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客观的基本存在方式。克利福德的第一种抽象图案是用词语编织起来的,他是个作家,善用词汇去织网,在同康妮的日常接触中他总是设法把具体的体验尽量减少,使之公式化。他竭力用“亲密习惯”、“我们共同的稳固的生活”这类词藻去填充他妻子与他自己之间存在的空隙。但是,就着他的轨道转动,对于康妮来说,现实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只有“空虚”,以及“悬在它上面的一堆虚伪的言词”。因为他把言词当作现实的复制品,把语言的交往作为感情交往的代替品,他变得崇拜成功了。他渴望着别人谈论他,写文章吹捧他,把他看做一个非同一般的人,因为他实际上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尽管他已经富有,也并不贪婪,他却追求金钱,把金钱看做是成功的可以被人看见又是抽象化的标志。
到了事业的中年,克利福德改换了方向,他的抽象有了新的格局,这一次他在经济方面的及工业上的力量使他对生活形成了新的幻想。他在采矿机构中应用了新方法,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因为他不把人当作血肉之躯,只把他们当作抽象化了的运转过程中的职能。他的社会学观念可用他的一句口号来作总结:“职能是决定个人命运的东西。”言外之意便是,一个人只不过干着他在干的事而已。现在克利福德有可能比从前干出坏得多的事,作为一个工业家,他把成千上万的男女引入他那虚无的轨道中来,他变成了这个一度被称为疯狂的文明社会的一个头目,并在操纵人和机器中由于成功而变得信心十足和残酷无情。根据小说中的描写,他“差不多变成了一只动物,有着一个实用的坚壳为表,一个软浆似的髓为里,变成了一只近代实业与财政界的奇怪的龙虾或螃蟹,甲壳虫类的无脊动物,有着机器似的钢甲和软浆似的内脏”。从他那软浆似的内脏中只散发出两种东西:一是自负自大的冲动,二是与之相矛盾的无法避免的对他人的绝对依赖。当康妮对他不理睬之后,他将自己的依赖性转嫁到波尔敦太太身上,到后来这种依赖性处于一种奇特的平衡状态之中:以后,克利福德对波尔敦太太变成小孩一般了。他有时握着她的手,把头依在她的怀里。当她轻轻吻了他时,他会说:“好的,吻我吧!亲我吧!”当她用海绵洗涤他那白皙的大身躯时,他也一样要说:“吻我吧!”
她便随便在他身上的什么地方,半打趣地轻轻吻着。
他的脸孔怪异地、失神地像一个小孩子那样惊愕地躺在床上。他有时用他的孩子似的大眼睛凝视她,沉溺在一种对待圣母式的崇拜之中……波尔敦太太觉得又喜悦又害羞,又爱又恨。可是她从不推却他和斥责他。他们之间在肉体上更亲近了,这种堕落的亲近,使他成为一个似乎天真的孩子,惊异错愕得好像一种宗教般的热烈:这是“除非您再成了小孩”的堕落的真切表现。她呢,却是富有权力的传大圣母,把这大孩子完全慑服在她的意志与怜爱之下。
奇异的是当这个变成了大孩子的克利福德———几年来他就渐渐地变成孩子了———到外界去时,他竟比以前锐利而灵敏得多了。
……那仿佛是他自己的被动性和他的献身于伟大圣母,给了他一种对于物质问题的敏锐观察,赋予他一种超人的力量。他的沉溺于私情,和他的大丈夫气概的完全消失,似乎给了他一种冷酷的、几乎是幻象般的、适合于事业的第二天性。在事业上,他确是残酷的。
作为现代工业家的肖像,克利福德的嘴脸不折不扣地提供了一幅魔怪般的漫画。“事业上成功的人往往是感情未开发的或幼稚的”。人们惯于作如斯心理分析。但是若凭想象把他当作这类人的代表那可是大错特错了。我倒觉得把他看作现代生活中某些发展趋势的想象中的极限,那是颇为合适的。真正的人所处的位置差不多处于克利福德﹒查太莱爵士作为一个极限、那个猎场看守作为另一极限之间的地方。
小说在叙述中对克利福德所作的介绍是小心翼翼的,这样避免读者直接把握这个人物。他本人的话语总是含义不明的,受制于叙述者或康妮所作的解释性评论,而康妮的话则把他的言行所包含的坏意义挑明了。他说的话免不了支离破碎;他的行为从来没有使他成为一个受了巨大伤痛而值得同情的人。要是读者能花上短暂的时间把他作为一个人同他在感情上相通的话,一定会觉得他整个性格是残忍冷酷的,而且劳伦斯对他性格的表现也就大错特错了。但是,事实是:小说中的克利福德这个人完完全全由他本人的职能决定了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没有什么可同情的。当他驾着机动轮椅在他自己的庄园土地上行驶时,他变成了一个机械的半人半马的怪物,因为他只有上半身是人体,成了“怪物”
便根本没有人性了。空虚不可能同邪恶连在一起,但同样也不可能成为同情的目标。
