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并非我一个人有这样的不安全感。动乱不安开始渐渐遍及整个欧洲。
自从希特勒入侵奥地利那一天起,政治局势始终不明朗。在英国,那些曾经悄悄地为希特勒开辟道路、希望能以此来换取自己国家和平的人,现在开始变得慎重了。从一九三八年起,在伦敦、巴黎、罗马、布鲁塞尔、在所有的城市和乡村都不再有什么议论,不管那些议论的话题开始多么偏僻,但最终都要说到那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即是否可以以及怎样才能避免或至少推迟战争。当我今天口顾战争恐惧在欧洲不断上升的那几个月,我只记得总共只有两三天的时间真正有信心,在那两三天里,人们再次、也是最后一次有这样的感觉:阴云总会稍散,人们又会象往常一样和平、自由地呼吸。奇怪的是,
那两三天正是今天被认为是近代史上最糟糕的日子:那就是张伯伦和希特勒
在慕尼黑会谈的日子。
我知道,今天人们很不愿意回忆那一次会谈,在那一次会谈中张伯伦和达拉第自投罗网,向希特勒和墨素里尼投降。可是由于我要在这里忠于事实的真相,我得说,每一个在英国经历了那三天的人当时都觉得那次会谈好极了。只是到了一九三八年九月最后几天,局势才令人绝望。张伯伦刚刚第二次从希特勒那里飞回来。几天之后人们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张伯伦到那里去,是为了在戈德斯贝格①毫无保留地同意希特勒以前在贝希特斯加登向他提出的要求。可是希特勒在几个星期前还能感到满足的事,现在已填不满他的欲壑了。缓靖政策和“争取再争取”的政策可怜地失败了。在英国的轻信时期一夜之间结束了。英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欧洲只有这样的选择:要么在希特勒的无法改变的权力意志面前屈服,要么用武器同他对抗。看来英国下决心豁出去了。人们不再对备战保持缄默,而是公开示威。工人们忽然出现了,他们在伦敦的公园里、在海德公园、摄政工公园,特别是在德国大使馋对面筑起了防空洞,以对付轰炸的威胁。舰队也作了战时准备,总参谋部的军官经常在巴黎和伦敦之间飞来飞去,以便共同制订最后措施。开往美国的船只挤满了外国人,他们想及时到达安全地带,自一九一四年以来,英国尚未有过这样的觉醒。人们走起路来显得更加严肃和沉思。大家眼望着房屋和繁华的街道,心里暗暗想着:炸弹会不会明天就落在它们上面?人们在屋内围着收音机,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收听晚间新闻。笼罩着全国的可怕的紧张气氛一直留驻在每个人的身上、虽然看不见,却能感觉到。
接着召开了那次有历史意义的国会会议,张伯伦在会上作了报告,他说,他曾再次努力,试图和希特勒达成协议,并且再次,即第三次向希特勒建议,为了拯救受到严重威胁的和平,他愿意到德国任何一个地方去会见希特勒。
但对他的建议的答复尚未到达。接着,正在举行会议期间——安排得太戏剧性了———回电来了,电报说希特勒和墨素里尼同意在慕尼黑共同举行一次会议,在那一瞬间——在英国历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英国国会失去了控制。议员们跳将起来,喊叫着,拍着手,大厅里响彻了欢笑声。多少年来,在那庄严的大厅里,还从未象当时那样爆发出如此欢乐的情绪。从人的感情角度说,那是一出精彩的戏,为拯救和平的那种纯真热情是怎样战胜英①德国地名。白一九六九年起成为波恩城市一部分。
国人在一般情况下表现出来的那种老成持重的。但从政治角度说,那种欢乐情绪的爆发是否个绝大的错误。因为国会仍国家通过那样无忧无虑的欢呼,暴露出它对战争是如何深恶痛绍,为了和平,它非常愿意作出一切牺牲、放弃自己的利益、乃至自己的成信。所以,张伯伦从一开始就是那样一个人,他去慕尼黑并不是为了赢得和平,而是为了乞求和平。但当时还没有人预料到,面临着怎样的投降。所有的人——我不否认,也包括我自己——都认为,张伯伦去慕尼黑是为了谈判,而不是为了投降。然后,焦急等待的两三夭来到了,啊,三天的时间,在那三天里,整个世界仿佛停止了呼吸。在公园里,人们挖着壕沟,兵工厂忙个不停,有的地方架起了防卫的大炮,防毒圃具也分发完毕,疏散伦敦的孩子也已作好安排,还做了很秘密的准备,有的人不理解那些准备,但每个人都知道那些准备是针对谁的。早晨过去了,中午、晚上过去了,深夜过去了,人们等待着报纸,细听收音机里发出的消息。一丸一四年七月的那一刹那又重现了,人们忧心忡忡地、精神恍惚地等待着成还是不成。
