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阿道夫·冯·索嫩塔尔(Adolf von Sonnenthal),奥地利著名男演员。
③约瑟夫·凯恩茨(Josef Kainz),奥地利著名男演员。
的音乐厅原本是一座完全不起眼的非艺术性建筑物——它早年是利希腊施泰因侯爵的骑术学校,后来改建时也只不过在四壁镶上木板,以适应音乐的需要,一点都不富丽堂皇,但它却像一把古老的小提琴似的扣人心弦,对音乐爱好者来说它是一块圣地,用为肖邦、勃拉姆斯、李斯特、鲁宾斯坦都在那里举行过音乐会,许多著名的四重奏都在那里首演。而现在,它却要为一幢新的实用建筑而让路,这对我们在那里度过了难忘时刻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当贝多芬乐曲(由红玫瑰四重奏小组演奏,表演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出色)的最后旋律渐渐消失时,没有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座位。我们喝采、鼓掌,一些妇女激动得啜泣起来。谁也不愿相信这是最后的告别。大厅里的灯光熄灭了,为的是把我们赶走。可是在那四五百名音乐迷中没有一人离开自己的座位,我们在那里呆了半小时、一小时,仿佛我们用那种行动能够迫使那座古老的神圣大厅得到拯救似的。而我们当大学生的时候,又是怎样为了反对拆毁贝多芬临终的寓所而用请愿书、游行和文章进行斗争的呵!在维也纳,这类具有历史意义的每一幢房屋的拆除,就象从我们身上夺取了一部分灵魂。
这种对艺术尤其是对戏剧艺术的狂热,遍及维也纳的社会各阶层。由于近百年的传统,维也纳本身原是一座社会、阶层分明而又相处非常融洽(正如我以上所述)的城市。社会舆论还始终受皇家控制。所以,皇家的城堡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中心,而且也是哈布斯堡帝国超越民族的文化中心。在城堡周围是奥地利、波兰、捷克、匈牙利的大贵族的府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第二道围墙。在这道围墙外面则是由较小的贵族、高级官吏、工业家和“名门世家”组成的“上流社会”,再外面才是小市民阶级和无产阶级。
所有这些阶层都生活在自己的社会圈子里,甚至生活在自己特定的区域。大贵族住在城市核心区的自己府第里,外交使团住在第三区,工商界人士住在环城大道附近,小市民阶级住在第二区到第九区的内城区,最外面一层住着无产阶级。但是所有的人都会在城堡剧院和盛大的节日里彼此交往。譬如说,在普拉特绿化区①举行鲜花彩车游行时,十万人会热情地向坐在华丽的马车里的“一万名上流人物”喝采三次。在维也纳,凡事都可成为庆祝的理由,让位给色彩和音乐,如宗教游行、基督圣体节、军事检阅、“皇家音乐节”等,无不都是如此。纵使出殡,也是热热闹闹。任何一个讲究礼俗的维也纳人都追求“壮观的葬礼”、豪华的排场和众多的送葬人；甚至可以说,一个真正维也纳人的辞世,对他人来说是一次大饱眼福的盛会。正是在这种对一切声色和节日气氛的爱好之中,在这种对演戏似的生活(生活的表演形式和反映形式；也不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现实中)的乐趣之中,维也纳全城的人都是一致的。
维也纳人的这种对“戏剧的癖好”,如果按戏迷们的可怜的生活条件来说,有时真可谓达到荒唐的程度,从而很可能遭到讥笑；和刚毅的邻邦——德意志帝国相比,我们奥地利对政治淡漠,经济落后,事实上,其中部分原因就在于过分讲究享受。不过,这种对艺术的过分重视倒使我们在文化方面有了与众不同之处:首先,我们对每一种艺术都抱十分崇敬的态度,其次,经过几个世纪的艺术熏陶,我们有了一种无与伦比的鉴赏力,而且,正是由于这种鉴赏力,反过来又使我们最终在一切文化领域内达到超群的水平。艺①普拉特(Prater),位于维也纳第二区内的多瑙河畔的绿化区。
术家总是在他备受尊重的地方感到最舒畅和最受鼓舞。艺术总是在它成为一件全民族生活大事的地方达到它的顶峰。正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和罗马吸引了大批画家并把他们培养成为巨匠一样——因为每个画家都感到自己必须在全体市民面前与别的画家进行竞争和不断超越自己的水平——维也纳的音乐家和演员们也都明白自己在这座城市里的重要性。在维也纳歌剧院,在城堡剧院里,容不得一点疏忽任何一个错音符都会被立刻发现,一旦进入合唱声部的时间不合拍或音符缩短,都会受到指责。而且这种监督不仅仅来自首演时的专业评论家们,而是来自每天每日的全体观众。他们的耳朵是敏锐的,通过不断的比较更是越来越尖。由于政治、行政管理和社会风纪方面一切都相当安定顺当,所以在这些方面有点“马虎”,维也纳人都能包涵,有点违反常规,都能宽容谅解,但另一方面,他们对艺术方面出现的差错却从不含糊,因为这关系到本城的荣誉。