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们文学上的早熟,作如此真实的描述,也许会导致这样一种看法:我们是一班特殊的神童。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当时维也纳的十几所邻近的中学里,同样可以看到这种对文学的狂热和文学上早熟的现象。这也不可能是一种偶然现象。这是由一种特别有利的环境造成的,即:这座城市的艺
术沃土、非政治性的时代、在世纪之交新出现的思想和文学突飞猛进的局面
——这样的环境和我们内在的创作意志有机地联系了起来,这种创作意志在我们当时的年龄是必然会产生的。
每一个年轻人在他的青春期总有一种诗兴或有一般想写诗的冲动,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只不过像心灵中泛起些微涟漪。青年人没有经历过这种爱好是极少见的,因为这种爱好本身也只不过是青春焕发的表现。后来,我们课堂里的五位演员没有一个是真正登上舞台成为演员的。在《潘神》和《艺术之页》上登过名字的那几个诗人,也在锋芒初露之后当上了庸庸碌碌的律师和官员；也许他们今天会对自己当年的雄心壮志,忧伤地或自嘲地付之一笑。
我是所有那些人中间唯一在自己身上保持了创作热情的人,并使这种热情成为我一生中的核心与本性。但是,我今天仍以感激的心情怀念着那些同窗!他们曾给予我多少帮助呵!那种热烈的讨论、那种你追我赶的劲头、那种相互的表扬和批评,曾是怎样早早地锻炼了我的手和脑筋,使我的精神世界大大开阔。我们大家是怎样轻松愉快地摆脱学校的无聊和单调的呵!今天,每当我听到舒伯特的那首不朽之歌:“你,述人的艺术,总是在那无比空虚的时刻,使我们沉湎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时,往事又历历在目,我仿佛看见我们耷拉着双肩坐在可怜的冷板凳上,然后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兴奋地闪动着炯炯发亮的眼睛,评论和朗诵着诗歌,兴致之高早已把狭隘的小天地忘得一干二净,真的“沉湎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当然,这种对艺术的偏狂,这种对“美”的近乎荒唐的过分推崇,只有牺牲了我们那个年龄的通常兴趣才能得以实现。当我今天问自己,当年我们
是怎样找到阅读所有那些书籍的时间的——因为我们白天都已被上学的时间
一八八八年成为新闻记者,一八九二年创办自己的政治周刊《未来》(die Zukunft),独家经营并作为个人的战斗喉舌。
①品达(Pindar,约公元前五一八——四四二),古希腊会唱琴歌的职业诗人。
和必要的起居用餐树间挤满,我这才明白,那是以大大损失我们的睡眠,从而也损害了我们精神焕发的身体为代价的。虽然我每天早晨必须在七点起床,但是我却从未在深夜一两点钟以前把我的读物释手,而且从那时起就永远养成了一种坏习惯:即便到了深夜,我还要看一两小时的书。所以我当时每天早晨都是在最后一分钟匆匆忙忙赴往学校,两眼惺忪,脸洗得十分马虎,
一边疾步走路一边嚼着抹了黄油的面包片；我今天不记得有哪一天不足这样
的,我们这一群小学究,看上去全都脸若菜色,骨瘦如柴,就像没有成熟的水果,此外,衣着也不修边幅——这些都毫不奇怪。因为我们把零用钱的每个赫勒①都用在看戏、听音乐会和购买图书上了,再说,我们也并不在乎要让年轻的姑娘们喜欢我们；我们只是想要给高级人物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觉得和年轻的姑娘们一起散步是浪费时间,因为我们在学问上非常傲慢,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认为女性在智力上就是差,我们不愿意把自己宝贵的时间化在肤浅的闲扯上。我们对一切体育运动都不闻不问,甚至瞧不起。要让今天的年轻人理解这一点可能很不容易。诚然,体育运动的浪潮在上个世纪还没有从英国冲击到我们欧洲大陆。当时,还没有这样的体育场:当一个拳击手用拳头向另一个拳击手的下颚频频猛击时,上万的观众会兴奋得狂呼乱叫。报纸还没有派出自己的记者,让他们用通栏的篇幅像荷马史诗似的报道一场曲棍球比赛。在我们那个时代,摔跤、体育协会、举重纪录,这一切还都是郊外发生的事。参加者乃是屠夫和搬运夫之流。只有那种比较高雅、比较贵族气的赛跑运动,才一年有几次把所谓“上流社会”的人吸引到赛跑场上,但也不是我们这些把任何体力活动视为纯粹浪费时间的人。当我十三岁开始感染到那种对学问和文学的爱好时,我也就停止了滑冰、把父母给我用来学习跳舞的钱全用来买书。我到了十八岁还不会游泳、不会跳舞、不会打网球。一直到今天我既不会骑自行车也不会开汽车。在体育运动方面任何一个十岁的男孩都可以讥笑我。即使到了今天的一九四一年,我还不大分得清棒球和足球、曲棍球和马球。每张报纸的体育部分,我觉得都像是用中国字写的,一点也弄不明白。