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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与18世纪的情色艺术，
女人是以“不小心”裸露乳房来传达性感意味.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自由女神像则是刻意裸露乳房，以鼓舞人们的政治激情。
100多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巴黎解放时，
著名法国歌手雪波也跳上汽车顶，扯破上衣，
像德拉瓦克笔下的自由女神一样露出乳房，大声唱着法国国歌。
如果说生活模仿艺术，还有什么比赤裸的乳房更能代表自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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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当代之外，人类史上就属18世纪时，乳房引起最多争议。当启蒙运动思想家改变了世界，乳房也变成种族、政治制度等复杂争议的战场。18世纪结束前，乳房首度和国家概念连结起来，我们甚至可以说是西方民主国家创造了“政治化乳房"(politicized breast)的概念，之后便紧咬住不放。
乳房的政治连结并未反映在女人的服装上，后者纯粹以美感、情色装饰角度来呈现乳房。英国与法国向来是欧洲服饰流行的火车头，当地女人流行穿着紧身褡与紧身内衣，它们的设计是刻意让肩膀往后缩，用力挺起双峰，使乳头呼之欲出。套一句流行服饰史研究者生动的描述，英国的风骚娘儿们可是“不放过任何叫浪荡男子膛目结舌的机会”。
在素以好色闻名的法王路易十五宫廷(1715－1774)里，我们也感受不到乳房的政治内涵。宫廷画家为了满足路易十五的情色欲求，以丰满女郎为主角，画了许多罗衫半解、裸露程度不一的油画。对路易十五而言，看不看得见乳沟可是大事一件，他曾对朝臣大发脾气，因为他们搞不清楚他的未来媳妇玛丽安朵内特(Marie-Antoniett)的是否乳房饱满，传说他对朝臣大声咆哮：“她的乳房呢？看女人，第一眼就是要看乳房！”
当时的上流社会还是偏好“未使用过”的乳房，为了保持乳房年轻美丽，贵妇多半仰赖奶妈哺育孩子。1700年时，仅有不到半数的英国母亲自己哺育孩子，其他人不是聘用奶妈，就是使用半流体的食物作为母乳替代物。法国家庭聘用奶妈的比例更高，16世纪时，仅有贵族上流家庭才聘用奶妈，17世纪时，已普及至中产阶级家庭，到了18世纪，甚至一般平民家庭也雇用奶妈。上流社会女人社交繁忙，无暇喂奶，必须偏劳奶妈；而劳工阶层的女人必须工作养家，也仰赖金钱买来的奶水。
18世纪中期，约莫半数的巴黎小孩被送到乡间给奶妈抚养。1769年，巴黎甚至成立了“奶妈局”(Wet Nurse Bureau)保障奶妈的预付酬劳。1780年，2万名巴黎新生儿中，仅有不到十分之一是在自家中长大，其余均由父母或养育院送到奶妈处哺乳。到了1801年，情况改变了，约有半数的巴黎幼儿、三分之二的英国婴儿是由母亲哺乳。什么原因造成如此巨变？
哺育母乳是平等政治的教义之一
改变始自18世纪中期，一群卫道者、哲学家、医生、科学家开始大力抨击奶妈制度，扛着崇尚“自然”的大旗，他们说服人们：凡属人体自然的东西，也就对国家社会有利。换言之，人民身体健康，国家就强壮，乳房可以是细菌与疾病的温床，也可以为国家带来福扯。此种新论点将乳房一分为二：一类是“腐化”、“污染”的乳房，与奶妈连结；一类是“家庭’的、有利社会革新的乳房，与母亲连结。
在英国，反奶妈风潮始于连串的论文，强调为了婴儿的健康与国家的福扯，母亲有必要亲自哺乳。学界认为，上流社会家庭把婴儿送到低下阶层的奶妈家，使婴儿夭折率居高不下，喂食母乳是惟一的解决方案。当时的英国有许多劳工阶层女性担任奶妈，这是她们惟一的挣钱方法，如果她不只奶一个孩子，薪资可能比先生出外做工还多。没有人研究奶妈同时哺育两个以上的孩子，对她白己的孩子有何影响，是否剥夺了孩子应得的营养？
