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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的乳房有各种变化，
它们可以是棕色、白色、粉红色、黄色或淡茶色，
也可以长得像柠檬、柳丁、葡萄抽、苹果、梨子、西瓜、大头菜或茄子。
有的乳房对冷、热或衣服束缚极端敏感，
有的乳房只喜欢被某些人在某些时刻以某些方式触摸，
有的乳房则完全不喜欢被碰触。这些乳房只有一个共同点：
它们属于女人，女人知道它们喜欢什么，拒绝违背自己的意旨让别人操纵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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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半的西方历史里，女人的乳房不是受到丈夫、情人的个人掌控，便是受制于教会、国家、医学等男性机制的集体控制。不管男人对女性乳房的控制多么广泛，过去的人并不自觉，因为长期以来，人们相信女人“附属”于男人、比不上男人，也必须顺从男人，这种观念深植于西方社会，以致多数人毫不质疑地接受现状。
当然，历史上也有过一些女人(甚至少数男人)质疑两性之间的不平等。14世纪，英国诗人乔里(Geoffrey Chaucer,1340-1400)描绘巴斯地区来的太太，指出一些大胆的英国女人质疑传统的婚姻角色。100年后，孀居的法国作家比桑(Christin de Pisan)也力劝女人要超脱社会厌恶女性的心态，比桑的为人与作品为后世建立了模范，展现出女性力量与人格的强韧。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虽为旧的性别争议注入新意，但总体而言，“新”男人仍是在寻找一个合适且恭顺的伴侣。
文艺复兴之后，虽然多数人仍坚守犹太基督教义，认为女人天生不如男人，但也有少数人努力打破加诸于女人、让女人成为“终身奴仆”的意识束缚。到了18世纪启蒙运动时，解放女性的种子终于开始萌芽绽放，先是古兹(Olympe de Gouges，1748-1793)写出《女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 of Women)，后有伍史东考特(Mary Wollstonecraft)出版《女权辩》(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为女性宣言开了先锋。尔后200年，大西洋两岸的女性前赴后继、大声说出她们的抗议。
到了19世纪，女人不再单打独斗，而是集结成女性团体发出怒吼，推动女性教育权、投票权、服装革命与经济独立。尽管保守势力反扑，慢慢的，女权运动者还是争得社会广泛认同，同意女性有权与男性平等。
其后，又有连续几波的女性解放运动,包括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最后一波大运动。这波女权运动与前面几波运动最大的不同在：它将身体自主权与女性权利连结起来。革命性的《我们的身体，我们自身》(Our Bodies，Ourselves)一书敲起新一代女性的战鼓，指出女性的宿命并非天定，而是男人造成的。当女性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体、夺回自己的乳房，结果又如何呢？下面这一段对话便是过去30年的女性战略之一。
1993年，我在美国一家女子三温暖听到的对话：
“我不再穿胸罩。”
“你真是个解放女性！”
抛弃胸罩，挑战男性想像的女体美
观诸乳房在象征上的重要性，妇女解放运动由“焚烧胸罩”揭开序幕，也就毫不出奇了。1968年，诗人摩根(Robin Morgan)领导的“女性解放党”(Women’s Liberation Party)在大西洋城举行的美国小姐选美会场外抗议，呼吁抛弃束缚女人的胸罩、束腰、发卷、假睫毛，及其他“荒谬、愚蠢”的贬抑女性象征。示威行动的发起单位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谴责美国社会的压制力量，包括性别主义、守旧主义、老年歧视与种族主义，声明中指出选美正是集这些负面思想之大成。
