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劳伦斯攻击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和帝国主义战争。但是他没有分清其性质,笼统地反对战争和民主。他还错误地将英国人民和金钱利益等同起来,从而使厄秀拉在理论上和艺术上居于脆弱的地位。
所以当她在小说的结尾看到彩虹而憧憬未来时,她没有找到改变人生的具体答案,而是陷入了神秘主义。
“彩虹拱架在大地上。她知道,红硬壳包着的,在世界的腐朽表层四处爬行的贱民们都仍然活着;她知道,彩虹已弯弯地扎根在他们的血液里,并将在他们的精神中抖动着恢复生命;她知道,他们会抛掉覆盖在身上的硬壳,这样,崭新、干净的赤裸裸体便会脱颖而出,经历新的萌生、新的成长,起来迎接天上降临的阳光、风和纯净的雨水。
她在这道彩虹中看到了大地上的新建筑,看到旧的、腐朽不堪的房子和工厂被一扫而光,看见世界将建筑在生气勃勃的真理结构之上,与笼罩大地的苍穹正好协调。”
这里提到了“世界的新建筑”,它指的是新的社会结构,它将代替现存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社会。但是劳伦斯的观念很模糊,他没有说明这个“新建筑”
究竟是什么样子,也没有具体指出走向新社会的道路。他仍然天真地认为当务之急是搞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社会革命。彩虹象征在整个宇宙之间人类争取男女之间的完美关系,从而创造一个理想世界的展望。作者的革命乃是内心世界的革命,他不知道人们必须在改造环境中改造自己。他陷入了唯心主义。但他毕竟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由于工业化而使乡村破产、劳动人民生活痛苦的生动画面,以及在这种环境影响下,人们的各式各样的想法和追求,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勇往直前追求幸福的精神。莉迪亚和汤姆这第一代没有奢望,满足于低水平的美满生活,他们生活得很好。安娜和威尔这第二代并不安于现状,他们都曾努力追求理想的生活,可惜半途而废。这两代人的眼光基本局限于个人、男女之间的关系上面。第三代的厄秀拉则前进了一步,她越出了个人的狭小圈子,看到了世界。
她模糊地认识到,一方面个人必须找到充分发挥其潜力的办法,因此她最初想追求两性生活的完美,另一方面她发现这是不够的,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她有责任了解和改造社会。只有这样个人生活方能美满。小说作者用了许多细节来追踪她的思想的变化。
她抛弃了许多假彩虹,终于得到小说结尾所介绍的那个憧憬未来的真彩虹。它虽然有点神秘主义的色彩,仍不失为一个鲜明的艺术形象。在《彩虹》之后,劳伦斯又写了《恋爱中的妇女》。大家都知道他原本要写一部名为《姐妹》的长篇,后来改了念头,写了《彩虹》和《恋爱中的妇女》,二者并没有内在联系,只有几个人物相同而已。因此我们应当将后者作为一本独立的作品来评价,同时自然也要看到它在艺术和思想方面与前者的关系。
《彩虹》成于1914年,《恋爱中的妇女》成于1920年。在这期间,劳伦斯经历了一段思想激进化的过程。最初他比较乐观。他在1915年写的一封信中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说,他知道大家都能活下来,治愈伤痕,成为新人,在这个世界上继承伟大的遗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变得愤恨而且尖刻了,但是还未失望。1915年2月12日他给哲学家罗素写了一封信,阐述了他的“革命社会主义”的理想。他说:“我们将打碎结构。土地、工业、交通工具、公共娱乐将国有化。不管他工作不工作,每人都有工资,直到他死,只要他能工作时工作的话。每个妇女,不管她工作不工作都有工资直到她逝世,只要她有力工作时工作,做家务,生儿育女。
那时,只有那时,我们才能开始生活。”
劳伦斯满怀激情地要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他所谓的社会主义。他说:“当我们越来越多的人用手牢牢抓住锁链,拉呀拉,将它拉断的时候,那将多妙啊!我一想起这个来就非常高兴。”他甚至打算在某个地方建立一个名之曰“拉拉尼姆”的理想社会,他在一封信里说:“我想聚集20来个人,坐船离开这个战争和穷困的世界,建立一个殖民地,在那里没有货币,只有一种生活必需品的共产主义,以及一些正正派派的作风。”
不用说,他的计划未能实现。他本人这时也离开了英国。他对英国、欧洲越来越失望,认为已经不可救药。对于西方的民主,他说:“凡是经历了这个战争的人,没有谁还会绝对相信民主。”他宣告伦敦在1915年至1916年精神破产,欧洲、英国简直是地狱。在这种情况下,劳伦斯放弃了他那建立新社会、改造世界的具体行动,转而想在小说创作中探讨追求美好世界的道路。
