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古代到19世纪，医界对乳房的兴趣着重于两方面：
一是哺乳，二是乳房疾病。一直到20世纪，
医学界才将注意力从乳房的维生功能移转到乳房致死上。尤其是乳癌。
一如中世纪的瘟疫、文艺复兴时期的梅毒，或者19世纪的肺结核。
在所有的癌症当中，乳癌的普及率堪称达“流行病”标准，
直到今日，科学家依然不明白乳癌为何会发生。
**********
探讨乳房不能略过医学史。如要详尽探索乳房的医学史，必须包括3500年来的医学纪录与文明记载，从古代的卷轴横垮到现代复杂的乳房X光摄影，也必须包括解剖学、妇科、肿瘤学、外科整形手术、精神医学等专门领域，最好还能触及乳房正统医疗与民俗疗法之间的关系。无奈，本章只能大约勾勒上述领域的轮廓，侧重在史上有关乳房生理、病理学的知识新发现。
从古代医师到19世纪的医事人员，医界对乳房的兴趣着重于两方面；一是哺乳，二是乳房疾病(乳房整形手术还是新领域，尚未建构出属于自己的医学史)。一直到20世纪，医学界才将注意力从乳房的维生功能(哺乳)移转到乳房疾病(致死)上，尤其是乳癌。本章的讨论也将侧重哺乳与乳房疾病的医学研究史，井连带探索乳房的外科整形。
在现存的乳房古医学纪录里，最早的是古埃及十八王朝(公元前1587到公元前1328年)的纸莎草卷(Papyri)，它们记录了刺激母乳分泌的方法，比如“用油熬煮爱斯拉鱼的骨头”，用它按摩背部；或者“两腿交叉而坐，食用酸玉米制成的面包，一边用罂粟按摩乳房。”不管功效如何，这两个秘方至少可以纾解哺乳母亲的压力。其他有关巫术疗法的纸莎草卷，则记载了测验母乳良窳的方法。【按：窳，音雨，质量差之意】
古埃及人相当看重母乳的疗效，某幅纸莎草卷记载了失眠疗方，其中一帖是食用刚产下男婴的产妇乳汁。古埃及人相信生育男婴对母乳的品质大有助益，这种“重男轻女”的偏见持续了近3000年，一般来说，古人相信人乳有多种医疗用途，出土古文物中便有一个装奶陶瓶，造形是个跪姿女人，一手捧着乳房，一手抱着孩子。
另一幅纸莎草卷记载了48种可开刀治疗的乳房疾病，第45种可能是现存最早的乳癌记载，上面写着乳房长有肿瘤、触摸起来冰凉者是不治之疾。古埃及乳房疾病的疗方常包含匪夷所思的成分，其中一帖是用菱锌矿加牛脑、黄蜂屎调成膏药，连续四天涂在乳房上，同时间，还要颂念献给艾瑟神(Iser)的咒文。古人相信，凡人罹患疾病是神祇所为，疾病痊愈也是神祇之功，颂念神秘的咒文遂成为治病标准疗程的一部分。
古人认为女人的身体不如男人完美
欧洲医学起源于1000年后的古希腊(公元前430年到公元前136年)，当时医界支持哲学家的理念，认为女人的自然生理不如男人。当时，科学家与哲学家都认为乳房、子宫与月经使女人不适合从事男子的工作，人称医药之父的希波克拉底便坚称女人的身体如海绵般多洞，远逊于男子肌肉发达的完美身体。
希波克拉底最具影响力的论述是体液论，他认为健康有赖血液、黏液、黄胆汁与黑胆汁四种体液的平衡，这四种体液分别和宇宙四大元素土、风、水、火连结。如果其中一种体液过多，可透过放血、通便、流汗或射精重新取得平衡。对今人来说，希波克拉底的体液论最荒谬处，莫过于四种体液可以互相转换，女人的经血可以跑到乳房处，时候到了，便转化成乳汁哺育新生儿；直到17世纪的医学文献仍可看到这种想法。根据这个脉络，希波克拉底认为乳癌始自停止排经，停经让女人乳房充血、出现小瘤，演变成隐藏性的癌症。希波克拉底认为，只有尚可轻易移动的肿瘤才能切除，除此，乳癌都是不治之症。他在一份病历上写着：“艾比底雅一名妇人雁患乳癌，乳头冒出血流，当流血停止时，病患也死亡。”
对古希腊人而言，妇科与产科是饶富趣味的领域，连哲学家都极感兴趣。希腊哲学家兼博物学者亚里士多德便认为，乳房与月经是雌性动物劣于雄性动物的生物性标志，他在《生命史》(Histflria Animalium)一书中特别关注泌乳问题，提出检验母乳与奶妈乳汁好坏的方法。不幸的是，亚里士多德相信产后数日所分泌的稀薄乳汁不适婴儿饮用，现在我们知道这种乳汁叫做“初乳”，含有婴儿必须的抗体。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不少谬论，比如黑皮肤女人的乳汁较肤色白皙者好，或者婴儿应吮热乳而非冷乳，因为热乳可以帮助牙齿发育。
