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一九三四年二月底在维多利亚火车站下车时,我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决心要在那里长期居住的城市,和一座只是去作客的城市,看上去就是不一样。我不知道,我将在伦敦住多久。对我来说只有一点是重要的,那就是又可以从事自己的创作了,又可以维护我的人身自由和内心自由了。因为一切财产都已意味着累赘,所以我没有为自己张罗住宅,而只是租了一套简单的公寓房间,大小将够,那些少量书籍可以藏在两个壁橱里。我是离不开书籍的。房间里还可以放一张写字桌。这样,我就有了一个脑力劳动者所需要的一切。要是来客人,当然是没有地方了。我真的宁愿住最狭小的房间,以便可以随时出去旅行。我的生活无意之中已经变成临时性的了,不能再作长远安排。
第一天晚上——天色已黑,墙壁的轮廓在昏暗中逐渐模糊起来——,我踏进那间终于整理好了的小居室,我吃了一惊。在那一瞬间,我以为走进了大约三十年前我在维也纳为自己布置的那个小房间。因为房间是同样的小,墙上同样贴着那句对书籍的祝辞,同样挂着那幅布莱克的画:《约翰国王》那张画到处陪伴着我,国王梦幻般的眼睛一直望着我。我确实需要一点时间镇静一下,因为多少年来我再也没有想起过维也纳的那第一套小房间。难道那是我的生活——相隔那么长的时间——退缩到过去的象征?是我自己变成幽灵的象征?当我三十年前在维也纳为自己选上那间斗室时,我的命运已经开始。当时,我还没有创作出什么来,或者说,还没有创作出什么重要作品来:我的著作、我的名字还没有在我的祖国生根。
现在——在惊人的相似环境中———我的著作从自己的语言环境中重新
消失了。我所写的一切,对德国来说已非常陌生。朋友们都已疏远,昔日的联系已被破坏,贮有着收藏品、绘画和书藉的住房也已失去,完全和当时一样,我又被一片陌生所包围。我当初努力干过的、学到的、享受过的一切,看来都已飘逝,我已五十岁了,但又要从头开始,我又要坐在写字桌前当学①索伦托:意大利那不勒斯海湾之城名。
生,早晨疾步走到图书馆去——只不过不再那么虔诚,不再那么热情罢了,头发已经灰白,疲惫的心灵蒙上了薄薄的沮丧。
对更多他讲述有关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年我在英国的情况,我总感到有些犹豫。因为我已踏进我们今天的时代,而且我们大家几乎都同样经历过那个时代,怀着同样由广播报纸煽动起来的不安,怀着同样的希望和同样的忧虑。我们今天很少会怀着骄傲的感情回想自己政治上的迷惘,而是怀着可怕的感情回想那个时代曾把我们引向何方；要想说明过去的人,他必然要控诉,可是今天,我们谁有这种权利呢!再说,我在英国生活是非常小心谨慎。
我知道自己不善于克制内心的无限惆怅,所以我在那半流亡和流亡的全部日子里,断绝了一切社交活动。我想,当他们讨论时局。的时候,我在一个陌生的国家是不可以说三道四的。我在奥地利对那些领导人物的愚蠢举动尚且无能为力,我怎么可以在英国信口雌黄呢?我党得自己在那美丽的岛国只是一个客人,我非常清楚:如果我——用我们知道的比较清楚、比较可靠消息——指出希特勒纷世界带来的危险,那么他们就会把它看作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当然,眼看着那些明显的错误而缄口不语,有时候是很困难的。看到英国人的高尚道德、忠心耿耿、毫无猜忌地信赖每一个人的真诚意愿,竟被事先精心策划的宣传所滥用,是多么伤心的事呵。他们一再受蒙蔽,说什么希特勒只是要把边界周围的德国人弄到自己身边,然后他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感谢他会把布尔什维主义铲除,这样的诱饵确实产生了不同寻常的效果。
只要希特勒在演说中说出“和平”这个词,报纸就会热烈欢呼而忘记了他犯下的全部罪行,并且也就不再过问德国如此疯狂地武装自己到底要干什么。
从柏林回来的旅游者称赞那里的秩序和设计新秩序的大师,那是因为那些旅游者的参观访问都经过预先安排,他们受到的是奉迎的款待。英国人开始渐渐默认那位新领袖“要求”建立大德意志帝国是有道理的——没有人理解,奥地利是欧洲大墙里的一块基石,要是有人把它从墙上挖掉,欧洲必将崩溃。
我以焦虑的目光觉察到在英国人和他们的领导人当中存在着那种被人诱骗的
天真和高尚的轻信,因为我曾在自己的家乡亲眼目睹过冲锋队员的脸,并听他们唱着:“今天,德国属于我们,明天,将是整个世界。”政治局势越紧张,我越是避免和别人谈话,避免任何公开的行动。我在英国从未在一家报纸上发表过一篇和时局有关的文章,也从未在电台讲过话,从未参加过公开的讨论；在昨日的世界上,咱有对英国,我是这样,我生活在那间斗室里,比我三十年前作为大学生住在维也纳的那间小屋里,更加无声无息。所以,
