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乳房并未在这场战争中消失，而是出现在战斗机的鼻翼上，乳房的主人经常是性感美女，搭配的文字写着“有点危险”、‘轻佻小姐”(Mis-Behaving)或者“做爱小姐”(Miss Laid)。19世纪的船首也常绘有上身赤裸的女人，二次大战时绘制成机身的裸胸美女，让飞行员有一种掌握性力量与摧毁力的感觉。
海报女郎的乳房则成为无数海外战士的慰藉品，不管是展现逼人豪乳的色情照片，或是杂志夹页女郎照片，都可以免费邮寄海外给前线士兵打气。1942年到1945年的短短四年间，美国人一共邮寄了6百万份《老爷》(Esquire〕杂志夹页女郎图片，这些照片由瓦格斯(Alberto Vargas)掌镜，使用高超的照片修整技术，使女郎看起来漂亮完美，全部以衣不蔽体、胸部高耸、双腿修长闻名。有些瓦格斯女郎身着军衣，被当成空军、步兵、海军与陆战队的吉祥物，美国军人将瓦格斯女郎照片贴在卧铺上，细心折叠携带，跟着他们抢滩诺曼底。瓦格斯女郎的衣着永远曲线毕露，有时身着无肩带或露背晚礼服，展现出纸娃娃般的性感，让男人期待战争结束后返乡，也会有这样一双美腿与丰乳等待着他们。
另一个官方认可、为前线战士提供海报女郎的是《杨基》(Yank)杂志，它是专为美国士兵而办的刊物，成立于1942年，一期只售五分钱。美国大兵可在《杨基》杂志里读到战争报导，也可撕下当期的夹页女郎，满足自己的性幻想。《杨基》海报女郎多数活泼开朗，像邻家女孩，但也有一些《杨基》女郎风骚性感，曲线毕露的上衣险些滑落肩头，隐约露出丰满的乳房。女星珍罗素、琳达·妲妮尔(Linda Darnell)便是其中的佼佼者，靠着卖弄此种风情星途大展。
1945年，美国军队摄影师史坦(Ralph Stein)被派到好莱坞，拍摄一系列的海报女郎照片，他发现好莱坞的化妆师习惯加大女星胸部，以达到“眩人”的效果。他说：“……女化妆师对女星毛衣下的胸部尺寸并不满意，先是塞进一对直径两时的衬垫，然后她向后退两步，仔细端详女星，又塞进两片衬垫，问我们：‘够大了吗？’我们清了清喉咙，支吾了一下，女化妆师便径自为我们做决定：‘管它的，这是为了战场上的男孩。’又为女星两边的乳房各塞了三片衬热。”
二次大战前后美国的“恋乳房癖”其实扣合了最基本的心理欲求，从最简单的层面而言，乳房是男女差异的最大象征，越是特殊的历史时刻越能凸显其意义，二次大战便是这样一个时刻。当男人远赴海外打仗，女人的乳房提醒了他们战争所摧毁的爱、亲密与慈育等价值。对二次大战那一代的军人而言，乳房除了母性与情色的象征外，还有另外一层意义，直到战后回复正常生活，依然影响深远。
接着，玛丽莲·梦露、珍娜露·露布丽姬妲、珍曼·丝菲、爱妮塔·艾柏格(译注：这几位均是乳房丰满的艳星)等明星，又在电影里延续了大胸脯海报女郎的传统，乳房成为全国热潮，因为它是最明显的女性象征，男人必须确信战争梦魔终会结束，他们所企求的乳房终会梦想成真。强调乳房的热潮也给了女性一个信息：女人的角色是提供乳房，而非面包，懂得安于现状的大胸脯女人就会拥有理想生活——4个孩子、两辆车子、铺着地毯的房子。足足过了一个世代后，女人才懂得抗议这种“女性成就”。
裸不裸有关系：钞票上的乳房
20世纪多数时候里，女性乳房都从各个层面为国家利益服务。战争时期，它是鼓舞军心的女性图像；战后，它成为性感与母性的象征，以符合鼓励生育的政策。当然，女性的图像不必然代表真实女人，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图像的影响力，而应细究一个时代的形象与真实人物的交互影响。比如，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代，法国女人被描绘成哺乳者，她们也真的大多亲自哺乳，又如二次大战期间的海报女郎，让美国女人竞相仿效“鱼雷般”的豪乳。不管是间接还是直接，乳房的图像的确影响了全民的意识形态。