我对所有那些体育运动的成绩——速度和评分的记录,就像哪位波斯的沙阿①一样不开窍,有一次,有人鼓动那位沙阿去参加一次跑马大赛,他却以东方人的智慧说道:“干吗?我本来就知道总有一匹马比另一匹跑得快,哪一匹跑得快,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也同样轻视锻炼自己的身体,觉得这是白白浪费时间。唯有下棋尚得我们几分垂青,因为它需要动脑筋。而更为荒谬的是:虽然我们觉得自己正在成为诗人或者有潜力成为诗人,但是我们却很少关心自己周围的大自然。在我头二十年的生涯中,我几乎没有好好看一看维也纳周围的美丽风光。当最美、最热的夏天来临时,城里空空荡荡,却使我们更加迷恋这座城市,因为我们可以乘此机会在咖啡馆里读到更多的报章杂志,到手得快,种类也丰富。后来,我曾用了好几年乃至数十年的时间,来弥补我身体上的那种不可避免的笨拙,来调整那种幼稚的贪多求快的过度紧张的生活。不过,总的说来,我对我中学时代的那种狂热,对那种只用眼睛和脑子的生活从未后悔过。它曾把一种我永远不愿失去的求知热情注入我的血液之中。我在以后所读的书和所学到的一切,都是建立在那几年的坚实的基础之上。一个人的肌肉缺乏殷炼,以后还是可以补①赫勒(Heller),奥地利货币名,等于百分之一克朗。
①沙阿,古时波斯国王的称呼。
偿的,而智力的飞跃,即心灵中那种内在理解力则不同,它只能在形成时的决定性的那几年里进行锻炼,只有早早学会把自己的心灵大大敞开的人,以后才能够把整个世界包容在自己心中。
我们青年时代所经历的,正是在艺术方面酝酿着的一些新事物,即一些
比我们的父母和周围的人所曾满足过的更为热烈、更成问题、更有诱惑力的
事物。但是,由于被生活中的这一部分内容所深深吸引,我们没有注意到美学领域里的这种转变只不过是许许多多意义更为深远的变化的波及和先兆。
这些变化将动摇和最终毁灭我们父辈们的太平世界。一场令人瞩目的社会结构大变革已开始在我们这个昏昏欲睡的古老的奥地利酝酿。几十年来,心甘情愿和一声不吭地把统治地位让给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突然变得不再安分守己。他们组织起来,要求得到自己的权利。正是在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政治如同疾风暴雨冲进平静、安逸的生活。这新的世纪要求有一种新的制度、一个新的时代。
在奥地利的各种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首先兴起的是社会主义运动。
在此之前,被我们错误地称为“普遍”的选举权,实际上只是赋予交纳了一定税款的有产阶级。然而,从这个阶级中挑选出来的律师们以及农场主们却真诚地相信,自己在国会里是“民众”的代表和发言人。他们为自己是受过教育的人,甚至大部分是受过高等学府教育的人而无比自傲。
他们讲究尊严、体面、高雅的谈吐,因此国会开会时就像一家高级俱乐部的晚间讨论会。这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出于自己对自由主义的信仰,真诚地相信通过宽容和理性必然会使世界进步,他们主张用小小的妥协和逐渐的改善,来促进全体子民们的福利,并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但他们完全忘记了自己仅仅代表大城市里五万或十万生活富裕的人,而并不代表全州儿十万和几百万人。在此期间,机器生产也起到了作用,它把以往分散的工人集中到工业中来。在一位俊杰——维克托·阿德勒①博士的领导下,奥地利成立了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旨在实现无产阶级的各种要求；无产阶级要求有真正普遍和人人平等的选举权。可是,这种选举权刚一实行,或者更确切一点说,刚一被迫实行,人们就立刻发现,备受推崇的自由主义是何等的脆弱。随着自由主义的消失,公共政治生活中的和睦相处也就不复存在。现在处处是激烈的利害冲突。斗争开始了。
我今天还清楚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使奥地利的社会主义政党发生决定性
转折的那一天。工人们为了第一次显示自己的力量和人众势大,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宣布五月一日是劳功人民的节日,并决定在普拉特绿化区游行,而且游行队伍要进入那条主要的林荫大道,如果在平时,那条美丽、宽阔的栗子树大道上只有贵族和富裕市民的马车和华丽车辆在巡礼。善良的自由派市民们一听到工人们的这一宣布,吓得目瞪口呆。社会党人这个词,在当时的德国和奥地利是带着一股血腥气和恐怖主义的味道的,就像以前听到雅各宾派和以后听到布尔什维克这个同一样。人们乍一听,根本不可能相信,这群从郊区来的赤色分子在进入市区时会不焚烧房屋,不抢劫商店和干出一切可以想象的暴行。城里一片惊慌。全城和郊区的警察都被派到普拉特大街上值勤。军队处于戒备状态。没有一辆私人的华丽马车或出租马车敢驶近普拉①维克托·阿德勒(Viktor Adlet,一八五二——一九一八),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创建人。
