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夜里,我还在苏黎世的大街上和湖边徜徉了好几个小时。万家灯火显出一派和平景象,这里的人们还在过着泰然自若的宁静生活。我想,在那些窗户后面不会有躺在床上失眠和想念着自己儿子的妇女。我没有见到伤员、残疾人和那些明天或后天要被装上列车的年轻士兵——我觉得,在这里更有理由生活下去,人还没有被扭曲,而在我那个进行战争的国家里,生活已经成为一种恐惧,简直是一种负担。
但是我觉得,最要紧的事,不是讨论我的剧本上演问题,也不是和瑞士朋友与外国朋友会面。而是要见到罗曼·罗兰,我知道他会使我变得更坚定、更清醒、更积极,因此我要去会见他,向他表示感谢,感谢他在我心情孤独的最痛苦的日子里,所给予我的友谊和鼓励。我的第一个日程安排必须是去找他,于是我立刻前往日内瓦,应该说,象我们这样的“敌人”现在是处在相当复杂的境地。可想而知,交战国的政府是不愿意看到本国的公民在中立地区和敌国的另一些公民进行私人往来的。但是另一方面这又无法用法律禁止。从来没有一条法律规定见个面就可以课以刑罚。唯有商业性的往来,所谓“和敌人通商”才是禁止的,并且和叛国罪相提并论,为了不致曲于最轻微地触犯这一禁令而使自己蒙受嫌疑。我们这两个朋友甚至在原则上避免互相敬烟,因为我们无疑是被无数的密探不断监视着。为了避免做贼心虚或者图谋不轨的任何嫌凝,我们这些国际友人选择了最简单的方法:即完全公开的方法。我们相互写信不用假地址,也不用留局待领的渠道,我们决不在夜里偷偷互访,而是一起横穿大街,公开坐在咖啡馆里。所以我在到达日内瓦后,也就立刻向旅馆楼下门房报上全名,并声言我是来找罗曼·罗兰先生的,因为如果德国或法国的通讯社能够报道出我是谁和我拜访的谁,岂不更好。
而在我们看来,两个老朋友并不因为恰巧各自属于不同的国家而在战争期间偶然相遇时突然彼此回避,完全是合情合理的。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因为世界变得荒诞而自己也随之变得乖戾。
我终于站在他的房间里——我几乎觉得,好象就是他在巴黎的那间房间。象当年一样,桌面上和扶手椅上堆放着各种书籍。写字台上摊满杂志、函件和纸张,那是一间简朴的工作室,宛若修道士的隐居室,但它却与全世界有着联系,不管他到哪里,他都要按照自己的习惯把房间改成这种样子。
我霎时间忘了问候的话,只是彼此握了握手——这是我几年来第一只可以重新相握的法国人的手；罗曼·罗兰是我三年以来与之交谈的第一个法国人。
但正是在这三年中,我们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接近。我用外语谈的话要比我同自己祖国的任何人都要谈得知已和坦率。我心里完全意识到,站在我面前的这位朋友是我们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和我交谈的人代表着欧洲的良知。只有在那时我才认识到他在为促进彼此谅解而献身的伟大事业中正在做和已经做过的一切。他日日夜夜地工作,却始终是单独一人,没有助手,没有秘书；他要密切注视各国的动向,和无数向他请教公益事务的人保持通讯联系。他每天要写许多页日记,在那个时代,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有这种要亲自记载历史时代的责任感,并认为这是向后代应作的交代。可是那些日记今天又在哪里呢?那些亲笔写下的无数日记本总有一天会全面揭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道德和思想上的各种矛盾冲突。他同时还要发表自己的文章,那些文章每一篇都在当时引起强烈的国际反响。他还正在创作自己的长篇小说《格莱昂波》——这一切就是他自己承担起的巨大责任,是他一生中本着牺牲精神、不遗余力、孜孜不倦所作的贡献。在那人类的疯狂年代,他处处为伸张正义和人性作出表率。他没有一封信不答复,没有一本关于时代问题的小册子不读；这位身体虚弱、健康状况正受到严重威胁的人,只能轻声说话,同时还要不断抑制轻微的咳嗽。当时他不戴围巾就无法穿过通道,而稍走快一点,就得走一步停一步。可就是这样一位体弱而又坚韧的人在当时贡献了难以置信的巨大力量,任何攻讦都不能使他动摇。他毫无畏惧地、清醒地注视着那动乱的世界。我在一个活着的人身上看到了另一种英雄主义,即那种有思想的英雄主义有道德的英雄主义。即便在我写的那本罗曼·罗兰传中我也
未能把那种英雄主义充分描写出来(因为人总是不大好意思把活着的人赞美
得过分).当我看到他住在那么狭窄的一间斗室里,从那里向世界各地射出看不见的、使人振奋的光芒,我真是深为所动,好象我的灵魂受到了“净化”
——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从那以后我深感到、而且现在确实知道:当时罗
曼·罗兰通过自己单枪匹马或者说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向千百万人的那种丧失
