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系指希特勒。
②房龙(vanLoon,HendrikWillem,一八八二——一九四四)美国新闻记者和作家,原籍荷兰,代表作有《人类的历史》、《圣经的历史》等。
③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Ludwig,一八八一——一九四八),瑞士德语作家,一九四○年后居住美国,以撰写不拘泥于历史真实的传记著称,代表作有《拿破仑传》、《歌德传》、《俾斯麦传》、《罗斯福传》、《斯大林传》等。
④莫里斯·拉威尔(MauriceRavel,一八七五——一九三七),法国作曲家,代表作有芭蕾舞剧,《达非尼与克罗埃》、管弦乐曲《西班牙狂想曲》等。
⑤阿尔滨·贝尔格(AlbanBerg,一八八五——一九三五),奥地利作曲家,所作歌剧《沃伊采克》被西方公认为现代歌剧的代表作。
⑥贝拉·巴尔托克(BelaBart6k,一八八一——一九四五),匈牙利钢琴家。
⑦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ArturlToecanini,一八六七——一九四七),世界著名的意大利指挥家。
虽然在那几年有许多著名的受人欢迎的客人到我们家里来,但是当我独身自处的时候,在我周围仿佛仍有一群高贵人物神秘地和我在一起。那就是
在我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名人遗墨搜集本里收藏着的各个时代最杰出的大师们
的手迹,——我通过这种方法渐渐地把著名人物的踪影召来了。我十五岁时就开始了这种业余爱好,但在以后的年月里,由于经验的积累,办法越来越多,更主要的是热情越来越高人这种业余爱好也就由单纯的一般收集变成有机联系的汇编,我甚至可以说,变成了一项真正的艺术工作。开始之初,我象每一个新手一样,只追求把名字——名人们的名字搜集起来；后来才出于好奇的心理,收集更多的手稿——作品的初稿或片断；这些手稿同时也使我了解到一个受人爱戴的大师的创作方法。在世界上无数不解之谜中,造物的秘密乃是最深奥和最玄妙的。大自然不让人摸透造物的秘密。地球是怎样产生的,一朵小花是怎样产生的,一首诗和一个人是怎样产生的,大自然从来不让人掌握其中最关键的奥秘。大自然毫不留情地、绝不迁就地在这里给自己蒙上一层面纱。就连诗人自己、音乐家本人事后也无法说清他灵感产生的那一瞬间。当一件作品突然变得非常成功时,那么,就连那位艺术家本人也不再记得作品的起源和它的形成过程。他永远或者几乎永远也说不清楚,在他精神非常集中时,词句是怎样变成诗行的,个别的单音是怎样变成千古流传的旋律的。对这种不可捉摸的创造过程能提供少许猜测依据的唯一材料是艺术家的一页一页的亲笔手稿,尤其是那些涂涂改改、不准备拿去付印的未定初稿。后来的改定稿就是从这些初稿中逐渐形成的。收集一切伟大的诗人、哲学家和音乐家的这些底稿——这些反复修改的原稿,也是他们艰苦创作的见证——,是我收集名人手迹的第二阶段,也是更有意识的阶段。到拍卖市场去搜罗这些底稿对我来说是一种乐趣,我也非常愿意花精力到藏匿得最深的地方去寻求这些底稿,同时这也是一门科学,因为我除了收集名人手迹之外,还收集全部有关写名人手迹的第二手书,以及业已出版的手迹本的全部目录。从数字上讲,我收集了四千多册有关书籍,这是一笔非常大的、无人可以与之匹敌的私人藏书,因为即使是商人们也不会把那么多的时间和热情倾注于一个专门学科。我甚至可以说,在那三四十年的搜集手迹的时间里,我成了这一领域里的第一个权威,我知道每一页重要的手稿,知道它在什么地方,是谁收藏着,是怎样转到它的收藏者手中的,我成了一个真正的鉴定家,一眼就能辨出真伪,在估价方面,我比大多数专业人员还要有经验。——当然,在文学方面或者在生活的其他领域里,我是从来不敢说这样的话的。
尽管如此,我在收集手稿方面的雄心仍然有增无减。仅仅是反映成千种创作方法的一系列世界文学和音乐方面的手稿已不能使我满足。单纯扩大收集量也已不再吸引我,而是不断地精选,我在最后十年的收集工作主要是这方面,如果说,我最初曾满足于收集那些能反映一位诗人或者一位音乐家创作过程的手稿,那么,我后来的努力方向就渐渐地转到收集那些能表现一位艺术家处于创作鼎盛时期,即获得最高成就时期的手稿。也就是说,我搜集的不仅仅是一位诗人所写的任何一首诗的手迹,而是他的最优美的诗篇之一的手迹,而且尽可能收集一首不朽诗篇的手迹。——在用羽毛笔或铅笔把灵感第一次形成世间的诗篇的最初时刻起一直流传到千古。我正是要从那些不朽之人遗下的珍贵手稿中收集他们为世界而创造的不朽之作。——这是非常苛刻的要求!所以,我的收集工作从来都是接连不断的；一旦我找到一页更重要、更有特色的手稿,即一页更有永久保留价值的手稿——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那么我会把我收藏的任何一页已不太符合我的那个最高要求的手稿剔除掉、卖掉或者交换掉。而且令人奇怪的是,在许多情况下都能成功,因为除了我之外,只有极少的人具有这样的知识、这样坚韧不拔的毅力,同时又有这样的经验去收集这些重要的手迹。所以,那些作品的最初手稿或者属于创造性的人类最有永久意义的文件草稿,搜集到最后,先是一皮包,然后是用金属和石棉加以防护的整整一箱子。由于我今天被迫过着一种漂泊不定的生活,手头没有那些早已失散了的收藏品的目录,所以我只能随便列举几件收藏品——从中可以窥见处于不朽时刻的世间天才。