我今天没有权利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见证人去描述英国；当我后来不得不承
认,我在战前从未真正认识到英国最深沉、最内在、只有在最危险的时刻才会表现出来的力量,那时,我就觉得更没有权利了。
我在英国也没有见到许多作家。我刚开始接近的那两位作家:约翰·德林克沃特和体士·沃尔波尔,又恰巧提前被死神带走了。较为年轻的作家,我更不常遇到。由于那种不幸压在自己身上的“外国人”的不安全感,我避免去俱乐部、宴会厅和公开场合。不过,我还是经历了一次真正令人难忘的特别场面。我看到两位思想最敏捷的人物——肖伯纳和H·G·威尔斯进行了一次私下成见极深、但表面上文雅得体的。
争论。我事先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造成他们之间那么深的隔阂；但两位大作家之间的那种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在他们互致问候时便让人感觉出来了,彼此都象半开玩笑似的嘲弄对方。所以我当时的处境是既尴尬又极感兴趣。——他们之间必然有过原则性的意见分歧,可能不久前已经消除,或者,要通过那次午宴来加以消除。那两位在英国都享有声誉的大人物半个世纪前均在“费边社”①为当时尚且年轻的社会主义并肩战斗过,自那以后,他们都按自己非常独特的个性发展,彼此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威尔斯坚持自己积极的理想主义,坚持对人类未来的美好憧憬。而肖伯纳则相反,他越来越用怀疑、嘲讽的眼光观察未来和当代的现实,以检验自己冷静的“愉快的戏剧”
②。他们的身形外貌也随着岁月而形成对照。肖伯纳,那位精神矍铄得惊人的八旬老人,当时只吃些核桃和水果,嘴巴还发出格格的响声。他身材高大、瘦长,从不知倦怠,在健谈的嘴边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他比以往更热衷于自己的奇谈怪论。威尔斯,那位乐天的六旬老人,比以往更追求享受、安逸,他身材矮小,面颊红润,在偶尔轻松愉快的表情背后蕴有一股无情的严肃。
肖伯纳善于进攻,他迅速而又巧妙地变换着攻击点；威尔斯在战术上长于防卫,他不动声色,犹如一个教徒、一个信念坚定的人。我很快得到这样的印象:威尔斯来这里不仅是为了一次友好的午宴谈话,而是为了一场原则争论。
正因为我不知道有关那次思想分歧的背景,我不免感到气氛有些紧张。那两个人的每一个表情、每一次目光、每一句话,都表现出一种傲慢而又相当认真的好斗情绪:就象两个击剑手在互相激烈交锋以前,总要先用小小的试探性碰击来试一试自己随机应变的能力。肖伯纳思路敏捷。每当他回答一个问题或者避开一个问题时,在他浓密的眉毛下目光闪烁,他喜欢幽默和玩弄词藻,并以此自豪,在过去的七十年里,他在这方面可谓已登峰造极。他的浓密的白胡子有时在轻声的长时间的笑声中颤动,他的头稍微偏斜,好象总是注视着自己手里那把剑的剑头是否击中了对方。面颊红润、有着一双沉静的眼睛的威尔斯,言词更尖锐、更直截了当；他的理解力也是敏捷非凡,但他不施展那种高深莫测的手腕,而喜欢单刀直入。那场舌战宛若剑击,进行得非常尖锐、非常迅速。剑光晃晃,一来一去,你砍我挡,我击你闪,好象其乐无穷,使得在旁观战的人对那场击剑比赛、熠熠剑光以及你来我往的技艺赞叹不已。但在那场敏捷的、始终在最高水平上进行的对话背后却藏着一种精神上的愤怒,它是以英国人高贵的风度,通过最文雅的辩论形式表现出来。
那就是寓严肃于游戏,寓游戏于严肃。两个极端对立的人的一场针锋相对的争论,似乎是由某件事引起,但实际上早就有着我不知道的原因和背景。不管怎么说,我看到了两位英国最优秀的人物所进行的一场十分精彩的争论。
而后来在《民族周刊》上继续进行的几个星期的论战并没有引起我百分之一
的兴趣。文字论战远不如那次激烈的对话引人入胜,因为在抽象论据的背后再也见不到活生生的人,那些实质性的问题也不再显得那么清楚。然而,才智很高的人和才智很高的人发生摩擦,是十分难得的。那场争论使我大开眼界。我在那以前和那以后,也从未在喜剧里听到过那么精彩的对话艺术。因为他们的对话艺术并不是有意要追求什么戏剧效果,而是极其自然完成的。
可是在那几年里,我只是在英国占着一个空间,我的整个灵魂并没有在英国。恰恰是对欧洲的忧虑,那种痛苦的、压迫着神经的忧虑,促使我在从①英国一种资产阶级改良车义思潮。主要代表有悉尼·维伯、肖伯纳等。
②肖伯纳把自己的戏剧分为“不愉快的戏剧”、“愉快的戏剧”。详见肖伯纳生乎传记。