接着,象突然袭来的一阵飓风把逼得人们透不过气来的乌云吹得四分五散,心中的石头落地了,情绪轻松多了。消息传来了,希特勒和张伯伦、达拉第和墨素里尼完全取得了一致,而且——张伯伦成功地和德国达成了一项协议,那项协议隐瞒了今后和平解决国与国之间可能产生的一切冲突的办法。看起来,好象是一位本身并不重要、平庸的政治家用坚抓不拔的和平意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最初的时刻,所有的人都激动地感谢他。人们在收音机里首先听到的是“为了我们时代的和平”那篇消息,它向我们受过考验的那一代人宣告:我们可以再次在和平中生活,可以逍遥自在,可以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新世界出力。可是,今天每一个人都不说真话,企图否认我们当年是怎样被那漂亮的词句迷惑的。因为谁会相信,一个吃了败仗的人竟要准备凯旋式呢?倘若伦敦的广大群众知道张伯伦从慕尼黑回来的那无早晨的准确时间,一定会有几十万人到克洛伊敦机场去向他表示祝贺,向他欢呼；正如我们当时所有的人相信的那样,他拯救了欧洲的和平和英国的荣誉。接着报纸出版了,报纸上的照片表现了张伯伦神气地大笑着在机舱门口挥动着那张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宣告了“为了我们时代的和平”；张伯伦是把它作为珍贵的礼物带园来送给自己的人民的。张伯伦的面容平时是非常呆板的,一种类似痛苦的表情,显得神经过敏。当天晚上电影院里也已放映了那些场面；看电影的人从自己的座位上跳起来,欢呼、喊叫。他们以为世界将会开始新的和睦局面,怀着那种感情几乎互相要拥抱起来,对当时在伦敦、在英国的每一个人来说,那是空前绝后、震撼人心的一天。
我喜欢在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里在街上转悠,以便更强烈、更具体地去感受那种气氛,去真正呼吸那个时代的空气,工人们停止了在花园里挖防空洞的工作,人们笑着围住他们聊天,因为有了“为了我们时代的和平”,那些防空洞己成为多余的了。我听见两个小伙于在用流利的伦敦话嘲弄说,希望把那些防空洞改成地下公共厕所,因为伦敦的公共厕所不够用。每个人都高兴地跟着一块儿大笑。所有的人都象雷雨后的植物,显得更加精神饱满、生气勃勃。他们走路时胸脯挺得比一天以前更直了,肩膀显得更轻松了。平时显得非常冷淡的英国人的眼睛,现在也闪烁着愉快的光辉。当人们知道那些房屋再也不会受到轰炸的威胁后,这些房子也好象变得更为明亮了,公共汽车也装饰得更漂亮了,太阳更加灿烂了,成千上万人的生活也由于那令人陶醉的字眼而更加活跃、更加丰富。我感觉到自己也为此振奋不已。我不知疲倦地走着,越走越快,越走越轻松,新的信心的浪潮也有力地、欢快地。
把我推向前去。突然有一个人从皮克第利拐角那边匆匆向我走来。他是一位英国政府官员。我们也只是萍水相逢。他完全是一个感情不易冲动、非常内向的人。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也只是礼貌地互相打个招呼,他从来不欢喜和我攀谈。可是现在。他的眼里闪耀着明亮的光芒,朝我走来。他说:“您觉得张伯伦怎么样。没有人相信过他,可是他做对了。他没有让步,他挽救了和平。”他高兴得神采飞扬。
他们大家都是那种感觉,我在那一天也是那种感觉。第二天又是幸福的一天。报纸仍然一致欢呼,在交易所,行情猛涨。多少年来又从德国第一次传来了友好的声音,在法国有人建议给张伯伦树立一座纪念碑。唉,可是那只是火焰最终熄灭以前的最后的熊熊燃烧。在以后几天里,各种令人不安的细节透露出来了,对希特勒的投降是多么彻底啊,多么卑鄙地出卖了自己曾郑重答应援助和支持的捷克斯洛伐克啊。过了一个星期,形势更加明朗。投降已不能使希特勒满足了,条哟。上签字的墨迹未干,希特勒已违反了条约的全部条文。戈培尔毫无顾忌地公开吹嘘,他在慕尼黑把英国逼得走投无路。
伟大的希望之光幻灭了,但它曾照亮过一两天时间,温暖过我们的心。我不能、也不想忘掉那几天。
从我们认识到在慕尼黑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个时候起,荒谬的是我在英国反而看不到多少英国人。当然责任在我,因为我回避他们,或者确切些说,避免和他们交谈,尽管我不得不比以往更钦佩他们。他们对成群结队而来的难民表现得慷慨大方,他们有高贵的同情心和乐于助人的精神。但在他们和我们德意志人之间,在这一方和那一方之间,内心上产生了隔阂:我们已经遭遇到的事情,他们还没有遭遇到。我们懂得已经发生了什么,还会发生什么,而他们还不愿去弄懂———部分人是违心的——他们不顾一切现实,竭力坚持自己的幻想:说出来的话是算数的,条约就是条约,只要理智地、用人性去和希特勒谈话,是能够同他进行谈判的。几个世纪以来,英国领导人物由于民主传统而献身于正义事业,他们不可能承认或者不愿承认,一种蓄意欺世、无视道德的新伎俩正在他们身边形成,那个新德国在和各国人民打交道时以及在法律范屈内践踏了一切以前有效的准则,一旦它觉得那些准则碍事胸话。对那些早就把一切冒险行为弃置脑后、清醒而高瞻远瞩的英国人来说,既然那个家伙①那么快、那么容易、达到了那么多目的,竟还要键而走险,觉得太不可能了。他们始终相信和希望,那个家伙①将首先针对别的国家——最好是针对俄国了然后在这段时间里能够和他达成某种谅解。而我们却知道,最可怕的事必将发生。我们每个人都见过一个被打死的朋友的照片,一个被拷打的同伴的照片,因此我们的目光比较严厉、比较尖锐,比较无情。