每一个歌唱家、每一个演员、每一个音乐家,都必须始终竭尽全力,不然就会被淘汰。能在维也纳成为明星是非常了不起的,但要始终保持明星的地位却不容易；任何松懈都不能原谅。在维也纳的每一位艺术家都清楚这种从不间断、毫不留情的监督,从而迫使自己锲而不舍,这样也就使整个艺术水平达到卓绝的程度。我们每一个人从青年时代起就已习惯于在自己的生活中用严格、苛刻的标准要求艺术家的每一次演出。一个当年曾十分熟悉古斯塔夫·马勒尔①领导的歌剧院里一切铁的纪律和曾把交响乐团里团员们的干劲和缜密联系起来视为理所当然的人,在今天也是很难对一次戏剧或音乐的演出感到完全满意的。不过,我们这样也就学会了对自己的每一件艺术品提出严格的要求。当时所达到的水平一直是我们的表率,在一个正在成为艺术家的人看来,那种水平在世界上只有少数城市具备。然而,那种关于正确节奏和情绪高昂的知识却又是家喻户晓的,因为即使是一个坐在“酒馆”里的小市民也会要求乐队演奏出高水平的音乐,就像他要求掌柜给他上好的葡萄酒一样。就连普拉特绿化区的居民们也都清楚地知道哪支军乐队演奏得“最带动”,不论他们是“德国的音乐大师”还是匈牙利人；仿佛往在维也纳的人都从那空气中获得了音乐节奏感似的。所以,正如我们这些作家们在一篇特别讲究的散文中表现出那种优美的音乐性一样,其他人则在社交场合和日常生活中充满温文尔雅的礼节意识。在所谓“上流”社会里,一个没有艺术感和不崇尚礼仪的维也纳人是不可想象的。
不过,纵然在下层社会,一个最贫穷的人也具有某种对美的本能要求,这是那种自然景色和人生物乐趣对他的生活熏陶所致。如果住在维也纳的人没有那样一种对文化的热爱,没有那样一种对安逸舒适生活的享受意识和审美意识,那么他就不是真正的维也纳人。
所以,对犹太人来说,适应这样的民族环境,或者说,适应这块自己居住的土地,不仅是对外的一种保护措施,而且也是一种自己内心深处的需要。
他们要求有自己的祖国,渴望安宁、养息、太平,渴望消除外来陌生的感觉,这就促使他们热忱地把自己和周围环境的文化联系起来。除了十五世纪的西班牙以外,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在这样一种联系方面比奥地利显得更出色和更有成效。自从犹太人在这座皇帝的京城定居两百多年以来,他们在这里遇到①古斯塔夫·马勒尔(GustavMahler),奥地利晚期浪漫派作曲家和杰出指挥家,一八九七——一九○七年任维也纳皇家歌剧院院长。
的是逍遥自在、爱好和睦相处的人民,虽然这些人看上去不太讲究繁文缛节,但在内心同样蕴藏着那种追求精神和美的价值的深刻本能,正如犹太人认为这些价值对自己十分重要一样。甚至可以说,犹太人在维也纳碰到了更多的际遇:他们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一项使命。在上个世纪的奥地利,艺术曾一度失去了自己传统的老保护人和赞助者,即皇室和贵族。在十八世纪的时候,玛丽亚·特蕾西亚①曾让格鲁党来指导她女儿们的音乐,约瑟夫二世②曾作为一个行家和莫扎特讨论过莫扎特的歌剧,利奥波德二世③自己就作过曲；但后来的皇帝——弗朗茨二世④和费迪南一世①对艺术方面的事就已不再有丝毫兴趣了,而我们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②,在他八十年的生涯中除了阅览军队的花名册以外就从未读过一本书或者仅仅在手里拿过一本书。他甚至还流露出对音乐的反感。同样,大贵族也都放弃了从前那种赞助的态度。以前,埃斯特哈齐侯爵府曾把海顿留在家里奉为宾客；洛布科维茨侯爵府、金斯基家族③、瓦尔德施泰因家族④曾竞相争取在自己的府邸首演贝多芬的作
品,伯爵夫人图恩还恳求这位伟大的精灵(贝多芬)不要把歌剧《菲岱里奥》⑤从歌剧院的保留节目中撤销。——然而这样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即使象瓦格纳、勃拉姆斯、约翰·施特劳斯、或者胡戈·沃尔夫⑥这样的人,也部已得不到他们的一丁点儿资助。于是,市民阶层⑦为了把交响音乐会保持在原有的水平,为了让画家和雕塑家能够维持生计,不得不出来代替他们进行支持。而犹太市民阶层的自豪和抱负,恰恰是他们在维护维也纳古老灿烂文化的光荣时站在最前列。他们一向热爱这座城市,并且一心一意地在这里居住,但是他们觉得只有通过自己对维也纳艺术的热爱,才真正算是成了维也纳人,才不愧于这一片故土。本来,他们在公共生活中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其微小的。皇室的煊赫使任何个人的私人财富显得黯然失色。领导国家的高位都是世袭的,外交界是属于贵族的,军队和高级官吏的职务均为名门世家所把持；而犹太人也从未有过想钻进这种特权阶层的奢望,他们彬彬有礼地尊重这种传统的特权,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譬如说,我今天还清楚记得,我父亲一生部不愿到扎赫尔大饭店去用餐,况且并不是为了节约——因为和其他几家大饭店相比,价格也只是略微贵一些——,而是出于那种天生的敬而远之的感情:他觉得和一位施瓦岑贝格亲王或者洛布科维茨侯爵邻桌是尴尬和不得体的,在维也纳,唯有对艺术,所有的人才感到有同样的权利,因为①玛丽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ia),奥地利女皇,一七四五——一七六五年在位。