希特勒掌权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几年里经常出去旅行,甚至两次渡过大西洋。我出去旅行,可能是出于这样一种预感:只要世界还向我开放,只要轮船还能在大海上平安行驶,我就应该为以后更黑暗的时代积累印象和经验,使我下如此大的决心的,也许还有那种渴望:要想知道,当我们自己这个世界被不信任和不和睦破坏得不成样子的时候,大洋彼岸的世界是怎样进行建设的,甚至还有这样一种隐隐约约的预料:我们的未来,以及我本人的未来,是在远离欧洲的大洋彼岸。一次横越美国的演讲旅行使我有极好的讥会看到那个强大的国家全部丰富多彩的生活,看到那个国家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内部团结一致。不过,我对南美的印象也许更强烈。我是愉快地接受国际笔会的邀请,到那里去参加代表大会的。在那种时刻,我更觉得,强调超越国家和语言的思想团结,是多么重要。
在那次旅行之前,我待在欧洲的最后几个小时,用令人担忧的警告送我上路,一九三六年夏天,西班牙内战已经开始,从表面看,那次战争只不过是由那个美丽而又悲惨的国家的内部不和而引起的,但实际上却已经是两种意识形态的势力集团为自己未来的冲突进行预先演习,我是从南安普敦乘一艘英国轮船启程的,我原以为,为了避开战争地区,轮船要绕开往常停靠的第一站维哥①。但出乎我的意料,我们还是驶进了那个港口,甚至我们旅客还被允许上岸待几个小时。维哥当时掌握在佛朗哥的党徒手中,离真正的战场还远。就在那不多的几个小时内,我还是看到了一些确实会令人心情沉重的事情。市政厅飘扬着佛朗哥的党旗,市政厅前站着不少年轻人,他们穿着农民的服装,排着队,大多数是中牧师带领着,那些年轻人显然是从附近农村来的,我开始还不明白,当局对那些年轻人有何打算。他们是招来应急的工人?他们是来领救济金的失业工人?可是一刻钟之后,我看到同那些年轻人一样的一批年轻人从市政厅里走出来,但己变了样子,他们身上穿着簇新的军服,佩着枪和刺刀；在军官们的监视下,他们拥上同样崭新锃亮的汽车,汽车疾驶过街道,出城而去。我感到一阵可怕。我不是曾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这种情景吗?第一次是在意大利,后来是在德国:那些簇新的军服、崭新的汽车和机枪突然在这里和那里出现。我又问自己,是谁提供那些新军服?是谁付的钱?是谁把那些一贫如洗的年轻人组织起来?是谁驱使他们反对现政权、反对选举产生的国会、反对他们合法的人民代表机构?据我所知,国库掌握在合法政府的手中,军火库同样也在合法政府的控制下。那么,那些汽车、那些武器肯定是从外国弄来的,毫无疑问,它们是从邻近的葡萄牙越过边境运进来的。那么,到底是谁提供、是谁付的款呢?那是一般新的要想取得政权的势力,它在这里和那里活动,它是一股喜欢暴力、需要暴力的势力,我们所信仰并为之毕生奋斗的一切思想、和平、人道、友善,在那股势力看来,都是过时的弱点。那群人诡秘地隐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和他们的垄断企业里,他们阴险地利用青年人的幼稚思想为自己的权力欲望和阴谋服务。他们信奉暴力,企图用新的、诡谲的伎俩把古老的野蛮战争带给我们不幸的欧洲。一个通过亲眼目睹、自己感觉到的印象往往会比千百篇报纸文章和小册子对心灵产生更大的力量。我看到那些无辜的年轻小伙子被那些神秘的幕后操纵者用武器武装起来,让他们跟自己国家的同样无辜的年轻人作对。我突然预感到,那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欧洲面临的现实。轮船停了几个小时之①西班牙西部海港城市。
后又起锚了,我赶快上船,走进舱内。要是再看一眼那个美丽的、但遭到外国罪恶蹂躏的国家,定会使我非常痛苦；我觉得,欧洲由于自己的疯狂已濒临死亡。欧洲,我们神圣的故乡,我们西方文明的摇篮和圣殿,正在走向死亡。
这以后看到的阿根廷国土上的景象当然令人更加欣慰。那里是另一个西
班牙；西班牙的古老文化在那一片新的、辽阔的、没有流过血、没有彼仇恨
熏染过的土地上得到了保护和保存。那里有丰足的粮食、过剩的财富,那里有无限的空间和未来的粮食。我感到莫大的愉快和一种新的信心。几千年来,文化不就是从一个国度传播到另一个国度的吗?纵然树木被斧头砍倒,只要种子被保存下来,不就又会有新的繁茂、新的果实吗?我们世世代代所创造的一切是永远不会失去的。只是人们必须学会从更大的范围去思考,从长远的时间去计算。我对自己说,人们应该开始再也不要单从欧洲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而是要超出欧洲去思考问题,人们不要把自己埋葬在正在渐渐死去的过去,而是要共享历史的再生,在那座新的百万人口的城市里,所有居民都对我们的大会表现出满腔热情。我从中感到,我们在那里不是外人,在那里,
对思想统一的信仰——我们把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都献给了这种信仰——仍
