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图把一切有道德、有威望的人当作他们煽动宣传的工具:他们应该声明、
表态、证实与发誓,一切非正义的坏事都在别人一方,一切正义、真理都属于自己的国家。可是罗曼·罗兰却没让他们得逞。他认为自己的任务不是去进一步毒化用一切煽动手段制造的十分郁闷的仇恨气氛,而是相反,去净化它。
如果谁今天再去重读那篇长达八页的著名文章《超脱于混战之上》,很①昂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一八七三——一九三五),法国著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法共党员。以写诗开始文学生涯,第一本诗集《哭泣的女人》,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火线》是他的名作,使他于一九一六年获龚古尔文学奖。他在一次大战中持反军国主义的革命立场,此后,在二三十年代反战、反法西斯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
②伊迪丝·卡维尔(Edith Cavell,一八六五——一九一五),英国护士,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家喻户晓的女英雄,由于在比利时协助协约国军人出逃而被德国占领当局处死。
③英国游轮,因运禁品和军火,一九一五年五月被德国潜艇击沉。
可能不再理解它当时的广泛影响:但是,如果用冷静、清醒的头脑去读,那么就会发现,罗曼·罗兰在文章中,所说的一切其实是非常简单的道理。然而那些话是在一个今天几乎无法再现的群众精神发狂的时代说的。当那篇文章发表时,法国的超级爱国者们立刻叫喊起来,仿佛他们的手突然碰到了火红的铁块。一夜之间,罗曼·罗兰遭到了他最好的朋友们的抵制,书商们也不敢再把《约翰·克利斯朵夫》陈列到橱窗里,正需要用仇恨来刺激士兵的军事当局已想出针对他的措施,小册子一本接着一本出来了,提出的论点是:“在战争期间,祖国失去了人类所取得的一切。”不过,象往常一样这种叫嚷无非证明了受到的打击是沉重的。一场关于知识分子在战争中的态度问题的讨论已无法阻挡,这个问题,已无可回避地提到了每个知识分子的面前。
在我的这些回忆中,最使我感到遗憾的,莫过于罗曼·罗兰在那几年给
我的信眼下不在我手里；它们很可能在这次新的战争浩劫中被销毁或者遗
失,每想到此,我就觉得有一种沉重的责任感压在身上。因为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我认为,人们以后可能会把那些信件列入最美、最富人性的作品。
那些作品是他当时伟大的心灵和热情的洞察力的结晶。他是出于无限的同情和无比的愤慨给国界那边的一位朋友——但从官方来说是“敌人”——写那些信的。那些信件也许是在一个理智需要付出巨大代价、忠于自己的思想需要极大勇气的时代中最深刻感人的道德纪录。一个积极的建议不久便从我们这种友好的信札往返中产生出来:罗兰倡议,应该将各个国家最重要的文化名人邀请到瑞士来,共同举行一次会议,以便取得一个统一的、比较恰当的立场,甚至可以本着互相谅解的精神向全世界发表一份观点一致的呼吁书,他说,他可以从瑞士邀请法国和外国的思想界名人参加,而我应该趁我们自
己的和德国的作家和学者还没有由于公开的仇视宣传而丧失名誉时从奥地利
进行试探。我立即开始投入工作。当时德国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盖尔哈特·霍普特曼。为了让他在参加不参加会议的问题上不感到为难,我不想直接和他联系。于是我写信给我们都认识的朋友瓦尔特·拉特瑙,请他私下询问一下霍普特曼的意思。可是拉特瑙拒绝了——我也从未知道霍普特曼是否知道这件事——拉特瑙说,现在不是建立文学艺术界和平的时候。这样,我的努力也就彻底失败了。因为当时托马斯·曼是站在另一个阵营,并且刚刚在一篇论述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文章里维护德国的官方立场。里尔克,我知道他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但他基本上不参加任何公开的联合行动。早先是
社会主义者的戴默尔抱着幼稚可笑的爱国自豪感在自己的信上用“戴默尔少
尉“签名。至于霍夫曼斯塔尔与雅各布·瓦塞尔曼,有人在私下交谈时告诉我,不能算上他们。这么说,从德国方面来看是没有多大希望了。在法国,罗曼·罗兰遇到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那是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五年,为时尚早,对后方的人来说,战争还离得太远。我们仍处于孤立的状态。
