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四五岁以前,我们还觉得学校生活相当不错。我们开教员的玩笑,怀着新鲜的好奇心学习每一课书,但是以后学校就使我们愈来愈感到沉闷和心烦。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不知不觉地出现了:我们这些十岁进入中学的男孩在八年中学的前四年就已在知识方面超过了中学的水平。我们凭直觉感受到,我们在中学已经没有什么正经的东西可学了,甚至在有些我们感兴趣的课程方面知道得比我们可怜的教员还要多。那些教员自从念完专业以后由于考虑个人利益再也没有翻过一本书。同时,我们也日益感觉到另一种矛盾现
象:我们在原先坐着埋头学习的课堂上已听不到什么新的内容或者我们觉得
有知识价值的东西；而在课堂外面却是一座令人产生无穷兴趣的城市,是一
座有剧院、博物馆、书店、大学、处处都有音乐、每日每时都会给人带来意
外快乐的城市。所以我们那种被压抑的求知欲、那种在学校里无法满足的对知识世界、艺术世界、人生享乐的好奇心,统统如饥似渴地转向学校以外发生的一切。起初,我们中间只有两三个人发现自己身上有这样一种对艺术、文学、音乐的兴趣,接着是十几个人,到最后,几乎是全体。
因为在青年人中间热情从来就是一种互相感染的现象。
它在一个班级里就像麻疹或者猩红热一样会从一个人身上传到另一个人
身上。由于那些新参加的人都怀着天真的虚荣心,想尽快地使自己在知识方面拔尖,所以他们往往是互相促进。
至于他们那种热情究竟向什么方向发展,一般说来都是偶然的。如果在一个班级里出现了一个集邮者,那么他很快就会使十几个人同样入迷；如果有三个人对女舞蹈演员羡慕不已,那么每天就会有另外一些人站在歌剧院的舞台门旁。比我们年级晚三年的另一个班级,完全被足球所迷醉；在我们前面的那个班级是热衷于社会主义或者托尔斯泰。而我则偶然进入到一届对艺术发生狂热兴趣的班级,或许正是这件事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不过,就这种对戏剧、文学和艺术的热情本身而言,它在维也纳是完全自然的。维也纳的报纸为文化界发生的一切腾出特别的版面。一个人不论走到哪里,随时都会听到左右两边的成年人在谈论歌剧院和城堡剧院的事；所
有的证券交易所都陈列着著名演员的画像；体育运动当时被看作是粗野的
事,一个中学生羞于问津,而符合群众理想的电影又尚未发明。所以我们这种热情,即便在家里也不用担心遇到阻力,因为与打牌以及和姑娘们交朋友相反,戏剧和文学是属于“无害”的嗜好。再说,我父亲也像所有在维也纳的父辈们一样,他在青年时代也曾对戏剧如痴若狂,怀着和我们相类似的热情去观看里查德·瓦格纳的歌剧《罗恩格林》,就像我们去观看里夏德·施特劳斯和盖尔哈特·霍普特曼的戏剧首场演出一样。对我们中学生来说,挤着去看每一场首演,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如果谁第二天早晨不能在学校里叙述首演的每一个细节,那么他在比他更幸运的同学们面前不知会感到怎样的羞辱呢。假如我们的教师不是完全漠不关心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发现,在
每一场盛大的首演以前的那个下午就会有三分之二的学生神秘地病了——因
为我们必须三点钟就去排队,以便买到我们唯一可能得到的站票。倘若他们注意得十分严密的话,那么他们也一定会同样发现,在我们拉丁文语法书的封皮里夹着里尔克的诗。而我们的数学练习本则用来抄录借来的书籍中那些最优美的诗歌。我们每天都会想出新的花招,利用学校里无聊的上课时间,看我们自己的读物。当教员在讲台上念他的破讲稿——关于席勒的《论质朴的诗和感伤的诗》时,我们就在课桌底下看尼采和斯特林堡的作品,他们两人的名字是台上那位迂腐的老先生从未听说过的。我们渴望着要了解和认识在艺术和科学的所有领域里发生的一切。下午,我们混在大学生中间,到大学里去听课。我们参观各种艺术展览会,走进解剖学的课堂去看尸体解剖。
我们用好奇的鼻孔闻嗅一切。我们偷偷溜迸交响乐队的排练场；到旧书店去翻阅古书；每天去浏览一遍书店里的陈列品,以便立刻获悉从昨天以来又出现了什么新书。而最主要的事是看书。凡是能到手的书,我们什么都看。我们从各公共图书馆借书,同时把我们能借到的书互相传阅。但是,使我们了解一切新鲜事物的最好的教育场所,则始终是咖啡馆。
为了明白这一点,必须知道维也纳的咖啡馆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设施,在世界上还找不出一种类似的设施与之相比较。它实际上是一种只要花一杯咖啡钱人人都可以进去的民主俱乐部。每一位顾客只要花上这么一点钱就可以在里面坐上几小时,可以在里面讨论、写作、玩牌、阅读自己的邮件,而最主要的是可以在里面免费阅读无数的报刊。在一家较好的维也纳咖啡馆里,摆着维也纳所有的报纸,不仅有维也纳本地的报纸,而且还有全德国的报纸,
