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现在的名字叫加斯特曼，”最后老人说道。
那个人取出一只烟斗，填满烟丝，眼睛始终望着贝尔拉赫，点燃之后，一边用食指敲着施密特的文书夹，一边回答说：“一个时期以来，你早已完全知道了。你派那个年青人来盯我的稍，这些材料是你授意写的吧。”
然后他合上文书夹。贝尔拉赫看看书桌，他的手枪还放在那里，他只要一伸手就可掉转枪柄；接着他说；“我从未停止追踪你。总有一天我会成功地证实你的犯罪行为。”
“你得加快速度才行，贝尔拉赫，”另一个人回答，“你没有很多时间了。医生说你还能再活一年，要是你现在就动手术的话。”
“你说得对，”老人说，“还有一年我现在不让人动手术，我必须作好安排。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是最后的，”另一个人证实说，于是他们又陷入沉默，无穷尽地对坐着，沉默着。
“四十多年过去了，”另一个人重新开始话头，“我们两人是在博斯普鲁士海峡过某一家歪歪斜斜的犹太小酒店第一次见面的。当时月亮象一块黄色丑陋的瑞士干酪从云层间露出来，透过腐烂的梁木照在我们头上，这次会见我还记忆犹新呢。你，贝尔拉赫当时是从瑞士到土耳其来服务的警察局青年专家，是特邀来进行某些改革的，而我呢— —是的，我是一个到处流浪的冒险家，现在还是，渴望认识我这唯一的一次生命和同样唯一的神秘的星球。我们第一眼就互相爱上了，当我们面对面坐在穿长袍的犹太人和肮脏的希腊人中间的时候。我们当时饮的烧酒是何等美妙，这白色冒泡的液体是椰枣和敖德萨附近一大片燃烧的海洋似的异邦谷田产物酿成的，我们把它们灌进喉咙，使我们强壮有力，使我们的眼睛在土耳其的夜空中象炽热的煤块似的闪光，我们的谈话也炽热起来。唤，我爱想念这一时刻，它决定了你的生活，也决定了我的生活！”
他哈哈大笑。
老人坐着，沉默地瞧着他。
“你还能再活一年，”另一个人接下去讲，“而你固执地追踪我已有四十年了。这就是计算的结果。贝尔拉赫，你可记得当年我们在托法尼郊外那家酒店潮湿有霉味的空气里，在土耳其烟草浓雾包围中讨论了什么吗？你的论点是，人是不完整的，事实上我们不可能事先有把握地判断别人的行为，我们也不可能考虑到隐藏在一切事物中的偶然因素，这就是大多数犯罪行为必然会被揭露出来的原故。你认为犯一桩罪是一件蠢事，因为人不是棋子可以随便摆布。我的论点相反——说是自信倒不如说是为了反对你—— 我认为正是由于人们的错综复杂关系使犯罪行为有可能进行，而不被识破，由于这个原故，极大多数的犯罪行为不仅没有受到惩罚，而且也没有被人们料到，仅仅是在暗中发生的。我们继续争辩不休，由于那犹太老板斟给我们的烧酒燃起的地狱般的火气，更由于我们的年青，勾引我们在狂热之中打了赌，正好是月亮在这小亚细亚后面落山的时候，这是一次违反上天意志的赌局，是我们自己无法遏制而开的一场玩笑，即使它是一次对上帝的可怕的诅咒，“只因为我们受打赌本身的引诱，好似被凶恶的魔鬼勾引心灵去作坏事一样。”
“你说的对，”老人平静地说，“我们当时互相同意进行打赌。”
“你不曾想到，我是会遵守约定的，”另一个人笑着说，“当我们第二天早晨脑袋沉重地从荒凉的小酒店。醒来时，你是在一条霉烂的长板凳上，而我则躺在酒迹未干的桌子下面。”
“我没有想到，”贝尔拉赫回答，“一个人有可能去遵守打赌的约定。”
他们沉默了。
“我们不必试探了，”加斯特曼又重新开言道，“你的正直使你永远不会受到诱惑，但是你的正直却引诱了我。我挑起了一次大胆的竞赛，当你的面犯下一桩罪行，而你却不能够提供我犯罪的证明。”
“三天之后，”老人轻声说，沉入回忆之中，“当我们和一个德国商人经过穆罕默德桥上时，你在我亲眼目睹下把他推进了水里。”
“那个可怜的家伙不会游泳，而你那时对此道也不很精通，人们把由于从事不成功的救人尝试而淹得半死的你从金霍内斯河污浊的波浪中救了出来，”另一个人不可动摇地说，“谋杀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土耳其夏日发生的，海上吹来阵阵令人舒适的微风，在一座生气盎然的桥上，在大庭广众之下，有一对对欧洲殖民者情侣，还有一堆堆回教徒和当地的乞丐，尽管如此，你提供不出我犯罪的任何证据。你逮捕了我，全然徒劳。审讯很久，全然无用。法庭相信我的辩白，他们宣判那个商人是自杀。”
“你能证明那个商人正面临破产，并想通过欺骗徒劳地挽救自己，”老人惨苦地说，比任何时候都苍白。
“我极其精确地挑选了我的牺牲品，我的朋友，”另一个人笑着说。