孤立,但并不完全孤立。通过信件的来往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收获:初步了解到几十个人的情况,从他们的心来说,可以算在我们这一边,他们虽然身处中立国或交战国,却和我们有着共同的想法；我们能够互相关注交战双方的书籍、文章和小册子,在某种程度上得出一致的观点是不成问题的,而且可能还会有新来的人赞同这种观点——起初犹豫不决,但随着时代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们也就会越来越坚强。这种并不是完全生活在一片荒漠中的感觉给我以勇气常常写文章,以通过对事情作出回答和反应来让一切和我们有同感的孤立的人和隐居的人站出来,我不时给德国与奥地利的大报写稿,从而获得了一块重要阵地。当局原则上是反对的,但并不可怕,因为我从来不涉及敏感的政治,在自由主义的影响下,人们对所有的文学家是极其尊敬的,如果我今天浏览一遍我当时悄悄地塞到最广泛的公众手中的文章,我就不能不对奥地利军事当局的大度表示我的故意。我竟可以在世界大战进行之中热烈赞誉和平主义的创始人贝尔塔·冯·苏特纳,是她把战争指责为犯罪的犯罪；我还把巴比塞的《火线》在奥地利的一家报纸上作了详细的介绍。我们要想在战争期间把那种不适对宜的观点介绍给各阶层的广大群众,我们当然得想出一套办法来。为了说明战争的残酷和后方的漠不关心,自然有必要在一篇向奥地利介绍《火线》的文章中特别强调一个“法国”步兵的痛苦。不过,几百封从奥地利前线来的信件向我表明,我们的步兵对自己的命运也认识得十分清楚。选用的办法还有:为了说出我们的信念,我们佯装互相攻击。
比如我的一个法国朋友在《法兰西信使报》①中反驳我的文章《致外国的朋友
们》；他用这种所谓的论战将我的文章全文翻译印出,然后成功地把它传到法国,在那里,每个人都能读到它(这就是目的).我们用这种方法互相打着闪光的信号灯。后来,一件小事向我表明,我们这种信号的传递是多么默契。当意大利于一九一五年向它早先的盟友奥地利宣战时,我们那里顿时掀起一阵仇恨的浪潮。意大利的一切都受到责骂,有一次,偶然出版了一本由一位名叫卡尔·波埃里奥的意大利青年写的回忆录,他是十九世纪意大利统一运动时期的人,他在回忆录中写到一次他去访问歌德时的情景。为了在那仇恨的喧嚣声中证明意大利人和我们的文化早就有着最密切的联系,我故意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位意大利人访问歌德》,因为那本书是由贝内代托·克罗切②写的序言,我便在文章中顺便说了几句向克罗切表示崇敬的话。
在一个不许赞扬敌对国家的作家或学者的时代,对一位意大利人说出表示钦佩的话,这在奥地利无疑是一种明显的示威,而它在国界以外是会被理解的。
当时在意大利还是部长的克罗切①后来有一次跟我说:部里的一位并不懂德语
的职员是怎样惊慌失措地告诉他,在战争对方的大报上有反对他的文章(因为那个职员想,在那个时候报上点名,只能是敌意).克罗切叫人拿来《新自由报》,先是大吃一惊,然后便是高兴异常,他看到的原来不是敌对之意,而是尊敬。
我现在完全不想低估那些小小的孤立的努力,那些努力对事件的进程自然毫无影响,但是却帮助了我们自己和某些不相识的读者。那些努力缓解了可怕的孤立和内心的绝望,一个真正有人的感情的二十世纪的人当时就处在那样的绝望之中,而二十五年之后的今天,重又出现了那种情况:面对着强大的势力无能为力,我甚至更害怕今天这种强大的势力。我当时就已经完全意识到,我用那种小小的抗议与那样的办法并不能卸掉我心中的负担。于是,①《法兰西信使报》:一八八九至一九六五年为法国文学杂志。
②贝内代托·克罗切(Benedetto Croce,一八六六——一九五二),意大利著名哲学家,代表作有《精神哲学》四卷,主办文学评论杂志《批评》达四十一年之久。曾任参议员、教育部长、不管部长等职。一生维护意大利的国家统一,人对法西斯主义。二十年代以后经常发表文章反对马克思主义。
①据原书出版者注,此处茨威格记忆有误。茨威格以为克罗切一九一五年就担任部长。其实,克罗切在一九二○至一九二一年才担任部长。
写一部作品的计划在我心中渐渐地形成了,我的这部作品不仅仅要表现一些个别的事情,而是要表现我对时代、对人民、对灾难、对战争的全部看法。