理智的仇恨所作斗争而产生的使人振作的鼓舞力量是无法估计的,只有我们
——那个时代的见证人才懂得他的一生和他的堪称表率的不屈不挠在当时意
味着什么。染上了狂犬病的欧洲正是由于他才保存了自己的道义和良知。
在那天下午和后来几天的一系列交谈中,我觉得他所有的话都含着一种轻微的悲哀,就象和里尔克谈到那次战争时就会感到悲哀一样。他对那些政治家,对那些为了自己民族酌虚荣而不顾牺牲他国无数生命的人深感愤慨。
但对那些连自己都不明自为何(实际上是毫无意义)受难和死去的芸芸众生
总是寄予同情。他把列宁的电报拿给我看,那封电报是列宁在离开瑞士之前从那辆遭到无数非仪的封闭的列车上发来的。列宁恳请他一起到俄国去,因为他清楚地知道,罗曼·罗兰的道德威望对他的事业曾是多么重要。可是罗曼·罗兰始终坚持不参加任何组织,而只以个人身分、不受任何约束地为自己愿意献身的共同事业尽力。所以,正如他不要求别人服从他的思想一样,他也不愿意自己有任何约束。他认为,爱戴他的人自己也应该是始终不受束缚的。而他则要以这个独一无二的例子来说明:人怎样才能永远保持自由和即使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情况下也能忠于自己的信念。
我在日内瓦的第一个晚上就碰上了那一小群团结在两家独立小报《报
页》①和《明天》周围的法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他们是皮埃尔—让·茹弗②,雷内·阿科斯,弗朗斯·马塞雷尔。我们很快就成了知心朋友,速度之快在平时也只有青年人结成友谊时才会有的。不过,我们仅凭直觉也都能感到我们的生活将会有一个崭新的开端。由于受爱国主义的迷惑,从前的老朋友,①此报法语原名是LaFeluille.②皮埃尔一让·茹弗(Pierre-JeanJouve,一八八七——一九七六),法国诗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旅居日内瓦,和罗曼·罗兰交往频繁,坚持人道主义的大多数中断了关系。人是需要新朋友的。而当我们站在同一条战线,在同一个思想堑壕里反对共同的敌人时,那种充满激情的同志情谊在我们中间油然而生；二十四小时以后我们互相已变得如此信任,好象我们已经认识多年似的。并且已经象通常那样用亲切的“你”来彼此相称。我们——“为数不多、极少欢愉、象一群兄弟似的”我们——心里都明白,这种冒着个人风险的聚会是够大胆的；我们知道,在离我们这里相距五小时路程的地方,每一个德国人正窥视着一个法国人,而每一个法国人也正窥视着一个德国人,随时准备用刺刀或者用手榴弹把对方戳倒在地或炸得粉身碎骨,从而使自己得到嘉奖,双方都有千百万人在做着这样的美梦:把对方从地球上彻底消灭掉:“敌对双方”的报纸只会互相攻击谩骂。在这千百万人中间,仅有为数极少的人,那就是我们,不仅和和气气地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而且怀着最诚挚的,甚至可以说怀着一种有意识热烈的兄弟情谊交谈着。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做是完全违反官方的一切规定和命令。我们这样直率地显示我们的友谊,把自己和祖国对立起来,使自己陷于危险的境地；但正是这种冒险行为使我们处于一种几乎是亢奋的状态。我们不仅甘冒风险,并且还要享受冒险的乐趣,因为这种冒险行为,就足已显示出我们抗议的真正分量。所以我甚至和皮埃尔—让·茹弗一起在苏黎世举行了一次公开朗诵会反战立场,一九二四年皈依天主教,成为虏诚的教徒,代表作有诗集《血汗集》等。(这在战争期间可谓是一件奇闻)——他用法语朗诵他的诗作,我用德语朗诵我的《耶利米》中
的片断——我们正是用这种公开摊牌的方法来表示我们在这一局大胆的牌戏
中是十分严肃认真的。我们领事馆和大使馆里的那些人物对这些举动有什么想法,我们毫不理会,纵然我们这样干就象科尔特斯①似的是一种破釜沉舟的做法。因为在我们心灵深处十分清楚:“叛徒”不是我们,而是那些在这意外时刻背叛了作家的人类使命的人。而那些年轻的法国人和比利时人,他们有着何等英雄气概呵!那个弗朗斯·马塞雷尔向我们展示了自己创作的反对战争恐怖的版画,那些令人难忘的黑自相间的版画所表现的慷慨激昂的愤懑感情,即使和戈雅②的《战争的灾难》相比,也毫不逊色。马塞雷尔用他的画笔把那次战争永载史册。
这位刚毅的男子汉孜孜不倦地日日夜夜用无声木头雕刻出新的人物形象
和画面,在他那间狭窄的居室和厨房里堆满木版,不过,每天早晨《报页》所登载的他的版画,控诉的并不是某个特定国家,而只控诉我们共同的敌人:战争。我们曾梦想:有人从飞机上把这些任何人甚至文盲都看得懂的、用悲惨的画面愤怒谴责战争的版画投向城市和军队,而不是投下炸弹；我甚至深信,那种谴责可能会事先扑灭战火。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那些版画只登在《报页》那张小报上,而它的发行范围几乎超不出日内瓦。我们所谈论的和企图做的一切都闭锁在那个瑞士的狭小方圆地内,而且要想起到作用,也已为时太晚。在我们心里,谁都明白:我们对那些军事参谋部和政府机构所形成的庞大机器是无能为力的。他们之所以不迫害我们,也许正因为我们不会对他①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an Cortez,一四八五——一五四七)西班牙军官和殖民者,一五○四年航海至圣多明各岛,一五一九年在圣胡安·德·乌卢阿,(SanJuandeUltia)登陆后,焚毁所乘船只,以示背水一战,长驱直入,征服墨西哥。