“干是你成了一个犯罪者，”老探长回答说。
另一个人无心地玩弄着那把土耳其刀。
“我是有点儿象一个犯罪者，我现在也不能够否认。”他最后懒洋洋地说，“我成了一个越来越高明的犯罪者。而你成了一个越来越高明的刑事学家。但步调是：我总比你先走一步，而你永远也追不上。我始终象一个灰色的幽灵出现在你的发展道路上，我始终有兴趣在你的鼻子底下干出可谓大胆的、粗野的、亵渎神明的犯罪行为，而你却始终不能够对我的行为提供证据。你能够制胜那些笨蛋，但是我却战胜你。”
他不断说着，一面注意地，但是嘲弄地观察着老人。“我们就这样活着。你生活在你的上司之下，在你的警察局领域和发臭的官衙里，永远为达到你的有限度成就的顶峰而勇敢地攀登一级一级的阶梯，你和盗窃犯、伪造犯纠缠，和那些从未正当生活过的可怜虫纠缠，和那些暴露出来的可怜的杀人者纠缠。我和你相反，一会儿在黑暗中，在不受注意的大城市的深渊中，一会儿在辉煌事业的光芒中，佩满了勋章，豪放地大做慈善事业，当我对此有兴趣的时候，而在另一种情绪下又喜欢干些坏事。何等惊险的游戏呀！你渴望毁灭我的生命，而我则顽强地保护我的生命。真的，一个夜晚把我们永远用链子连在一起了！”
坐在贝尔拉赫书桌后面的人拍了一下手，这是一声孤零零的、冷酷的拍击：“现在我们已经走到我们生活道路的尽头了，”他叫喊道，“你已经回到了你的伯尔尼，半失败地来到了这个睡意朦胧的、正直的城市，虽然人们不很清楚这城市有什么事情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而我呢。我回到了拉姆波因，这也是出于一种情绪；人们喜欢圆满地结束一生，因为这个为上帝所遗弃的村庄是一个早已埋葬的妇女生我的地方。没有多加考虑，我相当无意地回到了这里，也正是这样，十三岁那年，我是在一个雨夜潜行出走的。现在我们又碰头了。算了吧，朋友，有什么意思呢。死亡是不会等到结局的。”
这时他的手以一种几乎难以觉察的动作一扬，那把刀飕的恰巧擦过贝尔拉赫的脸颊，深深扎进安乐椅中。老人一动也不动。另一个人笑了：
“那么你是相信我杀了这个施密特的罗？”
“我正在调查这个案子，”探长回答。
另一个人站起来，拿起文书夹。
“这个我带走了。”
“我总有一天会成功地证明你的罪行的，”贝尔拉赫第二遍说，“而现在是最后的机会了。”
“文书夹里是唯一的、虽则是微不足道的证据，这是施密特替你在拉姆波因收集的。丢了文书夹，你就丢了证据。抄本或照相付本你都没有，我知道你的。”
“没有，”老人承认，“我没有诸如此类的东西。”
“你不想用手枪来拦阻我吗？”另一个人讥讽地问。
“你已经取走了子弹，”贝尔拉赫一动不动地回答。
“丝毫不错，”另一个人说，同时拍拍他的肩膀。一然后他走过老人身边，门打开了，又重新关上了，他又走出了外边的那扇门。贝尔拉赫始终坐在安乐椅上，脸颊挨着冰凉的钢刃。突然他拿起枪，瞧瞧后面。枪是实弹的。他跳起来，奔进前厅，又奔向门边拉开大门，手里攥紧了枪；街上暗无一人。
疼痛发作了，巨大的、剧烈的、针刺似的疼痛，一道阳光照到他身上，他痛得扑到床上，痉挛着，由于高烧而颤抖着。老人象野兽一样用手和脚爬着，跌倒在地上，在地毯上辗转翻滚，然后在他房间的某一个角落，在椅子之间躺下不动了，出了一身的冷汗。 “什么样的恶人呀？”他轻轻地呻吟道，“什么样的恶人呀？”
十二
他仍然站起身。病发作一阵后他感到好过多了，疼痛早已停止。他小心地啜饮一点暖酒，此外不再吃什么。但他并不放弃沿着熟悉的路穿过城市，走上联邦大楼的台阶，他确是睡意懵懂，但是在迎面吹来的干净空气中每走一步都使他舒服。他很快来到路兹办公室在路兹的对面坐下，路兹什么都没有觉察，也许正在和自己的坏良心作剧烈斗争，为了能够陈述某些事。路兹最后决定，关于自己和许文迪的谈话还要在下午，倘若不是等到傍晚，看情况后再和贝尔拉赫商量。因此他就象挂在自己对面那幅特拉夫勒画中的将军那样，挺出胸膛，摆起一付冷冰冰的架势，用一种生硬的电报腔教训起老人来。可是探长对他的放肆姿态丝毫未加抗议。贝尔拉赫对一切都表示同意，认为，也许这样做是最好的办法：耐心等待联邦议院的决定，同时汇集施密特生平的主要材料。路兹惊讶万分，因为老人放弃了自己的立场，而且态度极端和蔼，语调平静。
“关于加斯特曼我当然调查过，”路兹说，“对他已有足够了解，确信他不管怎样都不可能是杀人犯。”
“当然，”老人回答。
路兹在午间得到了从比尔方面来的若干情报，便装作胸有成竹地说：“出生在萨克森的普考①，一个皮货巨商的儿子，最初是阿根廷驻中国大使——他从青年时代就侨居南美洲——，后来侨居法国，大都是作扩展业务的旅行。他获得过法国政府的荣誉十字章，通过出版物，人们对他的生平传略十分熟悉。他的品格很优秀，这是事实，因为他曾拒绝进入法国科学院。这使我很钦佩。”