②约瑟夫二世,奥地利皇帝,一七六五——一七九○年在位。
③利奥波德二世,奥地利皇帝,一七九○——一七九二年在位。
④弗朗茨二世,神圣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一七九二——一八○六在位),一八○四——一八三五年为奥地利皇帝。
①费迪南一世,奥地利皇帝,一八三五至一八四八年在位。
②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一八四八年后为奥地利皇帝,一八六七年后兼匈牙利国王。
③金斯基家族(Kinskye),波希米亚贵族世家,一六七六年起承袭奥地利伯爵封位,一七四六年起承袭侯爵封位,家族成员多在奥地利外交界。
④瓦尔德施泰因家族(Waldsteins),波希米亚贵族世家。
⑤《菲岱里奥》(Fidelio),贝多芬作三幕歌剧。
⑥胡戈·沃尔夫(Hugo Wolf,一八六○——一九○三),奥地利著名作曲家。
⑦市民阶层(Burgertum),在德语中是指除了贵族和僧侣以外居住在城市里的一切人。
对维也纳艺术的爱护被视为是一种共同的义务,而犹太族资产阶级通过自己的帮助和促进,对维也纳文化所作的贡献,则是不可估量的。他们是真正的观众、听众和读者。他们光顾剧院和音乐会,购买图书和绘画,参观各种展览。他们受传统束缚较少,思路灵活,成了各种场合一切新事物的促进者和先驱战士。十九世纪艺术珍品的巨大搜集收藏工作几乎都由他们完成,艺术方面的一切尝试几乎只有通过他们才有可能得以进行；如果没有犹太资产阶级这种坚持不懈激励一切的兴趣,而仅仅依靠朝廷、贵族和那些宁愿赛马和打猎但不愿促进艺术的信奉基督教的百万富翁们的冷漠态度,那么维也纳在艺术方面也就会落后于柏林,就象奥地利在政治方面落后于德国一样。谁想在维也纳作一点艺术方面的创祈,谁从外地来到维也纳作客,想在这里找到自己的知音,那么他就得指望这样的犹太资产阶级。记得在反犹太主义时期,曾经有过这样一次唯一的尝试:想在维也纳创立一家所谓“民族剧院”,可是这家剧院既找不到编剧,也找不到演员和魂众,不到儿个月的工夫,这家“民族剧院”也就惨淡地垮台了,然而恰恰是通过这样一个具体事例第一次揭开了这样的内情:被世界人民称颂为十九世纪维也纳文化的十分之九,是由维也纳的犹太人促成、哺育、甚至是由他们自己创造的文化。
因为正是在十九世纪的末年,维也纳的犹太人在艺术创作方面变得相当活跃——而在西班牙的犹太人当时正面临着艺术方面的可悲没落——诚然,这种艺术绝不可能是以一种犹太人特有的形式出现,而是通过移花接木的奇迹,表现出最强烈的奥地利和维也纳的特点。在音乐创作方面,戈德马克①、古斯塔夫·马勒尔和勋柏格②成了国际性的人物,奥斯卡·施特劳斯③、莱奥·法尔④、卡尔曼⑤使圆舞曲和轻歌剧的传统获得新的繁荣。霍夫曼斯塔尔、阿图尔·施尼茨勒、贝尔一霍夫曼①、彼得·阿尔滕贝格②等人使维也纳文学达到欧洲的水平,这是格里尔帕策③和施蒂弗特④所代表的维也纳文学从未达到过①卡尔·戈德马克(Karl Goldmark,一八三○——一九一五),奥地利著名作曲家,祖籍匈牙利,著名代表作有歌剧《示巴王后》、交响乐《乡村婚礼》、交响序曲《沙恭达罗》等。
②阿诺尔德·勋柏格(ArnoldSch6nberg,一八七四——一九五一),奥地利作曲家和音乐理比家,十二音体系写作法的奠基人。
③奥斯卡·施特劳斯(Oscar Strauss,一八七○——一九五四),奥地利作曲家,以创作轻歌剧和喜歌剧的乐曲闻名于世。曾于一九三八年经巴黎前往纽约和好莱坞,一九四八年重返维也纳。
④莱奥·法尔(LeoFal1,一八七三———九二五),奥地利作曲家,新轻歌剧作曲家的重要代表之一。
⑤埃梅里希·卡尔曼(Emmerich K(im(n,一八八二,——一九五三),匈牙利作曲家,世界著名轻歌剧作曲家。
①里夏德·贝尔一霍夫曼(Ricliard Beer-Hofmann,一八六六——一九四五),奥地利作家,曾攻读法学,霍夫曼斯塔尔的朋友,一九三八年流亡瑞士,后移居美国,犹太复国运动的参加者,主要作品有未完成的戏剧三部曲《大卫王的冒险故事》。
②彼得·阿尔膝贝格(Peter Altenberg,一人五九——一九一九),奥地利散文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维也纳负有盛名。
③弗朗茨·格里尔帕策(Franz Grillparzer,一七九一——一八七二),十九世纪奥地利著名剧作家,人道主义者,深得歌德和拜伦的赞赏,代表作有“命运悲剧”《太祖母》、爱情悲剧《萨福》等。