②弗朗西斯科·何塞·戈雅(FranciscoJoseGoya,一七四六——一八二六),西班牙杰出画家,拿破仑入侵西班牙时创作了以法国士兵枪杀西班牙起义者为题材的《战争的灾难》铜版组画。
们构成危险。我们的言论始终是毫无声息的,我们的影响也始终不能得以发挥。但是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数十分之少,处境十分孤立,所以我们才肝胆相照,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我在成年之后,还从未体验过象日内瓦那个时候的热烈的友谊。我们彼此的联系后来一直保持了好长时间。
从心理学和历史的角度来看(不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来看),在那一群人中间最值得注意的角色是昂利·吉尔波,在我看来,他比他们中间任何一个
人都更令人信服地证实了这样一条颠扑不破的历史规律:在天翻地覆的突变
时期,尤其是在战争或革命的年代,勇气和冒险精神在短时期内往往会比一个人的内在信念和刚直不阿更起作用,比一个人的品格和坚贞更有决定性的意义。每当时代的浪潮滚滚向前和汹涌翻腾的时候,那些善于毫不犹豫地赶上时代潮流的人总是令人十分瞩目。就象许多昙花一现的人物一样,时代的
浪潮曾把当时的贝拉·库恩①和库特·艾斯纳②推举到他们的才智不能胜任的
地步!吉尔波——这个有着一双机灵而不安的灰色眼睛和金黄色的头发、瘦弱而又能说会道的小个子男人,本身也并非有才华。尽管他是一个几乎早在十年前就把我的诗译成法语的人,但是我还不得不诚实地说,他的文学才能并不佳。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没有超出一般的水平,各方面素养都不深。由于一种糟糕的禀性,他是属于那些对无论什么事都要“反对”一通的人。他只是觉得,如果他能象一个真正的浪人那样到处寻衅,去碰碰任何一个比自己强的人,那就是一种乐趣。尽管从本质上来说他是一个好心肠的小伙子。在战前的巴黎他就已经不断和文学界的某些人物进行论战,反对某些思潮,然后又参加激进的党派,而他觉得没有一个党派称得上激进。现在,他终于作为一个反军国主义者,突然在战争中找到了一个巨大的对手:世界大战。当大多数人恐惧和胆怯的时候,他却以大胆与勇猛投入斗争,这使他在那世界性的关键时刻显得十分重要,甚至不可缺少。恰恰是使别人生畏的事深深地吸引着他,那就是:冒险。别人不敢于的事他一个人却干了许多,这样就使这个本来并不重要的耍弄笔墨的人突然变得非常了不起,把他的写作和战斗能力夸大到超出自身的水平——这是一种不寻常的现象。这种现象同样可以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吉伦特①派的小律师和小法学家身上看到。当其他人保持沉默,当我们自己踌躇犹豫和谨小慎微地在考虑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时候,他却断然干了起来。而吉尔波留下的不朽功绩,则是他创办和主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唯一的一家具有重要思想意义的反战刊物《明日》。这是每一个要想真正了解那个时代各种思潮的人都必须查阅的文献。他办了一件我们正需要的事情:在战争中提供一个国际主义的、超国家的讨论中心。罗曼·罗兰给他的支持对这份刊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罗曼·罗兰凭借自己的声望和他的人事关系,为他从欧洲、美洲和印度请来编辑人员；另一方面,当
时正在流亡的俄国革命者——列宁、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对吉尔波的激
进立场也寄予信任,并且定期为《明日》撰稿。所以有十二个月或者二十个月之久,世界上没有一份比它更令人感兴趣的刊物,倘若这份刊物能够存在①贝拉·库恩(BélaKun,一八八六——一九三九),匈牙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一九一九年是匈牙利苏维埃政府领导人之一,该政权被颠覆后,流亡奥地利,后到俄国。一九二一年起在乌位尔担任党的领导工作,历任全俄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②库特·艾斯纳(KurtEisaer,一八六七——一九一九),德国新闻记者,巴伐利亚社会党领导人。