我们这些被歧视、被驱赶、被剥夺了权利的人知道,只要事关抢掠与权力,任何借口都不会显得太荒:唐、太虚伪。所以,我们这些受过考验和正准备接受考验的人我们这些流亡者,和英国人说的话就不一样；如果我今天说除了极少数英国人以外,我们是当时在英国唯一认识到全部:危险而不彼迷惑①指希特勒。
的人,我相信这话绝不夸大。正象当初在奥地。利一样,我在英国也肯定会带着一个破碎的心和痛苦的敏锐目光相当清楚地预见到那不可避免的事,只不过我在那里作为一个外国人、作为一个被收留的客人,不能提出警告罢了。
所以,当我们的嘴唇预先尝到未来的苦味的时候,我们这些已被命运打上了罪犯烙印的人只能在自己人中间说说,我们为那个把我们亲切收留的国家而忧虑,我们的内心是多么痛苦呵!不过,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和一位道德高尚的知识分子谈话,也会给人以无限的安慰和精神的鼓励,我在灾难来临之前的最后几个月有幸和西格豪特·弗洛伊德度过了美好的数小时,使我难以忘怀。几个月来,我一直想到那位八十三岁、有病的弗洛伊德还留在希特勒占领的维也纳。后来,那位出色的玛丽亚·波拿巴公主——他的最忠实的女学生——成功地将那位住在被奴役的维也纳最重要的人物救了出来,挞到伦敦。那是我一生中非常幸运的一天:我在报上看到,他踏上岛国。我本以为我已经失去我那位最尊敬的朋友,我却又看到他从阴间回来了。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是位伟大而又严肃的学者,在我们那个时代还没有人象他那样深化和扩大过有关的精神的知识。我是在维也纳认识他的,当时他在那里被看作一个固执己见、一丝不苟、十分怪癖的人而受到敌视。他狂热追求真理,但同时又清楚地意识到,任何真理都有局限性——他曾对我说过:《很少有百分之百的真理,就象很少有百分之百的酒精一样!“——他曾离开大学乃其学院式的谨小慎微的研究工作,毫不动摇地、勇往直前地向至今无人涉足和胆怯地回避的那个人世间隐秘的性冲动世界,即当时正被庄严宣布为”禁区“的领域进军。乐观主义的——自由世界无意之中感觉到,这位毫不妥协的学者以其潜意识学说无情地破坏了自由世界的遁过”理智“
和“进步”逐渐抑制性冲动的理论,这位学者以其无情揭开面纱的手法,使自由世界回避难堪问题的研究法岌岌可危。然而,不仅仅是大学、不仅仅是老派的神经病医生行会——那些医生联合起来,一致反对这位令人讨厌的“叛经离道者”——而是整个世界、整个旧世界、旧思想、伦理“常规”、还有整个时代都在这位揭开面纱者面前感到恐惧。医生们开始慢慢地集体抵制他,他失去了自己的诊所,可是由于他的论点以及他提出的那些最大胆的问题在学术上驳不倒,他们就试图按维也纳人的方式:用讽刺、挖苦,或者使之变成庸俗的笑料,来扼杀他的关于梦的理论。只有少数忠实的信徒每星期聚集到这位孤独者的周围,举行讨论晚会。精神分析学说这门新科学就是在那些讨论晚会上初步形成的。早在我本人知道那次由弗洛伊德的最初的奠基性著作准备的思想革命的全部规模之前,那位杰出人物在道德上毫不动摇的坚强态度已经赢得了我对他的钦佩。他终究是一位科学人物,年轻人多么梦想能把他作为自己的榜样,在他没有得到最后的证实和绝对的把握以前,他对每一个论断都是小心谨慎的。但是一旦他的假设得到证实,他就会对整个世界的抵制采取坚决对抗的态度。他本人非常谦虚,但是为自己学说的每一个信条而战斗,却是十分执着,他捍卫自己认识到的内在真理,至死不渝。
人们恐怕想不出还有比他在思想上更无畏的人物:弗洛伊德随时都敢讲出自
己的想法,即使他知道,这样清楚、不顾情面他说出来,会使别人感到不安
和不快；他从未想用最小的——哪怕只是形式上的一妥协来改变自己的困难
处境。我今天敢肯定,如果弗洛伊德准备谨慎地把这些理论粉饰一下,把“性欲”说成“情爱”、把“欲念”说成“追求的渴望”,不要总是毫不留情地明说那些最后结论,而仅仅作出暗示,孤么,他就不会受到学院派的任何抵制,而能把自己五分之四的理论发表出来。可是,凡是遇到他的学说和真理的地方,他从不迁就。外界的抵制愈强烈,他的决心就愈大。如果我今天要
为道德勇气——世界上唯一不要求别人牺牲的英雄主义——的概念寻找一个
象征性的人物,我始终看到弗洛伊德那副有着一双目光坦率、安详的深色眼睛、具有男性秀丽的容貌。