特地区。商人们早已拉下店铺的铁制护窗板。我记得,父母们严厉禁止我们这些孩子在维也纳将会看到一片火海的那一天上街。可是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工人们带着自己的妻小,列成四人一排的整齐队伍,十分守纪律地走迸普拉特地区。每人在自己的钮扣眼里插了一朵红色的了香花——党的标记。他们一边列队前进一边唱着国际歌。不过,当孩子们第一次走进那“诺贝尔林荫大道”的美丽的绿茵地时,却唱起无忧无虑的校园歌曲。没有人遭骂,没有人挨打,也没有人挥舞拳头。警察和士兵都向他们发出友好的笑声。
由于这种无可指摘的态度,后来资产阶级也就不好再把工人们斥之为一群“革命的歹徒”。最后,互相作了让步——就像在古老和明智的奥地利通常处理的那样；因为当时还没有发明今天这种用棍棒殴打和彻底灭绝的制度,纵然在那些党魁们身上也还保持着(虽已褪色的)人性的理想。
当这种红色丁香花的党徽刚露面不久,突然之间,又有人往钮扣眼里插上了另一种花——白色丁香花,它是基督社会党党员的标记(当时人们还选用花卉作为党的徽记,而不选用翻口靴子、短剑和骷髅,这在今天看来,岂不令人感动?).基督社会党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原本只是作为对无产阶级政党的一种有机联系的对抗运动,而且从根本上来说,它也同样是机器战胜手工的一种产物,因为机器生产一方面把大批群众集中到工厂,使工人们有了势力,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但另一方面机器生产又威胁着小手工业。
大商店和大规模生产,使小资产阶级和手工业企业的师傅们面临着破产。卡尔·卢埃格尔博士——一位受人欢迎、机灵能干的领袖人物,利用这种不满和忧虑,提出了“必须帮助小人物”的口号,他把全体小市民和恼怒的小资
产阶级吸引到自己身边；因为他们对自己将从有产者降为无产者的恐惧远远
超过对有钱人物的嫉妒。正是这个优心仲仲的社会阶层,后来成为希特勒周围的第一批广大群众。从某种意义上讲,卡尔·卢埃格尔是希特勒的榜样,是他教会了希特勒随心所欲地利用反犹太主义的口号。这一口号为不满的小资产阶级树立了一个可见的敌人,同时却又悄悄转移了他们对大地主和封建华贵的仇恨。但是这两个人物又有所不同,这也正反映了我们今天的政治已变得彻底的庸俗和野蛮,反映了我们这个世纪的可怕的倒退。卡尔·卢埃格尔留着金黄色的柔软的络腮胡子,仪表堂堂,在维也纳的老百姓中间被称为“漂亮的卡尔”,他受过高等教育,而且不愧为在精神文化高于一切的时代上的学。他擅长言词,性格爽气而诙谐,即使是在最激烈的演说中——或者说在那个时代被人视为是激烈的演说——也从未失去过应有的风度,他虽拥
有一把刮刀———把可以干出杀人祭神的野蛮行径的机械的切削刀——但他
却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它。他对自己的对手始终保持某种君子的雅量,他的私生活是简朴和无可争辩的,他的排犹主义的政治立场从未妨碍他一如既往地对自己从前的犹太朋友怀有善意和多加关照。当他领导的运动终于征服了维
也纳市议会和他本人被任命为市长以后(对排犹主义倾向抱有反感的弗朗
茨·约瑟夫皇帝曾两度拒绝批准这一任命),他一直秉公处事,政绩是无可指摘的,甚至可以说是民主的表率。在这个排犹主义政党取得胜利以前一度胆战心惊的犹太人,继续生活得像从前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受到尊重。
仇恨的毒素和互相灭绝的意志还没有侵入到时代的血液循环之中。
但这时又出现了第三种花——蓝色的矢车菊花,它是俾斯麦最喜爱的花和德意志民族党的标志,该党是一个具有激烈变革意识的政党(只不过当时人们没有明白这一点),它的目标是,用猛烈的冲击彻底摧毁奥地利君主国,建立一个在普鲁士和新教领导下的大德意志国家(比希特勒还要早的梦想).当时,基督社会党的势力是在维也纳和农村地区,社会党扎根于工业中心,而德意志民族党的党员几乎全部在波希米亚和阿尔卑斯山的边缘地区,按人数而论,势力微弱,但他们用疯狂的挑衅和无度的野蛮作风补偿了这种不起眼的地位。该党的若干名议员是奥地利国会的耻辱(从旧的意义上说)和暴政的代表。希特勒——一个同样出生在奥地利边区的人,在他们身上找到了自己思想和策略的衣钵。他接过格奥尔格。舍纳雷尔①的“脱离罗马!”的口号——这个口号是当时讲德语的数千名德意志民族党党员忠实遵循的——,从天主教皈依新教,为的是要激怒皇帝和天主教教士们；希特勒从他那里搬来了反犹太主义的种族理论,那位了不起的鼻祖曾声称:“犹太种族是最下流肮脏的”。