在那些收藏中,有一张是达·芬奇工作笔记的手稿,是他用向左倾斜的
笔体书写的对素描的附注；有四页拿破仑用几乎不能辨认的字体写给他在黑
沃利的士兵们的军令；那里有用大幅印刷纸印的巴尔扎克的一整部小说,每一印张上都有上千处字迹甚为清楚的校改,说明在上面进行了反复的推敲。
(幸亏因为一所美国大学需要它的照片复制品,从而把它保存了下来。)那里有尼采的《悲剧的诞生》的鲜为人知的最初手稿,这部为他心爱的科西玛·瓦
格纳而写的手稿在《悲剧的诞生》发表之前好久就写成了；在我的收藏中还
有巴赫的一部康塔塔①、格鲁克的阿尔西斯特咏叹调和一首韩德尔的咏叹调,韩德尔的音乐手稿是所有音乐手稿中最为稀世罕见的,我总是找那些最有代表性的手稿,而且绝大部分都找到了,如勃拉姆斯的《吉普赛人之歌》、肖
邦的《巴尔卡罗勒》、舒伯特的千古流传的《致音乐》、海顿的《皇帝四重
奏》中《上帝保佑》的不朽旋律,在有些情况下,我甚至能做到:从收集一件具有独创性的手稿开始,扩大到收集能概括一生创作个性的手稿。于是,我不仅有一张莫扎特十一岁时稚气未脱的手稿,而且还有他为歌德的《紫罗兰》所作的瞅曲手稿——这首不朽的歌是他歌曲艺术的标志。在他的舞曲中,我收藏的手稿有:表现费加罗“不再受人欺凌”的小步舞曲；《费加罗的婚礼》里的小天使咏叹调,以及那些从来没有全文公开发表过的写给巴斯勒①
的十分粗鲁的和一首轻佻的卡农②；最后还有一页在他逝世前不久写的《狄托
的仁慈》③中的一首咏叹调的手稿。我收藏的歌德的手稿也能勾画他一生的轮廓。从他九岁时的一篇拉丁文译文的手稿一直到他去世前不久八十二岁时作的一首诗的手稿。在这中间有一大张他的顶峰之作的手稿,即《浮士德》的一张双西对开页的手稿；还有他的自然科学论文的原稿,许多诗作的手稿以及从他一生各不相同的阶段中选来的绘画手稿,从这十五件手稿中人们可以概观歌德的一生。但我收集的我最尊敬的贝多芬的手稿却不能全面概括他的一生。我的发行人基彭贝尔格教授是我在收集歌德和贝多芬的手槁时的对手和竞争者。他是瑞士的大富翁,他收集的贝多芬的珍贵手稿是无人可以与之匹敌的。但是我收藏的贝多芬的遗物至少可以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他一生中最①康塔塔(Ksntate),源于意大利文cantare,意为“歌唱”:与sotata(演奏)对称,是多乐章声乐曲,以咏叹调、宣叙调、重唱、合唱组成之,故一译“大合唱”。巴赫作有康塔塔二百余部,绝大多数为宗教性,其中世俗康塔塔仅遗留二十五部。
①巴斯勒,是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的人物——一个爱为主人帮闲拍马的音乐教师。
②卡农,复调音乐之一种,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末乐章。
③《狄托的仁慈》(TheClemencyofTitus),莫扎特于一七九一年创作的二幕歌剧,剧情是关于古罗马皇帝狄托(Titus,约四十——八十一)的仁政。它是莫扎特的最后一部歌剧,上演后九星期作者逝世。
凄凉的一刻——这是世界上没有一家博物馆能提供的,且不说我收藏着贝多
芬青年时代的笔记本、他的歌曲《吻》的手稿和《哀格蒙特》乐谱片断的手
稿。由于碰到一次好运,我得到了贝多芬房间里剩下的全部陈设,那些陈设是在他死后被拍卖,而由枢密顾问官布罗伊宁购得,然后转让给我的。主要
是那张大写字台以及藏在写字台抽里的他的两位恋人的画像:一幅是吉乌莉
塔·古西亚尔蒂伯爵夫人,另一幅是埃尔德蒂伯爵夫人。还有那只直到他临终前还一直保存在自己床边的钱箱,那张斜面小写字桌——他卧在床上还一
直在这张小斜面桌上写下最后的乐谱和书信；还有一绺从他临终床上剪下来
的白色卷发、讣告信函；以及他用颤抖的手写下的最后一张洗衣单,可以拍卖的家具什物的清单,他在维也纳的全体朋友为他身后无依无靠的女厨莎莉而认购遗物的字据。由于一个真正的收藏家总是经常会碰上好运气,所以在我得到他房间里的一切遗物之后不久,我又有机会弄到三幅他在临终床上的素描。从那几幅同时代人的绘画中,我们知道,在十一月二十六日①贝多芬弥留之际,一位年轻的画家和舒伯特的朋友——约瑟夫·特尔切尔想把垂死的贝多芬画下来,但是他被那位认为这是大不恭敬的枢密顾问官布罗伊宁赶出了死者的房间。那几幅素描销声匿迹了数百年,一直到那位名气不大的画家的好几十本素描手稿在布尔诺②的一次小小拍卖中。以低得可怜的价格出售时,才突然发现在手稿中有那三幅素描。不知怎么一回事,好运接踵而来,一天,有一个商人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对贝多芬在临终床上的画像真迹有兴趣。我回答说,我自己已经有了。但是后来才弄清楚,那张打算卖给我的手稿就是后来的丹豪塞①的非常著名的贝多芬临终遗像的石版画。于是我把所