可是,为了能用综合的文学手段来描述战争,从根本上来说,我还缺少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我没有亲眼见到战争。我安安静静坐在办公室里几乎快一年了,而在看不见的遥远的地方正在进行着“实实在在的”、真正的、残酷的战争。我曾经有过好几次到前线去的机会,几家大报曾三次向我请求,要我作为它们的随军记者,但是任何形式的报道都必然要承担这样的义务:完全本着爱国主义的和肯定的精神去描述那次战争,而我已经发过誓——我在一九四○年也信守了这样的誓言——,就是永远也不写一句赞美战争或贬低别的民族的话。这时来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奥德强大的攻势于一九一五年春在塔尔努夫①突破了俄国人的防线,只用了一次集中兵力的进攻就占领了加利西亚与波兰。军事档案馆便想在奥地利占领区里的所有俄国宣传品和告示的原件被撕下或销毁以前,赶紧把它们收集到自己的图书馆里。档案馆的那位上校恰巧知道我有收集的才能,他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否能办这件事,我自然立刻行动；我得到了一张通行证,这样,我就可以来坐任何一辆军用列车自由活动,想到哪里就到哪里,不受任何特殊部门的管辖,不直接从属于任何一个机关或上司,这种待遇使我遇到了最离奇的事情:我并不是军官,只是一个没有军衔的上士,而且穿着一套没有特别标志的军服。每当我出示我的机密证件时,便会引起特别的尊敬,因为前线的军官和公职人员都以为我一定是什么微服私访的总参谋部官员或者身负什么神秘的使命。又由于我避免去军官食堂,只是在旅馆下榻,所以我又得到另一种方便:我可以置身于庞大的军事机关之外,不用任何“向导”就能看到我想看的一切。
收集宣传告示这个基本任务并不使我感到为难,每当我来到加利西亚的一个城市,来到塔尔努夫,来到德罗戈贝奇①、伦贝格②,那里的车站旁总有一些犹太人站着,他们是一些所谓的“代理商”,他们的职业是:你想要什么,他们都能帮你搞到。这也不错,我跟其中一位万能的老手说,我想得到俄国占领别的文件与通告。那位老手跑得象黄鼠狼一样敏捷,他把这个任务通过秘密渠道传达到几十个下属的“代理商”；三个小时以后,我一步未迈就收集到了这方面最齐全的材料。凭借那种杰出组织,我的时间绰绰有余,我可以观看不少东西,而且我也确实看了不少。我首先看到的是平民百姓可怕的贫困,对自己经历过的生活所感到的恐惧,犹如一层阴影仍然笼罩着他们的眼睛。我还看到犹太人聚居区居民的从未想到过的困境,他们八个人或十二个人挤在平房或地下室的房间里。而且我还第一次看到了“敌人”。在塔尔努夫,我遇到第一批押解在途中的俄国战俘。一块四方形的地面,四周围着栅栏,那些战俘就坐在地上,由二、三十个年纪较大的、绝大多数蓄着胡须的蒂罗尔③人看守着。那些蒂罗尔人是战时应急被征入伍的,他们服役期限已满,可是如今已无依无靠,跟那些战俘一样；而跟那些漂亮的、头面修
得挺光的、穿着崭新制服的士兵却很少有相似之处；那些漂亮的士兵在我们
家乡是经常登上画报的。不过,奥地利那些战时应急服役的奥地利超龄士兵①波兰城市。
①苏联城市。
②波兰城市。
③奥地利州名。
对战俘的看守没有半点儿好斗和苛酷的意思；他们也根本不想对那些战俘进
行严格的防范,他们和战俘象同伴一般坐在一起,那些战俘也丝毫没有要逃跑的表示。只是他们在语言上互不相通,双方才闹出特别多的笑话来。他们互相敬烟,互相戏闹。有一名蒂罗尔的超龄士兵从一只又旧又脏的皮夹子里掏出几张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给他的“敌人”看,“敌人”们一张一张地欣赏着,还用手指问着那个蒂罗尔人,那个孩子是三岁还是四岁。我不由得产生了这样的感觉,那些粗野、纯朴的人对战争的看法要比我们的大学教授和作家们正确多了:就是说,故争是临到他们头上的一种不幸,对这种不幸他们柬手无策,凡是陷入这种厄运的人,都是同病相怜的兄弟。这种认识陪伴着我整个行程,使我感到宽慰。我穿过弹痕累累的城市,路过被抢劫一空的商店,那些商店里的家具就象被肢解了的胳膊、腿和被掏出来的内脏堆积在路中央。而介干成场之间、那些长势颇好的庄稼地又给我这样的希望:在几年内,一切被破坏的景象几年以后又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当然,我那个时候还不能估计到,对战争恐惧的回忆会那么迅速地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就象战争的痕迹能很快从大地的外表消失一样。
在出差的最初几天,我还没有遇到真正可怖的战争景象；后来,战争的面目才超出我最坏的想象。由于几乎没有载客的列车通行,有一次,我在一辆运送炮车的敞篷车上,又有一次,我坐在一辆运牲口的车厢里,里面发出浓烈的恶臭,许多人疲倦极了,互相挨挤着,东倒西歪地竟睡着了,好象在拉往屠宰场的途中一个个已经被宰了似的。但最最可怕的要算是运伤兵的列车了,我曾被迫乘坐过两、三次这样的伤员车。啊,它跟那些光亮洁净的白色救护车哪里有共同之处。在战争开始的时候,维也纳社交界的公爵夫人和
高贵的女士们曾扮做护理病员的护士在那种自色救护车里让摄影师把她们拍