利维斯说,这部小说“展示了20世纪的英国———现代文明———它的全面性是第一手的,深刻的,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位小说家。”他说得很对。但是劳伦斯是小说家,不是思想家、社会学家。我们观察他的作品时不能集中注意力于他的思想,虽然它很重要,而应看他用什么样的艺术形式和手法来体现这一主题。专就思想内容而言,我们可能不但找到精辟的论点,还会发现许多糊涂观念。
劳伦斯写的内容决定他使用一种非同一般的语言。这部小说虽然写的是两对情侣,但是他们既是活生生的个人,又带有寓言的性质,用普通语言很难表达。因此作者使用了许多象征主义的手法,利用了许多意象作为暗示。例如杰罗尔德代表大工业生产的意识形态,他走的是死路。因而他和“死亡”、“冰”、“雪”等等联系在一起。他那残忍、固执的性格是通过许多有意安排的细节来体现出来的。
有一章里,他残酷地硬逼他的坐马站到铁轨上,这时一列火车正飞驰而来;最后他死在冰天雪地里,如此等等。伯金和厄秀拉不一样,他俩代表“生”
的道路,因此伴随他们的是鲜花、芳草、蝴蝶等等。
另外,我们很难说谁是这部小说的主角,只能说这两对情侣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人生,走了不同的道路。我们毋宁说,劳伦斯是以整个西方文明为观察对象,其中人物及情节构成一个整体,成为英国资本主义社会乃至西方文明的一个缩影。这本小说的结构因而不同于其他任何小说的结构,它是被内容所决定的。作者在一封信里曾说过:“告诉阿诺德?班内特,所有的结构法则只对于抄袭其他小说的小说有用,不是抄袭其他书籍的书有它自己的结构。莱他是个老模仿者,因此他所谓的缺点我称之为特征。”
书中着墨最多的是杰罗尔德和古娟这一对。杰罗尔德是大工业主的一员,他代表腐朽堕落的西方工业社会。作者用了许多微妙的情节来描写这一人物的特点。前面提到他对付坐马的情况便是一个例子。
他小时误杀了他的兄弟。“死亡”一直伴随着他。他有坚强的意志,非常冷酷无情,他又是一个很有才能的矿业主,知道如何驾驭他的工人。他仪表非凡,彬彬有礼,最初不但古娟,而且厄秀拉都对他感到有兴趣。
他的父亲,老克利奇,和他不同。老头子是位所谓慈善家,很“关心”工人的福利。劳伦斯告诉我们,他甚至认为拯救人类的手段握在工人的手中。
可是他是大资本家,不可能放弃他的生产手段,如果放弃了,他就失掉了权力,连工人的福利他都无能为力。他的立场是非常矛盾和脆弱的,所以工并不满意,他们走出了矿井:既然大家平等,他们便要付诸行动。杰罗尔德接替他父亲之后,完全反其道而行之。在他看来人就是机械、工具,其功能为生产,别无其他。有一次伯金问他为什么活着,他回答道:“我想是为了工作,生产东西,只要我是个有目的的人的话。此外,我活着因为我活着。”有一次古娟夸他有精力,厄秀拉回答道,他的精力都跑到机械里去了。在劳伦斯看来,将人看做工具,认为人生就是为了生产,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只能将人引入死胡同。当整个世界成为机械的时候,性、精神、灵魂便都化为乌有,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杰罗尔德乃是机械主义的一个牺牲者,他的价值观念就是工业化的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他有坚强的意志和一些传统的观点,但是他缺乏灵魂。
他一心一意从事生产,在男女关系上面他缺乏真正的感情。有一次古娟问他是否爱她,他被迫承认他不爱。古娟和他是同类人物,缺乏真正的爱情。两人的占有欲都很强,都想完全占有对方,因此时常发生矛盾。即使当他们在性生活中获得最大的快感时,古娟觉得她好像是一只盛器,里面装满了“死亡的苦水”。
古娟觉得和杰罗尔德的生活使她喘不过气来,她很想摆脱他。她一度和一艺术家搞得火热。罗克这位艺术家很合古娟的理想:一位完全致力于工作,从事与生活无关的艺术的人。他走的路也是死路一条。这两个人的厮混加快了杰罗尔德死亡的过程。
他最后死于冰雪之中,他的绝命预示着西方文明的终结。
伯金和厄秀拉是被劳伦斯当作正面人物来写的,但是不如古娟和杰罗尔德生动。伯金在某种程度上乃是劳伦斯的代言人,但也不完全是。他好发议论,有时重重复复,他的看法前后不全一致,小说写的是他探索人生的过程,也便是作者本人探索人生的过程。厄秀拉只是一个陪衬,不如在《彩虹》里那样生动活泼。我们不能详细介绍这个过程,只能介绍伯金对于生活的设想。
伯金认为英国以及西方社会已经腐朽不堪,无可救药了,他不再想挽救它而是想脱离它。他和劳伦斯的一些小说中的人物一样,醉心于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找寻出路。世界本身已经糟糕透顶了。他对厄秀拉说:“人类本身已经真的干枯腐朽了……我厌恶我自己是人。人类是个大集体谎言
