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拉赫善于识别兽类、但是这么一只庞然大物他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虽然他认不清它的全貌，只能看见一个侧影凸出在明亮的地面上，这只猛兽呈现出如此可怖的形象。以致贝尔拉赫都不能动弹了。他看到这只巨兽缓慢地，似乎是无意地转过脑袋瞪视着他。一对圆眼睛看上去象两块光亮而空白的平面。这一意外的遭遇。这只巨兽的威慑力，这一不寻常的现象使他变得疲软无力。他固然尚没有丧失冷静的理智，但是却忘了必须采取行动。他瞧着这只野兽虽然并不畏惧，但是却感到迷惑。犯罪行为始终诱惑着他，就象去破解一个新的大谜语似的始终吸引着他。
这条狗猛然跳起来，一片巨大的黑影向他扑来，这是一只强有力而杀气腾腾的凶猛的怪物。他承受着那无意识的暴躁的野兽向他猛扑下来的压力，几乎来不及举起左臂保护自己的咽喉，老人不出一声，没有发出恐怖的叫喊。似乎一切在他看来是如此的自然，完全合乎这一世界的自然规律。
在这只野兽还不曾撕碎他挡在喉咙前的左臂时，他听见一声枪响；扑向他的身体痉挛起来，温暖的血喷到他手上。狗死了。
这头巨兽沉重地躺在他身上，他伸出手去抚摸它那光滑而汗湿的毛皮，艰难地直起身子，抖了一抖，抹去沾在手上的几根湿草。钱茨走过来，离他很近时才把手枪重新装进大衣口袋。
“您受伤了吗，探长？”他问，怀疑地瞧着撕破的左臂。
“完全没有。那野兽没能咬透。”
钱茨弯下身子，把野兽的脑袋转向灯光，死亡的眼睛反射出光芒。“是食肉兽的牙齿，”他战栗地说，“这野兽会把您撕碎的，探长。”
“您救了我的命，钱茨。”
钱茨却问道：“您身边从来不带武器吗？”
贝尔拉赫用脚碰碰躺在他面前的一动不动的躯体。“很少带，钱茨，”他回答，他们又沉默了。
死狗躺在冰冷肮脏的土地上，他们俯视着它。他们脚下黝黑的一大片东西正在蔓延开来。鲜血从这头猛兽的伤口汩汩流出，就象是黝黑的火山熔岩。
当他们重新抬头张望时，发现良己面对着一幅完全改变了的景象。音乐中断了，灯光明亮的窗子已全部打开，穿夜礼服的人们向外探着身子。贝尔拉赫和钱茨互相瞠目而视，让他们好似站在戏台上当众表演，这使他们很不愉快，尤其因为这戏台设在上帝遗弃的尤拉山区，周围只有野兔和狐狸在互道晚安，探长恼火极了。
五扇窗户里最中间那扇窗前单独站着一个人，和其余人都分开着，那个人用一种特别而清晰的声音大声问道，他们在那边干什么。
“警察局的，”贝尔拉赫平静地回答，又补充说，他面前的想必一定是加斯特曼先生。
那个人回答道，他很惊讶，为了同加斯特曼先生说话，居然必须开枪打死一条狗。而且恰好是在他有兴趣、有机会欣赏巴哈的音乐的时候，说完他重新关上窗户，动作稳重，不慌不忙，仿佛他根本没有动怒，而毋宁认为这次谈话完全无足轻重。
从各扇窗口继续传出纷乱的人声。人们高声说着这一类的话，诸如：“真是闻所未闻！”“主任先生，您说什么！”“简直不象话！”“令人无法相信，警察局的人。议员先生！”然后人们都缩了回去。窗户一扇扇接着关上了，＿之后是一片安静。
这两个警察局的人除了退走别无他法。花园围墙正面入口处有人在等待他们。那是单独一个人，激动地在那儿来回走动。
“快照一照，”贝尔拉赫向钱茨耳语道，在手电筒闪光中的是一张肥胖而庞大的，虽然并非没有特点，却略为扁平的脸，这人穿着一套雅致的夜礼服。一只手上闪耀着一枚沉重的戒指。贝尔拉赫一声低语，灯光熄灭了。
“您是谁，真见鬼。先生？”胖子憎恶地问。
“贝尔拉赫探长。——您是加斯特曼先生吗？”
“国会议员封·许文迪，先生，封·许文迪上校，天杀的，您们在这里到处转悠开枪干什么？”
“我们正在进行调查，必须和加斯特曼先生谈谈，国会议员先生，”贝尔拉赫冷静地回答。
但是这位国会议员不愿平心静气地谈话。他雷鸣似地叫嚷：“嗨，加斯特曼是分裂主义者吧①？”
①尤拉山脉是法国和瑞士交界的山脉，许文迪叫嚷“加斯特曼是分裂主义者”“共产党”用以挖苦警察人员无事生非。
贝尔拉赫决定用另一种称呼来称呼他，他小心地提醒说，上校先生搞错了，他绝不是为了尤拉山区问题来的。
贝尔拉赫还来不及继续往下讲，这位许文迪上校比国会议员许文迪火气更大。他一口咬定说，那么就是共产党啦，该死的，他作为上校不能允许人们在演奏音乐的时候在一旁开枪。他禁止任何一种反对西方文化的示威。瑞士军队就是要维持秩序！