以及法国的、英国的、意大利的、美国的报纸；再加上全世界最重要的文学
艺术杂志,如《法国信使报》(Mercure de France)、《新观察》(Neue Rundschau)、《创作室》(Siudio)、《伯林顿杂志》(Burlington Magazine),所以,我们可以从第一手材料——从每一册新出版的书、从每一场演出中知道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并且把各种报纸上的评论进行比较。一个奥地利人能够在咖啡馆里十分广泛地了解到世界上发生的一切,而且能够随时和朋友们进行讨论,也许再也没有比这更能使他头脑灵活和掌握国际动态的了。我们每天坐在咖啡馆里几个小时,可是什么都知道,因为我们依靠的:是趣味相投的集体力量,不是用两只眼睛去注视全球的艺术动态,而是用二十只和四十只眼睛。这一个人疏忽的事,另一个人就会提醒他。由于我们幼稚地爱炫耀自己,简直就象在运功场上争夺荣誉似地竭力要用最新的知识来超过别人,所以实际上我们始终是竞相要爆出耸人听闻的消息。譬如说,当我们在讨论当时被人贬滴的尼采时,突然会从我们中间冒出一个人,带着故作姿态的高人一筹的神气说:“不过就自我主义思想而言,齐克加德①还超过他呢。”
于是我们立刻就会变得不安起来。“某某知道而我们不知道的齐克加德是谁呢?”第二天我们就会拥进图书馆,去找这位不知所踪的丹麦哲学家的著作。
因为我们觉得别人知道的新鲜事我们不知道,这是一种自我贬低。我们的热情所在,正是要去发现和预先知道那些尚未为人广泛涉及的最近、最新、最
怪、最不寻常的事——首先是我们一本正经的日报的官方文学批评尚未涉及
的事——(这种热情在我个人身上曾持续了许多年).我们的特殊爱好,就
是要去认识那些尚未得到普遍承认的事、那些难以理解、异想天开、新鲜和
激进的事。因此,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远离人世,隐藏得那么好,以致我们竞赛似的集体好奇心无法把它从隐藏之处发现。譬如说,斯蒂芬·格奥尔格②或者里尔克,他们在我们的中学时代总共已出版了两百或者三百册书,可是其中顶多只有三册或四册书到了维也纳,没有一个书商在自己的仓库里备有①索伦·齐克加德(S(ren Kierkegaard,一八一三——一八五五),一译克尔凯戈尔,丹麦神学家和哲学家,存在主义先驱。
②斯蒂芹·格奥尔洛(Stefan George,一八六八——一九三三),德国诗人,十九世纪末二十肚纪初德国“为艺术而艺术”文学潮流的主要代表。
他们的书,官方的批评家中没有一个人曾提到过里尔克的名字。但是我们的鲁德尔却通过自己意志的奇迹知道他的每一节和每一行诗。实际上,我们这
些尚须整天蹲在中学课堂里、嘴上无毛、尚未完全长高的小伙子是每一位年
轻诗人梦寐以求的理想读者。我们既好奇又会鉴赏,且有倾心喜爱的热情。
因为我们那股狂热劲是无限的。有好几年时间,我们这些半成年的男孩子在学校里、在上学和放学回家的路上、在咖啡馆和剧院、在散步的时候,除了讨论书籍、绘画、音乐、哲学以外,没有于别的。无论是男演员还是指挥家,谁经常登台；谁出版了一本书或者在报纸上写了文章,都象星辰一般出现在我们的天空里。多年以后,当我在巴尔扎克的书中读到这样一句描述他青年时代的话:“我总以为名人就像上帝一样,他们不像平常人那样说话、走路、吃饭。”我简直大吃一惊,因为他所描述的和我们的感觉一模一样:当我们在街上看到古斯塔夫·马勒尔时,就像个人获得了伟大胜利,第二天早晨就会得意洋洋地向同学们报告。当我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有一次被介绍给约翰内斯·勃拉姆斯,他友好地拍拍我的肩膀,我简直受宠若惊,神魂颠倒了好几天。虽然我这个十二岁的小男孩一点也不清楚勃拉姆斯的成就何在,但是仅凭他所享的荣誉之高、影响之大这一点,就足以使人倾倒。当盖尔哈特·霍普特曼的戏剧准备在城堡剧院首演,在开始排练之前,我们全班的同学就会激动好几个星期。我们悄悄地溜到演员和无台词的小角色的身旁,为
的是能在他人之前先了解到情节的发展和演员的阵容；我们到城堡剧院理发