而最主要的是,希特勒从他那里学会了使用一支肆无忌惮、大打出手的冲锋队,从而也就学会了这样一个原理:用一小群人的恐怖行为来吓住另一些数量比他们多得多但又老实和比较能忍气吞声的大多数人。希特勒的冲锋队员用橡皮根冲击会场,在夜里袭击对手并把他们打倒在地,从而为国家社会主义效劳,舍纳雷尔则利用奥地利的大学生联合会会员为德意志民族党出力。那帮大学生在大学豁免权的庇护下,开创了史无前例的殴打恐怖手段。每当他们采取一次政治行动时,他们总是把自己像军人似的组织起来,高呼口号和吹着口哨,列队游行而过。那帮大学生把自己编成所谓“大学生团”,脸上带着击剑留下的伤痕,经常聚众酗酒闹事,大学的讲堂由他们统治着,只因为他们不像别的大学生仅仅戴着袖章和学生帽,而是手中拿着粗硬的棍棒,到处寻衅。他们一会儿殴打斯拉夫族大学生,一会儿猛揍犹太族大学生,一会儿又围攻信仰天主教的大学生,一会儿大打意大利大学生,并把那些手无寸铁的人赶出大学。只要那帮子大学生出来“闲逛”一趟(他们把每星期六的这种逞凶示威称为“闲逛”),必然会发生流血事件。由于大学仍然享有古老的特权:警察不得进入讲堂。所以警察不得不束手无策地在外面眼睁睁地看着那帮无赖学生闹腾；警察能够尽力的,仅仅限于当流血受伤的人被那帮民族主义的流氓从楼梯口扔到街上以后,接着把这些人抬走。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党虽然人数极少,却善于虚张声势,每逢这个党想贯彻什么意图时,总是把那帮子大学生当作冲锋队,当巴德尼伯爵①在皇帝
和帝国议会的赞同下决定颁布一项语言法令时——他原以为这项法令将会在
奥地利的各族人民间建立一种和平,看来还会延长皇朝几十年的寿命——,那一小撮被煽动起来的大学生团的年轻团员们,占领了环城大道,于是不得不出动骑兵,用军刀和枪击来镇压。但是,在那非常讲人道和软弱得可悲的自由主义时代。人们既憎恶任何的暴力骚动,又十分害怕任何的流血事件,①格奥尔格·合纳雷尔(Georg sch(nrer,一八四二——一九二一),奥地利大庄园主和政治家,俾斯麦的崇拜者,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党的激进领袖,主张把讲德语的奥地利并入德意志帝国,主张“脱离罗马”
皈依新教,两度当选为奥地利国会议员,并从经济上的排犹主义走向种族上的反犹主义。他的思想对奥地利的激进的农民和资产阶级以及希特勒都有影响。
①卡西米尔,费利克斯·巴德尼伯爵(Kasimir Felix Graf Badeni,一八四六——一九○九),奥地利政治家,一八八八———八九五年任加利曾(Galizien)总督,一八九五——一八九七年任奥地利总理兼内政大臣。
一八九七年巴德尼向帝国议会提出语言法令,规定奥地利帝国的所有官员都要通晓捷克语,这一法令遭到操德语的议员们的激烈反对,甚至在维也纳和别的城市发生了街头抗议示威,动乱不断加剧,终于导致奥地利皇帝在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下令议会暂停,免去巴德尼的职务。
以致政府只好在德意志民族党的暴力行动面前退却:总理下野,完全合法的语言法令被撤销。在政治生活中采用野蛮的暴力行动,第一次显示出它的成功。曾由那容让的时代千方百计弥合起来的各民族和各阶级之间隐藏的隔阂和缝隙,一下子全破裂了,变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和深壑。事实上,在新世纪之前的那最后十年里,一场全面的内战已在奥地利拉开序幕。
然而我们这些年轻人却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文学的志趣之中,对祖国的这些危险变化很少注意,在我们眼里只有书籍和绘画。我们对政治和社会问题丝毫不感兴趣。那种刺耳的不断争吵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当全城的人为了选举而兴奋激动时,我们却向图书馆走去,当群众举行暴动时,我们正在写作和讨论诗文。我们没有看到墙上着火的信号,而是象古时的伯沙撒国王①一样,无忧无虑地品尝着各种珍贵的艺术佳肴,没有警惕地朝前看一眼,一直到几十年以后,当屋顶和墙垣倒塌到我们头顶上时,我们才认识到,墙基早已挖空,认识到:随着新世纪的开始,个人自由也已在欧洲开始没落。
①伯沙撒(Belsazar),巴比伦的最后一个国王,卒于公元前五三八年。
情窦初开
在那八年中学期间,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发生了一件纯粹属于个人的
事:我们从十岁的孩子渐渐长大成为十六岁、十七岁、十八岁具有男性特征
