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天气一直这样好下去,那么我们今年的葡萄收成将会比任何时候都好。
人们将来还会想到今年的夏天!“
不过,这位穿着蓝色酒窖工作服的老头自己不知道,他说了一句千真万确的活。
在我每年到维尔哈伦的乡间小别墅作客以前,我要先在奥斯坦德①附近的
海滨小浴场勒科(Le Coq)度过两个星期；当时在勒科也同样是一片无忧无
虑的气氛,度假的人有的躺在沙滩的帐篷里,有的在海水里游泳；孩子们在放风筝；年轻人在咖啡馆前的堤坝上跳舞。来自各国的人和平相处在一起。
尤其可以听到许多讲德语的人,因为邻近的德国莱茵兰年年最喜欢把自己度暑假的游客送到这比利时的沙滩上来。唯一的打扰是大声叫喊的报童,他们喊着巴黎报纸上的吓人标题:“奥地利向俄国挑衅”、“德国准备战争总动员”,以兜售报纸。我看见那些买报纸的人的脸色都是阴沉沉的,不过,那也总是几分钟的工夫,再说,我们多年来早已了解那些外交冲突,它们总是在变得严重的最后时刻被顺利解决。为什么这一次不会这样呢?我看见那些
买报的人半小时以后重又高高兴兴地劈劈啪啪踩着海水；我看见风筝在冉冉
升起,海鸥在扑翅飞翔。和煦的阳光普照着那片和平的土地。
可是,不好的消息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带有危险性。先是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接着是塞尔维亚支吾搪塞的答复,君主之间的电报往来,最后是几乎不再隐蔽的战争动员。我也不再整天呆在那块偏僻、闭塞的小地方了。我每天乘电车到奥斯坦德去,以便消息灵通一些；而消息却越来越坏。海滨依然有人游泳,旅馆里依然客满,堤坝上依然有许多来消暑的客人在散步、欢笑、聊天。不过,在这样的生活中,第一次加进了新内容,人们突然看到比利时士兵的出现,而平时他们是从不到海滩上来的。安放在小①伊丽莎白(Elisabeth,一八三七——一八九八),奥地利皇后和匈牙科女王。一八五四年和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结婚,一八九八年在日内瓦被一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暗杀。
①奥斯坦德,比利时西北部城市。
车上的机枪由狗拉着走过——这是比利时军队的奇特之处。
当时,我和几个比利时朋友——一位年轻的画家和作家费尔南·克罗默林克①坐在一家咖啡馆里。下午,我们是和詹姆斯·恩索尔②一起度过的。詹姆斯·思索尔是比利时最伟大的现代画家,一个非常古怪、离群素居、性格内向的人。饱曾为军乐队作过一些简单的、不象样的波尔卡舞曲和华尔兹舞曲,可是他为这些作品感到的自豪之情,却远远超过对自己创作的油画。他的画富于幻想,色彩斑斓。那天他给我们看了他的作品,这本来是他很不乐意的事,因为他心中有一个怪诞的想法:希望有人愿意从他那里买走一张画。
他的美梦是:把画高价售出,但同时又可以把一切保留在自己身边——朋友们笑着这样讲给我听——因为他既贪图钱,又舍不得自己的每一件作品。每当他脱手一张画,他总有好几天神志恍惚。这位富有天才的阿巴贡有各种稀奇古怪的念头,使我们觉得很开心,正当这样一队用狗拖着机枪的士兵从我们面前走过时,我们中间有一位站起身来,去抚摸那条狗。这使那个跟着的军官非常生气。他担心对一件作战用的家伙表示如此的亲热很可能有损于军队的尊严。我们中间的一个嘀咕说:“部队这样频繁的调动,干吗用?”可是另一个却激动地回答说:“是得采取预防措施。也就是说,一旦发生战争,德国人要从我们这里突破。”——“不可能!即便发生了什么事,法国和德国互相打得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你们比利时人也可以安安稳稳地坐着!”我非常自信地说,因为在从前那个世界里,大家还相信条约的神圣。然而我们那位悲观主义者却不让步。他说,比利时采取这样一些措施,必然有道理,早在几年前我们就风闻德国总参谋部有一项秘密计划:一旦进攻法国,就从比利时突破,尽管签订有各种条约。不过,我也同样不让步。在我看来,一
方面让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到这里来悠闲、愉快地享受这个中立小国的殷勤好
客,一方面又在边境结集军队准备进攻,这是完全荒谬的。我说:“无稽之谈!如果德国人把军队开进比利时,你们就把我吊死在那根夜灯杆子上。”
我今天还得感谢我的朋友们,他们后来没有把我这句话当真。
但是,形势危急的七月最后几天接着来到了。每小时都传来一个互相矛盾的消息,威廉皇帝给沙皇的电报,沙皇给威廉皇帝的电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饶勒斯被暗杀。大家都感到形势越来越严重。一股不安的冷风突然吹到海滩,把海滩上的人一扫而光。数以千计的人离开旅馆,向火车站奔去。纵然是最不容易受蒙蔽的人现在也开始急急忙忙收拾箱子。连我自己也在刚一听到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的消息以后,就赶紧订了一张火车票,而且也正及时。因为那次奥斯坦德快车已是从比利时开往德国的最后一趟列车了。我们站在车厢的过道里,焦虑不安。每个人都在和另一个人说话。没有一个人能安安静静坐在座位上或者看书。每到一站,就有人急急冲冲走下车厢,去打听新的消息,内心却暗暗抱着希望:能有一只坚强的手把这脱缰的命运重新拽回来。大家还是不相信这已经是战争,更没有想到会向比利时进攻。人们之所以没有想到这一点,是因为不愿相信这种疯子开的玩笑。列车离国境线越来越近。我们通过了比利时的边境车站韦尔维耶。德国的列车员登上车厢。十分钟以后,我们就在德国境内了。