师那里去理发,仅仅是为了探听到一些关于沃尔特或者索嫩塔尔的秘闻(我并不羞于在这里写出我们当年那些荒唐事).如果在低年级中有一个学生是歌剧院的某位灯光监督的外甥,那么他就会得到我们这些高年级学生的特别宠爱和各种各样的笼络,因为我们通过他有时候就能偷偷溜到舞台上去看排练——而踏上那舞台时的诚惶诚恐的心情,比维吉尔①登上神圣的天国时还要厉害。对我们说来,演员的声望所具的威力,真可谓无边无沿,即便中间转了七八个弯,仍然会使我们肃然起敬；某个贫穷的小老太婆在我们看来就象一个超脱肚俗之人,那仅仅因为她是弗朗茨·舒伯特的外孙女。纵然是约瑟夫·凯恩茨的一个男仆,一旦被我们在街上看见,也会怀着敬意注目而视,只因为他有这样的幸运:可以呆在这样一位最受爱戴、最富天才的演员身边。
我今天当然清楚地知道,在这种盲目的狂热之中包含着多少荒唐行为；我们象猴儿似的互相模仿着演员们的举动,想着法儿要压他人一头,其中又包含着多少幼稚的虚荣心。我们洋洋得意地觉得自己通过艺术活动已凌驾于周围不懂艺术的亲戚和老师之上。不过,时至今比我还始终感到惊讶:我们这些年轻小伙子当年凭借过分的文学热情知道了多少事呵!我们通过不断的讨论和分析竞这么早就具备了批判鉴别的能力!我十七岁时就不仅知道波德莱尔或者沃尔特·惠特曼的每一首诗,而且还能背诵重要的名篇。我觉得在我以后的全部岁月中再也没有象我在中学和大学时代那样读得勤奋。不言而喻,那些通常要在十年以后才会受到人们重视的作品的名字,在我们的头脑里却是十分熟悉,包括那些生命十分短暂的作品,因为我们以莫大的热情搜①普布利乌斯·维吉尔。马洛(Publius Vetgilius Mato),古罗马诗人,但丁在《神曲》中以维吉尔为他的老师和引路人,历经地狱、炼狱,天国。
罗一切。有一次,我告诉我尊敬的朋友保尔·瓦莱里①,我和他的文学作品打交道已经有多少年头了,我说,我在三十年前就已经读过和喜爱他的诗歌。
瓦莱里善意地笑着对我说:“您别瞎说了,老伙计!我的诗一九一六年才出版。”可是当我分毫不差地向他描述了我们于一八九八年在维也纳第一次看到他的诗的那本文学小刊物的颜色和开本时,他不胜奇怪,说:“可是那本刊物在巴黎也几乎没有人知道,您们在维也纳又怎么能搞到呢?”我只能这
样回答他:“正如您作为一个中学生能在自己的省会读到马拉梅②的那些在当
时文学界鲜为人知的诗歌一样。“他赞同地说:”是呀,年轻人总能替自己发现自己想要的诗人,因为他们要从中发现自己。“事实上,在那股风尚未越过边界来到奥地利以前,我们就已闻到了风向,因为我们从来都是带着灵敏的鼻孔生活。我们能够找到新的知识,因为我们想要新的知识,因为我们
如饥似渴地在寻找那些属于我们和只属于我们——而不是属于我们父亲那一
辈和我们周围的人——的东西。青年就象某些动物那样对气候的变化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所以我们青年一代比我们的教师和大学里的师生更早地感觉到:随着旧世纪的结束,某些艺术见解也将告结束,一场革命或者至少是价值观念的改变业已开始,而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我们觉得,我们父辈
们那一代的优秀大师——文学界的戈特弗里德·凯勒①、戏剧界的易卜生、音
乐界的约翰内斯·勃拉姆斯、绘画界的莱勃尔②、哲学界的爱德华·冯·哈特
曼③——同那个太平世界一样,深思熟虑和慢慢悠悠,尽管他们在艺术性和思想性方面都十分卓越,但已不再使我们感兴趣。我们凭直觉感到他们那种冷静、中庸的节奏和我们好动的气质是不协调的,也是和时代已经加快了的速度不合拍的。而恰恰是在维也纳,住着那位德意志青年一代中最机警的天才——赫尔曼。巴尔④,他作为一个思想界的闯将,为正在转变和到来的一切披荆斩棘。凭借他的帮助,在维也纳开创了“直线派”⑤,这一分离派为了震惊旧的学派,展览了来自巴黎的印象派和点画派⑥画家的作品,展览了挪威的蒙克⑦、比利时的罗普斯①、以及一切想到的激迸画家的作品,从而也为他们不①保尔·瓦莱里(Paul Val(ry,一八七一——一九四五),法国诗人,早期诗歌创作深受象征派诗人兰波和马拉梅的影响。
②斯特几纳·马拉梅(St(phane Mallarm(,一八四二——一八九八),法国著名诗人。
①戈特弗里德·凯勒(Gottfried Keller,一八一九——一八九○),十九世纪瑞士德语文学中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代表作有自传体长篇小说《绿衣亨利》。
②威廉,莱勃尔(Wilhelm Leibl,一八四四——一九○○),德国画家,画风写实,形象质朴,代表作有《读报》等。
③爱德华·冯·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一八四二——一九○六),德国哲学家,以其第一部著作:《无意讽的哲学》而成名。
④赫尔曼·巴尔(Hermann Bahr,一八六三———九三四),奥地利诗人、剧作家、导演、文学批评家,具有非凡的应变能力,在文学上历经自然主义、新浪漫派,到印象主义和表现主义。