①德国地名。加斯特曼是瑞士人，却伪造出生地点和历史。
“很有意思的性格，”贝尔拉赫说。
“关于他的两个仆人，也进行过调查。他们有法国护照，然而是在艾门塔尔②出生的。他派他们到葬仪上作了一次恶作剧。”
②瑞士伯尔尼之地名。
“这象是加斯特曼的风格，恶作剧，”老人说。
“他对死狗事件很恼火，就家施密特案件使我们特别恼火一样。我们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总算运气，我和封·许文迪是朋友。加斯特曼是一个全世界有名的人物，他受到我们瑞士企业家的绝对信任。”
“因此他必然是正确的，”贝尔拉赫表示。
“他的人格使他免受嫌疑。”
“这一点有决定意义，”老人点头同意。
“可惜我们关干施密特，没有更多情况可谈，”路兹结束道，让人把电话接到联邦议院。
当他在耳机旁等待时，已经打算转身离开的探长突然说道：“我向您请一个星期病假，博士先生。”
“好的，”路兹回答，用手掩住耳机。因为对面已经通话，“星期一您不用来！”
钱茨正等候在贝尔拉赫的房间里，老人进来时他站了起来。他自以为镇静，但是探长观察出这个警察神经很紧张。
“我们到加斯特曼家去吧，”钱茨说，“这是刻不容缓的。”
“去作家那里，”老人回答，穿上了大衣。
“走弯路，完全是走弯路，”钱茨打赌说，跟在贝尔拉赫后面走下楼梯。
探长在门口站住了。“那边不是施密特那辆兰色的梅尔西特斯汽车吗。”
钱茨回答，他买下了它，是分期付款，这辆车子总归要卖给什么人的。随即他们登上了汽车。
贝尔拉赫坐到他旁边，钱茨把车子从停车场驶向贝特莱汉。贝尔拉赫嘟昧说。“你又走英斯这条路。”
“我喜欢这条路线。”
贝尔拉赫浏览着洁净如洗的田野。一切都浸沉在明亮而宁静的光线之中。一轮温暖而柔和的太阳尚悬挂天空，却已将近黄昏了。两个人都沉默着。
只有一次，在凯采尔和蒙希米尔之间，钱茨问：“舒勒太太告诉我，您从施密特的房间拿走了一只文书夹。”
“没有公家的事，钱茨，全是私事。”
钱茨不说什么，也不再问话。只是贝尔拉赫必须敲敲记速计，它已指到一百二十五了。
“别这么快，钱茨，别这么快。我倒并不害怕，但是我的胃有病。我是一个老人了。”
他仍然站起身。病发作一阵后他感到好过多了，疼痛早已停止。他小心地啜饮一点暖酒，此外不再吃什么。但他并不放弃沿着熟悉的路穿过城市，走上联邦大楼的台阶，他确是睡意懵懂，但是在迎面吹来的干净空气中每走一步都使他舒服。他很快来到路兹办公室在路兹的对面坐下，路兹什么都没有觉察，也许正在和自己的坏良心作剧烈斗争，为了能够陈述某些事。路兹最后决定，关于自己和许文迪的谈话还要在下午，倘若不是等到傍晚，看情况后再和贝尔拉赫商量。因此他就象挂在自己对面那幅特拉夫勒画中的将军那样，挺出胸膛，摆起一付冷冰冰的架势，用一种生硬的电报腔教训起老人来。可是探长对他的放肆姿态丝毫未加抗议。贝尔拉赫对一切都表示同意，认为，也许这样做是最好的办法：耐心等待联邦议院的决定，同时汇集施密特生平的主要材料。路兹惊讶万分，因为老人放弃了自己的立场，而且态度极端和蔼，语调平静。
“关于加斯特曼我当然调查过，”路兹说，“对他已有足够了解，确信他不管怎样都不可能是杀人犯。”
“当然，”老人回答。
路兹在午间得到了从比尔方面来的若干情报，便装作胸有成竹地说：“出生在萨克森的普考①，一个皮货巨商的儿子，最初是阿根廷驻中国大使——他从青年时代就侨居南美洲——，后来侨居法国，大都是作扩展业务的旅行。他获得过法国政府的荣誉十字章，通过出版物，人们对他的生平传略十分熟悉。他的品格很优秀，这是事实，因为他曾拒绝进入法国科学院。这使我很钦佩。”
①德国地名。加斯特曼是瑞士人，却伪造出生地点和历史。
“很有意思的性格，”贝尔拉赫说。
“关于他的两个仆人，也进行过调查。他们有法国护照，然而是在艾门塔尔②出生的。他派他们到葬仪上作了一次恶作剧。”
②瑞士伯尔尼之地名。
“这象是加斯特曼的风格，恶作剧，”老人说。
“他对死狗事件很恼火，就家施密特案件使我们特别恼火一样。我们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总算运气，我和封·许文迪是朋友。加斯特曼是一个全世界有名的人物，他受到我们瑞士企业家的绝对信任。”
“因此他必然是正确的，”贝尔拉赫表示。
“他的人格使他免受嫌疑。”
“这一点有决定意义，”老人点头同意。
“可惜我们关干施密特，没有更多情况可谈，”路兹结束道，让人把电话接到联邦议院。