参与那次抗议行动的女性只是将胸罩丢入垃圾桶，后来却被神话成“焚烧胸罩”。捏造此一名词的记者显然希望将它与“焚烧征兵令”、“焚烧国旗”等煽动性行动串连起来。虽然多数女人不希望被贴上“焚烧胸罩者”或“女性解放运动者”的标签，其他女人还是受到号召，纷纷抛弃了胸罩。
一位女性回忆那段时期的抗争，认为抛开胸罩象征了自由与反抗，她说：“我早就不穿束腰，现在又抛弃了剃刀、化妆品、高跟鞋与裙子，穿着轻松自在，不再穿需要胸罩的贴身衬衫与合身剪裁的外套。一开始，我很担心人们看到我没穿胸罩会有什么想法，后来，我完全不在乎了。”
两年后，澳洲作家葛瑞尔(Germaine Greer)出版《女阉人》(The Female Eunuch)，强有力呈现父权社会如何剥夺女性的权利，她以生动的语言描绘男人对女性乳房的夸大专注：“庞然的乳房其实是女人肩头的重担，惟有不显露哺乳功能的乳房才得到男人的爱慕，一旦乳房色泽暗沉、失去弹性、憔悴枯萎，男人便感到厌恶。乳房不是女人的一部分，而是悬挂于胸前的诱惑，像神奇的面团般供男性揉搓。”葛瑞尔就和焚烧胸罩的美国女人一样，拒绝穿戴胸罩以迎合“充气乳房的幻象，迫使男人正视女性乳房的各种真实面目。”
20年代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焚烧胸罩”运动，旨在破除男人对女性身体的过度情色化，藉由女性的乳房，唤起大众对女性经济、社会议题的重视。讽刺的是，脱下胸罩反而成为无数讪谤者的攻击武器，指控不穿胸罩的女性不雅、低俗，冲击了男性想像的女体美标准，认为乳房应当巨大、浑圆、坚挺，在衣衫下曲线毕露。相比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精心包装过的乳房被当成性欲对象，60年代末的乳房挣脱束缚，象征了混乱无序与打破成规，不受钳制、胡乱跳动，预告了更大的女性自由即将到来。
20年代七八十年代.女人不仅脱掉胸罩，有时还脱掉上衣。伴随着裸奔、暴露下体与乳房(fiashing)、恶作剧露臀(mooning)风潮(男女皆然)，女人裸胸变成挑战社会的方法。比如一位女士回忆，当年她与同伴坐在喷泉旁，突然说：“听我的口号，一、二、三，脱掉上衣。然后，我们真的一、二、三，拉起了上衣。一位男摄影师跑过来说：‘可不可以再脱一遍？’我们说：‘好呀。’一、二、三，我们又扯起了上衣，裸露出乳房。这时警察来了，和我们起了一阵争执。”
对执法人员而言，女性裸胸显然是全新状况。美国陆军宪兵学校《面对民众骚动，如何保持冷静》手册建议：
状况：你们编成队形，面时一群和你们年纪相仿的女性。她们高喊：
“如果你们与我们同一阵线，请微笑。”然后，她们拉起上衣，露出乳房，你该怎么办？
答案：专注于自己的任务。毕竟，你不是没有看过乳房。这些女人只是逗弄你们，希望你们出错，好取笑你们。保持警觉，提高戒备！
基本上，美国警察相当遵守上述建议，至少，我们不曾听说警察与裸胸示威女性起过粗暴冲突。
法律图利色情、电影、电视与广告业者
裸露乳房成为女人的手段，以唤起社会注意女性议题，包括色情、性别主义、保健与安全性行为。1984年，60名裸露上身的男女在加州圣塔克鲁兹市街头游行，抗议广告、色情业滥用女性身体，由席梦顿(Ann Simonton)宜读声明，她曾是纽约模特儿，后来成为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宣言中说：
如果女人的乳房不是总被羞肚遮掩，视为猥亵与邪恶，麦迪逊大道(译注：纽约麦迪逊大道是美国广告业的重镇)、色情业者、电影与电视又何能以暴露女人扎房牟利？
我们向错误想法说“不”！广告商、选美大会、色情业者、上空酒吧、偷窥秀……并不拥有我们的身体。
我们要夺回属于我们的身体自主权。
游行群众有人手持标语，写着“我们的乳房属于婴儿，不属于男性色情工业”，“完美身体的神话压制我们所有人”。最后，游行群众聚集在圣塔克鲁兹海滩，一名男子裸身跃入海中，救生员说他们可以在市区、郡立海滩裸露上身，但是不能脱掉裤子。
人类史上，法律一直控制男女可以公开裸露的部位。目前美国法律规定，男女都不得公开暴露下体，女人的乳房以不暴露“乳晕”为底线。我们是否应视此为歧视女人？当男人自在地打着赤膊，女人就活该在公园烈日下、体育馆里汗流浃背吗？法律是否强调了女性乳房的诱惑力，暗示男人看到女人乳房后便无法自制？这样的法律是否图利了色情、电影、电视与广告业者，将裸露的乳房保留给这些行业，使其奇货可居，因为民众在其他场合看不到裸乳？上述质疑挑战法律除了所谓的“不符礼仪”外，究竟有何理由限制女人裸露乳房。就算我们同意法律可以强制女人在公开场合遮起乳房，哺乳与日光浴也应该例外。