女人的身体既是意识形态的承载者，两百年来，也就经常出现在纸钞上。打从纸钞流通世界以来，它一直是国家形象的传播工具。早在1694年，英国国家银行便选择不列塔妮作为钞票图案，她的脸庞十分女性化，却全身盔甲齐全，好像一个去性别的戴安娜女神，象征着英国王室的力量与权威。当然，你看不见不列塔妮的乳房。
诚如前面所述，法国人向来不顾忌袒露玛丽安的乳房，这和法国情色文化深植有关。但有时情色象征也会产生恶果，1978年，法国所发行的一百法朗纸钞以德拉克洛瓦所绘的裸胸自由女神做图案，吓坏了不少人，有的国家因而拒收这种图像的纸钞！
当法国还是殖民帝国时，法属印度支那、西非与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发行的纸钞，均曾出现有色女人的裸胸图案。对法国当局来说，不少殖民地女人的确是袒胸露乳，将这种形象印在钞票上，是现在的旅游宣传。不过换个角度来看，法国人处理裸胸白人女性图像时，大多采取寓意手法，却将殖民地女性的乳房赤裸裸呈现在纸钞上，不免有种族主义剥削之嫌。其他殖民大国也有同样毛病，葡萄牙殖民地安哥拉在1947年发行的纸钞，便绘有一名衣冠整齐的白人女性，正在照顾袒胸露乳的黑人小女孩。赤裸着上身的黑人女孩用以象征殖民地的原始落后，有待西方文明殖民势力的保护。
此外，1955年到1974年间发行的50元瑞士法郎纸钞，以苹果丰收作为图案，画面中是一个正在哺乳的母亲。丰收天堂的意象指出瑞士虽是个小国却拥有巨富，同时也暗示瑞士女性泌乳的乳房就像可食的苹果，都是国家财富。
复杂的政治议题，各方角力的场域
相较于其他国家，美国政府较少涉入乳房的私领域，它不像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政府，规定贫户母亲必须喂食母乳，才能申请社会救济金.也不像20世纪初的德国或今日加拿大的魁北克一样，奖助喂食母乳者。最奇特的政府干预是在纳粹德国时，德国母亲必须按照固定时间喂奶，并接受泌乳量检查。
同一时间，法国政府曾推动“捐赠母乳”计划，让需要母乳“治疗”的婴儿都能吃到母乳。法国政府与巴黎波特洛克产科诊所合作，设立了“捐乳”中心，每次可安置4到5名母亲与新生儿，供她们吃住，给付她们酬劳，诊所员工则一天4次用类似挤牛奶的器具，抽取产妇额外的泌乳冷藏起来，分每天清晨与下午两次贩售。这类捐乳中心虽然有政府支持，但并不普遍，二次大战爆发便全面消失了。
直到今日，我们仍可看到政府强力干预哺乳行为，比如在澳洲塔斯马尼亚省，“澳洲哺乳母亲协会”(Nursing Mother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势力庞大，产妇如想放弃喂食母乳，必须先签订同意书，这是美国人完全无法想像的政府干预。不过，喂食母乳在美国也是复杂的政治议题，是政府政策、商业利益、宗教信仰、医学与性政治各方角力的场域。
试想过去一世纪里，美国女人哺乳的形式产生了多少变化。20世纪初到30年代，美国母亲普遍亲自哺乳，谁又能想像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喂食母乳风气会大为衰退，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女人亲自哺乳，而且多数只喂几个星期。巨大改变源自婴儿奶粉的诞生，在乳品公司与医学界的推波助澜下，婴儿奶粉市场一年以百万美元计，光是商业利益便足以促使喂食奶粉的人口激增。