当他在耳机旁等待时，已经打算转身离开的探长突然说道：“我向您请一个星期病假，博士先生。”
“好的，”路兹回答，用手掩住耳机。因为对面已经通话，“星期一您不用来！”
钱茨正等候在贝尔拉赫的房间里，老人进来时他站了起来。他自以为镇静，但是探长观察出这个警察神经很紧张。
“我们到加斯特曼家去吧，”钱茨说，“这是刻不容缓的。”
“去作家那里，”老人回答，穿上了大衣。
“走弯路，完全是走弯路，”钱茨打赌说，跟在贝尔拉赫后面走下楼梯。
探长在门口站住了。“那边不是施密特那辆兰色的梅尔西特斯汽车吗。”
钱茨回答，他买下了它，是分期付款，这辆车子总归要卖给什么人的。随即他们登上了汽车。
贝尔拉赫坐到他旁边，钱茨把车子从停车场驶向贝特莱汉。贝尔拉赫嘟昧说。“你又走英斯这条路。”
“我喜欢这条路线。”
贝尔拉赫浏览着洁净如洗的田野。一切都浸沉在明亮而宁静的光线之中。一轮温暖而柔和的太阳尚悬挂天空，却已将近黄昏了。两个人都沉默着。
只有一次，在凯采尔和蒙希米尔之间，钱茨问：“舒勒太太告诉我，您从施密特的房间拿走了一只文书夹。”
“没有公家的事，钱茨，全是私事。”
钱茨不说什么，也不再问话。只是贝尔拉赫必须敲敲记速计，它已指到一百二十五了。
“别这么快，钱茨，别这么快。我倒并不害怕，但是我的胃有病。我是一个老人了。”
十三
作家在自己的书房接待他们。这是一间古老的、低矮的房间，迫使他们两人在进门时不得不象在轭下那样弯下腰。屋外那只黑脑袋的小白狗还在嚎叫，屋子里不知什么地方有一个孩子在哭喊。作家坐在哥特式的窗户前，穿一件护身服，外罩一件棕色的皮夹克。他在自己前座位上转向进门的人，并不离开那只厚厚铺满纸张的书桌。然而他没有站起来，也几乎没有打招呼，只是问道，警察局找他有何贵千。他很不礼貌，贝尔拉赫想，他不喜欢警察；作家从来不喜欢警察。老人决定小心谨慎，钱茨也在全部过程中无所动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人研究观察，否则我们就会被写进一本书里去，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想道。但是当他们按照作家的一个手势坐到柔软的靠背椅上时，他们吃惊地发觉自己正在一扇小窗户投来的光线之中，几乎看不清这间低矮的绿色房间里在大量书籍中的作家的脸，这种逆光特别狡猾。
“我们是为施密特案件来的，”老人开言道，“他驾车经过特万镇时被人暗杀了。”
“我知道。为了普郎特尔博士案件，要调查加斯特曼，”在窗子和他们之间那个黑影回答说，“加斯特曼和我讲过这件事。”这张脸亮了一刹那，因为他点燃了一支香烟。两个人还来得及看到这张脸皱缩成一付狰狞的模样：“您们要我不在场的证明吗？”
“不，”贝尔拉赫说。
“您们不相信是我谋杀的？”作家显然失望地问。
“不，”贝尔拉赫干巴巴地回答，“不是您。”
作家叹息道。那么我们又得说，作家在瑞士是最最可怜地不受重视的。”
老人笑起来：“倘若您一定要知道，我们当然早就知道您当时不在场。谋杀那天夜晚十二点半时，您在拉姆林根和谢乃尔兹之间遇见了守林人，和他一起回家的。您们是同路。那个守林人说，您非常风趣。”
“我知道。特万镇的警察已经向守林人打听过我两回了。还问过了这里所有其他人，甚至我的岳母。我当然也是谋杀嫌疑犯，”作家傲慢地确定说。“又是一种作家式的结论，”贝尔拉赫心里想，这正是作家的虚荣心，他要求人家认真地对待他。三个人全沉默了，钱茨竭力设法看清作家的脸。但是在这种光线中一切努力全属徒劳。
“那么您们还想要什么呢？”作家最后气呼呼地说。
“您和加斯特委交往很多吧？”
“是审讯么？”黑影从窗下更往前探出身体。“我现在没有时间。”
“请您不要这么冷淡，”探长说，“我们只是想随便聊聊。”
作家喃喃抱怨着。
贝尔拉赫再一次问道：“您和加斯特曼交往很多吧？”
“有来有往。”
“为什么？”
老人原来期待着又一次愤怒的答复。但是作家只是笑了笑，朝他们脸上吹去阵阵烟雾，说道：“这个加斯特曼是一个有趣的人，探长，这样一个人吸弓着一大群作家。他善于烹调，手艺极佳，您听见么！”
于是作家开始谈论加斯特曼的烹任艺术，从一道菜描写到另一道菜。两个人听完五分钟，然后又是五分钟；当作家已经整整讲了一刻钟加斯特曼的烹调艺术，而且除了加斯特曼的烹饪艺术其它什么都没讲时，钱茨站了起来，表示说，可惜他们不是为了欣赏烹任艺术而来的，但贝尔拉赫表示反对，变得极为活泼，他对此很感兴趣，连他自己也开始讲起来。老人生气勃勃，滔滔不绝地讲述起土耳其的、罗马尼亚的、保加利亚的、南斯拉夫的、捷克的烹调术，两个人相互抛出一道道佳肴，好象在玩抛球似的。钱茨出汗了，心里在诅咒。两个人始终没有从烹任术转移开，但是最后，在三刻钟之后，他们精疲力尽了，似乎在内心举行了一次冗长的飨宴。作家点着了一支香烟。一切寂静无声。附近那个孩子又开始哭喊。狗在楼下吠叫。钱茨非常突然地冲着房间喊道；