目前，多数国家允许女人公开哺乳(美国某些州不准)，不少欧洲国家还容许女人在海滩上空，但仍有不成文的社会规范。母亲公开哺乳时，必须小心遮掩不哺乳的那只乳房，并在喂完奶后，马上遮起喂乳的那只乳房，随意裸露乳房是低俗的行为。同样的，女人虽然可以在欧洲海滩上空，仍受到严格的社会限制。
一位社会学者曾观察过法国海滩，指出女性上空日光浴的两个先决条件：年轻(不超过45岁)与乳房不能过大或下垂。此外还有严格的行为规范比如上空时应当面朝下趴着，而非站直身体；不能有惹人注目的行为；男人只能状似视若无睹地偷窥。(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在《帕洛玛先生》中，曾以数页篇幅细腻描写男人在上空海滩偷窥裸胸的艺术。)这些都是过去20年里发展出来的游戏规则。
没有学经历，只有乳房做前锋
20世纪70年代，欧洲只有极少数女人以裸露乳房作为政治诉求手段。1974年，一位法国女士裸胸向土尔市(Tours)市长赫耶(Jean Royer)抗议他施政保守。还有一次，据报载数位女学生在讲坛前裸胸，向某位“知名的伟大哲学家”抗议(据信，这位哲学家应该就是哈布马斯)，迫使他无言离去。然而这些零星的抗争从未发展成如美国示成般的集休力量。(译注：哈布马斯(Jurgen Habermas),1929年出生于德国,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中最多产、最具有影响力的学者)
一位欧洲政治人物倒是从裸露乳房获益不少。1987年春天，出生于布达佩斯，本名为伊罗娜·史脱乐的“小白菜”，代表意大利激进党角逐国会议员，在该党提名名单中排名49。“小白菜”原本是个脱星，一夕之间震撼了意大利政坛，她的竞选策略，简单地说，就是跳脱常轨，从下面这篇报道便可窥知：“一辆红色敞篷车停到罗马市中心国会大厦门口，一位年轻金发女郎、穿着一身粉红衣裳，站在车上，大方地裸露出乳房。镁光灯此起彼落，她拿着扩音机高喊着：‘停止性压制’一小撮兴奋的路人热情附和。”
意大利国会里，女性议员仅占6.5%的席次，因此“小白菜”的同性角逐者并不多。她和其他女性候选人最大的不同是，她完全没有政治、学术经历做后盾，只有乳房做前锋，而它们也完成了任务。
6月大选，“小白菜”跌破多数专家的眼镜，挤入360位国会议员行列，性解放政见将她推入政治权力核心。4年议员任内，“小白菜”推动了7项提案，分别是：囚犯的性交权、实施学校性教育、设立“爱情公园”、修订电影检查的猥亵标准、征收机动车空污税、禁止销售毛皮与动物实验、重新开放合法妓女户。
“小白菜”当选议员后，依然时常裸露乳房甚至全身，公职角色因而混淆。1987年10月的报纸头条新闻写着：“小白菜的乳房在圣地引发丑闻。”当时她签约赴以色列做春宫表演、碰到犹太教信徒抗议，拒绝让她进人以色列国会。显然，以色列不像意大利，不理会“小白菜”色情结合政治那一套。她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期间，警方对她提起两项控诉，她只好仓皇逃回意大利，在那里，她的色情表演受到议员保护伞庇荫。
1991年4月，“小白菜”在倒阁危机中辞去国会议员，在不明动机下，投回了她的初爱色情电影与第二任丈夫的怀抱。“小白菜”的第二位丈夫是美国艺术家库恩斯(Jeff Koons)，在两人的短暂婚姻里，他掌镜为“小白菜”拍摄了许多暴露照片。
同时间，美国女人早巳从“焚烧胸罩”迈进到更实际的行动，奋力争取女人的生育权、法律权、教育权、经济平等权、女性保健、幼儿托育、终结色情、暴力与性骚扰。尽管保守势力持续打压、宣称女性主义已死亡，数百万女人仍是奋战不歇，争取上述权利。女性运动掀起大革命，鼓励女人摆脱“社会强制的异性恋关系”与“生殖”两项枷锁，许多女人开始有了新的选择：不婚性行为、结婚但不生小孩、出外工作、单亲妈妈、同性结合，常见的选择是做职业妇女，有固定性伴侣，担任母亲但不婚。在革命大漩涡里，乳房成为女性新处境的有力标志。
乳房是最好的跨党派象征
1990年左右，美国发生了连串的示威抗议，要求政府正视妇女的保健。美国妇女从防治艾滋运动者身上学到经验，开始要求政府拨出更多预算支持乳癌研究。1993年，《纽约时报杂志》以显著的篇幅刊出《愤怒的乳癌政治》一文，封面上一张切除过乳房的女性照片，撼动人心。报导指出，全美至少有180个团体倡导乳癌研究，这些愤怒的团体不惜一战，誓言将乳癌议题推上立法机构、媒体与街头。