但是,列车在驶向德国第一个边境站赫尔倍施塔尔的半途中,突然停在①费尔南·克罗默休克(FernandCrommelync,一八八六——一九七○),用法语写作的比利时剧作家。
②詹姆斯·思索尔(JamesEnsor,一八六○——一九四九),比利时画家和蚀刻版画家。
野外。我们挤在车厢的中间过道向窗外望去。发生了什么事?我看到一列货车在黑暗中朝我们这个方向对开过来,敞篷的车厢用粗帆布蒙盖着。我隐隐约约看出其中有令人不安的大炮的形状。我的心怔住了。这一定是德国军队在向前方开拔。但也说不一定这仅仅是一种防护措施,仅仅磊用战争动员来进行威胁,而不是战争动员本身,我这样安慰自己。人总是这样,在危急时刻抱一线希望的意志力量是非常巨大的。终于传来了“通行”的信号,我们的列车继续向前驶去,进入赫尔倍施塔尔车站。我一步跳下车厢的踏板,打算去买一份报纸,看一看消息。当我准备走进候车室时,一个神色严厉的白胡子车站职员守卫在紧闭的门前,说谁也不许走进车站的大厅。不过,我已经听到门后面有军刀轻轻的叮当声和枪托放在地上的笃笃声。门上的玻璃被小心谨慎地挡上了布。毫无疑问,那件可怕的事:践踏国际法的一切原则、德国进攻比利时的军事行动——已在进行,让人不寒而栗。我重新登上车厢,列车继续向奥地利驶去。现在是再也不容怀疑了:我正在向战争驶去。
第二天早晨就到了奥地利!每个车站上都张贴着宣布故争总动员的告示。列车上挤满了刚刚入伍的新兵,旗帜飘扬,音乐声震耳欲聋。在维也纳,我发现全城的人都头脑发昏,对战争的最初惊恐突然变成了满腔热情。其实,谁也不愿要战争,各国人民不要,政府不要；这次战争原来是外交家们用来虚张声势和作为讹诈手段的,但却违背他们自己的意图,从笨拙的手中弄假成真。维也纳大街上走着各种队伍,突然之间,到处是旗帜、彩带、音乐。
年轻的新兵喜气洋洋地在行军,脸上非常得意,因为人们在向他们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欢呼,而他们平时是没有人尊敬和庆贺的。
说实在话,我今天不得不承认,在群众最初爆发出来的情绪中确有一些崇高的、吸引人的地方,甚至有使人难以摆脱的诱人之处。尽管我非常憎恶战争,但我今天仍然不愿在我一生的回忆中省略掉那次战争的最初几天。成千上万的人尽管在战前的和平时期相处得比较好,但是从来没有象战争刚开始时的那种感情:觉得他们属于一个整体。一座两百万人口的城市,一个几乎有五千万人口的国家,在那个时刻觉得自己就是世界的历史,觉得他们共同经历着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刻,而且觉得每个人都得到召唤,要把渺小的“我”融化到那火热的群众中去,以便在其中克服各种私心。地位、语言、阶级、宗教信仰的一切差别都被那短暂的团结一致的狂热感情所淹没。不相
识的人在大街上互相攀谈；多年来互相回避的人在握手；人们到处看到精神
焕发的面容,每个人都经历着一个提高“自我”的过程；他不再是一个早先孤立的人,而是群众的一分子,他是人民,是人民中的一员；人民中平时不受尊敬的人得到了重视。一个邮局的小职员平时就是从早到晚分拣信件,从星期一分拣到星期六,从不间断。还有抄写员、鞋匠,他们突然之间在自己的生活中有了另一种富有浪漫色彩的机遇:他将来有可能成为英雄。而且妇
女们已经在向每一个穿军装的人表示庆贺；那些留下来的人已事先怀着崇敬
的心情用这个富有浪漫色彩的名称——“英雄”和他们打招呼。他们承认有一种尚不知悉的力量把他们从日常生活中推举出来。纵然是母亲们的悲伤、女人们的害怕,在热情洋溢的最初时刻也羞于把这种最自然的感情流露出来。不过,说不一定在那种飘飘然的感觉之中还有一种更深、更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那股向人类袭来的惊涛骇浪是那样猛烈、那样突然,以致把人这种动物身上暗藏的无意识的原始欲望和本能翻腾到表面上来,那就是弗洛伊德深刻看到的、被他称之为“对文化的厌恶”,即要求冲破这个有法律、有条文的正常世界,要求放纵最古老的嗜血本能。也许这种暗中的力量也参与到飘飘然的感觉之中。热烈的陶醉混杂着各种东西:牺牲精神和酒精,冒险的乐趣和纯粹的信仰,投笔从戎和爱国主义言词的古老魅力。
那种可怕的、几乎难以用言词形容的、使千百万人忘乎所以的情绪,霎时间为我们那个时代的最大犯罪行为起了推波助澜。
如虎添翼的作用。
只见到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今天一代人或诗会问自己:我们怎么没
有经历过那种事?为什么一九三九年的群众不再象一九一四年的群众那样热情奔放?为什么一九三九年的群众仅仅是严肃地、坚决地、默默地、听天由命地服从召唤?我们当今面临的这场战争是一场有关思想意识的战争,并不仅仅为了边界和殖民地,难道这样一次战争不如上一次战争?难道这一次战争不比上一次战争更神圣、更高尚?
