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读的每一本书都经过检查。而最主要的是,让年轻的姑娘们整天忙个不停,使她们无暇产生可能有的危险念头。她们得练习钢琴,学习唱歌、绘画、外语、文化史和文学史。她们受到各种培养,甚至有点过分。但是,就在把她们培养成为非常有文化、非常有教养的同时,人们又不安地担心她们对于最最自然的事一窍不通,她们对于男女之间的事一无所知的程度是我们今天的人无法想象的。一个上流家庭出身的年轻姑娘不许对男性的身体结构有任何的了解,不许知道孩子怎样来到人间,因为要让这位天使在结婚之前不仅自己的肉体没有被人接触过,而且她的心灵也要保持绝对的“纯洁”。对一个年轻姑娘来说,“受过良好教育”在当时完全成了对于生活无知的同义词；有时候,当年的妇女们对生活一辈子都是无知透顶。我有一个姨妈,曾发生过这样荒唐的事,时至今日还使我忍俊不禁。她在新婚之夜的凌晨一点钟突然回到父母的寓所,大吵大嚷,说什么她再也不愿见到那个和她结婚的下流男人,说他简直是个疯子和坏蛋,因为他一本正经地想扒下她的衣服,她费了好大的劲才使自己摆脱了那种显然是病态的要求。
当然,我也不能不指出:这种无知在另一方面又使当时的年轻姑娘们产生神秘的诱惑。羽毛未丰的小姐们预感到:在她们自己天地的左右和后边还有着另外一个她们什么也不知道和不许知道的世界。这就使得她们好奇、向往、热衷,和有一种身不由己的心绪纷乱。一旦有人在街上向她们打招呼,她们就脸红——今天还会有脸红的年轻姑娘么?当姑娘们单独在一起时,她们就嘀嘀咕咕、窃窃私语、嘻嘻哈哈笑个不停,微醉了似的。她们怀着对那个和他们隔绝的未知世界的各种期待,对生活做着罗曼蒂克的梦想,但同时又羞于被人发现。她们的肉体渴望着那种连自己都不甚了然的温存抚爱。稍一想入非非,就会使她们的整个举止不断失态。她们走路的姿势也和今天的姑娘们不同,今天的姑娘们经过体育运动的锻炼,身体的动作和小伙子们一样的轻松自在,而在当时,只要看一个女子走上数百步路,就能从步履和姿态上分清她是年轻姑娘还是已婚妇女。她们比今天的姑娘们还要姑娘气十足,而不会象已婚妇女,从本质上来说,她们像是暖房里用人工加温培养起来的花朵；没有经过任何的风霜,非常娇滴:她们是用一种特定的教育和文化精心培养起来的产物。
而当时的社会就是要把年轻姑娘培养成这种样子:既有很好的教养,可又什么都不懂,既好奇又害羞,对男女之间的事愚昧无知,缺乏自信和不懂实际,由于那种脱离生活的教育,使她命中注定在以后的夫妻生活中任凭丈夫左右和摆布。当时的社会风尚似乎是要把一个姑娘作为它的最密而不宣的理想的标志,即把她作为女性的端庄、贞洁、超脱世俗的象征来加以保护。
可是当这样一个年轻姑娘一旦耽误了自己的光阴,到了二十五岁、三十岁还没有结婚,又是多么可悲呵!因为社会习俗冷酷地要求一个三十岁的姑娘为了“家庭”和“体统”始终保持那种和她的年龄早已不相称的、没有性经验、没有性要求的性盲状态,然而这副娴淑的形象以后往往会遭到可怕的丑化。
未婚姑娘成了“嫁不出去的”姑娘,“嫁不出去的”姑娘成了老处女,于是无聊的小报便向她们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谁今天翻开一本从前的《散页画报》①或当时的一份别的什么幽默刊物,他就会可怕地发现,每一期上都有对
老姑娘们的穷极无聊的嘲讽——那些老姑娘由于神经失常而已不知掩饰自己
的自然性爱要求。她们曾为了家庭和自己的好名声而不得不压抑自己内心的自然要求——对爱情和做母亲的要求,然而人们不但不体谅这种以牺牲自己的生活而造成的悲剧,反而以那种使我们今天感到厌恶的不通人情去嘲笑她们。一个以极不诚实的态度压制人的自然本性而犯了罪的社会,总是最最无情地反对那些泄露了它的秘密并公诸于世的人。
如果说,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凤尚想竭力维护这样一种假设,一个“上流社会”的女子,只要她不结婚,她就不会有性欲和不许有性欲——不然,她就会成为一个“不道德的人”而被逐出家门——,但同时却又不得不承认一个青年男子身上有这种性欲冲动的存在。因为根据经验要想阻止已成年的青年男子过自己的性生活是不可能的,所以人们不求奢望,但愿他们能在被奉为神圣的社会道德的大墙以外来满足自己不体面的享乐。象大城市一样,上面是豪华商店林立、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大街和优美的林荫道,地底下却隐藏着排泄污泥浊水的阴沟。青年人的全部性生活也应该在“社会”道德的表面下进行。而对青年人在这方面会遇到哪些危险和陷入哪些势力范围,则漠不关心。同样,学校和家庭也由于畏首畏尾而耽误了对青年男子进行这方面的启蒙教育。