古代最有名的妇科医师当属艾费苏斯的索雷纳斯(Soranus of Ephesus，公元2世纪初期，译注：索雷纳斯是希腊名医，属方法医学派者，为最有声望的古代妇产科医师，初在埃及亚历山大港行医，后转到罗马，留下著名的妇科、产科及小儿科等遗作)，他违反当时的医界看法，主张产妇应当聘用奶妈。他认为，喂食母乳虽可能使母亲更加怜爱孩子，但是分娩与哺乳都是疲累辛劳之事，应当聘用奶妈：“以免母亲因日日哺乳，提早衰老。”索雷纳斯也驳斥某些哺乳迷信，比如产过男婴的奶妈才能哺乳男婴。他说一男一女双胞胎同吃一乳，男婴不会因此变得女性化，女婴也不因此而变得男性化。
索雷纳斯也和其他希腊/罗马的医师一样，设定挑选奶妈的严格标准：她的年纪应在20到40岁之间、生过2到3个孩子、身体状况良好，最好是肤色黑、体型壮硕；乳房则应大小适中、具有弹性、没有皱纹，乳头不能太大也不宜过小，不能太硬也不能过软，奶妈的个性应当有爱心、爱干净、脾气温和，最好是希腊人。索雷纳斯虽然在罗马行医，却是希腊人，他也和当时医界同济一样，偏好希腊人。
即便找到理想奶妈，还是要经过严格的乳汁检验关卡。索雷纳斯认为好的乳汁应当呈白色.不能掺有红绿等颜色。此外，乳汁应当气味芬芳、味道甜美、浓度适中。最后一项检验是取一滴乳汁放在指甲或月桂叶上，看看它是否凝聚成圆珠或迅速散开。
素雷纳斯主张严格监督奶妈的生活，为了避免乳汁过于浓稠、不易消化，奶妈应勤做运动，尤其是手部与肩部运动，比如投球、汲取井水、研磨谷粒或者揉面，这些运动会活动乳房，让奶妈分泌较好的乳汁。
至于饮食方面，奶妈应禁食会使乳汁变苦的韭菜、洋葱、萝卜、不易消化的牛羊肉，以及添加过多调味料的食物；应当多吃硬面包、淡水鱼、蛋黄、动物的脑、鸽子、鹤鹑与鸡，偶尔可以吃点乳猪；哺乳的头40天里，她的饮料应当是清水，慢慢的，才准喝一点白酒。
索雷纳斯建议家庭状况良好者，最好同时聘用两名奶妈：家境不好者，可以用动物乳汁喂食婴儿，最好是羊奶。如果奶妈生病或乳汁干涸了，可以按摩乳房或用催吐法治疗，他不赞成当时流行的诡异偏方，比如将猫头鹰、蝙蝠烧成灰，调汁饮用。
索雷纳斯不仅是位娴熟的医师，也写书给产婆、医师等专业人士看，提供完整的哺乳指导，包括正确的怀抱婴儿姿势，以及何时应当哺乳、何时不应哺乳。素雷纳斯主张，偶尔让婴儿哭一下才喂他喝奶井没有坏处，这样有益婴儿的呼吸器官发展。此外，索雷纳斯认为不该让婴儿含着奶妈的乳头而睡，基本上，婴儿根本不应和奶妈同睡一床，以免不小心被压到。
欧洲第一所医学院男女兼收
索雷纳斯生前虽然名气甚大，遗作却没有太大影响力，反倒是盖伦(Galen of Pergamon，120-199)的权威性影响医界达数百年之久。盖伦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女性的身体天生有瑕疵，需要特别的调整，所以女人的胸口长有乳房，这是为了保护心脏、给予心脏温暖。此外，他认为忧郁的女人比较容易罹患乳癌，当代的身心医学虽有相同臆测，但实验未能证明罹患乳癌和忧郁有关。
来自拜占庭的编者阿以希厄斯(Aetius)则是最早记录乳癌手术的人，他认为惟有生长在乳房下侧、面积不及乳房一半的肿瘤才能开刀切除。阿以希厄斯认为进行乳癌手术前，应当先灌肠通便或用舐剂(the riac)为身体解毒，舐剂是无数奇怪成分组成的解毒剂。当时的人相信，驴奶熬煮螯虾(crawfish)也有解毒效果，因为鳌虾的模样及名字都暗示它有医疗效果，虾的巨蟹(cancer)【按：Cancer意为巨蟹宫、巨蟹星座，然从文意考虑，巨蟹当为巨螯】不正好可用来治疗癌症(cancer)？“癌症”与巨蟹同字，可能源自巨蟹与鳌虾都横着走，一旦钳住东西就死也不放开，也可能因为恶性肿瘤形状似蟹。
阿以希厄斯记录了李欧尼德斯(Leonides)的一次乳癌手术过程，后者是一世纪时亚历山大学派的医生：
我让病人平躺下来，从乳房肿瘤上方的健康组织切进去，然后烧灼成疤，阻住流血。接着再切入乳房深部，同样使用烧灼法封住伤口。我重复交又使用切割与烧灼，止住流血，防止大出血的危险。当肿瘤切除手术完成，我再度烧灼所有伤口，直到疤痕干涸。手术过程中的烧灼是防止出血，最后的烧灼程序是彻底清除所有残留肿瘤。
使用烧灼法防止出血，这是乳癌切除手术的标准程序，持续了好几个世纪。
到了世纪时，希腊与罗马的医界累积了不少有关乳房的文献，一直到19世纪，这些有关喂食母乳、奶妈哺乳、乳房疾病的知识大体维持不变，与民间疗法共同为人所信奉不疑。