下照来。我看到运伤员的都是一般的货车:没有一扇象样的玻璃窗户,而只有一个窄窄的通气小窗,车厢里用的是被煤烟熏黑的油灯照明,不禁令人毛骨悚然。简陋的担架一付挨着一付放在那里,担架上躺着的全是不断发出呻吟、额角流着汗珠、脸色如死人一样苍白的人,他们在尿、粪及黄碘的浓烈气味中拼命地吸着空气。军队的卫生员走起路来更是摇摇晃晃,他们已经疲惫不堪。那里也看不到那种照片上泛着白光的床上用品。躺在麦秆上或硬担架上的人盖着早已渗满了血迹的毯子。在每一节车厢里都有两三具尸体横卧在那些奄奄一息和不住呻吟的伤员之中。我曾和一位大夫交谈过,他对我说,他本来只是匈牙利的一个小城市里的牙科医生,已经有不少年没做过外科手术了。他显得非常绝望。他说,他事先向七个车站发去电报,要求提供吗啡,可是所有的药品都已用光,药棉没有了,干净的包扎用品也没有了,而到布达佩斯的医院还要二十个小时。他请求我帮他忙,因为他手下的那些士兵已疲倦得无法支持下去了。我答应试试,可是我要多笨有多笨；不过还能有点用:每到一站,我就下车帮助提几桶水,水质又坏又脏,本来只是机车用水,现在却成了清凉饮料；水,至少可以把伤员擦洗一下,揩净不停滴在地上的血迹。对来自各个民族、被一起塞进这口带着滚动轮子的棺材里的那些士兵来说,还有一个人际之间的困难,那就是各种语言障碍。医生与护士都不懂鲁提尼人①的语言和克罗地亚语。唯一能帮一点忙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牧师,他——象医生没有吗啡一样感到绝望——也从自己的角度忿忿地抱怨说,他设法从事他的圣职活动,因为他没有油去作临终涂油礼的仪式了,他说,在他漫长的一生里,他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在最后一个月里“料理”
这么多的人。我永远也忘不了他用生硬的、愤怒的声调说出的那句话:“我是六十七岁的人了,见的东西也不少。但是我曾认为,人类犯下这样的罪行是不可能的。”
我在国家途中乘坐的那趟伤员列车拂晓进入布达佩斯。我立即向旅馆奔去,我需要先睡上一觉,因为在车厢里,唯一的座位就是我的箱子,我一直睡到大约十一点,因为我实在太疲倦了；我赶快穿好衣服去吃早饭,可是我刚走几步之后。就一直有这样的感觉:我得揉一揉自己的眼睛,看看是不是在做梦。那是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早晨还象春天,中午就已经是夏天了。
布达佩斯是那么美丽,而且也从未如此无忧无虑。太太们穿着白色的衣裳,和军官们挽着胳膊在漫步。那些突然出现在我眼前的军官好象不是我昨天、前天才见到过的,而完全是象另一种军队的军官。我看到那些衣服里、嘴里
和鼻子里还散发着一股黄碘气味——这是昨天运送伤员的缘故——的军官们
怎样去买紫罗兰向太太们献殷勤。我看到那些漂亮的小汽车驶过大街,里面坐着漂亮的、胡子刮得净光的、衣冠楚楚的先生们。所有这些景象离前线只不过八、九个小时的快车路程呀!可是我有权利指责他们吗?他们生活着,而且想生活得更快乐,难道这不是很自然的事吗?他们大概正是感觉到一切受到了威胁,才把凡是能享受的尽量享受:几件好衣服,最后的美好时刻!恰恰是因为我看到过人是一种非常脆弱、非常容易被摧毁的生物,一个小小
的铅丸在千分之一秒的时间里就能把人的生命连同他的回忆、认识和狂喜一
起击得粉碎,所以我才理解,在波光粼粼的河畔,一个如此瑰丽的上午会驱使成千上万的人去享受太阳的光辉,去感觉自己的存在:去感觉自己的血液和说不定已增添了力量的自己的生命。我几乎已经对那些开始使我感到吃惊的事情释然了。可是那个殷勤的餐厅招待又偏偏给我送来一份维也纳的报纸,我耐着性子看起来。这才使我真正恼怒呢。报纸上登的全是一些关于不可动摇的胜利意志的废话,说什么我们自己部队的损失非常少,敌人的损失非常大。看了让人恶心。那些赤裸裸的、恬不知耻的战争谎言不断向我袭来,不!有罪的不是那些散步的人、漫不经心的人、无优无虑的人,而是那些用语言来煽动战争的人。倘若我们不用自己的语言去反对他们,那么,我们也是有罪的!现在,我才得到真正的动力:我一定要为反对战争而斗争!我心中已经有了素材,只是要动笔,还缺少能形象地证实我的直觉的最后材料。我知道我要反对的敌人——那种把他人置于痛苦与死亡的错误的英雄主义,那种丧失良知的预言家们的廉价的乐观主义。那些预言家们有政治的,也有军事的,他们侈谈胜利,实际上是延长互相残杀的时间。在这两种主义背后,用钱收买来的合唱队也是我的敌人。正如韦尔弗尔在他优秀的诗歌中斥贡的那样,他们尽是“战争的吹鼓手”。谁表示怀疑,谁就妨碍了他们的爱国主义事业,谁提出警告,他们就嘲笑他是悲观主义者,谁反对战争——反正他们自己在战争中不会受苦——,谁就会被打成叛徒。时代几经变迁,但总是这一帮子人,他们把谨慎的人称为胆小鬼,把有人性的人称为软弱的人；而在他们轻率地招惹来的灾难降临的时刻,他们自己也手足无措了还是这一帮子人,他们嘲笑特洛亚的卡桑德拉,嘲笑耶路撒冷的耶利米。在此以前,我对这两个形象的悲剧性和伟大从未理解得有象当时那样深,我们当时所处的时代和这两个形象所处的时代实在太相似了。