由于这位议员显然丧失了理性，贝尔拉赫觉得有必要采取恰当的措施。
“钱茨，议员先生方才讲的话用不着写进调查报告里去，”他客观地命令说。
这一下打击使国会议员清醒了些。“写进什么调查报告里去，先生？”
贝尔拉赫解释道，他是伯尔尼警察局的探长，正在调查谋杀警察局施密特少尉这个案件。各种各样的人对于指定问题所作的答复，都必须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这是他的责任，但是由于——他犹豫了片刻，现在该选择哪种称呼呢——上校先生显然错误估计了情况，他将不把国会议员的答复写进调查记录。
上校感到很狼狈。
“你们是警察局来的，”他说，“这就不一样了。”
人们应该原谅他，他接着往下说，今天中午他在土耳其大使馆参加午宴，下午他当选为上校联合会“瑞士英雄之家”的主席，接着又不得不在瑞士之家的保留餐桌上“干了一杯荣誉酒”，此外，他上午还参加了他所属的那个党派的特别会议，而现在又来到加斯特曼的宴会上，在欣赏一个也可算是举世闻名的钢琴家的演出，他简直快要累死了。
是否就不能和加斯特曼先生谈话了呢，贝尔拉赫又一次问道。
“你们究竟想从加斯特曼那里打听什么呢？”封·许文迪问，“他同被害的警察局少尉有什么相干？”
“施密特上星期三在他家作客，归途中经过特万时被人谋杀了。”
“我们真是惹了一身骚，”国会议员说，“加斯特曼什么人都邀请，于是就出了这种倒霉事。”
接着他沉默了，似乎在考虑什么。
“我是加斯特曼的律师，”他最后说，“为什么你们单单挑中这个晚上来？你们至少应该先通个电话。”
贝尔拉赫解释说，他们刚刚才发现事情和加斯特曼有关。
上校仍然感到不满足。
“那么这狗是怎么回事呢？”
“它来咬我，钱茨不得不开枪。”
“那就对头了，”封·许文迪并非毫不友好地说，“加斯特曼现在真的不能见你们。即使是警察局有时也同样必须尊重社交界的习惯。我明天上午到您的办公室去，今天一定尽诀同加斯特曼谈一谈。你们也许带着施密特的照片吧？”
贝尔拉赫从自己的皮夹里取出一张照片递给他。
“谢谢，”国会议员说。然后点点头，走进了屋子。
现在贝尔拉赫和钱茨又孤零零地站在花园门口的铁栏杆前；整座房子又和方才一样了。
“对一个国会议员，你有什么办法呢，”贝尔拉赫说。“倘若他兼为上校和律师。那更是集三个魔鬼于一身。我们连同我们美妙的谋杀案只能就此止步，没什么可干的啦。”
钱茨沉默着，似乎在沉思。最后他说。“现在是九点钟。探长。我认为现在最好到拉姆波因的警察那里去。同他谈谈这个加斯特曼的情况。”
“很好，”贝尔拉赫回答，“您可以去。请您没法弄清楚为什么拉姆波因村的人对于施密特访问加斯特曼的情况一无所知。我自己到峡谷口的那家小旅馆去。我要稍稍治一治我的胃。我在那边等您。”
他们走回那条田间小路，来到汽车旁。钱茨继续驾驶，几分钟就到了拉姆波因。
他在小饭店里找到了警察，这人正和特万来的克莱宁坐在一张桌前，旁边是一群农民，显然他们正在进行一场谈判。拉姆波因的警察是小个儿。胖胖的，一头红发。他叫让·波尔·夏乃尔。
钱茨坐到他们中间，两个人对来自伯尔尼的同事心怀的猜疑很快就消失了。只有夏乃尔看上去有点不乐意。因为他现在不能讲法语而必须讲德语了。这种语言他不能运用自如。他们喝白酒，钱茨吃面包和干酪，他当然缄口不谈他刚从加斯特曼家来，却去追问，他们是否仍然没有线索。
“Non（法语：没有），”夏乃尔说，“没有暗杀者的线索。On a rien trouve （法语：什么也没有发现），什么也没有发现。”
他继续讲道，“这一带只有一个人可加考虑，住在罗里尔斯别墅的加斯特曼先生，他买了那幢房子。经常高朋满座，星期三也举行过一次盛大的宴会。但是施密特没有到过那边，加斯特曼对他毫无所知，一次也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施密特nletait Pas Chez（法语；没有去过）加斯特曼家，impossible（法语。不可能去过），完全和绝对的不可能。”
钱茨听着这些支离破碎的话，对他表示自己还想查询一下其他也在那天参加加斯特曼家宴会的人的情况。
