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父辈们的眼里,《新自由报》简直就悬一位圣贤,而我竞把一首小诗投给该报,我今天已不明白当时怎么会有这种勇气。不过,我最终遇到的却不是简单的拒绝。该报的副刊编辑一周只有一天对外接待时间,而且是在下午二点至三点的一小时之内。他要依次接待那些固定的著名撰稿人,只有极少的时间用来处理一个局外人的投稿。我顺着旋转式的小小铁扶梯走到他的办公室时,心怦怦地跳着。我请人进去通报,几分钟之后侍役回来,说副刊编辑先生有请,于是我走进那间又挤又窄的房间。
《新自由报》的副刊编辑名叫特奥多尔·赫尔茨尔。他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第一个应当享有世界历史地位的人物。虽然他本人并不知道,他这样一个人在犹太族人民的命运和我们时代的历史中发生过何等重大的转折作用。
在那个时候,他的态度还是矛盾和暧昧的。他曾以写诗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然而很快就显露出一个报人的杰出天才,他先出任驻巴黎的记者,以后才成为《新自由报》的副刊编辑——维也纳读者最喜爱的人物。他的文章富于敏锐和常常是明智的观察力,笔调优美,高雅而妩媚,无论是轻松的还是批判性的文章均不失大家气度。就我记忆所及,在记者们所写的文章中,他的文章是最有文化修养的,能使我们这座城市里的善于挑剔的人们为之倾倒。他也曾有一出戏剧在城堡剧院演出过,并获得成功,从而使他成为一位名人,被青年们所崇拜,为父辈们所尊敬,一直到那发生意外的一天。命运总是知道怎样把它所需要的人去找来以完成自己神秘的日的,尽管这个人想在命运面前躲藏起来。
特奥多尔·赫尔茨尔曾在巴黎目睹过一桩令他内心震撼的事,这也是使
他一生发生变化的许多时刻之一:他作为一名记者列席了公开贬黜阿尔弗雷
德·德雷福斯①的经过,他看到人们如何将德雷福斯的肩章撕下,尽管这个脸色苍白的人大声叫喊着:“我没有罪!”在那一瞬间,赫尔茨尔内心深深知道德雷福斯确实是无罪的,他之所以蒙受那可怕的叛变嫌疑,仅仅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正直、见义勇为的特奥多尔·赫尔茨尔早在上大学时就为犹太人的命运而忧虑。甚至那种先知的本能使他早就预感到犹太民族的整个悲惨命运,虽然在当时好像还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事。由于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天生的领袖,自己的思想和世界知识极其丰富,一点都不比他那一副堂堂的仪表差,所以他在上大学时就提出过一个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幻想计划,甚至要通过自愿的集体洗礼把犹太教和基督教统一起来,他总是沉醉于戏剧性①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一八五九——一九三五),法国军官,出身干犹太中产阶级, 1894年任法军总参谋部大尉,由于所谓把军事秘密出卖给德国而被控,史称“德雷福斯事件”,这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府为摆脱内政危机而蓄意制造的一起排犹阴谋。
的想象,希望自己有朝一日将领着成千上万的奥地利犹太人走向斯特凡大教堂,用象征性的举动作出榜样,一劳永逸地从歧视和仇恨的厄运中拯救出这个被驱赶和没有祖国的民族。然而,他不久就认识到这项计划是无法实现的。
经过几年工作之后,他终于不再去注意这个他自认为是他毕生责无旁贷要“解决”的问题。而现在,当德雷福斯受到贬黜的时刻,他想到自己的民族将要永远受到歧视,心就像刀割一般。他想,如果种族隔离是不可避免的话,那就彻底隔离!如果我们命该遭到凌辱,那就骄傲地迎上去!如果我们因没有祖国蒙受苦难,那我们就该自己建立一个祖国!于是他出版了《犹太国》这本小册子。他在小册子里宣告:无论是寄希望于同化,还是一味的忍让,对犹人民族来说都是行不通的,必须在自己的故乡——巴勒斯坦建立起自己的新国家。
当这本剑拔弯张的薄薄的小册子问世时,我还正在上中学,不过我仍能清楚记得它在维也纳犹太人的资产阶级圈子里所引起的普遍震惊和恼怒。他们不快他说:这一个如此能干、又有风趣、具有文化修养的作家想要干什么?他为什么要写出这样的蠢话?干这样的蠢事?我们干吗到巴勒斯坦去?我们的语言是德语,而不是希伯来语,我们的祖国是美丽的奥地利!在仁慈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领导之下我们不是生活得蛮好吗?我们不是生活得挺体面,地位挺可靠吗?难道我们不是这个国家的享有平等权利的公民吗?难道我们不是这个可爱的维也纳的世代居住和忠实的市民吗?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再过几十年所有偏见都要消除的进步时代吗?为什么这个自称是犹太人而且想帮助犹太教的人要把证据白白送给我们最凶恶的敌人呢?现在,每天每日都在把我们和德意志世界联系得更加紧密,融为一体,而他,为什么要想把我们和这个世界隔开呢?于是犹太教的传教士激动得离开了布道坛:《新自由报》的领导人绝对禁止在他的“进步的”报纸上说起犹太复国主义这个词。维也纳文学界的忒耳西忒斯①、竭尽恶毒讽刺之能事的卡尔·克劳斯还写了一本名为《锡安山上的国王》②的小册子。所以当特奥多尔·赫尔茨尔有一次走进剧院时,全剧院的观众都发出喃喃低语的讽刺声:“陛下驾到!”
