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美国外交专机在希思罗机场降落，滑行到限制区域，军情五处的内部安全主任杰夫里·沃特斯爵士在那里迎接普莱斯和蒙特罗斯。这位英国情报军官五十开外，中等个，宽肩膀，体格粗壮，满头褐发，鬓角有些发白。他身上有一种温和的幽默，他明亮的蓝眼睛近乎有些淘气，好像在传递默默的信息：待那儿，看见了吧，那又怎么样？空军机组人员卸下客人的行李，少得有限，每人一个手提箱，然后，军情五处的这位主任指挥着地面人员，把手提箱拿到他那大奥斯丁车的行李箱里。
“我想您就是杰夫里·沃特斯爵士吧？”莱斯莉说，她第一个从飞机上出来。
“蒙特罗斯女士，欢迎来到英国！您的行李已拿到车上去了。”
“谢谢。”
“杰夫里爵士？”卡梅伦走到莱斯莉身旁，伸出手。“我叫普莱斯，卡梅伦·普莱斯。”他们握了握手。
“真的是你，老伙计？”沃特斯假装惊讶。“我从没料想到能见着你！当然，我们关于你的档案至少有一英尺高，但谁会去测算英寸呢，对吧？”
“没什么神奇的……没错，我们关于你的档案可能已经有两英尺长，但那我们也没觉得有多高啊。”
“噢，殖民地式夸张，这是我崇拜美国的原因！不过，有一件事是正经的。请把‘爵士’去掉。这个头衔完全没有人承认，封此头衔只是为了让别人看着高兴。”
“你的声音像我认识的什么人——我们俩都认识。”
“我的声音，我的，那个勃伍尔夫·阿格特过得怎么样？”
“还像狼一样。”
“好，我们需要这样……走吧，我们还有一大堆事要做，可你们长途飞行后得有个晚上休息。现在快六点了，你们那儿的时间才刚刚正午；你们得稍事调整。明天早上八点来接你们。”
“从哪儿接？”蒙特罗斯愉快地问。
“这冤枉的‘爵士’还是管用的。我在格罗夫纳广场外的康纳特酒店给你们弄了个套间。照我的判断，可是最上乘的。”
“特等应急基金。”普莱斯解释。
“一个套间？……”莱斯莉眼睛直楞楞瞪着沃特斯。
“哦，别担心，亲爱的。当然是单独的房间。预订时用的是约翰·布鲁克斯先生和琼·布鲁克斯小姐的名字，是兄妹俩。若有人问起，当然不太可能，你们是来这几处理一个英国叔叔的遗产的。”
“律师是谁？”卡梅伦问。“我说的是律师。”
“牛津街的布伦特里和里奇。我们以前用过。”
“你可真利索，杰夫，我得承认。”
“我想，这些年来，棱角都磨得光光的了……来吧，上车。”
“我可不可以说点事？”蒙特罗斯一动不动，让两个男人也停住了。
“可以，什么事？”
“套间当然很好，杰夫里，可我们是从西飞到东，不是从东到西。你说过，现在是我们的中午。我一点都不累——”
“你马上就会感觉到的，亲爱的。”军情五处的主任说。
“可能，但我极想马上投入工作。我想你知道为什么。”
“我当然知道。为你孩子。”
“我们能不能休整个把钟头就开始？”
“我没问题。”普莱斯说。
“你的建议可真悦耳！伙计们，跟你们说吧，因为我们不能把任何资料拿出办公室，我们会派车来接你们，就定在七点半。如果饿了，你们还有时间叫送餐服务，但不要到餐厅去。”
“伟大的应急基金。”卡梅伦喃喃而语。“希望你跟华盛顿一个名叫希尔兹的家伙谈谈。”
“弗兰克·希尔兹？老斜眼？他还活着？”
“我想，我听见一个记录被打破了。”普莱斯说。
罗马，下午五点。
尤里安·纪德罗纳，穿着从康多蒂路买的黑色真丝西装，走下铺着鹅卵石的乌切利，然后上了西班牙台阶，向著名的哈斯勃一维拉·美第奇饭店的天棚入口走去。
和在开罗的阿尔·辛温德尼大街饭店一样，他在一个窄窄的死角停下，用金色登喜路打火机点了一支烟，眼睛膘了一下受到拜伦赞美的著名石阶顶端。他站了一会儿，看有没有一个男的或女的出来，眼睛四处张望。没人出现。他可以继续往里走。
纪德罗纳从鲜红的天棚底下穿过；玻璃门自动打开，他走进豪华的大理石大厅，很快走到左侧闪亮的黄铜电梯前面。他意识到，有几个也在等电梯的饭店客人看了他一眼。他对这种注意已经习惯了，也没什么不安。他知道，只要他愿意，他就辐射出自然的权威，一种天生的优越感，身材，教养，身高，和考究的穿着；永远是这样，他知道，他也喜欢这样。