克莱宁插嘴道，有这么一个人的，从里格尔兹过去。在谢纳尔茨住着一位作家，他很熟识加斯特曼，经常同他在一起。星期三他也在场。作家也一点儿不知道施密特的事，也从未听说这个名字，并且不信，竟然曾有一个警察在加斯特曼家。
“怎么，一个作家？”钱茨说，皱起眉头。“我必须把这个人物好好想一下。作家常常很前疑，但是我还没有接触过这类高等文化人——这个加斯特曼究竟是什么人，夏乃尔？”他继续追问。
“Un monseiur tres riche（法语：一位很富有的先生），”拉姆波因的警察兴奋地回答，“广有钱财而且tres noble（法语：十分高贵）。他给我的fiancee（法语；未婚妻）很多赏钱”——他自豪地点点那个女厨师——“comme un roi（法语：象一个国王），但是并不怀有从她那里得点什么的目的。从来不。”
“他的职业是什么？”
“哲学。”
“您对此有何看法，夏乃尔？”
“这是一种想得很多，却什么都不干的人。”
“他必须去挣钱吧？”
夏乃尔摇摇头。“他不必挣钱，他有钱。他替整个拉姆波因村纳税。我们大家都很满意，加斯特曼先生是全区最有同情心的人。”
“虽然如此，”钱茨果断地说，“我们仍有必要再去彻底调查这个加斯特曼。我明天上午去他那里。”
“但是请小心他的狗，”夏乃尔警告说。“Un chien tres dan-gereux（法语；一只很危险的狗）。”
钱茨站起来，拍拍拉姆波因村警察的肩膀。“哦，我会对付它的。”
七
钱茨离开克莱宁和夏乃尔，驶往峡谷口的旅馆去和贝尔拉赫碰头时，已经是十点钟。他在那条田间小路通向加斯特曼住宅的拐弯处停了一次车。他走下汽车，慢慢走向花园门，然后沿着围墙绕行一圈。整幢房子还蒙方才那样黑漆漆而孤单地处在被狂风吹弯了腰的巨大白杨树环抱之中。那辆大轿车还停在花园里。钱茨现在不再绕着屋子走，而只站在一个角落里，从那里可以纵览明亮的后院。淡黄玻璃窗后人影时隐时现，钱茨为了不被人发现，把身子紧贴在墙上。他搬走，只有血迹还在窗口射出的灯光下闪现一片黑迹。钱茨走回汽车。
峡谷中的饭馆里已经没有贝尔拉赫。他早在半小时之前就离开饭店，当他喝过一杯酒后，去了特万。他在旅馆里逗留了不到五分钟。女主人这么报告钱茨说。
钱茨思索着老人究竟去了哪里，但是他不能思考太长时间；路太窄，要求他集中全部注意力。他驶过桥梁，他们曾在这里等候，然后驶向下面的森林。
一次特殊而又阴暗的经历袭向钱茨的脑海。他加快速度，突然看到湖泊深处有亮光，白色山岩间一种夜光。他一定是到了出事地点。从岩壁上走出一个黑色的人影，作出明确的手势要汽车停下。
钱茨不自觉地停了车，打开右边的车门，虽然他紧接着立即后悔了，因为一种想法掠过他的脑子，他现在所遭遇的，不正是施密特在被暗杀前几分钟所遭遇的吗。他把手伸进大衣口袋，握紧手枪，冰凉的枪身使他平静下来。人影走近了。他认出来人是贝尔拉赫，但仍然不能消除他的紧张，却由于隐秘的惊吓而脸色苍白，自己也不能对恐怖的原因提供合理的解释。贝尔拉赫弯下身子，他们互相对瞧着对方的脸，仅仅只是几秒钟的事，却似乎有一个钟点之久。谁也不说一句话，他们的眼睛象石头一般毫无表情。终于贝尔拉赫坐到他身旁，他的手才松开那隐藏着的武器。
“你继续开车吧，钱茨，”贝尔拉赫说，声音很平静。
另一个人震颤了一下，因为老人改用了你来称呼，此后一路上探长始终在他身边。
直至到达比尔之后，贝尔拉赫才打破沉默，询问钱茨在拉姆波因打听到什么，“我们最后不得不用法语来称呼这个小地方了。”
关于夏乃尔以及克莱宁为了施密特被杀案想去访问加斯特曼都没有成功这个消息，钱茨没有说。而关于克莱宁述及的那个住在谢纳尔茨的作家，钱茨想，他以后自己和这个人谈话。
由于他们恢复了谈话，钱茨如释重负，作了比任何时候都生动的汇报，因为他想把自己那种特殊的激动压下去。到达舒普芬前两人又沉默了。
刚过十一点钟他们未到阿尔顿堡贝尔这赫家门前，探长走下汽车。
“我再一次谢谢你，钱茨。”他说。和钱茨握手告别。
“说这个也许有点不好意思，但是你确是救了我的命。”
他仍然站立了一忽儿，看着迅速开走的汽车尾灯逐渐消逝的光芒。“现在他能随心所欲地驶行了！”
他跨进他那不上锁的房子，在布满书籍的客厅里，他把手伸进大衣口袋，取出一件武器，小心地放在书桌上那把蛇刀旁边。这是一把巨大的、沉重的手枪。
然后他慢慢脱掉自己的冬大衣。大衣脱下后，只见他的左臂上厚厚地缠绕着布条，似乎他是习惯于训练狗的扑抓的。
八