①法国大革命时期共和主义者的温和派。
到战后,说不定它会对公众舆论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呢。吉尔波在瑞士还同时代表着法国的那些激进小组,因为克雷孟梭不准他们在法国发表言论。他在著名的昆塔尔①和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②上,扮演了一个历史性的角色。坚
持国际主义的社会党人在这两次代表会议上和那些蜕变成爱国主义者的社会
党人进行了决裂。整个战争期间,在巴黎的政界和军界中,没有一个法国人,
甚至连那个在俄国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沙杜尔上尉③也都没有象这个矮小的金
黄头发的小个子那样让人惧怕和憎恨。最后,法国情报局蓄意陷害他的阴谋终于得逞。他们在伯尔尼的一家旅馆里,从一个德国情报人员的房间里偷走一些吸墨纸和若干份《明日》。这些东西无非说明,德国的某些地方曾订阅了若干份《明日》,——这一事实本身是无罪的,由于德国人的一丝不苟的精神,看来这几份《明白》是为不同的图书馆和政府机构订阅的。然而,巴黎方面却从此得到了足够的借口,把吉尔波说成是德国收买的一个煽动者,并且对他进行起诉。他被缺席判处死刑——这完全是非法的,正如后来的事实所证朗:十年之后在一次复审中被撤消了。但是在案件发生以后不久,由
于他的偏激和极端行为——这种行为也渐渐地危及到罗曼·罗兰和我们大
家,——他和瑞士当局发生了冲突,他被逮捕并受到监禁。一直到列宁用笔一挥,把他改成俄国公民,乘坐第二趟封闭的列车到达莫斯科,才算把他救出来,因为列宁个人对他颇有好感并且感谢他在最困难的时候曾给予的帮助。应该说,这时他可以真正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才能了。因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所应具备的全部功绩:坐牢、被缺席判处死刑——他全经历过了,所以对他来说,莫斯科是他第二次大显身手的地方。正如他在日内瓦是通过罗曼·罗兰的帮助一样,他在莫斯科是仰仗列宁对他的信任,才能在建设俄国时有革命的影响下成为共产主义思想的拥护者,加入了俄共(布)法国支部,并作为志愿兵参加了红军。他曾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强烈抗议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对苏维埃俄国的干涉,并在侵占乌克兰南部的法国军队中进行革命宣传。他是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因进行革命活动被法国军事法庭缺席宣判死刑,但返回法国后于一九二四年被宣告无罪。
所作为。而在其他人中间,几乎没有一个人由于自己在战时砌大胆立场而指望在战后的法国议会里和公职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因为所有那些激进的小组都把他看作是一个真正有作为、有勇气的人,一个天生的领导人。但实际证明,吉尔波根本不是一个具备领导素质的人,而且象许多战时作家和革命政治家一样,仅仅是一个来去匆匆的时代的产儿,而且,凡是与自己的才能不相称的人物,在经过突然的升迁之后,最终还是要垮台的。吉尔波,这个不可救药的论战者,在俄国也象在他当年的巴黎一样,惹是生非,争吵不休,虚掷了自己的才干,终于渐渐地也和那些曾经尊敬过他的勇气的人闹翻,①昆塔尔代表会议,即国际社会党人第二次代表会议,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四日——三十日在瑞士昆塔尔村举行。列宁参加了这次会议。
②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即国际社会党人第一次代表会议,于一九一五年九月五日——八日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得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德、法、俄、意、荷等十一个国家的三十八名代表。列宁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通过的宣言,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并谴责了社会沙文主义和“保卫祖国”的口号。
③雅克·沙杜尔(JacguesSadoul,一八八一——一九五六),法国军官,法国社会党党员,一九一七年作为法国军事使团成员被派住俄国。在十月社会主义其中首先是列宁,然后是巴比塞和罗曼·罗兰,最后是我们大家。正如他开始时一样,他在晚年只写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册子和无足轻重的争论文章。