④阿达尔贝尔特·施蒂弗特(Adalbert Stifter,一八○五——一八六八),奥地利小说家,早期受德国浪漫派影响,日后倾向古典主义,擅长写中短篇小说,用文笔优美而获较高评价。
的。索嫩塔尔、马克斯·赖因哈德⑤使这座戏剧城市再度誉满全球。弗洛伊德和科学界的泰斗使早已闻名的维也纳大学举世瞩目。——这些身为学者、艺术名流、画家、导演、建筑师和新闻工作者的犹太人,在维也纳的精神生活中无可争辩地到处享有较高和崇高的地位。由于对这座城市的热爱和那种入乡随俗的愿望,他们使自己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并且觉得能为奥地利的荣誉效劳,不胜荣幸；他们觉得为自己的奥地利作出贡献,是自己的世界使命,的确,应该实事求是地再次指出这一点:在现今欧美的音乐、文学、戏剧和工艺美术中被人赞誉为是奥地利文化获得新生的相当一部分——如果不说大部分的话——是由维也纳的犹太人创造的；而犹太人自己则在这种移花接木的工作中达到了千余年以来精神追求的最高成就。几个世纪以来无处寻找出路的智能在此和已趋式微的传统结合在一起,以新的生气和勃然的活力使旧的传统获得新的生命,焕发出新的青春。只是最近几十年想把这座城市强行民族化和地方化的企图,才大大亵读了维也纳,因为这座城市在精神和文化方面恰恰遇到最多样化的因素,它在思想上完全是超民族的。维也纳的天才——一种独特的音乐天才,从来都是把民族和语言的一切对立因素和谐地融合在自身之中,维也纳文化是西方一切文化的综合。凡是在维也纳生活和工作的人都感觉到自己摆脱了偏狭和成见。再也没有一个地方能比在那里更容易当一名欧洲人。而我知道,我之所以能早早学会把欧洲共同联合的理想作为我心中的最高理想来加以热爱,在相当程度上应该感谢这座早在马可·奥勒留①时代就维护着罗马精神——兼容一切的精神的城市。
在那古老的维也纳,人们生活得很好,生活得轻松愉快,无忧无虑,而北边的德国人却用一种略带恼怒和藐视的目光眼望着我们这些居住在多瑙河畔的邻居。这些邻居并不“能干”,也没有紧张的秩序,而愿意享受生活:吃得好、在节日和剧院里寻找乐趣,并为此搞出了卓越超群的音乐。维也纳人确实不喜欢德国人那种最终会使其他一切民族的生活变得无比痛苦和遭到彻底破坏的所谓“能干”,不喜欢那种要凌驾于其他一切人之上的野心和拼命的追逐,他们喜欢怡然自得地聊天,习惯于相安共处,让每一个毫无妒意的人在与人为善和或许是漫不经心的和睦气氛中各得其所。“自己生活和让别人生活”曾是维也纳人的著名原则,在我看来,它至今仍然是一个比一切绝对的命令更富于人性的原则,而这一原则当时曾顺利地被一切社会阶层所遵循。穷人和富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犹太人和基督教徒,都可以和平相处,尽管偶尔也有互相嘲弄的时候。纵然是政治和社会运动,也都不带那种可怕的仇恨之心。仇恨之心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余毒才侵入到时代的血液循环中的。在从前的奥地利,人们在互相攻击时,尚且讲豪侠气概,那些国会议员们虽然也在报纸上、国会里互相责骂,但在经过西塞罗①式的长篇演说之后,仍然会友好地坐在一起喝啤酒或咖啡,并且彼此以亲昵的“你”相⑤马克斯·赖因哈德(Max Reinhardt,一八七三——一九四三),奥地利著名演员,一九○○年任柏林德意志剧院领导人。
①马可·奥勒留(MarcAure1,即Marcus Aurelius,Antoninius,一二一一一八○),一六一至一八○年的古罗马皇帝,新斯多葛派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经年用兵,势力达到多瑙河畔,相传因瘟疫死于Vindobona (今维也纳)附近。
①西塞罗(Marcus Tullu Scicero,公元前一○六——一四三),古罗马政治家,以擅长演说著称。
称。就是反犹太主义政党的党魁卢埃格尔②当上了维也纳市长的那会儿,他在私人交往方面也没有丝毫变化,我个人必须坦白承认,我当时身为一个犹太人,无论在中学还是在大学和文学界,都没有遇到一丁点儿麻烦和歧视。在当年的报纸上,还不是每天都充斥那种国与国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派与派之间的仇恨,它还没有把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彻底隔离；那种在公共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老百姓的情绪也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激烈得令人讨厌。那时候,个人所作所为的自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在今天这简直不可想象；当时的人并不像今天似的把宽容视为一种软弱,而是把它尊为一种道德的力量。