中世纪初期，信奉基督教的欧洲成立了第一所医学院，位于南意大利的沙雷诺(Salerno)，这所学校兼收男女生，学习产科、妇科与一般内科。据说其中一名女医生撰写了第一本妇女疾病教科书。这本教科书以不同语言写作，共分好几篇，其中一篇使用15世纪的古英文写作，建议罹患乳癌的妇女：“使用一英钱【按：原译注为空白，自网上查知，英钱Dram，一般称打兰，与盎司一样为重量单位，常衡英钱约合1/16常衡盎司，1.771克，药衡英钱约合1/8药衡盎司，3.887克】的阿美尼亚陶土、三盎司(译注：盎司为重量单位，1盎司＝28.35克)【按：此注为常衡盎司，药衡盎司合31.103克】的玫瑰油，调和醋与龙葵汁，涂抹于患部……同时，煮沸过的男人排泄物亦可治疗看似不治的恶性肿瘤。”当时医界似乎认为，各式排泄物都可用来治疗乳癌，包括以“羊粪混合蜂蜜”或“老鼠屎调水”涂抹胸部。这些疗方显示乳癌的治疗并无太大进步，和古埃及人使用黄蜂屎、古希腊人使用蝙蝠灰差不多。
至于用拉丁文或其他语言写就的中古世纪医学文献，也建议使用民间偏方，比如1350年时，居住于亚维侬的德赛哈(Peyre de Serras)便认为妇人会难产、月经失调、乳房疼痛，可能导因于脓包、脓疮、乳癌或每个月的内分泌改变，可以将接骨木的根浸泡于醋汁，连续饮用9天。另一个治疗乳房疼痛的著名偏方，则是猪血制成的膏药。涂抹膏药可防止患部震动，缓解患部的疼痛，就算患者后来死了，当时看起来也似乎颇有疗效。
中世纪医师开出来的药方不过如此，难怪当时的妇女只能求助宗教，在教堂里跪求圣母玛丽亚、庇护圣者，或者向床头圣人肖像祈祷，至少不会带来坏处。从前面几章提及的圣人、教士行使奇迹显示，早年宗教信仰与医疗行为是密不可分的。
13世纪的医师就知道乳房自我检查
13世纪，意大利外科医师达隆苟柏格(Bruno da Longoburgo)、柏格纳(Theodoric Borgognone)、达沙里希托(Guglielmo da Saliceto)写了不少医学论文，论述当时所知的乳癌知识。达沙里希托认为，饮食疗法与局部敷药对乳癌一无帮助，准有开刀割除才能治愈。达沙里希托建议的方法是用“尖锐的刀子”切除肿瘤、施以烧灼，再敷上镇痛药物。柏格纳的《外科医学))(Ctirurgia)一书有幅播图，医师正在为一名妇女检查乳房，并教导另一名妇女如何自我检查乳房脓肿。想到今日医学强调乳房自我检查的重要性，不能不佩服柏格纳走在时代之前。
当时法国最重要的外科医师是蒙地维尔(Henri de Mondeville,1260？－1320),他是法王菲利浦大公的御医，也是蒙派里耶、巴黎两地的外科教授。蒙地维尔认为乳癌开刀，必须有把握将肿瘤完全切除千净，否则开刀只会让癌症恶化。根据临床经验，他发现开刀切除肿瘤，通常反而造成无法治愈的伤口，他也不明白其中原因。当时医界并不知道手术有可能造成癌细胞扩散，形成全身性的疾病。
蒙地维尔也认同盖伦的说法，认为：“与其他动物的乳房相比较，人类的乳房之所以长在胸口，原因有三：一，胸口是高贵、显目、贞洁的所在，是乳房典雅的展示处所；二，让心脏可以暖和乳房，乳房再回馈心脏以温暖，使其强壮；第三项理由仅适用于硕大的乳房，它们覆盖胸口，温暖、庇护、强化了腹部。”显然，蒙地维尔以华丽的语言取代了解剖学知识的贫乏。
中世纪学界对人体的描绘常是基于微薄的证据(有时甚至毫无根据)，比如从希波克拉底以降，医界深信乳汁是经血的转化。历史学者拉阔(Thomas Laqueur)认为这种“奶与血的诗意连结”，源自古代医学走的是认识论的路子，仰赖临床经验与民间知识，而非真正的观察。文艺复兴时期的解剖学制图者，甚至还画出连结子宫与乳房的血管，达文西一幅著名的画作便是如此。
一直要到维塞留斯(Andreas Vesalius,1514-1564)，解剖学才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维塞留斯曾在派朱尔担任外科教授，解剖过不少尸体，对人体的构造功能有新的认识。即便如此，他在1543年发表具突破性的解剖学论文，针对女体的解说依然受到亚里士多德、希波克拉底的影响，比如他相信形成胚胎的物质是“男性精液’与“女性经血”，母乳是经血流至乳房，神奇转化而成。维塞留斯对乳房的兴趣集中于它对新生儿的用途：