1991年与1992年在波士顿市大示威里，许多人高举尖锐的标语，写着：“问我有关贫穷与乳癌”或“向我乳癌与环境的关系。”1993年5月，700名运动人士集结于华盛顿特区的沈思泉，身穿写着“与九分之一的女人划清界线？”、“你救的可能就是你的老婆”等口号的T恤与短裤。同年10月，1000名群众(多数是女人)在白宫附近示威，系上粉红色丝带，挥舞着大标语。克林顿总统在接见了数位示威代表后，与妻子希拉里共同保证将推动预防、诊断与治疗乳癌的全国性方案。短短几年内，乳癌防治运动者已募得大笔研究墓金，更对以往忽视女性保健的立法机构施压，要求他们提高乳癌防治预算，从9000万美元(1991年)增加到4亿2000万美元(1995年)。
但是部分科学界人士却力表反对，认为政治压力扰乱了医疗研究预算分配，可能会影响癌症疗法的研究进展，因为资源如果移转到乳癌研究，癌症基础研究的预算便会缩小，而基础研究比较可能找到治疗所有癌症的疗方。乳癌防治运动者则反驳说，直到最近之前，女性医疗研究的资源始终不如男性，过去的医学研究多数侧重男性的疾病，即便女人罹患与男人同样的疾病(比如心脏病、肺癌)，往往也不被列为研究对象。乳癌是女性特有疾病，需要医界的注意与足够的资源来抑止它的成长。
乳癌议题跨越政治光谱，将共和党、民主党、女性主义者、非女性主义者、同性恋者、异性恋者、穷人与富人连结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活跃的女性主义团体“长岛乳癌行动联盟”、保守的“达拉斯库曼乳癌基金会”，以及女同志成立的“柏克莱女性癌症研究中心”共同携手，后者更利用每年在旧金山盛大举行的同志游行呼吁大众注意乳癌。1994年游行，乳癌存活者莱特(Raven Light)裸露出切除过的乳房。莱特也曾在其他示威场合裸略胸部诉求，包括1995年示威抗议旧金山湾景一杭特斯区(Bayview一Hunters)成立电厂，这个区域高度工业化，乳癌罹患率远高过美国其他城市。
从加州到纽约，乳庙防治成为全国性运动，乳癌病患与非病患互相倚赖、汲取力最，共同向恶疾宣战，惟有早年的废奴运动与禁酒运动者的怒火差堪比拟，伊凡丝(Laura Evans)便是一例。1989年，伊凡丝被诊断出罹患乳癌，接着接受密集治疗，1995年，她率领17名乳癌存活者赴西半球最高峰阿空加瓜(Mount Aconcagua)攻顶成功。此项“激励远征”(Expedition Inspiration)由旧金山“乳癌基金会”赞助，共募得150万美元，投人新的乳癌研究计划。
伊凡丝的故事深具启发性，还有许多人和她一样誓言扫除乳癌。不管是以一己之力，还是加入团体运动，这些女人在书籍、杂志、报章、简讯里写下撼动人心的证言，道出自己的心声，也为深受乳癌威胁的所有女人说话。仅仅10年前，谁又能想像乳癌会成为戏剧、艺廊展出的主题？
透过个人与团体的努力，乳癌患者集结了所有力量对抗敌人，她们的奋战成为20世纪末女性运动最主要的目标，只有堕胎合法化运动差堪比拟。现在，大众对乳癌的关注已经扩展到对女性保健的全面重视。
以前，乳房的意识形态由男性创造与推动，现在，乳房的意识形态由女性根据自身的需要主导。女性选民、立法者跨越党派界限，成为乳癌研究的支持者，一如她们曾在对抗性骚扰议题上联手出击一样。美国政治诞生了新的女性议题，而乳房正是最好的跨党派象征。
乳房政治学将原本私密的议题搬上了公领域，诗歌则保留了女人对乳房的私密感受，向内探视无关政治的思维与感受。当诗的写作牵涉到身体，便翻搅起五内的感受。乳房诗牵动痛苦与愉悦的回忆，时而跃向幻想，时而幽默反转，或者坠人无边的悲痛。回顾本书前几章，我们不难发现诗是乳房的家，只是此次，书写乳房的主角变成女人。
女人夺回乳房的描述权
过去25年来，女性所书写的乳房诗可能远超过史上所集。20世纪70年代以前，我们很少看到女诗人描绘女体，尤其是有关性、生育与疾病的主题。当女人从医师、教会与政客手中夺回了身体自主权，她们便开始描绘女体的真实面目。史上第一遭，乳房诗不再是男性对女体的幻想，开始呈现女性的主观想法。
和同时期的女性艺术家一样，女诗人的作品也呈现了全新的女体观点。揽镜自视，女人眼中的乳房并不完全符合男性的诗意理想，它们不是装点着草毒、樱桃的象牙圆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坚挺、对称、高耸如峰。她们的乳房可能平坦、松垮，或许激起男性的尊敬与欲望，也可能遭来讽刺与嘲笑。就像奋力争取投票权一样，女人也夺回了对乳房的描述权，从做爱的欢愉到乳癌的梦魇，女诗人开始用当事者的观点描绘表相下的女体，奥丝崔克(Alicia Ostiker)便狂喜地描绘乳房发育之乐：