答案是简单的:因为我们一九三九年的世界不再象一九一四年的世界那
样具备那么多让天真、老实的人信赖的东西。当时的老百姓还从不疑虑地信任自己的权威人物。在奥地利,没有一个人敢想,最最尊敬的一国之父——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在他八十四岁的时候,没有特别的必要,会号召人民起来斗争；没有人敢想,如果没有凶残、狡猾、罪恶的敌人威胁着帝国的和平,他会要求人民作流血牺牲。再说,德国人也都事先在报纸上看到过自己的皇帝致沙皇的电报,在那些电报中,他一再声称要为和平而斗争。当时每一个普通人还都非常尊敬“最高级人物”、大臣们、外交家、以及他们的判断和诚实。如果发生了战争,那么这只能是违背他们自己政治家的意愿的事；那些政治家自己不可能有过错。全国没有一个人有一丁点儿过错。也就是说,发动战争的罪犯必定是在别的国家。拿起武器是一种自卫,是针对卑鄙阴险的敌人的一种自卫。敌人没有一丝一毫的理由就“突然袭击”和平的奥地利和德国,而到了一九三九年,情况则不同,在整个欧洲已经没有这种对自己政府的诚实或者至少是能力近乎宗教般的信任。自从人们愤怒地看到外交活动怎样在凡尔赛背叛一种持久和平的可能性以来,人们就瞧不起外交。外交家们怎样无耻地用许诺裁军、许诺不搞秘密外交来欺骗各国人民,对此各国人民记得太清楚了。从根本上来说,一九三九年的人不敬重任何政治家。没有人把自己的命运信任地托付给他们。一个最不起眼的法国筑路工人可以讥诮达拉第①。在英国,自从慕尼黑协定——提出所谓“为了我们这一代和平”
——以后,没有人再相信张伯伦的远见。在意大利,在德国,群众恐惧地眼皇着墨素里尼和希特勒:不知他又要把他们推向哪里?当然,他们不能反抗,因为这是关系到祖国的事。于是,士兵们拿起枪杆,妇女们让自己的孩子出发,但是不再象从前那样抱着不可动摇的信念: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人们服从,但不会欢呼。人们走向前线,但不再梦想当英雄。各国人民和每一个人都已经感觉到,他们只不过是牺牲品,不是为了世界上愚蠢的政治,就是为了那不可捉摸的凶恶的命运威力。
而在一九一四年,广大群众享受了几乎半个世纪的和平,他们对于战争①爱德华·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一八八四——一九七○).法国政治家,一九三八年三月至一九四○年三月任法国总理兼陆军部长。一九三八年九月同张伯伦一起签订慕尼黑协定,对希特勒德国实行绥靖政策。
又能知道些什么呢?他们不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们事先几乎从来没有想到过战争。在他们看来,战争是奇遇,恰恰是因为离得遥远,从而赋予战争一种英雄色彩和浪漫色彩。他们还是始终从教科书和美术馆绘画的角度看待
战争:穿着锃亮戎装的骑兵在进行眼花缭乱的交战；致命的一枪总是击穿心
脏中央；壮烈的牺牲,而全军在嘹亮声中胜利前进——所以,在一九一四年八月,新兵们笑着向母亲们高声喊道:“圣诞节我们又回到家了。”当时,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谁还记得起“真正”的战争是什么样?至多有几个参加过一八六六年反普鲁士战争的自发老人记得起来。不过,那是一次速战速决、流血不多、距今遥远的战争。整个战役三个星期就结束,也没有多少牺牲,刚刚喘口气的工夫——而这一回,普鲁士又是奥地利的同盟国。在普通人的想象中,一九一四年的战争被描绘成这样:一次浪漫色彩的短途旅行,一场热烈的、豪迈的冒险。甚至有一些年轻人真的担心自己可能会失去一生中这件美妙和令人兴奋的事。因此他们急急忙忙地跑去报名参军,在开往葬身之地的列车上欢呼、唱歌。整个帝国的脉管里都激荡着鲜红的血液,头脑发热,希望急切。但是一九三九年的这一代人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们不再自己骗自己。他们知道战争将延续许多年,一生中的这段时间是无法弥补的。他们知道,向敌人冲锋的时候不会戴着橡树叶和彩色绸带,而是在战壕和营地一呆就是几个星期,全身长满虱子,渴得要死。他们知道,还没有见到敌人,就被远处射来的枪炮击得粉碎和打成残废。他们从报纸上、从电影里事先就知道消灭人的残酷的新技术、新手段。他们知道,巨大的坦克在前进的道路上会把伤员辗成肉酱,飞机会把睡在床上的妇女和儿童炸得粉身碎骨。他们知道,一九三九年的一场世界大战由于它的灭绝人性的机械化,要比人类以往的历次战争卑劣、残忍、非人性一千倍。在一九三九年的那一代人中,已没有一个人还会相信战争中有上帝所希望的正义性。更糟糕的是,他们再也不相信通过战争而争得的和平会有正义性和持久性。因为他们对上次战争所带来的一切失望记忆太清楚了。战争所带来的不是致富,而是贫困化,不是满意,而是怨恨；带来的是饥谨、货币贬值、动乱、公民自由的丧失、对别的国家的奴役、一种令人头疼的不安全感、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