然具有主命力、仍然有价值、起作用,我感到,在我们那个有了新速度的时代,纵然是大洋也不能把我们分开。在那里一个新任务代替了旧任务:那就是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在更大胆的设想中建设我们梦想的共同事业。如果说,自从我看到准备战争的那最后一瞥以后,我对欧洲已经失去信心,那么,我在南方的十字星座下又重新开始有了希望和信仰。
巴西给我留下同样深刻的印象,也给了我不小的希望。那片得天独厚的土地有着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在那片广袤的国土上,至今还有铁路、公路,乃至飞机未曾到过的地方。在那里,历史被保存得比在欧洲更加精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野蛮还没有在那里侵入民族的凤尚和精神。人类在那里和平地一起生活,他们懂礼貌,不象在我们欧洲,不同种族之间的交往含着一种故意。那里的人不是由人们用荒谬的血统论、种族论和出身论来划分。一种奇怪的预感使我事先就觉得,我可以在那里安宁地主活,那里的空间为未来无限的繁荣作好了准备,可是在欧洲,国家之间为了最可怜的一点儿空间就要大动干戈,并使政治家们抱怨无穷。那里的大地期待着人们去开发官、用自己的能力去充实它。欧洲在文明方西创造的一切能够在那里以其他新的形式得到辉煌的延续和发展。那里新的大自然以它的千姿百态使我赏心悦目,我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但是旅行,继续不断地到另一个星空下、到另一个世界去。旅行,不等于摆脱了欧洲、摆脱了对欧洲的担忧。看来,大自然对人的报复几乎都是凶狠的,当人类通过技术把大自然最秘密的威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时,所有的技术成就又会同时搅乱人类的心灵。技术带给我们的最坏的咒语,莫过于它会阻止我们逃避哪怕只是一刹那的现实。过去的祖先们在遭受灾难的时候,便逃遁到孤独和偏僻的地方去,可是现在,我们在同一个时刻便可知道和感受到我们地球上某个地方发生的坏事。尽管我离欧洲多么远,但我随时可以知道欧洲的命运。在佩尔甫布戈①登岸的那一天夜里,南方的十字星座就在头①巴西城市。
顶,黑色皮肤的人群在我周围的街上行走,我感到疲劳不堪,忽然我在一张报纸上读到轰炸巴塞罗那和枪杀一位西班牙朋友的消息。那位朋友几个月前曾和我共同度过了愉快的几个小时。在得克萨斯州,我坐在一辆飞驰的普尔曼①式的车厢里,行驶在休斯顿和另一座石油城之间,我突然听到有人发疯似的用德语大喊大叫,原来是不知哪位旅伴把列车里的收音机拨到了德国电台。列车的车轮正在得克萨斯的平原上滚滚向前,我却不得不在车厢里聚精会神地听希特勒发表煽动性的演说。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我总一直怀着痛苦的忧虑思念着欧洲,一直想着在欧洲的奥地利,难以摆脱。在许多令人
惊骇的危险地区中——从中国到埃布罗河②和曼查那雷斯③——唯有奥地利的
命运特别令我关心,这大概就是一种狭隘的爱国主义吧。但我知道,整个欧洲的命运全系在那个小国家身上——它恰巧是我的祖国。如果我今天回过头来试图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些政治错误,那么我会认识到最大的错误是: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家们没有执行简单明确的威尔逊计划,而是歪曲了它。
他的思想是给小国家以自由和独立,不过他正确地认识到:那种自由和独立只有在所有大国和小国参加的一个有约束力的统一组织内才能得到保证。由于人们没有建立那种组织——真正的、全面的国际联盟——,而只是实现了它的纲领的另一部分,即给小国家以自主权,因而人们制造出来的不是平静,而是接连不断的紧张局势。因为没有什么再比小人的狂妄欲望更危险的了,那些小国家刚一建立起来,它们的第一件事就是你争我夺的搞阴谋,为自己获得小块土地争吵不休,波兰人跟捷克人打仗,匈牙利人跟罗马尼亚人作战,保加利亚人跟塞尔维亚人开火,而在所有那些竞争中,作为最弱者的小小奥地利却跟庞然大物的德国对抗。那个支离破碎、残缺不全的国家——奥地利,它的统治者曾一度在欧洲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现在——我今天不得不一再重复——它成了欧洲墙上的一块基石。我知道,在我居住的那座英国百万人口的城市——伦敦,所有人都不会觉察到,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巴尔干,都要先后被希特勒公然并吞。他们不会觉察到纳粹主义能够用维也纳——依
