
但它当时是一个光辉灿烂的世界,它象限了补药似的浑身是力量。那股力量从欧洲的各条海岸线向我们的心脏袭来。然而我们却没有预料到,使我们不胜欣喜的事同时也包藏着危险。当时袭击着欧洲的那种自豪和信心的风暴,本身就带着乌云。各方面的繁荣也许太快了,欧洲的国家和欧洲的城市也许强大得太急速了,而且那种浑身是劲的感觉总是诱发人和国家去使用或者滥用那股力量。法国已财富充溢,但它还要敛取更多的财富,还要一块殖民地,尽管它原来的殖民地已使它根本没有多余的人口。为了摩洛哥它差一点大动于戈。意大利指望着昔兰尼加①。奥地利要兼并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又把矛头指向了土耳其。而德国,暂时还被排斥在外,但已跃跃欲试,准备大干一场。欧洲国家到处都显得怒气冲冲,剑拔弩张。同时,为了有效地达到内部的巩固,好象细菌传染一样,扩张的野心开始到处膨胀。赚足了钱的法国工业家向同样养得肥肥的德国工业家攻讦,因为两家公司——克虏伯公司和法国勒克勒佐②的施奈德公司都要推销更多的大炮。拥有巨额股票的汉堡海运界要和南安普敦海运界对着干。匈牙利的农场主要和塞尔维亚的农场主对着干。这一帮康采恩反对另一帮康采恩。经济的景气使双方所有人象发了疯似的,想攫取更多的财富,贪得无厌。当我们今天平心静气地问自己:一九一四年欧洲为什么要进行大战,我找不出任何一个合情合理的理由,也找不出任何缘故。那次战争既不是为了思想上的纷争,也说不上是为了边境几块小小的地方。我今天以为那次战争只能用“力量过剩”来解释,也就是说,是在战前四十年的和平时期积聚起来的内在力所造成的悲剧性的后果,那种内在力是势必要发泄出来的。每个国家突然之间有了要使自己强大的感情,但却忘记了别的国家也会有同样的情绪,每个国家都想得到更多的财富,每个国家都想从别国夺取点什么。而最糟糕的是,恰恰是我们最喜欢的情绪:我们普遍都有的乐观主义欺骗了我们自己,因为每个国家都相信别的国家将会在最后一分钟吓退。于是外交官开始玩弄起彼此恫吓的手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