我希望它被一扫而光。”
他不再想这个可厌的世界,只想和厄秀拉搞好关系。他描写这种关系是“一个奇异的结合”,“一个平衡,两个单人的纯粹的平衡———像星星的互相平衡。”有一段时间他俩和一般人一样,陷入肉欲的苦海里,但是不久他们便从中解脱出来了。他认为原始的、本能的肉欲不是出路,从中取得的神秘的知识乃是腐化、解体的知识;这种人和甲虫一样生活在腐烂和冰冷的解体的世界里。男人应当和女人融洽地生活在一起,服从爱情的约束,“但永不放弃他的可骄傲的单独性。”劳伦斯称之为“在分离中的互相结合”,即个人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最初厄秀拉不接受这个理论,因此他们两人无法真正结合在一起。
经过许多周折以后,两人的看法渐趋一致。但是伯金和劳伦斯一样,虽然热情激昂而且十分诚恳地探索人生秘密,却充满了荒唐的想法。这时他又觉得只和厄秀拉结合还不能,还要有“其他的人”。厄秀拉问他为什么需要别人,他反问道,“难道我们两个就行了吗？”伯金这里讲的不是走出去和群众或某些情投意合的人一起来改造世界,而是和杰罗尔德成为特别好的朋友作为补充。他虽然指的不是同性爱,却也相距不远。奇怪的是,劳伦斯将杰罗尔德看做死亡的象征,而伯金乃是活路的代表。二者结合会有什么结果呢？幸好当他向杰罗尔德提出这一建议时,被杰罗尔德拒绝了。
不过,杰罗尔德死后,他仍然感到遗憾。好像当初如果杰罗尔德和他建立了特殊关系,一切问题便可解决了!我们看到劳伦斯费了许多心思,制造了许多幻想,他根本没有找到他所企求的东西。关键在于他是唯心主义者,在解决问题时将车放在马的前头了。
伯金的,也就是劳伦斯的,一个最大弱点,是他认为世界不可救药,想脱离这个世界去寻求解脱。莱这样他就陷入空幻之中,脱离了现实世界,也脱离了反映现实的艺术世界。所以伯金虽然到处大发议论,我们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形象他并没有生气,而那个反面人物———杰罗尔德倒是个活生生的形象。
劳伦斯对西方世界的挞伐是非常犀利的,他成功地绘出了一个腐朽堕落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缩影,他的批评入木三分。这就使这部小说能够流传久远。
《误入歧途的姑娘》是一部用传统方法写的小说。作者1912年在意大利时就写了它。1920年他根据原稿大加修改,全稿完成于1920年5月5日,并在当年发表,这时劳伦斯和他夫人弗丽达在意大利过着流浪生活。劳伦斯对于英国的愤恨有增无减;对于如何实现美好的男女关系从而拯救世界的幻想,他仍然在执着地追求着。他以后的作品大都以此为主题,作者探讨了许多实现梦想的途径,但都没有结果。在艺术上他也开始走下坡路。
《误入歧途的姑娘》写的是一个败落的资产阶级出身的女孩———阿尔维娅不愿受这种家庭的约束,反对传统的价值观念,拒绝和有钱有势的人结婚,却心甘情愿嫁给一个从意大利到英国巡回演出的低级剧团的演员西西欧(弗朗西斯科?马拉斯卡的简称)。这两人的结合经过了许多波折。他们曾一度分开。一位苏格兰籍的医生曾向阿尔维娅求婚,被她拒绝。她和西西欧终于结合在一起,跑到意大利的一个偏僻荒凉的地方定居。这部小说主要突出阿尔维娅的反抗精神,她脱离了自己的阶级,屏弃了传统的观念,宁愿去过不安定、艰苦的生活,也不愿被困在“体面”的资产阶级的樊笼里,这种精神是可贵的,但是我们看不出西西欧有什么确实值得为他做出这样牲牺的可贵之处。大概阿尔维娅爱他的惟一原因是他代表劳伦斯所谓的“黑暗的力量”,她觉得他有点神秘。仅此而已。
世界大战,流浪生活对劳伦斯的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在他的《亚伦的藜杖》(1922)中他描绘了一副社会逐渐解体的画面。主角亚伦脱离了他不喜欢的家庭,到处漂荡。他结识了黎利这个人,对他发生了兴趣。他认为黎利是个领袖人物,有非凡的头脑,一般的人应当服从他,这样世界可以变好。我们看不出黎利有什么过人之处,他既无治国之方,又无修身之道。这样的人能干些什么呢？他仅仅夸夸其谈说了一些废话而已。例如,小说时常涉及到战争问题。黎利不肯加入战斗,认为那是假勇敢:“有个清醒的、冷静的我:他知道战争以及整个那个可怕的运动对我说乃是虚假的。所以我不要被卷进去……”
那么怎么办呢？黎利说:“我们要一个对着一个地站起来,面对一切,打碎旧形式,不让我们的骄傲和生活的勇气被毁掉———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所作为。”
黎利———也就是劳伦斯———认为将旧的爱、牺牲等等观念打倒以后,女人便会顺从男人,男人便会顺从“一个较伟大的人的英勇的灵魂了。”这个思想发展下去便成为独裁、专制主义了。