靠维也纳的特殊组织已把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根杠杆把整个欧洲撬
起,翻个个儿。只有我们奥地利人知道,是什么样的怨恨激起的欲望驱使希特勒向维也纳进军,那座城市是他最穷困潦倒的时候的见证人,他要以凯旋而归的统帅身分进入那座城市。
因此,每当我匆匆去一下奥地利,然后又越过边界回来时,我总要舒一口气:“幸亏这一次希特勒还没有来”,而回头一看,好象那就是最后一次了。我看到了灾难的来临将是不可避免的；在那几年里,当别人早晨自信地拿起报纸时,我却有数百次从内心害怕这样的大写标题:奥地利完了。唉,当我装作我早已不关心奥地利的命运时,我是怎样在欺骗自己呵!我每天从
遥远的地方比我那些在祖国的朋友们更为奥地利缓慢而心切的最后挣扎而痛
苦,他们用爱国主义的游行来欺骗自己,每天互相打气:“法国和英国不会抛弃我们,而首先,墨素里尼绝不会答应。”他们相信国际联盟、相信和平条约,就象病人相信贴有漂亮商标的药一样。他们无忧无虑地、幸福地过着他们的日子,而看得更加清楚的我,心都快要碎了。
①普尔曼(一八三一——一八九七)是美国铁路工程师。此处指普尔曼公司制造的高级车厢。
②西班牙河名。
③西班牙城市。
我最后一次去奥地利,没有别的理由,而是我内心对那越来越近的灾难的态惧的自发表现。一九三七年秋,我为探望我的老母亲去过维也纳。因为我在伦敦有较长一段时间波有事干；更没有什么急事。几个星期以后的一天中午,——那是十一月底的时候——我横过摄政王大街回家,在路上买了一份《旗帜晚报》。那天是哈里法克斯勋爵①飞往柏林的日子,他第一次试图和希特勒本人谈判。在那份《旗帜晚报》的第一版上——我只是粗略地看了一下,右边版面上的文章是黑体字——列举了哈里法克斯想和希特勒达成谅解的几点内容。
其中也有一条是谈到奥地利的。在那些字里行间我感觉到或者我以为我已经看到:出卖奥地利。因为和希特勒谈判还能意味着别的什么呢?我们奥地利人完全知道,希特勒在这一点上是绝不会让步的。值得注意的是,把那次讨论内容归纳为那几点的纲领,唯独出现在那份午间出版的《旗帜晚报》上,而在下午晚些时候开印的报纸上却又不见了。(我后来听到谣传,说报纸的消息是由意大利公使馆帮助弄到的,因为意大利在一九三七年最怕德国和英国背着它搞联合。)在那份《旗帜晚报》上的消息——大概有很大一部分人没有注意到——本身是否确实,我无从判断。我只知道,我个人对那个想法吃惊非小,就是说,希特勒和英国已经在谈判有关奥地利的问题了,我今天不羞于说,当我拿着那份报纸时,我的手颤抖着。不管消息是真是假,几年来我还没有那样激动过,因为我知道,只要那条消息有一点真的话,也就意味着完蛋的开始。欧洲大墙上的那块基石就会塌下来,欧洲也随着崩溃。
我马上回转身,跳上第一辆上面写着开往“维多利亚火车站”的公共汽车,向帝国航空公司驶去,想打听一下是否还有明天早晨的机票。因为我还想再去看一次我年迈的母亲、我的家庭、我的故乡。巧极了,我得到了一张机票,我迅速将一些东西塞进箱子,飞往维也纳。
我的朋友们对我如此迅速、如此突然回到维也纳很是奇怪。但是当我说出我的忧虑时,他们是如何嘲笑我的呵；他们讥讽我,说我还是那位老“耶利米”①。说我是不是不知道,奥地利人现在是百分之百地支持舒施尼克?他们不厌其烦地称赞“祖国阵线”规模巨大的游行,而我在萨尔茨堡就已看到过,绝大多数参加游行的人都把规定的统一徽章别在罩衫的衣领上,以便不给自己的地位造成危险,与此同时,他们又都为谨慎起见早已在慕尼黑的纳粹党那里登了记——我学过的历史和自己写过的历史太多了,我不会不知道大批群众总是突然倒向势力大的一边的。我知道,他们今天高呼“舒施尼克万岁”,明天他们会用同样的声音高喊“希特勒万岁”。然而,在维也纳所有我与之交谈的人都表现出了真正的无忧无虑。他们互相邀请聚会,穿着燕尾服,吸着香烟(根本不知道,他们不久就要穿上集中营囚犯的衣服),他们奔忙于购买圣诞节礼品,布置自己漂亮的家(没有人预料:几个月后那些东西都会被洗劫一空).古老的维也纳永远是悠然自得,我以前非常喜欢它的逍遥自在,真的,我整个一生都梦想那种无忧无虑,维也纳的民族诗人安①哈里法克斯勋爵(Lord Edward Frederlck Llndley Wood Halifax一八八———九五九),英国政治家。一九三五年任陆军大臣。一九三五————九三八年、一九四○年任掌空大臣。一九三八———九四○年任外交大臣。一九四一——一九四六年任驻华盛顿大使。
①旧约中的先知。
岑格鲁贝尔①曾把那种无忧无虑概括成这样简洁的格言:“你不会出什么事