电梯门开了；他最后一个进去，然后摁了五层的按钮。电梯停了两下后，他就到了，走进铺着厚地毯的走廊，研究了一下铜匾，那铜匾指示他要去的那个套间。
那房间在走廊的尽头，右侧，门把手上有个蓝色的小圆。他在门板中央敲了四下，每敲一下都停一秒钟；他听到咔嚓一声就走了进去。
房间很大，富丽堂皇，墙上是古罗马图景的蜡画，软软的天鹅绒五颜六色，但主要是金色、白色、红色和蓝色。所描绘的内容从古罗马圆形大竞技场里的角斗，到喷泉，到米开朗琪罗及其同时代人雕刻的著名塑像，应有尽有。房子中间位置摆满了四排椅子，每排四把，全都面向一个讲台，每把椅子都有人，坐的清一色都是男人。他们的年龄、国别迥异，从三十出头、四十来岁、五十来岁到六十多岁，分别来自欧洲各地、美国和加拿大。
在场的每个人，都算是新闻界的人，多多少少。有些是著名的记者，有些是知名的编辑；有很多是审计员或财务顾问，剩下的就是几家大报的董事会成员。
而且每个人——不管以何种方式——都是被马塔利斯的党魁——牧羊人的儿子胁迫来的。
尤里安·纪德罗纳故意慢慢地走上讲坛，房间里安静下来。他敦厚地笑了笑，接着开始说话。
“我完全明白，你们来这儿是不情愿的，不是你们的本意，而是被强迫来的。
我真诚地希望能改变你们的思想，这样你们就会理解我们所追求的目标的进步性。
我不是个怪物，先生们。相反，我是一个特别幸运地拥有万贯财产的人，而且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倒宁愿去照看我日益扩大的家产——我的投资，我的马匹，我的体育队，我的饭店——而不愿来带领大家，为了大家的利益，追求经济进步。但是，我不能——让我问你们一个问题。除了一个拥有无穷财富的人，一个不用为自己的存在和生活方式去依靠任何人的人，对无论什么利益都没有责任的人，还有谁能客观地认识到我们这些文明国家所遍布的金融顽症？我想只有这么一个人能，因为他毫无所求。相反，他倒可能失去很多，但即便如此，从长远来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是什么呢？先生们，我是无拘无束的、完全中立的裁判、仲裁者，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但为了完成这个构想和实现我的目标，我需要你们的支持。我相信我得到了你们的支持，所以就让我听听你们的报告；不需通报名字，只需告知报刊名称。我们就从我左手的第一排开始吧。”
“我是曼彻斯特《卫报》的首席投资顾问，”一个英国人说，他低沉、犹豫的声音明显有些勉强。“按照计划，我已经递交了与本报以后十余年亏损会加速的预计相对应的长期经济规划。它们需要增加的资金，远远超出卫报董事们的预想。别无选择，只好大规模引进外部资金了，或者加入其他新闻类出版物的旗下。”《卫报》的人停了一下，又轻轻地接着说，“我已经和《独立报》、《每日快报》、《爱尔兰时报》和爱丁堡《晚报》进行了高度机密的会谈。”他突然停了下来。他说完了，失败兮兮的，表情令人作呕。
“《世界报》，巴黎、马赛、里昂，还有法国各地，”挨着英国人坐的法国人说话了。“因为我们这块——第一排——主要都是有关结构性财务问题，我同意我英国同事的观点，也相应采取了行动。规划是不言而喻的。随着正常的通货膨胀，纸张资源的缩减，还有价格的猛涨，一切都要求重新进行经济评估，基本上都是要求合并。为了这个目的，我也已经与《法兰西晚报》、《费加罗报》和《巴黎先驱报》的决策者进行了秘密谈判。谈判会有成果的。”
“那是毫无疑问的，”一个五十开外、秃顶的美国人说。“技术的进步，印刷业务的电脑化和多元化，使得这种趋势不可抗拒2一家印刷厂至少可以为六家报纸提供服务，明天就能为十二家服务，提供完全多样化的版本。我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的联系人都在等待谁出第一张牌。他们称之为生存。”