“是加斯特曼杀了施密特吗？”
问题提得如此幼稚，老人摇摇头，他们面前的黑影说道：“这要您自己来下判断了。”
“我请求答复，”钱茨果断地说，向前探出身子，但是作家的脸仍然不可辨认。
贝尔拉赫很好奇，不知被问者反应如何。
作家保持平静。
“那么那个警察是什么时候被杀的？”作家问。
事情发生在午夜之后。钱茨回答。
他不知道，逻辑的法则对干警察局是否也同样适用。作家答复说，而他对此也十分怀疑。因为他，正如警察局辛苦侦察确定的，十二点半时在去谢乃尔茨的路上遇见了守林人，依此类推他和加斯特曼告别一定不到十分钟，显然加斯特曼不是合适的谋杀者。
钱茨还想进一步了解，这次社交活动是否还有其他成员当时和加斯特曼在一起。
作家作了否定的答复。
“施密特还向其他什么人告辞吗？”
“普郎特尔博上习惯于让自己成为最后第二名告别者，”作家不无诙谐地回答。
“最后一名是谁？”
“我。”
钱茨一步也不放松：“两个仆人在场吗？”
“我不知道。”
钱茨还继续问，为什么不能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
他以为，答复是够明确的了，作家当面驳斥道。他从不注意象仆人这样的人。
那么加斯特曼究竟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呢，钱茨用一种绝望而冲动的方式问，使老探长感到似坐针毡。他想，我们若不被写进下一部小说中去，这才怪呢。
作家朝钱茨的脸吹去一大阵烟雾，使他咳嗽大作。房间里又是长时间沉默，也不再听到孩子的喊叫声。
“加斯特曼是一个坏人，”作家最后说。
“尽管如此您仍经常拜访他，仅仅因为他善于烹任？”钱茨在一阵新的咳嗽发作之后愤愤地责问。
“仅仅如此。”
“我不明白。”
作家笑了。他也是一种警察，他说，但是没有权力，没有国家，没有法律，也没有监狱作后盾。他的职业也是专门监视人的。
钱茨迷乱地沉默了，而贝尔拉赫说道：“我明白，”然后，过了一忽儿，当阳光从窗口消失时，探长接着说，“我的下属钱茨由于过分焦急，把我们自己赶进了一条窄胡同，使我再也不能发现什么，一点余地都没有了。但是年轻人也做了一点好事。使我们获得了好处，一条公牛以它不可思议的力量给我们撞开了一条路。”（钱茨给探长这几句话气得满脸通红）“我们现在仍旧提问题和答复问题吧，这正符合上帝心意。我们务必不失时机。您对整个事件有何看法。我的先生？加斯特委可能是谋杀犯吗？”
房间里很快就暗下来，但是作家没有想起开灯。
他坐到了窗台上，于是两个警察恰象关在洞穴望的俘虏。
“我认为加斯特曼可能犯下任何罪行，”窗下传来冷冷的声音，语气颇为狡诈。 “但我深信，他并未参与谋杀施密特。”
“您很了解加斯特曼，”贝尔拉赫说。
“我是在想象他的形象，”作家回答。
“您是在按您的想法给他画像，”老人冷冷地纠正自己对面坐在窗台上的黑影。
“使他吸引我的，不完全是他的烹调艺术，虽则没有其它东西更易令我欣喜，而是一个人真的是一个虚无主义者的可能性。”作家说道，“在现实中碰见一个虚无主义者。总是令人兴奋的。”
“听一个作家说话总是首先令人兴奋的，”探长干巴巴地说。
“也许这个加斯特曼做的好事比我们坐在这间歪斜的房间里的三个人做的加起来还要多，”作家接着讲下去。“我认为他坏，原因在于他做好事时的心情同他干坏事时一样，我对此深信不疑。他做坏事从来不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其他人干犯罪勾当总是为了占有金钱，征服女人，或者是攫取权力，而他干一切，却全无意义，也许对他来说永远存在两种可能，坏事和好事，由偶然性所决定。”
“您这么推断，似乎这是数学，”老人对答道。
“这也真的是数学，”作家回答说，“人们可能把恶设想为他的坏的一面，正如人们以一个几何图形作为镜子去推断另一个几何图形，我可以肯定，是存在这样一种人的 ——不论在什么地方，——你们也许已经遇见过这样的人了，人们能遇上一个，人们也能遇上另一个。”
“听起来象是政治纲领，”老人说。
“是啊，这是政治纲领，为什么不是呢，”作家说，“我就在想一个可以作为加斯特曼镜子的人，加斯特曼是一个犯罪者，因为恶就是他的道德，他的哲学表明，他也可以做得很狂热，如同另一个出于善的目的去做时一模一样。”
探长认为，还是应该把话题拉回到加斯特曼身上来，至少不要太远。