有那些以视觉形式保留了那个值得纪念、真正不该消失的最后时刻的画像收
藏在一起。
毫无疑问,我从来不认为我是那些物品的占有者,而仅仅是那些物品在那个时期的保管者。吸引我的不是那种占有的欲望、据为己有的欲望,商是要把那些珍品搜集到一起的心情,是把收藏当作一项艺术性的工作。我当时就意识到,这项收集工作本身,从总的长远的观点来看,比我自己的作品更有价值。尽管已经收集到了许多东西,但我还是迟迟不整理出一份目录,因为我仍然处在初创时期,工作正在进行,且不够完臻,尚缺少某些名人和某些手稿。经过一番考虑,我当时的想法是把那些独一无二的收藏品在我死后转变给一所能满足我特殊条件的研究所,也就是说、该研究所能每年拨出一定数量的款项、按照我的想法去继续完善那些收藏。如果是这样,那么我的全部收藏就不会凝固僵化；而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有机体,它会在我身后五十和一百年的时间内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从而成为一种越来越完美的齐全的收藏。
可是对我们那一代历经磨难的人来说,是不可能想到自己身后的事的。
随着希特动时代的开始和我远离家园,我的搜集收藏品的乐趣也就没有了。
再说,把一些东西保存在某处的安全性也不具备。有一段时间,我还把一部分收藏品放在保险箱里,放在朋友那里,但是后来我决心按歌德说的话去—①据原书出版者注,此处茨威格记忆有误。贝多芬死于三月二十六日。
②布尔诺(Brunn),今捷克一小城镇。
①约瑟夫·丹豪塞(Joseph Danhauser,一八○五——一八四五),奥地利画家,维也纳市民风俗画的主要代表,作品有《母爱》等。
—如果博物馆、收藏品和兵器库得不到继续充实的话,还不如把它们封存起来。我宁愿和我今后再也无能为力的搜集工作告别。临分手时,我把主要是
我同时代的朋友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一部分收藏品送给了维也纳的国家图书
馆。另一部分我变卖给了别人,其余部分,过去和现在的命运如何,我就不在乎了。我的乐起从此就一直在于自己的创作,而不再在于别人已经创作好的作品。我放弃了收藏,但我不感到后悔。因为在那些敌视一切艺术、敌视一切收藏品的时代,我们这些被追逐、被驱赶的人还必须新学会一种艺术,即舍得放弃的艺术:向我们曾经视为骄傲和热爱过的一切诀别。
岁月就这样随着写作、旅行、学习、读书、搜集、玩乐而年复一年地过
去。当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一个早晨我醒来时,我已是五十岑的人了。对萨尔茨堡那位老实巴交的白发邮差来说,那一天可晕一个倒楣的日子。因为在德国有这样一种庭好的习俗,一个作家到了五十岁生日的时候,报纸上要为他大大庆祝一番。所以那位老邮差不得不将大批的信件和电报从一级级陡峭的台阶上拖上来。在我打开那些信件和电报之前,我就思忖,那一天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人生的第五十个年头被看作是一个转折；我不安地回首过去,我已经走过了多少路程,我扪心自问,我是否还要继续向上奋进。我细细琢磨已经度过的时光；回顾那五十年的生活历程,我想起我是怎样从自己的家走进这阿尔卑斯山区、然后又到了那块缓缓倾斜的谷地①,同时我心里又不得不这样想,那块谷地很可能是罪恶之薮,我没有什么可感激的。但出乎意料的是,人们最终给予我的,要比我期待的多得多。传播媒介界——我正是藉助它们而得以发展,并且通过它们发表自己的诗歌、文学作品——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我童年的最大胆的梦想。岛屿出版社特地发行了一本我的业已出版的各种文本著作的总目录,作为庆祝我五十寿辰的礼物,它本身就已经象是一本书,里面什么语种都有了,有保加利亚文、芬兰文、葡萄牙文、亚美尼亚文、中文和马拉提文②。传播媒介界还把我的话和思想用盲文、速记、各种外国的铅字与方言传播到人们中间,我的生存空间远远地超出我自己居住的范围我和我们那个时代一些最优秀的人物给成了私人朋友,我欣赏过最
完美的演出；我可以游览和观瞻那些不朽的城市、不朽的绘画、世界上最美