18世纪中期以前，人们反对奶妈多半是畏惧孩子吸吮奶妈的乳汁。会得到不好的人格或身体缺陷。著名小说家狄福(Daniel Defoe，1660一1731)便大声指责那些聘用奶妈的母亲.竟然让孩子“吸吮挤奶村姑、梳羊毛女工的奶水，懒得调查这些女人的脾气是否良善、心灵是否纯洁，身体是否有疾病。”显然，狄福虽是个才华洋溢的作家，却也难逃中产阶级对劳工阶层的偏见。
反奶妈风潮最强的火力不是来自狄福之类的作家，而是医学界，其中又以卡多甘医师(William Cadogan)的抨击最力.他在1748年出版的《哺乳论述》(Essay upon Nursing)广受欢迎，在英、美、法国被翻译成多种版本。他在书中恳请为人母者遵循“不会出错的自然之律”，担起哺乳责任，虽然父亲被排除在哺育行为外，卡多甘也要求他们扛起“监督者”的角色：“我强烈建议所有父亲，让孩子在他的眼皮底下吃奶.”卡多甘认为孩子吸吮母乳是件大事，不能让母亲全权决定，因为“多数母亲不愿也无法扛起哺乳孩子的麻烦任务”。
卡多甘认为女人觉得喂奶麻烦，“纯粹是因为方法不对，如果女性愿意牺牲一点乳房的美丽，亲自哺乳，而喂奶方法对了，会在其中得到许多乐趣。”写作《哺乳论述》时。卡多甘刚做了父亲，他向所有母亲保证，如果喂奶方法正确，便不用担心“丈夫因哇哇哭声而心生不耐，而且孩子会安静、好脾气、爱玩、爱笑与安睡”。显然，卡多甘建议的哺乳方祛在他的家里创造了奇迹。
套一句当时的陈腔滥调，愿意亲自授乳的女人不仅对家庭尽责，也是对努力照顾百姓福祉的国家尽了责任。证诸18世纪欧洲国家战争频仍，卡多甘就和许多国家主义者、殖民主义者一样，十分忧惧人口减少。
身为医生，他也深切检讨中产阶级的价值观，认为他们雇用奶妈，不过是为了炫耀身分地位；相反的，他极力颂扬那些“仅有几条破毯子替孩子保暖，除了母乳之外，一无食物可以喂哺孩子的母亲”。卡多甘说，由这类母亲哺乳长大的孩子通常都“健康强壮”，仿佛穷人小孩对富人的疾病有免疫力。在卡多甘的理想社会里，每个女人(不分阶级)都亲自哺乳，每个家庭都是个庇护所，共同建构国家的“公共精神”。18世纪中期，哺育母乳已经成为平等政治的教义之一，但还要经过半个世纪，英国女人才大多自己哺乳，但似乎井未松动英国的阶级结构。
18世纪的美国不像母国一般流行雇用奶妈，美国女人大多亲自哺乳，哺乳期约为1年.有的母亲刻意使用哺乳作为节育手段，哺乳期更长。另一方面，美国当时的婴儿夭折率非常高，据估计，约有四分之一的新生儿活不过1岁，5岁前的夭折率更高达一半；美国母亲多数选择亲自哺乳，可能也是忧虑孩子无法存活。
但是从当时的报纸广告判断，美国并非完全没有奶妈，总是有新来的移民、原住民女性或南方黑奴愿意出卖自己的奶水，在目己家中或者住到主人家中帮忙哺育孩子。聘用奶妈的人家通常是主母奶水不足，或者难产死亡。
哺乳类动物一半不会哺乳
我们再把焦点移回欧洲，奶妈论战吸引了许多杰出的学者参与，包括瑞典著名的植物学家林奈(Carolus Linnaeus，1707－1778)，他在1752年的论文《非生母》(Nutrix Nowerca)中写道，请奶妈哺育孩子违反自然律，危及了母亲与小孩的生命，因为哺乳行为能让母子健康。林奈对乳房史的贡献不在他吁废除奶妈，而是创建了分类学上的“哺乳纲”(Mammalia)一词，将吸奶动物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Mammalia源自拉丁文mammae，意指泌乳器官，涵括一切生有毛发、三个耳骨、四个心室的胎生动物。
科学史学者史施宾格(Londa Schiebinger)质疑林奈为何选择“哺乳”一词作为分类命名，他说：“拥有泌乳器官不过是哺乳动物的诸多特征之一，”更何况还有一半的人类不会哺乳。林奈的同辈学者如博物学家布丰(Comtede Buffon，1707一1788)也反对这种命名，因为某些哺乳动物没有乳头(比如种马)。尽管如此，18世纪人们对女性乳房的病态执着，还是让哺乳动物这个分类学名词迅速取代旧有的四足兽一词，获得全世界的承认。