起初,赫尔茨尔觉得可能是自己被人误解了。他多年来一直受到维也纳人的爱戴,因而认为维也纳是他最安全的地方,维也纳人怎么会抛弃他,甚至嘲笑他呢。可是回报他的竟是如此愤怒和激昂的声音,这种突然的变化简直把他吓坏了。他无非是写了几十页的文字,却在世界上引起如此巨大、远远超出他意料之外的反响。而且这种反响不是来自那些在西方过着舒适安逸生活的犹太资产阶级,而是来自东方的广大群众,来自加里西亚、波兰和俄国的犹太无产阶级。赫尔茨尔没有料到,他用自己那本小册子重新激起了流落异国的所有犹太人的那种快要熄灭的热烈向往,实现在旧约中已谈了千年之久的弥赛亚③的复国的梦想——这既是希望,也是宗教信仰,它是使那些被践踏、被奴役的千百万人觉得人生尚有意义的唯一寄托。在人类两千年的历史中,一个先知或者一个骗子的话都可能使一个民族的所有人心激奋起来,但却从来没有像这一次的声势浩大、会有如此咆哮般的反响。孤零零的一个①忒耳西忒斯(Thersites),荷马史诗中的人物,希腊军中最丑陋者,多言而好斗,后为阿喀琉斯所杀。
常暗喻尖酸刻薄者。
②锡安山(Zion),因位于耶路撒冷,转喻为耶路撒冷城。
③弥赛亚,犹太人期望中的复国救主。
人用他写的几十页的文字把一盘散沙似的、争吵不休的群众团结起来了。
当这种构想尚处在梦幻似的没有确定形式的最初时刻,肯定也是赫尔茨尔短暂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然而,一旦当他开始在现实生活中确定目标、积聚各种力量时,他就会立刻发现他的这种犹太民族在各族人民和各种命运中间显得多么不协调。这里的犹太人信教,那里的犹太人不信教；这里的犹太人奉行社会主义,那里的犹太人奉行资本主义。他们用各种语言互相争吵着,都不愿意有一个统一的权威。当一九○一年我第一次见到赫尔茨尔时,他正处在这种斗争中间,也许还包括着他同自己的斗争。他还没有足够的勇气为了自己事业的成功而放弃这个维持自己生活和赡养家庭的职位。他还必须把精力分散在小小的记者生涯上,这项任务是他真正的生活。这就是当时接待我的那个副刊编辑特奥多尔·赫尔茨尔。
特奥多尔·赫尔茨尔站起身来向我问候,我不禁发现,“锡安山上的国王”这个含有讽刺意味的译名还真说得有点道理。他那宽大的高高前额、面部线条清楚,黑得几乎发青的教士式的胡须、深褐色的忧郁眼睛,真有一副国王的神气。他那有点戏剧性的夸张举止一点儿都不显得做作,因为他那副至高无上的威严神气使得他的这种举止显得十分自然,不需要利用这种特殊场合在我面前故意摆出一副威严的架子。在这间狭窄得可怜、只有一扇窗户的编辑部小房间里摆着一张堆满了纸张的旧写字台,他就在这张写字台后面办公,好似一个贝督因人①的部落酋长。他身穿一件飘动着的贝督因人的白色无袖外套,穿得是那样自然,就好象穿着自己那件按照巴黎式样精心裁剪的燕尾服。在他有意识地作了稍稍间歇之后——正如我以后经常看到的那样,他喜欢这种短暂的间歇所产生的小小效果,这大概是他在城堡剧院里学来的——用那倨傲然而却又十分友善的神情向我伸出手来。他一面指着身边那把软椅示意我坐下,一面问道:“我觉得我在什么地方听到过或者看到过您的名字。您写过诗,对吗?”我不得不点头承认。于是他向后背一靠,说道:“那么您给我带来的是什么大作?”
