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康斯坦丁·默尼埃(Constantin Meunier)自1879年起的雕塑主要是表现劳动中的人的那种强壮和英雄气
概。一八八五年以后的铜雕和石雕几乎都是以矿工、农民、码头工人为题材。
②夏尔·皮埃尔·范·德:.施塔彭(Charles Pierre van der Stappen,一八四三——一九一○),比利时雕塑家,晚期作品师法康斯坦丁·默尼埃。
③住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操荷兰语(佛来米语)的居民。
刚刚去会过朋友,并且去过美术馆,脸上还带着当时那种兴奋神情。他不管到哪里,不管遇到哪一件偶然小事,都会感到不亦乐乎。这已经成为他的不可改变的习惯。他侃侃而谈,眉飞色舞,用动人的感情描述着所讲述的事。
他说的第一句话就会把人们的心抓住。因为他襟怀坦白,平易近人,愿意和每一个新相识的人交谈,而不是那种不爱答理的人。甚至可以说他会向每一个新遇见的人立刻抛出一片真心,就像那一天我和他初次见面时一样。我以后还高兴地看到过无数次他的这种为人对别人所产生的巨大反响。当时他还一点都不了解我,就已经一见如故,那仅仅是因为他听说我喜爱他的作品。
午饭以后又出现了第二件令人高兴的意外事。早就想为自己和维尔哈伦实现一项夙愿的范·德·施塔彭几天来一直在为维尔哈伦雕塑一具半身像,今天该是最后一次临摹。范·德；施塔彭说,我的到来是他运气好,因为他正需要一个和一动不动坐着的模特儿聊天的人,这样就可以雕塑出一张正在说话和倾听的面孔。于是我盯着这张脸看了两个小时。这是一张令人难忘的脸:高高的前额,艰难的岁月在脸上布满了皱纹,栗色的卷发耷拉在储色的额角上,面部表情严肃。饱经风霜的褐色皮肤,轮廓显明的向前突出的下颚,狭窄的嘴唇上蓄着两撇很长的维钦杰托列克斯①式的八字须,一双瘦削、灵巧而有力的双手,血管在薄薄的皮肤下强烈地搏动,显出有点紧张不安。象农民似的宽阔的双肩,好像支撑着他的意志的全部力量,相形之下,瘦骨鳞峋然而精神矍铄的头却显得太小了一些,只有当他大步向前走的时候,人们才会看出他的力量。当我今天注视着这座半身塑像时,我才知道它是多么逼真,完全抓住了他的特征。——范·德·施塔彭后来的雕塑品都没有超过这件作品。它是表现一个诗人的伟大的真实纪录,是永不消逝的力量的纪念碑。
经过那三小时之启我已非常喜爱这个人,就像我以后一辈子都喜爱他一样。在他的秉性中有一种从不沾沾自喜的稳健。他不为金钱所左右,宁愿在乡下生活,不愿为生计写一行字。他对功名成就十分淡薄,从不用迁就、奉迎,或者通过熟人关系米追逐名利。自己的朋友和他们的忠实友情已使他心满意足、他甚至摆脱了对一个人来说最危险的诱惑——荣誉。但荣誉终于在他年富力强之时降临到他身上。他始终光明磊落,心中没有任何芥蒂,从不为虚荣所惑,是一个知足常乐,胸襟坦荡的人。如果谁和他在一起,就会切身感到他的那种独特的生活理想。
这会儿,他就在我——一个年轻诗人的眼前,恰如我所想要见到的那样,就在我初次和他见面的第一个小时里,我就决心要为这个人和他的作品效劳。这样的,决心确实要有胆识,因为这位欧洲的赞美诗人当时在欧洲还只有一点小小的名气。尽管我事先知滇,翻译他的庞大的诗集和三部诗剧要占去我自己两年或三年的创作时间。但我却决心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时间、热情用到翻译一部外文作品上。我要竭尽全力完成一项道义上的任务。我以往的四处寻觅和探索现在总算找到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如果今天要我向一位尚不清楚自己道路的青年作家提出什么忠告的话,那么我建议,他可以首先作为一个演员或者翻译者去啃一部较重要的大部头作品。这类工作虽然需要作出一些牺牲,但对一个初学者来说,却比自己的创作更有把握。因为去做一①维钦杰托对克斯(Vercingetorix,公元前八十二——四十六),公元前高户地方的阿浮尔尼人,曾率领高卢人民抵抗凯撒入侵。失败后·为使人民免遭屠杀,自愿被凯撒斩首。
件有所成就的工作是不会徒劳的。
在我几乎专门从事翻译维尔哈伦的诗集和为撰写他的传记作准备的两年
之中,我经常外出旅行。有时候是去作公开的讲演。翻译维尔哈伦的作品,看起来似乎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但实际上我已经得到意想不到的报酬:他在国外的朋友们注意到了我,并且不久也就成了我的朋友。于是,有一天,埃伦。凯伊①——这位非凡的瑞典妇女到我这里来。她曾以无比的勇敢在那个目光偏狭、阻力重重的时代为妇女的解放进行过斗争,并早在弗洛
伊德之前就在自己的著作《儿童的世纪》一书中提出这样的警告:青年人的
心灵最易受到伤害。我在意大利时是她把我引见给乔瓦尼·切纳②和他的诗友们的,而且也是她使挪威人约翰·伯那尔③成为我的一个重要的朋友的,盖奥尔格·勃兰兑斯,这位文学史上的国际大师也对我表示出了他的兴趣。