诚然,还有这样一种区别。一九三九年的故争具有一种思想意义。这场战争关系到自由,关系到保存一种精神财富,是为了一种思想而斗争。这就使人变得坚决、矢志不移。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则不同,它不知道要从现实中得到些什么,它只是为一种幻想效劳,即,梦想建立一个更美好、正义与和平的世界。而且只是那种幻想,而不是知识使人觉得参加战争是一种幸运。
当时的炮灰象喝醉酒似的欢呼着向葬身之地走去,钢盔上戴着花环和橡树叶,大街上人声鼎沸、灯光明亮,象过节似的。
我自己没有陷入那种爱国主义的一时狂热,这绝不能归功于我特别的冷静或者看问题特别清楚,而应该归功于我在此以前的那段生活。两天前,我还在“敌国”呆过,而且我深信不疑比利时的广大群众和我们自己的同胞一样生活在和平的环境里,对战争毫无所知。此外,我长期过着一种世界性的生活,要我一夜之间突然憎恨另一个世界,这是做不到的,因为那个世界就象我自己的世界一样,也是我的祖国。多年来,我就对政治表示怀疑,而且恰恰是最近几年,在我和法国朋友、意大利朋友的无数次谈话中讨论过发生一次荒谬战争的可能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事先就打了预防针,不相信四处蔓延的那种爱国主义热情,而且我已准备好,面对那战争初期的狂热病,仍然决心绝不动摇自己的信念:经过一场由笨拙的外交家和残忍的军火工业家导致的兄弟之战以后,欧洲必然会统一。
因此,在我的内心,从战争的最初一刹那起,就已肯定要当一个世界公民；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要坚持正确的立场是比较困难的。虽然我当时才三十二岁,但是暂时还不用服任何军役,因为所有的服役检查都说我不合格,对此我当时真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因为第一,这种落选替我省下了白白浪费在无聊地当一年兵的时间,此外,我觉得,在二十世纪去练习掌握杀人的凶器,是罪恶的时代性错误。对坚守自己信念的我来说,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一次战争中宣布自己为“拒服兵役者”。但这在奥地利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和英国的情况相反),而且敢这样做,要求有一种真正为信仰而牺牲的坚定气节。而我本性缺少这种英雄气概——我今天不羞于公开承认这种缺点,在一切危险场合,我始终自然而然地采取回避态度。而且不仅仅是由于这一点,我得受人指摘,说我不坚定。也许这种指摘有道理吧。鹿特丹的伊拉斯谟——我崇敬的师傅,在一个我们今天不熟悉的世纪里也经常受到这种指摘。另一方面多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人,在那样一个时代,一直等到别人把他从自己的黑暗中挖出来,并把他扔到一个不该他去的地方,这也是不好受的。所以我四处寻找一项我多少能干点什么而又不是煽动性的工作。在我的朋友中有一个是军事档案馆的较高的军官,这使我有可能被安插到那里去。我得干图书馆工作,我的语言知识在这方面有用,或者帮助修改某些要公布的告示——当然,这不是什么炫赫的差使——我今天愿意这样承认。不过,我个人觉得,这项工作要比一个俄国农民用刺刀戳进肚肠来得合适。而且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在于完这件不太紧张的工作之后,我还可以干另一件在我看来战争期间最最重要的工作:为今后的互相谅解工作。
我在维也纳自己朋友圈子内的处境要比这职务上的处境更困难。我们作家中的大多数人很少受到关于欧洲的教育,完全是在德意志的视野内生活。
他们以为鼓动群众的热情和用富有诗意的号召或者科学的意识形态来为美化