的年轻小伙子,那种自然的本能开始要求得到满足。看来,青春期性的成熟好象完全是个人问题,但每一个正在成长发育的人,却不得不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这个问题斗争。在那情窦初开之际,是完全忌讳在公开场合谈论性问题的；但对我们那一代人来说,青春发育期已超出它本身的范围。它同时导致另一种意识的觉醒。因为性的成熟第一次教会我们以更多的批判意识去观察那个我们曾在其中长大成人的社会世界,去观察它的各种习俗。总的说来,儿童和年轻人都愿意让自己先体面地适应自己生活环境中的各种规范。但是,只有当他们看到,要他们遵守的那些社会习俗也被其他所有的人诚实地遵守时,他们才会去遵守。教师或父母们身上的任何虚伪行为都不可避免地会促使年轻人用怀疑的,从而也是更尖锐的目光来观察他环境周围的人。
而事实上,不用很久,我们就发现我们以前一直寄于信任的各种权威——学校、家庭、社会道德,在性这个问题上的表现是极不诚实的,甚至可以说,他们要求我们在这件重要事情上也要鬼鬼祟祟、偷偷摸摸。
因为三、四十年前关于这类事情的想法和我们今天的世界完全不同。在社会生活中,或许没有一个领域有象两性关系那样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内发生如此全面的变化,这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妇女解放运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体育运动的发展、青年一代的自主独立等。十九世纪的市民道德,基本上是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如果想区分它和我们今天流行的更为自由、更为无拘无柬的观念有什么不同,那么也许首先应该看到这样一
个具体状况:那个时代由于感觉到自己内部的不太平而小心翼翼地回避性问
题——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而在人们尚且真诚信奉宗教的更早时代,尤其是在严格的清教徒时代,性问题倒反而容易解决。中世纪的权威们曾一味深信,官能上的要求乃是魔鬼刺激所致,肉欲乃是猥亵和罪孽。他们正是本着这种信念对待性问题。他们用粗暴的禁令、残酷的惩罚——尤其是在喀尔文教的日内瓦——贯彻自己僵化的道德观念。而到了我们那个世纪,就不同了。
那是一个早已不信魔鬼,甚至也不太信神的宽容时代,因此也就不敢再采取这样一种极端的革出教门的严厉手段。不过,我们那个世纪仍然觉得性问题是一种造成不太平的乱世因素,是和当时的伦理不根容的,所以也就不可以让性问题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因为除了婚姻之外的任何形式的自由爱情,都有悸于资产阶级的所谓“正派作风”。鉴于这种矛盾,我们那个时代发明了一种特殊的折衷办法。那个时代的道德规范虽不禁止年轻人过自己的性生活,但却要求年轻人以某种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处理这种难堪的事。既然性问题已不能从这个世界上消除,那么至少应该让它在社会风气范围之内看不见。于是形成了这样一种默契: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庭里,以及在公众场合,都不谈论这个令人不快的情结,把能引起想到性欲存在的一切念头都压抑下去。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谁想有意识地去压抑自然的情欲冲动；情欲并不因此而消失,只不过危险地进入潜意识罢了。所以我们今天很容易对当时那种无师自通的遮遮掩掩的愚蠢伎俩哑然失笑。但是十九世纪却完全囿于这样一
种妄想:以为人能够用理性主义的理智解决一切冲突；以为人把自然的本能
藏得越深,自己那种令人烦躁的冲动也就越能得到缓解:以为只要对年轻人从不提起性欲的存在,他们也就会忘却自己身上存在的性欲。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抱着这种通过不闻不问的办法来克制性欲的妄想,共同组成一条守口如瓶的封锁线。学校、教会的牧师、沙龙、司法机关、报刊、书籍、社会风气,原则上都回避谈到任何性的问题；甚至科学——它自身的任务本来
应该是对一切问题进行毫无约束的探讨——也以可耻的方式参与这种“自然
而然的不光彩行径“。科学也以研究这类污秽的课题将有失科学的尊严为借口而屈服了。如果我们今天翻阅一下当时的哲学、法学,甚至医学方面的书籍,我们将会一致发现:凡是涉及性问题的地方都小心翼翼地避开了,那些
研究刑法的学者们在学术会议上讨论监狱中符合人道主义的措施以及牢房生
活有失道义的内容时,也都害怕触及这个本来是最中心的问题——性欲问题。同样,那些神经科的医生虽然在许多情况下清楚知道某些歇斯底里病状的原因,但却不敢说出真相。我们今天仍可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读到,纵然像他所尊敬的老师夏尔科①这样的人,也曾私下向他承认,他虽然知道某些病人的真正病因,却从未公诸于世。至于当时的所谓“美”文学,更是不敢作如实的描写,因为它是专以表现美学方面的美为己任的。在我们之前的若干世纪里,作家们并不怯于提供一幅真实而又广阔的时代文化风貌的画面。我