英文的哺乳动物为mammals、法文为mammiférees(拥有乳房者)，德文稍稍改变焦点，称之为Saugetiere【按：a上面带两点】，意指吸奶的动物，分类命名焦点放在幼兽，而非母兽。老实讲，德国人以吸奶作为分类命名标准，似乎较合逻辑，因为它同时涵盖了雌雄两性。不过，林奈的哺乳动物一词影响深远，也吻合了18世纪偏好母亲授乳、将女性角色局限在家庭的政治氛围。有趣的是，林奈对女性乳房的关注似乎早有征兆，在他于1746出版的《动物界》(Fauna Suecica)论文集里，卷头插画便是一个四乳的女人，用来象征动物界。
林奈就和许多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一样，认为哺乳是一种母性本能，动物(包括人类在内)天生懂得哺育、照护后代，母亲不必经由教导，就知道如何哺乳幼儿，因为这是她的天赋本能。奇怪的是，即便在中世纪时代，人们也直到【按：疑为知道】某些女人(主要是贵族)缺乏基本授乳本能，好几位法国诗人便曾描绘初为人母者的艰苦，“不知道如何喂奶”，因为她们从未学过，“极端缺乏授乳技巧”。
今日，从众多医学文献与人类学研究，我们发现人类并未拥有授乳本能，哺乳就和许多社会行为一样，必须经过观察或资讯的传递学习而得。黑猩猩、大猩猩等高等哺乳动物，如果是圈养于动物园里，有时也必须经由教导，才懂得如何哺育幼儿。为了教导灵长类哺乳，动物园是请人类母亲在栅栏前，表演哺乳动作给栅栏内的动物看。林奈如果看到这一幕，不知会做何感想？换一个角度想，如果林奈不是深受l8世纪的母性思想洗礼，也不是7个小孩的父亲，或许今日人类不会被称之为“哺乳动物”？
在法国，喂食母奶的论战掀起革命战火，哲学家、政论家、政府官员、医生纷纷带头反对奶妈制度，最有名的便是卢梭。他在1762年出版的教育论文《爱弥儿》中指称，哺乳会使母亲与婴儿、家庭的关系更紧密，提供社会革新的基础。卢梭说：“一旦女人再度成为母亲(此处当然是指授乳)，男人也就再度担起父亲与丈夫的角色。”
民主卢梭的性别歧视
不管卢梭的语言多么诱人、思想多么具有影响力，还是遭到后世批评者的指责，因为他认定女人活在世上只是为了取悦丈夫、哺育孩子。卢梭坚称，上帝给了男人会思考的大脑、女人会泌乳的乳房，男人如果觉得女人的乳房迷人，都是为了物种延续与家庭维系等最终目标。在这种把母亲塑造为社会救赎力量、强调哺乳超越阶级的平等政治表象下，其实隐藏了西方文化根深蒂固的性别主义。卢梭式思维认为有爱心、乐于付出、勇于自我牺牲的女人就是理想的母亲，而后两百年里，这个观念一直盛行于欧洲及美国。
如果我们深入卢梭的真实生活，便会发现他的主张颇有可疑之处。首先，他从小失去母亲，由父亲和奶妈带大，后世评论者(尤其是偏好精神分析者)认为他童年丧母，导致日后对乳房强烈不变的渴望。从卢梭的著作里，亦可察觉他对乳房近乎变态的偏执，他在《忏悔录》第七册里，描绘与威尼斯高级妓女吉儿丽塔(Cuilietta)的性爱灾难。一开始，卢梭先是不举，等到他好不容易想要享受吉儿丽塔的美丽胴体时，却惊然发现她的两个乳房长得不一样，其中一个似乎变形还是乳头内凹，这使卢梭彻底失去性欲，将自己的阳痿怪罪于吉儿丽塔的丑恶乳房，诟骂她为：“遭上天、男人与爱情摒弃的怪物！”。
身为父亲，卢梭更是不称职得很。他与勒瓦瑟(Thérèse Levasseur)私通多年，生下5个小孩，全部丢给养育院。这些秘闻一直不为人知，直到1788年《忏悔录》下部出版后，才暴露出卢梭私生活的另一面。但是在这之前，卢梭已有广大妇女读者群，她们纷纷遵循《爱弥儿》一书的建议，拒绝雇用奶妈(有时还甘冒丈夫的不悦)，亲自给孩子哺育母乳。
卢梭的回归自然论大为风行，强调喂食母乳的观念甚至吹到了法王路易十六的宫廷(1771一1792),皇后玛丽安朵内特为了享受田园气氛，特地在凡尔赛宫内搭建茅屋，挤奶棚、挤奶女工、牧人、绵羊一应俱全。为了向哺乳母亲致敬，玛丽安朵内特还请赛弗尔(Sèvres)艺匠做了两个瓷碗，长得就像两个完美的乳房。这个时期的女人往往以亲自哺乳为傲。罗兰夫人是卢梭哲学的追随者，也是当时最有学养的女人之一，她曾说过如下名言：“我是个母亲，也是个哺育者。”她决心不把女儿交给奶妈，即使奶水干枯了，被迫以液体食物取代，她也不肯放弃。令人吃惊的是，罗兰夫人的奶水干涸了7星期，又奇迹般恢复泌乳。