只是到了上世纪的最后几年,才间或有某些懂得未雨绸缪的父亲,或者像当时所说的那样,一些“思想开明”的父亲,在发现自己的儿子刚开始长出胡子的时候,就想着要帮他在这方面走上正道。于是家庭医生被请了来；医生便偶尔把那青年人请进房间,先慢条斯理地擦一会儿眼镜,然后开始作关于性病危险性的讲演,并劝告那青年人要节制性生活和不要忽略采取安全措施,其实,青年人到了那个年龄对此早已无师自通。另有一些父亲采用一种更为奇特的手段。他们聘一个漂亮的姑娘到家里来侍候,她的任务就是用实际行动向那个年轻公子教会这方面的事。因为那些父亲们觉得:让青年人在自己家里干泄欲的事,在外表上仍然可以保持礼仪,而且还可以防止青年人落入某个“骗子”之手,这岂不更好。但是社会各界却始终唾弃这样一种公开和直率的启蒙方法。
那么对资产阶级世界的一个年轻人来说,究竟有哪些泄欲的途径呢?这个问题在所谓下层社会的各个圈子里是不成其为问题的。在农村,一个长工在十七岁时就和一个侍女睡觉,而且一旦这种关系有了后代,往后也就无所谓了。在我们阿尔卑斯山的大多数村庄里,未婚同居生的孩子远远超过结婚生的孩子。在无产者中间,一个工人在他能结婚以前早已和一个女工同居多①《散页画报》(“Fliegende Blatter”),一八四四至一九四四年在墓尼黑由布劳恩和施奈德出版社(Verlag Braun＆Schneider)编辑出版的带有插图的幽默杂志。
次。在加利曾信奉正教的犹太人中间,一个几乎刚刚成年的十七岁小伙子就娶妻成亲,四十岁就能当爷爷。只是在我们资产阶级的社会圈子里才鄙夷这种解欲的方法——早婚,因为没有一个家庭的父亲愿意把自己的女儿托付给一个二十二岁或二十岁的小伙子,认为如此“年轻”的丈夫尚欠成熟。这里也再次暴露了一种内在的虚伪,因为资产阶级的年历和自然的年历根本不一致。从身体的自然发育来看,十六、七岁已经成年；但对社会来说,年轻男子只有当他获得“社会地位”以后才算成年,而这在二十五六岁以前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在身体的实际成年和在社会上的成年之间产生了六年、八年或者十年的人为间隔。在这段时间里,一个年轻男于不得不自己为泄欲寻找“机会”或为寻求“风流”而操心。
但在这方面,当时的时代并没有给他提供太多的可能性。只有极少数特别富有的年轻人才可能享受这种奢侈:“赡养”一个“姘头”——也就是说,为她准备一套住宅和负担她的生活费。和一个已婚妇女发生关系——这是当时可以在长篇小说中描写的风流韵事的唯一文学典型,同样只有少数特别幸运的人才能够碰上。其他大多数人是在和小铺子的女售货员和饭店女招待的厮混中使自己的内心略微得到满足。由于当时妇女解放运动尚未兴起,妇女尚未独立地参与社会生活,所以只有极贫穷的无产者出身的姑娘们一方面没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另一方面对那种萍水相逢、不打算结婚的两性关系拥有充分的自由。她们衣着寒酸、不修边幅(在那些时代,一间浴室尚属富家的特权),经过十二小时的劳动之后己疲惫不堪。日工资低得可怜。这些穷苦的姑娘在一个狭窄的天地里长大,生活水平要比自己的情人低得多,以致她们大多数人自知形秽而不愿和情人在公开场合露面。虽然当时的社会习俗已事先为她们的窘迫采取了特别措施:设立所谓单间餐室。在那里和一个姑
娘共用晚餐是不会被人看见的；至于其他的一切则可以在昏暗的偏僻小街旁
的小旅馆里干,那些小旅馆是专为让人干这种事而开设的；但是所有这些幽会都必须仓促进行,而且也缺乏原有美的感觉,与其说是爱情,毋宁说是为了解决性欲。因为干这种事的时候从来都是偷偷摸摸、匆匆忙忙,像是十一件违禁的事。此外,还有另一种可能,即和某个两栖人——一半属于资产阶级一半又不属于资产阶级的人搞两性关系,诸如女演员、女舞蹈演员、女艺术工作者之流,她们是当时唯一“解放”的妇女。但总的说来,构成当时婚外性生活的基础是娼妓。似乎可以这样说:卖淫是资产阶级社会这座华丽建筑的黑暗的地下室的拱顶,在它上面竖立着耀眼的无瑕门面。
关于卖淫在二次大战前的欧洲广泛蔓延的情况,当今的一代行年几乎已很难想象。今天,我们在大城市的街道上已难得遇到妓女,就象难得在行车道上看到马车一样。可是在从前的人行道上到处都是卖笑的妇女,要躲避她们比找到她们还要难。此外,还有许多“非公开的场所”,如通宵酒店、歌舞场、备有女舞伴和歌女的舞厅、有性感姑娘应召的酒吧。当时,卖身的女人就象商品一样,按不同的价钱论小时公开出卖；一个男人不用花多少时间和费多少劲,就能把一个女人像一包香烟或一张报纸似的买来,消受一刻钟、一小时或一夜。但对今大的青年人来说,这种当时不可缺少的场所几乎已经自然而然地变得不必要了；而且,把卖淫从我们这个世界清除出去的,并不