第二天早晨，老深长根据一定的经验期待着若干不愉快，他是这么称呼自己和路兹的摩擦的。“只知道过星期六，”当他步行过阿尔顿堡桥时心里思量着，“官僚们嘻嘻哈哈完全昧了良心，他们整星期不作一点聪明事。”贝尔拉赫穿着一身黑，因为十点钟将举行施密特的葬礼。他不能逃避它，就是这件事激怒了他。
封·许文迪刚过八点钟就来访，不过没去见贝尔拉赫，而是到了路兹这里，钱茨刚刚向他报告了前一天晚上发生的情况。
封·许文迪和路兹属于一个党派，是独立的、保守的自由社会主义党，由于积极活动，由于共同进餐，再加上并肩参加理事会议、他们彼此已经以“你”相称，虽然路兹没有选进议会；因而封·许文迪在伯尔尼警察局声称，一个名唤路西乌斯的人民代表，绝不可能作这类蠢事。
“其是无奇不有，”他那肥胖的身材还没有出现在门口，便能听见他的声音，“你的伯尔尼警察局的人，干的是什么啊，尊敬的路兹，开枪射杀我的当事人加斯特曼的狗，一条罕见的南美种狗，还打断了文艺演出，阿纳托尔·克劳斯哈尔一拉法艾里是世界闻名的钢琴家。瑞士人毫无教养。没有世界观念，没有丝毫欧洲思想的痕迹。只有一个办法对付他们，让他们去当三年新兵，受受教育。”
路兹一看到他的党内同伴出现就脸色苍白，害怕他的无止境的长篇大论，他请封· 许文迪坐下。
“我们目前正陷在一件最最困难的侦察案件里，”他故作惊人地说道。“这些你全明白，这个案件是那个青年警察的主要任务，用瑞土尺度来衡量他是极有才能的。那个老探长，他也参与此案，则是一块锈铁，这是我的看法。我很可惜那条罕见的南美种狗的死，我也养狗，也爱狗，我也会对它们进行特殊的、严格的训练。恰恰是人类对于犯罪完全缺乏想象力。我方才想到芝加哥，我看我们的情况简直是可怜。”
他中断了片刻，吃了一惊，因为封·许文迪目不转睛沉默地凝视着他。然后他接下去讲，但是口气完全犹豫不定了，他想知道，被杀的施密特是否星期三曾在封·许文迪的当事人加斯特曼家作客，正如警察局根据一定的理由所断定的那样。
“亲爱的路兹，”上校回答说，“我们两人之间打开天窗说亮话。你们警察局的人对此完全一清二楚；难道自己会不知道自己干的事么。”
“您这是什么意思，国会议员先生？”路兹慌乱地问，不自觉地又用您字称呼；因为他从来没有习惯用你字称呼。
封·许文迪往后一靠，两手对握放在胸前，露出了牙齿，摆出一付姿态，是一位上校兼国会议员这种地位的人所具的姿态。“博士先生，”他说，“现在我倒真正想弄明白，为什么你们总是把我们勇敢的加斯特曼和施密特案件纠缠在一起。在尤拉山区那边发生的事，真使警察局名誉扫地，我们早就没有盖世太保了。”
路兹好象从云端掉了下来。“为施密特案，我们怎么对你们那位当事人卡住脖子不放啦？我们和他素不相识。”他窘迫地问，“我们总不能对一件谋杀案丝毫不加调查吧？”
“要是你们丝毫不曾想到施密特化名普郎特尔博士，以慕尼黑的美国文化史讲师的身份参加了加斯特曼在他拉姆波因寓所举行的社交活动，你们警察局全体人员理应以缺乏侦察能力无条件地被解雇，”封·许文迪断言道，激动地用右手的手指叩击着路兹的写字桌。
“对此我们确实一无所知，亲爱的奥斯卡，”路兹说，大感轻松，因为就在这一瞬间他记起了他久久想不起来的这位国会议员的名字。“我也同样怀有极大的好奇心。”
“啊哈，”封·许文迪干巴巴地应了一声，沉默了。这对路兹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处于下风，凡是这位上校希图从他这里得到的，他将不得不在切方面步步退让。他无助地瞧着特拉夫勒的画，瞧着行进的士兵、飘动的瑞士旗帜和坐在马上的将军。国会议员怀着确实的狂喜注意到预审官的窘迫情状，最后随着“啊哈”一声，他同时添加一句道： “警察局也怀有极大的好奇心；警察局也对此一无所知。”
何等不愉快，封·许文迪无情的手段使他陷入不能忍受的境地，但是预审官仍然必须承认，施密特去加斯特曼家既非工作任务，也没有让警察局方面知道他在拉姆波因的访问。施密特所采取的纯粹是私人行动，路兹无力地结束了自己的解释。可是施密特为什么采用化名，对他至今仍是一个谜。
封·许文迪弯下身子用一双布满红丝的服精瞧着路兹。“这就说明了一切，”他说， “施密特是在替一个大国当间谍。”
“你这是什么意思？”路兹问。比方才显得更为狼狈。
“我认为，”国会议员说，“现在警察局首先必须查清，是什么原因促使施密特去加斯特曼家的。”