他给自己祖国增添的荣誉是世界性的和超越时代的,现在他从那个祖国逃到伦敦来,按照他的岁数,他早已是一个年468迈、身患重病的人了。但他不是一个软弱的人、不是一个卑躬屈膝的人。我曾有一点儿暗自担心,他在维也纳一定经历了全部痛苦的时刻,现在再见到他,想必愤懑填胸或者心烦意乱,可是我发现,他比以往更开朗,甚至更精神饱满。他把我领到他在伦敦一幢郊区住宅的花园里。“我住的地方更漂亮了吧?”他问我,曾经是非常严肃的嘴角边露出轻松的微笑。他把自己心爱的那些埃及小雕像拿给我看,那是玛丽亚·波拿巴帮他抢救出来的。“我不是又待在家中了吗?”写字台上摊着他的手稿的大张对开纸,他已八十三岁高龄,每天仍用清楚的圆形字体写作,精神焕发,孜孜不倦,一切都象他在风华正茂的岁月时一样；他的坚强意志战胜了一切,战胜了病魔、年迈、流亡,他在战斗的漫长岁月里没有外露的善良本性现在第一次从他身上自由迸发出来。只是年龄使他变得更加温和,坎坷的磨炼使他变得更加宽厚。我现在发现,他有时会做出温
柔的姿态；这是我以前在这个善于克制的人身上从未见到过的；他把一只胳
膊诺在一个人的肩上,眼睛从光亮的眼镜片后面热情地望着你。在那几年里,我和弗洛伊德的每一次谈话,对我来说,都是莫大的精神享受。我既学到不少东西,同时也对他钦佩不已,我觉得自己能理解这位毫无成见的人说的每一句话。没有一种坦率的自白会使他吃惊；没有一种见解会使他激动,对他来说,教育别人清楚地看和清楚地感觉的愿望,早已成为他生活中的本能愿望。但是使我最感激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令人忧郁的一年——进行的那一次无法弥补的长时间谈话。当我踏进他房间的一刹那,外面世界上的疯狂仿佛消失了,斥残酷的事也变得抽象了,最混乱的思想变得清楚了,眼前的急事愿意服从全局的安排了。我第一次体会到他是一位超脱自己的真正的智者。他已不再把。痛苦和死亡看作是个人的经历,而是看作一种超越个人的现察、研究对象:他的死和他的生命一样,是一种精神上的伟大业绩。
弗洛伊德当时已病得很重,病魔很快会从我们这里将他夺走,看得出来,他带着假牙腭托说话很吃力,所以听他说话的人都感到汗颜,因为他每吐一个字,都要费很大的劲。但是抛不让一个朋友不说话就走。他对自己钢铁般的精神特别重视,他要让朋友们看到:和他身体上的小小痛苦相比,他的意志更坚强。他的嘴巴由于痛苦而扭曲了,他在写字台旁一直写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天。即使他夜里难受得睡不着觉——他平时睡得深沉、安稳,这是他八十年来力量的源泉——,他也绝不服安眠药或注射麻醉剂。他不愿用这种减轻病痛的方法来抑制自己焕发的精神——哪怕是一个小时；他宁愿清醒地。让病痛折磨,他宁愿在病痛中思考,而不是被麻木。他要当精神上的英雄,直至最后时刻。这场痛苦的战斗延续得越长,也就越可怕、越了不起。死神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的阴影越来越清楚地投在他的面容上,死神使他的面颊枯瘪干瘦,使太阳,穴从额角绽出来；死神扭歪了他的嘴巴,使他的嘴唇无法说话；可是死神对他的眼睛却无能为力,那是一座无法破坏的灯“塔,这位英雄的精神巨人就是从这里观看世界的。眼睛和思、想,直到最后时刻还是那样明亮与清醒。有一次,那是我最辰几次看望中的一次,我带着萨尔瓦多·达
里①一起去——我认为他是我们新的一代中最有才能的画家——他对弗洛伊
德无限崇敬,在我和弗洛伊德谈话时,他就在一旁画速写。我从不敢把那张画拿给弗洛伊德看,因为达里已经把弗洛伊德身上的死神画出来了。
最坚强的意志的那场斗争,即我们时代那位最敏感的思想家和死亡的搏
斗变得越来越残酷；直至他自己清楚地认识到——清楚对他来说就是思想的
最高境界——,他将不能再写了、不能再工作了,他才象一位罗马英雄似的要求医生结束他的痛苦。那是一个伟大生命的壮丽结束,在那个残杀的时代,在死人的大祭之中,他的死是值得纪念的。当我们这些朋友将他的灵枢埋进英国的土地时,我们知道我们把我们祖国的精华奉献给了那片土地。
我在那些时候常常和弗洛伊德谈论起战争和希特勒世界的恐怖。作为一个有人性的人,他深为震惊。可是,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对那些可怕的野蛮行径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他说,有人总是责骂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因为他
否认文化能战胜本能:现在人们看到——这自然不会使他感到骄傲——他的