是警察和法律；这种由假道德造成的悲剧性产物之所以自行消亡——尽管尚
有若干残余——是由于对它的需求日益减少的缘故。我觉得,要强调说明当今的生活方式和爱情方式更为诚实和自然,莫过于这样的事实了。
对于当时这种不光彩的事情,国家及其道德观念的官方立场从来都觉得十分尴尬。从社会道德的角度,谁也不敢公开承认一个女人可以有卖身的权利；但从生理需要的角度,又不能没有这种卖淫,因为它能疏导令人烦躁的婚外性欲。于是,那些权威们便自相矛盾地试图求助于把卖淫分为两种的办法:一种是被国家视为不道德和危险而要取缔的暗娼,一种是有营业执照和向国家纳税的合法妓女。一个决心当妓女的姑娘将得到警方的特别许可和一本准予营业的证书。当她把肩己置干警方的监督之下和履行每周让医生检查两次的义务,她就有营业的权利了:把自己的内体以她认为合适的任何价格出租。这种合法的妓女就像其他一切行业一样,被认为是职业,但又并不完全承认——这里恰恰露出了社会道德的马脚。譬如说,一个妓女把她的商品,即自己的肉体卖给了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事后又拒绝支付预先商定的价钱,妓女却无法对他进行控告。她的要求突然之间变成了一种不道德的要求,得不到政府当局的保护——因为按照法律的解释,这种案情是可耻的。
从这样一些细节已可觉察到那种观念的自相矛盾性:一方面把那些卖身
的妇女纳入国家允许的职业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又把她们个人看作是置于普
遍权利之外的弃民,而实际上的不公正是在具体掌握。也就是说,所有那些限制只是针对比较贫穷的阶级。一个芭蕾舞女演员可以在维也纳以两百克朗一小时的要价把自己卖给任何一个男人,当然,她不需要任何执照；而一个流落街头的少女只能要价两克朗一小时。至于那些大交际花,报纸会在一篇关于跑马或跑马大赛的报道里把她们的名字排在显贵人物的行列,因为她们早已跻身于“社交界”。同样,一些为官廷、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富豪们介绍这些奢侈商品的女经纪人也往往受到法律的庇护,而法律通常对拉皮条是判以重刑的。严格的条例、无情的监督、社会的摈斥,只不过针对成千上万的妓女大军罢了,而她们却用自己的肉体和被玷辱的心灵维护着那种反对自由和自然的爱情形式、早已腐朽了的旧的道德观念。
这支卖淫大军分成不同的种类——恰似一支真正的军队分成骑兵、炮
兵、步兵、要塞炮兵各兵种一样。最早的妓女就像要塞炮兵。她们占据城市里的几条固定的街道,作为自己的大本营。那些地方大多是中世纪时代的刑场,或者麻疯病院区、或者墓地,几个世纪以来,资产阶级早就避免在那里居住,只有一些无业游民、刽子手和其他一些受社会歧视的人在那里栖身。
当局在那里开辟若干条小巷作为色情市场,就象日本的吉原街①和开罗的鲜鱼市场,幢幢青楼,一户挨着一户。到了二十世纪,那里还有两百或五百名妇女,一个挨着一个,在平房的窗户前招待:这些廉价的商品分昼夜两班营生。
流动性的卖淫——无数在街上替自己寻找顾客的卖身姑娘——就象骑兵
或步兵,在维也纳通常把她们称为“徘徊女郎”,因为警方给她们划了一条无形的界线,只允许她们在某一段人行道上做自己的生意。她们穿着一套好不容易买来的冒牌时髦服装,白天黑夜地在大街上徜徉,从深夜走到黎明,不时用化妆得很糟糕的、已经倦容满面的脸,向每一个过路行人装出一副卖弄风情的微笑。她们给人以欢乐,自己却没有欢乐,而且没完没了地从这个角落转移到那个角落,最终不可避免地都要走上同一条路——走进医院的路。我觉得,自从大街上再也没有这样一群忍饥挨饿、愁眉若脸的女人以来,①吉原街,是日本东京妓院集中的一条街道。
今天所有的城市显得漂亮和人道多了。
但是即使有了这样一群娼妓,仍不够满足经常不断的需要,有些人要过
一种比在街上寻求这种飘忽不定的蝙蝠和可怜的极乐鸟更为方便和更加隐秘
的生活。他们要享受一种更加欢愉的爱情:要有灯光和温暖；要伴有音乐和跳舞；要有一副阔绰的派头。因此,为这类嫖客另有一些“不公开的去处”
——妓院,一些姑娘们聚集在院内的一间摆着假冒华贵陈设的所谓“沙龙”
里。她们有的穿着贵妇人式的长礼服,有的显然穿的是晨服。男男女女先在那里一起饮酒、跳舞、聊天,一边还有一个弹钢琴的不时奏着音乐供他们消遣,然后成双成对地偷偷溜进一间卧室。有些高级妓院——尤其是巴黎和米
兰的一些享有国际声誉的妓院——往往会使一个未经世面的人产生一种错