我说我很愿意让他看看我写的一篇小散文。接着我便把手稿递给他。他看了一下封页,从第一页一直翻到最后一页,为的是要估计一下有多少篇幅。
然后又把身子靠在软椅背上,似乎比刚才陷得更深了。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已在开始阅读我的手稿(因为我事先并未预料他会这样).他看得很慢,总是一页一页地往下翻,而不抬头向上看一眼。当他阅完最后一页之后,缓慢地把手稿叠好,细心地将它放进一个文件袋,并用蓝铅笔在上面作了一个记号,却始终没有看我一眼。当他用这些神秘莫测的动作把我置于长时间的紧张状态之后,他才用那深沉的目光望着我,故意用缓慢的、郑重其事的语气说:“我很高兴能告诉您,《新自由报》的副刊将发表您的这篇漂亮散文。”
那种气氛简直就像拿破仑在战场上把一枚十字勋章佩戴在一个年轻的中士胸
前一样。
看起来,这好象只是一段微不足道的小插曲。可是只有那个时代的维也纳人才会懂得,他的这种提携意味着一个人将从此平步青云。我这个年仅十九岁的青年将会在一夜之间跻身于名流之列。特奥多尔·赫尔茨尔从这初次见面的时候趁就一直对我多加关照,同时他自己也利用这个与我相识的偶然①贝督因人,在阿拉伯半岛和北非沙漠地区从事游牧的民族。
机会立刻写了一篇文章,告诫人们不要以为维也纳的艺术已趋袁微。恰恰相反,在维也纳,除了霍夫曼斯塔尔之外,现在还有一大批年轻的天才呢,他们当中将会出现佼佼者,这时他首先提到了我的名字。象特奥多尔·赫尔茨
尔这样著名的人物率先为我能获得令人瞩目因而也是责任重大的社会地位制
造舆论,这使我感到莫大的荣幸。然而我却没有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参加甚至共同领导他的犹太复国运动,因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更为困难的决定——看起来,好像我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但是我确实不愿和他贴在一起。主要是赫尔茨尔自己党内的同志对他那种不尊的态度使我和他疏远开来——那种不尊的态度今天是很难想象的。他在东方的同志责备他根本不懂犹太精神,且至连犹太人的风尚习俗都一窍不通。那些国民经济学家说他只不过是一个副刊编辑。每个人都有自己反对他的理由,而且采用的方式也不都是十分礼貌的。我知道,当时那些完全献身于他的事业的人,尤其是青年人,曾使他感到欣慰,然而那些人却亟需教育。
那个小圈子里的争论不休、敌对好斗的精神以及缺乏真诚、端正的组织关系
使我疏远了他的犹太复国运动,我以前出于好奇心接近过这个运动,那仅似是为了赫尔茨尔的缘故。当我们有一次谈论到这个话题时,我公开承认我对他的队伍中缺乏纪律性感到不满。他苦笑着对我说:“请您不要忘记,我们
几个世纪以来对儿戏似地讨论问题、对思想意识的无休止争吵已习以为常
了。在两千年来的历史中,我们犹太人实际上根本没有为世界创造真正的东西,我们不得不现在才学习那种必要的献身精神,而我自己至今也尚未学会这种献身精神,因为我毕竟还要不断地给副刊写文章,毕竟还是《新自由报》的副刊编辑,我的职责是只能在报纸上宣扬一种思想,而不能散布其他的想法。不过,我正处于改变自己这种现状的过程之中,我自己要先学习完全的献身精神,这样,或许其他人也就跟着一起学了。“我至今仍清楚记得,他的这席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我们大家当时都不明白,为什么赫尔茨尔久久不能下决心放弃他在《新自由报》的职位。我们都以为是为了家庭的缘故,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他后来甚至为了自己的事业牺牲了私人财产,不过,世界上的人只是到了很晚很晚才知道这些情况。当时那一席谈话,还有他的许多日记都表明,陷于内心矛盾中的他,心情是多么痛苦。
从那以后我曾见过他多次,不过,在所有的相遇之中只有一次会面是值得回忆和难以忘怀的,也许因为那是最后一次见面的缘故吧。我从国外回来——我在国外时和维也纳只有通信联系——有一天,我终于在市公园遇见了他。他显然是从编辑部来,走得很慢,身子微微向前躬着,不再象从前那种飞快的步伐。我礼貌地向他问了日安,想匆匆走过。但是他却迅速向我迎来,一边伸出手,说道:“您为什么老躲着我?这根本不必要!”他说我能这样经常到国外去很好。“这是我们唯一的办法!我所知道的一切也都是在国外学到的。一个人只有到了国外才能自由思考问题。我相信,我在这里永远不会有勇气产生建立犹太国的构想。纵然有这种设想,也早被他们毁于萌芽状态之中。好在这种构想是从国外带来的,一切都在国外想好了,他们也就无可奈何了。”接着他懊丧地抱怨起维也纳来,他说他在本地受到的阻力最大,阻力并非来自国外。尤其是从东方,现在又从美国,得到的都是促进力量,不过他对自己的事业已感到十分厌倦了。