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什么“胜利”,我只肯定地知道一点:纵然在付出巨大牺牲的条件下能取得胜利,这胜利也补偿不了牺牲。我虽然这样提醒过,但我在我所有的朋友们中间是孤立的,而且,在第一枪打响以前就发出狂乱的胜利吼声,在第一次战役前“就分配战利品,这常常使我怀疑,这究竟是我自己在那些聪明人中间发了疯,还是在他们酩酊大醉时只有我一个人保持着可怕的清醒。所以,用戏剧的形式去描写一个”失败主义者“一—有人发明这个词,是为了把”失败的意志“这种罪名强加在那些努力追求互相谅解的人的身上——的特殊的悲惨处境,对我来说只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我选择了徒劳无益的告诫者耶利米这个形象作为象征。但对我来说无论如何不是为了写一部陈词滥调的”和平主义“戏剧,宣传和平比战争好,而是描写一个在狂热的时刻被人蔑视,被看成是软弱的人、胆怯的人,但在失败时却又证明自己是唯一不仅能忍受失败而且还能战胜失败的人。从我的第一个剧本《忒耳西忒斯》开始,失败者心灵上的优越感这个问题一再索绕在我的脑际。我一直想表现这样两方面的内容:任何形式的权势都会使一个人变得冷酷无情；任何胜利都会使全体人民思想麻木。
我还想把这两者和那种使人心灵万分痛苦的失败势力对立起来。战争正在进行,当别人还都在不加思索地、洋洋得意地互相证明着自己必然胜利的时候,我却已把自己抛进了灾难的深渊,并寻找着摆脱灾难的道路。
但是,当我选了圣经上的一个题目,我无意之中触及了我身上迄今未加
注意的地方:即触及了我在血缘上或传统上和犹太人的命运暗暗建立起来的
联系。难道他们不是我的同胞吗?他们曾不断地被各个民族战胜,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战胜,然而,由于一种神秘的力量——即那种用意志改变失败的力量,使他们无数次地经受住了失败的考验而继续生存下来。我们的先知,难道他们预先不知道那种永远被追逐、被驱赶的命运?那种命运今天又使我们象糠秕一样被抛在大街上。难道他们没有忍受屈服于暴力的失败?甚至把失败赞美为一条去见上帝的路?如果说考验不是永远对所有的人或者某一个人有益——那么,当我在写那部剧本时,我却有幸感觉到了那种益处,在我看来,那部剧本才可算是我的第一本书。我今天知道:如果当时我没有在战争中痛苦地体验和预感一切,那么我仍然会象战前的我一样,是一名——如音乐术语所说——“令人愉快的”作家,然而永远不会领悟、理解和击中内心的最深处。当时我第一次有了这样的感情:我要说出我自己的心里话,同时要说出时代的心声。我曾想帮助别人,但当时是先帮助了我自己:我着手
写一部除了《伊拉斯谟》以外最富有个性、最隐晦的作品——在一九三四年
希特勒统治的日子里,我用《伊拉斯谟》这部作品使自己摆脱了类似的危机——。从我开始创作那出悲剧的那一刻起,我对时代的悲剧也就不再感到非常痛苦了。
但我从来不相信那部作品会获得明显的成功。由于遇到许多问题,如先知问题,和平主义问题,犹太人问题,由于最后结束场面的合唱形式——要
把结束场面上升为一首歌唱失败者命运的赞歌———从而使那部作品的内容
超出一部剧本的正常容量,以致剧场从头至尾演一遍,就得两、三个晚上,还有——正当报纸上每天都在大喊大叫“要么胜利,要么毁灭!”的时候,怎么会让这出戏——这出宣告失败,甚至赞美失败的戏登上德国舞台呢。如果那本书可以出版的话,那我一定得说出现了奇迹,但是,即使遇到最坏的情况:剧本不让上演,它也至少帮助我度过了最因难的时刻。我把所有在和我周围的人交谈中不能说的话,都通过剧本中诗句的对白说了出来。我把压在我心头的沉重负担抛得远远的,我自己解脱了自己正当我对时代的一切都“不满意”的时候,我却找到了对自己“满意”的东西。
在欧洲的心脏
当一九一七年复活节我写的悲剧《耶利米》出版时,遇到的情况完全出乎意外。因为我是怀着对那个时代最强烈的对抗情绪写作那部剧本的,所以我也必须等待对我的强烈抗拒。然而,恰恰相反。两万册剧本很快销售一空,对于一部剧本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不仅象罗曼·罗兰这样的朋友,
而且象拉特瑙和里夏德·戴默尔这样一些先前站在另一边的朋友也都公开表
示支持。那些连剧本都根本没有到手的剧院经理们写信给我,向我请求为他们保留在天下太平之日初演这出剧的权利,因为在战争期间用德语演出这出剧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使是主战派对剧本的反对态度,也是表现得有礼貌和充满尊重的。我曾有一切的思想准备,只是没有想到这一点。
怎么会这样呢?无非是战争已进行了两年半,是时间使他们猛然清醒。
经过战场上的可怕流血之后,高烧开始降温。