觉:他仿佛被请进了一座聚集着一群略微有点放纵的社交贵妇人的私邸。这类妓院里的姑娘和在街上拉客的姑娘们相比,在相貌上要更好一些。她们不必冒着风雨在污泥浊水的小巷中游荡；她们坐在温暖的房间里,穿戴着漂亮的服饰,有丰富的食物,尤其是有足够的酒可喝。但实际上她们却因此而成了老鸨们的俘虏；老鸨们供给她们衣着,是为了抬高她们的身价,供应她们膳宿,是为了有利可图的目的,因为这样一来,即使是最勤勉、最有毅力的姑娘也都始终背着还不清的债,她们将永远无法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离开这个家。
如果把某几家这类妓院的秘史写出来,一定会引人入胜,而且会成为当时文化的一种重要文献,因为这类妓院隐藏着最最奇特的秘密之处；而平时非常严厉的官府对这些秘密无疑是十分熟悉的。那里有秘密的后门、专用的楼梯,社会最上层的人物——正如人们私下传说的,还有宫廷里的人物——能够从此进入妓院,而不会被其他该死的人看见；那里有四面镶着镜子的房
间；还有可以从里面偷看隔壁房间里的一对男女正在毫无察觉地寻欢作乐的
房间；那里有专为迷恋异性衣着的性变态者准备的最最奇特的化装服饰,大大小小的箱子里锁着从尼姑的长袍到芭蕾舞女演员的穿戴。而恰恰是这样的城市、这样的社会、这样的道德风尚,当年轻的姑娘们骑上自行车,就要愤
懑地斥之为有损于科学的尊严；当弗洛伊德角他冷静、清楚、透彻的方式说
出真相时,却不以为然。恰恰是这个慷慨激昂要维护妇女贞洁的世界,竟容忍这种可怕的卖身,甚至统筹这种卖身行业,并从中渔利。
但愿今天人们不会受那个时代的多愁善感的长篇小说或中篇小说所迷
惑；对青年人来说,那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时代:年轻的姑娘们在家庭的管束下,完全与现实生活隔绝,身心的自由发展受到妨碍,年轻的小伙子们又迫于那种基本上谁也不相信、谁也不遵循的社会道德,不得不背地里去干偷偷摸摸的事；青年男女之间很少有无拘无束、真诚的关系——按照自然法则,它恰恰意味着青春的幸福和欢乐。在那一代青年人中间,谁也记不得在他和女人的最初接触中有多少值得他怀着真正出自肺腑的喜悦留恋的插曲。因为除了那种迫使他们不得不始终小心谨慎和藏藏掖掖的社会压力之外,当时还有另一种给心灵蒙上阴影的因素,即使是在最充满深情的时刻也摆脱不掉这种阴影,即害怕传染上性病。在这一点上,当时的青年和今天的青年相比,也要吃亏得多。因为不要忘记性传染病在四十年前流行的程度要比今天严重一百倍,而更主要的是,要比今天危险和可怕一百倍。这是由于当时的医院对性传染病实际上是束手无策,没有像今天这样一种又快又干脆的科学治疗方法。今天,性传染病已不当一回事。中小型大学的校医院用保尔·埃里希①的疗法常常只需几个星期就把性传染病治愈了,以致一个教授无法给他的大学生们看一种刚传染上梅毒的初期病症。但在当时,根据军方和大城市的统计,十个年轻人中至少有一两个成为性传染病的牺牲品而丧命,因此不断有人提醒青年人要注意这种危险,当你在维也纳沿街行走时,每隔六七家门面,就会看到这样的招牌:“皮肤病和性病专科医师”。再说,不光是害怕传染上性病,更令人害怕的是当时那种望而生畏和有失人格尊严的治疗方法；今
天世界上的人已不再知道那种治疗方法了:一个传染上梅毒的患者得把整个
身体让人用水银涂上好几个星期；其副作用则是牙齿脱落、身体其他各部位
受到损害。一个偶然沾上了这种恶疾的不幸牺牲者感到不仅自己的心灵而且身体也大大受到法污。再则,纵然经过这样可怕的治疗之后,患者也不能一辈子肯定,可怕的病毒是否就不会从包囊中随时复发,以致由于脊椎麻痹而全身瘫痪,前额后面的大脑软化。所以,当时有许多年轻人一旦发现自己被诊断患有梅毒,就立刻拿起手枪自杀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他们认为,让自己和自己的近亲被人怀疑患有不治之症而讨嫌,在感情上是无法忍受的。不仅如此,一种始终只能在暗地里过的性生活还会带来其他种种忧虑。当我今天细细回忆过去时,我几乎不知道在我青年时代的同伴中有哪一个不是带着苍白的面容和惘然若失的目光突然而来的,其中有一个是因为得了梅毒,或者
说他怕自己已经得了梅毒；第二个是因为要让女方堕胎而受到敲榨勒索；第
三个是想背着家里去治病,但又没有钱,第四个是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为了
一个女招待推给他的孩子支付赡养费；第五个是因为他的钱包在一家妓院里
被窃但又不敢去告发。总而言之,在那个假道德的时代,青年们的生活比那些御用文人所写的小说和戏剧要戏剧性得多,另一方面也要不干不净得多,紧张得多,同时也令人沮丧得多。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就青年人的性爱而言,几乎谈不上有什么自由和幸福；而那种性爱却是他们的年龄所决定的。