劳伦斯的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变化。他有时想入非非,有时甚至趋于反动。所以常常有人指责他在《亚伦的藜杖》和《袋鼠》里同情了法西斯主义,这是事出有因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不是劳伦斯的主要想法。他在1919年以后创作的小说都是他追求正确答案的艺术体现。虽然他想到服从一个领袖的可能性,他最后还是抛弃了这个念头。这在《袋鼠》里我们看得很清楚。
《袋鼠》成于1922年。这时劳伦斯和弗丽达妇正在澳大利亚小住。劳伦斯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将这一长篇写成。从小说艺术方面看,它远不及《彩虹》或《恋爱中的妇女》。小说里有一些段落描写澳大利亚的景致,这些段落使人看到作者的超的洞察力。在题为《噩梦》的一章里,作者回顾了自大战以来他和他的夫人遭受的折磨,他反对战争的理由,以及战争带来的重大损失。他不愿英国失败,但又不愿保护那些英国的“恶霸”统治他的国家。这一章还包括一些关于德国的齐伯林飞艇轰炸伦敦的情况。
书中叙述了澳大利亚两个政治派别的斗争。一派以“袋鼠”———真名为本,库力为首,他主张“仁慈的专制”,另外一派则是某种社会主义者,双方不断进行斗争。经过许多冲突矛盾,小说的主角漂流到澳大利亚的李查?罗瓦?萨末斯,屏弃了“袋鼠”
的爱的哲学,和夫人哈丽叶离开了澳大利亚。萨末斯的思想变化历程就是劳伦斯本人的探索人生的历程。他没有找到真正的归宿。澳大利亚不过是一块殖民地,不过是英国和美国事业的“另一端”,那里的人只会模仿欧美人的生活方式,此外他们毫不在乎。至于“袋鼠”的政治哲学或另一派的“社会主义”,都不能解决萨末斯的问题。他还得继续漂流,去寻找人类真正解放的道路。这当然也是劳伦斯的心理状态。
1922年至1925年劳伦斯住在墨西哥。在这期间他写了不少东西。《羽蛇》初稿成于1923年,年重写,同年五六月间完稿。我们可以看到,劳伦斯每到一处都对当地的风俗习惯,特别是宗教和政治发生极大兴趣。他在东游西荡中不断地探索人生,想找到他的彩虹。当他来到墨西哥时,他马上对于该国的古老宗教迷信进行了研究。在这里是否能找到什么答案呢？小说中的主角凯特单身来到墨西哥,最初她很不喜欢这里的风俗习惯,后来她结识了拉蒙,她的想法逐渐改变了。墨西哥当时受美国的物质文明的影响很厉害,拉蒙和他的追随者们想要改变这种情况。办法是恢复墨西哥的传统宗教,信仰“羽蛇”,它是太阳之神,晨星和风神。小说用大量篇幅描写这个宗教的各种仪式,冗长而又无味。女主人公凯特最初为这种宗教政治团体所吸引,觉得这可能是拯救人类、恢复人类美德的最好的办法,但是她对于这种宗教迷信并不完全相信。在小说的结尾,凯特面临的抉择是:她应当回到自己的国土,还是留在墨西哥？和劳伦斯的其他小说一样,作者没有给予明确的答案。
1925年起劳伦斯夫妇居住在欧洲,中间他们回到英国去看弗丽达的母亲。在劳伦斯一生的最后四年里,他在意大利、法国的一些城市居住过,在佛罗伦萨住的时间最长。在这期间,他写成的最主要作品是《查太莱夫人的情人》。
在这部小说以前的三部小说里,劳伦斯探讨了是否需要服从一个领袖的问题,因此他曾被许多人批评,说他有法西斯主义倾向,其实他经过探讨以后得出结沦,认为此路不通。当他创作《查太莱夫的情人》时,他又回到他最初的立场上了。这部小说的寓言性、象征性很强。资本主义工业化摧毁了农村,使农民失掉了立足之本。作家兼矿场主查太莱代表机械主义、死亡,因此他连人事都不能,而猎场看守人梅勒斯则代表活力、生命。在二者之中查太莱夫人选择了后者。梅勒斯这个人物使人想起浪漫主义者宣扬的“高贵的野人”,梅勒斯可以看做是“高贵的野人”的发展。浪漫主义者认为这种更接近自然和它的奥秘。劳伦斯在这本小说中又重复了他的一个幻想:从肉体接触,完美的性生活中可能得到启发,找到人生奥秘。他在小说里比较直接地描写了性生活,许多人认为是诲淫,这当然不是,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写法开了一个不好的风气。
劳伦斯于1930年逝世,享年仅45岁。他除长篇小说以外还写了许多短篇小说、戏剧和诗。有些短篇写得很好。另外,他的书信也很有名。纵观他的一生和他的创作,我们觉得他是一位极为严肃的作家,非常诚恳,一直努力不懈地在文学中探索人生之道。他对于资本主义的英国有深刻的认识,他的作品全面展示了农村破产的景象,揭示出人们心灵深处所受的创伤和疑问。这些人物从不同的角度去寻求正确的生活道路。他们的挣扎、斗争给人们带来勇气。作者深入到人物的灵魂深处挖掘出一般小说家不能挖掘的东西,从这点来看劳伦斯应是心理分析小说的先驱之一。为了表达一般英语不能表达的事物,他使用了独特的语言,创造了许多新词或搭配,用意象说话,采用了大量的象征主义的手法。
由于他脱离了他自己的工人阶级,而且离开英国在欧美过着漂泊的生活,他失掉了必要的社会环境去探讨问题,实现理想,所以他有点像无本之木,走到澳大利亚便受澳大利亚的影响,走到墨西哥就受墨西哥的影响。一旦离开他就改变主意,因而不能和英国的工人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结合起来。结果他脱离了实际,只能从个人解放的角度来观察整个社会和人类,所以他自己将自己悬在半空了。