“您可以把多伦多《环球邮报》和《埃德蒙顿日报》加入这个单子里去，”这一排第四个客人接着说，他是个乳臭未干的加拿大人，眼睛里闪烁着脐身于新闻界名流之中的兴奋。“回去后，我马上去西部和《温尼伯自由报》与《温哥华太阳报》进行初步磋商！”
“你的热情真令人鼓舞，”牧羊人的儿子说，“但要记住绝对保密。”
“那当然！没问题！”
“现在该我们的第二排了，”纪德罗纳接着说，“我们这一块是为指导国际大报董事会服务的，名义上是这样，如《纽约时报》、《卫报》，还有罗马的《报》和德国的《世界报》。我知道，先生们，你们目前都只是你们各自董事会的下属——假如我没有说得太过的话，但请接受我的忠告——你们的地位迟早会随着死亡和内耗而变化。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主要角色，具有控制力的声音。你们看呢？”
全场连一点反对的声音都没有。只要设身处地，他们就会行动一致。为了实实在在的生存。
“我们的第三排，记者，你们把自己的热情和勇气——我们美国人这么说——都献给了驱使着你们的发动机——报纸。这些人是在街头，在各国，在各省和各个首都，在第一线采写报道，告知全世界的读者。”
“少扯那些花里胡哨的，”说话的是一个年长的美国人，声音沙哑，脸上的皱纹诉说着多少年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瓶威士忌。“我们听明白了。你出题，我们写。既然我们喜欢地位胜过其他，那我们还能有什么可选择的，是吧？”
“我同意，先生，”一个荷兰记者说。“就跟英国人说的，你是聪明至极。”
“没错。”一个巴黎来的记者说。
“太对了——没错！”一个德国记者也附和道。
“来，先生们，这是消极的做法，”纪德罗纳慢慢地说，潇洒地摇了摇头。
“我只认识你们中的两位，但你们四位都是名闻遐迩。你们是你们领域里的领袖；你们说的话以电子速度传遍各大洲大洋，而且你们只要在电视屏幕上出现，就是公认的权威，第四产业里最尊贵的人。”
“我他妈倒希望这能维持下去，”那位愤世嫉俗的美国人插话。
“当然可以，因为你们能准确地报道所发生的事情……自然而然地加强积极面报道，缩小可能给新世纪带来影响的负面反应。毕竟，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我们必须发展我们的文明国家，而不要让国家倒退。”
“你说了这么多，都不过是些陈词滥调，”荷兰人说，幽幽地笑。“你可真是个政治家，先生。”
“这是别人硬压给我的差事，都是些有思想的人干的，说真的，但不是我自己选择的。”
“那更好，先生，”巴黎人表示。“你是在内行之上的外行。没问题。”
“你们，你们每个人，都是特别有天赋、特别有影响力的新闻记者。不管你们过去有什么过失行为——当然我绝对不会去追究——和你们的能力相比都会黯然失色。现在该我们的第四排，也是最后一排了，也许是实现我们目标的人中最独特的一部分。世界上四家主要出版物的编辑，通过你们控制的链条，你们的社论在欧美两百多家重要的国际性报纸上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你们的影响是无边无际的，先生们。你们的观点可以传遍各个工业化国家，你们的认可与否，可以造就或者毁掉那些候选人。”
“您太恭维了，”一个胖胖的德国白发老头发话，他的肥腿挤在椅子里面，他满脸皱纹，斑斑点点，显示出伏案工作的辛苦。“那是在电视出来之前，”他说。
“今天，那些挑战者和在位者都把电视给买下来了！观点从那儿出来。”