他说:“总而言之,我的错误是动手太晚。维克托·阿德勒在他斗志最旺盛的年华——三十岁时就已成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了,还不说历史上的那些伟大人物。您知道,我为失去的年华,为我未能早早从事自己的使命,思想上是多么痛苦。如果我现在的健康状况就像我的意志那样坚强,那么一切都好说。可是逝去的年华是再也赎不回来的。”我陪他走了好长一段路,一直送他到家门口,他站在门口,向我伸出手来,说道:“您为什么从不到我这里来?您从未到家来看我。只要您事先给我打个电话就行,我现在已抽得出时间!”我答应以后来看望他,但我实际上是下定决心不实践自己的诺言,因为我愈是爱戴一个人,我就愈珍惜他的时间。
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到他那儿去过一回,那已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
当时他已病魔缠身,终于突然倒下,所以我到他那里去,也只能是为了陪他上坟墓。那是七月里的一天,凡是亲身经历过那一天情景的人都不会忘怀那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因为突然之间到达维也纳各车站的每一趟列车,不管白天黑夜,都载有从世界各地来为他送葬的人。他们是来自西方和东方,来自俄国和土耳其的犹太人；他们从各个省份和各个小城市涌到这里,脸上还带着闻到噩耗而惊愕的神情。过去人们由于争吵不休和流言蜚语未曾发现的事,现在却让人们感到格外的清楚:此刻在这里安葬的是一个伟大运动的领袖。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送葬队伍。维也纳骤然发现,去世的不仅仅是一位作家、一位普普通通的诗人,而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而他的思想无论是在一个国家还是在一个民族之中,只有间隔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才显出是必将获得胜利的思想。在公墓附近发生了一场骚动,突然之间有许多人在猛然爆发的绝望之中涌向他的灵柩,他们哭嚎着,叫喊着,简直像山崩地裂一般；一种激烈的、令人销魂的极度悲哀冲乱了全部秩序。我所见到的那种情景是我参加的葬礼中空前绝后的。有着千百万人口的整个民族从内心深处迸发出如此巨大的悲痛,我从中第一次感受到这一个孤独的人以他的思想威力能在世界上引起多么巨大的激情与希望。
我有幸跻身于《新自由报》副刊作者行列,对我个人来说也有着深远的意义。因为我从此获得了家庭对我意想不到的支持。我的双亲对文学本来就不甚关心,也从来没有自己的/L判断。所以在我的父母看来,就像维也纳的所有资产阶级一样,《新自由报》赞扬什么或谴责什么和不理睬什么,都是重要的。他们觉得《新自由报》上刊登的文章必然具有最高的权威,因为无论是谁,只要在该报上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就会引起人们的尊重。一个每天以崇敬和期待的心情注视着这份最最重要的报纸的家庭,一旦当他们在某一天的清晨难以置信地发现,坐在他们桌旁的这个在学校里不冒尖、不完全循规蹈矩的十九岁的年轻人所写的东西居然被当作“无害的”儿戏之作而乐意地采用了(这总要比玩牌或者和轻佻的姑娘们调情要好),在那些著
名的和有经验的人物撰文的地方居然留出一隅让(迄今在家中并不受到十分
重视)的他来发表意见。这时在这样一个家庭中所引起的反响是可想而知的。
因为即使我能写出像济慈、荷尔德林、雪莱那样最美的诗也不可能使周围的
人对我如此刮目相待；从前,当我走进剧场时,总有人对那个神秘莫测的本亚明①指指点点——他曾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挤进德高望重的老人行列。现在,由于我经常、几乎是按期在《新自由报》副刊上发表文章,因此我也很快遇①瓦尔特·本亚明(walter Benjamin),德国文学理论室,一九二四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对文艺提出了一系列与传统观点完全不同的看法,在当时德国的革命文学内部有很大的代表性。
到了有成为一名令人尊敬的地方人物的危险。好在我及时摆脱了这种危险:一天上午,我告诉我的父母我下一学期将要到柏林去上大学,这使父母喜出望外。全家的人都尊重我的这一愿望,或者确切点说,他们是对《新自由报》崇拜得五体投地,因为我有了这块金字招牌护身,所以他们也就不好不成全我的意愿。