和慷慨激昂的最初几个月不同,他们现在是用相当冷漠的眼光目睹着战争。那种同仇敌忾的情感开始松懈,因为他们从现实中丝毫没有感觉到哲学家和诗人们所大肆鼓吹的所谓伟大的“道德精神的涤净”。整个民族存在着一道深深的裂缝；整个国家仿佛分裂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后方是安居在家的闲人们的世界,他们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有的挤在剧院里,有的还要乘他人之危敛取钱财。前方和后方的界线显得越来越分明了。官厅腐败,任人唯亲,拉关系走后门的事层出不穷,谁都知道用金钱或者利用好关系可以搞到优惠的物品,而另一方面,那些濒于毙命的农民或工人却不断披驱入战壕。
因此,每个人只要有可能,都开始毫无顾忌地自我门路。由于无耻的中间买卖,生活必需品越来越贵,食品逐日紧缺,群众生活困苦,而那些靠战争得利的人却过着令人羡慕的奢侈生活,犹如在荒凉的沼泽上闪烁的鬼火。老百姓愤懑地渐渐开始产生各种怀疑——他们怀疑日益贬值的货币,怀疑将军、军官和外交官们,怀疑国家和参谋部的每一个公告,怀疑所有的报纸和它们的报道,怀疑战争本身和它的必要性。当然,这绝不是由于我写了那部剧本而产生这种发人深省的结果,而是这种发人深省的结果使那剧本获得了意外的成功。我只是用那部剧本说出了别人不敢公开说的话:对那次战争表示憎恨,对胜利表示怀疑。
诚然,这种情绪要在舞台上用直截了当的语言表达出来,看来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这样做,势必会招来抗议,所以我认为必须放弃在战争期间看到这第一出反战剧的演出。然而,我却突然接到苏黎世市剧院经理的一封信,他说他要把我的《耶利米》立即搬上舞台,并邀请我参加首演仪式。我竟然
忘记了德语世界上还有一块小小的、但却非常珍贵的土地(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中也同样如此),承蒙上帝恩赐,这是一块置身于局外的、民主之地,在那里依然是言论自由,思想开明。毫无疑问,我立刻就表示同意。
当然,我开始只能表示原则大同意；因为我同意是有先决条件的,这就是当有关方面允许我可以离开本国和工作岗位一段时间才行。幸好当时正碰上所有的参战国都设有一个称为“文化宣传部”的机构——而在现在的第二次大战中就根本不设立了。为了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思想环境上的区别,有必要指出,当时那些在仁爱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国家、领袖、皇帝和国王们在潜意识中对于战争还是感到有愧的。所以,如果指责这个或那个国家是或者曾经是“军国主义”,它们就会相继进行反驳,说这是卑鄙的诽谤；与之相反的是,每个国家都竞相表白、证明、解释以致用事实来炫耀自己是一个“文明国家”。在一九一四年的时候,人们在舆论面前总是把文化说得比强权高尚,卑视诸如“神圣的利己主义”和“生存空间”
这样一些口号,认为这些口号是“不道德的”,他们认为最要紧的事情,莫过于让舆论承认他们在精神方面作出了具有世界性的贡献。因此,各种文艺演出充斥所有的中立国家,德国派出由世界著名指挥家率领的交响乐团到瑞士、荷兰、瑞典去演出,维也纳也派出自己的爱乐交响乐团:甚至还四处派出诗人、作家和学者,况且去的目的不是为了颂扬什么军事行动或者庆祝兼并意向,而仅仅是为了通过他们的诗句和作品来证明德国人不是“野蛮人”,来证明德国人并非只制造枪炮或烈性毒气,而且也创造全欧性的纯粹的精神财富。公元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时候——我必须一再强调这一点——还有一股要博取世界民心的势力。一个国家的道德观念和艺术创作还被视为是战争中很有影响的力量,各个国家还都在争取人们的同情,而不象一九三九年的德国那样以非人的残暴把这一切统统践踏在地。所以,我以参加一出剧的首演仪式为名申请到瑞士去度假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值得担忧的最大困难无非是这是一出反战剧,剧中有一个奥地利人——尽管是以象征的形式——预言战争可能会失败。我向部里主管文化宣传的负责人递交了申请,陈述我的愿望。使我感到十分惊异的是,他立刻答应为我安排一切,而且对批准的理由作了意味深长的说明:“感谢上帝,您从来不属于那些愚蠢的战争叫嚣者之列,好吧——请您在外面尽力把这一事业进行到底。”四天之后,我得到了假期和一张出国护照。
当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听到奥地利一个部的一位高级官员这样随便的谈话,使我感到有点奇怪。只不过由于我不了解政治上的那些秘密来往,所以我事先并不知道,以新皇帝卡尔为首的政府高层人物在一九一七年就已酝