见解得到了最惊人的证实,即野蛮残酷、自然的毁灭本能在人的心灵中是铲除不掉的。也许在未来的世纪里,人们会找到一种至少在各族人民的公共生活中压制那些本能的形式；可是在平常的日子里,那些本能作为不可根绝的和也许是必不可少的保持紧张状态的力量而存在于最内在的本性中。在他最后的几天,他还关心犹太人的问题和犹太人面临的悲剧。但是这位科学人物在这方面还没有想出什么方案,他的清楚的头脑还没找到答案。不久前。他发表了一本自己对摩西①的研碗著作。他认为摩西不是犹太人,而是埃及人；他用这种在科学上几乎站不住脚的说法,既大大伤害了那些虔诚的犹太教徒,又伤害了那些有民族意识的犹太人。那本书恰恰是犹大民族面临最险恶的时刻出版的,这使他感到内疚,他说:“现在有人夺走了犹大人的一切,我又粑他们的最优秀者夺走了。”我不得不承认他说得对:每一个犹大人现在已变得非常敏感。因为就在这次世界悲剧中,他们是真正的牺牲品,在任何地方都是牺牲品。早在遭到这次打击以前,他们就已张皇失措,谁都知道,所有的坏事首先临到他们头上,而且遭殃最多。谁都知道,那位古今未有的仇恨狂人②要凌辱和驱赶的正是他们,要把他们赶到世界的尽头,赶进地狱。
随着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一个月接着一个月过去,逃到这里来的人越来越多,后到的逃难者也比先来的逃难者越来越可怜,精神越来越颓唐。那些动作最快、最先离开德国和奥地利的人还能救出自己的衣服、箱笼和家什,有些人甚至还带了一些钱。但是,一个人相信德国的时间越长,越是舍不得离开可爱的祖国,他受到的惩罚也就越重。纳粹先是剥夺了犹太人的职业,不让他们去剧院、电影院、博物馆,不让犹太族的研究工作者去图书馆；那些犹太人有的出于忠诚,有的出于惰性,有的出于胆小,有的出于傲慢而留在家中。他们宁愿在祖国受欺凌,也不愿在他乡当乞丐受侮辱。接着,纳粹不让他们用仆人,拆走他们家中的收音机和电话机,然后没收他们的住宅,①萨尔瓦多·达里(Salvador dali,一九○四——),西班牙画家、雕刻家①摩西(Moses,约生于公元前一五○○年)相传为犹太教之鼻祖,希伯来大先知。
②指希特勒。
最后强迫他。们佩带大卫王之星①的标志。任何人都会在街上认出他们来,把他们看作赶出门的人、无赖汉,象避开麻疯病人似的避开他们,嘲笑他们。
他们所有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任何摧残心灵和身体的强暴行为都被当作取笑手段强加在他们身上。对每一个犹太人来说,那句古老的俄罗斯民间谚语突然变成了严酷的真理,“在讨饭袋和监狱面前,没有人是安全的。”没有走的犹太人被送进了集中营。在里面,德国人的管教使最傲慢的人也屈服了,然后,纳粹把他们身上剥得只剩下一身衣服,口袋里只剩下十个马克,再把他们逐出家园而不管去向。他们站在边界线旁,然后到领事馆去苦苦哀求,可是几乎都没有用,因为哪个国家要这些被抢得精光的人呢?要这些乞丐呢?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当我有一次在伦敦走进一个旅行办公室时,我看到的是怎样一番景象呵；那里挤满了逃难的人,几乎全是犹太人,他们想,随便去哪里、哪个国家都一样,到北极的冰窟,或者到撒哈拉大沙漠滚烫的盆地,只要离开这里,只要能继续逃难,因为他们的逗留期限已满。他们必须继续往前走,带着妻子、儿女走到另一个陌生的垦室下、走到陌生的语育世界,到那些他们不认识的人群中去,到那些不欢喜他们的人群中去。我在那里遇到一个从前非常有钱的维也纳工业家,同时他也是我们最有知识的艺术收藏家之一；一开始,我没有认出他来,他的头发已变得那么白,人已变得那么老,精神已变得那么沮丧。他颤巍巍地用双手扶着桌子。我问他想到哪里去。“我不知道,”他说,“谁今天还会问我们的想法?哪里允许我们去,我们就到哪里。有人告诉我,这里大概可以得到去海地或者圣·多明哥的签证。”我的心头不禁一怔；一个带着儿孙的精疲力尽的老头战战兢兢地希望到一个他从前从未在地图上好好看一眼的地方去,只是为了继续到那里去乞求,继续过流落异乡、得过且过的生活!在他旁边的一个人急切地问,怎样才能去上海,他说,他听说中国人还会接受他们这些人。就这样,那里一个人挨着另一个人,拥挤不堪,他们是过去的大学教授、银行经理、商人、地主、音乐家,每一个人都准备拖着自己生活中可怜的破烂越过大地与海洋；他们什么都干,什么都能忍受,只要能离开欧洲,远远地离开,远远地离开!那是一群面黄肌瘦象鬼一样的人。可是最令我震惊的是这样一个念头:那五
十个备受折磨的人仅仅是一支五百万、八百万、也许一千万犹太人大军的零
星先头部队,那支大军已经在他们后面出发,蜂拥而至,所有那些被抢光、接着在战争中彼躁瞒的几百万人正等待着慈善机构的遣送,等待着当局的批准和盘缠,那巨大的人流若惊弓之鸟、丧家之大,在希特勒的焦土政策面前仓皇出逃,围在欧洲各国边界火车站的四周。挤在监狱里。他们是一个完全被扫地出门的民族,人们不承认他们是一个民族,而这个民族两千多年来只要求不再流浪,只要求有一块歇脚的安静、和平的土地。
不过,二十世纪犹太人的悲剧中最最悲惨的是,他们再也无法找到自己遇到的悲剧有什么意义,无法找到自己错在哪里。所有在中世纪被逐出门的人,他们的祖先至少知道,他们为何而受难:是为了自己的信仰,为了自己的律法。他们把对自己真神①始终不渝的信仰看作是灵魂的护身符——今天的犹太人早就把它丢掉了。他们在自豪的幻觉中生活和受难。作为世界和人类①大卫王之星:大卫王,公元前十世纪以色列之王,大卫王之星用以象征以色列或优太人。这里指后来德国法西斯强迫犹太人佩带的六角星标志。