少女时期，我们多年等待，
等不及要等量齐观，
让毛衣下的胸部拥有力量，
取代我们的母亲。
噢，完整的认同，噢，完美的形状，
当我们终于长出乳房时，
我们自认是上帝赐予世间的礼物，
也是俗世献给上帝的礼品。
当爱人舔吻它们
将我们带至那里，那里
在芳香的湿润里，
婴儿像蜜蜂嗅触。
女性内视乳房的观点果然大异于旁观者，乳房不再只是男性的欲望目标，也标记着发育中少女的自我认同与初发现的情欲。
在奥姿(Sharon Olds)苗写初为人母的诗里，乳房翻腾着多种激情：
我们的孩子生下一周后，
你在空房里逮住我，
我们倾跌在床上，
你亲吻我又亲吻我，我的乳汁
旋开了乳头炙热的活结，
浸湿了我的衬衫。一整个星期我都闻到奶味，新鲜的乳汁变酸。我开始悸动……
奥姿的诗描写生产、泌乳与做爱，交织着乳汁发酸的气味、手术缝口、丈夫/情人的温柔触摸。在这首诗里，乳房不是分离的性欲对象，而是母亲整体存在、肉体、力量、痛苦、关爱与被关爱的一部分。就算没有哺乳经验的女人，也能认同奥姿所描绘的乳房骄傲与敏感脆弱。一度，哺育与性感被视为相互对立，还记得文艺复兴时期开始流行奶妈，上流阶层的乳房保留给性爱，下层阶级的乳房则用来哺育吗？其实，女人知道哺乳与性快感密不可分，奥丝崔克率先坦白描绘哺乳时感到的性兴奋：
贪婪的宝宝，
吸吮甜美的乳头。
你的舌头拉扯着乳头，让我发痒。
你睁大圆圆的双眼，企图了解。
当你吸吮，我慢慢被触动了，
在敏感的兴奋中，
你活在你的嘴中，而我则活在子宫中。
她质疑母亲为何要否认这种快感：“享受这种感觉，真的如此可怕吗？为什么我们感受到另一种爱，却不教说出来？”
显然不可以！纽约州雪城的派芮歌(Denise Perrigo)便因为公开承认哺乳让她得到性快感，被警方控告性侵犯孩子，丧失了监护权，两岁的孩子被送往寄养家庭8个月。虽然法官后来查不到性侵犯的证据，还是将孩子判给祖父母扶养。派芮歌真是不幸，判定她“变态”的社工人员、警方与法庭，都不熟悉奥丝崔克这类的作者，更不知道“哺乳联盟”与乐芙医师也同意，哺乳时感到性兴奋是“正常的”。
韦瑟曼(Rosanne Wasserman)曾写过《月亮乳汁六行连句》(Moon-Milk Sestina)一诗，描绘哺乳与儿子第一次说话的情景：“这一定是真的：孩子从母乳中顺道嚷饮语言。”。艾波特(Deborah Abbott)则回忆，年轻时乳房泌乳的快乐：“我从这对乳房得到许多快乐，它们也享受了许多乐趣。我的乳汁曾呛过婴儿、喷洒过情人，它们也曾被舔尝、触摸过。在女人当中，我的乳房算是长寿、活得不错的。现在，我称它们为懒惰的乳房，因为它们已经尽了责任，慵懒地躺在我的胸前，好像掉落地面的水果。”这样的描绘绝不可能出自男性，它既不哀叹乳房失去年轻坚挺，也不视乳房丑恶如老巫婆，只有对过往快乐的甜蜜回忆，坦然接受垂垂老矣的“懒惰乳房”。
嘉欢只剩一只乳房的身体
当女诗人赞美乳房的哺育与性欲时，另外有一批描写乳癌的诗作则不那么快乐，一度被视为禁忌话题的疾病，现在催生了有关乳房X光摄影、乳房切除术、整形义乳的诗作。派丝坦(Linda Pastan)的《例行性乳房X光摄影》(Routine Mammogram)一诗，捕捉住女人接受乳房X光摄影时的脆弱感受：“我们在寻找苹果里的虫。”对贺派琳(Joan Halperin)而言，恐怖的则是诊断宣判：
五月的第三天，
医师笨拙的食指
在我的乳房上
摸索到一个肿瘤。
许多诗描写乳房切除后的经验，戈伊狄姬(Patricia Goedicke)在《现在，仅存一个》(Now only One of Us Remains)中描写她凝视镜子，狐疑问道：“这个不对称的陌生人是谁？戴维丝(Alice J.Davis)的《乳房切除》(Mastectomy)仅以寥寥数字描绘她的痛苦：
没有靠垫
围住
我的心脏
皮肤像鼓皮般紧绷
整形义乳则激发了不少幽默诗句，麦克妮尔(Sally Allen McNall)在((写给以鸟食填充义乳的女人，及其他》写道：
我母亲的新乳房
耗资一百多美元，
麦格林的售货小姐
一副天经地义模样，
让你以为天天有人如此。
这些诗人面对乳房不再对称，以平静的语调描绘自己的伤损，珍惜完好的另一只乳房。