战争打基础,这就是他们所能做的最好的贡献。几乎所有的德语作家,以霍普特曼和戴默尔为首的御用文人,相信自己的责任是,就象古老的日耳曼时代那样,用诗歌和文字激励奔赴前线的战主要有牺牲的热情；把必要的死亡和战争的胜利唱成和谐一致的诗歌,在当时层出不穷。作家们郑重其事地发誓,他们再也不和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搞文化合作。更有甚者:一夜之间他们拒不承认有史以来就有一种英国文化、法国文化。对德意志人的气质、艺术、性格来说,他们的文化都是微不足道和没有价值的。更恶劣的是学者们的活动。哲学家们突然之间除了把战争解释为能振奋各国人民力量的“洗礼”以外,不知道还有别的高论。医生们也和他们站在一边,他们热烈夸奖补形术的优越,好象有人喜欢把自己的一条腿截去,用假肢代替健康的腿。
各种教派的教士也同样不甘落后,参加到这大合唱中来,有时候我仿佛听见一番神经错乱的人在狂吼。而正是这些人,一个星期前、一个月前,我们还十分赞赏他们的理智、他们的创造力、他们的人性立场。
但是,这种疯狂最使人震惊的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是诚实正直的。
大多数人有的年事太高,有的体力不支而不能服军役,他们诚心诚意地认为卧己有责任干一种辅助性的“工作”。他们觉得,他们以前所创作的一切,对不起语言界,因而也对不起人民。所以,他们现在要通过语言来为自己的人民效劳,让人民听到自己想要听的声音:在这场斗争中,正义完全在自己这一边,非正义在别人那一边。德国必胜,敌人惨败——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他们这样干,背叛了作家的真正使命:作家是人类一切人性的维护者和保卫者。诚然,当最初的热情渐渐消失后,其中有些人很快尝到了苦头,感到自己说的话非常恶心。但在那最初几个月里,听得最多的是,说某某人喊得最凶。于是,彼此双方都有人在一片鼓噪中呐喊和唱赞美歌。
我觉得,在这种如此真诚、同时又是十分荒唐的狂热中,最典型、最令人震惊的事例,莫过于恩斯特·利骚①。我和他很熟。他写一些短小精悍的诗,而且是我想得起来的心肠最好的人。我今天还记得,他第一次来看我时,我不得不咬紧嘴唇,免得笑出来。在我原来的想象中,这位抒情诗人一定是细长、瘦骨嶙峋的年轻人,就象他写的洗炼有力的德语诗一样。
他的诗追求非凡的简洁。可是当他走进我的房间时,摇摇摆摆,胖得象只桶,红光满面,下巴不是两层,而是四层,是一个小矮胖子,他精力充沛、充满自信,说话结巴得厉害。他完全沉湎在诗歌之中,一再引用自己的诗句而不能自制。不过,他的所有这些可笑之处,反倒使大家喜欢他,因为他热心、正直、友好,而且对自己的艺术有一种几乎着了魔似的献身精神。
他出身于一个殷富的德国家庭,在柏林的弗里德里希一威廉文科中学受过教育,也许是我认识的最普鲁士化或者说被普鲁士彻底同化的犹太人。他不说任何别的语言,也从未离开过德国。德国对他来说就是世界。越是德意志的国粹,他就越热衷。约克①、马丁·路德、施泰因②是他少目中的英雄。
德国自由战争是他最爱写的主题。巴赫是他音乐中的上帝。尽管他的手指又短又胖,象海绵似的,但是弹巴赫的乐曲却非常出色。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德国抒情诗,没有人比他更热爱德国语言,为之迷醉。但是象许多犹太人一样,他的家庭是后来才进入德国文化界的。他比最虔诚的德国人更信赖德国。
当战争爆发以后,他于的第一件事是急急忙忙赶到兵营,报名当一名志愿兵。但是我今天仍能想象,当这个胖子气喘吁吁爬上楼梯时,那些上士和列兵会笑成怎样。他们很快把他打发走了。利骚非常沮丧。但是正象其他人一样,他现在至少要用诗歌为德国效劳。对他来说,德国报纸和德国战报所报道的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的国家遭到了突然袭击,完全象威廉街导演的那样,最坏的罪犯是那个背信弃义的英国外交大臣格雷①爵士。英国,是进攻德国和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他把这种感情表现在一首题为《憎恨英国》的诗中,这首诗——我今天手头没有这首诗——用简洁明了、印象深刻的诗句煽起对英国的仇恨,发誓永远不原谅英国的“罪行”。不久就出现一种灾难性的情况,说明要煽起仇恨是多么容易(那个肥胖、矮小、昏了头的犹太人利骚事先学了希特勒的榜样).那首诗就象一枚炸弹扔进了弹药库。
也许在德国从来没有一首诗象那首《憎恨英国》那样如此迅速传遍全国——
①恩斯特·利骚(Ernst Lissauer,一八八二——一九三七),德国抒情诗人和剧作家,一九一四年以发表一首题为《憎恨英国》的诗而名噪一时。
①汉斯·约克·冯·瓦登堡(Hans Yorck von Wartenbutg,一七五九——一八三○),普鲁士陆军元帅。
②施泰因帝国男爵(Heinrich Friedrich Karl Reichsfreiherr vom und zum Stein,一七五七——一八三一),德国政治家和普鲁士改革家。