①犹太教奉雅赫维为“唯一真神”。
的创造者的一个优秀民族,命中注定会有特殊的遭遇和特殊的使命,圣经中预示的话对他们来说就是诫律和教规。要是有人把他们推进火堆,他们就把那本圣经贴在胸前,他们就会由于那内心燃烧的火而感觉不到残酷火焰的的烫了,要是有人赶他们出境,对他们来说还有一个最后的故乡,那就是真神。
没有一种世间的权力、没有一个皇帝、没有一个国王、没有一个宗教法庭能
把他们从真神那里赶走。在宗教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时间里,他们仍然是一个集体,因而仍然是一种力量；倘若有人驱逐和赶走他们,那是他们为自己的过锚而受罚,因为他们通过自己的宗教信仰、通过自己的风俗习惯,有意识地把自己和世界上其他各民族隔离开来。可是二十世纪的犹太人早已不是一个集体。他们已经没有共同的信仰,与其说他们为自己是犹太人感到自豪,毋宁说感到一种负担。他们不再意识到自己的使命。他们在生活中把从前自己神圣的书籍中的诫律抛在一边,他们不再说那古老的共同语言,他们已经
生活在、融合在自己周围的各民族里；消溶在普遍的生活之中是他们越来越
迫切的愿望,为的是面对种种的迫害能得到和平,在永远的逃亡中能得到休息。所以,他们互相之间已不再理解,他们已溶化在其他的民族里,他们已经是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俄国人,而早已不再是犹太人。现在,又粑他们赶到一起来了,把他们象街上的垃圾似的扫在一起,他们有的是住在柏林华丽宅邸里的银行经理和正统犹太教堂的执事,有的是巴黎的哲学教授,有的是罗马尼亚的马车夫,有的是出殡时雇来哭灵的妇女,有的是洗尸体的人,有的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有的是音乐会的女歌唱家,有的是作家,有的是酿酒工人；有的家财万贯,有的一贫如洗,他们中有大人物、也有小人物,有虔诚的教徒,也有思想开明的人,有高利贷者,也有哲贤之士,有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同化论者,有德意志犹太人和西班牙、葡萄牙犹太人,有正义者和非法者。在这些人后面还有一群以为早已逃脱了咒语的茫然不知所措的人,还有改宗的犹太人和混血的犹太人。现在,几百年来第一次,又把犹太人自己早就觉得不再存在的一种共性重新强加在犹太人身上,那就是从埃及开始一再出现的共性:驱逐犹太人。可是为什么这样的命运会降临到他们身上的呢?而且总是一再单单降临到他们身上?这种毫无道理的迫害原因何在,有何意义?有何目的?把他们赶出所有的国家,却又不给他们一块土地。
人们说:别和我们住在一起!但又不告诉他们:他们应该住在哪里。人们把罪责加在他们身上,可是又不让他们用任何方法来赎罪。所以他们在逃亡的路上总是睁着焦灼的眼睛凝视着——为什么我要逃亡?为什么你要逃亡?为什么我要和你一起逃亡?我既不认识你,又不懂你的语言,我也不了解你的思想方法,我跟你毫无关系,为什么我要和你一起逃亡?为什么我们大家一起逃亡?没有人知道答案。即便是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与之交谈的弗洛伊德。——我们那个时代头脑最清楚的天才,也不知道在这种荒谬中有什么目的与意义。但也许这正是犹太教的最终意义:通过犹太教谜一般的长期存在,一再向上帝重复《约伯记》①中那个永恒的问题,以便这个问题在世界上不被完全忘记。
①《约伯记》,《旧约圣经》中的一卷。以书中主人公命名。以长篇诗剧形式讨论善人在世受苦并非由于自己犯罪的哲理问题。主文叙述约伯之友认为约怕遭难是由于获罪于上帝的结果,约伯反对此说,最后上帝证明祸福悉有上帝安排,世人唯当承行上帝旨意。
当人们误以为在生活中早已死去和装进棺材的东西,突然以同样的形式和姿态重新向他们走去时,没有比这更可怕怕的了。一九三九年的夏天到了,慕尼黑协定连同它的短命的为了我们时代的和平“的幻想早已过去,希特勒已经违背自自己的誓言和许诺袭击了残缺不全的捷克斯洛伐克,并吞并了它,梅梅尔②已经被占领；被煽动得忘乎所以的德国报纸大嚣要得到但泽③和波兰走廊。英国突然从自己真诚的轻信中痛苦地清醒过来。就连那些未受过教育的普通人,尽管只是从直觉上厌恶战争,现在也开始表示异常愤怒。任何一个平时十分矜持的英国人都会和另一个人攀谈起来。看守我们大公寓的门房、开电梯的服务员、打扫房间的女仆,都在谈论此故事。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清楚地知道发生的事,但每一个人都仍记得那一件事,那件不可否认、公开的事:英国首相张伯伦三次飞往德国拯救和平,但是如此曲意奉迎却没有使希特勒感到满意。曾经听到英国国会里有过强硬的声音:”停止侵略!“