由于我的宣传,维尔哈伦不久就在德国开始变得比他在自己的祖国还要出名,最著名的演员凯恩茨和莫伊西④登台朗诵由我翻译的维尔哈伦的诗。马克斯·赖因哈德把维尔哈伦的《修道院》⑤搬上了德国舞台。上述这些事终于使我感到欣慰。不过,现在该是我回忆另一件事的时候了,即我除了担负着这一项对维尔哈伦的义务。我还有着另一项任务:我终于必须结束我的大学生活,必须戴着一顶哲学博士的帽子回家。也就是说,现在面临着要在几
个月之内把那些规规矩矩的大学生几乎用了四年时间才抠会的全部教材过
一遍,我和埃尔温·吉多·科尔本海伊尔⑥——一个年轻的文学朋友在一起开夜车死记硬背。他今天也许不愿意提起这些往事。因为他已经成为希特勒德国的官方作家和普鲁士艺术研究院院士之一。不过,学校没有用考试为难我。那位我的公开的文学活动中对我深为了解的好心肠的教授向我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他在一次私下的事先谈话中微笑着对我说:“您是最怕考严密的逻辑学啰!”但实际上他后来有意让我回答他知道我准能答得上来的那些部分。这是我第一次以优秀的成绩通过的一门考试,而且正如我所希望的,这也是最后一次。从这时起我的外在生活是完全自由了。于是,迄至今日的全部岁月都只是为了取得内心的同样自由而斗争。但这种斗争在我们的时代却越来越变得艰巨。
②乔瓦尼·切纳(Giovanni Cella,一八七○——一九一七)意大利作家。
③约翰·伯那尔(Johan Bojef,一八七二——一九五九).挪咸小说家和剧作家。
④亚历山大·莫伊西(Alexander Molssi.一八八○——一九三五)奥地利著名勇演员,意大利后裔,一九○六年参加马克斯·赖因哈德的剧团。
⑤维尔哈伦不仅是诗人,而且也是一位副作家,《修过院》是他于一九○○年创作的反教权主义的心理剧。
巴黎,永远焕发青春的城市在我获得自由的第一年,我把巴黎作为礼物奉献给自己。旱年,我曾两次匆匆到过巴黎,对这座异常繁华的城市只有粗浅的了解,但我知道,谁年轻时在那里生活过一年,他就会一辈子都带着一种莫大的幸福回忆。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象这座城市那样,有一种使人处处感到青春活力的气氛。任何人都有这种感觉,但谁也没有去探个究竟。
我此刻知道,我青年时代生活过的那个令人轻松愉快的:喜气洋洋的巴黎如今是不复存在了。自从希特勒的铁蹄踏上巴黎以来,那种令人赞叹的怡然自得也许是一去不复返了。当我开始写这几行字的时候,德国军队、德国坦克正像白蚁一般涌向巴黎,要彻底破坏这座和谐城市的永不凋谢的繁荣、柔美、欢乐和色彩斑斓的生活。而现在终于出现这样的局面:“卐”字旗在
艾菲尔铁塔上飘扬；身穿黑衫的冲锋队正在越过拿破仑的香舍丽榭大道进行
挑衅性的阅兵。我从遥远的地方:同样可以感觉到,当占领者的翻口皮靴践踏巴黎市民的那些。舒适的酒吧和咖啡馆时,那些从前十分好心肠的市民们是怎样流露出屈辱的目光的,屋子里的人是怎样胆战心惊的。我自己的任河不幸似乎也没有像这座城市受到的侮辱那样,使我如此震颤和沮丧。因为没
有一座城市有像巴黎这样具备——种天赋的本领:能使任何一个与她接近的
人感到欢欣。她曾给予我们最睿智的学说、最杰出的榜样；同时她又给每一个人开辟了自由和创造的天地,使每一个人在美的享受方面越来越丰富——难道她今后还能把这一切赐予我们的后代吗?我知道,我明白,今天遭受苦难的不仅仅只有巴黎,整个欧洲在今后几十年内部不会重新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那一番面貌。自第一次大战以来,某种阴影在一度十分明亮的欧洲地平线上再也没有完全消失过。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怨恨和不信任,就象消耗体力的毒素一样滞留在残疾的肌体之中。尽管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十五年给社会和科学技术带来了长足的进步,但就个别国家而论,在我们这个小小的西方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不失掉许多自己过去的生活情趣和悠然自得。早先,意大利人即使在极度的贫困中也像孩子似的高兴和相互充满信任,他们又笑又唱,戏谑当时糟糕的“政府”——我可以用几天的时间来描述这方面的情形。可是他们现在却不得不昂着头,怀着怏怏不乐的心情忧郁地迈着行军的步伐。昔日的奥地利,在它的一片友善气氛中,一切都显得自由自在、漫不经心,一味虔诚地信赖自己的皇帝和赐予他们如此安逸生活的上帝,这样一个奥地利,难道我今天还能设想吗?今天的俄国人、德意志人、西班牙人,他们都不再知道:“国家”——这个残忍的饕餮怪物从他们心灵最深处的骨髓里吸走了多少自由与欢乐。今天的各国人民只感到一片巨大的、浓重的阴影笼罩着他们的生活。
但是我们这些尚能见识过个性自由世界的人却知道,并且能够作证:昔日的欧洲人曾无忧无虑地欣然观望着欧洲光怪陆离的色彩变幻,而我们今天却不
得不为之心惊胆战:我们这个世界由于自相残杀的狂热竟变得如此暗无天