①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一八六二——一九三三),一九○五年至一九一六年任英国外交大臣,一儿一四年竭力唆使法、俄与德开战,促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纵然是《守卫在莱茵河畔》也没有如此迅速。德国皇帝深受感动,授予利骚一枚红色的雄鹰勋章。各家报纸都转载了那首诗:教师们在学校里把它念给孩子们听。军官们走到前线,把它朗诵给士兵们听,直至每一个士兵能把那仇恨经背得滚瓜烂熟。但是这还不够。那首小诗被配上乐曲和改编成大合唱,在剧场演出。不久,在七千万德国人中再也没有一个人不从头至尾知道《憎恨英国》那首诗的。不久,全世界都知道那首诗——当然,没有太多的热情。
一夜之间,恩斯特·利骚红得发紫,享受到一名诗人在那次战争中的最高荣誉。当然,那种荣誉后来就象一件内萨斯衬衣①把他焚毁。因为战争刚一过去,商人们又想要做生意,政治家们真诚地为促进互相谅解而努力,人们想尽一切办法要抛弃那首要求永远和英国为敌的诗。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大家把可怜的“仇恨的利骚”斥之为当时鼓吹疯狂的歇斯底里仇恨的唯一罪人。其实,一九一四年的每一个人都有那种歇斯底里仇恨的份。每一个在一九一四年赞美过他的人到一九一九年都明显地不理他了。报纸不再发表他的诗作。
当他在同伴中间露面时,立刻出现难堪的沉默。后来,这位孤独者被希特勒赶出他全心全意为之献身的德国,并且默默无闻地死去,他是那首诗的悲惨的牺牲品,那首诗曾把他捧得很高,为的是以后把他摔得粉碎。
当时所有的人都和利骚一样。我不否认,他们——那些作家们、教授们、当时突然冒出来的爱国者们——的感情是真诚的,并且真心实意地认为要于点什么。但是,过了很短一段时间,就已经可以看出,他们对战争的赞美和放纵的仇恨心理酿成了何等可怕的恶果。所有参加战争的各国人民在一九一四年全都处于亢奋的状态。最恶毒的谣言立刻就会变成真的,最荒诞的诽谤有人相信。在德国,会有几十个人在一起发誓,说他们就在战争爆发前,亲眼目睹装着黄金的汽车从法国驶向俄国。在每次战争开始后的第三天或第四天很快就会传开的挖眼睛、斩手肢的童话充斥各种报纸。是呀,那些把这类谎言传开的不知情者,他们并不知道,用各种可以想得出来的暴行来谴责敌方的士兵——这种伎俩本身也是一种战争手段,就象弹药和飞机一样。他们不知道,每次故争开始的最初几天通常都能从报刊上看到这种伎俩。战争和理性与正常的。感情是不相通的。它需要感情的冲动,它需要有为自己事业奋斗的热情和对敌人的仇恨。
话又说回来,强烈的感情不会无限持久,这是人的本性。个人如此,一个国家和人民也是如此。这一点军事当局知道得很清楚。因此它需要人为的煽动,需要不断地给人服“兴奋剂”,而这种刺激工作应该由知识分子——诗人、作家、新闻记者来做。他们做这种工作时,有的心安理得,有的问心有愧,有的出于真诚,有的例行公事。他们既然敲起了仇恨的战鼓,那么就得使劲地一直敲到每一个不抱成见的人耳朵直响、心脏打颤。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法国、意大利、俄国、比利时,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顺从地为“战争宣传”服务,以此来鼓动群众的战争狂热和战争仇恨,而不是与之斗争。
后果是严重的。当时,由于宣传部门在和平时期还没有变得声名狼藉,各国人民尽管大失所星,但是仍然相信报上登的一切都是真的。所以,最初
几天那种纯粹、美好、勇于牺牲的热情渐渐转变为一种最恶劣、最愚蠢的感
情的放纵。人们在维也纳和柏林、在环城大道和弗里德里希大街和法国与英①希腊神话中染有半人半马怪兽内萨斯的毒血的致命衬衣,后被萨拉克勒斯所误穿,比喻带来灾难的礼物。
国“作斗争”要方便得多。商店上的法语和英语招牌必须取消,甚至“纯洁的少女”(Englischen Fraulein)修道院的名称也不得不修改,因为人民已慷慨激昂,殊不知此处的“Englisch”(天使的、纯洁的)乃是“天使”(Engel)之意,而不是指盎格鲁撒克逊人。那些老实巴交的生意人在信封上贴上或者盖上“上帝惩罚英国”的字样。社交界的妇女们发誓(并写信给报纸),她们一辈子不再说一句法语。莎士比亚被赶出德国舞台。莫扎特和瓦格纳被赶出法国和英国的音乐厅。德国的教授们声称,但丁是日耳曼人；法国的教授们声称,贝多芬曾是比利时人。他们肆无忌惮把精神文化财富象粮食和矿砂似的从敌国抄来。那些国家成千上万的公民每天在前线互相残杀,这还不够。
他们还互相在后方辱骂、中伤敌国已经死去的伟人——他们默默地在自己的