列宁称肖伯纳为“陷入费边主义的好人”,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劳伦斯是一位堕入神秘主义的好人呢？
索天章1987年3月
附录二
《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生命的真谛一旦能够得到适当的处理,这部小说的重大意义便显示出来。它可以教化我们的同情的意识之流,并将它引入新的领域,而且可以使我们的同情撤离死去的事物。
一
《查太莱夫人的情人》鲜明地表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待生命的态度,两种特点迥异的认识人生的方法:一种是抽象的、不带感情色彩的、缺乏生气的;另一种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富有活力的。
小说在佛罗伦萨出版后,时隔两年,劳伦斯写了一篇题为《关于〈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的长文,从中我们可以找到对这两种认识方法的一个比较清楚的说明:F有各种各样的认识方法,有各种各样的知识。但对于人类来说,肯定有以下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是所谓分别的认识,这是精神的、理智的、科学的认识;另一种是所谓总体的认识,那是宗教的、富有诗意的认识
有三个方面的关系。首先是同宇宙万物的关系;其次是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再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每一种关系都是血肉关系,不仅仅是精神上或心灵上的关系。我们已经把宇宙抽象化地分为物质和力量,我们已经把男女抽象化地分成互相分开的人格———各自独立存在的孤零零的人格,不可能糅合成一个集体———这样一来,各种重大的关系便成了僵死的、非血肉的关系。
小说在结构上可以说具有这两种认识方法的并行不悖的特点;叙事的方法同清晰的解释性评论交织在一起,叙事者从一开始就对生机论观点表示明确无误的同情,同时也对人物、情景及环境作了简明客观的解释。再者,在叙述中还采用了提喻法(synecdochicmethod)。勒格贝庄园及工业小镇坦弗舍的面貌是有象征性的,它们代表着现代社会,特别是二十世纪英格兰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整个工业界、社会秩序和精神面貌。克利福德﹒查太莱爵士所代表的是从一种经济特点向另一经济特点过渡时期的整个统治阶级和现代人的心态。相比之下,猎场看守奥立佛﹒梅勒斯不仅过的是自然人的生活,而且是这种生活方式的代表人物,他赖以藏身的树林是对自然秩序的一种空间比喻,或者说这树林便是劳伦斯常说的“生活的宇宙”。小说在特殊条件与一般条件之间所作的简单而刻板的均衡并不多见。当然,在已经问世的小说中,像这样同读者通常想从有限的、特殊的插曲中去发现普通真理的习惯完全相抵触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但是也可以说像《查太莱夫的情人》这样直截了当、强烈无比地控制读者的道德想象力的小说也是很少见的。
在主要人物中只有女主角康妮﹒查太莱灵活多变地扮演某种代表人物的角色;只有她的行动的自由自在才使小说有了戏剧性。当她穿梭往来于不同领域———不论从空间或从内心的感知来看都一样———从勒格贝庄园到猎场看守林中的小木屋,她的经历就生动地表现出相互冲突的两种不同的精力。在随后到来的在充满活力和死气沉沉这两种生活方式的斗争中,她一个人既是战利品又是战场。如果说太莱夫人代表我们自己,代表着所有那些不知何去何从的现代人———他们尚未下决心去解决自己最终成为勒格贝庄园主人式的人还是成为勒格贝树林中生活着的仆人式的人,或是准备生活在巨大的抽象中还是生活在有生命的万物中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恐怕这样一个设想不见得十分荒谬绝伦。如果说要从上述两者之中选择一种太难办的话,那么应该明白,小说正是不折不扣地置人于这种局限之中的。连劳伦斯本人也明白,生活本来可以按照别的格局来安排的,在这本小说中事情非常清楚:查太莱夫人———我们———不可能两者兼而有之。生机及其对立面之间不可能有任何的妥协。