至于医学界方面，不管是在战前或战后，强调技术至上、男性导向的医疗体系，都把女人看成被动的治疗对象，否定女性“积极”参与生产过程的欲望，也不认为女人有必要亲自哺乳，因为婴儿奶粉是很好(甚至更好)的母乳替代品。1975年，一份哺乳研究显示，美国妇产科的生产照护设计，根本不让母亲有选择喂食母乳的机会，而20世纪末的美国文化也极端排斥哺育母乳。研究者特别提出1975年7月27日《纽约时报杂志》的一篇文章为证，该报道指出3名母亲在迈阿密公园裸胸哺乳，被警方依猥亵暴露罪名逮捕。
根据报载，美国女人曾因为公开哺乳、暴露不雅，被逐出俄亥俄州托利多市博物馆、纽约奥巴尼购物中心、加州的百货公司……一直到1993年和1994年，佛罗里达州与纽约州政府才允许女人公开哺乳。纽约州是在1994年5月16日通过公开哺乳权利法，该法说：“女人拥有公开哺乳的权利，即便与其他法律抵触，一个母亲依然有权在任何地方喂哺婴儿，不论它是私人场所或公开场合，也不论她喂乳时是否遮掩着乳头。”这个法条令人狐疑哺乳怎么可能不露出乳头！至于加州方面，尽管论战激烈，公开哺乳在1996年前依然是违法行为。加州的民意代表虽然支持女人亲自哺乳，却只允许哺乳母亲免除担任陪审员，实在令人难以苟同这就是著名的加州自由社会精神。
20世纪90年代以降，不少团体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与“哺乳联盟”(La Leche League)在内，都大力呼吁喂食母乳。“哺乳联盟”是最古老、势力最庞大的喂食母乳推动组织，坚称妇女可能兼顾工作与哺乳，毫不掩饰它偏袒家庭主妇的立场。从好的方面看，“哺乳联盟”让世人认识了女人的喃乳渴望；从坏的角度看，它让不哺乳的女人充满罪恶感，也让女人觉得她们不应在孩子尚未断奶前，就出外工作，这不符合孩子的最高利益。套一句初为人母者的话，“哺乳联盟”是一种“信仰”，无法容忍其他的哺乳形式。
如果抽烟时间跑去喂奶
当然和纳粹德国或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比起来，“哺乳联盟”所代表的社会压力较为轻微。一个美国母亲如果拒绝哺育母乳，不会被剥夺社会补助；相反的，她如果选择亲自喃乳，却可能威胁生计。职业妇女便饱受这种挫折，如果她将孩子带到工作单位喂奶，可能会遭到恐吓、解聘甚至吃上官司。
美国妇女面临矛盾的要求：既要她们哺育母乳，又要她们在职场上和男人并驾齐驱。统计数字反映了她们面对这种社会压力的焦虑，约有三分之二的美国母亲拥有全职工作，其中只有六成给小孩哺乳半年以上。当美国公司附设托儿机构的比率偏低、有薪产假仍十分罕见时，美国小儿科协会提议母亲至少给孩子哺乳一年，便完全忽略了职业妇女面对的现实。今日，多数美国白人妇女还是亲自哺乳。1987年的统计显示，约有六成的白人母亲生产后，在医院里哺育母乳，西班牙裔只有五成，黑人哺育母乳者仅有两成五。白人哺育母乳比率较高，可能是因为教育程度与收入较高、工时较有弹性。不过，种族间的哺乳行为差异也可能和复杂的种族史有关，长期以来，黑人女性担任白人婴孩的奶妈，自然会认为婴儿奶粉解放了她们被奴役的身体，这也是她们对美国资本主义的正常反应。