⑤直线派(Sezession),十九世纪末德国的一个艺术流派,又称脱离派。
⑥点画派(Poiotillisten),亦称点彩派,兴起于印象派之后,故又称斩印象派,亦即分色主义。
⑦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一八六三——一九四四),挪威表现主义画家。
①费利西安·罗普斯(F(licien Rop5,一八三三——一八九八),比利时版画家和画家,所描绘的女性裸体特具肉感。
受人重视的先驱格吕内瓦尔德②、格列柯③和戈雅④开辟了道路。人们突然见识到一种新的视野。同时,在音乐方面由穆索尔斯基⑤、德彪西⑥、施特劳斯、勋柏格带来了新的节奏和音色。在文学方面由左拉、斯特林堡、霍普特曼开创了现实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了斯拉夫的魔力。魏尔伦、兰波⑦、马拉梅赋予行情诗的语言艺术以前所未有的纯粹和精炼。尼采使哲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一种更大胆、更自由的建筑艺术摈弃了装饰繁缛的古典主义风格,提倡毫无装饰的实用建筑。舒舒服服的旧秩序突然之间遭到了破坏。向迄今为止对这种秩序来说不可缺少的“美学上的美”的规范提出了疑问。我们资产阶级“正统”报纸的官方批评家们对那种常常是大胆冒失的实验感到吃惊,并且试图用“颓废堕落”或“无法无天”这样的罪名来遏止那种不可阻挡的潮流。而我们年轻人则热烈地投身到这股潮流的汹涌激流之中。我们觉得,
一个为我们而开创、青年人最终将在其中获得自己权利的时代——我们自己
的时代开始了。于是,我们那种不安地四处寻找和摸索的狂热,一下子获得了意义:我们这些念中学的年轻人,能够在那些为了新艺术市进行的激烈和常常是粗暴的战斗中助上一臂之力。凡是进行实验的地方,例如,一场魏德金德①戏剧的演出,一次新抒情诗的朗诵会,我们必定到场,我们不仅全神贯注,而且双手也使尽力气；有一次,首演阿诺尔德·勋柏格青年时代的一部十二音体系②的作品,当一位绅士使劲地吹口哨和发出嘘声时,我亲眼目睛我
的朋友布施贝克同样使劲地打了他一记耳光；我们是每一种新艺术的突击
队,到处为它当开路先锋,只因为它是新的,只因为它要为我们改变那个世界——现在该轮到我们过我们自己的生活了。因为我们觉得那“是和我们有关的事”。
不过,我们之所以对那种新艺术如痴若狂,其中还有一点另外的原因,那就是它们几乎毫无例外地是年轻人创造的艺术。在我们父辈们那个时代,一位诗人、一名音乐家,只有当他“经过磨炼”和适应了资产阶级社会的那②马蒂亚斯·格吕内瓦尔德(Matthias Gr(newald,一四五五——一五二八),德国画家,创作清动处在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时期,他的不少宗教画是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德国祭坛画中的突出作品,主要代表作有《依萨汉姆祭坛画》。
③艾尔·格列柯(El Greco),西班牙画家。原籍希腊。受威足斯画派和风格主义影响。所作多宗教题材,人物形象瘦削修长,色调阴冷,表现超现实的气氛,为反对宗教改革服务。作品有《奥尔加斯伯爵的葬仪》、《尼诺·德·盖瓦拉肖像》、《托列多风景》等。
④弗朗西斯科·何塞·戈雅(Francisco Jos( GoYa,一七四六——一八二八),西班牙杰出画家,笔致豪放,构图大胆,后期画风由色彩明朗鲜艳转为深沉浑厚,其画风对欧洲十九世纪绘画有深刻影响。拿破仑入侵西班牙时,他创作了法国士兵枪杀西班牙起义者为题材的《战争的灾难》铜版组画。
⑤莫台斯特·穆索尔斯基(modest Mussorgski,一八三九——一八八一)俄罗斯作曲家,作品富于民族特色,其音调反映了俄罗斯语言和俄罗斯民歌的特点。
⑥德彪西(Claude Debussy,一八六一——一九一八),法国作曲家,和法国象征主义派诗人马拉梅等过从甚密,后来对爪哇等地的东方音乐很感兴趣,从此开创了音乐上的印象派。
⑦阿尔图尔·兰波(Arthur Rimband),十九世纪法国象征主义诗派的主将之一。
①弗兰克·魏德金德(Frank Wedekind),德国剧作家,一八八九年开始写作,因反对自然主义,常把霍普特曼当作讽刺对象。一八九一年发表的《青春觉醒》,打破传统戏剧的规范,采用象征手法,写青年人的生理要求同成年人狭隘的道德观念之间的矛盾。
②十二音体系(atonal)是和tonal相对的,即是不成调的,亦称无调性音乐。