酿着一场脱离德国军事独裁的运动——德国军方当时正肆无忌惮地把奥地利
绑在自己野蛮的兼并主义的战车上,而不顾奥地利的内心意愿,在我们参谋部里的人都痛恨鲁登道夫的残暴专横,在外交部里的人都拚命反对那种必然会使美国把我们视为敌人的无限制的潜艇战,即便是老百姓也都窃窃私语,抱怨“普鲁士人的飞扬跋扈”。不过,所有这一切暂时还都只在小心翼翼的弦外之音和貌似无意识的谈话中流露出来。但几天以后,我了解到更多的情况,而且意外地比其他人早知道一件当时最大的政治秘密之一。
事情是这样的:我赴瑞士途中在萨尔茨堡停留了两天,我在那里替自己买了一幢房子,打算战后居住。在那座城市里有一小群笃信天主教的人,其中两人在战后奥地利的历史上还曾任过总理而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他们是海因里希·拉马施①和伊格纳茨·赛佩尔。②前者是当时最杰出的法学家之一,曾出席过海牙会议,另一个伊格纳茨·赛佩尔是一位才智惊人的天主教神父,他在奥地利君主政体崩溃以后担负起领导小小的奥地利的责任,并在这一岗①海因里希·拉马施(HeinrichLammasch,一八五三——一九二○),奥地利著名国际法学者,曾任维也纳大学刑法学教授,杰出的和平主义者和活动家,曾以奥匈帝国代表团技术专家身分出席一八九九年在海牙举行的和平会议。一九一八年十月底出任奥地利内阁总理。
②伊格纳茨·赛佩尔(LgnazSeipe1,一八七六———九三二),奥地利政治家和天主教神父。一九二二年五月至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和一九二六年十月至一九二九年四月任奥地利总理。
位上卓越地施展了自己的政治才干。他们两人都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虔诚的天主教徒、热情的老派奥地利人,作为在内心深处对德意志、普鲁士、基督教的军国主义最抱反感的人,他们觉得这种军国主义和奥地利的传统思想与天主教的使命是格格不入的。我的诗剧《耶利米》在这个和平主义的宗教阶层里赢得了最深切的同情,枢密顾问拉马施——赛佩尔当时正旅行在外——邀请在萨尔茨堡的我去见他。这位举足轻重的老学者非常诚恳地向我谈论了我的剧本。他说剧本充满我们奥地利人的那种友善处世的思想,他热望剧本将会超出文学的意义而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对我这个以前从未见过面的人非常信任,谈话是那样坦率,充分表现了他内在的勇气,他告诉我这样的秘密:我们在奥地利的人正处于决定性的转折时刻。他说,俄国在军事上遭到挫折以后,倘若它愿意放弃自己的侵略意图,那么无
论是对德国还是对奥地利都不再存在缔造和平的真正障碍；眼下我们不能坐
失这一时机。如果在德国的泛德意志集团继续抵制谈判,那么奥地利就不得不肩负起领导责任和独立行事。他向我暗示,年轻的卡尔皇帝已答应帮助实现这些意图；或许过些时候就能看到他本人发挥的政治影响。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奥地利本身是否有足够的力量达成互相谅解的和平,而不是追随德国的军国主义派以轻率地继续牺牲生命为代价而换来的“胜利的和平”。为此,
不得已时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在奥地利被德国军国主义分子推入灾难的深渊
以前,及时脱离德国同盟。他用坚决的语气肯定地说:“谁都不能责备我们这是一种背信弃义,我们已经死了一百多万人。我们已经牺牲得够多的了,做得也够多的了!现在,我们再也不能为德国人的世界霸权去牺牲一个人的生命,牺牲一个都不行!”
我屏住气静听着。这一切我们从前也都经常默想过,只是没有人胆敢在大白天公开说出来:“让我们及时和德国人以及他们的兼并政策一刀两断”,因为这样说,会被视为是对盟友的“背叛”。而现在,这些话却由一个——
据我所知——在奥地利得到皇帝信任和由于在海牙的活动而在国外享有最高
声望的人说出来,他对我这样一个几乎还是陌生的人说这样话。态度又是那么平静和坚决,以致使我立刻感觉到奥地利的单方面行动早就不再停留在准备阶段,而是已经在付诸实行了。要么用单方面媾和的威胁来迫使德国进行谈判,要么在不得已时自己实现单独媾和——这种想法是很有胆识的。历史证明,这种想法是拯救当时奥地利帝国、哈布斯堡皇朝以至整个欧洲的唯一可行的最后方案。可惜后来缺乏实现原来计划的决心。卡尔皇帝派他的内弟帕尔玛亲王去见克雷孟梭①,实际上是带着一封密信,目的是试探在事先不取得柏林宫廷谅解的情况下媾和的可能性,并随时准备进行和谈。后来不知怎么德国发现了这一秘密使命,我认为这一点至今也没有完全弄清真相。糟糕的是卡尔皇帝后来没有勇气公开坚持自己的信念,因为正如有些人所说,德国曾以武装入侵奥地利相威胁,而他,作为哈布斯堡皇室的成员又害怕给自