当然,我并没有想到柏林去上什么“大学”。我在那里和在维也纳一样,一个学期只去了两次大学,一次是为了进行听课注册,第二次是为了让教务人员在听课证书上签名盖章。我在柏林寻求的既不是讲座也不是教授,而是一种更彻底的自由。我总觉得在维也纳受到环境的限制,和我往来的那些文学界的同行们几乎都和我一样,来自资产阶级的犹太人阶层。在这座相互之间了解得一清二楚、天地狭小的城市里,我必然永远是个“优裕”家庭的少爷,然而我对这个所谓“上流”社会阶层却已十分厌恶,我甚至愿意到所谓“劣等”社会阶层中去寻求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我在柏林时,从来不去看大学的课程表,也不知道是谁在讲哲学。我只知道这里的“新”文学要比在我们那里的“新”文学更繁荣、更充满活力；我只知道在柏林能遇见戴默尔以及其他年轻一代的诗人,在柏林不断有新的杂志出版,新的曲艺场和剧院落成,总而言之,用我们维也纳人的话来说,在柏林“总有点儿什么新鲜事”。
事实上,我是在一个令人极感兴趣的历史时刻到达柏林的。自一八七○
年柏林从一个相当一般、完全不富庶的普鲁士王国的小小首都成为德意志帝
国皇帝的京城以后,这个位于施普雷河畔的不显眼的地方突然繁华起来,可是文化和艺术方面的领导中心却还不在柏林。慕尼黑因其本地拥有无数的画家和诗人,自然是艺术的中心,就音乐而言,是德累斯顿的歌剧占据着主导地位。而那些诸侯国家的首邑也都各有文化艺术的特长。尤其是维也纳,凭借它数百年的文化传统。精英荟萃,人才辈出,在文化艺术方面至今还远远超过柏林。不过,随着近几年德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柏林也开始揭开新的一页。规模巨大的康采恩、资财万贯的家族纷纷云集柏林。新的财富和伴随而来的强大冒险精神,为该地的建筑业、剧院的兴建开辟了其他德国大城市所没有的前景。在威廉皇帝的圣谕保护之下,各种博物馆开始扩建；剧院找到了像奥托·布粒姆这样杰出的领导人。恰恰由于柏林缺乏真正的传统,缺乏几百年的文化历史,所以它吸引着青年人来此进行尝试。因为传统也往往意味着阻力。受到古老传统的束缚、把过去的一切偶像化的维也纳对青年人以及他们的大胆尝试总是采取谨慎和观望的态度。而在柏林却可以进行新的探索,因为它正想迅速为自己塑造一个有个性的形象。所以,青年人从全国各地,甚至从奥地利,一起涌向柏林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之中那些赋有天才的人自然会在这里取得成就。维也纳人马克斯·赖因哈德为了谋得一个职位,不得不在维也纳耐心地等了二十年,可是在柏林他只用了两年时间就获得了职位。
当我到达柏林的那一会儿,恰好是这座城市由一个普通的首都变成世界名城的时期。但是由于伟大的祖先把维也纳装扮得如此美丽,所以按照它的标准来看,柏林给我的第一个印象还是令人失望的。向西方学习市容,关键是发展新型建筑,而不是发展故意摆阔气的动物园,然而新型建筑在柏林才刚刚开始。构成市中心的还是那两条建筑造型单调、豪华得不得体的弗里德里希大街和莱比锡大街。象维尔默村、尼克拉湖以及施特格利茨这样一些郊区,只有乘着有轨电车,慢慢腾腾地才能到达。谁要想去欣赏一下郊外的美丽风光,在那时就象是一次探险旅行。除了那条古老的“菩提树大街”以外,真正的市中心尚未形成。没有像我们维也纳格拉本大街上的那种“环城游览”。由于普鲁士古老的节俭精神,柏林全然缺乏那种高雅时髦。妇女们穿着自己裁剪的、毫无风姿的服装去剧院。不象维也纳和巴黎人讲究奢侈挥霍,即便钱财告罄。仍然装得十分阔绰。在柏林处处使人感觉到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的那种近乎吝啬的勤俭持家；咖啡是淡而无味的,因为要尽量节约咖啡豆:饭菜不可口,引不起食欲。在我们维也纳到处都是音乐歌声,可是在柏林唯有到处于干净净和有条不紊的秩序。譬如说,我在维也纳上大学时租住的那间房间的女房东和柏林的那位女房东截然不同,我觉得这是最典型不过的例子:维也纳的女房东是个活泼、爱说话的女人,她并不是把所有的地方都打扫得于干净净,粗心大意,丢三落四,但为人热心,助人为乐。
柏林的女房东倒是无可拾摘,把一切都整理得井井有条。可是当第一个月结账时,我发现她用干净的斜体笔迹把账目记得一清二楚,她做的每一件小事都要算钱。例如,她为我缝了一个裤子钮扣要三芬尼；擦掉桌面上的一块墨迹要二十芬尼；算到最后,一共要六十七芬尼。起初我觉得十分可笑,但是几天之后我自己也不得不折服于这种令人不快的普鲁士的一丝不苟的精神,在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详细记录了现金支出帐目。
我来柏林的时候曾带了不少维也纳的朋友们为我写的介绍信,但是我没有用过一封。因为我之所以异乎寻常地到柏林来,目的是为摆脱那种资产阶级的安逸而又束缚人的环境,能独立生活,不愿再和那个阶层的人打交道。
我只想结识那些和我的文学情趣相投的人,而且尽可能认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人物,我毕竟没有自读那些“浪漫文人”的作品,刚满二十岁就想体验一下浪漫文人的生活。
我不必花很长时间就找到了一个放荡不羁、气味相投的社交圈子。早在维也纳时,我就和柏林的一家有影响的报纸《现代人》——它几乎用讥嘲的口吻自称是“同仁团体”——合作了。该报的主编是路德维希·雅各傅夫斯基。这位年轻的诗人在他早逝之前不久建立了一个名为“后来者”的社团。