们今天仍然可以在笛福、普雷沃神甫②、菲尔丁、雷蒂夫·德·拉布列塔尼③
的作品中看到那种对真实情况不加歪曲的描写。可是到了我们那个时代,只允许表现“充满感悄”和“高尚”的事,不允许表现使人难堪而又真实的事。
因此,人们在十九世纪的文学中几乎看不到对大城市青年一代的各种危险、困惑、阴暗面的反映。即使有一个作家大胆地祝到卖淫,他也必须把它精心美化一番,把女主人公打扮成“茶花女”。所以我们今天面临这样一种特殊
情况:当今天的一个年轻人为了要了解上一代和上上一代的青年人是怎样奋
斗终生而去翻阅纵然是那个时代的大师们的长篇小说,如,狄更斯、萨克雷、
戈特弗里德·凯勒、比昂逊①的作品——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除
外,他们身为俄国人是站在欧洲假理想主义的对立面的——这时他就会发现,书中描写的尽是一些经过加工、理想化的、温和适中的事件,因为那整整一代人由于时代的压力而不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见解。而最能清楚说明这一点的,倒还不是文学本身的这种克制态度,而是那个时代对祖先们的道德观念近乎歇斯底里的迷恋,以及那种今天已难以想象的时代气氛。要不,人们怎么还能理解,象《包法利夫人》这样一部完全实事求是的小说竟会被法国的一家法院视为淫书而公开加以禁止呢?怎么还能理解。左拉的小说在①让·马丹·夏尔科(Jean Martin Charcot,一八二五——一八九三),法国著名神经病学家。
②A·F·普雷沃(Anfoine Francois Pr(vost一六九七——一七六三),十八世纪法国作家,文学史上通称“普雷沃神甫”,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曼侬·莱斯戈》,描写一对青年男女因热恋而身败名裂的故事。
③雷蒂夫·德·拉布列塔尼(R(tif de La Bretonne,一七三四一—一八○六),原名尼古拉·爱德姆(Nicolas Edme),十八世纪末叶法国作家,出身农民家庭,信奉启蒙思想,鼓吹社会变革。作品甚多,近二百卷,用大众化的语言广泛表现下层人民的生活。其成就长期湮没,近年来才引起法国文学界的重视,被看作是“十八世纪的巴尔扎克和左拉”。其作品中的梦魔成分和唐璜主题则从另一角度引起西方学界的研究。
主要作品有《堕落的农夫》、《巴黎之夜》、《当代女流》等。
①比昂斯藤·马丁纽斯·比昂逊(Bj(rnstjerne Martinius Bj(rnson,一八三二——一九一○),挪威著名剧作家、小说家、诗人和社会活动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我青年时的那个时代竟会被看作是色情文学；陵托玛斯·哈代这样一位如此
平静、古典主义的叙事文学家竞会在英国和美国引起愤怒的浪潮呢?——因为这些书籍尽管写得非常节制,还是揭露了不少现实。
然而,我们正是在这样一种令人窒息、不健康的空气中,在这样一种充满香水味而又郁闷得难受的空气中长大成人的。对性一味隐藏和保持缄默,而又违反心理学的虚伪道德。简直像一座大山压在我们青年人的身上。而且由于步调一致的缄默伎俩,在文学和文化史中也就缺乏真正符合当时实情的文献资料,从而也就不容易把那些不足信的事重新加以改正。当然,某种可循的线索还是有的:我们只需看一看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了,因为一个世纪的每种社会风尚,都以它有目共睹的趣味爱好,无意之中显露了那个世纪的道德观念。在一九四○年的今天,当电影院的银幕上出现一九○○年的妇女和男子穿着当时的服装参加社交场面时,欧洲或美洲的任何一座城市或一个村庄的观众都会不约而同地笑个不停——这种现象的确不是偶尔发生。甚至今天最老实巴交的人也会笑话从前那种奇怪打扮,觉得他们简直是滑稽人物,是一群穿戴不自然、不方便、不实用、不符合健康要求的丑角。就连我
们这些还曾见过我们的母亲、姑姨、女朋友穿着那种古怪的夜礼服和自己儿
童时同样打扮得十分可笑的人,也觉得那整整一代人竞会毫无异议地顺从那种愚蠢的穿戴,简直是一场可怕的恶梦。当时男子的流行打扮是:让人无法稍微松动一下的、笔直的硬高领,燕尾很长的黑札服和会使人联想到烟囱的大礼帽,这已经够可笑的了；可是从前的一位“女士”的打扮才令人喷饭呢!穿着那身打扮是既繁琐又费劲,一举一动都极不自然!腰间紧系着一件用鲸鱼须骨制成的紧胸衣,活像马蜂的细腰；下身又穿着鼓起的一口大钟似的肥大裙子；颈脖上的衣领扣得又紧又高,直至下颚；双脚完全是盖严的；梳成无数小曲鬈、螺鬟和辫子的头发高高耸起,上面是珠光宝气、摇摇晃晃的头饰；即便是最热的夏天,双手也都捂在手套里。这种在今天早已成为历史人物的“女士”虽然香气扑鼻、戴着各种首饰、满身是精细的花边、褶裥、流苏,但仍然是一个值得怜悯和不能自理的不幸之人。人们一眼就能看出,凡是打扮成这种像骑士一般全副武装的女人,再也不可能生气勃勃、轻盈而自由地行动；有了这样一副穿戴,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姿态,以及全身装模作样产生的效果,都显得矫揉造作、极不自然,且不说社交方面的教育,光是这一身“女士”穿戴:这类夜礼眼的穿上和脱下,程序就十分繁琐,没有别人帮助是根本不可能的。首先,得把背后的无数搭扣从腰身到颈脖全部扣上；