虽然女主人公享有男爵及猎场看守这两个代表人物所没有的行动及扮演角色的自由,这并不意味着戏剧性的兴致寄托在结果的悬念上。从小说开始,康妮并不具备挣脱守活寡一般空虚寂寞的生活的自由,就像《迷途的少女》中的爱尔维娜﹒霍顿无法挣脱生活羁绊只好暂时在沃德霍斯她父亲店铺旁寡居一样。小说中所表现的自由完全是相对的,作为劳伦斯最后一个长篇,它所要表现的不过是取得自由的途径问题。女主人不得不离开她的丈夫及他所代表的一切,但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她有选择各种可能性的自由:彷徨、迷惘、沉沦,但从未表示弃绝。
这一点同《迷途的少女》很相似,但由于各方面原因,处境比另一篇中好得多。原因之一是,《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把《迷途的少女》中由于暧昧的描述而扭歪的一些思想和价值充分地显示了出来。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只有本身神秘的东西,才有神秘的描写,例如女人在性高潮中的快感。在某些方面,《迷途的少女》竭力作转弯抹角的处理,而在《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中却表现得淋漓尽致,近于卖弄文墨。
《迷途的少女》中的西西亚掌握了“性感方面的秘密”,而《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中的梅勒斯则具有高超的具体的性行为的技巧,他把自己的性生活史作了长篇的叙述,有时候他还以惊人的详尽描述为他同时代人作出了预言式的计划。如果说梅勒斯的某些表述让人觉得荒谬的话,那么在对这本小说至关重要的一些颇多争议的问题上所乐于采取的强硬立场却显得恰到好处。劳伦斯在《迷途的少女》和《羽蛇》这几篇小说中所塑造的黑人男主人公与其说是意味深长,倒不如说是绚丽多彩。同猾场看守相比,这些装腔作势的、架子十足的男性显得过于炫耀自己的迷惑力而没有多少价值。
还可举出别的原因来说明《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是比《迷途的少女》好得多的一部小说。首先,旺盛生命力的活动范围不是作为女主角毫无头脑地根据种种模糊的暗示凭借本能去追求的目标。相反,它早在小说开头就得到体现,并作为一种有真正意义的东西贯穿到结尾。没有疏忽之处,读者可以从多方面有机会充分领略旺盛精力所包含的意义:不仅通过叙述者明白无误的评论,通过康妮、梅勒斯及爵爷们等人的言行来表现,而且也在富有想象力的描写及戏剧化的情节中得到反映。女主人不是因遭强奸走上她所选择的那条路的,她是既用自己的肉体也用自己的头脑去挣脱所处的那种有损身心的环境的。
第二点,那种毫无生气的生活方式给作了一个大胆而又微妙的解释。沃德霍斯是对毫无活力的生活所作的一种明显而又微不足道的比喻。劳伦斯第一个对乡村小镇的旧习陋俗进行鞭挞。但是勒格贝庄园又当别论。它代表着作者不仅在思想和感情方面而且在经济学上夺得了一个新的制高点。克利福德从一个专事写作超现代小说的人摇身一变成为与之毫不相干的超现代的工程实业家,专事技术开发,想从他那个地区日渐枯竭的矿藏中进一步获得财富并使他的矿工们处在日益恶化的环境中生活,小说表现这一转变绝非无关紧要的小事。庄园主的住宅是建造在各种抽象事物之上的,其基础之基础便是金钱。在生命力与反生命力这场斗争中,克利福德爵士手中握着大部分大牌,而他的猎场看守不具备与之相匹敌的力量,他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即使到最后他的胜利也并未定局。
劳伦斯最后这部长篇同他自己较早时期写成的小说相比的第三个优点可以从第二点引伸出来。仅对历史、文化、人性这三个方面作有限的具体解释就不难看出,《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真实地评价了的境遇。不论在现代世界还是在小说中,抽象是挡在道上的庞然大物,而生命活力的种种奥秘只不过是微而又微的弱光中的一丝闪烁而已。正如梅勒斯在写给自己情妇的一封信的末尾所说的,那是“你与我之间的熊熊小火”,他又说“以往经历过的种种艰难困苦总不能把这种黄色的小火熄灭”。在这部小说中,生命活力的价值体现在多情而脆弱的事物上,而无知无觉却受到强有力的机构、人物和运动的认可。这故事具有其尖锐性。读完这故事,我们就会发现作者在《虹》和《恋爱中的妇女》这些作品中未能充分表现他所保证的不同寻常的情节发展,他的这些话不过是黑暗中的一声呼喊或是一种无力的辩解。人们也可能会说,劳伦斯在《虹》和《羽蛇》这两部小说中未能成功地把预言性的幻景支在高空中,现在在自己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中只好让它重新回到地面上来。在《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开篇时就有下面这一番议论:我们的时代本质上是一个悲剧的时代,因此我们不愿惊惶自扰,大灾难已经来临,我们处在废墟之中,我们开始建立一些小小的栖息地,怀抱一些小小的希望。这是一种颇为艰难的工作,现在尚没有一条通向未来的康庄大道。