当胎儿诞生人问，无须教导，便会自乳房吸吮所需养分。乳房生于胸口，配备有乳头，附有管状构造，经由内部力童，将血管输送的血液转化成乳汁。
文艺复兴时期，不少医师留下有关哺乳的文献，多数是以拉丁文写作，不适合一般人阅读.只在医界流传。就算医师以母语写作，读者也多是其他专业人士，因为当时识字的男人不多，女人更少。
产婆与奶妈连成女性医疗者网路
16世纪最著名的法国医师帕赫(Ambroise Pare,1510-1590)写过许多有关哺乳的著作。他受希腊/罗马前辈医师影响，特别侧重奶妈，在一篇名为《有关奶妈的乳房与胸部》的论述里，提及“奶妈应当有宽阔的胸部、丰满的乳房，但是不能无力松垂，而是软硬适中。”帕赫认为，“软硬适中”的乳房才能制造最好的乳汁，婴儿也可轻松吸吮；过于坚硬的乳房，乳汁势必过于浓稠，婴儿也会因吸吮困难，感到愤怒，不愿吃奶。”帕赫认为过硬的乳房还有另一个缺点——会让婴儿变成朝天鼻。
帕赫的论点充满可疑的假设，比如黑分奶妈胜过淡发女子，红发奶妈千万不能聘用；如果奶妈生的上一胎是男孩，最好不过，她的血液“废物较少”、乳汁较佳，因为“男婴比女婴好，他在腹中会以天然的热力温暖母亲。”即便帕赫有关黑发奶妈、男婴优等的论述荒诞不经，针对哺乳，他还是提出一些合理、实用的建议。
帕赫认为，生产会让妇女精疲力竭，人们除了关切婴儿的福祉外，也应关心母亲的健康。对于放弃哺乳的母亲，帕赫写了一篇长文指导她们如何退奶，包括按摩、敷膏药、擦拭乳液、使用吸乳器，甚至让大人或小狗吸吮她的乳汁！如果找不到协助，也可以使用玻璃吸乳器，一头置于乳房，另一头套进嘴里，自行用嘴将乳汁吸出。
帕赫就和当时的医师、道德家一样，认为母乳比奶妈的乳汁优异，更有益婴儿的健康。16世纪下半叶，人们发现奶妈哺乳的孩子夭折率很高，原因之一可能是奶妈经年累月的哺乳，早就没有“初乳”，无法给予婴儿所需的抗体；相较之下穷人家的孩子出生后吸吮母亲的乳汁，夭折率较低。最早发现此一现象的是威尔斯的医师琼斯(John Jones)，他在1579年写道：“贫穷母亲的小孩较为强壮。“当时，就算上流人家的母亲愿意喂食母乳，产后几天，她也不可能哺乳，因为医界相信亚里士多德的看法，认为稀薄的初乳对婴儿有害。
虽然文艺复兴时期的医师就产科医学建立了崭新的论述与文献，但是孕妇的照顾、生产、哺育照护还是由产婆负责。多数地方，产婆是师徒相传，缺乏正规教育与官方监督，到了16世纪末，巴黎地区的接生婆便由民间、医疗与宗教单位监督。1601年，巴黎地区的产婆官方名录上列有60人，根据资历深浅排列，领衔的是布卓儿夫人(Louyse Bourgeoyse)。
布卓儿夫人在历史上赫赫有名，她曾接生过法王路易十三，以及亨利四世与玛丽皇后的五个孩子，1609年，她出版了法国史上第一本由产婆写作的产科书籍。布卓儿的多数论点和帕赫相似(她的先生也是外科医师，拜在帕赫门下)，但是她针对妇女照护，注入了个人观点与经验，强调食疗胜过医疗。
她在书中列出不少退奶秘方，其中一帖是以蜜蜡、蜂蜜、一盎司的玫瑰油、一盎司的鲜奶油，加上鼠尾草与山萝卜的汁调成膏药，涂在细麻布上，然后用醋汁与玫瑰油细细按摩乳房，盖上热的亚麻布，上面敷以细麻布上的膏药，连续敷8天。哺乳中的母亲不管是因为恐惧、愤怒、生病、饮食失调或忧郁导致乳汁千涸，若希望恢复奶水者，布卓儿夫人建议以茴香、菊苣、酸模与莴苣炖汤，早晚食用。乳房肿痛与长瘤者，她建议：“取半磅猪油融化，加人少量新蜡、两盎司松脂，制成膏药，切开脓肿后，迅速涂抹于【其】上。”
布卓儿夫人的写作平易近人、疗方家常，在产婆、母亲与奶妈间广受欢迎，因为她们无法阅读艰涩的医学文献。
至于选择奶妈的标准，布卓儿夫人也不像男性作者那么道德挂帅。她指出，当时不仅贵族使用奶妈，中产阶级聘用奶妈的情形也日益普遍。布卓儿夫人认为选择奶妈，最好遵守一些传统准则，比如注意奶妈的牙齿好坏、头发颜色、病史，特别要注意她的个性(水性杨花者不宜)，因为孩子在母亲腹中只待9个月，却在奶妈怀中至少躺两年。布卓儿夫人观察到不少孩子与奶妈十分亲密，更胜过与生母的感情。17世纪时，奶妈与产婆已经变成更上轨道的行业，让女人有机会清白赚钱，甚至攀上高位。产婆与奶妈连成一个女性医疗者网络，构成对男性医师的强力挑战。
直到19世纪人们依然深信癌症会传染
不管当时的女性疗者或正牌医师都奉行体液论，认为疾病源自体液失衡，遵照希波克拉底与盖伦的疗法，以催吐剂、放血或特定食物物来恢复体液的平衡。当时医界普遍相信乳癌是体液过稠引起，肿瘤恶性程度要视体液浓稠度而定。他们认为乳房肿瘤除非严重溃烂，否则不应开刀切除，应该以食疗恢复体液平衡，再配合局部敷药。