让侍女用尽全身力气把紧胸衣系上；让每天来伺候的女理发师用不计其数的
发针、发夹、梳子、烫发钳、卷发筒把长长的头发烫成寒曲、梳刷整齐、做
成高耸的发型——我想提醒今天的年轻人注意:三十年前,除了几十名俄罗斯女大学生外,欧洲每一个妇女的头发都长到齐腰的地方——然后,再给“女士”像洋葱皮似的一层一层地穿上衬裙、紧身内衣、上衣和短上衣,一直把她打扮到自己身上的最后一点女人气息完全消失为止。然而,这种毫无意义的事,实际上是有它心照不宣的含义的:一个女人的线条应该通过这样的加工处理完全掩饰起来,以致一个新郎在婚礼的宴会上也无法预料自己身旁的未来生活伴侣究竟是长得挺直还是佝偻,长得丰腴还是瘦瘪,长的是长腿还是弓形腿；那个“讲究道德”的时代根本不认为这种旨在达到欺骗和适应普
遍理想美的目的而对头发、胸脯以及身体其他各部位进行人为的矫饰是不允
许的。一个女人愈想成为一个“女士”,就愈不应该让别人看出她的自然形态。其实,带着这种明显目的的社会风尚,无非是为那个时代的总的道德倾向效劳,因为那个时代主要关心的是,掩盖和隐藏性爱。
但是,那种智慧的道德风向完全忘记了:一旦把魔鬼关在门外,十之八九,魔鬼会被迫从烟囱或者后门进来。用我们今天比较不受拘束的目光来看,那种服饰无非是要把露在外面的皮肤和真实的身材竭力掩盖起来,我们根本看不出其中有什么美德,恰恰相反,我们只看到那种时尚挑逗地突出了异性的存在,使人感到很不自在。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一名青年男子和一个年轻妇女,如果两人都身材修长、留着短发、面部没有胡须,从外貌上一看,就觉得他们结为朋友很般配,可是在从前那个时代,异性之间要尽可能保持距离。男人们为了好看,蓄着长长的胡须,或者至少要不时捻捻一撮很浓的小胡子,作为男性的明显点缀。而女人则用那件紧胸衣把女性最主要的特征——胸脯炫耀地让人看得一目了然。此外,在举止仪态方面也特别强调所谓坚强的男性和软弱的女性,要求男子豪爽、好斗、有骑士风度,要求女人腼腆、温柔、小心谨慎,要求男子像猎手,女人像猎物,而不是两者毫无差别。
由于仪表上的这种人为的南辕北辙,那种内在的异性吸引力,即性爱也必然更加强烈。所以,当时那个社会由于采取这种违反心理的对性保持缄默和掩盖的方法,恰恰使自己走向反面。它唯恐在生活、文学、艺术、穿着方面出现有伤风化的事,到处去防范能引起位兴奋的刺激,反而使自己的念头始终围绕着不道德的勾当转。它到处寻找那些可能会出格的事,反而使自己一直处于窥探色情的状态；在当年那个世界看来,“正派作风”始终处在发发可危之中:每一个姿态、每一句话,都会有失体面。也许,今天的人尚能理解:一个女子在运动或者打球时只穿一条裤子,在那个时代简直是犯罪；可是又怎能理解这样一种歇斯底里的老古板呢?——一个女子在当时根本不可以把“裤子”这个词说出口。如果她不得已要提到这样一件有引起性感之虞的东西,譬如说,男人的裤子,那么她必须另找一个词来代替,清白纯洁的“下装”这样一个词,或者用那个为了忌讳而专门发明的词:“难以启齿之物”。
在当时,几个身分地位相当而性别不同的年轻人想在无人监视下举行一次郊游,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或者更确切一点说,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想到的是,可能会“发生那种事”。这样一种聚会,只有当监护人——母亲们或者家庭女教师——寸步不离地伴随着年轻人,才会许可。纵然在最炎热的夏天,年轻的姑娘们想穿着露出双脚的衣服或者甚至裸出双臂打网球,将被看作是骇人听闻的丑事；一个非常有教养的女子在社交场合交叉着双脚,将被认为是大失体统的事,因为这样一来她的裙边底下的节骨就会露出来；即使是那些自然的要素,如阳光、水、空气,也不能去触及一个女人的皮肤。妇女们在辽阔的大海上,也得穿咸着沉重的服饰,步履艰难地行走；在寄宿学校和修道院里的年轻姑娘们,必须从脖子到脚跟全部捂得严严实实,为的是要忘却自己还有肉体,甚至在室内洗澡还要穿着白色的长衬衣。当妇女们作为年迈的老太太死去时,除了她们的接生婆、丈夫和洗尸体的人以外,从来就没有人见过她们的肩膀线条或膝盖——这绝不是传奇或夸张。在四十年后的今天看来,这一切固然像是童话或者是滑稽的夸张。然而在当时,从社会的最高阶层一直到普通的黎民百姓,都得了严重的真正神经官能症,害怕任何的肉体和自然。要不然,今天的人怎么还能想象下面这样的事呢?——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当第一批妇女勇敢地骑上自行车或者甚至象男子一样两腿跨鞍站立踩蹬犄马时,农民们会向她们大扔石块；当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维