“警察局首先必须要对加斯特曼进行调查，亲爱的奥斯卡，”路兹反驳说。
“加斯特曼对警察局毫无危险，”封·许文迪回答，“我也不愿意你或者你们警察局中的任何人和他交涉。这是我的愿望，他是我的当事人，而我来这里，就是为了使他的愿望得到满足。”
这个肆无忌惮的答复几乎压倒了路兹，使他最初几乎无言以对。他点燃一支香烟，昏乱中没有向封·许文迪敬烟。然后他在自己的椅子中坐正身子，对答道：“施密特曾去加斯特曼家，这是个事实，很遗憾，警察局不得不向你的当事人进行调查，亲爱的奥斯卡。”
封·许文迪没让自己受迷惑。“事实迫使警察局首先得和我打交道，因为我是加斯特曼的律师，”他说，“路兹，你遇见我应当高兴才是；我不仅愿意帮助加斯特曼，也愿意帮助你。当然整个事件使我的当事人很不愉快，但是你应该比他更为苦恼，因为警察局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一点成绩。而且我还很怀疑你们在这个案件里会有任何一点线索。”
路兹回答说。“警察局几乎把每一件谋杀案都破获了，这是有案可查的。我同意我们在施密特案件中遇到了一定困难，但是我们过去也遇到过这样情况的。”——他中断了片刻——“我们先记下值得注意的结果。因此我们自然而然要到加斯特曼那里去，这也就是加斯特曼派你到我们这里来的原因。遇到麻烦的是加斯特曼，而不是我们，是他必须说明施密特事件，而不是我们。施密特曾经在他家，尽管用的是化名；恰恰就是这个事实使警察局有责任同加斯特曼进行联系，因为被害者的不平常行为首先就要加斯特委负责。我们可以和加斯特曼达成协议，但只能在这样的条件之下，那就是你能向我们作出完满的说明，为什么施密特用化名访问你的当事人，而且去了很多次，象我们所断定的那样。”
“好的，”封·许文迪说，“我们彼此开诚布公吧。你将看到，不仅是我要对加斯特曼作出说明，而且你们也要向我们解释清楚，施密特去拉姆波因寻求什么。在这件事上你们是被告，不是我们，亲爱的路兹。”说话的同时，他取出一张整幅的白纸，把这张大纸摊开在预审官的办公桌上。
“这里是和我那位好心的加斯特曼交往人员名单，”他说，“这是全部名单。我分了三部分。第一部分我们可以排除掉，没意思，是一些艺术家。对克劳斯哈尔—拉法艾拿当然无话可说，他是外国人；我指的是国内的人，他们不是写关于莫加顿战役①以及尼古拉·马纽艾尔②的戏剧，就是尽画些山峰岩石。第二部分人是工业家。你将看到全是些响当当的人物，我认为这些人物是瑞士社会最优秀的精华。我公开这么讲，虽然我从外祖母方面继承了农民的血统。”
①莫加顿（Morgarten），瑞土地名，地形险要，瑞士军队曾在此大败奥地利（1315）和法国（1788）军队。
②尼古拉·马纽艾尔（Niklaus Manuel），瑞士十六世纪诗人和画家。——
“加斯特曼的第三部分客人是些什么人呢？”路兹问，因为这位国会议员突然沉默了，用他的安静使预审官神经质起来，而这自然是封·许艾迪的目的。
“第三部分人，”封·许文迪最后接下去说，“照我的看法，将使施密特事件越发令人不快，不论对你。还是对那些工业家；现在我必须讲到的一些事情，本来应当对警察局严格保密的。但是现在已不能避免伯尔尼的警察局追踪加斯特曼，因为它以令人痛苦的方式发现了施密特曾去拉姆波因，工业家们不得已委托我来警察局向你们汇报情况，如果审查施密特案件时必须如此的话。对于我们，不愉快在于，我们必须披露具有非常重要性的政治事件；对于你们，不愉快在于，你们的权力，这是你们对这个国家里的瑞士人或者非瑞士籍人都具有的，对于这第三部分人却无效。”
“你方才讲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路兹表白。
“你对政治也真是一窍不通，亲爱的路西乌斯，”封·许文迪回答说，“第三部分人牵涉到一个外国大使馆的人员，问题在于，不论何种情况均不能把工业家中某一阶层的人物和他们联在一起。”
九
现在路兹明白了国会议员的话，预审宫的办公室里沉默了很久。电话铃响了，路兹只是把它拿起来朝里面吼了一声
“在开会”，然后又是一阵缄默。最后他说：“就我所知，官方现在不正和这个大国协商一个新的商业协定么。”