“随您的便，”作家说，“我们回到加斯特曼身上来，深长，回到恶的极端上来。对于他来说，干坏事不是一种哲学或者是一种欲望的表现，而是他的自由：否定一切的自由。”
“为了这种自由我不会拿出一分钱来构，”老人回答说。
“您也不必为此拿出一分钱来，”另一个人针锋相对地说，“但是人们为了研究这个人以及他的自由，可能付出生命。”
“他的生命，”老人说。
作家沉默了。看来他不愿再说更多的话了。
“我想了解的是一个真正的加斯特曼，”老人最后说，“这么一个人，住在特森贝格平原的拉姆林根，举办社交活动，使一个警察少尉为此付出了生命。我想知道，您给我描绘的画像，是加斯特曼的像呢，还是您的某一个梦幻。”
“我们的梦幻，”作家说。
探长沉默了。
“我实在不知道，”作家结束说，走向两人，但是只向贝尔拉赫，只向他伸出千去握别：“这类事和我实在没有关系。探索这个问题毕竟是警察局的任务。”
十四
两个警察又走回自己的汽车，小白狗愤怒地狂叫着跟在他们后面，钱茨坐到驾驶盘前。
他说：“我不喜欢这个作家。”小白狗爬上了一堵葡萄园墙，继续朝他们狂吠。
“现在去加斯特曼处，”钱茨说，发动了马达。
老人摇摇头。“回伯尔尼。”
他们驶下里格尔茨，驶入一片土地，面前展现了一片巨大的洼地。远远近近散落着各种基本物质：石块、土、水。他们在阴影中行驶，但是沉没在特森贝格后面的太阳，还照耀着湖泊、岛屿、山角、地平线上的冰川，以及飘浮在兰天上的互相挤撞的云层。老人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初冬这一不断变化着的天气。
总是这番景象，他想，不管它怎么变化，总是这番景象。当汽车沿着道路一个急转弯，在垂直的悬崖底下出现了。一个犹如拱形盾牌的湖泊，钱茨停住汽车。
“我必须和您谈谈，探长，”他激动地说。
“你要什么？”贝尔拉赫问，仍注视着山岩。
“我们必须去访问加斯特曼，没有其它路可以走了，这是符合逻辑的。首先我们必须审问仆人们。”
贝尔拉赫向后一靠，坐着不动。这个灰白头发、谨慎的绅士用他冷冷的眼光平静地注视着身边的年轻人：“我的上帝，我们不能够永远做合乎逻辑的事，钱茨。路兹不愿意我们访问加斯特曼。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必须把案件交到联邦检察官那里去。我们得耐心等待他们的处理。我们恰好是同难于对付的外国人打交道。”贝尔拉赫懈怠的模样惹得钱茨火冒万丈。
“真是没有道理，”他叫起来，“路兹为了照顾政治关系对侦察工作消极怠工。封 ·许文迪是他的朋友，又是加斯特曼的律师，这就可想而知了。”
贝尔拉赫的脸丝毫没有表情：“幸好我们两人单独在一起，钱茨。路兹也许过分急躁，但是有充分理由。秘密在施密特方面，而不在加斯特曼方面。”
钱茨不受迷惑：“我们除了探索事实，别无所求，”他绝望地朝迎面飘来的云层喊叫，“事实，只要事实，谁是施密特的谋杀者。”
“你说得对，”贝尔拉赫重复道，可是毫无感情而且冷冰冰，“事实在于谁是施密特的谋杀者。”
年轻的警察把手放在老人的左肩上，凝视着他的高深莫测的脸面；“因此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向前走，当然对准加斯特曼。一件侦察工作必须完满无缺。人们不能总是做合乎逻辑的事，这是您说的。但是这件事我们必须去做。我们不能放过加斯特曼。”
“加斯特曼不是谋杀者，”贝尔拉赫干巴巴地说。
“问题在于加斯特曼可能安排谋杀。我们必须审问他的仆人！”钱茨反对道。
“我没有看到什么最最微不足道的原因，能够说明加斯特曼有理由要谋杀施密特，” 老人说，“我们必须到那种能够说明犯罪行动的意义的地方去找寻犯罪者，而这只有联邦检察官还有点儿办法，”他接下去讲。
“作家也认为加斯特曼是谋杀犯，”钱茨强调说。
“你也认为他是么？”贝尔拉赫伫待地问。
“我也认为，探长。”
“那只是你一个人的看法，”贝尔拉赫肯定说，“作家只是认为他具有某种犯罪的可能性，这是截然不同的。作家丝毫也没有叙述到加斯特曼的犯罪行动，只是谈到了他的可能性。”
这时另一个人丧失了耐心。他抓住老人的肩膀说。
“多年来我一直处在别人的阴影下，探长，”他呼吸艰难地说，“人们总是忽略我，轻视我，当作最微末的小人吻来使用，当成一个好使唤的小听差！”
“我承认，钱茨，”贝尔拉赫说，木然瞪视着年轻人的绝望的脸，“多年来你是在那个现在已被杀害的人的阴影之下。”
“仅仅因为他受过较好的教育！仅仅因为他懂得拉丁文！”
“你对他不公平，”贝尔拉赫回答，“施密特是我所认识的最好的刑事学者。”