从小说整体来看,灾难一词远不止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废墟大概是指这个时代中被抽象化了的精神。
所谓新的栖息地和希望落实在如下这类形象上:已遭毁坏的森林中间的一小块开阔地,一个男子用自己的一双手小心翼翼地在修补破败的雏鸡窝,等等。
那一点儿微小的希望同巨大无比的否定———那是指现代生活本身———之间是无可比较的,这一点在小说中虽有表现,但是,在我看来,这一点并未成为哀思的目标。在我们不得不接受小说形象化地表现出来的这一观点,并且考虑到已过去的这二十五年间劳伦斯那一点预言性的希望实现的真实情况,我们真的会掉下眼泪———如果我们不能体会小说给予我们的一点积极教训,即促使生命的小火光不熄灭的那股生存的力量严格地说是永远不会被征服的。
抑或是我们终于走到了否定的深渊中而见不到希望的火光了？《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的最后一个方面的优点是其结构上脉络清晰,含义深刻。这种构思最有力、最有效地在空间方面,也就是在环境方面表现出来。
小说最持久的寓意都同三个场景的安排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庄园、工业小镇、树林,这三者在充满烟雾的空气之中相互连在一起,同匹兹堡或新泽西州北部地区相比好不了多少,也差不了多少。
劳伦斯大部分小说都是环绕一个中心对比来构筑框架的:在《虹》中这种对比发生在现实事物和它们可能被改造后的情况;在《羽蛇》中,对比表现在欧化了的墨西哥和土著墨西哥之间;《迷途的少女》中的对比在于人的身份“高”与“低”之间,或者从地域上来看,对比在于沃德霍斯与南部意大利之间。所有这些对比从一个角度来看所要说明的是同一个问题,即表达了两种认识方法沦之间的对立。
在《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中,同样的对比表现在相互关联的不同场景之间,它们存在于同一时间、同一地区,这种对比不涉及远处异地,也不涉及未来世界中的某块乐上。小说将其戏剧性冲突集中表现在方圆不过数英里的地域之中。劳伦斯运用他的高超的描写能力所表现的是从半农业、半工业状态向完全工业化过渡阶段小的英格兰的一隅之地。如果说小说有意要读者把这数英里土地看做整个西方文明大片土地的一个缩影,我们会乐于表示同意,因为劳伦斯笔下的微观世界从许多方面看酷肖我们所熟悉的大千世界。
那片树林是劳伦斯所提供的全景中充满活力的中心舞台。在它的一边,并威胁着它的是矿工村中那些难看的住宅和采矿设施;在它的另一边是那座缺乏生气的庄园庭院,其主人拥有树林的所有权但并不认识其价值。庄园主和矿工之间在社会关系及经济上是相互对立的,但他们双方又同时对树林所代表的一切事物持反对态度。双方都崇拜金钱、权力、资产的抽象作用,双方也都忠诚于世间的那些机械刻扳的机制约束,树林的位置大体上居于对它持否定态度的两股势力的中间,它是劳伦斯心目中的神圣乐土,是生命的种种奥秘的繁衍之所。在那片天地中,有体现在树木、花草、动物上的年复一年的生长、发育、成熟,以及体现在猎场看守和人之间的性交中的人类的生育和发展。他们两人的交往造成了感情的新生,预告了共同的新生活的可能性,最后还有一个孩子即将出世。在那个为雨水所滋润的美丽的春季里,性爱的发展同万物的复苏是同步的,从花朵的含苞初绽开始一直到林中百花盛开、万木葱郁。
那树林并不是小说中任何一个人物的自然而又必然的栖息地。康妮和梅勒斯两人都受到损人身心的文明的摧残,他们步履艰难地从相反的方向走到这一神圣土地上相遇了。梅勒斯从坦弗舍方向先来到这里,数月之后康妮从勒格贝出发,踏着小径走过来了。这树林是谢沃德森林的一个残留部分,虽不怎么宽广,但是在这里他们两人终于通过性的交往而达到了心心相印的境界,这地方是他们逃避“悲剧”世界的必要条件,但又不能保证他们达到真正逃避的目的。这树林不仅仅象征一种生活方式,而且还象征着生机遭到压抑的那种被围困、受打击的状态。本来极为宽广的原始森林在不断遭受现代文明的消耗之后所剩无几,甚至连情人的秘密交欢也免不了为旁人探窥的目光所注意,连雉鸡和兔子这些野生动物赖以栖身的地盘也不够宽裕了。梅勒斯不客气地逮住了到他管辖的领地来偷猎的矿工,不过还有一些侵犯行为是他无力抵抗的。淫妇白黛﹒古蒂斯从坦弗舍来到树林中大放厥词,找他寻衅吵架;克利福德从勒格贝驾着机动轮椅一路驶来碾碎路边野花,一边思考着作为产业主的福气和职责。
只是为了家族的名声,查太莱总算把这片树林保存下来了,不过,小说已给读者以某种暗示,这种兴趣可能会让位给“更高的”追求目标。在上一次战争期间,克利福德的父亲杰弗里爵士在一阵爱国热情冲动下砍下了成百上千棵树送到比利时和法国去给士兵构筑坑道工事:……在圆丘的顶上,从前有着许多橡树,现在一株也没有了。在那儿,你从树梢上望过去,可以看见煤矿场的铁道和史德门的新工厂。康妮站在那儿远眺着。这儿是与世界隔绝的一个开口,从这儿出去便可与世相通。