“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我的先生，”牧羊人之子反对。“您把轻量级马车套在了一匹壮马身上。您一说话，电视台就得考虑您所说的东西，而且也一直如此。它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您有时间思考，而它没有；那里任何事都是立即迅速进行处理的。电视台的大多数经理，即便是为了避免尴尬，也得回头注意您的观点，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与政治广告拉开距离。”
“他说得有道理，巩特尔，”另一个美国人呼应他那愤世嫉俗的同胞记者，他穿的是保守的商业西装。“我们越来越多地听到这些话，‘下面是付费广告，’或者相反，‘这是委员会付费为参议员某某或候选人某某做的广告。’”
“啊，那它又意味着什么呢？过去那么快。”
“它意味着我们仍然而且将永远肩负重任，”第三位编辑回答，他是个英国人，带着自己的口音。
“我想也始终会如此。”第四排最后一位说，这是个意大利人，身着精工细做的细条纹西装。
“我重申我给第二排那四位董事会成员说的话，”纪德罗纳说，眼睛盯着最后一排的每一个人。“我——我们——知道你们现在仍处在你们编辑队伍中较低的位置，但这种状况会得到改变的。通过你们不需要了解的程序，你们可以提拔到领导层，你们的决定将作为命令得到执行。”
“那就意味着，”那个穿着黑西装、打着军用领带的美国人很是挑剔，“我们在编辑时要按照你所建议我们做的，来编辑我们的报纸系列。”
“‘建议’是个灵活的词，是吧？”牧羊人之子问，“这取决于翻译。我倒喜欢‘劝告’这个词，因为它可以限制住各种选择，是不是？”
出现了片刻的冷场，不只是一个停顿，直到一个意大利人开口。“好吧，”他说着，几乎是把自己的决定憋出喉咙。“否则我们会失去一切。”
“我从不发出威胁。我只是打开窗户说亮话……我看我们的会就到此结束吧。”
会议就此结束。
被马塔利斯召集来的所有与会人士，都像躲瘟疫似的，离开了这间房子。最后离开的一个是那个热情洋溢的加拿大人。
“哦，麦克安德鲁，”纪德罗纳说，用手拍拍年轻人的胳膊肘。“现在这烦人的事结束了，我们何不到楼下酒吧喝点什么？我想我们还在多伦多还有些共同的熟人。我看能想起来。”他提了几个名字。
“没错，先生！真荣幸。”
“好。五分钟后在酒吧见。我得去打个电话。如果可能的话，在酒吧后面占个桌子。”
“我去等着，先生。”
那些“熟人”，除了其中一个，对年轻的麦克安德鲁来说，还只是模糊记得的名字，但纪德罗纳能记得他们，这个事实本身就让他得意得很，特别是，其中一人还刻在他脑海里。他的前妻。
“我对此很抱歉。”尤里安说。
“可能是我的过错，先生。我承认我很有野心，一谈到正事就对她很不好。您看，从麦吉尔大学获得金融管理博士学位后，我就自我膨胀得很。聘约纷至沓来，虽然名声很好却没有一个工资高的，直到突然有一天，蒙特利尔一家投资公司提供了一个位置，那薪水，我当时真的相信，十几年也未必能得到！”
“我理解。然后就是连锁反应。”
“嘿，哥们儿，就是这样！我那时候——”
“请原谅，年轻人，”纪德罗纳打断他。“我的古巴雪茄没了。你能不能帮我到大堂柜台买点？这是一万里拉。”
“没问题，先生。我很乐意，先生！”
野心十足的加拿大人腾地站了起来，很快出了酒吧。牧羊人之子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包，把里头的东西倒进年轻人的杯子里；然后做个手势叫来了服务生。
“告诉我那朋友，我得去打个电话。很快回来。”
“是，先生。”
尤里安·纪德罗纳没有回来，可年轻的加拿大人回来了。他左顾右盼，期待着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的出现。麦克安德鲁端起杯子喝了一口。三十四秒钟后，他就栽到桌子上，眼珠子圆圆的，死了。
牧羊人的儿子走下西班牙台阶，上了马切利，右转来到美国运通公司的办事处。
他给阿姆斯特丹发的密码电报很快就解码实施。电报译出来是这样：
我们的加拿大人是个祸种。他太狂，嘴巴封不住。问题已经解决。再物色另外一个。
纪德罗纳走回到康多蒂路十字路口，这是一个闻名世界的购物胜地。他不想买东西；可他想找个咖啡厅，来一两杯热牛奶咖啡，整理一下思路。