日,到处是征服和囚禁。
然而,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能愉快地感到生活逍遥自在的地方,莫过于巴黎。巴黎以它的各种形式美与温和宜人的气候,以它的财富和传统,出色地证实了生活的逍遥。当年,我们这些年轻人中,每个人都在那里享受过这种逍遥自在,同时反过来又把我们自己的逍遥自在增添到巴黎身上。无论是中国人、斯堪的那维亚人、西班牙人、希腊人、巴西人、还是加拿大人,都感到在塞纳河畔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那里没有任何的强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说话、思想、欢笑、责骂。你喜欢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可以合群
也可以独身自处；可以阔绰也可以节俭；可以奢华也可以像波希米亚人似的
简朴。巴黎为每种特殊需要留有余地,考虑到各种可能性。那里有豪华型餐厅,备有各种美味佳肴和二三百法朗的各种葡萄酒；还有马伦哥①和滑铁卢时代的非常昂贵的法国康涅克酒。但是,在旁边拐角的任何一家酒店里,也可以吃到几乎同样丰盛的饭菜,同样可以痛饮。在拉丁区②的十分拥挤的大学生餐厅里,在食用卤汁煎牛排以前或之后,花上几个铜币就可以尝到美味小吃,而且还可以喝到红葡萄酒或白葡萄酒,吃上一只扁担形状的精美白面包。在穿戴方面,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打扮。大学生们头戴标致的四角帽在圣米歇尔路上蹓跶；那些拙劣的“画匠们”也戴这种帽子；但画家们却郑重其事地打扮自己,头上戴的是宽边大身礼帽,身上穿的是具有浪漫色彩的
黑色丝绒茄克；工人们穿着蓝色上衣或者衬衫安然自得地在最幽雅的林荫道
上漫步；保姆戴着宽大的布列塔尼人的便帽；酒吧招待穿着蓝色围裙。午夜之后,就会有几对年轻人开始在大街上跳舞,而警察则在旁边笑着观望:这时,任何人都可以在大街上干自己的事!当然,必须不是法国国庆七月十四日那一天。在巴黎,谁也不会在别人面前感到不自在；非常漂亮的姑娘和一
个漆黑的黑人或者一个眼睛细长的中国人挎着胳膊走进最近的小旅馆时一点
也不感到难为情。在巴黎,谁去关心什么种族、阶级、出身?——只是到了后来这些才被吹成吓唬人的东西。当时,谁都可以和自己喜欢的男人或者女人一起散步、聊天、同居。别人的事和自己有屁的关系。是呀,谁想真正爱上巴黎,他得先好好了解一下柏林。他得先带着自己那种经过痛苦磨练的、僵硬的等级观念体验一下那种心甘情愿的德国奴性。在德国,一个军官夫人不会和一个教师的妻子“来往”,这个教师的妻子不会和一个商人的太太“来往”,这个商人的太太不会和一个工人的老婆“来往”。可是在巴黎,大革命时期的遗风犹存。一个无产阶级的工人觉得自己和他的雇主一样,是一个自由和举足轻重的公民。一个饭店服务员会在咖啡馆里和一个穿金丝边军服的将军像同事般地握手。勤劳、规矩、爱干净的小市民太太们对同一条楼道里的一个妓女不仅不会嗤之以鼻,反而每天在楼梯上和她闲聊,她们的孩子还会给她赠送鲜花哩。有一次,我亲眼目睹一群诺曼第的有钱农民在参加洗礼之后走进一家高级餐棺——马德连教堂附近的拉律餐馆。他们穿着笨重的鞋,踩在地上像马蹄似的噔噔直响,一身自己乡村的服装,头发上涂着一层厚厚的发油,连厨房里的人都可以闻到香味。他们高声谈话,而且酒喝得越多嗓门越大。他们一边放声大笑,一边肆无忌惮地轻拍自己胖女人的臀部。
他们身为真正的农民,坐在洁亮的燕尾服和浓扮盛装之间,却一点也不感到拘束。再说,那个胡子刮得非常光亮的服务员也不对他们嗤之以鼻,而是以对待部长们或者阁下们的同样礼貌和周到侍候他们,要是在德国或者英国,服务员对这些如此乡气的顾客早就用鼻子吭气了。梅特尔大饭店甚至把以特别的热情迎接这些不拘小节的顾客当作一种乐趣。巴黎人只知道对立的事物可以并存,不知道什么上等和下等。在繁华的大街和肮脏的小巷之间没有明①马伦哥(Marengo),意大利一地名,一八00年六月十四日拿破仑在此大胜奥军。
②拉丁区,巴黎的大学区。
显的界线。到处都是一样的热闹和欢乐。在郊区的农家庭院里,卖唱艺人在演奏乐曲,窗外传来年轻女缝工一边干活一边唱歌的声音；空气中不时飘荡着欢笑声或亲切的呼唤声。当两个马车夫间或发生了“口角”,他们事后仍然会握手言好,一起喝上一杯葡萄酒,吃几颗非常廉价的牡蛎。没有什么棘手或者头痛的事。和女人的关奈,容易接上也容易脱离。每个姑娘都会找到一个和自己般配的男人,每个小伙子都可以找到一个对两性关系比较开放的活泼女友。是呀,如果你想生活得轻松愉快,那么你最好到巴黎去,尤其是当你年轻的时候!光是东游西逛就已经是一种乐趣,同时也始终像在给你上课,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向每个人开放:你可以走进一家旧书店,浏览一刻钟旧书,店主人不会发出怨言和嘀咕,你可以去几家小美术馆。你可以在旧货商店里磨磨蹭蹭地挑选—切。你可以在德鲁奥特大饭店依靠拍卖过寄生生活。你可以在庭园里和女管家闲聊。倘若你在大街上闲逛,街道两旁的新产品、新面貌会像磁铁般地吸引你,使你眼花缭乱,流连忘返。当你累了的时候,你可以在上千家咖啡座中找一家有平台的地方坐下,在不花钱的纸张上写信,一边听小贩们兜售那些过剩的和滞销的劣等品。唯一困难的一件事是:呆在家里或者回家走的时候,尤其是当春暖花开之际,阳光明媚,塞纳河上波光粼粼,林荫道上的树木吐出新绿,年轻的姑娘们每人都戴着一小束用一个铜币买来的紫罗兰；不过,你要想在巴黎生活得心情愉快,也确实不一定非要在春天不可。