“当然，是在协商，”上校回答，“官方在协商；外交家们却还想男外再干点什么。但是非官方的协商更多，在拉姆波因就是在进行私人协商。在现代的工业社会中毕竟可以进行私人协商，国家是无权干涉的，预审官先生。”
“当然，”路兹畏缩地说。
“当然，”封·许文迪重复一遍，“而这种秘密协商是现在不幸被害的伯尔尼警察局少尉乌利希·施密特，用化名秘密参与了的。”
正如封·许文迪正确地预料的，他看出预审官又重新惊惶地沉默了。路兹完全手足无措，只能听任国会议员随便摆布。正如大多数固执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一样，乌利希· 施密特谋杀案的出于意外的经过使这位官员如此选乱，以致于影响他对谋杀案件的侦察工作作出客观的结论。
他确实又一次试图来衡量他的处境。
“亲爱的奥斯卡，”他说，“我没有把一切看得多么严重。瑞士的工业家们当然有权利和他们进行私人谈判，只要这些人对于私人谈判有兴趣，即使是同那个大国的人。对此我没有异议，警察局也决不会干涉。我重复一遍，施密特访问加斯特曼是私人行动，但我还要代表官方表示道歉；因为这样做显然是错误的，冒用假名字和假职务，即使以警察出面有时会遇到一定困难。但是他参加这些集会并非孤零零一个人，也有艺术家在场呀，亲爱的国会议员。”
“必要的装潢而已。我们生活在一个文用国家里，路兹，需要有广告。谈判必须保守秘密，有艺术家在场是最好的办法。欢宴、烤肉、美酒、好烟、妇女、泛泛的闲谈，艺术家们厌烦了，他仍聚集在一起，狂饮滥喝。毫不觉察企业家们和那个大国的代表已经坐在一起。他们也不想注意这些，因为他们对此不感兴趣。艺术家只对艺术有兴趣。但是一个警察，他坐在近旁观察到了一切。不，路兹，施密特之死是非常可疑的。”
“我只能很遗憾地重复一遍，施密特访问加斯特曼的事我们至今还不了解，”路兹回答。
“他倘若不是受警察局的委托去的，那就是受其他人委托去的，”封·许文迪回答说，“有这么一些国家，亲爱的路西乌斯，他们对于在拉姆波因所进行的事有兴趣。这是世界政治。”
“施密特不是间谍。”
“我们有一切理由认为他是一个间谍。对于瑞士的荣誉来说，他是一个间谍而不是一个警察局的密探反倒好些。”
“但他已经死了，”预审官叹了一口气，如果现在能够亲自问问施密特，他愿意不惜一切代价。
“这不是我们的事情，”上校果断地说，“我不愿意怀疑任何人，但是对拉姆波因举行的谈判严守秘密却攸关某个大国的利益。我们是为了金钱，他们则涉及政党的原则。我们当然应对他们公正。这么办恰恰使警察局进行工作陷于困境。”
路兹站起来，走向窗口。“我始终摸不清，你的当事人加斯特曼究竟是个什么角色，”他慢慢地说。
封·许文迪用那张白纸扇着风，回答说：“加斯特曼为工业家和外国使馆的代表提供自己的房子作为谈判场所。”
“为什么恰恰是加斯特曼呢？”
上校喃喃地说，他的可敬的当事人正好具备必须的人选条件。他曾任阿根廷驻中国大使多年，获得了某一大国的信任，他过去又曾担任某一工业家的铁皮托辣斯的执行主席。此外他又住在拉姆波因。
“这又有什么意思，奥斯卡？”
封·许文迪嘲弄地笑了笑：“在施密特被害之前你听说过拉姆波因这个地名吗？”
“没有。”
“原因就在这里，”国会议员肯定地说，“因为没有人知道拉姆波因。我们需要替我们的集会找一个人所不知的地点。这样你可以不去打扰加斯特曼了吧。他不喜欢和警察局发生接触，你必须了解，他不爱你们的审讯、你们的探询、你们的没完没了的查问，这样做，对我们的罗根保尔和冯·龚登①是可以的，如果他们做了坏事的话。但是不能这样对待这么一个人，他曾经拒绝让自己被选进法兰西科学院。而且你的伯尔尼警察局办事实在蠢，没有人会在演奏巴哈音乐的时候射杀狗的。倒不是得罪了加斯特曼。这件事对于他可以说是无关紧要，你的警察局可以朝他的屋子开枪，他不会皱一下眉头。但是还去烦扰加斯特曼先生就没有更多意义了，显然谋杀案的背后有大国在操纵，这个国家不论和我们勇敢的瑞士工业家们，还是和加斯特曼先生，都毫不相干。”
①这两个人名字的意思是“骗子手”和“占便宜者”。