在他被赦免以后不久,他就在巴黎的一隅无声无息地死去了。这位在战争中最勇敢、最大胆的反战争者若能懂得充分利用时代赋予他的机遇,那么他很可能成为我们那个时代的伟人之一,但他如今却已全然被人忘却,我也许是最后几个还没有把他完全抛之脑后的人之一,因为我们对他在战时创办了《明日》一事仍怀着感激之情。
几天以后,我从日内瓦返回苏黎世,开始商谈我的剧本排演问题。这座城市位于苏黎世湖畔和群山的浓荫之下,由于它的优美环境,我格外喜爱它,当然也由于它的高雅而又略显保守的文化。不过,由于和平绿洲瑞士正处于交战国的包围之中,所以苏黎世也就不再那么安宁了。它成了欧洲最重要的不夜城,是各种思想运动的会集地,当然也是所有唯利是图曲生意人、投机商、间谍和宣传鼓动人员最理想的集中地点。
由于他们突然之间看中了这座城市,使当地的居民对他们抱着十分正当的怀疑态度……在饭馆和咖啡馆里,在有轨电车和马路上,到处都能听得到各种语言。到处都能碰上自己喜欢的和不喜欢的熟人,并且顿时陷入无休止的激烈争论之中,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因为所有这些被命运冲到这里来的人都和战争的结局休戚相关,这些人有的肩负着自己政府的使命,有的则是受到自己政府的迫害和斥骂。但不管是谁,每个人都脱离了自己原来的生活,被抛到这里来碰运气。由于他们所有的人在这里都没有自己的家,所以就始终和同伴们相处在一起。而且因为他们对军事和政治事件没有任何影响力,所以他们可以日日夜夜地争论不停。这种纸上谈兵的热烈讨论既使人兴奋,也使人疲劳。当一个人在自己家里长年累月闭着嘴不说话,他就爱喋喋不休地讲话。当一个人第一次重新获得可以进行不受检查地思考和写作的权利以后,他就会迫不及待地去写,去发表文章；每个人,甚至连才气平平的人物——例如我说的那个吉尔波——也会竭尽全力。他们的兴趣之浓是空前绝后的。操各种语言、抱着各色各样观点立场的作家和政治家,都汇集在这里。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弗雷德·赫尔曼·弗里德①在这里出版他的《和平瞭
望台》,前普鲁士军官弗里茨·冯·翁鲁②在这里向我们朗诵他的剧本。莱昂哈德·弗朗克①创作了他的激动人心的短篇小说集《人是善良的》,安德雷阿斯·拉茨科②的《战争中的人们》在这里轰动一时。弗朗茨·韦尔弗尔曾到这
里来朗诵他的作品；我在当年卡萨诺瓦和歌德曾经下榻过的古老的施韦德旅
馆里遇到过各国人士。我见到过俄国人,他们后来在革命中都崭露头角,可是我从来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我见到过意大利人、意大利的天主教教士和强硬派的社会党人以及主战的德国社会党人。和我们站在一起的瑞士人中①阿尔弗雷德·赫尔曼·弗里德(Alfred Herman Fried,一八六四——一九二一),奥地利著名新闻工作者,一九一一年获诺贝尔和平奖,一九一四年在苏黎世出版《和平瞭望台》(Friedenswarte).②弗里茨·冯·翁鲁(FritzvonUnruh,一八八五——一九七○),德国剧作家,出身高级军官家庭,代表作有诗剧《决定之前》(Vor der Entscheidung)悲剧《血族》(Ein Geschlecht)等,作品强烈谴责战争。
①莱昂哈德·弗朗克(LeonhardFrank,一八八二——一九六一),德国反法西斯进步作家,代表作有反战短篇小说集《人是善良的》(DerMenschistgut)等。
②安德雷阿斯·拉茨科(AndreasLatzko,一八七九——一九四三),奥地利剧作家和小说家,代表作有一九一七年发表的反战短篇小说集《战争中的人们》(MenscbenimKrieg)等。
间,有大名鼎鼎的莱昂哈德·粒加茨神甫③和作家罗贝尔·费齐④。我在法语书店里还遇到过我的译者保罗·奠里斯。我在音乐厅里见到过指挥家奥斯卡·弗里德⑤——在那里什么人都能碰上,但都来去匆匆。你在那里可以听到各式各样的见解,有最荒唐的,也有最理性的。有的人唉声叹气,有的人兴高彩烈。各种杂志纷纷创刊,各种论战不断激起。新的矛盾产主,旧的矛盾加剧。各种小团体,有的正在组织,有的正在解散；我在苏黎世度过的那些
日子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那些夜晚(因为人们一直要谈论到贝莱菲咖啡馆
或奥德翁咖啡馆的灯光熄灭为止,有的人还常常在此之后走进别人的寓所去继续谈论),所见到的人是如此纷杂,所听到的意见是如此莫衷一是,气氛之热烈,精神之集中,是我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的。在这样一个使人入迷的世界里,再也没有一个人会去注意湖光山色和它们的一派恬静的和平景象。
大家都在报纸、新闻、谣言和各种分歧的争论中度过时日。奇怪的是:大家在这里虽然只是在精神上经历着那次战争,可是都觉得比在进行战争的祖国感受更深切,因为在这里似乎能更客观地看待战争,它完全摆脱了由胜利或失败所带来的民族利害关系。这里的人已不再用政治的眼光看待战争,而是从全欧洲的眼光看待战争,把战争视为是残酷的暴力事件,它所改变的,不仅仅是地图上的几条边界线,而是世界的形式和未来。