当时最有名的德国医师费比(Wilhelm Fabry，1560-1634)认为，乳癌起因于乳汁凝结，在乳房内结成硬块。费比以善于切除乳房肿瘤闻名，包括腋下肿瘤，他曾记录下自己的手术：
如果我的记忆没错，病患罹病五年了，肿瘤硬块已经蔓延到腋下，才找我为她开刀。我在她的右乳上发现肿瘤，比一个拳头还大，又硬又白、又在掖窝下发现三个肿瘤，每个都大如鸡蛋。我先对病患施以适当的食物、饮水、通便、放血净身后，为她施行手术，取掉那些硬决肿瘤，病志便痊愈了。”
假设费比所言不虚，病患真的在术后痊愈，很可能是因为他遵守了癌症手术的准则，除了切掉肿瘤，还将邻近的完好组织也一并切除。他知道只要还有一点点残余，“癌症就会再度复发，病况比手术前更糟。”
另一著名德国外科医师休兹提特斯(Joharines Schultetus，1595-1645)在他身后才发表的《外科医师的战备》(Armamentarium Chirurgicum，1653)中说明乳房切除步骤，并配以插图。这本书被翻译成德文、法文、英文等多种语言，其他外科教科书也引用它的插图，对医界的影响达数百年。
1628年，哈维(William Harvey)发现了血液循环与淋巴系统，哥本哈根医师巴多林(Thomas Bartholin，1655-1738)为其命名为“淋巴管”(vasa lymphatica)，自此，医疗科学迈入过渡阶段，逐渐放弃传统的体液病理学，到了19世纪，终于全面接受了细胞病理学。不过在这200年间，江湖术士、迷信、缺乏根据的偏见还是与正统医师、科学、实验观察并存，直至今日，情形依旧没变，只是不再那么嚣张而已。
当时某些医师相信癌症会传染，尤其是肿瘤已经溃烂者，阿姆斯特丹的解剖学家兼医师屠耳丕司(Nikolaas Tulpius, 1593-1674)便曾提及，某名病患罹患“开放性乳癌”，传染给她的丈夫。屠耳丕司广为后世所知，因为林布兰的《解剖课》画作便是以他为主角。直到19世纪，人们依然深信癌症会传染，即便今日，癌症病患的亲友仍常有这种缺乏科学根据的恐惧。
当时，开刀切除肿瘤被当成癌症的最后治疗手段。1663年，法王路易十四的母亲安尼皇太后发现左乳有一个小瘤，御医用放血、催吐、灌肠、贴压、糊贴膏药各种手段治疗，全部无效；肿瘤恶化溃烂后，又改用莨菪与羔羊烧灰敷贴。大群法国与外国医师、民间疗者、江湖术士进宫为安妮皇太后治病，开出各式不可思议的疗法。看到这种情形，巴黎医学院卸任院长帕丁(Gui Patin)不禁叹气：“癌症不仅现在无药可医，也永远无法治疗，但世人却都甘愿受骗。”(1665年5月22日)。
1665年8月，安妮皇太后日趋虚弱，两度宣布病危。这时她找来洛林地区的一位医师，他的偏方是用含砒素的药膏将感染的组织烧成坏疽，然后切除。从1665年8月到次年一月，安妮皇太后连续接受好几次手术，病情未有起色。终于，宫廷请来奥思卓地区的名医费伊(Arnoldus Fey)为安妮皇太后开刀。因为安妮皇太后已经病人膏盲，费伊要求立下一份证明文件，注明他不为手术结果负责。安妮皇太后接受了痛苦的手术，旋即在当年一月过世，享年仅65岁。
法国首例成功的乳癌切除手术是由赫维提斯(Adrian Helvetius, 1661-1741)完成，他是荷兰外科医师，在巴黎开业。赫维提斯在1697年发表的《试论有关癌症的本质与疗法》(Letter on the Nature and Cure of Cancer)，以此名成功的病例为本，阐述了现今所谓的肿瘤摘除术(lumpectomy)。
赫维提斯的病患名叫波庞蒂(Marguerite Perpointe),生于距离伦敦25里格(译注：里格为长度单位，1里格约4.83公里)处的一个村镇。她在1690年4月发现自己罹患乳癌，感到右乳疼痛，并摸到一个胡桃般大小的硬肿块。她渡海前往巴黎向赫维提斯求助，说她的乳房曾在几个月前不小心撞到门上的钥匙。赫维提斯认为她应该开刀切除肿瘤，介绍她去找两位外科医师，并表示愿意指导手术。波庞蒂因为过于畏惧开刀，改用膏药、粥剂等其他方法治疗，全都无效。6个月后，肿瘤长到拳头般大小，疼痛更加剧烈。