预审官在窗前来回踱着。“我们现在必须转回到我们的调查，特别是施密特生命的调查上来，”他宣称，“涉及外国的事，我们将报告联邦检察长。这个案件他会承担多少，我还不能讲。但他一定会把主要工作委托给我们。你委求宽恕加斯特曼，我愿意允诺。我们看来不可避免要搜查一次屋子。但终究还有必要和他进行谈话，；我请你带他一起来，我们谈话时也请在场。这样我就能自然地和加斯特曼了给仅关形式上的公事。对这个案件这么做，并非为了审讯，而是使整个审讯过程合乎手续，有可能审讯工作要求审问加斯特曼，即使这是毫无意义的。但是一件审讯工作必须完整无缺。我们可以谈一谈艺术问题，一为了使审讯工作尽可能地不触犯任何人，我将不会提往何问题。即使我不得不提问题的话——当形式上需要时，——我也愿事先把问题告诉你。”
现在国会议员也站起身来，两个男人就这样面对面站着。国会议员拍拍预审官的肩膀。
“就这样说定了，”他说，“你将不去打搅加斯特曼，亲爱的路兹，我相信你的话。文件我留在这里；名单开列得很确切，并且完整无缺。我整夜到处打电话，引起极大的不安，人们尚不知道，外国使馆听说施密特案件之后是否还有意于协商。危及几百万元的事，亲爱的博士，几百万元呢！为你的调查工作，我祝你幸运。你是需要幸运的。”
说这些话的同时，封·许文迪脚步重重地走出门去。
十
路兹刚来得及把国会议员拿来的名单通读一遍，感叹单子上名字的显赫，不禁让单子掉落在地——他想，我卷进了一件何等不祥的事件之中——这时贝尔拉赫跨入室内，当然并没有敲门。老人是来索取公文的，以便去拉姆波因和加斯特曼谈话，路兹告诉他下午再办。现在已到参加葬礼的时候，他说，并且站起身来。
贝尔拉赫没有反对，随同路兹离开了房间，路兹的脑子里不时浮现让加斯特曼安宁的语言，可是他又畏惧贝尔拉赫尖锐的抗议。
他们站在街上，都不说话，两人都穿着领子高高竖起的黑大衣。天下着雨，走向汽车这几步路，他们当然没有撑伞。勃拉特尔替他们开车。大雨现在成了真正的瀑布从玻璃窗上倾斜地进射下去。两个人一动不动地坐在自己的角落里。我应该和他谈谈这件事，路兹想，瞧着贝尔拉赫平静的侧面，那一个则和往常一样把手按在胃部。
“您疼吗？”路兹问。
“总是疼的。”贝尔拉赫回答。
于是他们又沉默了，路兹想，这件事我下午再和他讲。勃拉特尔驾驶得很慢。大雨倾盆，一切都沦陷在一堵白色围墙后面。电车、汽车这里那里在这一巨大的倒垂的海洋中浮动。路兹不知道他们如今在哪里，流着雨水的玻璃窗完全看不透。车厢里越来越暗。路兹点着一支香烟，喷出烟气，心里想，他不必和老人讨论加斯特曼的事。接着他说道： “报纸将报道这件谋杀案，不可能再对他们保密了。”
“继续保密也已经没有意义了，”贝尔拉赫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一点线索。”
路兹又掐灭了香烟：“这本来也就毫无意义。”
贝尔拉赫沉默不语，而路兹却情愿争论一番，便又重新透过窗玻璃往外看。雨稍稍小了一点。他们已经在林荫道上。许洛茨哈登公墓在色泽暗淡的树枝间显现出来，可以见到一堵灰色的被雨淋湿的墙头。勃拉特尔把车开进墓园，停住了。他们走下汽车，撑开雨伞，穿过两旁的坟墓向前走去。他们不用费时找寻。墓石和十字架落在后面，他们象是走进了一个建筑工地。地上布满新掘的坟坑，上面铺着木板。湿草地上的潮湿浸入了沾满粘土的靴子。广场正中，在所有这些尚未峻工的、雨水在它们底部积起了肮脏的小水潭的坟墓之间，在临时性的十字架和坟头之间，厚厚堆着迅速腐烂的鲜花和花圈，人们围立在一座新坟旁边。棺材尚未放下去，牧师在念圣经，在他身边，掘墓人穿着一件可笑的燕尾服式的工作幅为他和自己高高撑着一把伞，冻得两只脚不住地来回倒动。贝尔拉赫和路兹在坟坑附近停下，老人听见了哭泣声。这是舒勒太太在哭，在这无休止的大雨中，她显得丑陋而且肥胖，她身边站着钱茨，没有撑伞、穿一件竖起领子的雨衣，腰带委在两边，头上戴着一顶笔挺的黑帽子。他身边站着一个姑娘，脸色苍白，没有戴帽子，一头金发一股股湿漉漉地耷拉下来，这就是安娜了，贝尔拉赫不由自主地想道。钱茨向他们鞠躬，路兹点头作答，老探长却毫无表情。他向围立在墓穴四周的人群扫了一眼，全是警察，全都穿着便服，同样的雨衣，同样的笔挺的黑帽子，雨伞象佩剑一般握在手里，这些奇异的守灵人，不知风从哪儿把他们刮来的，他们的忠实显得不真实。在他们后边，排列成梯队的市政府乐队，穿着黑红二色的制服，是匆匆召集来的，都拼命设法把自己金色的乐器在外套下保护起来。他们就这样围在棺材周围，它平放在那边，一只木制的匣子，没有花圈，没有鲜花，但却是唯一的温暖所在，正在这一无休止的雨滴之中安葬，雨水单调地拍溅着地面，始终如一，永无尽止。牧师早已读完了。没有人注意到。这里只有雨水，人们只听到雨声。牧师咳嗽起来，先是一声，接着好几声。于是低音喇叭、长喇叭、号角、短号、低音笛一齐奏鸣，傲慢而雄壮，乐器在雨帘中闪着金光；但是它们也沉没了，消散了。停止了。一切全退缩在雨伞之下，雨衣之下了。雨始终不断地下着。鞋子陷在泥泞之中，雨水汇成小河流入空的墓穴。路兹鞠了一个躬，走前几步。他瞧瞧潮湿的棺材，又鞠了一个躬。