的风景我没有职务和职业上的羁绊,始终自由自在。我的工作就是我的乐趣,不仅如此,我的工作还给他人带来乐趣!还会有什么不幸的事发生呢?到处是我的书:难道会有人把这些书郁毁了?(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完全没有预料到后来发生的事。)那里是我的家,——难道会有人把我从家里赶出去?那里有我的朋友——难道我有朝一日会失去他们?我曾经毫无畏惧地想到过死,想到过患病,但是在我的思想中却从未想到过我目前面临的这种处填,没有想到我不得不背井离乡,作为一个被赶出家门的人而被追逐；被驱赶,再次从这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浪迹天涯,我没有想到我的那些书籍会被焚毁、被禁止、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我没有想到我的名字在德国会那是一块罪恶之薮。
象一个罪犯的名字似的受到指责,我没有想到原来的那一班朋友——他
们的信件和电报在我生日那天全放在我的桌上——在以后的邂逅中会突然脸
①那块谷地是指萨尔茨堡,希特勒也曾在萨尔茨堡居住过,因此茨威格说②马拉提文,印度孟买省中部马拉提人用的文字,色变得苍白。我没有想到我在三四十年里孜孜不倦所做出的一切业绩竟会被一笔抹煞。我没有想到我当时自以为在生活中十分稳固的一切竟会分崩离析。我没有想到在我的事业即将接近顶峰的时候竟又要我以力不从心的精力和交瘁的心去重新开始一切。说真的,在我庆祝五十寿辰的那一无,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以后会发生这样一些不可思议的荒唐事。当时,我是心满意足,从而也热爱生活。我无忧无虑,即使我不再进行任何写作,我的已出版砌书籍也足够我生活。似乎一切都已得到,万事大吉。我早年在父母家中获得、尔后在战争中失去的那种安全感,又依靠我自己的力量重新获得。我还想得到什么呢?不过,奇怪的是恰恰在我不知道还想得到什么的时候,却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快。在我的内心中好象有什么东西(不是我自己)在发问:要是你的生活始终这样下去,始终这样一帆风顺,始终这样有条不紊,始终这样有收获,始终这样舒服和没有新的焦虑和磨难,难道果真就不错了吗?这种优裕的、完全有保障的生活难道不是更不符合你的本性吗?我沉思着在房子里走来走去。那幢房子在那几年已完全按照我的愿望变得相当漂亮了。可是,难道我就应该始终在那幢房子里生活?始终坐在同一张写字桌旁,一本接一本地写书?然后坐等一笔又一笔的版税?渐渐变成一位尊贵的先生,用礼俗端正的品行来维护自己的名声和著作?和一切意外的事件、一切焦虑不安、一切危险隔绝?难道我就应该在笔直、平坦的大道上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一直到六七十岁?——我心中继续这样梦想着——,对我来说,出现一些其他的事,一些新鲜的事,一些使我感到不安、焦虑但同时又能使我变得年轻的事,岂不是更好吗?因为这些事将会促使我去从事新的、也许是比较危险的斗争。
是呀,在每一个艺术家的心中都隐藏着一种莫名其妙的矛盾:当生活十分坎坷的时候,他渴望安宁；可是当生活十分安宁的时候,他又渴望紧张。所以,我在五十岁生日的那一天,内心深处只有这样一种居心不良的愿望:但愿会发生一些能把我再次从那充满安全感的舒适环境中拽出来的事,但愿会发生一些迫使我不象以往似的继续生活下去、而必须重新开始的事。难道这是我害怕年老、害怕衰退、害怕变得迟钝的表现?抑或这是一种神秘的预感,它让当时的我为了寻求内心的发展而渴望另一种复为艰难的生活?对此,我并不知道得很清楚。
我之所以不知道,是因为在那个特殊时刻,从无意识的朦胧中产生的想法根本不是一种说得清楚的愿望,也肯定不是和清醒的意志有联系的东西。
它只是我感觉到的一种倏忽而亲的念头,大概也不完全是我自己的念头,而是一种连我自己都不清楚的出自幽冥的念头。可是,驾驭我生活的那种神秘力量想必已觉察到我这一念头。——驾驭我生活的神秘力量是不可捉摸的,它曾满足了我从来不敢大胆奢望的许多东西。担它当时已顺从我的意愿,举起自己的手准备把我生活的基不彻底粉碎,同时迫使我在生活的废墟上重新建立一种更为艰难困苦、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活。
希特勒的崛起