种四平八稳、循规蹈矩的艺术趣味之后,才能获得声誉。而人们教我们应该去尊敬的那些男士们,他们的举止风度,又个个装得十分尊严。他们穿着丝绒上衣,留着灰白的漂亮胡须。例如,维尔布兰特①、埃贝斯②、达恩③、保尔·海泽④、伦巴赫⑤——这些人物今天早已销声匿迹,但却是那个时代的宠儿。他们拍照时总是带着沉思的目光,摆出一副“尊贵的”、“诗人”的恣态。他们举手投足,俨若枢密顾问和红衣主教,而且还要象这些人似的佩戴着勋章。
而年轻一代的诗人、画家、音乐家,至多被看作是“有希望的人才”罢了,要想得到首肯的承认,暂时还得凉一会儿。在那个小心谨慎的年代,人们不喜欢在一个人尚未表明自己有多年的“卓著”成就以前就予以认可。可是新涌现出来的诗人、音乐家、画家,又都那么年轻。默默无闻的盖哈尔特·霍普特曼突然崭露头角,三十岁时就统治了德语戏剧的舞台。斯蒂芬·格奥尔格、莱纳·马利亚·里尔克二十三岁时,也就是说比奥地利的法定成人年龄还要早,就已有了文学声誉和狂热的追随者。在我们自己这座城市,一夜之
间出现了一个由阿图尔·施尼茨勒、赫尔曼·巴尔、里夏德·贝尔一霍夫曼、
彼得·阿尔滕贝格等人组成的“青年维也纳”派。他们通过对各种艺术手段的精心加工,使独特的奥地利文化第一次在欧洲范围内发生影响。不过,使我们迷醉和不胜崇拜的,主要还是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这个非同凡响的人物。我们青年人不仅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所抱的崇高志向,而且也在这个几乎是同龄人的身上看见了一个完美的诗人。
年轻的霍夫曼斯塔尔的出现、作为早熟的伟大奇迹之一,今天和以后将始终为人们所称道。在世界文学中,除了济慈和兰波以外,我不知道还有别的像他这样了不起的天才,这么轻的年纪就能驾驭如此完美无瑕的语言,想象力如此丰富,即便是极为偶然写成的一行诗,也都充满诗意。他在十六七岁时就已写下了不朽的诗篇和一种至今尚未有人能够企及的散文,从而使他载入德语发展的史册。他突然出现,并且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完全的成熟,这种不寻常的现象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是绝无仅有的。因而,他的出现,简直是一件超乎自然、不可思议的事,使所有那些最早知道他的人无不为之惊叹。
赫尔曼·巴尔常常向我讲述他当时是怎样的惊讶。有一次,他收到一篇投给他的刊物的文章,而且就是从维也纳寄出的,作者是他不认识的一个名叫“洛里斯”的人——当时不允许中学生用自己的名字公开发表作品。他在来自世界各地的稿件中还从未收到过这样一件作品:语言是那么典雅而富于想象,内蕴是那么丰富,落笔又是那么娴熟飘逸。这位不相识的“洛里斯”是谁呢,他问自己。肯定是一位把自己的见解琢磨了多年并且在神秘的隐居中把最纯①阿道夫·冯·维尔布兰特(Adolf von Wilbrandt,一八三七——一九一一),德国作家,一八八一——一八八七任维也纳城堡剧院院长。以写影射慕尼黑艺术家的小说而著名。著有文学史、论文、诗歌、传记多种。
②格奥尔格·埃贝斯(Georg Ebers,一八三七——一八九八),德国的埃及学研究者和作家。
③费利克斯·达恩(Felix Dahn,一八三四——一九一二),德国作家、历史学家、法学家,所著小说多取材于大迁徙时代的民歌和神话。
④保尔·海泽(Paul Heyse,一八三○——一九一四),德国作家,一九一○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有《特雷庇的姑娘》等。
⑤弗朗茨·冯·伦巴赫(Franz von Lenbach,一八三六——一九○四),德国写实主义肖像画家。
正精微的语言冶炼成一种几乎是勉力无穷的享受的老人。这样一位智者,这样一位天才诗人,就住在同一座城市里,而他却从未听说过!巴尔立刻给这位不相识的人写了一封信,并且约定在一家咖啡馆——著名的格林斯坦特尔咖啡馆、青年文学的大本营——里会面。突然,一名穿着童装短裤、身材颀长、尚未留胡须的中学生迈着轻松、敏捷的步履,走到他的桌旁,微微一鞠躬,简短而又坚决地说道:“霍夫曼斯塔尔!我就是洛里斯。”嗓子都还没有完全变为成年男子的低音。事情虽然过去了许多年,但当巴尔说起自己的惊愕时,仍旧十分激动。他说他开始简直不敢相信。一个中学生竟会创造出这样的艺术,有这样的远见,思想这样深刻,在自己尚未亲历过生活之前,就对生活有这样鞭辟入里的认识!阿图尔·施尼茨勒也曾向我讲述过类似的情况。施尼茨勒当时还是一名医生,他自己的最初文学成就似乎还不足以保证生计,不过他已成了“青年维也纳”派的领袖。而且一些比他更年轻的人欢喜来向他请教,倾听他的建议和看法。有一次,他在偶然相识的熟人那里认识了这位个儿高高的年轻中学生。这位中学生用自己巧妙的机智引起了他的注意。