这一切之所以必须在一幅忠实反映时代风貌的画面中反复强调,是因为当我今天和第一次大战后的年轻人聊天时,我几乎经常不得不强迫他们相信,我们当时的青年人和他们这一代青年人相比,根本不能说是幸运的。当然,从公民的意义上讲,我们比今大的一代青年享有更多的自由。今天的一代青年得被迫去服兵役、服劳役,目的无非是为了让许多国家的群众服从某种意识形态,而主要是听凭那种愚蠢的世界政治的专横摆布。而我们当时却能不受干扰地献身于自己的艺术和各种精神爱好,使私生活更加个性化。我们生活得更富有世界主义,全世界都向我们开放。我们不需要护照和通行证就能到处旅行,想上哪里就上哪里。没有人检查我们的思想、出身、种族和宗教信仰。我丝毫不否认,我们事实上享有比今天多得多的个人自由。我们不仅热爱个人自由,而且充分利用这种个人自由。但是正如弗里德里希·黑贝尔①所说的:“我们一会儿缺酒,一会儿缺酒杯。”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两全俱美的事是很少有的。当社会风尚给人以自由时,国家却要去束缚他。当国家给人以自由时,社会风尚却要想法去奴役他。我们确曾有过较好的生活①保尔·埃里希(paul Ehrlic,一八五四—一九一五),德国著名医生和化学家,由于发明治疗梅毒的药品“六○六”而闻名于世。
①弗里德里希·黑贝尔(Friedrich Hebbel,一八一三——一八六三),著名德语作家。
和见过较多的世面。但是今天的青年生活得更丰富,而且更有意识地在度过自己的青春时代。今天的年轻人,从自己的中学、大学走出来时,总是昂着头,带着愉快的面容,兴高采烈,小伙子和姑娘们能相处在一起,在学习中结成自由的无忧无虑的友谊,而没有虚假的羞涩腼腆。他们一起运动、一起游戏、一起滑雪,象古希腊罗马时代似的在游泳池里自由自在地比赛,男女两人乘着小轿车穿过田野,他们像兄弟姐妹似的过着各种各样健康而又无忧无虑的生活,没有任何内在和外界的压力,每当我看到这种情景时,我总觉得,我们和他们之间不是相隔四十年而是一千年；当时我们为了表达爱情和接受爱情,总得找个隐蔽的角落。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有利于青年一代的社会风尚的变革有多么巨大!他们在爱情和生活方面重又得到了那么多的自由!并且在这种新自由中身心都变得非常健康!我觉得,自从允许妇女们举止风度可以自由随便以来,她们漂亮多了,走起路来挺胸直腰,眼睛显得更加有神,谈话也不再那样装腔作势。这新的一代青年摆脱了父母、姑姨和教师们的监督,早已不知道那些曾妨碍我们发展的各种阻力、畏惧和紧张情绪。
他们平时除了对自己和对良心负责以外,无需向任何人汇报自己的所作所为,这是他们所具有的另一种自信心。他们再也不知道我们当年为了干一件男女之间违禁的事而必须采取拐弯抹角和偷愉摸摸的伎俩,他们理直气壮地认为干那种违禁之事乃是他们的权利。他们热情洋溢、生气勃勃、以那种和他们年龄相当的漫不经心和无忧无虑态度,幸福地享受着青春年华。不过我觉得,这种幸福之中的最大幸福,是他们不必在别人面前撒谎,而是可以把自己的自然感情和欲望诚实地披露,不必自欺欺人。今天的年轻人可以一辈子无忧无虑地生活,心中没有我们当年青年人畏俱的各种精神压力。由于认识到男女相爱是很自然的事,因此我们当年在爱情中觉得特别珍惜和诱人的那挡子事,他们可能觉得无所谓；在他们身上没有那种羞涩和腼腆的神秘阻力,没有那种合情脉脉之中的多愁善感,他们甚至根本不会料到,正是那种对忌讳之事所抱的恐惧才神秘地增加了享乐的趣味。但是我觉得,所有这一切和下面这样一种拯救人的转变相比较,都是微不足道的,即,今天的青年没有那种战战兢兢和沮丧消沉的情绪,而是充分享有我们当年不曾有的东西:无拘无束的感情和自信。
人生大学
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令人厌烦的中学生活在上个世纪的最后
一年结束。我们勉勉强强通过了毕业考试——因为我们对于数学、物理以及那些经院式的烦琐课程又究竟知道些什么呢?可校长却为此用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说向我们这群身穿庄重黑礼服的毕业生表示他的祝贺,说我们现在已长大成人,今后应兢兢业业为祖国增光。随着毕业,同学之间长达八年之久的友谊也就烟消云散了。从那以后我只再度相逢过少数几个在中学时代风雨同舟的伙伴。我们大多数人进了大学。那些不得不寻找职业和工作的人只好用羡慕的目光看我们。