伊丽莎白·勒巴(Elisabeth Le Bas)夫人虽不像罗兰夫人那么有学养，也在回忆录中指出未婚夫曾在婚前对她进行人格测验，问她将来愿不愿亲自哺乳。伊丽莎白的先生勒巴(Philippe Le Bas)众议员是坚贞的共和主义者，也是法国革命领导人罗伯斯比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的忠实追随者，他希望确定伊丽莎白会迫随共和党的理念，亲自为孩子喃乳。为了考验伊丽莎白的坚定度，勒巴还故意设下问题陷阱，要让她说出反对喂食母乳的话，但是伊丽莎白太聪明了，没有上当。
伊丽莎白后来嫁给了勒巴，也的确在一个奇特状况下哺乳。1794年，罗伯斯比尔被政变推翻，勒巴也被送上断头台，伊丽莎白带着五周大的孩子被关进监狱，在牢房里待了九个月，这段期间，孩子都是吃她的母乳。勒巴对伊丽莎白的最后遗言是：“用你自己的奶喂哺孩子……启发他爱国。”
我们不难理解罗兰夫人与勒巴夫人何以选择亲白哺乳，因为她们同是奉行共和理念的中产价级女士，追随着革命的大洪流，接受了哺乳的神论。比较难以理解的是许多王公贵族也热烈崇拜卢梭，使他鼓吹的喂食母乳理念跨越了阶级差异、政治党派与国家界限，横扫了欧洲。
在德国，哺乳的母亲成为诗歌与绘画歌咏的对象，有时母亲的乳房还成为家庭和乐的焦点，比如安东(Johann Anton de Peters)在1779年的《爱育的双亲》( Die Nahretern)【按：a上面带两点】粉彩画中，便让父亲、小孩围坐在母亲的乳房前，仿佛它是温暖的火炉，显然乡间父母要比都市父母慈爱得多。
同样的主题到了英国，便成了讽刺上流阶层迎合哺乳潮流的画作，贵妇的乳房出现在画面里，心却不在那里。吉尔雷(Jamcs Gitlray)在1796年的《赶流行的妈妈》中，勾勒了一位穿着高贵时髦的女士，僵硬地坐在椅子边沿，让女佣抱着奶娃在她胸前吸乳，窗外，一辆马车正等着载这位贵妇出外寻欢。
有钱女人控制贫穷女人的社会手段
到了18世纪末，哺育母乳已经成为宗教般的狂潮。1788年时，一群有钱的法国妇人成立“妈妈慈善机构”(La Charite Maternellé)，协助贫穷的巴黎母亲，资助条件有三：受助妇人必须结过婚；有教区出具的行为良好证明；亲自哺乳孩子。根据“妈妈慈善机构”的说法，第三个条件最为重要，因为亲自哺乳可以“强化家庭连结、让母亲更有责任心，并强迫这些母亲留在家中，预防她们出外从事不当行为或者乞讨”。强迫哺育母乳成为富有女人控制贫穷女人的社会手段。
不是只有“妈妈慈善机构”的女人如此，连法国国民议会都在1793年6月28日通过法案，明订母亲如不亲自哺乳，便会失去贫户补助。另外一项针对未婚妈妈的条款则指出，只要她们愿意亲自哺乳，就可以和已婚妈妈一样享有国家的补助。
一年后，德国也追随法国的脚步，在1794年通过更严格的法案，有钱妇人统统得自己哺乳。如果汉堡的数据可以用来推衍到全德国，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德国妇人并未遵循这条法案，依然聘用奶妈哺育孩子。18世纪的最后十年，汉堡地区富有人家对奶妈的需求量依然和以前一样。1796年，“汉堡济贫所"(Hamburg Poor Relief)成立一个产科病房，免费收容未婚妈妈待产，条件之一就是她们产后得做奶妈。除非她们的身体无法哺乳，至于这些未婚妈妈自己的孩子，可以留下来一起哺育，也可以送到乡下给村妇哺乳。
换言之，贫穷的法国母亲要给自己的孩子哺乳，才能获得补助；贫穷的汉堡母亲，情况则完全相反，她们必须为别人的孩子哺乳，才能获得政府帮助。这两个例子显示政府的干预力量深入了家庭领域，不仅法国、德国如此，邻近的欧洲国家也一样。由于法国一向是欧洲政治、风尚的领导者，法国土地的轻微震动，都会将震波传送到邻近国家，套一句当时的话：法国打个喷嚏，整个欧洲都感冒了。
从许多方面来看，法国大革命对女性的乳房都有深远影响。有的女人以华丽煽情的词藻描绘她们对哺乳的期待，一位孕妇便说她等不及要将孩儿揽向胸前，“奢侈灌溉他营养健康的乳汁”。有的母亲必须痛苦抉择，是继续哺育小孩，还是陪着丈夫人狱、逃亡、作战。诗人拉玛丁(Alphonse de Lamartine)的姑妈曾说，哺乳帮助她妹妹逃过一劫，因为“她的丈夫被抓进监牢，狱卒看她还在给孩子哺乳，便放她一马”。整体来说，当时法国人对孩童的健康极度关注，让女人拥有许多“方便”。回首法国大革命时期有关哺乳的传奇故事，当时的女人并不觉得是鸡毛蒜皮或无足轻重，因为哺乳行为已被抬举到半神话的地位.