尔后,这位中学生请求能朗诵一出诗剧给他听听。于是,他高兴地请他到自己的单身住房来,尽管不抱很大的期望。他想,无非是一出中学生写的剧,不是感伤主义就是假古典主义,所以他只邀请了几个朋友。霍夫曼斯塔尔穿着童装短裤来了,显得有点紧张和拘束,接着便开始朗诵。施尼茨勒告诉我说:“几分钟后我们都突然竖起耳朵仔细聆听,同时互相交换着赞赏和近乎惊奇的目光。诗句是那样的完美、形象,无懈可击,音乐性是那样的鲜明。我们还从未听到过一个当年在世的人写出这样的诗句,我们甚至认为,自歌德以后几乎不可能有这样的诗句。然而,比这种形式上的无以匹敌的(以后在德语中再也无人达到的)卓绝更为令人赞叹的是,他对世界的认识。对一个整天坐在课堂里的中学生来说,这种认识只能来自神秘的直觉。”
当霍夫曼斯塔尔朗诵完后,大家还都默默地坐在那里。施尼茨勒对我说:“我觉得,我平生第一次遇到了一个天生的奇才,而在我以后的一生中再也没有如此为之倾倒过。”一个在十六岁开始时就这样——或者更确切一点,不是说开始,而是说一开始就这样完美——的人,势必会成为歌德和莎士比亚的一个兄弟,而实际上,这种完美也愈来愈显得成熟:继这第一部诗体剧《昨天》之后,便是气势壮观的《提香之死》①的片断,然后是诗歌创作,他每发表一首诗,对我们来说都是不寻常的大事,直至数十年后的今天我还能一行一行地背诵那些诗,后来他又写作短剧和散文,他的散文把丰富的知识、对艺术的精辟见解、对世界的睫望,神奇地浓缩在数十页空白的稿纸上。总而言之,这位中学生、这位大学生所写的一切,如同水晶一般从内在深处散射出光彩,同时又显得深沉和炽烈。诗歌、散文,在他手中犹如伊米托斯山上芬芳的蜂蜡,紧紧地揉合在一起。他的每一篇诗作,从来都是恰到好处,不多也不少,不落窠臼,人们总觉得在那前人足迹未至的道路上必有一种不可理解的力量在神秘地引导他。
我今天几乎无法重复这样一位非凡的人物当时是如何使我们这些已学会
追求真正价值的人入迷的。因为对年轻一代的人来说,知道在自己的身旁,在自己一代人中间,就有着这样一位卓越、纯正、天才的诗人——对于他,①提香(Titian,原名Titiano Vecellio,一四七七——一五七六),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成尼斯画派国家。
始终只能用荷尔德林、济慈、莱奥帕尔迪①的传奇形式去想象,可望而不可即,一半犹如梦幻———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使人陶醉的呢?所以,时至今日,我仍能清楚记得我第一次亲眼见到霍夫曼斯塔尔的那一天。当时我十六岁。由于我们悉心注意我们这位理想中的良师益友的一切行动,因此当报纸的一角登出这样一条不起眼的简讯:他将在“学术俱乐部”作一次关于歌德的报告,特别引起我的注意(我们简直不能想象,这样一位天才竟在这么小的范围内作报告；按照我们中学生崇拜的程度,我们原以为,当霍大曼斯塔尔公开露面时,那间大厅必然爆满).可是,在那次报告会上,我们再次证实,我们
这些小小中学生的评判能力和对富有生命力的事物的那种已被证明是正确的
直觉,都已远远超过广大公众和官方的评论；因为在那狭小的讲堂里总共只有一百三四十人,所以我为了保证坐到座位而急不可待地提前半小时出发,实属毫无必要。我们等候了片刻。忽然,有一个不惹人注意的瘦高个青年穿过我们这一排座位,向讲台走去,并且立刻开始演讲,以致我几乎没有时间把他仔细打量一番。霍夫曼斯塔尔动作灵活,蓄着还没有完全成形的稀软的上髭,看上去比我想象的还要年轻。一张轮廓分明、有点象意大利人的黝黑的脸,绷得紧紧的,显然有点紧张。他的一双漆黑、柔和而又高度近视的眼睛流露出来的不安,更加深了这种印象。他仿佛一下子就全身投入到滔滔的演讲之中,就像一个游泳者投身于熟悉的洪流一般。他越往下讲,举止越自在,态度越镇静,一旦思路展开,开始时的那种拘束全消失了,只见他轻松自如,侃侃而谈,就像这位灵感丰富的人平时一样(我以后在同他私人交谈时也常常发现如此).只是在他讲最初几句话时,我就发觉他的嗓音并不悦耳,有时候简直近乎假嗓子,很容易变得尖锐刺耳。不过,当他的演讲使我们感到十分兴奋和忘乎所以时,我们也就不再去注意他的嗓门和面孔了。他讲的时候没有讲稿,也没有提纲,甚至没有详细的准备。然而,由于他有一种天赋的讲究形式的神奇感觉,所以每一句话都十分完美。他令人迷惆地提出那些最大胆的反命题,为的是紧接着用清楚而又出人意外的措词来加以解答,使听众不禁感到,他所讲的,只是他从丰富得多的内容中随手拈来的一部分,他对内容的驾驭就像他本人一样的轻松自如,倘若要深入展开,他还可以这样滔滔不绝他讲上几个小时而不会使内容贫乏和水平降低。我在后来几年和他私人交谈时也感觉到这种魅力,诚如斯蒂芬·格奥尔格赞誉他时所说:“他的话犹如气势磅磷的歌咏和妙趣横生的对谈。”他性格急躁、马虎,对什么事都十分敏感,在私人交往中常常容易激动和怏怏不乐,不容易和他接近。不过,当他对某一问题感兴趣的那一会儿,他就象一团火似的,把任何讨论迅速而热烈地引入到他自己的和只有他才能达到的领域。除了有时和