在这些人中间最使我感动的是那些没有祖国的人,或者说比祖国还要不幸的人,即是说,他们不是没有祖国,而是有两三个祖国,他们自己心里也不知道究竟是属于哪个国家——仿佛当时我就已感到自己的命运似的。在奥德翁咖啡馆的一角,常常有一个蓄着褐色小胡子的青年男子独自坐在那里。
一双有神的眼睛,戴着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非常引人注目。有人告诉我说,他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英国作家。当我几天以后和这位詹姆斯·乔伊斯认识时,他却非常干脆他讲他和英国没有任何关系,他是爱尔兰人。他虽然用英语写作,但他的思想不是英国式的,而且也不愿意有英国式的思想,——他当时对我讲:“我要用一种超越一切语言的语言,即一种所有语言都为它服务的语言进行写作。英语不能完全表达我的思想,因而我不受传统的约束”。
①这些话我没有完在明白?因为我不知道他当时已经在写作《尤利西斯》；他只把他的《青年艺术家的肖像》那本书借给我看过,那是他仅存的一本样书,他还把自己的剧本《流亡者》借给我看,我当时甚至想把那剧本翻译出来哩,为的是能对他有所帮助。我认识他的时间越长,我越对他的非凡的语言知识不胜惊奇,想必在他的电灯光下简直象瓷器一样光滑的圆而凸的前额后西装③莱昂哈德·拉加茨(LeonhardRagaz,一八六八——一九四五),瑞士新教神学家,苏黎世教义神学教授,后从事工人居住区的教育工作,一九一三年起为社会民主党人,一九一八年后为国际和平运动领袖之一。
④罗贝尔·费齐(RobertFsesi,一八八三——一九七二),瑞士日耳曼学家和作家,一九二二——一九五三在苏黎世任德语文学教授,除从事文学史研究外,著有戏剧、小说、抒情诗等。
⑤奥斯卡·弗里德(OskarFried,一八七一——一九四一),德国作曲家和指挥家。
①詹姆斯·乔伊斯(JamesJoyce,一八八二——一九四一),是现代派小说的先驱,除了广泛运用“意识流”创作手法外,在遣词造句方面刻意求新,用他自己独创的梦幻语言来写梦幻文学,他不仅把英语单词拆散,重新组成为混合词,而且以多种方式使用多种语言,常常屏弃标点符号,用声音来表现印象,例如在长篇小说《为芬尼根守灵》中,“雷击”一词是用一百个字母拼写而成的,把十八种语言纷然杂陈,不断进行自由组合,借以象征隆隆不绝之声,这种混杂的语言使他的作品晦涩难懂。
着全部习语的全部语汇,他用十分娴熟的技巧把所有的词语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有一回,他问我,《青年艺术家的肖像》里的一句很难的句子该怎样译成德语。我们一起试着用意大利语和法语才把那句子译出来。他的小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由习语中的四五个词随意组成的,甚至包括方言土语,而他对于那些词的色彩和含义轻重的细微差别都了如指掌。在他身上好象总有那么一点辛茹苦酸,但我相信,正是这种多愁善感使他内心产生激情和创作力量。他对都柏林、对英国、对某些人物的厌恶情绪已成为他心中的动力能量,并且事实上已在他的创作中释放出来。不过,看起来他好象喜欢自己那副不动感情的容貌,我从未见他笑过,或者说高兴过。在他身上好象总有一股摸不透的力量,每当我在街上看见他时,他总是紧闭着狭窄的双唇,迈着快步,好象正在向某个目标赶去似的。这时候我就会比在我们谈话时更强烈地感觉到他的那种离群索居的性格内心的孤独。所以我后来一点也不奇怪:那部充
满孤独感和一切没有任何联系、象流星似地坠入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是他写
的。
在两个国家之间过着两栖生活的人中,还有另一个人,他就是费鲁乔·布索尼。他在意大利出身和受教育,却选择了德国人的生活方式。他是我从青年时代起最喜欢的钢琴演奏家。当他在钢琴旁演奏时,他的眼睛就会射出那种奇妙的若有所思的光芒。而他的双手却在下面轻松地弹奏出音乐,表现出尽善尽美的技艺；上面那个全神贯注、漂亮的脑袋微微向后昂着,正在如醉若痴地倾听自己演奏的音乐,好象完全处在出神入化的境界。我曾在音乐厅里象着了魔似地不断去看他的那张神采焕发的脸,同时,他的琴声使我全身陶醉,那琴声宛若微微泛起的波浪,但又象银铃般的清澈。而在这里,我又重新看到了他,他的头发已经灰白,眼睛流露着悲哀的神情。他有一次问我:“我该属于哪一方呢?当我夜间做完梦醒来时,我知道我在梦里说的是意大利语,可是当我后来写作时,我是用德语进行思维。”是呀,他的学生已遍布全世界——“也许现在这一个学生正在向另一个学生开枪”——当时他不敢再去创作自己原来那部作品——歌剧《浮士德博士》,因为他觉得自己心烦意乱。他只写了一出音乐不多的短小独幕剧,为的是排遣自己的烦闷,不过,在战争时期,乌云是不会从他头上消散的,我再也听不到他那洪亮、悦耳的笑声,而那笑声我以前是非常欢喜的。有一天深夜我在火车站饭馆的餐厅里遇见他,他已经独自喝了两瓶葡萄酒。当我从他身边走过时,他喊住了我。“麻醉一下吧!”他指着酒瓶说,“不是喝酒!不过,有时候一个人也必须自我麻醉一下,否则就受不了。音乐并不能始终使人处于陶醉状态,而创作只有在良辰美景时才会光临。”