因为我出生和长大成人的那个世纪并不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世纪。它是一个阶层分明、按部就班、秩序井然的世界,一个从容不迫的世界。机器、汽车、电话、无线电、飞机等的新速度尚未影响到人的生活节奏；岁月和年龄依然有着另一种尺度。人们生活得相当悠闲安逸。当我今天想尽量回忆起我童年时代那些成年人的形象时,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们中间有许多人过早地发福。我的父亲、我的叔叔伯伯、我的老师们、商店里的营业员、乐谱架旁的交响乐团演奏员,在他们四十岁的时候就都已成了大腹便便、“气派非凡”的男子。他们举步缓慢,谈吐斯文,谈话时抚摸着自己保养得很好的、常常是已经灰白的胡子。不过,灰白的须发仅仅是庄严的一种新标志,而一个“稳重”的男子则要有意识地避免那些被认为是青年人不太得体的举止和自负的神气。我今天怎么也记不起来,在我孩提时代曾见过父亲急匆匆地上下过楼梯或者有过任何明显的慌慌忙忙的举动,当时他还不到四十岁呢。在那个时候,任何匆忙和慌张不仅被看作是不文雅的,而且事实上也大可不必,
因为在那个凭借自己无数的小保险和支持措施而对市民阶层来说相当稳定的
世界里,从未发生过什么突然事变；即使外面世界上发生了什么灾难,也透不过这堵“保险生活”组成的厚墙壁。英布战争①、日俄战争、即使是巴尔干战争,对我父母的生活全都没有丝毫的影响。他们把报纸上所有的战情报道当作体育专栏似的随随便便一翻而过。说真的,奥地利以外发生的事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又会使他们的生活发生什么变化呢?在他们的奥地利,那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时代,国家没有天翻地覆的变化,货币不会突然大肆贬值。
那时候,要是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一下子跌了百分之四或者百分之五,就被说成是“破产”了,人们就会蹙起眉头,忧心仲仲地谈起这场“灾难”。那时候,也有人抱怨“高额”的税收,但那种抱怨更多的是出于习惯,而不是真的这样认为。因为事实上当时的税收和第一次大战以后的税收相比,只不过是施给国家一点点小费。那时候,人们还时兴立下最详尽的遗嘱,好象这样就能使自己的孙子和曾孙免遭任何财产损失似的,以为用这样一张看不见的债券就可以永远有效地保证子孙们的安稳生活,于是他们自己也就生活得悠然自得,即使有一点小小的担惊受怕,也无非是像抚摩听话、好玩而根本不用害怕的家畜时的那样一种心情。所以,每当我今天手中偶然得到一张从前②卡尔·卢埃格尔(Karl Luegar,一八四四——一九一○),奥地利政治家,基督教社会党人,反犹太主义者,一八九七至一九一○年任维也纳市长,反对大德意志主义和社会民主党。
①英布战争,又称“布尔战争”,是英国对南非布尔人的战争。布尔人是荷兰在南非移民的后裔。一八九九年英国发动战争,布尔人战败。一九○二年媾和,布尔人统治的德兰土瓦和奥兰治被英国吞并,一九一○年该两地并入英国自治领南非联邦。
的旧报纸,读到那些关于一次小小的区议会选举的激动文章时,每当我回想起为了城堡剧院演出中的微不足道的问题而议论纷纷时,或者回想起我们青年时代对一些根本无关紧要的事情进行不值当的激烈讨论时,我就会忍俊不禁。当时的一切忧虑就是这么一丁点儿!那是一个多么风平浪静的时代呵!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那一代人有幸遇到了这样的时代,他们平静、顺利和清白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不知道我是否要为此而羡慕他们。
因为他们像生活在天堂里似的,从而对人间的一切真正痛苦、对命运的种种险恶和神秘力量懵懵懂懂,对一切使人焦虑的危机和问题视而不见,然而那些危机和问题却愈来愈严重!由于陶醉在安宁、富足和舒适的生活里,他们很少知道,生活还可能成为一种负担和变得异常紧张,生活中会不断出现意想不到的事和天翻地覆的事；由于沉湎在自由主义和乐观主义之中,他们很难料到,任何一个明天,在它晨光微熹之际,就会把我们的生活彻底破坏。
即使是在最最黑暗的黑夜里,他们也不可能醒悟到人会变得多么险恶；不过他们也同样很少知道,人有多少战胜险恶和经受考验的力量。而今天的我们——我们这些被驱赶着经历了一切生活急流的人,我们这些脱离了与自己有联系的一切根源的人,我们这些常常被推到一个尽头而必须重新开始的人,我们这些既是不可知的神秘势力的牺牲品、同时又心甘情愿为之效劳的人,
我们这些认为安逸已成为传说、太平已成为童年梦想的人——都已切身感受