在那些决定时代命运的巨大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恰恰是历史本身阻碍了那些同时代人对它们的认识,这仍然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法则,所以我今天已记不得,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听到阿道夫,希特勒的名字的。这个名字我们当时已经听了许多年,我们不得不每天,甚至每秒钟都联想到或者说出这个名字。这个家伙给我们世界带来的灾难比一切时代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多。不管怎么说,那肯定是相当早的事了因为我们萨尔茨堡离慕尼黑只有两个半小时的火车路程,可以说是它的邻近城市,只要那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便会很快传到我们这里来。我只记得,有一天——我今天怎么也想不起那个日子来了——一位熟人从那里来,抱怨说,慕尼黑已经又闹起来了,尤其是那里有一个名叫希特勒的煽风点火的家伙,他用大打出手的方法扰乱会场,并用最下流的方式煽动人们反对共和国与犹太人。
当时,这个名字进入我的耳朵,是空空洞洞的、没有分量的,后来我也没有再去想它。因为正如今天早已消隐得无影无踪的许多煽动家和暴乱者的名字在当时混乱的德国出现一样,不用多长时间便又消失了。比如,带领波罗的海部队的上校艾哈特①的名字,卡普②将军的名字。政治谋杀者们的名字,巴伐利亚共产主义者的名字,莱茵地区分裂主义者的名字,志愿军头目的名字。几百个这样的小气泡在发了酵的泥塘里翻滚着,既不产生爆炸,也不留下什么,只是化作一阵恶气,把尚未愈合的德国伤口里的腐烂过程清清楚楚地暴露出来。有一次、我偶然看到一份那个新纳粹运动的名叫《米斯巴赫报》的小报(那份报纸后来发展为《人民观察家》).米斯巴赫只不过是一个小村庄。那份报纸也办得粗俗鄙陋。那么,究竟是谁这样关心它呢?我几乎每星期都去国界那边的近镇赖兴哈尔和贝希特斯加登,后来有一
次我在那里看到了穿着翻口长统靴和褐色衬衫的年轻学生队伍——排头是小
个儿,后面是大高个——他们每个人的手臀上都佩带着颜色显明的卐字形袖章。他们举行集会、游行,趾高气扬地唱着歌、齐声喊着口号穿过大街,他们把巨幅标语贴在墙上,并装饰以卐字符号,我第一次察觉到,在这些突然冒出来的乌合之众的背后一定有有钱和有影响的人物存在。当时希特勒还只能在巴伐利亚的啤酒馆里发表演说,他一个人是不能把几千个年轻人武装成一支耗费如此浩大的队伍的。必然有更强有力的人物才能推动那个新“运动”。他们的制服是簇新的,在那个真正的老兵都穿着破旧军服走来走去的时代,从一个城市派到另一个城市的“冲锋队员”竟然拥有一个令人吃惊的停车场:里面停的全是崭新的汽车、摩托和载重车。除此以外,显而易见的
是军队领导人对那些年轻人进行了战术上的训练——或者如当时人们所说的
“准军事”训练——而且肯定是德国国防部本身提供物质条件,来进行那种有计划的技术训练,希带动一开始就是德国国防部秘密情报处的密探。恰巧不久我有机会亲眼目睹那种事先训练过的“战斗行动”。在边境的门个小镇,社会民主党人正在以和平的方式举行集会,突然有四辆大卡车急驰而来,每一辆车上都载满了手持橡皮棍的年轻纳粹党徒,完全如我在咸尼斯圣马可广①艾哈特(HetmannEbrkardt,一八八一——一九七一》德国海军军官。志愿军头目。曾参加卡普暴动。
②卡普(WolfgangKapp,一八五八———九二二)德国政治家。一九二○年三月发动暴动,一九二二年死于受审前的监禁中。
场旁边看到的一样。那些纳粹党徒闪电般地对毫无准备的人群进行突然袭击。是从法西斯主义者那里学来的同一种方法,只是在军事上更加训练有素,用德国的话说,对细枝未节都作了系统的准备。冲锋队员随着一声哨响,迅猛地跳下汽车,用橡皮棍向在路上遇到的每一个人抡去,警察还没有来得及干预,或者工人们还没能聚集在一起,他们就已经重新跳上汽车,飞驰而去。
使我惊异不已的是他们那些蹦上跳下攀登汽车的准确动作,那些动作每一次都是按那帮歹徒头目的一声尖厉的哨声完成的。看得出来,每一个年轻队员事先都已知道,用怎样的技巧、从汽车的哪一个轮子爬上去,跳到哪一个位置,以避免和下一个人碰撞,从而不致给全体造成危险,他们的肌肉和神经对此早已有所准备。这无论如何不是一个人的机敏所能做到的；手的每一个动作肯定早就在营房、在练兵场练了几十次、几百次了。一眼就能看出那支部队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袭击、暴行和恐怖活动而训练的。
不久,人们便可听到更多的有关在巴伐利亚州举行的那些地下演习。当大家熟睡的时候,那些年轻的队员便悄俏地溜出房间,集合在一起,进行夜间“野外训练”,由国家或者党的秘密资助人出钱,由正在服役或已经退役的国防军的军官们训练那支部队,当局对那些难得的夜间演习并不太注意。
当局是真的睡着了吗?或者只是闭上了眼睛?当局对那个运动是袖手旁观呢,还是暗地里助长它的气焰?不管怎么说,曾经暗地里支持过这个运动的
当局后来自己也被那突然出现的运动所使用的那种残暴手段和快速行动惊骇