在我初到巴黎的那一会儿,这座城市还没有像今天这样似的借助地下铁道和各种汽车联给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在当时,主要的交通工具是由浑身冒着热气、肥壮的马匹牵拉的厢式豪华马车。诚然,从这类宽敞的豪华马车的第二层上,即从车顶的座位上,或者从同样不是急驶的敞篷马车上观光巴黎,是最方便不过的。不过这样一来,想从蒙马特到蒙巴拿斯①去一趟,便是一次小小的旅行了。因此,我觉得那些关于巴黎小市民十分节俭的传闻是完全可信的。那些传闻讲:有一些住在塞纳河左岸的巴黎人却从未到过塞纳河的右岸；有一些孩子只在卢森堡公园玩过,却从未见过图勒里公园和蒙梭公园。一个真正的市民或者看门人最喜欢蛰居在家,呆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他在大巴黎内部替自己创造了一个小巴黎。而且巴黎的每一个区域都有自己的明显特点,甚至有不同的地方乡土色彩。所以对一个外地人来说,选择何处下榻,得下一番决心。拉丁区对我已不再有吸引力了。在我二十岁那年到巴黎作短暂逗留时,我一下火车就向那里奔去。第一个晚上,我就三经坐在瓦歇特咖啡馆里,并且怀着敬意让别人指给我看魏尔伦曾经坐过的座位,和那张他酒醉时老是用自己粗实的手杖怒气冲冲敲打的大理石桌子,目的是给我自己增加些体面。为了向他表示尊敬,我这个不喝酒的诗坛小跟班还省喝了一杯苦艾酒,尽管我觉得那种发绿的蹩脚酒一点都不可口,但是我认为,作为一个敬仰前辈的年轻人,我有义务在这拉丁区里恪守法国抒情诗人们的仪式。按照当年的时尚,我最愿意住在梭尔邦区①的一间六层楼上的阁楼里,以便能此我从书本上所知道的更真实地领略拉丁区的“真正”风采。可是当①蒙马特(Montm.rtre),今巴黎塞纳河北面的一繁华区,圣心堂所在地；蒙已拿斯(Montptrnasse).今巴黎塞纳河南面的一繁华区。
①梭尔邦区(Scrbone),又称拉丁区,位于塞纳河左岸,是现今巴黎的大学区。
我到了二十五岁的时候,我却不再觉得那里显得十分古朴和富有浪漫色彩。
我觉得,这个大学生居住区太国际化了,太没有巴黎味了。再说,我替自己选择一处长久的住所,主要的不再是按照那种文人的怀古情绪,而是尽可能有利于我自己的工作。我十分经心地四处巡视。我觉得,从有利于工作这一点讲,香舍丽榭大道根本不合适,和平咖啡馆附近就更不合适。——所有那些来自巴尔干半岛的有钱的外地人都在和平咖啡馆约会,除招待员外,没有一个人说法语,倒是教堂和修道院林立的圣绪尔比斯教堂周围的清静地区对我有吸引力,里尔克和絮阿雷斯②也曾喜欢在那里居住；就我的愿望而言,我最希望在联结塞纳河两岸的圣路易河心岛上找到住所。但是在我第一个星期的散步之中我找到了一处更美的地方。当我在罗亚尔官的画廊里溜达时,我发现在由“平等”公爵③于十八世纪建造的一大片千篇一律的住房方群中有一幢当年鹤立鸡群的高雅府第现在已降为一家颇为简陋的小旅馆。我让人给我看了看里边的一间房,我十分惊喜地注意到,从房间的窗户望出去正好看到罗亚尔官的花园,在徐徐降临的暮色中花园已变成模模糊糊的一片。城市的喧嚣在这里也只能隐隐约约地听到,犹如远方海边的波涛不断拍击的声音,塑像在月光下闪耀；清晨,风儿有时会把附近“厅堂”里的浓郁的菜肴香味吹来。在罗亚尔宫的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四方形建筑中曾居住过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诗人和政治家们。在罗亚尔宫的街对面是那幢玛塞利娜·代博尔德一瓦尔莫④居住过的房子,巴尔扎克和维克托·雨果曾经常在这幢房子里攀上成百级的狭窄梯阶,到阁楼里去造访这位我非常喜爱的女诗人。罗亚尔官是卡米耶·德穆兰①号召人民群众向巴士底狱进攻的地方,它如今仍然闪耀着
冷酷无情的光辉；罗亚尔官里那条铺着地毯的走廊曾经是一群并不十分崇尚
伦理的夫人们悠闲做步的地方,那个可怜的小小少尉波拿巴曾在这群妇人中间为自己寻找过一位女恩人②。总之,那里的每一块石头都叙说着法国的历②安德烈·絮阿雷斯(Ansre Suares,一八六八———九四八),原名伊萨克·费利克斯(Lsaac Felix),法国诗人、评论家和剧作家。他是罗曼·罗兰、安德烈·纪德等人的朋友,他们都认为絮阿雷斯是与他们平起平坐的作家。但他自己却禁锢在哲学之中,无论是诗集和论著,文体过于花哨,内容庞杂,使读者疲于应接。代表作有诗集《巴黎之舟》、《影子的梦》、论著《无模特几的肖像》等。