到极端对立的紧张关系和不断出现的新恐惧。我们岁月中的每个小时都是和世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远远超出了自己狭隘的生活小圈子,分享着时代与历史的苦难和欢乐,而从前的他们只局限于自己的生活小圈子。因此,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纵然是我们同类中最微不足道的人,也要比我们祖先中最睿智的圣贤了解现实胜千倍。不过,我们却没有从中占到什么便宜,而是完全为此付出了代价。
上个世纪的学校
我在国民小学毕业以后被送进中学,这只不过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因为每户有钱人家为了自己的社会地位都精心培养“受过教育”的儿子,要他们学习法语、英语,让他们熟悉音乐,并先后让家庭女教师和家庭男教师管教他们的礼貌举止。然而,在那“开明”的自由主义时代,只有所谓“高等学府”的教育,即进入大学,才完全有真正的价值。因此,每个“上流”
家庭都追慕在自己的儿子中至少有一个在名字前冠有博士学衔。但这条通往大学的道路却是相当漫长和一点都不令人感到愉快。因为在此之前必须坐在硬板凳上念完五年国民小学和八年中学,每天要坐五至六小时,课余时间则完全被作业占满,而且还要接受除了学校课程以外的“常规教育”,即,除了学习古典的希腊语和拉丁语以外还要学习“活”的语言——法语、英语、意大利语,也就是说,除了几何、物理和学校规定的其他课程以外还要学习五种语言。学习负担重得不能再重,几乎没有进行体育锻炼和散步的时间,更谈不上消遣和娱乐。
我今天还依稀记得,我们七岁的时候非得学会和合唱一首什么“愉快、幸福的童年”的歌。那首简单朴素的小歌的乐曲今天还在我的耳际回响,但它的歌词我当时就唱不利索,更没有作为一种信念进入我的心坎。因为老实说,我对从小学到中学的整个生活始终感到无聊和厌倦,一年比一年感到不耐烦。盼望尽早摆脱那种枯燥乏味的求学生活。我记不得在当时那种单调枯燥、缺乏温暖、毫无生气的学校生活中曾有过什么“愉快”和“幸福”。学校生活彻底破坏了我们一生中最美好、最无拘无束的时代。甚至可以坦白地说,当我看到本世纪的儿童比我们当时幸福、自由、独立得多时,我还真有点妒忌哩。当我看到今天的儿童无拘无束和几乎是平等地与自己的老师闲聊时,当我看到他们不像我们似的始终怀着一种隔阂的感觉而是毫无畏惧地奔向学校时,当我看到他们可以在学校和在家里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愿望和年轻、好奇的心灵中的爱好时,我还总觉得有点难以置信。——他们是自由、独立、自然的人,而在我们那个时候,当我们还未踏进那幢可憎的学校大楼以前,我们就得全身紧缩,免得撞上那无形的架轭。学校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强迫、荒漠、无聊,是一处不得不在那里死记硬背那些仔细划分好了的“毫无知识价值的科学”的场所。我们从那些经院式或者装成经院式的内容中感觉到,它们和现实,和我们个人兴趣毫无关系。那是一种无精打采、百无聊赖的学习,不是为生活而学习,而是为学习而学习,是旧教育强加于我们身上的学习。而唯一真正令人欢欣鼓舞的幸福时刻,就是我永远离开学校的那一天——我得为它感谢学校。
这倒并不是我们奥地利的学校本身不好。恰恰相反,所谓“教学计划”
是根据近一百年的经验认真制订的,倘若教学方法生动活泼,也确实能够奠定一个富有成效的相当广博的学习基础。但是正因为刻板的计划性和干巴巴的教条,使得我们的课死气沉沉和枯燥透顶。上课成了一种冷冰冰的学习器械,从来不依靠个人进行调节,而仅仅象一具标有“良好、及格、不及格”
刻度的自动装置,以此来表示学生适应教学计划的“要求”达到了什么程度。
然而,恰恰是这种索然无味、缺乏个性、对人漠不关心、兵营似的生活,无意之中使我们不胜痛苦。我们必须学习规定的课程,而且凡是学过的东西都要考试。在八年之中没有一个教师问过我们一次,我们自己希望学些什么,更没有鼓励的意思,而这正是每个年轻人所悄悄盼望的。
这种死气沉沉的样子从我们学校那幢搂房的外表上就可以看出。那是一幢典型的实用建筑,是五十年前用低廉的造价,马马虎虎仓促建造起来的。
阴冷的走廊粉刷得十分糟糕,低矮的教室里没有一幅画或者其他使人赏心悦目的装饰。整幢楼房都能闻到厕所的气味。兵营似的学校里使用的是一些旅馆里的旧家具,这些家具以前已经有无数人使用过,而且说不定以后还会有无数人同样漫不经心地或者凑凑合合地使用下去。一直到今天我还不能忘记楼房里那股子在奥地利的所有官署办公室里比比皆有的霉味,我们当时有人把它称为“国库”味,凡是堆满积物、供暖过分和空气从不流通的房间都有那种霉味,它先沾染一个人的衣服,然后再沾染他的心灵。学生们象被判处
在橹舰上划桨的囚犯似的两人一排地坐在一张低矮的长板凳上——长板凳矮
得足以使人变成佝偻——一直坐到骨头疼痛。到了冬季,没有灯罩的煤气灯发出蓝幽幽的火光,在我们的书本上闪烁；到了夏季,所有的窗户都被经心地遮上了窗帘,为的是不让学生看到那一角蓝色的天空而思想开小差。上个世纪还没有发现:正在发育的青少年是需要空气和活动的。因此,以为在硬板凳上坐了四五个小时以后只要在阴冷、狭窄的过道里休息十分钟就够了。