坟墓已经躺了几百年了。这种精神失常越来越荒唐。从未走出过自己住的城市和上完学以后再也没有打开过地图册的厨房里的厨师相信,如果没有“桑夏克”(波斯尼亚边境的一个小地方),奥地利就无法生存。马车夫在大街上争论:应该向法国提出哪些战争赔偿,是五百亿还是一千亿,而他们并不知道十亿究竟有多少。没有一座城市,没有一个社会阶层不陷入那种可怕的仇恨的歇斯底里之中。传教士们从祭坛上说教,一个月前还把军国主义谴责为最大犯罪的社会民主党人聒噪得比其他人都厉害,为的是遵照威廉皇帝的话不当“卖国贼”。那是无知的一代人的战争,恰恰是各国人民一味相信自己一方事业的正义性,成了战争的最大危险。
在一九一四年战争开始的最初几个星期,要想和某个人进行一次理智的谈话,渐渐地成为不可能了。最爱好和平、心地最善良的入,也象喝醉了酒似的两眼杀气腾腾。我始终以为是坚定的个性主义者和甚至是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朋友们一夜之间都成了狂热的爱国者,而且从爱国主义者变成贪得无厌的兼并主义者。每次谈话都是用这样一些愚蠢的陈词滥调结束,诸如:“谁不会恨,谁也就不会真正的爱。”或者表示无端的怀疑。多年来我从未和他们发生过争论的同伴们很不客气地责备我,说我不再是奥地利人,说我应该到法国或者比利时去。是呀,他们甚至审慎地暗示,他们原本应该让当局知道我的观点,诸如战争是一种罪行,因为“失败主义者”是祖国的最严重的罪犯——“失败主义者”这个漂亮的词也同样在法国发明。
于是出路只有一条:在别人头脑发热和乱嚷嚷的时候,隐居到自己的内心和保持沉默。当然,这是不容易的。因为纵使自我流亡到国外,也不见得比孤身一人生活在祖国坏多少——我对此在当时就有充分认识。在维也纳,我和原来的老朋友们已经疏远,找新朋友,当时还不是时候。只有莱纳·马利亚·里尔克有时还可以和他谈谈心。他也同样在我们偏僻的军事档案馆服役,因为他的神经是如此脆弱,任何肮脏、气味、嘈杂都会使他的神经感到真正的难受。他是绝对不能当兵的。当我今天想起他穿着军装的那副样子,我总是忍俊不禁。一天,有人敲我的门。一个士兵畏畏缩缩地站在那里。我猛地一怔:是里尔克!穿着军装的莱纳·马利亚·里尔克!他看上去非常笨拙,脖子被衣领束得紧紧的,完全被这样一个念头弄得心慌意乱:他得随时把靴子猛地并拢向任何一个军官致敬。因为他从来都是一丝不苟,即使对那些微不足道的陈规陋习他也是要模范地遵守,所以他始终处于张皇失措的状态。他轻声地对我说:“自从上完军事学校以后,我就一直讨厌这套军服,我想,我再也不用穿它。可是现在,到了快四十岁的时候,又把它穿上了!”
幸亏肯帮忙的人保护了他,不久一次有利于他的健康检查使他免于服役。他又来看过我一次,是来告别的,这一次重又穿起平民服装。他走进我的房间的时候简直象飘进来一样(他的走步总是那样难以形容的轻),他说,他还要向我表示感谢,因为我曾通过罗曼。罗兰设法要把他在巴黎被没收的图书救出来。他第一次看上去不再年轻了,仿佛是对恐惧的思想使他精疲力竭。
他说:“如果只能到国外去,那么就到国外去!战争始终是监狱。”然后他就走了。我又再次成了孤独一人。
几个星期以后,为了躲避那种危险的群众变态心理,我坚决地迁居到维也纳的一个郊区,以便在战争期间开始我自己个人的战争:向利用当时群众的热情背叛理性的行为作斗争。
为思想上的团结而奋斗
然而隐居到郊区也没有用。气氛仍然是压抑的。从而使我意识到,在对方粗野咒骂的时候,仅仅采取消极态度、不参与其事是不够的。再说,我毕竟是作家呀,只要在一个有审查制度的时代被允许的范围之内,我就得说话,而且也有责任表示自己的信念。我试着这样做了。我写了一篇文章,题名为《致外国的朋友们》,在文章里,我和另一些人的仇恨宣传截然不同,公开表示,为了一有机会就与所有在外国的朋友们一起为重建欧洲文化而工作,即使现在还不可能取得联系,我也将保持着对他们的忠诚。我把这篇文章寄给了一家当时读者最多的德国报纸——《柏林日报》。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它竟然不加删节毫不犹豫地将全文刊登出来。只有那一句活——“不管胜利属于谁”——成了审查制度的牺牲品,因为哪怕只要稍微怀疑一下德国在那次世界大战中必然胜利,在当时也是绝不允许的。不过,即使没有这种限制,那篇文章也已给我招来若干封超爱国者们的愤怒信件,他们说,他们不理解我怎么能在这样的时刻和那些卑鄙下流的敌人为伍。这并没有使我非常伤心。我一生中从未有过要求别人皈依我的信念的企图。能够把这种信念表示出来,而且是清楚明白地表示出来,我就满足了。
十四天之后,我几乎已经把那篇文章忘却了,忽然收到一封贴着瑞士邮票、并盖有经过检查印记的信,从熟悉的笔迹来看,我就知道是罗曼·罗兰的信。他肯定念过了我写的那篇文章,因为他在信中写道:“不,我永远不离开我的朋友们。”我立刻明自了,这寥寥几行字是试图证实一下,在战争期间和一个奥地利的朋友建立通信联系是不是可能。我很快给他写了回信,从此我们就互相按时通信,这种通信后来继续了二十五年之久,直到第二次