因为在那已经消逝的时代,奥地利的大学还有着一种具有浪漫色彩的特殊荣耀,当上一名大学生,就会享有某些特权,从而使年纪轻轻的大学生们觉得自己要比他们所有的同龄人都优越得多。对于这种古老的离奇现象,在德语国家之外大概是很少有人了解的,因此需要对这种离奇现象的荒诞性似不合时宜性作一番解释。我们奥地利的大学大多创建于中世纪,在那个时候从事学术生涯,是被视为一种不同寻常的事。为了吸引年轻人上大学,就得给他们一定的特权。中世纪的大学生是不受一般法庭制裁的,警察也不能到大学里来搜捕人或找麻烦。大学生穿的是特制的服装。他们有权与人决斗而不受惩罚。人们承认他们是一个有着自己习俗或者说恶习的帮派。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生活的逐渐民主化,当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其他种种帮派和行会日趋式微而解体时,那些受过大学教育的学者们也早已在全欧失去了这种特权地位。然而唯有德国和这个操德语的奥地利,等级观念依然一直凌驾于民主之上。大学生们顽固地抱着这些早已失去任何意义的特权不放,甚至还想把特权扩大,使之形成一种大学生们的特殊惯例。一个操德语的大学生觉得自己除了享有公民的和一般的荣誉之外,首先应该享有一种大学生的特殊“荣誉”。因此,要是谁侮辱了他,谁就必须答应“决斗”。也就是说,非用武器决一雌雄不可,如果那人证明自己也“有权进行决斗”的话。所谓“有权进行决斗”,根据这种自鸣得意的说法本身,显然不是指某个商人或者某个银行家,而是指只有受过大学教育和有学位的人或者军官才能享有这种和一个嘴上无毛的愚蠢年轻人进行击剑的特殊“荣誉”,这种“荣誉”在几百万人中间也难得有第二个人能享受。而另一方面,他之所以不得不“证明”自己具有这种男子汉气概,也无非是为了标榜启己是一个“真正”的大学生,也就是说,他要尽可能多地参加决斗,甚至要在脸上留下这种英雄行为的真正标记——“剑刺的伤疤”,让人看得一目了然,光滑的面颊、一个没有伤痕的鼻子,和一个真正的日耳曼大学生的身分是不相称的。所以,属于某个大学生联谊会的大学生,即那些衣帽上佩带有色标记的大学生,必须经常去寻找新的“对手”,为此他们有时互相挑战,有时向其他一些安分守己的大学生或者军官们不断寻衅。每一个新来的大学生都要在这种“联谊会”
的击剑场上如法炮制地学会这种光荣的主要活动形式。此外,他还要信守团体的各种惯例。每一个新来者被称之为“一年级新生”,由联谊会的某一个师兄帮带,他得像奴隶似的听从这位师兄。而这位师兄则要教会他去适应那种高贵的“品尝”艺术:点滴不剩地一口气喝尽一大杯啤酒,一直喝到呕吐为止,从而十分光彩地证明自己不是一个“懦夫”。有时候他们聚集在一起,大吼大叫地高唱大学生歌曲,或者在夜间成群结队喧嚣着穿过街道,嘲弄警察。而所有这一切,都被认为是“男子汉气概”,“大学生风度”,“德意志气派”。每当星期六联谊会的大学生们戴着五颜六色的帽子和袖章,挥舞着旗帜出去“闲逛”时,这些头脑简单、对自己的行为盲目引为骄傲的年轻人似乎觉得他们就是青春精神的真正代表。他们蔑视那些对这种大学生的文明和德意志的男子气概一窍不通的“庶民”。
对一个刚从外省来的中学生———个初到维也纳、未经世面的小青年来
说,这种充满活力而又“愉快的大学生时代”显然是一切浪漫色彩的化身。
甚至那些已住在自己村子里、上了年纪的公证人和医生们,也还会数十年如一日地怀着兴奋的神情仰望着交叉地挂在屋子里的剑和彩色袖章。他们骄傲地把自己脸上的剑击伤痕当作“受过高等教育”的标志。而在我们看来,这种头脑简单而又残忍的举动是令人厌恶的,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个带有这类标志的货色时,我们就会明智地退避三舍。因为对我们这些把个人自由视为至高无上的人来说,这种嗜好侵略和挑衅的本性显然是德意志精神中最糟糕和最危险的东西。况且我们也知道在这种矫揉造作、生硬刻板的浪漫行为背后包藏着精心算计过的各种实际目的。因为一个大学生一旦成为一个“好斗”
的大学生联谊会的成员,就能保证他得到这个组织的“元老们”的提携,使他日后得到高官厚禄,飞黄腾达。对在波恩的“普鲁士人”来说,这是进入德国外交界的唯一可靠途径；对奥地利的大学生来说,参加信奉天主教的大学生联谊会,则是在执政的基督教社会党中谋求肥缺的途径。所以,那些绝大多数的“英雄们”心里都十分明白:他们的有色袖章将来会替他们补偿在大学的紧张学习中所耽误的一切。额角上的几道剑击伤痕在接受任命时将会比额角后面装的知识更起作用。不过,单是那副军国主义党徒的粗暴神气,那种带着伤疤而无事寻衅的面孔,就已经使我在跨进大学的教室时兴味索然。那些真正有求知欲的大学生们也都是尽量规避这一帮可悲的英雄们。他们去学校图书馆时宁愿走那不引人注目的后门,而不愿穿过大讲堂,为的是不愿碰见这一帮家伙。