罗得(Audre Larde)却在激动愤怒的《癌症日记》中拒绝任何假象安慰，她描述一位“协助复原”组织的善心女士前往医院探视她：“带来好消息与一个小包裹，里面包着一个淡粉红色乳房状的衬垫。”罗得心中想着：“‘协助复原’里是否有女性主义女同志黑人义工？”她渴望与类似自己的人相谈。罗得认为黑人女同志的“乳房切除术后创伤”与手术后的选择，可能和白人异性恋者大不相同。在离开医院之前，罗得做了痛苦决定：
手术后的身体看起来陌生、不甘称、诡异，但比起把“那东西”塞进我的衣服里这样的身体还是比较像我自己，我也比较能接受它。全世界最精巧的义乳也无法扭转事实，让我重寻以前乳房的感受。我只能学着爱惜这个只有一个乳房的身体，否则对我而言，它将永远陌生。
对女人来说，喜欢只剩一个乳房的身体，甚至只是喜爱自己的身体，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美国女人素以不满意自己的身体闻名，不断寻求饮食、运动与外科整形手术的补救。诚如吴珥芙(Naomi Wolf)在《美丽神话》(The Beauty Myth)中说的：脸部与身体美容整形已经变成一种全国性的信仰。女性文学与艺术不断对抗这种不健康的趋势，乳癌诗便企图说服女性珍惜不完美的身体，因为身体本来就不是完美的。
诗人瑞琪(Adrienne Rich)在《死于四十多岁的女子》(A Woman Dead in Her Forties)中开宗明义：“你的乳房/被切开。”失去一个乳房，留下的缺口比语言更撼人。瑞琪对这位两度切除乳房的女人满怀温柔与同情：“我想用手指触摸/你从前乳房的所在/但是我们从不曾如此。”这是首献给所有人的诗——女同志、异性恋女人、男同志与异性恋男人。它阐述的是升华的爱，当我们被旁人的苦痛感动时，忍不住要伸手抚摸触慰其伤口。
显然，这类诗迥异于男诗人对乳房的传统哀悼，它不受乳房的理想幻象干扰，以放大镜显现乳房内的真实面目。不管如何痛苦，即便“身体诉说着癌细胞急速增加的事实”(瑞琪诗)，这些都是现代女人选择诉说的真相。
卡萝：呈现革命性的女体印象
读诗人口不多，最震撼的诗也鲜少产生广泛的政治影响力；相对的，在影像支配的世界里，图片唾手可得、四处可见，较能刺激社会改变。这一代的女人首开历史先例，在影像艺术里展现集体影响力，女人不再只是男性艺术家凝视的对象，她们拿起画笔、摄影机，呈现自身的惊人新形象。
许多女性影像工作者的目标是“在父权传统里重建女性的身体”。她们刻意摒弃男性观点的女体美，摸索呈现女性的敏感。她们看到前辈卡莎特(Mary Cassatt，1845-1926)笔下的哺乳母亲壮硕胖大，关切的是婴儿的福祉，而非好色观者的快乐。她们也看到了德国女画家莫德松-贝克(Paula Modersohn-Becker，1876-1907)在1906年震惊艺坛，以裸体自画像呈现怀孕身材；而法国女画家薇拉登(Suzanne Valadon,1865-1938)则在1917年、1924年与1931年，以3幅裸乳自画像“忠实记录了女人的岁月流逝”。这些女画家挑战数百年的传统，刻意在作品中贬轻女性裸体的色情内涵。美国女画家欧姬芙(1887-1986)的“女阴/花草”作品与墨西哥女画家卡萝(1907-1954)作品中的骇人寓意，深深影响了不少近代女画家。
受到健康不佳与墨西哥传统绘画的双重影响，卡萝的作品呈现了革命性的女体印象，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自画像，呈现了她奇特的五官美、华丽的墨西哥服饰，以及面对身体苦痛的毫不畏缩。卡萝自幼罹患小儿麻痹，成年后又遭车祸，两度伤残了她的身体。她以画笔将自己武装成高傲、孤独的烈士，她的身体烙印着残废与才气，卡萝不愿意也无法解开这种矛盾结合。在她的作品里，高耸的剑眉与唇上清晰可见的胡髭，和她精致的颧骨、黑色长发形成强烈对比；同样的，她与艺术家丈夫里维拉(Diego Rivera，1886-1957)炽烈热情的关系，似乎也与她选择的孤寂宿命互为矛盾。
不过，卡萝作品中特有的鬼魅撼人特质来自她的想像力充满超现实深度。在梦幻般的网络里，个体与朋友、爱人、花草、动物，甚至整个字宙产生了连结。在《奶妈与我》(1937)中，卡萝赋予乳房宇宙连结的所有内涵，她化身为一个婴儿，有着成人脸庞，从印第安奶妈的乳头吸吮乳汁。奶妈戴着西方殖民时代以前的面具，皮肤黝黑、身材壮硕，右边乳头滴出珍珠般的乳汁，左乳则是卡萝想像中的乳房内部，不是解剖学上的乳房内部，不是解剖学上的乳腺与血管，而是殖民时代以前用来装饰乳房雕塑的某种花草图案。人像周围的叶饰则勾勒出哺育婴儿的乳房孳育众生的宇宙之间的连结，一片特意放大的树叶裸露出饱含汁液的叶脉，天空则落下乳汁雨滴。