不过,这种内心矛盾的状态对阿尔萨斯人来说尤为痛苦,而在他们中间最最不幸的又要数象雷内·席克勒那样的人。他们的心向着法国,可是用德语进行写作。在他们的故土周围战火弥漫,他们的心好似被一把刀剖成了两半。有的人要把他们拉向右方,有的人要把他们拽向左边,强迫他们要么承认德国要么承认法国,进行这种他们不可能做到的“非此即彼”的抉择。他们象我们大家一样,希望看到德国和法国如同兄弟,希望看到彼此的谅解,而不是敌视,因此他们为了这两个国家备受痛苦。
同时在他们周围还有着一群无所适从的人:那些混血儿和有一半血缘的
人,和德国军官结了婚的英国妇女、奥地利外交官的法国母亲。有的家庭,一个儿子在这一边服役而另一个儿子在那一边服役,父母亲盼望着来自天涯各一方的家信；有的家庭,仅有的一点家财在这里被查抄,原有的职位在那里丢失。所有这些家庭被拆得东分西散的人都到瑞士来避难,为的是避嫌疑,因为他们无论是在自己原来的祖国还是在新的故乡都一样遭受到嫌疑。这些心灵受到严重摧残和折磨的人,为了怕使彼此难堪,而避免讲任何一种语言。
他们犹如幽灵一般,悄悄地行走。一个住在欧洲的人,越是把整个欧洲视为自己的故乡,就越会被这个要砸烂欧洲的拳头击得粉碎。
在这期间,《耶利米》上演的日子已临近。后来,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法兰克福报》却象告密者似的向德国发消息说,美国公使和几个协约自的知名人士也观看了演出,但这事并没有使我非常不安。我们感觉到,战争现已进行到第三个年头,德国内部越来越虚弱,反对鲁登道夫一意孤行的继续战争的政策,已不再象当初威风凛凛的作孽时刻那样危险。到了一九一八年秋天,战争的结局必然就会分晓。不过,我可不想再在苏黎世度过那等待的时间了。因为我的目光已渐渐地变得更清醒和更警觉。在我刚刚到达苏黎世的最初热情时刻,我原以为在所有这些和平主义者和反军国主义者中间能找到真正的志同道合的人,找到确有决心为欧洲的和解而奋斗的战士。但是不久我发现,在那些装成流亡者和坚贞的殉道者中间混杂着一些阴暗的人物。
他们是为德国谍报机关效劳的人,被收买来对每一个人进行侦探和监视的。
任何人都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很快作出这样的判断:这个平静而又守法的瑞士
已被两个阵营的秘密谍报人员象鼹鼠打洞似地破坏了。倒字纸篓的女佣、女接线员,形迹可疑、慢慢吞吞地在身边服务的饭店招待,都在为一个敌国服务,甚至常常是同一个人为两边效劳。箱子被偷偷地撬开,吸墨纸被拍成照片,信件在邮途中不翼而飞,时髦俏丽的妇女们在旅馆的大厅里令人恶心地向一个男人微笑,一些热心得出奇的和平主义者——我们从未听人说起过他们——会突然登门拜访,并请求在他们的声明上签名或者假惺惺地来素取那些“可信赖的”朋友们的地址。有一个“社会党人”请我给拉绍德封①的工人们作一次报告,报酬高得令人生疑,而工人们对此却一无所知。真是处处得小心提防。没有多久,我终于发现,那些能够看作绝对可靠的人是何其之少,更由于我不愿卷入政治,所以我的交往也就愈来愈有限。何况,即使在那些可靠的人家里,那种毫无结果的无休止的讨论,以及那种激进主义者、自由
派人士、无政府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和不问政治的人混杂一起的奇特
现象,也使我感到无聊；我在那里第一次学会了如何去正确观察一个典型的职业革命家:他将永远对与自己无关紧要的事情一味采取反对的态度,他觉得这样就会抬高自己的地位,他将死守教条,因为他自己没有任何立足点。
所以,要是继续留在那种喋喋不休的混乱环境里,也就意味着会把自己的头脑搞乱,同流合污,对自己信仰的道义力量失去信心。于是我和他们分道扬镳了。事实上,在咖啡馆里策划谋反的人没有一个敢真正造反,在那些临时凑在一起的世界政治家中,当真正需要政治的时候,却没有一个懂得搞政治。
好不容易到了开始战后建设的时候——这当然应该得到肯定——可他们还是
抱着那种吹毛求疵、牢骚满腹的否定态度,正如当年的反战作家只有很少几个人还能在战后写出一部重要作品一样。一个使他们热衷于搞创作、搞政治和争论不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战争一旦结束,反战运动也随之结束。由那些令人注目、有才华的人所形成的整个反战阶层也就俏然烟消云散了,每一①拉绍德封(La Chaux de Fonds),瑞士西部汝拉山中一小镇。
个小团体当然也不复存在,因为他们是由于一时相同的处境,而不是由于共同理想而组成的。
我在离苏黎世约半小时路程的吕施利孔替自己找了一个恰当的地方——