他——他们——马塔利斯已经实现了比世界上其他任何精英组织都要多得多的目标。他们控制了工业、公用事业、全球供应商、电影和电视，最终是全世界的报纸。没有什么能阻挡他们！他们不久就可以控制地球，那真是易如反掌。
贪欲。
渗透，许诺，或者勒索，有谁能抵得住？账本底线在不断上升，直到高得惊人，利润也特别高，下层都排好队等待分红——与魔鬼共处，也比与一个你不了解的人生活在一起要好。下层社会，那些贫穷无知的社会寄生虫又怎么样呢？十八十九世纪怎么办他们就怎么办！逼他们自己去改善自己的处境！是可以实现的。美国就是这么来的！
真的是这样吗？还是有别的？
英国情报机构军情五处办公室里，霓虹灯闪烁，遮帘都拉上了。因为已过晚上十点，也就没有必要挡住伦敦白天的明亮光线。这只是冷战时期的预防措施，当时从大街对面的大楼里发现了望远镜。
普莱斯和蒙特罗斯七点半从康诺特酒店被接上车，八点之前就到了军情五处总部。手上端着杰夫里·沃特斯（现在就不称爵士了）给准备的咖啡，他们三个人都在琢磨从贝尔格莱夫广场布鲁斯特家杰拉德·亨肖锁着的抽屉里发现的笔记。总的来说，这些笔记都是从活页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片，上面全是匆匆写就、潦潦草草、很难辨认的笔迹。可矛盾的是，大多数都细心地叠过几层，好像是寻宝用的秘密线索，塞进岩石缝里或树皮里。
“你们得出什么结果？”沃特斯说，给卡梅伦的杯子添了点咖啡，再回到电热锅边。
“给初学者的，”普莱斯说，“很明显。全都是随随便便写的，也就没有什么基本代码。没有连贯性，除了自己以外，对别人没有任何意义，每张——或者说大多数——都不一样，可能每一张都需要用不同的解码方法。”
“我肯定不能算专家，”莱斯莉说，“可是你们试过全部普通解码办法了吗？”
“把我们单调的电脑都扔出墙去，”杰夫里说，走到橡木圆桌旁坐下。“算术和几何的数字集合；词汇和字母的使用频率，同义词和反义词，平常的英语和街头俚语，还有更粗俗的用法——亨肖不会说外语。”
“你怎么知道的？”卡梅伦问。
“从孩子们那儿知道的。我们向他们了解情况时，他们好多次都表现出一种幽默感。和许多家庭复杂的富家子弟一样，他们到处旅游，会说一口不错的法语。所以在亨肖在场的情况下，他们要交流点秘密都用法语。这通常使得亨肖特别恼火，而他们又特别喜欢这样。”
“这种想法太简单化了，简直荒唐，”普莱斯说，手上举着张纸条。“看这儿，”他把碎纸条面朝上放在桌子上。“MAST/V/APR/TL/BF。全都是大写字母。”
“我不懂。”蒙特罗斯说。
“把省略掉的字母简单整理一下就很清楚了。经巴黎到阿姆斯特丹的电话在皮夹里。所有这些纸条都是两折三折的，仔细折叠以便能塞进小地方，这就足以证明了。”
“那算不算一点飞跃呢？”莱斯莉问。
“我们不认为如此，亲爱的，”沃特斯回答。“我们都触及了同一问题……这小玩意怎么样？”军情五处的老手从桌子上那摞纸上捡起另一张。“我来读；没有大写的，少见，全都是小写：ng——横杠——st——横杠——oh——句号。这没什么意思。另一边，这儿写的是：cv——横杠 bk——横杠 nu——横杠——bf——又一个句号。”
“这是个银行帐号，”卡梅伦说。“可能是在开曼群岛，这个数字，和阿姆斯特丹的电话号码一样，也是叠了放皮夹里的。”
“没错，老先生，我们也相信是这样。”
“他可能也会写出来，很明显。”
“就是，”失败的沃特斯叫了一声。“他从简单化的荒谬跳到深不可测的崇高。
我保证，要是这家伙都是这样制造出这些鬼把戏的话，我们在契克斯别墅的兄弟们就会还在研究这东西！”
“卡梅伦不是说这种编码是为他自己设计的吗？”蒙特罗斯说。
“对，是的，”英国人承认。“这也就是它深不可测的原因，它只在他脑袋里。”
“小心那些业余的，”普莱斯说。“他们每次都把你搞得一团糟……他的下落还没有什么线索吗？”