人们到处感觉到英国在为将来临的战争作准备(或者确切地说,为反对战争作准备).浅色的防空气球又开始在伦敦的上空飘浮①——它们看上去象孩子们的大灰象玩具,纯洁无邪。人们又在修筑防空掩体,对已经分发的防毒面具进行仔细的检查。局势变得象一年前那样紧张,或许更紧张。因为这一次作为政府后盾的不再是老实和轻信的人民,而是坚决和愤怒的人民。
我在那几个月里已经离开伦敦,隐居到巴斯②乡间,在我一生中,我从未有象当时那样感觉到自己对世界发生的事完全无能为力。我在伦敦是一个清醒的、有思想的、远离一切政治的人,我献身于自己的工作,默默地、锲而不舍地把耕耘,把自己的岁月变成作品。但也有另外一些少数人,他们呆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人们不认识他们,也从未见过他们,他们就是呆在柏林威廉大街、巴黎凯道赛③、罗马威尼斯宫以及伦敦唐宁街的人。这十个或者二十个人为人们不知道的事情谈话、写信、打电话、订条约。其中只有权少数几个人表现出特别的机智或才干。他们作出没有别人参预的决定,别人对那些决定中的细节一无所知。他们却用那些决定来左右每一个欧洲人的生活和我本人的生活。现在,我的命运是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不是掌握在我自己手中。他们毁灭或者爱惜我们三这些无权无势的人。他们赐予我们自由或者逼着我们受奴役他们为千百万人决定战争或者和平。而我在那个时候就象所有的其他人一样,坐在自己的房间里,象一只苍蝇似的不能抵抗,象一只蜗牛似的没有力量。然而,那是关系到生死存亡仍的大事,关系到内心最深处的我和我的未来,关系到我脑子里正在形成的想法,关系到已经产生和尚未产生的计划,关系到我的起居和睡眠,关系到我的意志、我的财产、我所有的一切。当时,我象坐在自己小囚室里被判了刑的犯人眼望着空室,面对四壁静候着,陷入那毫无意义的、无能为力的等待。我左右的那些同伴们在打听、议论、烧舌,仿佛我们中间某个人知道或者能够知道；他们要怎样支配我们。
电话来了,一个朋友问我,我在想什么。报纸来了,只是使我更加心烦意乱。
收音机打开了,听到的是前后矛盾的话。我走进小巷,遇到的第一个人问我②今苏联地名。
③今波兰地名。
①天空中布满气球,以阻碍飞机。
②巴斯(Bath),英格兰西南部著名疗养地。有温泉,风景幽美。居民八万人。
③法国外交部所在地。
这个同样一无所知的人,是否会发生战争。人们在不安中打听、议论、胡扯、讨论,尽管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多年来所积累的全部知识、经验、预见,在那十几个不认识的人的决定面前毫无价值。他们知道,他们在二十五年之内第二次对命运感到束手无策,缺乏毅力,他们知道,那些使自己脑袋发痛的想法是没有意义的。我终于再也忍受不了那座大城市——伦敦了,因为那里的每一个街角都贴着海报,那些刺眼的话象疯狗似地向我扑来；因为我无意之中从身旁熙熙攘攘的人流中的每一个人的额角上看出,他在想什么。原来我们想的全是同一件事。只是想战争会不会爆发。只是想在那决定性的赌博中是赢还是输。在那决定性的赌博中,我的整个生命、我的最后几年岁月、我的那些尚未写成的书、以及我迄今感到是我的使命、我的生命意义的一切,都成了赌注。
可是在外交的赌盘上,弹子犹豫不决地滚动,慢得令人神经受不了,它滚去又滚来,滚来又滚去,一会儿黑,一会儿红；一会儿红,一会儿黑；希冀和绝望,好消息和坏消息,就是一直没有最后的决定。忘掉这些吧!我对自己说:躲开这里吧,逃避到你内心的丛林最深处,即躲进你的工作之中,躲进只有称一个人的地方去——你在那里不再是国家公民,不再是可拍的赌博对象,在一个变得疯狂的世界上,你的一点智力只有在那里还能理智地发挥作用。
我不缺工作任务。多年来,我一直在为写一部有关巴尔扎克及其作品的两卷集巨著积累素材。但我从未有勇气去开始写一部范围如此广泛、涉及时间又长的作品。现在,恰恰是烦恼给了我勇气。我隐居到巴斯,为什么偏偏去巴斯呢,那是因为英国光辉文学中的许多佼佼者,首先是菲尔丁,是在那里写作的。那座小镇比英国其他任何一座城市更忠实、更强烈地反映出另一个世纪——十八世纪恬静的面貌。但是,那种幽雅、秀美的景色和世界不断产生的不安以及我的思想又形成多么痛苦的对比呵!英国一九三九年的八月
和奥地利一九一四年美丽的七月完全一样——我今天仍能记得那七月的情
景:迷人的美丽。天空还是那样湛蓝、一望无际,象上帝的和平帐篷,太阳温暖的光辉还是那样照耀着草地和森林,盛开的鲜花还是那样绚丽多彩——世界是一片同样和平的景象,但世界上的人却在准备战争。面对那些茁壮、繁茂、静静的草木,面对弥漫在巴斯的山谷里令人陶醉的安谧气息,不由得使我想起一九一四年巴登景色的娇媚,相比之下,那种疯狂的冒险在当时显得多么不可思议。
我象过去一样,不愿相信那一切是真的。我又准备作一次夏季的旅行。