在法国大革命的论述里，慈爱母亲的纯洁母乳常被拿来和旧政体的贵族对比，后者通常由奶妈喂大，吸吮的是污染的奶水。因此，哺育母乳的共和美德与雇用奶妈的贵族腐化相对照，让女人认为喂食母乳是“爱国之举”，也是支持新政体的政治表态。在这种脉络下，克里蒙费洛(Clermont-Ferrand)地区的女市民写了下述话语，转呈全国会议：“兹此立誓，我们的孩子不会吸吮到腐化的乳汁，而是自由的喜悦精神纯化过的奶水。”自此，哺乳不再是母子间、家庭内的私事，而成为卢梭所期待的公民责任的集体表征。
比如当时官方印制的祈祷与仪式手册，便奉劝妇女让自己的乳房成为丈夫的安逸处所、孩子的营养泉源，所有孤儿都可以得到保障，因为“祖国听到你们微弱的哭声，她将成为你们的第二个母亲。”祖国很乐意化身为母亲，慷慨哺育所有子民，包括从前法属殖民地移入的黑奴。
裸胸女人迅速成为法国革命的图像重点，她们模仿古典女性，穿着希腊式长上衣，露出一只乳房，作为新共和的象征。有时，新共和的象征是一个女战士，如戴安娜女神般戴着头盔，手持长矛，上面盖着一顶佛里几亚帽(Phrygian cap，译注：佛里几亚帽又称自由帽.是法国大革命时共和政党的象征)，同样裸露出一只乳房。有时，新共和的象征是模仿女神阿蒂米丝，身上悬挂着12个乳房，象征当时颇受欢迎的自然、理性等理念。无数绘画、版画、勋章、浮雕与雕塑都将乳房变成国家图像。
1793年S月10日，法国人为了庆祝革命胜利，在巴黎建造了六座喷泉，第一座喷泉坐落在革命起义点巴士底监狱外，池内是一尊埃及女神雕像，泉水源源不断自她的乳头喷出。喷泉揭幕，设计者达维德(Louis David)以华丽的口吻形容她是：“大自然，我们共同的母亲，挤压她丰饶的乳房，赐予我们纯净、有益的革新之液。”巴黎市民吃惊地看着86名议员饮下女神乳头喷出的水，国民议会议长赛谢勒(Herault de Sechelles)宣称：“以汝乳泉起誓，法国人将遵此圣约。”赛谢勒鼓励现场女观众要哺育母乳，以傅让“战斗与慷慨的美德注入所有法国婴儿的心中。”这幕宛如好莱坞电影般的场景，传达出教条宣传的感染力，将新共和与大地之母、凡人母亲的神圣授乳连结起来。
矛盾的是，新共和如此借重女性的乳房，现实里，女性却被排挤在公共领域之外。新法律给予少数宗教信仰者甚至解放奴隶公民权，女人却仍不是公民。尽管如此，法国人仍以女性乳房象征共和体制所追求的理念，包括自由、博爱、平等、爱国、勇敢、正义、慷慨与丰饶。从此以后，国家便经常被比喻为丰饶的母亲，以饱满的乳房满足所有百姓需要。
哺育的乳房也可以很性感
新共和图像或许和当时的法国女性穿着有关，18世纪80年代，宽松衣服首度登场，采用轻柔的衣料与宽松的剪裁，和以前拘谨的穿着大不相同。法国女性抛弃了厚重的紧身褡与衣料，尝试模仿古希腊、罗马女神的轻松自由穿着，投合了当时的哲学、政治与流行风潮。法国女性的这种“政治正确”穿着，和当时男性流行的雅克宾裤(Jacobin trouser，译注：雅克宾是法国大革命时的激进共和党信徒)，共同成为平等新社会的象征。
根据文学评论者盖儿碧(Barbara Gelpi)的研究，在法国执政内阁时代(1795一1799)，英吉利海峡两岸的女性穿着：“随意轻松简单，方便孕妇与哺乳妇女，设计上特别方便妇女掏出乳房哺乳。”18世纪末，有一段短暂的时间，女人完全抛弃紧身褡，衣料轻薄透明，重仅数磅。一篇刊载于1797年6月22日《小邮报》(La Petite Poste)的文章提到：
两名女士跨下敞篷马车，其中一人穿着端庄，另一人裸露双臂与胸口，下着薄纱裙子，鲜艳的裤子隐约可见。她们才走没两步，便被人群包围、毛手毛脚，那位近乎半裸的女士饱受羞辱……不久后，人们就再也看不到这位“新法国”女士的不雅穿着。
19世纪初，一篇英国杂志评论指出，“现今年轻女士的穿着，不过是一片薄纱飘拂在胸前，轻纱下的乳房清晰可见。”如此“轻薄”的穿着适用于年轻的母亲，也适用于单身女郎。文艺复兴时代，乳房被区分为哺育幼儿与满足性欲两大类型，这时又合而为一，哺育的乳房也可以很性感。
从此以后，带有性感意味、哺育幼儿的乳房，常被用来作为国家利益的象征。从19世纪到20世纪，法国的象征常是裸露一只或两只乳房的女性图像。这个女性形象又和自由理念结合，比如德拉克洛瓦著名的《带领百姓的自由女神》，画中场景虽不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而是1830年的流血起义，同样的，象征自由女神的是一个裸胸女子。
文艺复兴时期与18世纪的情色艺术，女人是以“不小心”裸露乳房来传达性感意味；这个时期的自由女神像则是刻意裸露乳房，以鼓舞人们的政治激情。100多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巴黎解放时，著名法国歌手雪波(Anne Chapel)也跳上汽车顶，扯破上衣，像德拉克洛瓦笔下的自由女神一样露出乳房，大声唱着法国国歌。如果说生活模仿艺术，还有什么比赤裸的乳房更能代表自由呢？