的。“——那种无忧无虑现在第一次使我感到痛心。但最终说来,他们——所有那些在维也纳的朋友——也许要比我聪明,因为他们在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才感到痛苦,而我呢,我事先在想象中就感到痛苦,当灾难降临时,我又第二次痛苦。我再也理解不了他们,我也无法使他们理解我。从第二天起,我就再也不警告任何人了,干吗要让那些不想让别人打扰的人惊恐不安呢?不过,如果我今天说,当我在维也纳的最后几天望着我在那里出生的那座城市的每一条熟悉的路、每一座教堂、每一座花园、每一个古老的角落时,是怀着一种”永不会再有了!“的无声绝望,人们不会把我的话当作是事后添油加醋的说法,而认为完全是真实的。我拥抱我的母亲时,就带着那种隐藏的感情,”这是最后一次了“。我对那座城市里的一切、那个国家里的一切都带着”永别了:“的感情。我意识到那是一次告别,永远的告别。列车驶过萨尔茨堡,那里有我在里面工作了二十年的住宅。但是列车进了火车站,我都没有下来一下。我虽然可以从车厢的窗户看到山丘上我家的房子,回忆那些消逝的岁月,可是我没去看。看了又有什么用呢?—我永远也不会再住进那所房子了。在列车越过边界的时刻,我象圣经中的老祖宗罗得一样,知道我身后的一切都是尘土与灰烬,一切凝结成了象盐一样苦涩的历史。
我以为,当希特勒将要实现自己仇恨的梦和作为凯旋而归的统帅占领那
座曾经遗弃过他——一个穷愁潦倒、一事无成的年轻人——的那座城市维也
纳的时候,我预感到了一切可能发生的可怕的事。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爆发了惨无人道的事件,那一天,奥地利以及欧洲都成了赤裸裸的暴力的战利品!但我本人对那种惨无人道的想象、以及每一个人的想象,是显得多么保守、多么怯弱、多么可怜!现在假面具撕下来了。由于其他国家公开表现出畏惧,残暴不必再顾忌任何道德的约束了,它不再需要——英国、法国、世界还算得了什么?——利用应该从政治上消灭“马克思主义者”那种虚伪的借口了。现在已不单单是掳掠抢夺,而是每个人都在恣意放纵自己的复仇私欲。大学教授必须用赤裸的双手擦洗马路；虔诚的白胡子犹太人被拽进寺庙,由狂叫怒吼的年轻人逼着跪下齐声高呼“希特勒万岁”。那些年轻人把大街上无辜的人象兔子一样抓在一起,押着他们走,要他们打扫冲锋队营房的厕所,病态的、卑劣的仇恨狂人在多少个黑夜里所痴心妄想的一切,如今在青天白日里发泄出来了。他们冲进居民的住宅,从发抖的女人们那里抢走耳朵
上的装饰珠宝——类似这样的洗劫城市在几百年前的中世纪战争时期也曾发
生过；不过那种公开折磨别人的无耻私欲、对心灵的摧残、花样翻新的侮辱
都是新的。所有那一切不是由个别人、而是由千千万万遭到折磨的人记录下来的,到了一个比较平静、不象我们今天这样道德已经沦丧的时代,人们将
会毛骨悚然地读到那些记录:一个空前绝后的仇恨狂人在二十世纪的那座文
化城里犯下了什么样的罪行。因为那是希特勒在他各种军事和政治的胜利中最最可怕的胜利,那样一个家伙竟然成功地运用不断升级的作法,砸碎了每一条法律。在那种“新秩序”面前杀害一个人不需要法庭审判,而其冠冕堂皇的理由则会令世人咋舌,拷刑在二十世纪是不堪设想的,人们当时还把没①安岑格鲁贝尔(Ludwig Anzengruber,一八三九——一八八九)奥地利作家。
收财产明白无误地称之为抢掠。可是现在,在又一个接叵而至的圣巴托罗缪①的夜晚之后,在冲锋队的营房里和铁丝网的后面每天把人拷打得死去活来,这以后,还谈什么非正义呢?还谈什么人世间的痛苦呢?一九三八年,在奥地利之后,我们的世界已经非常适应惨无人道、无法无天和野蛮粗暴的行为了,那是几百年前所没有的现象。要是那座不幸的城市——维也纳在以前发生了那样的事情,就足以遭到国际的唾弃,可是在一九三八年,世界的良知在忘却和原谅那些暴行之前,就已沉默,或者只是咕哝了几句。
那些日子对我来说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日子,每天都有从祖国传来的尖叫的呼救声；我知道每天都有我最亲近的朋友被非法拖走,被拷打、被侮辱；我为每一个我所爱的人担惊受怕,却又无能为力,今天,我不羞于说,当老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我们当时把老母亲留在维也纳——,我并不感到吃惊,我没有悲哀——时代已把我们的心变得如比反常,而是相反,我感到一种宽慰,因为我知道,她已不会再遭受各种痛苦和危险了,她已八十四岁了,双耳几乎全聋了,她就住在我们家的住宅里,根据新的“雅利安人法律”,她可以暂时不被驱逐,我们曾经想,再过些时候通过什么办法能将她接到国外。然而很快,在发布的维也纳第一批法令中有一条规定击中了她。八十四岁的她,腿力已经不支,她每天都要作一次小小的散步,在费劲地走上五分钟或十分钟之后,总习惯在环城大道旁或者公园的长凳上歇一会儿。希特勒在那座城市还没有当上八天主人,残暴的禁令就已下达；犹太人不准坐在长
凳上——这是专为那些恣意折磨人的肉体的残酷目的而想出来的许多禁令中