讲到这点，我们必须点出先进的工业国家中，美国是惟一未实施产假及育婴假的国家。包括意大利、德国、伊拉克、乌干达、巴基斯坦、阿根廷等一百多个国家，均订有产假及育婴假政策，让妇女有12到14周产假，北欧国家的有薪产假(全薪或部分薪资》更长达五到六个月。早在1919年，国际劳工组织便投票通过妇女上班时，一天可有两次、每次半小时的哺乳休息时间，许多国家也通过这条法案。但是不少自由经济国家的妇女不敢坚持此项权利，深怕在职场上遭受性别歧视，不仅在缺乏法律保障的美国如此，英国也一样。社会期望职业妇女像个男人，但如果她们和男人一样，每天两次半小时休息，跑去抽烟而不是喂奶，可能不会遭到歧视。
另一个有趣例子可用来观察哺乳行为的变化。1993年，美国一幅广告以母亲哺乳为主题，主角身穿天鹅绒上衣、下着热裤，这身打扮显然不是家居服，而是外出工作或上高级餐馆的穿着。美国电影与杂志素来不吝袒露女人的乳房，实在很难想像这幅广告会引起争议。或许它有违常态，让女主角穿着外出服哺乳，结果引起了争议，悄悄地自洛杉矶地区的公车招呼站消失(不晓得民众太喜欢，把它撕回家，还是嫌它太刺眼，撕毁它)。显然，美国民众赞同甚至颂扬喂食母乳，只要它是在家里为之，如果哺乳行为拓展到公园、餐厅、法庭或办公室，美国民众便感到“乱七八糟”，觉得公众领域与私人领域失去了界限。
在澳洲，半数女人亲自哺乳3个月以上，她们可以自在地公开哺乳，因为这个国家极力支持哺育母乳。澳洲女人在产后的5天住院期里，医院会指派护士指导她们哺乳技巧(比如用包心菜叶冷敷乳房，可以消除血肿)，也教导产妇返家后可自哪些机构得到哺乳协助。就因为喂食母乳的支援系统健全，澳洲母亲鲜少拒绝喂食母乳。
美国的一位外科医师艾德丝(Joycelyn Elders)也积极呼吁喂食母乳，照她的计划，到了21世纪初，美国女人哺乳率将增至75%。艾德丝医师曾因大胆的性教育言论遭到医院开除，打从1994年起，便致力于推动减少奶瓶喂奶。她的努力令人想起五年前的“婴儿奶粉丑闻”，医界发现发展中国家吃食奶粉的婴儿死亡率很高，原因是这些国家缺乏干净的饮水，也没有冰箱。“婴儿奶粉丑闻”爆发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都大力鼓吹第三世界国家的母亲放弃婴儿奶粉，改为喂食母乳两年。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1989年、1990年度所做的宣导广告写着：“奶瓶喂奶增加感染机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循各式途径保护并推广喂食母乳。”婴儿如果食用半年以上的母乳，将会增强他们对抗痢疾与其他疾病的能力，这是贫穷国家的头号婴儿杀手。喂食母乳同时也可降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投注在开发中国家婴幼儿保健的支出，该组织的经费多半来自英国与意大利等工业国的捐款，讽刺的是，这些国家女人的哺乳率都很低。
诚如前面所述，18世纪开始，乳房便被赋予政治意义，为国家或国际利益服务。有时，国家要求女人亲自哺乳，以提高生育率、降低夭折率，促进国家的革新进步；有时，医学界又建议母亲使用婴儿奶粉或其他母乳替代品。战争期间，国家鼓励女人垫高乳房，作为“男孩战士们”的抚慰，或者要求她们敞开乳房，作为自由的象征。女性乳房的政治内涵包括了政府、商业、宗教与保健资源等层面，这些由男性支配的传统制度并不把女性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一直要到20世纪末，女人才开始夺回乳房的性政治解释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