得不知所措。当局在一天早晨醒来的时候,慕尼黑已经落入希特勒之手。一切行政部门均被占据,报纸被手枪逼着宣告革命已经胜利完成。一筹莫展的共和国只是象做梦似地眼望着鲁登道夫将军如救星一般从那云雾中升起,他是许多自以为能战胜希特勒的人物中间的第一人。可是他们不但没有如愿,反而被希特劾愚弄了。那次想征服德国的著名的啤酒馆暴动是上午开始的,但到中午就完蛋,这是大家知道的(我没有必要在这里讲述世界历史).希特勒逃跑了,不久又被捕；那个运动也随之消失。到了一九二三年,卐标记不见了；冲锋队和希特勒的名字也几乎被人遗忘了。没有人再想到他可能会是一个掌权的人物。
若干年后,希特勒才又重新出现,是当时对现状不满的怒涛把他匆匆抬出来的。通货膨胀、失业、各种政治危机,还有外国的愚羹举动,使德意志民族人心浮动；此外,当时德国各阶层都迫切要求建立秩序,对他们来说,秩序从来就比自由和权利更重要。歌德就曾说过,没有秩序比不公正更令他厌恶。所以,当时谁要是许诺建立秩序,一下子便会有几十万人随着他走。
但是,我们还是一直没有注意到危险。少数作家也真的花精力去读希特勒的书,可是他们不去研究他的纲领,却只顾嘲讽他的枯燥无味的散文的华而不实的风格。民主主义的大报纸——不是去提高人们的警惕——而是每天抚慰自己的读者,说什么依靠用重工业和冒险借来的钱勉强维持着的那种耗费巨资的宣传运动是不可避免地要在明天、后天彻底破产的。然而在外国,人们大概永远也不会理解那个基本道理,那就是在那些年里德国为什么会低估和轻视希特勒的为人和他不断扩大的权力的,这是因为德国从来不仅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家,而且在等级观念里还要加上根深蒂固的对“学历”的顶礼膜拜。除了一些将军以外,那个国家的高级职务都是由所谓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担任的；而当时在英国却有一个洛德·乔治①,在意大利有一个加里波第和一个墨索里尼,在法国有一个布里昂②,他们都是从平民走向国家最高职位的。一个还没有读完市立中学、更谈不上读完大学的人,一个在成年男
子收容所里度过夜、而且常年用直到今天也没有弄清楚的手段过着不明不自
生活的人③,竟也能接近一个冯·施泰因男爵。一个俾斯麦、一个比洛亲王④曾经占有过的位子,这对德国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德国的知识分子是最看重学历的；在他们来看,希特勒只不过是一个在啤酒馆里煽风点火的小丑,这使他们上了大当。他们认为,这个小丑绝不会变得非常危险,而希特勒却早已藉助他的幕后指使者为自己在广泛的阶层赢得了有力的支持者,不仅如此,即使当他在一九三三年的一月那一天当上了总理时,竟还有一大批人,甚至连那些把他推上那个位子的人,还只是把他看作是临时占据那个职位的人,把纳粹的统治看作是暂时的插曲。
希特勒的奸雄本色在那时才大量表现出来。多少年来,他向各方面许愿,
争取到了各个政党的重要代表人物；那些代表人物都以为可以利用这个“无
名小卒“的神秘力量为自己的月的服务。后来,希特勒在重大的政治事件中正是采用了同样的伎俩,以发誓和以德国人的忠心和那些他想消灭和铲除的人结盟。他的上台,说明他的这种伎俩取得了初步胜利。所以,他完全知道,怎样用许诺来欺骗各方面的人；从而使他在掌权的那一天,即使在最对立的营垒里也竟然会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在多伦⑤的君主政体主义者们认为,他是皇帝最可靠的开路先锋。在慕尼黑的古老的巴伐利亚维泰尔斯巴赫⑥王族的君主政体主义者们也无不感到欢欣鼓舞,他们也把他看成是”他们的“人。
德意志国家主义者们希望他为他们把木材劈小,以便添进他们自己的炉子里。他们的领袖胡根贝尔格①根据事先的协议为自己在希特勒内阁里弄得了最重要的职位,他相信自己因此而站住了脚跟——当然,没过几个星期,信誉旦旦的协议犹在,他却被赶出了内阁。重工业家们感到,由于希特勒的出现,他们就可以从布尔什维克的恐怖中解脱出来,他们巴望着他登上权力的宝座,他是他们多年来暗暗地用钱扶植起来的,而那些日益贫困的小市民们也同样舒了一口气,因为希特勒曾在上百次的集会上答应他们要“打碎利息的桎梏”。小商人们想起了要关闭大商店——他们最危险的竞争者——的许诺(这个许诺从未有实现过),而特别欢迎希特勒的,要算是军界,因为希特勒用军事眼光考虑一切,臭骂和平主义。甚至社会民主党人也不是如人们所想象的非常不高兴看他青云直上,因为他们希望他将扼杀他们的死敌——那些挤在他们背后的令人讨厌的共产党人。最不相同、最对立的党都把这个对各阶层、各个政党、各种倾向的代表作过许诺并发过誓的“无名小卒”当作自己的朋友,就连德国的犹太人也并不感到十分不安,他们自欺欺人地以为①洛德·乔治(LloydGeorge,David一八六三——一九四五)英国自由主义政治家。一八九○年起为了院议员。一九一六年为陆军大臣。一九二二年任首相。
②布里昂(AristideBriand,一八六二——一九三二),法国政治家和外交家,主张德法亲近。一九二六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③指希特勒。