的一条。不管怎么说,抢劫犹太人的财物总还有一点他们自己的逻辑,还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可以把从工厂、私人住宅、别墅里抢来的东西、把那些已空缺的职位赐给自己人,奖赏给老部下；戈林的私人画廊之所以富丽堂皇,要归功于那种大规模的抢劫行动。但是不让一位老妇或者一位精疲力尽的老头坐在一条长凳上喘一口气,那也只有二十世纪和那个家伙于得出来的事,而千百万人却把那个家伙敬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
幸运的是我的母亲不用长期忍受那些野蛮行为和侮辱了,在维也纳被占领几个月后,她去世了。我今天不能不把一件踉她的死有联系的小事写出来；我觉得,正是那些细节对一个正在到来的时代是重要的,类似的事在今后的时代一定不会发主。一天早晨,八十四岁的老太太突然失去知觉,被请来的医生很快就说,她可能过不了那个晚上,医生还雇来一个女看护——一个大约四十岁的女人——守护在老太太临终的床边。我母亲仅有的两个儿子——我和我的兄弟——正好都不在身边,当然是回不来了,因为即使回到一位临终的母亲的床边,对德意志文化的维护者来说也是一种罪行。于是我们的一位堂兄决定在那屋里过夜,这样,在她断气的时候,家庭中至少有一人在场。
我们那位堂兄当时已六十岁,自己身体也不太好,事实上一年之后他也死了。
当他正准备在隔壁房间搭床过夜时,女看护出现了——我今天说这件事,对她是相当不光彩的——,她解释说,遗憾得很,按照纳粹的新法律,她是不能留在要死的人旁边过夜的。她说,我的堂兄是犹太人,她作为一个不到五十岁的女人,即使是在一位要死的老太太身边,也是不可以和他在同一个住①圣巴托罗缪夜晚为巴黎屠杀新教徒之夜。法国国王亨利第四未即位前为渐教徒首领,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为其在巴黎举行婚礼之日,新教徒被诱。当日尽遭屠杀,亨利也被拘禁。
所里过夜的——按照那位挑剔者的心理,一个犹太人首先应该想到的是:不要给她带来种族上的耻辱。她说,当然,我对那种规定也感到非常苦恼,但她必须遵守那些法律。于是,为了能让女看护守留在我要死的母亲身旁,我
的六十岁的堂兄被迫于当晚离开了那所房子；人们也许现在能够理解:我为
什么庆幸我的母亲没有在那些人中间长命下去。
奥地利的那种局势也给我个人生活带来变化,起初,我把它看作是一种无关紧要的、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我失去了奥地利的护照,我不得不向英国当局申请一张白卡,即一张无国籍者的身分证。我曾常常在我世界主义的
梦幻里为自己偷偷地描绘过这样的情景:没有国家、不用为某个国家承担义
务、从而让所有的人没有区别地生活在一起,该是多么美好啊!多么符合我自己的内心感情啊!可是,我不得不再次认识到:我们人世间的幻想是多么有限,恰恰是那些最重要的感受,只有自己亲身经历过,才会明白。十年前,我曾在巴黎遇到梅列日科夫斯基,他向我抱怨说,他的书在俄国遭到禁止,没有经历过那种事的我当时还心不在焉地想安慰他几句,不过,面对那种国际上流行的世界通病,说也无济于事。但是,当我后来自己的书从德语界消失时,我才多么清楚地理解他的抱怨呀!因为我写的那些书只能通过翻译、即通过冲淡了的、改变了的媒介形式出版。同样,我在那一瞬间——当时,我在前厅申请人的长凳上坐等了一阵子之后,正被允许进入英国官员的房间——才懂得,把自己的护照换成一张外国人身分证意味着什么。因为以前我曾有权要求得到我的奥地利护照。每一个奥地利领事馆官员或者警察局官员都有义务立即给我这个享有一切权利的公民填发护照。相反,我想得到那张英国的外国人身分证,我必须去申请。那是一种申请得来的照顾,而且还是一种随时都可能被收回的照顾。一夜之间,我又降了一级。昨天还是一位外国客人,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位有身分的绅士,我在那里支付我的外汇并纳税,现在我却成了流亡者,一名“避难者”。我被降至即使还不是不名誉的那类少数人中间。此外,从此开始,每到一个国家,那张白色身分证上的签证都得由本人提出特别申请。因为所有国家都对我突然属于“那类”没有法律保护、无国籍的人表示不信任,我们那些人不象其他人,如果我们在那个国家变得令人讨厌或留住时间太长,必要时,我们就会被驱逐或者被遣返自己的国家,我不得不想起几年前一个流亡的俄国人跟我说的话:“早先,人只有一个躯体和一个灵魂,今天还得外加一个护照,不然,他就不能象人一样被对待。”