一九三九年九月的第一周,国际笔会代表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由于我这个两栖人不再代表任何国家,瑞典的同行们请我作为贵宾参加；在后来的那几周,中午、晚上的每个小时,都披友好的东道主事先安排好了。我早就订好了船票,但紧急动员的消息接踵而至。按常理,我现在应该迅。速把我的书籍、我的手稿捆扎好,离开那个可能成为交战国的大不列颠岛,因为我在英国是一个外国人,况且,一旦战争爆发,我便是一个敌对的外国人,种种可以想得到的自由限制就会临到我的头上。但是有一些无法解释的情绪在我心中反对我离去。一半是固执,我不愿一次又一次地逃难,因为我的命运到处都一样；一半是已经疲乏。“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我用莎士比亚的话对自己说。如果这样的时代要降临到你头上,你这个快六十岁的人就别再和它抗拒了!你尽最大的努力,你用你的生命,也掌握不了这样的时代。
所以,我依然留在英国。我要尽可能先安排好自己的日常生活。同时,由于我打算第二次结婚,我不愿耽误时间,以免一旦战争爆发,因为我属于交成国的公民而被拘留或者其他意料不到的措施和我未来的生活伴侣长期分离。
于是,九月一日(星期五)上午我去巴斯的民政局登记结婚。那位官员拿着我的证件,显得分外友好和热情。他象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人一样,理解我们要求尽快办理愿望。结婚仪式打算安排在第二天；那位官员拿起笔,开始用漂亮的圆形字体把我们的名字写进他的登记簿。
就在那个时刻——十一点钟左右——,里面套间的房门突然被打开。一位年轻的官员急速走进来,一边走一边穿着大衣。在安静的房间里大声喊道:“德国人已侵入波兰,战争爆发了!”那句话象重锤一样击在我的心上。可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心已经习惯了各种冷酷无情的打击。“这还不一定是战争吧!”我说,心里也确实这样想。然丽那位官员几乎怒不可遏。“不,”他高声喊叫着,“我们已经上当够了!我们不能每隔六个月受一次骗!现在该结束了!”
当时,那位已经开始为我们填写结婚证书的官员又若有所思地搁下笔。
他考虑了一下说,我们毕竟是外国人,在交战的情况下自然也就成了敌对的外国人。他不知道,是否允许在这种情况下结婚。他说,他感到很抱歉,他要向伦敦请示。——接着是两天的等待。希望、担心,那是心情极紧张的两天。星期天上午收音机里宣布了英国向德国宣战的消息。
那是一个不寻常的上午。我默默地从收音机旁走开,收音机传来了条将会历经数百年的消息。这条消息肯定会全面攸变我们这个世界,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在默默倾听这条消息的那些人中间,将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对我们大家来说,那条消息是悲哀和不幸,绝望和危险,也许多少年后,那条消息才会有另外的意思。战争又降临了,一场比以前世界上的任何一次战争更可怕、范围更广的战争。一个时代又结束了,一个新时代又开始了。
我们默默地站在那间突然变得鸦雀无声的房间里,互相国避着对方的目光。
外面传来鸟儿无优无虑的啁啾声,它们在和煦的软风里轻松愉快地作着亲呢的嫱戏,树枝在金色的阳光里摇曳,树叶象嘴唇一样在轻柔地互相舔舐。可是那古老的母亲——大自然又什么也不知道,不知道她的造物的忧虑。
我走进自己的房间,把我的东西收拾进我的小箱子。如果以前一位有地位的朋友对我说的话应验的话,那么我们在英国的奥地利人应该算是德国人,所以等待着同样的限制:也许当天晚上我就不能再睡在自己的床上。我又降了一级。自从消息传来一个小时以后,我在那个国家已不仅是外国人,而且还是一个“放邦的外国人”,即一个敌对的外国人；我将被强行放逐到一个我搏动着的心不愿呆的地方。因为对一个早被赶出“德国”的人来说——由于他的种族和反德意志的思想方式的缘故——现在在另一个国家,根据一项官僚主义的法令,硬把他划在一个他身为奥地利人从来不属于的集体里,这种处境岂不更荒唐?大笔一挥,整个生命的意义变成了荒谬绝伦。我还一直用德语写文章、想问题,但我脑子里想的每一个念头、我感觉到的每一个愿望,都是属于为世界自由而战的国家。我的任何其他联系都被扯断了,所有过去的一切,曾经有过的一切,被粉碎了。我知道,在那次战争之后,一切都必须重新开始。因为我内心深处的愿望已成泡影,四十年来我把自己信念的一切力量都献给了这个愿望,实现欧洲的和平统一。我害怕人类互相残杀的战争甚于害怕自己的死亡,现在战争第二次发生了。我整个一生热烈追求人性与精神上的团结一致,我在那个比其他任何时候都需要牢不可破的团结的时刻,由于那受到严重排挤的处境而感到无能为力。我感到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