⑥维泰尔斯巴赫(Wittelsbach)德国中古时代巴伐利亚王族。
①胡根贝尔格(AlfredHIJgenberg,一八六五——一九五一),德国工业家和政治家。一九○八——一九一八年为克虏伯公司董事会主席。一九二○——一九四五年为帝国议会议员。
一个当上“部长的雅各宾派”就不再是雅各宾派了。德意志帝国的一个总理当然一定会阻止反犹太主义煽动者的野蛮行径。再说,在那样一个法律已经
牢牢固定下来、国会里多数人都和他对立、每个公民按照庄严宣布的宪法都
享有自己的自由与平等的国家里,希特勒怎能胡作非为呢?接着,国会纵火案发生了,国会消失了,戈林①撤出他的暴徒,霎时间,德国所有的法律都化为乌有,当人们知道集中营就设在和平的环境之中,秘密审讯室就设在兵营里,无辜的人就在那里没有经过任何法律和手续就彼处死,都不觉毛骨谏然。有人心里想,可能只是一开始丧失理智的狂怒表现罢,那样的享不会在二十世纪继续存在。然而那才仅仅是开始呢。世界上的人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并怀着侥幸心理。不相信那些难以置信的事。但是,就在那些日子里,我已经看到了第一批逃难的人,他们在夜间越过萨尔茨堡山地或者游过边界河,他们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惊惶失措地盯着别人；躲避惨绝人寰的迫害的可怕逃亡就从他们开始了,后来,那种逃亡一直蔓延到整个世界。在我看见那些被驱逐的人群时,我全然不知他们苍自的脸色已反映出我自己的命运,我们大家都会是那个人的暴行的牺牲品。
一个人想在短短的儿个星期之内就把在三四十年里培养起来的对世界的
信念彻底粉碎,这是很难的。我们依然相信德国良知、欧洲良知、世界良知的存在,我们深信,野蛮总有限度,它必将在人性面前毁灭,这一切在我们的道德观念里已根深蒂固。由于我试图在这里尽可能忠于事实,所以我必须坦白承认,当我们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待在德国和奥地利的时候,每当一件事闯入到我们生活中间,几个星期以前我们都认为是根本不可能的。诚然,我们这些自由、独立的作家们对某些必然会来的困难、烦恼、敌对行动事先是清楚的。国会纵火案刚发生后,我便跟我的出版者说,我的书很快就要在德国成为过去的事了。我将不会忘记他当时那副惊愕的神情。“谁会禁止您的书呢?”——他说这旬话是在一九三三年。当时还不胜惊诧——“您可从来没写过反对德国的一个字或干预过政治呀。”我发觉:所有那些骇人听闻的事情,如几个月之启已经成为事实的焚书以及各种刑具的使用,在希特勒掌权一个月之后,对那些思想深远的人来说也是无法理解的。因为伺家社会主义惯于用卑鄙的欺骗伎俩,在时机成熟以前,不暴露自己目标的全部激进性。所以纳粹分子小心谨慎地运用自己的手法:总是先用一定的剂量,然后便是小小的间歇。总是先单独用一粒药丸,然后等待一会儿,看看它的效力是不是不够强,看看世界的良知是否受得了这个剂量。由于欧洲的良知急不可待地强调“与已无关”,所以药的剂量越来越大,直至整个欧洲最后在这种剂量中彻底完蛋。欧洲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暴行是在“国界那一边”
进行——这有损于我们的文明,也是我们文明的耻辱。希特勒并没有作出什么天才之举,但他却成功地运用慢慢试探、逐步升级的战术,来针对一个在道德上、尔后在军事上变得越来越孱弱的欧洲。就是那个早就决定了的行动:消灭任何自由的言论和任何独立的书籍,也是按照那种事先试探的方法在德国取得成功的。当时,没有立即颁布一项公然禁止我们著作的法律——那项法律是两年之后才宣布的——,他们开始没有颁布那种法律,只是先采取小①戈林(Hermann Gǒring,一八九三——一九四六)纳粹德国战犯。一九二二年加入纳粹党,不久为“冲锋队”头子。一九三三年为盖世太保的头子。后任空军部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制定对犹太人的种族迫害计划,一九四六年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服刑前自杀。
心翼翼的试探,看看能走多远,对我们著作的第一次攻击,是推给一群不负正式责任的人,即身为纳粹党徒的大学生们去干的。在此之前,他们为了贯彻蓄谋已久的抵制犹太人的决定,导演过一出“民众愤怒”的丑剧,他们也以同样的方法,暗示那些大学生们,要他们对我们的著作公开表示“愤慨”。