我应该上大学,这是经全家商量早已决定了的事。但究竟学哪种专业?父母让我自己选择。哥哥已进入父亲的企业。因此,对于第二个儿子的事似乎也不那么迫切了。只是为了家庭的荣耀,最后非要弄到博士学位不可。至于专业么,哪一种都行。奇怪的是,我对自己学哪一种专业也无所谓。对我这个早已把心献给了文学的人来说,哪一种专业都不会引起我的兴趣。我甚至在心底里不相信任何一所学院——这种不信任的情绪至今仍未消除。我认为好的书籍胜过最好的大学,这个埃默森①的公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以我至今仍然坚信:尽管一个人没有上过大学,甚至没有读过中学,但他仍然可以成为一名杰出的哲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法学家或其他什么家。
我在实际生活中曾发现过无数这样的事实:一个旧书店的店员对于书的了解
常常胜过有关的教授:一些经营艺术品的商人总是比研究艺术的学者更懂艺
术；各种领域里的大部分重要建议和发现,通常是由外行人提出来的所以我
觉得那些大学课程对于智育的普遍提高是有实际意义的、是可行的和有所裨
益的。而对那些具有创造性的个人则是多余的,甚至还可能对他们起到阻碍作用。尤其是一所象我们维也纳大学这样有六七千大学生的大学,人满为患,教师与学生之间那种有益的个人接触从一开始就受到妨碍,而且曲于过于因袭旧的传统而远远落后于时代。在这样一所大学里,我看不出有哪个教授的学科会对我具有魅力。因此,让我自己选择的范围也就并不存在。应该倒过来说,不是哪个专业深深吸引了我,而是哪个专业最不使我头痛,能在我自己的特殊爱好方面给予最大限度的时间和自由。于是我最后决定选择哲学专业,或者按照我们旧的概念范畴,不妨说我选择了“严密的”哲学。然而这实在不是出自内心的爱好,因为我的纯抽象思维能力实在很差。我的思想无一不是从具体的对象、事件和人物形象发展而来。一切纯理论和形而上学的东西,我是学不会的。但是哲学中那种纯物质的领域则毕竟极为有限,因此去听这种“严密”的哲学课程或参加讨论倒是最容易混过去。唯一必须做的事,就是在第八学期末交一篇论文和参加唯一的一次考试。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把时间都安排好了:在前三年对大学的学习不闻不问!然后在最后一年全力以赴去抠讲义,草草对付一篇论文了事!这样,大学也就给了我想要从它
那里得到的唯一东西:在我一生中有几年自由支配的时间和去研究文学艺术
——人生大学。
当我现在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像我刚上大学时的那种上学而又不上课的幸福时刻是为数不多的。我当时还年轻,因而还没有那种责任感和事业心。
总的说来,我是比较自由的。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属于我的。我可以读书、写作、一切随自己安排,无需向任何人尽责。晴朗的地平线上尚未出现大学考试的阴云,因为三年时间在一个十九岁的青年看来,是多么漫长!多么充裕!在这三年中可以得到多少意外的快乐和收获!我开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诗作进行一次毫不惋惜的筛选(用我的话来说),编成一本集子。我今日仍不愧于承认:对我这样一个刚刚中学毕业的十九岁的中学生来说,铅字的油墨气味是世界上最好闻的气味,比设拉子①的玫瑰油还要香。不管哪一家报纸,只要发表了我的一首诗,都会自然而然地使我那脆弱的神智得到新的振奋。难道我现在不正该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出版一本诗集吗?那些比我自己还要充满信心的同学们的鼓励终于促使我下了决心。我冒昧地直接将诗稿寄给舒斯特尔·勒夫勒出版社,它是当时出版德语诗歌的一家有声望的出版社,是李林克隆、戴默尔、比尔鲍姆蒙贝尔特等整整一代诗人的出版者,同时也出版里尔克和霍夫曼斯塔尔等人的崭新的德语抒情诗。不久,那些令人难忘的幸福时刻就接踵而来——这种幸福时刻在一个作家获得辉煌成就之后的一生中是不会再体味到的。一封盖着出版社印章的信送来了——这是奇迹和吉兆!我激动地把它拿在手中,没有勇气把它启封。而当我读到出版社已决定出版我的书并提出要保留出版我今后著作的优先权的那一瞬间时,我简直连气都透不过来!一包第一校的印样寄来了,我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拆开邮包,看着那排印的铅字、版式和书的毛本。几周之后,第一批样书寄来了。我不知疲倦地察看着、抚摸着、比较着,一遍又一遍!随后就像孩子似的到几家书店去转悠,看看里面有没有自己的书,是摆在书店中央呢,还是摆在角落里。以后的事么,就是期待从各方寄来的信,期待最初的评论,期待从某个不相识的人、某个料想不到的人那里获得最初的反应———个年轻人当他第一部著作面世时,都会有这种我曾暗暗羡慕过的紧张、激动和兴奋的心情。不过,我的这种陶醉只不过是对最初时刻的迷恋,而绝非自满。我以后不仅没有再重印我的《银弦集》(这①设拉子,伊门西南部城市,法尔斯省首府,以盛产玫瑰花著称。