“而现在，”钱茨喊叫道，“我刚有一次机会，一切又要化为乌有，我的唯一的机会在一场愚蠢的外交游戏中彻底完蛋了！只有您还能加以改变，探长，请您同路兹讲讲，只有您能动摇他，让他批准我去找加斯特曼。”
“不，钱茨”，贝尔拉赫说，“我不能做这件事。”
另一个人当他小学生似地摇晃着，两只手紧紧抓住老人，叫喊：“请您同路兹说，请您去说！”
然而老人并没有软化：“不行啊，钱茨，”他说，“我对这们，事毫无办法。我老了，而且有病。因而需要安静。你只能自己想办法。”
“好的，”钱茨说，突然放开贝尔拉赫，喜新握住方向盘，虽然仍旧脸色苍白而且在颤抖。“不行。您不能够帮助我。”
他们重新朝里格尔茨驶下去。
“你是在葛林特尔森林渡假的吧？是住在供膳宿的公寓里吧？”老人问。
“是的，探长。”
“很安静，价钱也不贵吧？”
“您说的对。”
“好的，钱茨，我明天去那里，去休息休息。我必须到山上去。我获准了一个星期的病假。”
钱茨没有立刻回答。直至他们到达比尔——瑙恩堡的转弯之处，他才开口，声音已恢复了常态：“高山对人不一定总是好的，探长。”
十五
就在这同一天傍晚，贝尔拉赫去到贝伦广场他的医生沙穆艾尔·洪格尔托贝尔博士家。灯光亮了，越来越昏暗的黑夜一分钟一分钟地渗入室内。贝尔拉赫从洪格尔托贝尔的窗子往下瞧着广场，望着流动的人潮。医生正在收挡仪器。贝尔拉赫和洪格尔托贝尔认识已久，他们中学时代就在一起。
“心脏很好，”洪格尔托贝尔说，“真要感谢上帝！”
“关于我的病情你有记录吗？”贝尔拉赫问。
“整整一套档案呢，”医生回答，指指写字桌上一堆纸说，“这里都是你的病历。”
“你没有和任何人谈过我的病吗，洪格尔托贝尔？”老人问。
“可是汉斯，”另一位老人说，“这纯属医生的秘密呀。”
下边广场上驶来一辆兰色的梅尔西特斯，停在其它车辆停放的地方。贝尔拉赫仔细观察着。钱茨走下汽车，还有一个姑娘穿着白色的雨衣，金黄色的头发披散在雨衣上。
“你被人撬过门吧，弗里茨？”探长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
“猜测而已。”
“我的写字桌有一次被人撬开了，”洪格尔托贝尔站起来说，“你的病历摊开在书桌上。钱没有少，虽然书桌里的钱还相当多。”
“你为什么没有报警？”
医生搔搔头。“正如方才所说，钱没有少，尽管如此我还是想报案的。但是我忘记了。”
“原来如此，”贝尔拉赫说，“你把它忘记了。撬门者对你至少还不错。”这时他想，加斯特曼就是这样知道的。——他又重新瞧着广场下面。现在钱茨和那个姑娘走进意大利旅馆去了。就在施密特葬礼的同一天，贝尔拉赫心里想，终于从窗口转过身子，他看看洪格尔托贝尔，那人坐在书桌旁，正在写字。
“现在我的健康情况如何？”
“你疼吗？”
老人叙述了病情。
“情况很坏，汉斯，”洪格尔托贝尔说，“我们必须在三天之内给你动手术。没有别的办法。”
“我现在感觉比任何时侯都好。”
“四天之内会有新发作，汉斯，”医生说，“到时候你会受不了的。”
“我还有两天时间。两天。第三天早晨你可以给我开刀。星期二早晨。”
“星期二早晨，”洪格尔托贝尔说。
“于是我还可以再活一年，是不是，弗里茨？”贝尔拉赫说，同往常一般莫测高深地望着他的老同学。那个人跳起来，在屋里兜着。
“你怎么会有这样无稽的想法的！”
“那个看过我病历的人告诉我的。”
“你就是撬门的人？”医生激动地叫起来。
贝尔拉赫摇摇头：“不，不是我。但是事实如此，弗里茨，只有一年可活。”
“只可再活一年，”洪格尔托贝尔回答，坐到门诊室靠墙的一把椅子上，无可奈何地望着贝尔拉赫，老人带着一种拒人千千里之外的、冷冷的孤独感，一动也不动地、谦逊地，站在房间正中，在他茫然的目光前面，医生垂下了眼睛。
十六
深夜近两点钟时贝尔拉赫突然醒了。他很早就上了床，听从洪格尔托贝尔的劝告吃了一片药，在他是第一次，因此他起先以为自己的突然觉醒是自己不习惯的预防措施所致。但是他立即又相信，是某一种声音把他吵醒的。如同人们被一下打击所惊醒的时候经常发生的那样，他是不可思议地目光明亮而清醒。然而他必须首先勘定情况，紧接着几秒钟内——常常使我们感到似乎是永恒无限的——他肯定自己是正常的。他没有睡在卧室里，家平常习惯的那样，而是睡在书房里；因为他打算度过一个难以入眠之夜，他记得他还想再读一点书，但是一阵子深深的瞌睡征服了他。他的手滑过身上，他还穿着衣服呢；身上只盖了一条棉被。他倾听。什么东西落在地上，这是那本地方才读过的书。这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黑得很，但还不是伸手不见五指；透过卧室开着的门射进微弱的光线，那是暴风雨之夜的闪光。他听见远处呼啸的风声。这时候他辨认出黑暗中的一架书和一把椅子，也看见了桌子的棱角，在桌子上，他很费劲才看出那把手枪还在上面。他突然感到吹来一阵风，卧室里有一扇窗被打开了一下，然后卧室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此后老人立即听到走廊一里传来轻轻的脚步声。他明白，有人打开大门，闯进了走廊里，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有这一阵风。贝尔拉赫站起来，打开了落地灯。