我们一星期两次被带给体操房,在那里的木板地上毫无目的地来回踏步走。
体操房的窗户关得严严实实,每踏一步,尘土扬起一米高。而这样一来,也就算是考虑到了卫生保健措施；国家也就算对我们尽到了“智育基于体育”
的“责任”。许多年以后,当我路过那幢暗淡、凋敝的楼房时,我还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总算不必再跨进那间我青年时代的牢房了。而当那所显赫的学校举行五十周年校庆时,我作为以前的高材生受到邀请,要我在部长和市长面前致贺辞,但我婉言谢绝了。因为我对那所学校没有什么可感激的,所以,任何一句感谢之类的话也无非是谎言而已。
不过,那种令人沮丧的学校生活也不能怪我们的老师。对于他们,既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他们既不是暴君,也不是乐于助人的伙伴,而是一些可怜虫。他们是条条框框的奴隶,束缚于官署规定的教学计划,他们也象我们一样必须完成自己的“课程”。我们清楚地感觉到:当中午学校的钟声一响,他们也像我们一样获得了自由,欢愉之情和我们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不爱我们,也不恨我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过了好几年,他们也还只知道我们中间极少数几个人的名字。而且,就当时的教学方法而言,他们除了批改出“学生”在上次作业中有多少错误以外,再也没有什么要关心的了。他们高高地坐在讲坛上,我们坐在台底下；他们提问,我们回答,除此以外,我们之前没有任何联系。因为在师生之间,在讲坛和课椅之间,在可以看得见的高高在上和可以看得见的眼皮底下之间,隔着那堵看不见的“权威”之墙,它阻碍着任何的接触。一个教员理应把学生当作一个希望对他自己的特殊个性有深入了解的人来看待,或者甚至象今天司空见惯的那样,有责任为学生写出“报告”,即把他观察到的学生的情况写出来,但在当时,这些是大大超出他的权限和能力的。更何况,私人谈话还会降低他的权威性,因为这样谈话很容易使我们这些“学生”和身为“前辈”的他平起平坐。我觉得,最能说明我们和教员之间在思想感情上毫不沾边的一点是,我早已把他们所有人的名字和面貌忘得一干二净。在我的记忆中,只清清楚楚保留着那座讲坛和那本我们始终想偷看一下的班级记事簿的形象,因为里面记着我们的分数。我今天还记得那本教员们主要用来评分的小小的红笔记本,记得那支用来记分的黑短铅笔,记得自己那些被教员用红墨水批改过的练习簿,但是我怎么也记不得他们之中任何一个人的脸——也许因为我们站在他们面前的时候总是低着头或者从不认真地看过他们一眼。
对学校的这种反感并不是一种个人的成见；我记不得在我的同学中有谁
对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不反感的,它压抑和磨平了我们最好的志趣。不过,只是到了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对我们它少年的教育采用这样一种冷漠无情的方法,并不是出于国家主管部门的疏忽,而是包藏着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秘而不宣的既定意图。我们面临的世界,或者说,主宰我们命运的世界,它把自己的一切想法都集中在追求一个太平盛肚的偶像上,它对青年一代是不喜欢的,说得更透彻一点,它对青年一代始终抱着怀疑。对自己有条不紊的“进步”和秩序感到沾沾自喜的市民社会宣称,在一切生活领域中从容不迫和中庸节制是人的唯一能见成效的品德,所以,任何要把我们引导向前的急躁都应该避免。奥地利是由一位自发苍苍的皇帝统治着和由年迈的大臣们管理着的一个古老的国家,是一个没有雄心壮志的国家,它只希望能防止各种激烈的变革,从而保住自己在欧洲范围内的安然无恙的地位。而年轻人的天性,就是要不断进行迅速、激烈的变革。因此他们也就成了一种令人忧虑的因素,这种因素必须尽可能长时间地被排斥在外或者压制下去。所以国家根本没有打算要使我们学生时代的生活过得愉快。我们应该通过耐心的等待才能得到任何形式的升迁。由于这种不断的往后推移,因此年龄也就像今天一样完全要用另一种标准来衡量。那时候,一个十八岁的中学生就像一个孩子似地被对待,如果当场抓住他在吸烟,就要受到惩罚,如果他因要解手而想要离开课椅,就得毕恭毕敬地先举手。不过话又要说回来,在那个时候,纵然是一个三十岁的男子汉,也还会被看作是一只羽毛未丰的小鸟呢,而且即便到了四十岁,也还被认为不足以胜任一个负责的职位。所以,当有一次三十八岁的古斯塔夫·马勒尔被任命力皇家歌剧院院长时,好象发生了一桩惊人的意外事件:这样一个首屈一指的艺术机构竞托付给一个“如此年轻的人”