波庞蒂担心肿瘤会爆开，回去找赫维提斯，赫维提斯检查过后，认为“还来得及为病人摘除肿瘤”。那次手术阵容非常庞大，执刀的两位外科医师由赫维提斯亲自挑选，当着20位知名人士面前举行，这些人包括医师、名流与科学家，全都“因为好奇，希望目睹法国从未做过的手术”。观者预期看到“残忍的场面，漫长痛苦的手术，凄厉的悲嚎、血液喷飞、病人濒临死亡”；结果正好相反，手术过程“毫无痛苦、听不到哭声，病人并不衰弱.仅仅流了不到两盘的血，手术进行轻松、快速、有效率。”
手术后，现场人士检查医师摘除的肿块，发现它硬得有如“牛角”。大家一致同意赫维提斯的看法：“肿瘤摘除才是惟一的疗法。”数年后，赫维提斯骄傲地宣布：“手术后，病人完全恢复，痛苦完全消除，疤痕痊愈，她又回复罹患癌症之前的健康状态。”
赫维提斯的贡献在区分了“乳房切除”与“肿瘤摘除”。当癌症扩散整个乳房，就必须实施乳房切除。如果只局限在“腺体”，便可使用肿瘤摘除术清除患部，毋需切除整个乳房。赫维提斯保证：“两项手术都很简单。”并自豪发明了“赫氏钳”(1atenette Helvetlus)，在外科医师以剃刀、手术刀切开乳房后，可用它夹出肿瘤。
这场手术显然充满了表演性质，因为现场观众都经过赫维提斯的精心挑选，他特别指出珀皮南地区的主教也亲临现场做“见证”，神奇的手术完成后，在场人士都为两位外科医师大声喝彩。
为了证明此项手术的安全，赫维提斯特别提及外科医师拉德汉(Le Dran)也曾在法国做过两次乳癌手术，荷兰也做过无数次乳房切除术。赫维斯提曾在别的文献里吹嘘，他的父亲在海牙做过至少2000次乳房肿瘤摘除手术，但是在这篇《试论有关癌症的本质与疗法》里，他将光芒全部加诸自己，宜称自己是医疗史新页的领导者。当时典型的医学文献写作都忽略病人的主观感受，从今日的角度来看，我们对文献中提及的三位勇敢女人——波庞蒂、库赛里小姐与“裁缝师妻子波提儿”，倒是很想多知道一点。
既无挣扎、也无反抗，甚至没有抱怨
虽然古代医师便曾记载过乳房切除术，但当时多数手术是由“开刀者”(即现今的外科医师)进行。古时，所谓的外科医师(surgeon)是只懂得动刀的人，被其他医师鄙视。外科医师也有阶级差异，最低的一极是“剃头匠开刀者”(barber Surgeon)。
德国医师史托赫(Johann Storch)在他的皇皇巨著《女性疾病》(Diseases of Women)中，便曾提到“剃头匠开刀者”，与医师的关系。1737年3月，一位村妇前来史托赫的诊所，请他检查她的左乳，并请教他如何处理乳房里“小鸡蛋般”的硬块。史托赫建议她下次经期结束后，来诊所把肿瘤切除。这个村妇再度光临诊所时，带了一位村里的剃头师傅，请史托赫传授他切除肿瘤的方法，之后，这位村妇便在自家中由剃头匠帮她切除肿瘤，节省了不少医药费。显然，史托赫是个咨询权威，但是辛苦的手术还是由知识较差、收费较低廉的剃头匠为之。
这位村妇至少还愿意就诊，史托赫的其他女病人可就未必了。他曾提及一位满脸羞红、20岁的少女“颇经挣扎”，才让他检查疼痛的左乳；另外一位宫廷贵妇脱衣露胸检查时，满脸“窘迫羞愧”，她的乳房已经疼痛三年了。诚如医学史作者杜丹(Barbara Duden)所言，这些女人之所以感到羞愧，是因为触犯了“勿视、勿触”的禁忌。传统上，不管是在医师的诊疗室或病患的卧房里，女患者都必须衣着整齐，不能让医师触诊，只能口头说明病征。
多数乳癌病患总是拖到没办法才找医师，这时病情通常已经进入末期，手术后也活不久。就算及早就医，乳癌病人也未必能够存活，因为当时的手术缺乏消毒，病患往往死于手术感染或败血症，英国女作家艾丝戴尔(Mary Astell)便是一个例子。1731年，63岁的艾丝戴尔发现乳房有肿瘤，她一直等到肿瘤变大、溃烂，才去找著名的苏格兰医师约翰生(Dr. Johnson)，请求他私下为她动手术。根据记载，艾丝戴尔“既无挣扎、也无反抗，甚至没有抱怨磋叹”，便接受了乳房切除术。但是她的勇敢无助于病情，癌症未因手术得到控制，两个月内仍是急速恶化，艾丝戴尔随即死亡。
17、18世纪时，医界仍信奉盖伦的理论，认为乳癌起因于体液的腐败或凝结，因此多以食疗调整体内平衡，包括让病人饮用矿泉水、牛奶，或者鸡肉、青蛙、蟾蜍熬成的汤，甚至使用通便剂或者断食疗法。放血被认为可以除掉多余的体液，恢复体内平衡。外敷治疗则多用湿布与膏药，或者龙葵属、莨菪、车前草等有毒植物的汁液，以及使用砒素、铅与水银制成的敷剂。甚至以烂苹果、尿液按摩贴压胸部，或者生宰鸽子作法治疗。