考虑问题比较稳重、想法比较明朗的瓦莱里和脾气急躁的凯泽林①的谈话以
外,我还从未遇到过一次谈话有象和霍夫曼斯塔尔谈话时那样的思想水平。
在他真正灵感勃发的时刻,他所接触过的一切:读过的每一本书、见过的每一幅画和每一处风景,都会在他的精灵一般清醒的记忆中复活。他用的比喻是那样自然、妥贴,就像用左手比喻右手似的,他的观点是那样突出,就象兀立在远方地平线尽处的背景。——在那次演讲会上,我第一次在他身上真正感到这种“气息”,即,一种令人振奋鼓舞、难以用理性完全理解、不可①贾科莫·莱奥帕尔迪(Giacomo lecpardi,一七九八——一八三七),意大利诗人。
①赫尔曼·凯泽林(Graf Hermann Keyserling,一八八○——一九四六),伯爵,德国哲学家。
捉摸的气息；我在以后和他个人的接触中也感到这种气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霍夫曼斯塔尔再也没有超过他在十六至二十四岁时所创造的无与伦比的奇迹。尽管我同样赞赏他后期的某些作品——优美的散
文、《安德烈亚斯》②的片断(这部未完成作品或许是德语中最美的长篇小说)
和戏剧的部分段落。但是,随着他日益束缚于现实戏剧和时代趣味,随着他的创作具有明显的意图和功利目的,那些充满稚气的早年诗歌创作中的纯粹的灵感消失了,梦游者似的那种描绘消失了,从而也就失去了对我们这些好挑剔的青年人的勉力。我们以一种尚未成年者特有的神秘知觉预先就知道,在我们青年一代中,他这样的奇迹只可能出现一次,在我们一生中不会重演。
巴尔扎克曾以无可比拟的方式描述过拿破仑这个典型人物是怎样在法国
使整整一代人激奋起来的。一个小小的少尉波拿巴竟莫名其妙地登上了叱咤世界风云的皇帝宝座,这不仅意味着是他个人的胜利,而且也是青年人这样一种思想的胜利,一个人为了早早获得权势,并非生下来就必须是玉于或侯爵不可,一个人不论出身在哪种小户人家,甚至出身在一个贫穷的家庭,同样可以在二十四岁成为将军,三十岁成为法国统治者和很快成为世界统治者的——这样一种举世无匹的成功,使数以百计的人离开了自己卑微的职业和省城:波拿巴少尉使整个一代青年人的头脑发热,使他们更加野心勃勃。他造就了那支伟大军队的将军们与人间喜剧中的主人公和烈士。一个出类拔萃的年轻人,一旦在他自己的领域中一举达到前人未能达到的成就,仅仅这一事实,就会永远鼓舞他周围和身后的所有青年。从这个意义上讲,霍夫曼斯塔尔和里尔克对我们这些更年轻的人来说,是对我们尚未成熟的能力的一种不同寻常的推动。我们倒不希望我们中间会有人能再现霍夫曼斯塔尔的奇迹；但是只要他存在,就会给我们增添力量,因为他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清楚地说明了,纵使在我们那个时代,在我们自己的城市里,在我们这样的环境中,同样可以产生诗人。他的父亲是一家银行的经理,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出身于犹太市民阶层,因此,这位天才诗人是在一幢和我们差不多的住房里长大的,里面摆着同样的家具,从小接受同样的道德教胄,进入一所同样死气沉沉的中学,学的是同样的课本,要在同样的木板凳上坐八年,像我们一样感到不耐烦,像我们一样热衷于一切精神财富。然而你瞧,为他还必须坐在硬板凳上磨破裤子和在体操房里来回踏步走的时候,却成功地跳出了自己狭隘的小圈子——这座城市和家庭。一跃进入无涯的神游世界。在某种程度上,通过霍夫曼斯塔尔这个实例,向我们显示了,即使像我们这样的年龄和在一所奥地利中学的牢笼般的氛围中,要创作富有诗意的作品,乃至完美的诗歌,原则上是可能的。甚至有可能当他在家里和在学校里还属尚未成年、无足轻重的时候,他的诗作已经出版,已经享有声誉和出名——这对一个童心十足的人来说,具有多大的诱惑啊!而里尔克对我们来说又是另一种类型的鼓励,它以一种给人以安慰的方式,补充了霍夫曼斯塔尔的那种激励。因为纵使在我们中间最胆大妄为的人看来,要和霍夫曼斯塔尔争个高低,也属冒天下之大不匙。我们知道:他的这种至善至美的早熟是一种举世无双的奇迹。这种奇迹是不可能再现的。当
我们这些十六岁的人把自己的诗句和那些他在同样年龄写下的非常著名的诗
句相比,都不禁汗颜。我们同样感到,自己的知识在他面前真是相形见继,②《安德烈亚斯》(Andreas oder die Verelnigten),长篇小说片断,一九三二年出版。