③“平等”公爵,即指法国波旁王族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约瑟夫(du-cd Orleans, Louis-pliilippe-Joseph,一七四七——一七九三),他在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后作为贵族代表参加三级会议,支持第三等级,将在巴黎的府邸罗亚尔宫向公众开放,一度成为革命活动的场所。一七九一年他参加雅各宾俱乐部,次年八月以后放弃贵族称号,更名菲力浦·平等,并被选人国民公会,投票赞成处死国王。十一月六日他本人被控犯有叛国罪而遭革命法庭处决。
④玛塞利娜·代博尔德一瓦尔莫(Marceline Desbordes一Valmote,一七八六——一八五九),法国女诗人,代表作有《哀歌与小唱》、《泪》、《可怜的花朵》等诗集。她一生坎坷,诗歌多为愁苦之音,因而受到浪漫派的高度重视,也为象征派所喜爱。《诗艺》作者魏尔兰曾从她的诗歌中汲取不少有益营养。
①卡米耶·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一七六○——一七九四〕,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
一七八九年七月十二日,他在罗亚尔宫向群众发表演说,号召人民举行起义,并带领群众向巴士底狱进发。
后因反对恐怖政策而于一七九四年四月和丹东一起被处死。
②菲力浦·平等公爵在巴黎的府第罗亚尔宫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一度是革命党人的沙龙。其时,崭露头角的拿破仑·波拿巴初到巴黎,并不完全得意,他出没于革命党人的沙龙,后经巴拉斯介绍,他在这里结识了年轻寡妇约瑟芬·德·博阿尔内,并于一七九六年春结婚。据传,约瑟芬是巴拉斯的好友；由于拿破仑和约瑟芬结婚,拿破仑才得以仰仗巴拉斯的提名而受命为意大利方面军司令,故称约瑟芬是拿破仑史。此外,只隔着一条街的地方,便是国家图书馆,我可以在那里度过整个上午。藏有绘画的罗浮官博物院和人群川流不息的林荫大道也都不远。我终于住进那个最合戏意愿的地方,几个世纪以来那里是法国的脉搏、巴黎的心脏。我今天还记得安德烈·纪德有一次来看我的情景。他对巴黎的市中心竟有这样清静感到惊讶,他说:“我们自己这座城市最美的地方非得由外国人来向我们指出才是。”说真的,在这座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的最热闹的市中心,除了这一间富于浪漫色彩的书房以外,我再也无法找到另一处既具有巴黎的风格、同时又非常僻静的地方了。
当时,我急不可待地在大街上四处溜达,观看许多东西,寻找许多东西!因为我不仅要重温一九0四年的巴黎,而且要用自己的全部感宫、用自己的心灵体验亨利四世、路易十四、拿破仑和革命的巴黎,要了解雷蒂夫·德·拉布列塔尼、巴尔扎克、左拉和夏尔一路易·菲力浦①的巴黎,要熟悉巴黎的所有街道、人物和事件。诚如我在法国始终感受到的那样,我在巴黎也深切感受到:一种伟大的写实文学是怎样以它经久不衰的力量长存于民间。因为在我亲眼目睹巴黎的一切以前,它们早已通过诗人们、小说家们、历史学家们、风俗画家们:的描绘艺术事先在我的心目中变得十分熟悉,只不过在实际接触中显得更加形象生动罢了。肉眼的观察原本就是把似曾相识的东西“重新认出来”,就像希腊悲剧的剧中人重新认出自己的亲朋一样,这种乐趣,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赞誉的,它是一切艺术享受中最富于魅力和最扣人心弦的。
但是有一点:你要发现一个民族或者一座城市最关键和最隐秘之处,却永远不能通过书本:同时,即使你整天四处游逛,也永远不能获得；而是始终只能通过这个民族或这座城市最优秀的人物。你要了解民族和乡土之间的真正关联,唯有从你和活着的人的思想友谊中获得,一切从外部的观察始终是一幅不真实的粗略图像。
这种友谊,我是具备的。其中,和莱昂·巴扎尔热特②的友谊最为深厚。
由于我和维尔哈伦的密切关系(我每周要到圣克卢大街去看望他两次),我
不必像大多数外国人那样陷到那个由国际画家和文人组成的华而不实的小圈
子里去。那帮子画家和文人一般都在穹隆咖啡馆聚会；而且在其他地方,例如在慕尼黑、罗马、柏林,基本上也是那一帮子人,相反,我可以和维尔哈伦一起去看望另一些画家和诗人,他们身居这座灯红酒绿、喧嚣城市的中心区,但每人都生活在自己创造的静谧之中,就像住在一个孤岛上,埋头于创作。我还见到过雷诺阿的美术创作室和他的学生中的佼佼者。这些印象派画家们的作品今天价值数万美元,但他们当时的生活,从外表上看,却和一个小市民的生活以及和一个领取养老金者的生活,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不像慕尼黑的蓝贝赫①和其他一些著名画、家那样讲“排场”:以自己的仿造庞贝式样的豪华别墅来炫耀。他们只有一幢带一间美术创作室的小房子。同画家们一样,那些诗人们的生活也相当简朴。我不久就和他们十分熟悉。他们大多数人都有一个份内工作不多的小官职。在法国,从上到下对从事文学艺术工的恩人。但是历史学家们否定这一说法。