世界大战——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残暴——中断了国与国之间的任何联系时
为止。
看到那封信,是我一生中巨大的幸福时刻之一:它象一只白鸽从住着乱吼、乱踩、疯狂兽群的诺亚方舟飞来。我不再感到孤独,而终于又和相同思想的人联系在一起。我觉得我受到罗曼·罗兰泰然自若的坚强意志的鼓舞。
因为我知道罗曼·罗兰在国界的那一边是怎样非凡地保持着自己的人性!他找到了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条道路是诗人在那样的时代,一个作家应该选择那样的道路:不参与破坏、残杀,而是以沃尔特·惠特曼为伟大榜样——惠特曼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曾做过男护士——参加援助与人道工作。罗曼·罗兰住在瑞士,由于身体时好时坏,不能参加任何战地工作战争爆发时,他立刻在日内瓦参加红十字会,每天都在红十字会拥挤不堪的房间里做那件了不起的工作,后来,我曾在一篇题为《欧洲的心脏》的文章里对他所作的工作公开表示感谢。在最初几个星期残酷的血战之后,任何联系突然中断,各个国家的家属们都不知道他们的儿子、兄弟、父亲是阵亡、是失踪,还是被俘；他们不知道向谁去打听,因为从“敌人”那里是得不到任何消息的。有的人因不知道亲人的命运而备受折磨。红十字会就在那恐怖和残酷的时刻承担起这项至少可以减轻人类最大痛苦的任务。红十字会设法从敌对国家那里把被俘人的信件带到故乡。当然,筹建了数十年的这个组织没有接受过如此广的范围和几百万人的问题。每日每时都得增加来帮助工作的志愿人员。因为对家属来说,那种痛苦的等待消息的生活,真是度日如年。每天寄来的信函,到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底已达三万件,于是,最后竟有一千二百人一起挤在日内瓦的小小的拉特博物馆里为处理和答复每天的邮件而工作。在他们中间就有作家中最富于人性的罗曼·罗兰,他没有只顾自己去搞自己的工作但是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另一种责任,艺术家的责任,即表示自己信念的责任,尽管这样做,是对自己国家的一种抗拒,甚至是对正在进行俄争的整个世界的反悖。一九一四年秋天,当大多数作家已经在仇恨中叫喊得声嘶力竭并互相攻仟和辱骂时,他却写出了那篇值得记念的《超脱于混战之上》的自白文章,他在文章中抨击了国家之间精神上的仇恨,要求艺术家们即使在战争中也要主持正义与人道。当时,还没有一篇别的文章象他这篇文章似的招来各种议论,并引起整个文学界的分裂:有的反对,有的赞成。
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同的一点好处是:当时舆论还
有力量,舆论还没有被有组织的谎言,即“宣传”所扼杀。人们还听写出来的话,这也是他们期待着想听到的话。而到了一九三九年,没有一个作家的话会起一丁点儿作用——不管是好,是坏。时至今日,还没有一本书、一本小册子、一篇文章、一首诗能打动群众的心灵或直接影响他们的思想,但在一九一四年,一首象利骚的十四行诗《憎恨英国》,一项如“九十三名德国知识界人士”的愚蠢宣言,以及象罗兰的《超脱于混战之上》一篇八页的文章,或者一部如巴比塞①的长篇小说《火线》,这些都可能成为当时的大事。
当时世界的道德良心也没有象今天这样衰竭、干涸,它会以几百年来传统信
念的全部力量对任何公开的谎言、对任何践踏国际公法和破坏人道主义的行
为作出强烈反应。自从希特勒把谎言变成真理、把违反人道变成法律以来,象德国向中立的比利时进攻这样违背公理的事,在今天几乎已不会再受到严厉谴责,可是在那个时候还能激起全世界的愤怒。枪杀卡维尔②护士,用鱼雷炸沉“卢西塔尼亚号”③,都由于激起了道义上的普遍愤慨,而使当时德国受到的打击比一次失败的战役还要沉重。在那个时候,人的耳朵与心灵还没有被那些不断从收音机里传出来的胡说八道的波浪淹没,文豪、作家的讲话绝不是无济干事的,恰恰相反,一个伟大文豪主动发表的宣言的影响比那些政治家们所有公开演说的影响要大上千倍。人们知道,政治家们的演说是针对时局的策略,是政治的需要,至多只有一半真话。那一代人相信文豪是代表纯粹思想观点的最优秀的公民,因此对于文豪的想法寄于无限的信任——当然,以后是非常失望。正因为军人、官方机关知道文豪的这种威望,他们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