《奶妈与我》打破了世人熟悉的圣母乳子像传统。首先，吸奶的不是男婴，他让位给女婴——洋娃娃般的卡萝。同样不寻常的是：女婴身材虽幼小，却有超大比例的大人脸庞，暗示这是长大后的卡萝所看到的画面。此外，哺乳者不再是白皮肤的皇后或家庭主妇，而是皮肤棕黑、胸膛粗犷的女人，黑色面具将她与西班牙殖民前的墨西哥神秘仪式连结起来。奶妈与婴儿并不亲密互视，而是各自望向远方，透露出两人各有天意命定的角色，共同参与一场宇宙戏剧。奶妈抱着婴儿的姿势宛如在奉献祭品，而婴儿的表情显示她对自己的命运了然于心，即便坠入嘴中的乳汁也无法挽救她成为祭品。
这个悲剧画面可能取材自卡萝的拉丁传统，也可能源自她的肉体与心灵折磨。40岁以后，卡萝多次接受手术矫治残疾，也开始在画作中将自己描绘成烈士。
卡萝曾在手术后，被迫穿着矫正撑架S个月，她在《破碎的支柱》(1944)中，描绘自己为裸身禁锢于矫正架中的灵魂，像个女的圣赛巴钦(Saint Sebastian,译注：圣赛巴钦是古罗马的一位军官，因为信仰上帝而遭罗马士兵万箭穿心)，只是被万齿啮身，连两只钢手紧紧挤压的乳房，上面都长有牙齿。不管她的殉道如何痛苦，卡萝都不肯自怨自怜，在所有的自画像里，她都坚忍面对残酷折磨，以挑战眼神望向观者，迥异于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画像中受难圣女的狂喜表情。男人或许喜欢受难者(尤其惨遭肢残者)，面对卡萝以冷漠的肖像般姿态睥睨一切，又该做何想呢？
早逝的卡萝在她中年时创作出举世闻名的形象，同时期的法裔美籍艺术家布尔乔亚(Louise Bourgeois，生于1911年)也创作出系列作品，世人却在很久之后才逐渐了解其意义。布尔乔亚的作品经常以人体为素材，将完整的身体支解为眼睛、手、手臂、脚与数目不定的乳房。
布尔乔亚：展现女性的野性力量与神秘
不管在20世纪40年代绘画、70年代乳胶人体石膏像，或者八九十年代的雕塑作品里，布尔乔亚都展现出对乳房的执迷。在她最喜欢的作品中，有一件是黑色大理石雕塑，完成于1985年，取名为《雌狐》(She Fox),根据布尔乔亚的说法，这件作品呈现她心目中的“好母亲”，雕像拥有4个乳头，源源流出不竭的养份与无条件的爱。尽管雕像缺头断手、喉头被恶小孩切开，“母亲”依然“拥有原谅一切的大爱”。在这件雕塑里，布尔乔亚不是母亲(虽然她有3个儿子〕，而是化身为小女孩的头，藏在母亲的臀部里。
布尔乔亚同一主题的其他作品，显然也脱胎自她对原型母亲的幻想。1993年，她代表美国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大型青铜雕塑《自然研究》(Nature Study,1984),便是个半人半兽的谜样造物，脚上长有利爪，还有3对乳房，观众莫不惊讶于它所展现的女性野性力量与神秘。虽然布尔乔亚身体部位的执迷(尤其是乳房与阴茎)让人忍不住要从佛洛伊德、克琳学派的精神分析观点来解释，但是她最好的作品超越了任何学理，展现了共同的神秘特色。
那年的威尼斯双年展里，布尔乔亚还有一件壁缘雕刻作品，完成于1991年，取名为《乳头》(Mamelles)，粉红色橡胶乳房一个连接一个，好像肉浪波动的河流。这些乳房完全不似任何女体上的乳房，被杂乱放置在装大头菜、鸡蛋的容器，如商品般可以买卖交易。布尔乔亚为此名Mamelles(法语以对乳头的贬抑语)，显然也有点出乳房商品化的意图，她说这个作品旨在“描绘一个男人以追求女人为务，从一个女人换到另一个女人，靠她们维生却吝于回馈，只懂得消费女人，以自私的方式去爱。布尔乔亚批判风流男人对待女人有如随手可弃的商品，永不餍足。难怪女性主义艺术家观看布尔乔亚的作品(以心理分析观点)，会视它们为自成一派思想的典范。布尔乔亚的作品吸引了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的观者，转身离去后，鬼魅蛊人的意象仍挥少不去。
重新对焦：女人眼中的裸女
女摄影家则与同辈女画家、女雕刻家同步，拍摄出令人兴奋的女体新形象。20世纪30年代，康宁汉(Imogen Cunningham)便以断裂美学的手法拍摄过无头的躯干，让她成为当时最受景仰的美国摄影师。乳房就像背部、手臂与腿，透过抽象构图的谐和处理，不过分剥除它的情色意义，也让它不只是男性的性欲对象，高明的艺术的确可使观者抑制自己的欲念。