越来越多医师赞成较积极的治疗手段，他们依据荷兰、法国、英国与德国的医学论文指示，为病人开刀切除肿瘤。在众多文献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海斯特(Lorenz Heister)的三册巨著《外科通用系统》(General System of Surgery)，这本书在很短的时间内，便从拉丁文被翻译成德文与英文。海斯特自称摘除过无数“大如拳头”的乳房肿瘤，有的甚至重达12磅！就如同19世纪中期所有手术一样，海斯特的手术也全无麻醉，只靠酒精，或偶尔仰赖鸦片给病人止痛。
最早的乳癌患者自述，勇气可嘉
英国女作家柏妮(Fanny Burney)详细记录了她在1811年10月接受乳房切除术，我们从她写给家乡姐妹的书信中，获得了可贵的病患第一手陈述，它们不是医师观点，也不是后世传记作者的想法，而是一位乳癌病患的主观陈述！
柏妮的丈夫是达尔布莱(Monsieur d’Arblay)，法国大革命期间逃亡至英国，娶了柏妮。革命结束后，夫妻俩返回巴黎，受到上流社交圈欢迎。当柏妮的乳房疼痛日益频繁剧烈，她求助于拿破仑著名军医拉黑伯爵(Baron Larrey)，拉黑与两位同行研究后，决定为她开刀。巴妮写道：“圣父、圣子、圣灵正式判决我必须接受手术，我感到震惊，也觉得失望，因为可怜的乳房并未变色，甚至不比另一只乳房来得肿大。”柏妮忧惧“病魔深植”、生命垂危，同意接受手术。
医师告诉柏妮，手术前4个小时才会通知她，柏妮认为这倒是好事一桩，她的勇气不致因漫长等待而溃散，可以搏斗“迎面而来的打击”。3个星期后的一个清晨，柏妮仍在床上，仆人通知她医师10点来帮她开刀，柏妮坚持手术延到下午，她才有时间准备。手术在她家中进行，柏妮回忆：
我漫步进入客厅，看到它已经布置妥当作为手术房，我连忙退了出来，但随即还是转身进入客厅——自我欺编，又有什么用处？虽然看到堆积如山的绷带、压贴布、海绵、软绷带麻布，让我颇不舒服，我还是来回踱步，直到我的情绪完全平静，某种程度来说，是几近麻木、呆滞的状态。茫然中，我听到时钟敲了三下，涣散的精神突然又回过来，我振笔疾书了几行字给达尔布莱与亚历斯(柏妮的儿子)，预防自己在手术中遭逢不测。
那个时代，罹患乳房肿瘤仍是件非常隐秘的私事，只能跟最亲近的人透露，而且多是用词隐讳。柏妮当时已经是个作家，写过小说《艾薇莲娜》(Evelina)及其他作品，她知道自己写给姐妹的书信，一定会转给娘家亲人与好友看，不会被束之高阁，遣词用字非常小心。她写道：
莫洛医师随即进入我的房间，看看我是否还活着。他给了我一杯加味酒，然后走进客厅。我按铃叫女仆与看护进来，但是我还来不及和她们说话，七名黑衣男士便在毫无通告下，突然闯进我的卧房，他们是拉黑医师、杜比尔先生、莫洛医师、欧蒙医师、雷比医师及拉墨医师与杜比尔医师的两名学生。我从茫然中惊醒，觉得被侵犯了——为什么这么多人？为什么不请擅入？
柏妮觉得毫无自尊、极端害怕，当医师叫她爬上客厅里的手术床时，她“迟疑了一会儿”，想要转身逃跑。接着她听到医师下令女仆与两名看护离开房间，她回忆：“我大声喊叫：不要！让她们留下来！我和医师们起了一阵争执，从茫然中活了过来，但女仆和一名看护还是趁乱跑掉了，我命令剩下的那名看护趋前，她听命了。这时，杜比尔医师强力把我按到床上，我则抵死反抗。”
顽强的柏妮和命运困兽犹斗，企图以女性的柔弱力量对抗男性的武勇。她的仆人叛逃了，只留下一名女看护，协助她对抗一屋子男性的“屠杀”。在痛苦的奋战中，她模糊地想起了远在英格兰的姊妹，仿若她们是她的保护力量。
柏妮对此场手术的描绘，至今仍是乳癌史上最重要的文献，她的语调清晰平静，让读者惊讶于她在手术过程中的勇敢，也讶异她在手术后如何鼓起勇气，记录下痛苦无比的经历。
柏妮描写自己平躺在床上，脸上只蒙着一条薄棉手帕，手帕十分透明，柏妮可以清楚窥见所有过程。当她紧闭双眼，逃避“刺眼的金属器材亮光”，听到拉黑医师低沉的声音问道：“谁帮我拿住这个乳房？”柏妮回答道：“我来拿。”这时她才感觉到医师的手指在她的乳房“比画出一条直线，从乳房上方到下方，再画一个十字，然后一个圆圈”，意指整个乳房都必须切除。这时，柏妮再度闭上双眼，“放弃所有的窥视、抵抗、干扰，悲哀地决定全面弃守。”
这时，她感到一股“生平最残酷的痛苦袭来”。