(他们完全忘记了莫扎特在三十六岁,舒伯特在三十一岁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作品)——维也纳全城的人都为之诧异,窃窃私语。这种不信任感——把每一个年轻人视为“不完全可靠”——在当时遍及所有的社会阶层。我父亲在他的商行里就从未接待过一个年轻人,而且谁不幸看上去显得特别年轻,那么他就得到处克服那种不信任感。于是,产生了一种今天几乎不能理解的风气:年轻,处处成为升迁的障碍；年老却成了有利条件。而在我们今天这个完全变了样的时代里,四十岁的人干事的时候,愿意让人看上去象是三十岁似的；六十岁的人愿意自己像四十岁似的。今天,到处推崇年轻、活力、干劲、自信；而在那个太平年代,任何一个想要进取的人,为了使自己显得年老一些而不得不想尽各种办法打扮自己。报纸上宣传介绍怎样加速长胡须的方法。刚刚从医学院毕业的二十四五岁的年轻医生都已蓄起大部胡须和戴上金丝边眼镜,尽管他们的眼睛根本没有这种需要,之所以这样做,仅仅是为了给第一批病人留下“有经验”的印象。男人们都穿长长的黑色小礼服,步履从容稳重,而且可能的话,挺起一个微微凸出的圆肚子,以体现那种刻意追求的老成持重。有虚荣心的人,都竭力装作自己已脱离那种被人视为靠不住的青年时代,至少在外表上要这样。我们在中学六、七年级的时候就已不愿意再背中学生的书包,而愿意用公文包,为的是不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中学生。青年人的那种朝气、自信、大胆、好奇、欢乐——这一切在我们今天看来都是令人羡慕的素质,但在那个一味追求“持重”的时代,却被看作是靠不住的表现。
唯有了解这样一种特殊的观念,才会明白,国家就是要充分利用学校作为维护自己权威的工具。学校首先就得教育我们把现存的一切尊为完美无缺的,教师的看法是万无一失的,父亲的话是不可反驳的,国家的一切设施都是绝对有效和与世永存的。这种教育的第二个基本原则,就是不应该让青年人太舒服。这一原则也在家庭中贯彻。在给予青年人某些权利之前,他们首先应该懂得自己要尽义务,而且主要是尽完全服从的义务。从一开始就应该让我们牢牢记住:我们在一生中尚未有任何的贡献,没有丝毫的经验,唯有对给予我们的一切永铭感激之情,而没有资格提什么问题或者什么要求。在我那个时代,从孩提时候起就对人采用吓唬的蠢办法。女仆和愚蠢的母亲们在孩子三四岁的时候就吓唬他们,说什么如果他们再闹的话,就去叫“警察”。
当我们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如果我们拿着某一门副课的一个不好分数回家,我们就会受到恫吓,说再也不让我们上学了,送我们去学一门手艺——这在资产阶级世界里是最可怕的恫吓了,因为它意味着重新回到无产阶级的行列。而当年轻人怀着最真诚的学习目的,要求成年人解释一下重大的时代问题时,遇到的是盛气凌人的训斥:“这些事你还不懂呢。”不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和国家机关,到处都采用这种手段,不厌其烦地一再提醒年轻人:他还没有“成熟”,还什么也不懂,他应该恭恭敬敬地听别人说话,而没有资格插嘴或反驳。正是出于这种想法,学校里的可怜虫——教员,便高高地坐在讲坛上,始终象一尊不可接近的泥菩萨。我们的全部心思也都应该局限在“教学计划”之内。至于我们在学校里是否觉得舒服,是无关紧要的。根据那个时代的意向,学校的真正使命与其说是引导我们向前,毋宁说是阻止我们向前,不是把我们培养成为有丰富内心世界的人,而是要我们尽可能百依百顺地去适应既定的社会结构,不是提高我们的能力,而是对我们的能力加以约束和消灭能力差异。
对青年一代的这种心理上的压力,或者更确切些说,这种非心理性的压力,只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不是使他们麻木不仁,就是使他们激奋勇进。不过,人们不妨去翻阅一下那些精神分析学家们的文献,看看这种荒唐的教育方法究竟产生了多少“自卑情绪”。要知道,这种所谓“自卑情结”
还恰恰是由那些本人经历过我们奥地利旧学校的人士所发现的呢。或许这不是偶然的吧。我个人也要归功于这种压力,是它使我很早就显露出对自由的酷爱,而其激烈的程度,是今天的青年一代无法了解的；同时,我又对一切权威,对一切曾经伴随我一生的“教训口吻”的谈话深恶痛绝。对一切不容置疑的说教抱着绝然的反感,多少年来,简直成了我的一种本能。我早已忘记这种反感是从何产生的。不过我记得,当有一次演讲旅行时,有人为我选用了大学里的大讲堂。我突然发现,我必须从讲坛上向下说话,而坐在底下长椅上的听众,好像我们以前当学生似的老老实实地不许说一句话地坐在那里,我顿时感到一阵不快。我想起了在我整个中学年代那种高高在上、非同伴式的、权威性的夸夸其谈的说教是怎样使我受罪的。于是我感到一阵害怕,我怕从这高高在上的讲坛上说话,很可能就像当年我们的教员对我们说教似的,不得人心。正是由于这种思想顾虑,所以那次演讲也就成了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