也纳的几家报纸曾连篇累犊地讨论那件大大有伤风化的革新:皇家歌剧院的
芭蕾舞女演员们不穿针织长袜跳舞。当伊莎多拉·邓肯①第一次身穿古希腊式短袖齐膝白色长衣,赤着双脚而不象通常那样穿着绸缎小鞋舞蹈时,简直成了轰动一时的头号新闻。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在这样一个时代长大成人并目睹世事的年轻人,一旦发现那件为了偷偷地掩盖一切的体面小大衣竟有许多破绽、裂缝和漏洞时,他们一定会觉得,为那种始终受到威胁的体统而惶惶不可终日是多么可笑。因为最终还是避免不了在五十个中学生中就有一个在昏暗的小胡同里遇见自己的老师干着有伤风化的勾当,或者在家属中愉听到某个张三李四干了见不得人的坏事,尽管他们在我们面前装行非常一本正经。事实上,那种遮遮掩掩的笨拙伎俩只能引起我们更强烈的好奇心并使之达到难忍的程度。而且由于人们不愿让那自然的本能自由地、公开地流露,这种好奇心在大城市里便替自己找到了地下的和大多不甚干净的发泄渠道。
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感觉到,由于那种对青年人的性的压抑,隐藏的性兴奋便以一种幼稚的、无济于事的方式宣泄。几乎没有一座栅栏或者一个厕所没有涂上下流的字画的；在游泳池里用来隔开女于游泳区的木板壁上,没有一堵不被人捅破几个木材节孔的。那些在今天由于道德风尚听其自然而早已衰落的行当,在当时却悄悄地十分兴隆,其中主要是裸体人像摄影。任何一家酒肆饭馆,都有小贩在桌子底下向青少年兜售裸体照片。还有那种“地下”出版色情文学的行当,印行最最粗制滥造的书籍:书中语言十分蹩脚,印刷纸张质量低劣,但销路却非常好,那些“淫秽下流”的杂志也无不都是如此,
书刊中令人作呕的色情描写今天已找不到类似的例子——这是因为严肃文学
不得不始终坚持理想主义的说教和采取小心翼翼的态度。为这种时代的理想效劳的,还有以表现高贵思想和雪白的纯洁为宗旨的皇家剧院,但除此以外也有一些专门演出最粗俗下流的滑稽戏的剧场和歌舞场。凡是受到压抑的东西,总要到处为自己寻找迂回曲折的出路。所以,说到底,迂腐地不给予任何关于性的启蒙和不准许与异性无拘无束相处的那一代人,实际上要比我们今天享有高度恋爱自由的青年一代好色得多。因为只有不给予的东西才会使人产生强烈的欲望,只有遭到禁止的东西才会使人如痴若狂地想得到它；耳闻目睹得愈是少,在梦幻中想得愈是多；一个人的肉体接触空气、光线、太阳愈是少,性欲积郁得愈是多。总而言之,加在我们青年人身上的那种社会压力,无非是引起我们内心对各有关当局的不信任和怨怒罢了,而并没有提高什么道德品质。从我们春情萌发的那一天起,我们就本能地感觉到,那种不诚实的道德观念想以掩盖和缄默,从我们身上夺走理该属于我们年龄的东西,为了一种早已变得虚伪的习俗。牺牲我们希望坦诚的意志。
甚至可以说,那种一方面在私下为性的存在和性的自然宣泄创造各种条件、另一方面又在公开场合对此讳莫如深的“社会道德”,只不过是在进行两面三刀的欺骗罢了。因为它一方面对年轻的男人睁一眼闭一眼,甚至向他们使眼色,怂恿他们“变得滑头一些”——正如当时人们在家庭隐语中怀着善意的戏谑所说的那样,而另一方面它对妇女则忧心忡忡地紧闭双眼,装成①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 Duncan,一八七八——一九二七),美国著名女舞蹈家,一九○○年后成为在欧洲的芭蕾舞改革派的主要代表,主张舞蹈摆脱学院式芭蕾的束缚,倡导“自然”的表演和形体美的和谐。
她本人始终赤着双脚,身穿短袖自羊毛齐膝长衣跳舞,因大反当时的芭蕾传统而名噪一时。
瞎子。甚至社会习俗,也仅仅不得不默认:一个男人有性欲冲动和可以有性欲冲动。但是,如果老老实实地承认:一个女人也同样可能被性欲征服；造物为了自身永存的目的也同样需要阴性这一极,这就触犯了“女人圣洁”的观念。在弗洛伊德以前的时代,一个女人在被男人引起性的要求之前——毫无疑问,只有在正式的婚姻生活中才许可——自己是不能有任何肉体要求的。这种定约曾被当成公理贯彻。可是,即使在那些讲究道德的时代,空气中也总是充满各种危险的能引起性爱的传染物——维也纳尤甚,因此,一个出身上流家庭的姑娘,从她出生一直到她和丈夫一起离开婚礼圣坛的那一天止,必须生活在一种经过彻底消毒的气氛之中。为了保护年轻的姑娘们,绝不让她们独处须臾。她们都由一位家庭女教师看管着,绝不让她们在无人保护的情况下离家门一步,无论是上学还是去上舞蹈课和音乐课,都有人接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