当可怕的金属刺进我的乳房，穿过并割断血管、动脉、肌肉与神经，再也没有任何针剂可以抑制我的狂叫。我凄厉地放声尖叫，整个手术过程，我都哭喊个不停。我甚至诧异现在耳内居然不再回萦着当时的刺耳尖叫！那种痛苦实在太折磨人了，即使伤口切开、器材移开后，痛苦仍未消失，因为空气突然冲进脆弱的肌肤内部，好像无数细小尖锐的匕首在戳刺拉扯着伤口。
柏妮继续回忆痛苦的细节，包括“恐怖的切割”，感觉到刀子挖刮着肋骨。手术虽只进行了20分钟，但是她全程清醒，惟一的麻醉剂只是一杯加味酒。难怪手术后足足一年，柏妮才提起勇气“谈及这件恐怖的事情”，记录下手术的过程，成为最早的乳癌手术患者自述。
医界自认是女人身体的捍卫者
幸运的是，柏妮在手术后又活了30年，另外一位患者就没有这么幸运。就在柏妮接受乳房切除手术的同时，美国也有一位女子接受相同手术，却在2年后死亡，这位患者名叫艾比吉儿·亚当斯史密斯(Abigail Adams Smiths)，她是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1735一1826)的女儿。最近坊间才出版了亚当斯夫人的传记，提及了艾比吉儿接受乳房切除术的故事，说艾比吉儿写信给著名医师罗许(Benjamin Rush,1745-1813,美国宪法起草人之一)，提及自己的乳癌征状：
我发现右边乳头上方有一个硬块，不时产生不舒服的感觉。像是灼热感又像瘙痒惑，有时乳房深处会传来刺痛，乳房的颜色虽未改变，却持续萎缩，变得比以前小，肿瘤逐渐浮现，约莫瓶盖大小，好像要自乳房剥落下来似的……
罗许并未直接回信给艾比吉儿，而是写给她的父亲亚当斯，提议她的乳癌可以“切除”了。艾比吉儿信服罗许50年的行医经验，几个星期内便接受手术。一个月后，亚当斯夫人写信给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说他的妹妹“手术后状况良好，乳房整个都拿掉了”。手术后第一年，艾比吉儿认为自己已摆脱病魔，但是那年冬天，她的健康便开始恶化，于第二年八月平静离开人间，过世前，母亲陪伴在侧。亚当斯夫人哀痛逾恒，在无数的信函中倾吐自己的悲伤，毫不隐讳地讨论在当时仍属私密的乳癌：“丧女之痛撕裂了我，胸前的伤口永远无法愈合。”悲伤的比喻吻合了女儿的恶疾。
当时医师为了教学，手术常在看台式手术室(amphitheatre)里举行，约翰布朗(John Brown)医师永远不能忘怀1830年他仍是学生时，在爱丁堡一个拥挤的手术室里，与许多同学一起观看乳房切除的经验。20年后，布朗在《雷布与他的朋友》(Rab and His Friends)一书里记载了那次经验，患者名叫艾莉，是苏格兰农妇，在丈夫詹姆斯与爱犬雷布的陪伴下，穿着家居服步入手术室。医师迅速地进行手术，雷布见到女主人血迹斑斑，不断嚎叫。手术过程全无麻醉，艾莉以无比的勇气承受痛苦，手术结束后，她“缓慢爬下手术台，眼光搜寻着詹姆斯，然后回头以低沉清楚的声音向医师与旁观的学生道歉，说她如果表现得不够勇敢，请原谅她。”自惭与歉然的态度是当时乳癌患者的共同特征，尤其是家贫的病人，她们关心医师手术过程是否舒适，远胜过关心自己的健康。不幸，这位勇敢的村妇在几天后死于败血症。
虽然19世纪的乳癌治疗方法很残酷，当时的科学家对乳癌的基本结构了解日益增多。首先，德国的谢理登(Matthias Schleiden)与许旺(Theodor Schwann)指出，细胞是动物与植物的基本物质.穆勒(Johannes Muller)继而确定了病变肿瘤也和其他组织一样，是由细胞构成；莱柏(Hermann Lebert)则发现了癌症细胞，其状小而圆，内有椭圆形细胞核。1854年，卫尔浦(Alfred Velpeau)在《论乳房疾病》(Traite des Maladies du Sein)一书中，总评所有的乳房研究医学文献，发现自从显微镜诞生以来，乳房病变研究有长足进步。当时人们普遍相信科学可以制造奇迹，形成了医学独断主义的氛围，逐渐影响女人的生命。
其实到了18世纪时，医学界已自认是女人身体的捍卫者。试想，卡多甘医师写作《哺乳论述》时，他的对象还是医界同仁，但是到了19世纪，医界写作的新潮流是针对女人，不久后，女人便习惯寻求男医师的指导与咨询，放弃产婆、女性疗者等传统支援体系。换言之，大众是在18世纪起开始迷恋科学，不再认为宗教是人生全方位的指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