社团,的名称对青年一代很有诱惑力。它每周在诺伦多夫广场旁的一家咖啡馆的二楼聚会一次。在这个巴黎“丁香园”式的盛大聚会上,各色各样的人济济一堂,其中有作家、建筑师、假冒风雅的半吊子、新闻记者、打扮成工
艺美术家和雕刻家的年轻姑娘们、到这里来提高德语的俄国大学生和满头淡
黄色金发的斯堪的那维亚女士,还有来自德国各省的人物:骨骼健壮的威斯特法伦人、憨厚的巴伐利亚人和西里西亚的犹太人。大家济济一堂,进行激烈的争论,不受任何约束。间或也朗诵一些诗和剧本,但对所有的人来说,主要是在这里彼此结识。令人感动的是,在这些自诩为“浪漫文人”的年轻人中间,还坐着一位象圣诞老人似的胡须灰自的老翁,他受到大家的尊敬和爱戴,因为他才是一位真正的诗人,真正的浪漫文人,他就是彼得希勒。这位七十岁的老人眯着他的蓝色眼睛,慈祥地望着这一群与众不同的孩子。他总是穿着一件灰色风衣,用以掩盖身上那套虫蛀的西服和非常邋遢的衬衫。
每当我们簇拥着他,要他朗诵点什么时,他总是兴致勃勃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揉皱了的手稿,朗读自己作的诗篇。那完全是别具一格的诗,是一个天才抒情诗人的即兴作品,只是显得过于松散和过于巧合罢了。这些诗是他在电车上或者在咖啡馆里用铅笔写下的,一写完也就忘却了,所以当他朗诵时总是费劲地从那张涂涂改改的纸条上辨认自己写的字。他从未有过什么钱,却从不为钱发愁。他一会儿到这家寄宿,一会儿到那家作客。忘却尘世,淡泊功名,好像使他懂得了一点人生真谛。谁也弄不清楚这个善良的山野樵夫是何时和怎样来到柏林这座大城市侦,也不知道他到这里来到底要干什么。其实他什么也不想要,既不想成名,也不想煊赫。他只是想在这里生活得更加无忧无虑和更加自由自在,这当然是出于他的那种诗人的梦想,我以后还见过像他这样的另一个人。那些好出风头的与会者围在他的四周,大声暄哗,高谈阔论,而他总是和蔼地倾听着,从不和任何人争论,有时候举起酒杯向某人表示友好的问候,但几乎不介入谈话,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好像就在这样一片喧嚣混乱之中,他正在自己昏昏沉沉的头脑中寻觅诗句,尽管此时此刻根本不可能有诗句产生。
也许是这位淳朴的诗人——他今天即使在德国也几乎已被人们忘却——
所体现的那种真挚、天真感情使我不再介意“后来者”社团所选出的那个理事会。而正是这一位诗人的思想和语言后来决定了无数人的生活方式。我在这里第一次见到的鲁道夫·施泰纳,就是继特奥多尔·赫尔茨尔之后我遇见的又一个命中注定想以充当千百万人的指路人为己任的人。施泰纳是人智学的奠基人,后来他的追随者为发展他的学说创办了规模宏大的学校和研究院。可是他本人却不像赫尔茨尔那样具有领袖气质,而更富于魅力。他那双眼睛好象蕴藏着催眠力,我听他讲话似乎不盯着他看注意力更集中,因为124他那副精神矍铄但却像苦行僧似的瘦长面孔确实不仅会使妇女们着迷。当时,鲁道夫·施泰纳还没有创建自己的学说,他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探索者和求学者。有时候他给我们讲解歌德的颜色学。歌德的形像在他的讲述中愈来愈显得象浮士德和巴拉塞尔士①,听施泰纳讲话,总是那么引人入胜,因为他学识丰富,尤其是对我们这些仅仅限于文学方面的人来说更是显得博大精深。听完他讲述或者有时候同他进行私下交谈之后,我往往是怀着既兴奋又有点阴郁的心情回家。尽管如此,如果我今天扪心自问:我当时是否已经预感到这个年轻人以后会在哲学和伦理学方面发挥如此大的影响,我不得不惭愧地回答说:没有。我只期待着他那种探索精神会在自然科学方面获得巨大成就,如果我听到他用直观方法在生物学上有了一个伟大发现,我决不会感到奇怪!只不过当我许多年之后在多纳赫看到那座雄伟的歌德大楼——“智慧学校”(这是他的学生捐赠给他的柏拉图式的“人智学研究院”)时,真有点感到失望,他的影响竟渗透到如此广泛的现实生活之中,甚:至在有的地方变为老生常谈。我不敢对“人智学”妄加评论,因为时至今日我也弄不清楚人智学到底是研究什么和有什么意义。我甚至这样想:人智学之所以有诱惑力,主要不在于这种学说的思想,而在于鲁道夫·施泰纳这个富有魅力的人物。具有这样一种吸引力的人物,当他还能以友好的、不以权威自居的态度同年轻人交谈时,我就有幸同他相识,这对我来说至少是不可估量的收获。我从他的富有想象同时又十分深奥的学问中认识到:真正的渊博知识不是象我们上中学时所想象的那样,依靠泛泛地读书和讨论就能获得。而是要通过常年累月的刻苦钻研。
不过,在那个友谊很容易结成、而政治和社会隔阂尚不十分严重的开明①巴拉塞尔士(Parteelsus,一四九三——一五四一),德国医生、自然科学家、哲学家,文艺复兴时期的神学家。