德国的大学生对任何能表现他们反动思想的机会都是很兴奋的。他们顺从地在每所大学聚众闹事,把我们的书从书店里取走,带着那些猎获品,举着飘扬的旗帜,向一处公共场所走去。他们有时候在那里按照德国古老的习惯,把书籍钉在耻辱柱上示众——中古时代的风尚突然变成了时髦——,我今天自己身边就有一本曾被钉上过耻辱柱的我自己的书,那是一个友好的大学生在执行完任务后抢救出来,并把它作为礼物送给我的；有时候他们就在那里把书籍放在大堆的柴薪上,口中念着爱国主义的词句,把它们烧成灰烬,可惜当时已不允许焚烧活人。虽然宣传部长戈培尔①在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之后最终决定赞成焚书,但是焚书一事始终还是一种半官方的措施。然而公众却没
有从那些大学生的焚书事件和胡作非为中得出一丁点儿的教训仍还有什么能
比这更清楚地表明:当时的德国对这样一些举动是多么无动于衷。尽管书商们受到警告；不准再把我们的书放进橱窗,也尽管再没有。家报纸提到那些书,但是那些真正的读者却丝毫不受影响。在尚未设立监狱和集中营的那会儿,我的书虽然在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遇到过刁难和凌辱,然而销售量几乎和从前一样多。为了把几十万和几百万德国人与我们强行疏远开,才非得把那个“保护德意志民族”的赫然规定,即那个把印刷、出售和传播我们的著作说成是政治犯罪的规定变成法律不可,不过,那些德国人当时还是喜欢读我们的作品,而不喜欢所有那些突然冒出来的乳臭未干的诗人,他们愿意在我们的创作中忠实地陪伴我们。
能在德国和卓越的同时代人托马斯·曼、亨利希·曼①、韦尔弗尔、·弗
洛伊德、爱因斯但②以及其他一些人——我认为他们的作品远比我的作品重要
得多———起承当那种完全被剥夺文学创作的命运,与其说感到耻辱,不如说感到光荣。不过,无论哪一种殉道者的姿态都会令我非常反感,所以,我很不愿意提及那种相连在一起的共同命运。然而,奇怪的是,恰恰是我自己使纳粹分子、甚至使希特勒本人处于特别尴尬的境地。在所有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人中间,正是我创作的文学形象在贝希特斯加登别墅里的高级人物和最高级人物中间一再成为他们最恼火和争论不休的问题,从而使我感到一定的满足,在我一生中又增添了一件高兴事,因为我让那个新时代一时最强有力的人物——阿道夫·希特勒不时恼怒。
在新政权的最初几天,我就无辜地被安上一条捣乱的罪名。当时全德国
正放映着一部根据我的中篇小说《灼人的秘密》①改编的、而且片名也叫《灼
①戈培尔(PauIJosephGoebbel,一八九七——一九四五),纳粹德国战犯。早年当过新闻记者。一九二二年加入纳粹党。一九二八年起掌管该党宣传机构。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后任国民教育部长和宣传部长,一贯造谣,鼓吹战争,宣传种族主义谬论。苏军占领柏林时自杀。
①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一八七一—一九五○),德国近代文学中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之一。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臣仆》等。
②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一八七九——一九五五).德国物理学家。狄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创立者。一九二一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①茨威格的中篇小说《灼人的秘密》(BrennendesGelieimis),又可译为《燃烧的秘密》,这使当时的观众人的秘密》的电影。根本没有人对此表示哪怕只是一丁点儿的反感。可是在
国会纵火案——纳粹党徒妄图嫁祸于共产党人而未能得逞——之后竟发生了
这样一件事:在电影院招牌和《灼人的秘密》广告前聚集着一群人,他们互相挤眉弄眼,哄然大笑。不一会儿,盖世太保明白了人们为什么在这个片名前天笑的缘故。当天晚上,警察骑着摩托车在街上巡逻,并命令停映这部电影。从第二天起,我的中篇小说《灼人的秘密》的书名也就从所有的报纸广告和一切招贴广告的柱子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其实,禁止这样一句使他们感到不安的话,甚至焚烧和撕毁我们的全部书籍,在当时是一件相当简单的事。
不过,在特定的情况下,他们对我也无可奈何；因为在关键性的时刻他们不能同时伤害另一个他们正极为需要用来维护他们在世界上的声望的人,他就是德意志民族最伟大、最闻名、当时还活着的音乐家里夏德·施特劳斯。我当时刚巧和他一起完成了一部歌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