①夏尔一路易·菲力浦(Cbarles一Louis、Phlippe,一八七四——一九○九),法国小说家,代表作有小说《蒙帕纳斯的蒲蒲》等。
②莱昂·巴扎尔热特(Léon Baza1gette),法国著名翻译家,生平不详。
①弗朗茨·冯·蓝贝赫(Franz von Lenbach,一八三六——一九○四).德国写实主义肖像画家。
作是非常尊重的,于是多年来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聪明的办法:给那些从自己的工作中得不到高收入的诗人和作家们一些不惹人注意的清闲差事做做,例如,任命他们当海军部或者参议院的图书馆员。那是一种薪俸不多而工作极少的差使。因为参议员们只是在极难得的情况下才去借一本书,所以,占有
这样一个闲职的幸运者就可以在那幢别具一格的古老的参议院大楼里于工作
时间写他的诗,窗外是卢森堡公园,室内是又安静又舒适,而且不必为稿费着忙,因为这种虽然不多的稳定收入对他们来说已经是足够了。另一些诗人,有的身兼医生,像后来的杜阿梅尔①和社尔丹②,有的开一爿小小的图画商店,像夏尔·维尔德拉克③；有的当中学教师,像儒勒·罗曼④和让一里夏尔·布洛克⑤；有的在哈瓦斯通讯社坐着混时间,像保尔·瓦莱里⑥:有的帮助出版商干点事。但是没有一个人有像他们后辈似的自命不凡:他们的后辈全被电影和大量的印数给毁了,刚一崭露艺术的锋芒,就立刻想过一种随心所欲的生活。而当时的那些诗人们却不慕虚荣,他们之所以从事这些经过选择的卑徽的职业,无非是想使自己的物质生活略有保障,以保证自己精神劳动的独立性。因为有了这样一种生活保障,他们就能够不去理睬腐败的巴黎大报纸；
他们就能够为自己的小杂志写文章而不取任何稿酬——维持这些小杂志总是
要作出个人牺牲的；他们就能够平心静气地接受这样的事实:他们的剧本只
有在文学家的小剧院里演出；他们的名字起初只为少数人所知。无论是克洛代尔①、贝玑②、罗曼·罗兰、还是絮阿雷斯、瓦莱里,在数十年间也只有极少数的文学中坚才知道。他们是繁忙的闹市区里唯一从容不迫的人。为了能在艺术方面进行自由和大胆的思想,对他们来说,默默无闻地生活,为一群远离“闹市区”的安静的人们静悄悄地工作,比去出风头要为重要。他们甘心过一种澹泊的小康生活而并不觉得羞涩。他们的妻子自己下厨和操持家务。晚上朋友们聚会的时候,招待都很简单,因而显得更加亲切。大家围着一张上面马马虎虎铺了块花格台布的桌子,坐在廉价的草编椅子上。房间里的陈设并不比同一层楼里的那个安装工阔气。然而大家都觉得自由自在、无①乔治·杜阿梅尔(GeorgesDuhame1,一八八四——一九六六),法国著名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代表作育《烈士传》、《文明》、《天堂生活的回忆》、《黑暗帝国的新闻》等。
②吕克·杜尔丹(Luc Durtaln,一八八一———九五九),原名安德烈·内普弗(AndréNepveu),法国小说家、评论家,本人又是医生。
③夏尔·维尔德拉克(Charles Vildrac,一八八二——),原名夏尔·梅萨热(Charles Messager),法国诗人、评论家、小说家、剧作家。他作为法国的修道院文社的成员和卓绝的一致主义诗人,对后代的许多诗人曾产生深远的影响。
④儒勒·罗曼(Jules Romains,原名LouisFarigou1e,一八八五——一九七二),法国著名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⑤让一里夏尔·布洛克(Jean一RichardB1och.一八八四——一九四七),法国小说家、评论家、剧作家)他是罗曼·罗兰的朋友,长期保持通信关系,一九六四年发表了他们的《通信集》。
⑥瓦莱里于一九○○年进入哈瓦斯通讯社,任通讯社主持人勒贝的私人秘书达二十年。
①保尔·克洛代尔(PauIClaude1,一八六八——一九五五).法国诗人,戏剧家。他和瓦莱里在文学吏上都被认为是后期象征主义的最重要的诗人。瓦莱里在艺术上师承马拉梅,而克洛代尔则师承兰波。
②夏尔·贝玑(Charlespéguy,一八七三——一九一四),法国作家,代表作有诗剧《霞娜·达克》等。一九○○年他创办的《半月丛刊》团结了法朗士、罗曼·罗兰等大报倾向进步的作家,该丛刊在法国思想界和文学界曾有较大影响。
拘无束。他们没有电话、没有打字机、没有秘书。他们避免使用一切机械器具,就像他们不愿使自己成为宣传机器的工具一样。他们像一千年以前似的用手著书。即使是像“法国梅居尔”这样的大出版社也不采用口授打字,没有复杂的器具。他们不追求外表:不为追求名望和排场而浪费时间和精力。
所有这样一些年轻的法国诗人们和整个法国民族一样,怀着对生的乐趣而生活着,诚然,是以他们最高尚的形式,即怀着对写作的无限喜悦而生活着。
我新结交的这样一些朋友以他们清廉的为人大大修正了我心目中的法国诗人