他拿起手枪，拉开保险栓。与此同时，另一个人在走廊一里也开了灯。贝尔拉赫通过半开的房门看见了开亮的灯，他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在他看来，陌生人的这一举动毫无意义。等他明白过来，已经为时过晚。他看到一条胳臂和一只手的侧部，那只手握住了灯泡，然后一朵蓝色火花一闪，全黑了：陌生人拔出灯泡，制造了一次短路。贝尔拉赫站在一片漆黑之中，另一个人已准备好战斗，并且提出了条件：贝尔拉赫必须在黑暗中进行斗争。老人紧握着手枪，小心地打开通向卧室的门。他走进卧室。透过窗户射入的光线十分微弱，起初几乎什么也看不见，然而当眼晴逐渐习惯时，光线增强了。贝尔拉赫靠立在床铺和窗户之间的墙前，窗户是临河的；另一扇窗在他的右边，开向邻居的房屋。他就这样站在很难透视的阴影之中，不可避免时，他能够加害于人，然而他希望，他的不可见性可以避免这样做。通向书房的门在窗户的微弱光线之中。他一定看见了穿越房间的陌生人的轮廓。书房里亮起了一支手电筒的细微的光线，探索地滑过书籍封脊，然后是地板，再是沙发，最后是书桌。蛇形刀躺在光线之下。贝尔拉赫又通过开着的门看见这只手伸出来，手上戴一只棕色的度手套，试探地在桌上摸索，最后握住了蛇形刀的把手。贝尔拉赫举起手枪，瞄准了。手电筒熄灭了。老人徒然地重新让手枪垂下来，等待着。他从自己的位置望着窗外，想象着永不止息地流动的河水如何一片深黑，那一边是高耸的城市，教堂家一支利箭刺向天空，上面是浮动的云彩。他一动不动地站着，等待着来杀他的敌人。他的眼睛盯着房门的模糊剪影。他等待着。一切都寂静，毫无生气。走廊里的钟打了三下。他倾听着。他听见远处传来时钟轻轻的滴答声。不知道哪里一辆汽车的喇叭鸣响了，很快开过去了。是从酒吧间回家的人。一度地相信自己听见了呼吸声，然而马上知道搞错了。他就这么站在那里，在他寓所的不知何处站着另一个人，在他们两人之间的是黑夜，有耐性的、残酷的黑夜，在它的漆黑的外套下藏匿着那条致人死命的蛇，那把搜索着他的心的刀子。老人几乎停止了呼吸。他站着，手里紧握着武器，几乎没有感到冰凉的汗水流过他的脊背。他不再想其它任何事，不再想加斯特曼，不再想路兹，也不再想疾病，那日复一日吞噬着他的躯体的疾病，他只有一个念头，有人要毁坏生命，现在他正在保卫的生命，他多么渴望这下去，只是活下去。他现在仅有一只眼睛去探测黑夜，只有一只耳朵去检验最细弱的声音，只有一只手正紧握着武器的冰冷的金属。和他想象的不一样，杀人者已在他的近旁。他感到脸颊上一阵不明显的凉风，是一种轻微的空气流通。一段时间他不能解释，直到他推测出是从卧室通向餐厅的门打开了。陌生人再次打乱了他的考虑，这人绕道侵入了卧室，看不见他，也听不见他，一无阻挡，手里捏着那把蛇形刀。贝尔拉赫现在明白，战斗开始了，他必须首先采取行动，他，一个病危的老人。为了生命而战斗，这条生命只能再活一年，还得看一切是否顺利，还要看洪格尔托贝尔手术是否无懈可击。贝尔拉赫举起手枪对准临阿尔河水的窗口。于是他射击了，接着又是一枪，三次射击一连串迅速而准确地打穿了玻璃落进河水，于是池让自己瘫了下来。什么东西嗖地飞过他的头上，正是那把刀，有弹性地插入了墙中。但是老人已经达到了他预期的目的：其它的窗子亮了起来，隔壁房子里的邻人们都打开窗子往外探出身子，吓得要死，昏乱地瞪视着黑夜。贝尔拉赫站起身子。邻居家的灯光照亮了卧室，他还模糊地看见一个人影在餐室门边，然后房门立即碰上了，随着通往书房的门吹来一阵风，而后是连接餐室的门，砰砰地一声接着一声关上了，震得窗子也咔咔作响，随即是一片静默。邻家的人们还一直瞪视着黑夜。老人靠在墙上一动也不动，手里仍旧捏着那把枪。他站着，纹丝不动，似乎他不再觉察到时间。人们都缩了回去，灯光熄灭了。贝尔拉赫站在墙边，重新在黑暗之中，同最初一样，孤独一人在屋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