时代,一个年轻人要想学到真正的知识,最好是向愿意共同进取的人学,而不是向已负盛名的人学,我再次感到,志同道合的热情将会结出累累硕果,当然,现在这种感觉是在一个比中学阶段更高的国际水平上体味到的,我在维也纳的朋友几乎都出身资产阶级,而且可以说十分之九是出身于犹太人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志趣爱好只能是大同小异,或者说千篇一律。而在柏林的这个新天地里,年轻人都来自截然对立的社会阶层。有的来自上层,有的来自下层；这一位是普鲁士的贵族,那一位是汉堡船主的公子,第三位则出身于威斯特法伦的农民家庭。我突然间置身于这样一个也有衣衫褴褛、足拖敝屣的真正穷人的社交圈子,这是我在维也纳从未接触过的社会阶层。我和那些酒徒、同性恋者、吸毒者同坐一桌。我会一十分自豪地一同一个相当出名的、被判过刑的大骗子握手(他后来发表了自己的回忆录,从而与我们这些作家为伍).在我被带进去的小酒馆和咖啡馆里,拥挤着各种各样的我以为在现实主义的小说里不可能有的人物。而且一个人的名声愈坏就愈会使我产生一种欲望,想亲自和他相识。这种对危险人物的特殊爱或者说好奇曾伴随过我的一生。即便到了该慎重选择朋友的年岁,我的朋友还常常责备我不该同那些缺乏道德、不可信赖、真能使人丧失名誉的人交往。或许正因为我出身于一个正派体面的社会阶层,我在事实上对这个“可靠”的社会阶层感到某种程度的内疚,才使我觉得那些人都具有诱人的魅力。他们从不吝借和近乎蔑视自己的生命、时间、金钱、健康和名誉。他们是豪侠,他们是只知为了生存而毫无目标的偏狂人。也许人们会在我的长篇和短篇小说中觉察到我对他们这种豪迈本性的偏爱。当然其中还有他们那种异国他乡人的神秘色彩,他们中间几乎每一个人都对我的强烈好奇心报以一种异国世界的礼物。
画家埃·莫·利林,这个来自德罗霍毕茨地方、信奉东正教的穷旋工师傅的儿子,是我遇到的第一个真正的东方犹太人,从而使我了解到迄今未知的犹太精神的力量和顽强的信仰狂热。一个年轻的俄国人为我翻译了当时在德国尚未著名的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中最精彩的章节。一名年轻的瑞典女子
使我第一次见到了蒙克的绘画；我在那些(诚然是不入流的)画家们的画室
里转悠“为的是要目睹他们的画技。一名教徒还把我带到一间圣灵降临的小屋里去过呢。所有这一切都使我感到大千世界丰姿多采,从不会厌倦。我在中学时只和那些纯粹的公式、诗的韵律和诗句打交道,而现在接触的是人。
我在柏林,时从早到晚和一批又一批新认识的人相处在一起。被他们所激励或者对他们大夫所望,苍至还受骗上当。我相信,我在柏林短促的一学期——完全自由的第一学期——中所进行的社交活动要胜过以往的十年。
这种非同一般的广泛接触想必会大大增加我的创作欲望,好像这样才合乎逻辑。而事实上却恰恰相反,我在中学时代由彼此的激励而培养起来的高昂的创作自觉性令人忧虑地消失了。在我那本不成熟的诗集发表之后四个月,我简直不能理解我当时怎么会有勇气出版它。尽管我觉得那些在形式上精雕细琢的诗句应该说是好的和熟练的艺术品,其中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出色,但是我总觉得它们的伤感情调是不真实的,同样,自从我在柏林和现实有了接触以来,我也觉得我最初发表的一些中篇小说带有洒过香水的纸张气味。那些作品是在全然不了解现实的情况下写的,用的是当时从别人那里学来的技巧。所以我把那部带到柏林来讨好我的出版人的已经完稿的长篇小说付之一炬。这是因为在我亲眼目睹了现实主活之后,我自己那种中学生水平的判断能力的自信心遭到了沉重打击。那种心情就像在学校里降了几年级似的。事实上我在第一部诗集出版之后,间歇了六年才发表我的第二部诗集,而且在隔了三、四年之后才出版第一本散文集。在这期间,我遵照戴默尔的忠告抓紧时间从事翻译工作。我至今仍然认为,对于一个年轻的作家来说从事文学翻译最能使自己更深入和更有创造性地了解母语的底蕴,所以一直到现在我还感激戴默尔。我翻译波德菜尔的诗；还译过一些魏尔伦、济慈、威廉·莫里斯的诗,夏尔·范·莱尔贝尔赫①的一个小剧本和卡米耶·勒蒙尼耶的小说《熟能主巧》②。每一种外语都有自己独特的成语；这是翻译诗歌首先要遇到的困难。正因为如此,翻译诗歌要求有丰富的表达能力,而在平时却不会注意到这一点。如何把外语中最有特色的成语译成十分妥贴的对应母语,这种反复推敲的思索对我来说始终是当作一个艺术家的特殊乐趣。因为这种默默无闻、无人感激的工作需要耐心和毅力,需要道德修养,而这种道德修养在我上中学时被轻率和鲁莽所取代。所以我现在尤其喜爱这种工作。
因为我从这种介绍显赫的艺术珍品的平凡的工作中第一次感到我确实在做一
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没有辜负我来世一遭。
现在,我在今后的岁月中将走怎样的路,在我心中已变得清楚了,这就是多看、多学,然后才开始真正的创作!不要带着仓促写成的作品来见这个世界,而要首先了解这个世界的本质。柏林以它强烈的醋液使我更加如饥似渴:我看了看四周,我的暑假旅行该到哪个国家去。最后我选中了比利时。
这个国家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相交之际在艺术上有了不同寻常的飞跃。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超过了法国。象绘画界的克诺普夫①、罗普斯；雕塑