己沾上历史污点:在关键时刻废除由弗兰茨·约瑟夫缔结的并用这么多鲜血
作出保证的盟约。无论如何他是不会任命拉马施和赛佩尔——这两位信奉天
主教的国际主义者和出于自己内心的道德信念而唯一有力量来蒙受背离德国
①乔治·克雷孟梭(GeorgesClemenceau,一八四一——一九二九),法国政治家,一九○六——一九○九任法国总理,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起再次出任总理并兼任陆军部长,一九一九年率法国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一九二○年退休。
罪名的人——为总理的。而这种优柔寡断最后则毁了自己。他们两人是在千疮百孔的奥地利共和国时期才成为总理的,而不是在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国。
但是在当时除了这两位享有威望的重要人物之外,似乎没有人能胜任这种貌似不义的举动。如果拉马施当时能公开以脱离德国相威胁或者果真脱离,那么他不仅拯救了奥地利的生存,而且也拯救了由于无限扩张而陷于内部深刻危机的德国。如果那一位笃信宗教而又十分明智的人当时向我坦率预告的行动不是由于软弱和笨拙而破产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欧洲的情况可能会好得多。
第二天我继续登程出发,越过了瑞士边界。今天的人很难想象,从一个
被封锁的已处于半饥饿状态的战难国家进入这个中立地区在当时意味着什
么。从国界那一边的车站到这一边的车站只消几分钟的时间,然而一进入这
一边的第一秒钟就立刻有那种好象从令人窒息的空气中突然来到充满白雪、
爽快的空旷里的感觉,仿佛觉得头脑里的晕眩正通过所有的神经和感官而渐渐消逝——几年以后,当我从奥地利再次来到瑞士途经这个布克斯火车站时(要是在平时,这种火车站的名字是从来都记不住的),我又倏然感到那种使人沁心的新鲜空气——我从列车上跳下来,首先使我感到吃惊的是食品柜上琳琅满目,摆着各种我已忘却了的在以前是生活中的日常食品,饱满的金黄色柑桔、香蕉和在我们那里只有走后门才能搞到的巧克力和火腿,还有面包和肉,面包不要面包票,肉不要肉票——真的,旅客们象一群饿狼似的向那些价廉物美的食品扑去。车站上还有一个邮电局,可以从那里向世界各地写信和发电报,而无需检查。里面陈列着法文、意大利文和英文报纸,可以购买、浏览、阅读,而不会受到惩罚。在我们那里禁止的一切,只要往前走五分钟的路程,全都是允许的,在这里允许的一切,回到我们那里,又全都是禁止的。我觉得,欧洲战争的全部荒谬通过这个挨得如此之近的空间变得昭然若揭；再回头看看我们那一边的那座边境小镇,各种招牌历历在目,在每一幢小房和每一间草屋里都有男子被征募走,被运到乌克兰和阿尔巴尼亚去互相残杀——而在这里,只隔五分钟路程的地方,那些同样年龄的男子却和他们的妻子怡然自得地坐在缠绕着常春藤的家门口,抽着烟斗。我情不自禁地问自己:在这条边境小河里,是否也是右边的鱼是正在进行战争的动物,而左边的鱼保持中立。当我刚一越过国界的那一瞬间,我就已经想到这里和那边不同,这里更自由、更振奋更自尊,而到了第二天,我很快感觉到不仅我们的精神气质,而且我们的身体机能在我们那个战争世界里已衰退到了何种程度；当我应邀在亲戚家作客时,饭后喝了一杯黑咖啡和抽了一支哈瓦那雪茄烟,没有想到我突然头晕起来,而且心跳得很厉害。我的身体、我的神经表明,在长期饮代用品和吸代用品之后己不再能适应真正的咖啡和真正的烟草了；连身体也不得不从战争的不自然状态转变到和平的自然状态中来。
这种眩晕、这种有舒服之感的昏昏沉沉倒也产生了精神作用,我觉得每一棵树显得更美了,每一座山显得更自由了,每一处风光显得更加可爱了,因为在进行战争的国土上,草原的和平宁静在混浊的目光看来就会觉得是大自然的无情冷漠,殷红的日落会使人想起满地的鲜血,而在这里,在这和平的自然环境里,天苍苍、地茫茫,又变得十分自然了。我喜欢瑞士,好象我以前从未爱过她似的。其实,我以前总是怀着欣喜的心情来到这个方圆不大而富饶的国家。但我从来没有如此深切地感到它存在的意义；各民族不怀敌意地在同一个空间和睦相处,这是瑞士人的理想,为发扬兄弟情谊,通过互相尊重和真正的民主来克服语言上和民俗上的差异,这是最明智的生活原则——这对我们整个混乱的欧洲来说是多么好的榜样呵!她是一切受迫害者的避难所。多少世纪以来,她是和平与自由的驻地,她最忠实地保存着自己固有的特色,同时欢迎各种思想观点——因此对我们这个世界来说,这一个超越民族的唯一国家的存在是显得何其重要!我觉得,人们赐予这个国家以美丽和财富,是完全有道理的。人们在这里不会觉得陌生,在那世界的不幸时刻,一个自由的、独立的人在这里会觉得比在他自己的祖国更有归家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