事实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使人感觉到世界大倒退的,大概莫过于限制人的行动启由和减少人的自由权利。一九一四年以前,世界是属于所有人的。每个人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想在那里待多久就待多久。没有什么同意不同意,没有什么允许不允许。当我今天跟年轻人叙述我一九一四年以前去印度、美国旅行的那些事情时,我总是高兴地看着他们一再流露出惊奇的神情,那时候不用护照,或者根本没有见过护照。人们上车下车,不用问人,也没有人问你,今天要填的一百多张表格,你一张也不用填。那时候没有许可证,没有签证,更不用说刁难；那些国境线只不过是象征性的边界而已,人们可以象越过格林威治的子午线一样同样无忧无虑地越过那些边界线,而今天由于大家互相之间那种病态的不信任,海关官员、警察、宪兵队已经把那些边界变成了一道铁丝网。一直到一次大战后,由于民族主义作祟,世界才开始变得失常。而且,作为第一个看得见的现象,也是我们这个世纪的精神瘟疫,是对外国人的仇视:仇视异族人或至少是害怕异族人。人们到处抵制外国人,驱逐外国人。早先对付罪犯的一切侮辱手段,现在都用在每一个在旅行前或正在旅行的旅客身上了。那些旅客一定得交出左面、右面、侧面、正面的照片；头发要剪短到看得见耳朵,还必须留下指纹,起初只需要拇指,后来是所有十个指头,此外,还要出示许多证明,健康证明,注射防疫针证明,警察局证明,推荐信,还必须能够出示邀请信和亲戚的地址,必须有品行鉴定和经济担保书,还要填写、签署一式三四份的表格,要是那一大堆表格中缺少了哪怕一张,那么你也就丢失了自己。
看来都是些小事情。一开始我也觉得是些不值一提的琐事。可是由于那些毫无意义的“琐事”,我们那一代人也就毫无意义地浪费了不可挽回的宝贵时间；如果我今天总算起来,我在那几年里填了不知多少表格,在每一次
旅行时写了不知多少声明、税赋说明、外汇证明、过境和居日许可证明、申
报和注销,我在领事馆和官署的前厅里站立了不知多少小时,坐在不知多少官员面前——他们有的和蔼、有的并不友春、有的无聊、有的过于热情——,我在边境线经历了不知多少搜查和盘问。后来我才感觉到,人的尊严在我们这个世纪里失掉了多少呵。我们年轻时曾虔诚地梦想过我们这个世纪会成为自由的世纪,成为世界主义即将到来的时代,可是那些非生产性的、同时又侮辱人格的繁文缛节浪费了我们多少生产、多少创作、多少思想呵!因为我们每个人在那几年里用了更多的精力去研究那些官方的规定,而不是去研究文学艺术书籍。在一座陌生的城市、在一个陌生的国家,不再象往昔那样,第一条路是通往那里的博物馆、风景区,而是去领事馆、警察局领取“居住许可证”。过去,当我们这些人坐到一起,常常是谈论波德菜尔的诗或热烈地讨论一些问题,现在,我们突然发现自己谈论的是被盘问的情况、许可证的情况,打听是否要提出申请长期签证还是旅游签证；结识一个可以便你缩
短等候时间的领事馆的小小女官员在最近十年里要比和一个托斯卡尼尼或者
一位罗曼·罗兰结成友谊更为重要。人们得始终凭着天性知道,人是客体而不是主体,我们没有什么权利,一切都只是官方的恩赐。人们不停地受到盘问,登记,编号,检查,盖章。时至今日,我,作为一个出生于比较自由的时代、不接受教训的人,作为一个梦想的世界共和国里的公民,还一直觉得
我的护照上的每一个图章犹如犯人额上的一个烙印；每次盘问、每次检查犹
如一种侮辱。那是一些小事情,始终只是一些小事情,我知道那是在一个人的生命价值比货币的价值跌落得更快的时代里的小事情。不过,只有当人们紧抓住那些小小的症状,往后的时代才能将正常的精神状态和精神失常的临床表现记录下来,那种精神失常笼罩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我们这个世界。
我大概从很早开始就放纵惯了。我的敏感大概也由于近几年来激剧的变化而渐渐受到过分的刺激。任何一种流亡形式的本身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一种平衡的破坏。如果人失去了自己立足的土地——这也必须要自已经历过,才能理解——,人就挺不起腰板,人就变得越来越没有把握、越来越不相信自己。我坦率承认,自从我不得不靠外国人身分证或者护照生活的那天起,我就从未觉得我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和原来的我、真正的我相一致的一点天性永远被破坏了。我变得比原来的我谨小慎微多了,我——早先的一名世界主义者——今天时时有这样的感觉,仿佛我现在一定要对每一口被我这个外国人吸走的空气特别感恩戴德似的。我心里自然很明白,我知道这种奇怪的想法是荒谬的,可是什么时候理智能战胜自己的感情呢!我几乎用了半个世纪来陶冶我的心,让我的心作为一颗“世界公民”的心而跳动,但无济干事。
在我失去我护照的那一天,哦已经五十八岁了,我发现,一个人随着祖国的灭亡所失去的,要比那一片有限的国土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