界的康斯坦丁·默尼埃、米纳②；工艺美术界的范·德·韦尔德③；文学界的
梅特林克④、埃克豪特⑤、勒蒙尼那⑥,都显示出欧洲的巨大新力量。不过最使我入迷的是爱弥尔·维尔哈伦,因为他为抒情诗开拓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我发现这位在德国完全不知名的作家的——官方的文学界长期以来把他和魏尔伦相混淆,就象把罗曼·罗兰和罗斯丹相混淆一样——如果说,单单只爱一个人,那么这始终意味着双倍的爱。
也许有必要在这里稍稍加以一点解释。我们这个时代经历的事太多,瞬息万变,所以也就没有好记性。我不知道爱弥尔·维尔哈伦这个名字在今天是否还有意义。然而在当年。他是所有法语诗人当中第一个试图要像沃尔特·惠特曼对美国作出的贡献那样对欧洲有所贡献:即要认识时代,认识未来。他早已开始热爱这个现代世界,并把它作为诗歌的题材。当其他人把机器视为恶魔,把城市当作丑恶,认为当时的时代缺乏一切诗意时,他却为每①夏尔·范·莱尔贝尔赫(cbarles van Lerbergbe,一八六一——九○七),比利时象征主义诗人兼剧作家。
②小说原文书名是pour me faire la main.①费尔南·克诺普夫(Ferntnd Kbnopff,一八五人———九二一),比利时象征主义画家和版画家。
②乔治·米纳(George Minne,一八六六———九四一),比利时著名雕刻家和画家。
③亨利·范·德·韦尔德(Henry van de velde,一八六三——一九五七).比利时建筑家和工艺美术家。
④莫里斯·梅特林克(Maeterlinek,Maurice,一八六二一一九四九).比利时法语作家,一九一一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青鸟》等。
⑤乔治·埃克豪特(Georges Eekhoud,一八五四——一九二七)比利时法语小说家、诗人、文艺评论家。
⑥卡米耶·勒蒙尼耶(Camille Lemonnier,一八八四一——一九一三),比利时法语小说家,成名作为长篇小说《男人》。
一项新的发明、每一项技术成就感到欢欣鼓舞。他为自己有这种热忱感到高兴。为了使自己有更多的激情,他有意识地使自己对一切都倾心。于是从最初的一些短诗中产生出伟大的赞美诗。《相互尊重友好》①,这首诗是他对欧洲各族人民的号召。在我们今天这个极为可怕的倒退时代,已不再被人们所理解的当年整整一代人的那种乐观主义,首先在他的诗歌中得到表现。他的
一些最佳的诗篇还将一直为我们勾画出一幅我们当年所梦寐以求的欧洲和人
类的情景。
我是为了结识维尔哈伦才到布鲁塞尔来的。可是卡米那·勒蒙尼那,这
位今天被世人不公正地忘却了的《男人》的作者(我曾把他的一部长篇小说
译成德文)遗憾地告诉我,维尔哈伦很少从他的小村庄到布鲁塞尔来,而且现在他也不在家,为了弥补我的失望情绪,他热情地给我引见比利时的其他艺术家。于是我见到了老画家康斯坦丁·默尼埃①,这一位具有英雄气概的工人和以表现劳动场面著称的雕塑师。在他之后我见到了范·德·施塔彭②,他的名字在今天的艺术史上几乎已经消失。不过这位身材矮小、面颊丰满红润的佛来米人③倒是位和蔼可亲的人。他和他那位身材高大、性格开朗的荷兰夫人热情地接待了我这个年轻人。他给我看他的作品。我们在那个天气晴朗的上午谈了好长时间文学和艺术。他们的善意很快使我的一切顾忌消失。我毫不掩饰地向他们说,我到布鲁塞尔的目的是想见见维尔哈伦,恰巧他不在,真遗憾。
也许我这样讲有点过分?有点不太得体?反正我察觉到范·德·施塔彭和他的夫人都开始微微一笑,互相递了一下眼色。我觉得我的话引起了他们两人之间的一种会意的默契。我变得有点不自在了,想告辞。他们执意要留我吃午饭。他们互相传递着眼色,脸上又浮现出神秘的微笑。不过,我觉得即使这里有什么秘密,也一定是善意的秘密。于是我愉快地放弃了去滑铁卢的打算。
很快就到了中午。我们已坐在餐室里——像所有的比利时住房一样,餐室是在地面一层——突然明显感到有一个身影停在餐室的窗户前,这时才发现透过餐室的有色玻璃可以看见临屋的那一条街。听见有人用手指骨节敲打彩色玻璃的声音,同时门铃也蓦地响了起来。“他来了!”范·德·施塔彭太太说着站起身来,我不知道“他”指的是谁,不过门已经开开,他迈着沉重有力的脚步走了进来。原来是维尔哈伦!我一眼便认出了他那张早已从照片非常熟悉的脸,维尔哈伦是常客,今天刚巧也要到这里来,所以当施塔彭夫妇听说我在这里到处找他而不得相见时,他们迅速地用眼色彼此会意:什么,也不告诉我,而是让我在他到来之际喜出望外!现在他已经站在我的面前,对自己开的这种玩笑得意地微笑着。我第一次和他那只强健的手紧紧相握,第一次看到他那明澈、和善的目光。他像平常一样,走进家门就好像有许多满心高兴的喜事要倾吐。他一边一口一口地吃着饭,一边开始讲述。他①这首诗的原文题目是:Adlmirezvous 1es uns 1es aut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