是我那已一去不复返的处女之作的书名),而且也不让其中任何一首诗选入我的《诗集》,这一简单事实足以证明我对自己的最初诗作很快就有了不同看法。那些诗句不是出于自己的亲身体验,而是一些不确定的预感和无意识的模仿,只是一种语言上的激情。诚然,为了引起同行们的注意,这些诗篇表现了某种音乐美和形式美,因而我不能抱怨说我没有受到足够的鼓舞。当年著名的抒情诗人李林克隆和戴默尔象,同行似的衷心赞誉我这个年仅十九岁的年轻人。我十分崇拜的里尔克把他的新诗集的单行本寄给我,作为对我那本“如此美好的书”的回赠。以后我还把里尔克的书当作我青年时代最珍贵的纪念品从奥地利的废墟中抢救出来带到英国(它今天又在哪里呢?).尽管我最后心里有点阴沉,觉得里尔克赠给我的这第一件礼物——也是我收到的许多礼物中的第一件——已有四十年了,而且那熟悉的字句已是来自冥府的问候。不过,最使我惊喜不已的是马克斯·雷格尔——这位除了里夏德·施特劳斯之外当时在世的最伟大的作曲家来征求我的同意,允许他能从我的诗集中选出六首谱成歌曲。后来我就经常在音乐会上听到自己的这首或那首诗
———些被我自己早已忘却和舍弃了的诗句却由于一位大师的这种兄弟艺术
而流传下来。
这些出乎意外的赞许尽管也带着坦率友好的批评,但它们毕竟及时产生了作用,使我有勇气采取由于自己信心不足而从来未采取过的或者说至少是没有及时采取的步骤。早在中学时代我除了发表一些诗歌以外还在《现代》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和评论。但我却从来不敢向一家影响极广的大报投稿。其实,在维也纳也只有一家大报,那就是《新自由报》。这家报纸格调高,无论它的文化情趣还是政治声望,都对整个奥匈帝国有所影响,就像英语世界中的《泰晤士报》和法语世界中的《时代报》一样。而在德意志帝国境内的德文报纸,没有一家曾为达到如此卓越的文化水准而进行过不懈的努力。《新自由报》的发行人莫里茨·贝内狄克特是一个具有非凡组织才能和孜孜不倦的人,他为使自己的报纸能在文学和文化方面超过所有的德文报纸而竭尽全力。当他崇拜某一位著名作家时,就会不惜代价,接连给他发去十封甚至二十封电报,并且预支每一笔稿酬,圣诞节和新年的节日版都增加文学副刊,刊登当时最著名的文学家的全部著作的目录。阿纳多尔·法
朗士、盖尔哈特·霍普特曼、易卜生、左拉、斯特林堡和肖伯纳就会值此机
会在这家报纸上聚会。这家报纸为指导全市乃至全国的文学事业作出过不可估量的贡献。不言而喻,这家报纸的世界观是“进步的”和自由主义的,它的态度是有节制和谨慎的,在代表古老的奥地利的高度文化水平方面堪称表率。
在这座“进步”的殿堂里更有一席特别神圣之地——即所谓“副刊”。
像巴黎有名的日报《时代报》和《论坛报》一样,副刊和那些瞬息即变的政治消息和日常新闻有“明显的”不同,它只登载有关诗歌、戏剧、音乐和艺术方面的最精辟和最优秀的文章。而且只有那些早有定评的权威人士才能在副刊上有发言权。只有当一个作者具有透彻的判断力、多年的经验、娴熟的文笔,并经过几年试用之后才能到这种神圣之地来担任副刊的主编。就象圣伯夫①以他的《月曜日》文学评论成为巴黎的绝对权威一样,杂技大师路德维①夏尔·奥古斯坦·圣伯夫(Charles Augnstin Sainte-Beuve),法国文学评论家,以文学评论集《月曜日漫谈》和《新月曜日》著称。
希·斯派达尔和爱德华·汉斯利克是《新自由报》副刊上戏剧和音乐方面的
权威。他们俩人的赞成或反对决定着一部作品、一出戏剧、一本书在维也纳能否获得成功,从而也常常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副刊上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当时知识界的每日话题。他们讨论、评议、赞赏或者持敌对态度。倘若在那些早已受人尊敬的“副刊作者”中间突然冒出一个新名字,那就简直象发生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在年轻一代的作者当中,唯有霍夫曼斯培尔曾以他的几篇优美文章偶尔在那里占上一角,而其他的年轻作者就必须有自知之明,把自己的文章拿到文学刊物上去发表。谁能在《新自由报》的头版上写文章,那就等于为自己的名字在维也纳树立了大理石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