阅读全书,我们随时都会感到这种围困过程的存在,生怕在不长时间内树林和沼泽地都会一下子不见了,让矿工村和庄园大厅像一把大锁似的抱在一起,丧失一切生气———就像贵族克利福德爵士和平民波尔敦太太在故事结尾时所作的拥抱那样。最后,那树林非但被包围了,而且地底下在爆炸,因为当地煤矿的竖井转为横坑道向四面八方推进着。挖煤使勒格贝树林的沃土遭到破坏,与此同时地面上的动植物群的数量日趋减少,而空中迷漫着有毒的烟雾使植物受害生病,使动物活力锐减,元气丧失。
总之,劳伦斯以他巨大的表现力,具体地写出了现代工业文明所造成的危机,他能够使他的观点深深印刻到读者的脑海中。
二
既然从某一角度来看,《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的主题是具体与抽象之较量,我们就可以说劳伦斯的这一代表性的方法之所以取得成功极大地取决于物、环境及情景的具体细致的表现,也可以说他的预言的力量在于他的艺术表现力,以具体细节来反映较为宽广的情景及普遍适用的真实经验。在这里我想来审视一下两个互相对立的方式或者如小说中所杜撰的实际经历范围,并且对表现手法的成功之处及可能会涉及的观点提出若干问题。虽然故事是以辩证运动方式发展着的,勒格贝庄园和猎场看守人林中的场景交替发生,我们还是可以分别对这两个领域来一番审察的。
死气沉沉的生活对于克利福德及在故事前半部分中聚集在勒格贝庄园的那一批知识分子所产生的一个持久印象便是,这些人物缺乏真实性。但是不能拿这点来作为批评塑造克利福德爵士的一个根据,因为小说正是要表现这个人物的不真实性。他是个“半身残废”人,“生育的希望绝灭了”的人,他是个在战争中失去了生育能力的人。他有思考能力,他怀着利己主义的感情,但他不能与人有性接触。在他妻子眼中,他这人的躯体深处“剩下的只是个无知觉的表壳”,而故事自始至终所表现的没有与她的观点相反的东西。他的问题不是战争造成的神经病,也不是个主义的心理。或许,对他这个人进行评价的最佳方法是作实验性的假设:如果条件变成这样或那样,那么会产生怎么样的结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问题,这个人物在故事中从头至尾便会饶有趣味了,他身上也就散发出一种怪异的机械力量,就像狄更斯、斯摩莱特、菲尔丁等人所写的小说中那些人物一样,精力充沛但性格是平面的。我们可以作如下的假设:当一个人身体中的某个部分器官在暴力中永远失去后,他对己对人会采取什么措施？小说提供的答案是,这样一个人将会制造出一个“与现实相似的模拟物”,一种抽象关系的复杂模式,用来代替在他与他人之间早先存在着的联系,而凭着这种模式或网络他会生活在幻觉中并感到乐趣,但这人总是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活力。这时候也许有人会说“这种调整”并无什么害处,可是却偏偏没人注意到别人的问题。实际上克利福德的第一条大罪即是他将他的妻子拖入了他自己空虚的生活轨道中。他这个失去了独立生活的抽象化了的人拚命将自己的重荷压到配偶的身上,他慢慢地从她身上吮吸着生命的活力,而他所吸来的东西到头来仍是浪费掉,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使他恢复生机。
劳伦斯通过对克利福德的寄生性的描写,再一次表现了他的作品中普遍存在的一个基本观点,即:有活力才有生命,失去了活力等于死亡,不会有第三种可能性,不能否定生命对于活力的依附性———不能靠掠夺别人的活力而使自己具有活力,也不能靠身体上的自我完善来得到活力。在劳伦斯的作品中,价值的基础是身体力行,概莫能外。这一点正是体现在他所有作品中———小说、诗歌、散文、评论等———的主题,也是他的明显的局限性。在他看来,惟一真实的东西、惟一值得惊叹的东西便是富有生命的血肉之躯。同时,任何个人只有同另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发生直接关系才能体验到自己的生命力。他可以面对树木、花草、动物的盎然生机而与生命之体融为一体,但是对于男子,确切地说,最关键的体验便是同女人发生性关系。因为这同自然的本来规律是一致的。劳伦斯认为,肉体接触比视觉相会是一种更为强有力的联系方式,因为性交不论在感官上或在感情上都是两个人之间的强烈的体验与交流。所有这一切可以用一句教条式的话来归结:要了解和把握自己就是要体验自己与自身以外的以生命的物和人之间的协调和谐。这类信条本质上都是劳伦斯直觉的产物,但是它们至少受到一个①现代大哲学家所作思考的影响。A﹒N﹒怀特海认为,所有思想体验都来自于肉体方面的作用;他也认为,严格地说,人们无法断言我们的身体“止”
于何处,周围的现实环境又“始”于何处。人是活在大自然中的,而大自然又活在人的体内;人对自身的感觉包括在他对别的东西的感觉之中,反之亦然。因而,“总体性”不仅仅是一种认识方法,也是①A﹒N﹒怀特海(186l—1947),英国哲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