1850年左右，象征新法国的裸胸女子有了一个正式名字，叫做“玛丽安”(Marianne)，她的脸庞年轻、头戴佛里几亚帽、裸露出乳房，出现在无数的绘画、雕塑、海报、漫画与纸钞上，玛丽安所散发的勇敢、活力、团结与性感，正是法国人引以为傲的国家精神。虽然有时美国、英国与德国也会借用玛丽安的形象，但都不像法国一般坦然露乳！
白人主子与黑奴乳房的对立
18世纪，法国带领了世界的民主运动，一直居于政治理念领先地位，直到国力渐弱为止。伴随着大英殖民帝国的日益壮大，以及美国的国力渐强，国际影响力的中心逐渐变成英语系国家。整个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王夫亚伯特亲王以及他们的9个孩子，成为家庭价值与公民奉献的超级象征。这个时期，不管英国还是美国，惟有哺育幼儿的乳房才被尊崇，社会鼓励母亲亲自哺乳，担起幼儿福祉的全部责任。慢慢的，人们发现母子的亲密联系对孩子的心理健全颇有影响，更增强了母亲必须亲自哺乳的社会压力；拒绝哺乳的母亲不仅自私，也危害社会。英国家庭不再把小孩送往乡间，即便聘请奶妈，也多半让她住进主人家，让主母监视她哺乳小主人。
至于美国母亲多数自己哺乳，即使南北战争前南方不乏黑人奶妈，也只有两成左右的母亲使用奶妈。当黑奴被主人指派做奶妈，往往得牺牲自己的孩子，专心哺育主人的孩子。北卡罗莱纳州一位女黑奴说道：
我的姨妈玛丽属于奎达克主人，他的太太难产死亡，留下刚出生的露西小妞。当时玛丽阿姨刚生了小孩，奎达克主人便让露西小姐也喝她的奶。如果玛丽阿姨给自己的孩子喂奶时，露西小妞啼哭了，主人就会自玛丽阿姨手中夺下孩子，打他的屁股，要玛丽阿姨先去喂露西小姐。”
废奴史上最戏剧化的一场辩论，便来自白人主子控制黑奴乳房的紧张对立。事情发生于1858年的印第安那州，曾经是奴隶，后来积极参与废奴运动的楚芙(Sojourner Truth，1797－1883)对一群白人演讲，演讲即将结束时，支持奴隶制度的听众起身挑战楚芙，指控她根本不是女人。根据楚芙传记的作者潘特(Nell Painter)记载，听众指控楚芙说谎，意图低毁她的可信度，没想到却反而打击了自己。
根据1858年10月15日的《解放者》(The Liberator)记载：
楚芙告诉他们说，除了她自己的孩子外，她不知奶过多少白人小孩，有些小孩已经长大成人，尽管他们吸吮的是黑色乳房，在她来看，长得可比台下的指控者还更有男人气概。楚芙紧接着露出胸膛，问台下的男人可想要吸吮？楚芙说，为了证明她的性别，她可以向所有人裸露乳房，这不是她的羞耻，而是台下众人之耻！
一个世纪后，不少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女性运动者模仿楚芙裸露乳房，以达到性别政治诉求，但都不及楚芙的沉痛尖锐。废奴的争议席卷全美，楚芙裸露乳房之举就像她著名的演讲“我难道不是一个女人？”一样，强悍地证明了她不仅是个女人，也是一个人！她的乳房哺育了黑人，也哺育了白人，难道不够格被视为是个完全的人？可是，当时黑奴被认为是“较低等的人类”，站在拍卖台上，让买主细细检查他们的牙齿、肌肉与乳房，他们就像是货品，进了主人家，便完全属于白人主子，和牛狗一样。
楚芙要求白人停止剥削黑奴的身体，但是中产阶级对她的抗争无动于衷，黑人女性依旧被当成牛马，英、美白人女性却被视为守护家庭的天使。派特莫(Coventry Patmore)的《家中的天使》(1854一1856)一诗，便将母亲描绘成天上的善心仙女，对家庭无私奉献。
基本上，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禁止描绘情色乳房，除非是非常隐晦的比喻。以诗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来说，当他的诗不是用“圆形之物”等委婉比喻，而是直接用“乳房”两字时，通常就代表灾难来临，比如“泰尔沙斯”(Tiresias，译注：泰尔沙斯是古神话里底比斯的预言家)看到女神巴拉丝(Pallas Athene)的乳房，因而瞎了眼睛，《鲁奎薛斯》(Lucretius，译注：鲁奎薛斯(公元前95年到公元前55年)是罗马诗人，也是伊比鸿鲁派哲学家)里，特洛伊海伦的乳房引起了战争毁灭；《美女之梦》(A Dream of Fair Women)中，克娄帕特拉死于毒蛇噬吻乳房。
相反的，哺育的乳房就是好的乳房。不管是在法国、英国、美国或北欧，母亲在家袒胸奶孩子，都不用羞于被人瞧见，中下阶层女性甚至可以在公园、火车等公共场所公然奶孩子。英国乡下，中产阶级女士也可以在教堂里当众喂奶，完全不受维多利亚时代拘礼文化的限制。