“先生们，”他的声音在雨中透过水幕几乎听不清楚：
“先生们，我们的同事施密特不在了。”
一阵狂野、粗厉的歌声打断了他：
“魔鬼出没往来，
魔鬼出没往来，
把人类统统打败！①”
①这一段歌词和下一段歌词均为瑞士土语，暗示加斯特曼的两个仆人用的是法国护照，却都是瑞士本地人。
两个穿燕尾服的男人穿过墓地蹒跚而来。既不打伞，也不穿雨衣，他们一无遮蔽听任雨水浇淋。衣服都粘贴在身上，每人的头上都戴着一顶大礼帽，雨水从帽上流到他们脸上。他们两人合提着一只巨大的绿色的月桂花圈，飘带垂到地上，拖曳过地面。这是两个粗野、巨人般的家伙，穿礼服的屠夫，已经喝得烂醉，几乎要醉倒了，但是两个人从没有同时颠踬，那只月桂花圈总算牢牢抓在中间，花圈就象海上遇难的船只上下颠簸着。他们口齿不清地唱起了一只新的歌：
“磨房主的老婆死了男人，
老板娘还活着，还活着，
她和雇工结了婚。
老板娘还活着，还活着。”
他们奔向悲伤的人群、挤了进去，站到舒勒太太和钱茨中间，没有受到任何阻拦，因为人们惊讶得目瞪口呆，而他们却又穿过潮湿的草地蹒跚离去了，互相支持着，互相围抱着，爬越坟丘时摔倒了，以酩酊醉汉的巨力撞翻了十字架。他们的歌声在雨中逐渐消逝，一切又重新被淹没了。
“一切都会过去，
一切都会消失！”
这是人们听到他们唱的最后一句歌词。只有花圈还躺在那里，抛掷在棺材上，肮脏的飘带上写着流畅的黑字：“献给我们亲爱的普郎特尔博士”。当墓旁的人们从惊怪中恢复过来，为这场意外事变所激怒，而市政府乐队，为了挽救葬礼气氛，又重新绝望地吹奏起来的时候，而又升级成为瓢泼大雨，鞭挞着杉树，一切都从墓地上冲走了，只有守灵的人们留了下来，这些黑色怪衣人在狂风呼啸中，在哗啦啦的暴雨下，奋斗着，好不容易才把棺材安放下去。
十一
贝尔拉赫和路兹重新坐进汽车，勃拉特尔穿过匆匆溃散的警察和乐队队员驶入林荫夹道，路兹博士终于爆发了怒气：
“岂有此理，这个加斯特曼，”他大声嚷道。
“我不明白，”老人说。
“施密特出入加斯特曼家用的就是普郎特尔这个名字。”
“那么这就是一种警告罗，”贝尔拉赫回答，而不再往下问。他们驶向路兹居住的莫里斯泰顿。现在倒是和老人谈谈加斯特曼的适当时刻，但是路兹想到有人要让加斯特曼得到安宁，因此重又保持沉默。他在布格恩切尔下了车，只剩下贝尔拉赫一个人。
“要我送您进城吗？探长先生。”驾驶座前的警察问。
“不，送我回家，勃拉特尔。”
勃拉特尔现在加快了速度。雨已渐渐变小，是的，在莫里斯泰顿，贝尔拉赫有一刹那曾被一道刺目的光芒所笼罩。阳光穿破了云层，又消失了，重新是烟雾和云峰追逐嬉戏，妖怪似地从西方聚集过来，堵塞在高山前，在城市上空投下忽明忽暗的影子，它躺在河面上，在森林和丘陵之间铺开它那没有意志的躯体。贝尔拉赫疲倦的手抚摸着潮湿的大衣，眯缝的眼睛闪闪发光，贪婪地汲取面前的景色：大地美极了。勃拉特尔停住车。贝尔拉赫向他道谢后下了车。雨已住了，只有风还在刮，潮湿冰冷的风。老人站着，等待勃拉特尔调转笨重的车身，车子又驶走时。再一次向他致谢。然后步向阿尔河。河水涨得高高的，纯粹是肮脏的褐色。一辆破旧生锈的儿童车在水中漂浮，一根粗树干，一棵小松树漂来了，然后，舞动而来的是—只小小的纸船、贝尔拉赫久久凝视着河水，他爱阿尔河。然后他穿过花园回家。
贝尔拉赫换了一双鞋子，然后才走进客厅，但是站在门槛上呆住了。书桌后坐着一个男人，正在翻阅施密特的文书夹。他的右手玩弄着贝尔拉赫的土耳其蛇刀。
“原来是你，”老人说。
“是的，是我，”另一个人回答。
贝尔拉赫关上门，坐到书桌对面的靠背椅上。他沉默地涂着对面的人，而那个人积平静地继续翻阅着施密特的文书夹，那人长着一材近似农民的体格，消瘦的、然而是圆圆的脸上有一对平静、沉思、深深下陷的眼睛，头发剪得短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