“一点都没有。就好像他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一样。”
“这想法太吓人了吧。”卡梅伦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伸了伸腰，走到窗户前，把遮帘分开看看外面。“有一件事不算特别奇怪。”
“怎么呢？”莱斯莉问。
“没有尸体，中校。斯科菲尔德告诉我说，每当马塔利斯没有雇佣杀手的时候，他们的原则就是不留尸体。”
“你是不是说亨肖是马塔利斯的一部分哪？”
“很小的部分，杰夫。从我们所知的所有情况看，他愚蠢得很，不可能超过这个。但杀他的人——如果他被杀了——却比他聪明。不管是谁，都是很专业的；‘确信要搞定，你是要负责任的，不要留下任何蛛丝马迹。’我看他们就是这样的。”
“有道理，”沃特斯说。“那你认为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我想你们已经调查了他的亲戚、朋友、邻居、律师、银行、医生——全部？”
“大部分肯定调查过了。阿莉西娅和她首任丈夫丹尼尔是文明模范，他们用自己的财富和名望去做有益的事。从所有报道来看，他们俩是很投合又慷慨大方的一对。”
“她丈夫死了以后呢？”蒙特罗斯说。“亨肖进入了角色？”
“那就大不相同了。起初大家还能接受他，然后慢慢地他就无法令人接受了。
有传言说他不忠，而且酗酒。传言之外，还有确实的消息说，他醉酒后发生过一些汽车事故。他消费的单子都很惊人，有可以确证的投诉，来自数不清的拒绝他入内的酒吧和夜总会。最后也是最可悲的是，处理阿莉西娅夫人野生动植物协会事务的会计公司检举说，亨肖有从该协会挪用资金的嫌疑。他们不敢深入调查，怕影响了其他收入来源，但我敢打赌，这事是真的，涉及一大笔钱。”
“开曼群岛的银行，”普莱斯说。
“那是我的猜测，伙计。”
“不止是猜测，杰夫。可即便我们有帐号号码，也很难进入。”
“我们有我们的办法，老先生。不过，我们也许用不着。阿莉西娅夫人在死之前还给野生动植物协会开了一张两百万英镑的支票。她的孩子们曾提到此事，但说得不详细。他们还是想保护她的慈善组织。”
“你问过我们下一步怎么办，杰夫里，”莱斯莉说。“我想你自己刚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那些孩子。我们能见他们吗？”
“当然可以。他们在城里，在贝尔格莱夫广场老地方乱窜。可我得警告你，他们还是极为伤心；他们和妈妈非常亲，那男孩是只真正的老虎。他们被各种各样的秃鹰包围，有他们不认识的亲戚，有就亨肖提出蛮横要求的律师，有一批批从两便士一张的报纸——你们叫小报——来的记者，那些可怕的报纸和杂志充斥的是女人的乳房，你知道那种垃圾。”
“为什么说那男孩是只老虎呢？”莱斯莉问道。“他不过十七岁，是吗？”
“看样子更像二十岁，体形可以和粗壮的橄榄球球员比试比试。他特别保护他的小妹妹，没有任何人帮助，就把三个——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三个——黏乎乎地缠着她问问题的记者撵出家门。我们的人印象都很深；他把三个人捆在一起，然后每人一脚。两个人胳膊折了，第三个——我该怎么说呢？——弯腰都有问题。”
“我们会很温和的，”卡梅伦说。“我还要穿一件钢护身。”
“除此以外，他还是挺招人喜欢的，如果想接触的话。实际上，他们俩都挺不错，只是大伤心了。”
“听着他像个定时炸弹，杰夫。”
“很难说，伙计。他是个摔跤手，仅此而已。我听说，他在英格兰中部地区得过好几个奖章呢。”
“我已经喜欢上他了，”莱斯莉说。“我儿子是个摔跤手。他只有十五岁，就得了两年一度的初中校际比赛的冠军——”
“我去抓蝴蝶，”普莱斯打断她。“网很沉，可我行……我们什么时候能见到他们，杰夫？”
“明天。说时间吧，他们会等你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