一家小旅馆,从吕施利孔的山丘上能眺望到整个苏黎世湖,只是显得又小又远,还能望见城里的塔楼。我在这里只需要会见我自己请来的真正朋友,他们是罗曼·罗兰和马塞雷尔。我能在这里干自己的工作,充分利用无情消逝的时间。美国的参战,使所有那些被蒙住了眼睛和耳朵被本国的大话震聋了的人顿时猛醒,感觉到德国的失败不可避免；当德国的皇帝突然宣布说,从现在起他要实施“民主”时,我们知道事态已非常严重。我坦白地承认,我们奥地利人尽管和德国人语言和思想感情相通,但也变得不耐烦起来,巴不得那已经变成不可避免的事快快到来。曾经发誓要战斗到最后一息的威廉皇帝终于逃亡出国了。为了自己的“胜利和平”而葬送了千百万人生命的鲁登道夫也戴上墨镜偷偷溜到了瑞典。但那一天却给我们带来许多宽慰。因为我们——当时全世界的人也和我们一样——相信随着这次战争的结束,战争永远结束了。蹂躏我们这个世界的野兽都已被制服或者统统被杀死了。我们相信威尔逊①的伟大纲领,就好象完全是我们自己的纲领似的。当俄国革命还在以人道和理想主义的思想欢庆自己蜜月的日子里,我们仿佛看到了曚曚的曙光。我现在知道我们那时很傻。不过不仅是我们傻。凡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会记得:所有城市的街道上都用雷鸣般的欢呼声来迎接威尔逊,把他当
成会给全世界带来福音的救世主；也都会记得:敌对双方的士兵互相拥抱和
亲吻的情景；在那和平的最初日子里,欧洲人表现出空前的深信不疑的心情。
因为现在地球上终于有了空间去建立那个早就盼望着的正义和博爱的王国,我们梦想着当时就建立共同的欧洲,不然,就要永远失去时机了。我们曾度过的地狱般的生活业已过去,我们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呢?一个新的世界已经开始。而正由于我们年轻,我们心里想:这将是我们的世界,一个我们梦想过的世界,一个更美好、更人道的世界。
①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一八五六——一九二四),美国第二十八届总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提出“十四点原则”作为对同盟国媾和的基础。
重返奥地利
从逻辑角度看,我在德奥军队崩溃以后重返奥地利,是一件最愚蠢的事情。因为当时的奥地利还笼罩着早年专制皇朝的阴影,在欧洲的地图上是一块捉摸不定、毫无生气、灰溜溜的地方。捷克人、波兰人、意大利人、斯洛
文尼亚人都把他们自己居住的地方分割走了；奥地利只剩下残缺不全、好象
还在淌着鲜血的躯干。在那六七百万不得不自称是“德意志族奥地利人”中间就有二百万人拥挤在首都维也纳。他们在那里挨饿受冻。早先曾使这个国家富裕的许多工厂是设在现已属于外国的土地上。铁路线只剩下残缺不全的路基。国家银行的储备黄金已全部用来偿还巨额的战争借款。国家四周的边界线尚未确定,因为和平才刚刚开始,要承担的责任还没有最后规定。国内没有面粉、没有面包、没有煤炭、没有石油。看来一场革命己不可避免；要不,就是一种灾难性的解决办法。按照各种世俗的预见,这个由战胜国人为制造的国家是无法独立生存的——所有的政党,各种社会主义的、教会的、民族主义的政党,都是喊着这种腔调——看来,这个国家自己也完全不愿独立存在。就我所知,出现这种悖理的情况,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一个国家被迫独立存在,而它自己却竭力加以拒绝。奥地利的愿望是,要么和那些原来相邻的国家重新合并,要么和同一民族的德国统一,而绝不愿在这种被肢解的状态下过一种屈辱的乞丐似的生活。而那些相邻的国家却相反,他们再也不愿意和这个奥地利继续保持经济同盟,一则是因为那些国家认为奥地利太穷了,二则是因为害怕哈布斯堡皇室复辟；至于和德国合并,是被协约国所禁止的,因为协约国不愿看到战败的德国因此而变得强大。所以协约国明文规定:这个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必须继续存在,对一个自己不愿意存在的国家竟下达这样的命令:“你必须存在!”——这是历史上的咄咄怪事。
在一个国家最困难的时期,究竟是什么促使我自愿回去的呢?今天我自己也无法说清楚。不过,我们这些在战前成长的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我们认为,在这样一种最最困难的时刻,我们更应该属于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庭。我觉得,贪图安逸,逃避眼前在那里发生的悲剧,是多么怯懦。而且我,作为《耶利米》的作者——更感到有责任,用自己的话去帮助克服战败带来的困难。我觉得,在战争朋间自己好象是多余的,而现在战败之后,倒好象适得其所,尤其是因为我曾反对过拖延战争,所以赢得了一定的声望,特别是在青年中间。再说,即便我不能有所贡献,但是我能和他们一起去共尝我曾预言过的苦难,至少也是一种弥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