在康宁汉之后，美国西岸也出现了一位特别的女摄影师柏哈德(Ruth Bernhard)，她原本谨守呈现女性之美的传统，拍摄了许多优雅美丽的裸体照。20世纪60年代，她对贬抑女体、女体商品化感到愤怒，创造了一系列“揉合节奏、流畅线条，令人联想起诗歌”的裸体女人照片。镜头下的美丽裸女，不管是单独一人还是俪影双双，都说明了那个时代依然相信和谐与美丽。
柏哈德与康宁汉是两位重要的先驱，有了她们，才有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女性另类摄影，其中又以英国的史宾瑟(Jo Spence)与美国雪曼(Cindy Sherman)的作品最为撼人。史宾瑟与工作伙伴丹妮特(Terry Dennett)在1982年发表《重塑摄影史》(Remodeling Photo History)论文，指出她们希望用摄影改变同业，“不再盲从主流作法，复制眼中所见景象”，而是质疑所见之物。为了“打破摄影与中产阶级美学的圣牛崇拜”，史宾瑟与丹妮特从人类学、戏剧、电影与自身的劳工阶层背景汲取理论”，使得他们的作品有如发生在特定场景的“摄影剧场”(photo theatre)，不断增添或重组不同元素，成为摄影镜头下的绘画。
在名为《殖民》的作品里，史宾瑟站在廉价公寓的后门口，一只手拿着扫帚，脚边放着两瓶牛奶，粗大的珠串悬挂于胸前，两只肥大的垂乳开放给全世界观看，就像个英国家庭主妇假扮为美洲原住民，骄傲摆出姿势让白人拍摄。牛奶瓶与松垮垂乳的巧妙并置，传达了幽默的意味，也隐晦指出女人、阶级与消费主义之间的连结。
另一幅照片里，史宾瑟给一位黑发、黑须的成年男子哺乳，她将男子的头揽至胸前，从眼镜背后流出无言而温柔的眼光，头发则泛起天使般的光轮。这幅照片的构图再度挑战了既有的印象，我们所熟悉的圣母乳子形象，画中孩子往往一头柔软细发，现在，我们该如何看待一个毛发旺盛的粗野男子满足地吸吮母乳，而喃乳的现代母亲竟是双乳垂垮、手臂粗壮呢？至少，我们现在明白哺乳对象并不限于幼儿。
史宾瑟的另一幅作品将一对义乳放在厨房桌上，与一堆杂货并置，上面还标着价格“65便土”，让观者觉得它们是一堆肉，类似一旁摆着、上书“带内脏”的全鸡。这幅将乳房比喻为农产品的照片，和史宾瑟历年的佳作一样，带有挑战意味却不教条。
我们究竟付出了什么社会成本？
同一时期，纽约的雪曼也以系列作品重建女性特质的表现方式，她以自己为拍摄主角，假扮各种刻板印象的女性角色。1977年到1980年的《剧照》系列作品中，她模仿嘲弄B级电影海报里常见的女主角，美艳而空洞；20世纪80年代，她以更煽动的作品讽刺平面艺术(或者说社会)如何剥削女体。
这个取名为《历史画像》(1988-1990)的系列，是以仿作手法模仿大师作品，然后将它们转化成荒诞的讽刺(parody，译注：在艺术表现里，parody特指模仿知名作品.以相同的手法呈现，目的却在讽刺原始作品，坊间有人取其音，译为“派乐帝”手法)。在好几幅作品里，雪曼都在乳房上添加蜡制或橡胶假乳，它们与雪曼的真实皮肤不搭调，也和她模仿名画的古典穿着相冲突，制造了滑稽的效果。雪曼毫不掩饰假乳的突出，相反的，它们摧毁了观者认为身体是“自然的”的误谬想法。对雪曼而言，身体的历史就是一则社会建构与操纵的故事。
雪曼的仿圣母乳子像引起了各种反应，有人不觉莞尔，有人感到迷惑、害怕与排拒。《无题，二二三号作》里，雪曼戏仿早年的圣母乳子像，也在胸前黏上“突出”的假乳。另一幅《无题，二一六号作》里，她模仿《梅拉的处女》里“渎神”的阿妮雅(见第二章)，展露假的乳房圆球。《无题，二二五号作》是母亲哺乳，雪曼顶着“莴苣姑娘”(Rapunzel，译注：“莴苣姑娘”是《格林童话》里的一则故事，描写一位姑娘为女巫囚禁，关在塔上，她将金色长发编成辫子，垂到塔下，让王子攀爬而上)的金色假发，作势从黏在胸前的假乳挤乳。雪曼这些“黏上假乳”的摄影揉合了不同媒材(绘画、摄影、表演艺术)，不同形式(反讽、幽默、阴森)与不同时空架构，更重要的，对历史的不同敏锐感受。
雪曼的作品是典型的后现代手法，她重新定位历史名作，戳破它们的假象，暴露出古代高级文化也和大量生产的现代文化一样，都将女人的身体视为商品。很难说雪曼是否置身于她自己极力批评的《商业剥削》外，因为她作品里的仇恨女性暴力情节，似乎隐含了一丝“自我仇视”的意味。此外，雪曼是当代最成功的摄影师，广受女性主义者、知识分子、艺评者与收藏家的喜爱，她在商业市场上的成功，可能代表社会付出了比交易市场更高的代价。观看羞辱、支解女体的嘲讽模仿作，我们究竟付出了什么社会成本？这是一种解放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