的形象。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布尔热①以及其他一些著名时代小说家们②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后一类作家以为“沙龙”就是整个世界!我以前在家里曾从
读物上得到过这样的印象:一个法国女人无非是一个只知道照镜子的交际
花,满脑子的艳遏、挥霍,可是法国诗人们的妻子却完全纠正了我的这种有罪的错误印象。她们勤俭持家、谦虚朴素,即便是在最拮据的情况下,也能象变魔术般地在小炉灶上创造小小的奇迹:她们精心照料孩子,并且在一切文学艺术方面又和自己的丈夫心心相印,我从未见过有比她们更贤慧、更娴静的主妇!只有作为朋友、同行,在那个圈子里生活过的人,才了解真正的法国。
莱昂·巴扎尔热特,是我朋友们的朋友,他的名字在法国新文学的大多数著作中被不公正地遗忘了。可是他在那一代诗人中却占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是他把自己充沛的精力毫无保留地倾注在翻译外国作品上,从而为他所喜爱的人奉献出自己全部的风茂年华。我在他这个天生的“同道”身上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自我牺牲者的卓绝典型。他是真正的献身者。他认为自
己毕生的唯一任务是:帮助他那个时代的最重要的有价值的作品发挥作用；
而他自己却从来不必作为那些重要作品的发现者和推广者享受应得的荣耀。
他的满腔热忱,完全是由他的思想觉悟自然促成。他看上去颇有一点军人气质,尽管他是一个积极的反军国主义者。和他交往,可以感到一个真正战友的那种诚挚。他在任何时候都乐于帮助人,给人当参谋；待人一贯诚恳；办事像钟表一样准时,他对别人遇到的一切都很关心,但却从不考虑自己个人的好处。为了朋友,他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世界各地都有他的朋友,但为数不多,而且有所选择。他用十年时间翻译了惠特曼的全部诗歌,并且写了一部关于惠特曼的丰碑式的传记,以便让法国人了解这位诗人。他用惠特曼这样一个热爱世界的自由人作榜样,引导国人的思想眼光越出国界,使自己的同胞变得更刚毅、更团结,这已成为他毕生奋斗的目标,即:一个最优秀的法国人,同时也是一个最热忱的反国家主义者。
我们很快成了情投意合、亲如兄弟的朋友,因为我们两人伪思想都不是只得到自己的国家,因为我们喜爱外国的作品,愿意为介绍外国作品献身而不谋求任何实惠的好处,因为我们两人把思想自由看作是生活中最最重要的事。我从他身上第一次了解到那个“帷幕后面”的法国。当我后来在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一书中读到,奥里维①是怎样反对那位德国人约翰·克利斯朵夫时,我仿佛觉得,书中的描写简直就是我和莱昂·巴扎尔热特之间①保罗·布尔热(Paul Bourget,一八五二———九三六),法国著名小说家、文学评论家。
②指专以表现某个时代为内容的小说家。
①奥里维,是《约钧·克利斯朵夫》一书中的另一主要人物,他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朋友,但两人性格迥异。
的亲身经历。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友谊始终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而其产主的顽强阻力在通常情况下必然会妨碍两个作家之间诚挚、融洽的关系。这个
棘手的问题是:巴扎尔热特以他惊人的坦率态度决定不接受我当时写作的一
切。不过,我觉得,这正是我们的友谊中最美好、也是我最难以忘怀的一点。
他喜欢我本人,并对我为翻译维尔哈伦的作品所作的贡献怀有最深切的感激之心和敬:意。每逢我到巴黎,他总是诚心诚意地到火车站来接我,总是第一个和我打招呼、表示欢迎的人。凡是他能帮助我的地方,他都愿意尽力。
在一切关键性的事情上,我们都是看法一致,关系之融洽,胜似通常的兄弟。
但是他对我自己当时的作品却抱一种坚决否定的态度。他是在昂利·吉尔波①(此人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和作为列宁的朋友,扮演过重要角色)的翻译作品中初次读到我的诗歌和散文的,然而却直言不谛地表示反对,他毫不留情地指责说,我的所有那些作品都和现实没有丝毫关系,完全是一种(他最憎恶的)玄奥文学,他还说,他之所以生气,是因为那些作品恰恰是我写的。他为人一贯耿直,在这一点上从不妥协,也不讲什么情面。譬如说,当他负责一家杂志时,他曾要求我给予帮助——所谓帮助,是指他曾要求我替他从德国物色一些能干的撰稿人,即,替他从德国组约一些比我自己的文稿更好的稿件。至于对我这个他最亲近的朋友本人,却从未要求写一行字,也不打算发表一行字。虽然与此同时他在为一家出版社校订我的一本书的法译本——而他这样做,是没有任何稿酬的；完全是一种出于真诚友谊的牺牲。