需要保护的濒临绝种动物
对反对奶妈的人而言，愿意亲自哺乳的母亲简直就像濒临绝种的动物，需要严加保护，尤其是巴斯德消毒法发明后，人们发现牛奶加热后，变得安全可饮，使用奶瓶的风潮越来越盛，到了19世纪80年代，英国大城市已经非常流行使用奶瓶，但是乡下地方依然很罕见。汤普生(Flora Thompson)在回忆牛津郡岁月的自传中说：“有人带着孩子造访乡间小屋，这个孩子用奶瓶喝奶，大家都好奇地把玩它。”
西方世界对母性乳房的崇拜，从伦敦吹到新大陆，甚至远袭至东方的苏俄。同情农奴者为了鼓吹逐渐高涨的国家精神，融合了大地之母与哺育苏俄子民的农妇，创造了苏联之母(Mother Russia)形象。伟大的作家如普希金、杜斯妥也夫斯基都大力支持苏联之母形象，让她与沙皇君父(Father Tsar)并驾其驱，甚至凌驾其上。不管是大地之母，或者是哺育苏俄子民的农妇，她们都是男性救赎的象征，也是社会革新的能量泉源。1860年，在一次女性角色的辩论里，小说家拉斯可夫(Nikolai Leskov)誉扬母性乳房为旧秩序的维系者，也是“女性公民美德的传达工具”。
多数俄国婴儿吸食母乳长大，贵族阶级则聘有奶妈，到了19世纪70年代，许多俄国家庭改用奶瓶。大文豪托尔斯泰强力反对雇用奶妈或者使用奶瓶喂食小孩，在他的想法里，哺育母乳才是婚姻与公民社会的基石，最重要的，哺育小孩是他的妻子宋雅的责任，夫妻为此时起勃溪。宋雅的日记透露，她罹患痛苦的乳房炎，如果不是托尔斯泰专横的要求，她会放弃给孩子哺乳。一位文学史研究者分析：“托尔斯泰获得最终胜利，宋雅强忍痛楚给孩子喂奶，这样一个胜利，我们很难不视之为男性控制女体的象征。不管是这场小冲突或者10年后托尔斯泰写就小说《安娜·卡列妮娜》，他都能称心如意摆布女性的乳房。”
托尔斯泰的个人胜利呼应了俄国传统的父权价值观，女人必须服从男人、子女必须顺从父母、农奴必须效忠地主。托尔斯泰是当时最受尊崇的作家，他的小说与短论享有近乎神圣的地位，谁能质疑《安娜·卡列尼娜》中亲自哺乳的凯蒂是个好母亲，而拒绝哺乳的安娜是个坏母亲？相较于金钱交易压迫贫穷女人担任奶妈、“出租胸部、贩卖乳汁”，谁又能不向往农妇亲自哺乳所代表的俄国田园社会景象？在托尔斯泰笔下，理想的社会有数以百万计亲自哺乳的农妇以及良善的农夫，这是他企图使时光驻足的最后困兽之斗，妄想着延长母性哺育所象征的农村社会之梦。
值得注意的是，1895年俄国皇后菲欧朵萝芙娜(Alexandra Feodorovna)决定挑战宫廷传统，亲自给长女欧嘉女公爵(Grand Duchess Glga)哺乳。依据规矩，皇后产子，宫中会召集一批奶妈让皇后做最后挑选。不用说，听到菲欧朵萝芙娜皇后要亲自哺乳，奶妈们都失望离去。
德国的维多莉亚皇后(Auguste Viktoria)育有7名子女，积极推广喂食母乳，1904年11月，她出席“妇女爱国联盟”(Patriotic Women’s League)演讲，推广喂食母乳的好处。“妇女爱国联盟”由德国政坛与医学界的保守势力所支持，认为挽救低落的生育率、打压日益升高的妇女劳动参与率，喂食母乳是最后堡垒。同一年，普鲁士政府拨款成立第一家孩童福利诊所，由“妇女爱国联盟”担任义工，补助亲自哺乳的母亲，鼓励她们对抗奶瓶喂食与避孕等道德低落的魔鬼行径。一次大战前，德国人对人口锐减的恐惧达到顶点，左右了政府的卫生政策，德国政府遂在1915年前，于境内普设了1000多家儿童福利诊所。虽然德国生育率的下降程度尚不及邻近的法国，却足以成为政客推动喂食母乳的借口，仿佛它是所有身体、道德与社会疾病的万灵丹。
德国另有一批女人组成了“保护母亲联盟”(League for the Protection of Mothers)，反对保守势力的言论，辩称只要消毒干净，用奶瓶喂食婴儿没什么不好。她们也反对政府的保守作为，提出较进步的妇女政策，包括性解放、提供未婚妈妈福利措施，以及其他更激进的理念。其后20年，在国家社会主义诞生前，“保护母亲联盟”一直是最勇于挑战保守政府的组织。
乳房政治化在一次大战达到顶点
整个20世纪，各国政府基于各式理由不断将女性乳房政治化，战争时期尤其明显，一次大战的宣传战让乳房的政治用途达于顶点。法国的象征玛丽安在海报里便有各式形象，有时她裸露乳房、伸出双手，恳求民众购买法国公债；有时她上半身赤裸，踏着敏捷如舞者的步伐，赶跑好战的普鲁士老鹰；有时她不仅裸露乳房，还耻毛毕现。其他妇女则以较现代化的形象出现在海报上，扮演着护士、公车驾驶、工厂女工、农人、邮差、织袜者、节俭的家庭主妇、丰饶的母亲等各种角色，显示各领域的妇女对战事的全力支援。