他在念中学时就已博学多才。而里尔克则不同,他虽然也在同样早的时间——十七岁或十八岁就开始写作和发表诗篇,但里尔克的那些早期诗歌和霍夫曼斯塔尔的早期诗歌相比,以及从绝对意义上来说,还是不成熟、幼稚和简单的,唯有抱着宽容的态度,才能看出其中几分天才的光芒。这位诗人是渐渐成名的,一直到二十二、三岁才开始成为一位受到我们无限爱戴的杰出诗人。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安慰。一个人不一定非要像霍夫曼斯塔
尔似的在中学时代就已完全成熟:一个人也可以像里尔克似的一步一个脚印
地成才。一个人不必因为暂时写出了一些不像样、不成熟、缺乏责任感的作品,就立刻认为自己没有指望了。一个人也许不能再现霍夫曼斯塔尔那样的奇迹,但是可以走一分像里尔克那样比较平稳和比较寻常的成才之路。
不言而喻,我们所有的人早已开始写作或写诗,有的玩乐器和喜欢朗诵。
自然,青年人对业余爱好的态度都不会是消极被动的,因为青年人的本性不仅仅是要获得若干印象,而是要对印象作出创造性的回答。譬如说,爱好戏剧,对青年人来说至少意味着希望和梦想自己能登上舞台或者为剧院做点什么工作。他们对各种天才人物的崇拜神往,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能否在自己未曾查明的躯体里或者在一半尚且模糊的心灵中发现那种特殊素质的苗头。于是,那种艺术创作的欲望在我们班级里十分流行,这倒是和维也纳的氛围以及当时特殊的条件相适应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身上寻找一种天赋,并想施展它,有四五个人想成为演员,他们摹仿城堡剧院演员们的腔调,锲而不舍地练习台词和朗诵,悄悄地去听表演课,在学校休息时间里,各自担任一个角色,即兴表演古典戏剧家们的整场片断,而我们其他的人,则是既好奇又苛求的观众。还有两三个人,是相当有素养的音乐爱好者,但是还没有决定是否要去当作曲家、演奏家或乐队指挥。我最初得到的关于新音乐的知识,应归功于这几个人,因为在交响乐团的正式音乐会上新音乐是根本看不上眼的。他们也曾不断向我们索取他们想要的各种歌曲和合唱的歌词。我们班上还有一个人,是当时一位非常著名的画家的儿子,他在上课的时候替我们在作业本上画满各种图画,同时为我们班上所有那些未来的天才们都画了肖像。不过。班上最普遍的爱好是文学。我们通过彼此的激励,在文学方面成熟得越来越快；通过对每一首诗的互相切磋,使我们这些十七岁人所达到的水平远远超过业余爱好的水平,而且使每个人真正作出有效的实际成绩,这一点已经被下列的事实所证明:我们的作品不是只有被一些不知名的地方小报接受,而是被新一代创办的主要杂志所采纳、刊载,甚至拿到了稿酬——这是最最令人情服的证明。我有一个同学Ph.A.,我曾*把他崇拜为天才,他的名字就在当时最出色的豪华刊物——《潘神》①上赫然和戴默尔、里尔克的名字一起排在最前面。我还有一个同学A·M·,曾用“奥古斯特·厄勒”的笔名找到了进入当时所有德语杂志中最难入门和最古板的文艺刊物——《艺术之页》的门径,它是斯蒂芬·格奥尔格专为自己神圣的、成员经过严格挑选的文学团体而保留的园地。我的第三个同学,在霍
夫曼斯塔尔的鼓励下写了一部关于拿破仑的剧本；我的第四个同学提出了一
种新的美学理论和写出了意味深长的十四行诗；我自己的名字则进了现代人
的主要报纸《社会》和马克西米利安·哈尔登②的《未来》周刊,后者是一份①《潘神》(Pan),一八九五——一九○○年在柏林出版的高级文艺刊物。
②马克西米利安·哈尔登(Maximilian Harden,一八六一——一九二七,德国政论家和作家。早年当过演员,关于新德国政治和文化史的刊物。当我今天回首往事时,我不得不十分客观地承认,就我们当时知识的广博、文学技巧的圆熟、艺术水平而言,对一些年仅十七岁的人来说,确实是惊人的,然而,通过霍夫曼斯塔尔那种神奇的早熟的例子,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理喻的,是霍夫曼斯塔尔这个令人鼓舞的例子,促使我们奋发努力,互相不甘示弱。我们掌握各种艺术诀窍,运用语言夸张大胆,谙熟各种诗体的技巧,在无数的习作中尝试过不同的风格——从晶达①式的悲怆到民歌的淳朴。我们每天交换自己的作品,互相指出疏忽的不足之处,讨论每一个韵律的细节。当那些迂阔的教师还一无所知地在用红墨水划出我们作文本中少了几个逗号时,我们早已在互相展开批评,要求之严格,审察之细微,见解之内行,是我们那些大型日报上的官方文学评论权威对待古典大师们的作品所未曾有过的。由于我们一味热衷于此,到了中学的最后几年,我们在专业判断和文采斐然的表达能力方面,甚至已超过那些著名的专业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