尽管我们之间的关系这样怪异,但那种情同手足的友谊在十年时间里却从未削弱过,这使我更加觉得我们之间友谊的特别可贵。后来,当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宣布我早年的作品一律作废,并使自己的作品终于达到一种具有个性的思想内容和形式时,恰恰是巴扎尔热特对我的赞许,使我分外高兴,因为我知道他对我的新作品的肯定完全是真诚的,就像他在以往的十年里对我的作品直爽地表示否定一样。
我在这里还要提到莱纳·马利亚·里尔克这个尊贵的名字。虽然他是一位德语诗人,但我却在回忆巴黎生活的这一页中提到他,这是因为我在巴黎时和他见面次数最多,和他关系最好,是因为他比其他许多人更爱巴黎；我仿佛看到在构成这座城市背景的古老人物像中,他的容貌尤其突出。当我今天回想起他和其他一些对语言艺术有着千锤百炼之功的大师们时,即,当我回想起曾象不可企及的星汉照耀过我青年时代的那些可尊敬的名字时,我的
心中不禁产生这样一个令人悲哀的问题:在我们今天这个动荡不堪和普遍惊
惶失措的时代,难道还有可能再次出现当时那样一些专心致志于抒情诗创作的单纯诗人吗?我今天怀着爱戴的心情不胜惋借的那一代诗人,难道不是再也无处寻觅了吗?——在我们今天这些被各种命运的风暴搅得十分混乱的日子里,那一代的诗人们是后继无人了。那些诗人们,他们不贪图任何的外表生活,他们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他们不羡慕荣誉、头衔、实利,他们所追求的,无非是在安静的环境中搜索枯肠,把一节一节的诗句完美地联结起来,让每一行诗都富于音乐感,光彩夺民诗意浓郁。他们所形成的社会圈子,在①昂利·吉尔波(Hellri Guilbealux,一八八五——一九三八),法国社会党人,新闻工作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版和平主义的《明日》杂志,主张恢复国际联系。一九一六年参加昆塔尔代表会议。从二十年代初起在德国居住,任《人道报》记者。他是法国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出席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我们日常的尘嚣生活中简直像是一个僧侣团,他们故意疏远日常生活。在他们看来,天底下最重要的,莫过于那些柔美的、然而比时代的轰隆声更富有生命力的音响；当一个韵脚和另一个韵脚搭配得非常妥贴时,便会产生一种无法形容的动感,这种动感虽然比一片树叶在风中落下来的声音还要轻,但它却能以自己的回响触及到最遥远的心灵。不过,尽管他们离群索居,但在我们当时的年轻人看来,那样一群如此洁身自好的人是多么崇高,那样一群
一丝不苟的语言的守护人和献身于语言的人(他们把自己全部的爱献给了诗
歌语言,他们的语言不迎合当年的时代和报纸,而是追求不朽的生命力)确实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简直羞于看他们一眼,因为他们生活得小心谨慎,从不出头露面,招摇过市。他们有的像农民一样住在乡下,有的从事一种小职业,有的作为一个热情的漫游者周游世界；他们所有的人只为少数人所知,却也被那些少数人热烈爱戴。他们有的在德国,有的在法国,有的在意大利,但又都在同一个国度,因为他们只生活在诗的王国之中。他们就是这样弃绝一切世上昙花一现的东西,专心于艺术创作,从而也使自己的生活成了一种艺术作品。我经常觉得,在我们当时的青年一代中竟会有那样纯洁清白的诗人,简直不可思议。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我今天不时以一种暗自优虑的心情问自己:在我们今天这样的时代,在我们今天这样新的生活方式之中(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扼杀了人的各种内在的专心致志,就像一场森林大火把动物驱赶出自己最隐蔽的窝一样),难道还会有那样一群全心全意献身于抒情诗艺的人吗?当然,我清楚地知道,每个时代都会有一位诗人创造奇迹,歌德在他为拜伦而写的挽歌中所说的那句动人的安慰话始终是对的。他说:“因为世界将不断创造他们,就像他们自古以来不断创造世界一样。”那样一些诗人是天生会不断产生的；因为即使是最失体面的时代,苍天也总还要偶尔给它留下这种珍贵的信物。而我所说的这种时代,难道不恰恰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吗?——在我们这个时代,即使是最洁身自好的人,最不问世事的人,也得不到安宁,得不到那种创作中酝酿、成熟、思考和集中思想所需要的安宁；而在战前的欧洲,在那个比较友善和冷静的时代,诗人们还是能得到这种安宁的。我不知道,所有那些诗人——瓦莱里、维尔哈伦、里尔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