在崇尚美胸的法国历史里，半裸或全裸的女性形象有迹有循【按：原文如此】，可以远溯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的政治化乳房，或者往前上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情色化乳房，或者中世纪的神圣化乳房。对德国人而言，法国女人的裸胸形象证明了这个种族的腐败，他们抓住这个题材发挥，绘制了许多裸胸法国女人的漫画，画中，她们不是在从事龌龊性事便是放浪形骸。其中一幅漫画以肛门为主题，讽刺法国人对乳房的执着，画中，玛丽安高坐在凯旋门上，两片屁股仿若巨大的乳房下垂，对准了法国士兵。
相对的，德国的宣传很少以女人鼓舞士气，她们最多只是扮演支援男人、小孩的传统女性角色。战争初期的德国海报里，可以看到胸部饱满、垂着金色发辫的女人向士兵献花，或者送上饮料；但是伴随着战争接近尾声，德国女性形象越变越晦暗，四处可见遮着黑纱的寡妇与哀伤的脸庞，提醒人们伤亡人数不断上升。
美国漫画则将德国人勾勒成非人怪兽，比如一只头戴普鲁士钢盔、敛牙咆哮的大猩猩，它右手拿着一支木棍，上面写着“德国精神”，左手掳着一个无助的女人。这幅图是美军1917年的征兵海报，图说写着：“摧毁这只疯狂的怪兽！”暗示德国人是会玷污妇女的野兽。相对于玛丽安的裸乳象征力量，此画中的乳房却是女性柔弱无助的象征。美丽柔软的双乳旨在感动美国年轻人，让他们勇敢上战场保护欧洲人，以免本国妇女成为下一个惨遭蹂躏的对象。由于这幅漫画的概念十分强烈，22年后，1939年二次大战前夕，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还将它大量复制散发，提醒德国民众英美敌人以前是如何对待他们的，海报的图说最后一句写着：“绝不重蹈覆辙！！！”
一般来说，美国的战争宣传除非是呈现妇女受到敌军强暴，或者受美军保护的场景，很少出现裸露的乳房。1917年的另一幅征兵海报，图说写着：“全靠你保护国家的声誉。”海报中，山姆大叔警戒地站在自由女神的背后，后者的身躯微往前倾，露出迷人的颈项、毫无遮掩的肩膀与双臂，以及一览无遗的乳房。这幅充满戏剧气氛的海报由“电影广告人联盟”(Associated Motion Picture Advertisers)设计，利用直接的性想像激励美国男人奋起保护祖国不受站污，而祖国的象征就是柔弱的女子。
虽说美国传统不使用裸乳作为形象(受暴场合除外)，但是到了一次大战后期也快速改变了，衣不蔽体的白由女神与哥伦比亚(译注：哥伦比亚为美国的女性拟人名)形象逐渐出现，改变源自1917年到1919年间的自由公债系列海报。第一张海报里，自由女神雕像穿着厚重的披衣，从头裹到脚；数个月后，第二张海报面世，自由女神的形象有了大幅改变，身体变得较柔软、女性化，双手前伸做出恳求状，面色略带哀凄，”胸前交叉的系带清晰勾勒出饱满的乳房。公债系列的第三、第四、第五张海报均由克里斯帝(Howard Chandler Christy)执笔，画中的女主角变得更年轻、更性感，舍弃传统披衣，改穿类似睡衣的性感衣裳。美国人终于学会了一件事，穿着清凉的女人最适合推销，不管是自由公债，还是征兵或战争！
一次大战的宣传如何运用乳房端视各国的民情与品味，比如意大利的公债海报女郎胸部饱满结实，散发出性感与力量；奥地利以民间故事中的女英雄为图像，乳房部位镶上国家标志或神话图案；英国则大量使用不列塔妮(Britannia,译注：不列塔妮是英国的女性拟人名)的形象，头盔、护胸甲、剑、盾一应俱全。
俄国女人则大不相同，她们有的真正加入战斗行列。1915年起，英、美报纸陆续出现俄国女兵英勇抵抗德军的新闻；1917年革命爆发，俄国在北边防线组织了一支两百五十人的女子步兵营。1917到1918年间，俄国宣传她们拥有与男人肩并肩、勇敢参与革命斗争的“新女性”，当时的漫画海报描绘俄国农妇用耙子叉着奥地利士兵，或者用脚踩死普鲁士蟑螂，藉以激起大众的爱国心。不是所有人都把俄国女兵当成一回事，不少讽刺画质疑俄国女兵在军队的性角色，描绘她们裸露乳房坐在男同胞腿上，甚至全裸做出猥亵动作。
当世界大战终于结束，女人的宣传角色也告终结，自大众视界消失。法国的玛丽安依然占有一席之地，但形象已不如战时那么激进。哥伦比亚与山姆大叔依然守卫着美国，但不再那么小心警觉。至于德国，另一只怪兽等着伺机崛起，它的形象异常男性化，夸示男性肉体的力量与父权连结，偶尔女人也会出现在纳粹的宣传品上，角色却被定型为雅利安孩童的哺育者。
海报女郎的乳房是海外战士的慰藉
二次大战期间，美国、欧洲海报上的女人形象有了大幅转变，比较少被用来象征国家，而是呈现她们在各式工作场合的面貌。美国海报出现了“妇女陆军部队”(WACS)、“妇女预备部队”(WAVES)、陆军与红十字护士等形象，头戴俏皮的帽子，忙碌地投入战事服务。这些女人大多非常漂亮，白肤金发，穿着高领衣服，并肩和男人抵御外侮、保护小孩或照顾伤兵。旧有的哥伦比亚、自由女神形象消失无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