克利福德是小说中不可少的人物,但是那些坐在勒格贝客厅中谈论思维优于存在,表露他们对待爱情、对待工人、对待性交的态度的人并不是不可少的人物。本纳利夫人、查尔斯﹒梅、哈蒙德及汤米﹒杜克斯等人中的大多数都是缺少活力、只具平面性格的人,他们只不过是克利福德本人不同程度的翻版而已。他们之间的高谈阔论似乎过于富有时代特夫征了。这些人物在小说的第一版(1944年出版,书名为《第一个查太莱夫人》)中是没有的,在最后一版本中也加进不多。杜克斯当然称得上生机旺盛及“雄性”意识的一个代言人:“真正的学问是从全部有意识的肉体产生出来的;不但从你的大脑里和精神中产生出来,而且也从你的肚皮里和阴茎中产生出来。”说这样的话,他是在预告梅勒斯的观点,不过很难说有这类新闻发布会式的话语的必要性。梅勒斯在故事中一出现很快就表明他有为自己辩护的能力,有时候他的辩白还噜苏得让人感到有点儿厌烦。杜克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个“想得多于得少的人”,他拥有正确的观点但并不去身体力行。他是《查太莱夫人的情人》①中的哈姆雷特或是普鲁弗罗克。
①普鲁弗克是T﹒S﹒艾略特的诗歌《J﹒A﹒鲁普弗罗克的爱情之歌》中的人物。
小说关于死气沉沉的生活的第二个强有力表现,集中在故事中间部分的一段描写上。这一段堪称精心力作,约有十一页,极为详尽地描绘了三个工业村镇及其周围方圆数十英里的半工业化了的乡村的实际面貌。所见景物被描写得栩栩如生,并通过刚觉醒过来的女主人公康妮﹒查太莱之口加以判断和分析。她把自己的印象一一表达出来,这一点颇具戏剧性,也相当合适。同时,这整个描写显而易见是劳伦斯本人最后一次愤怒谴责工业化所犯下的罪行———它无视人的基本需求,扼杀人的创造能力。
康妮乘车从勒格贝出发,途经坦弗舍、煤矿新村史德门,到厄思威特———这是英格兰中部的一个古老村庄,那儿的人仍然把查太莱家族看成乡村绅士。
一路上,在这些村镇的里里外外,她观察了矿工及其他劳工的工作及其家庭生活情况,参观了商业区、学校、教堂、工厂、餐馆及饭店。随着她乘车时翻山越岭,驶过交通拥挤的狭窄街巷或者飞驰在开阔的平原上的景色的改变,她的思想活动也不断在变化,到后来,这整个地区留在她脑海中的移动着的画面便变成了由人类本身所造成的破坏使大地表面变得千疮百孔、混乱不堪的惊人的图像。
在女主人公心目中,这些不雅观的乡镇所呈现的丑陋现象所表达的意思大体上同勒格贝及其主人的表现相一致。丑在这里有了印证:“丝毫没有自然的美,丝毫没有生之乐趣,甚至一只鸟、一只野兽所有的美的本能全都不见了,人类的直觉官能全都消亡了。”她在一座新校舍里听小学生大声唱一首歌时,她自问:“有这样一种人,他们直觉的官能已经死尽,只剩下怪异的机械的呼号和乖戾的意志力,这种人民会有什么未来呢？”这些观察并没有伤感色彩,也不是以社会和经济改革的计划作依据的,她心中并不藏有改善工人群众生活的锦囊妙计。相反,人类的自然姿态和精力是任其以实实在在的、未加雕琢的方式充分表露着,由人去品评,没有把造成“这种新的人类”的“半死的尸体”的罪责全部加到某一社会或经济阶级身上,虽然下面这几个问题的提出已经对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略作区分:“唉,上帝呀,人类把自己弄成什么样了？人类中的领袖人物对自己的同胞们都做了些什么了？”
实际上,这一描写包含着辛辣的讽刺。康妮曾说,新建起来的矿工村和工业设施正日益把当地有钱、有教养人家的庭院和庄园包围起来。巨头们刚开始在本来是农村资产的地方开发矿物资源时就已把工业机器发动起来,他们惟利是图的欲望造成了导致工人丧失人性以及土地和空气受污染的客观条件。现在,“矿物世界的怪异、扭曲的基本生物”———矿工们已把自己的房屋造到庄园花园的门边上了。矿工群众所造成的无情的压力正在把庄园主们从他们自己的家园中扫地出门:这便是历史,一个英格兰把另外的英格兰消灭了。煤矿业曾使那些大厦致富,现在却把那些大厦消灭了,就像从前把那些农舍消灭了一样。工业的英格兰把农业的英格兰消灭了。一种意义把另一种意义消灭了
事态的继续并不是生物方面的,而是机械方面的。
这一描写从整体看不是对这类变化表示抗议,也不是厚古薄今。从本质上看,作者所抗议的是这种完全失去了人的控制的变化。人造出了机器———产生了文明,现在机器进而以自己的形象来造就人,这样到头来,谁是施害者,谁是受害者也难以分辩了。因为受克利福德爵士这类缺少人性的人操纵的机器以及受他雇佣的半死的尸体同样都是害人者。
猎场看守一天夜里从他枝叶扶疏的住处向不远的工业区张望时所说的一番话最辛辣地道出了这一悲观结论:……过失是从那边来的,从那邪恶的电灯光和恶魔似的机器之嚣声里来的。那边,那贪婪的机械化世界,贪婪的机械化和机械化了的贪婪,闪着灯光,吐着炽热的金属,发出熙来攘往的喧声,那儿便是无限罪恶所在的地方,准备把不会同流合污的东西一概毁灭。不久,那世界便要把这树林毁灭了,吊钟花将不再开放了。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一定会在铁的蹂躏之下消灭。
这段描写表达的深刻危机感一部分是基于作者以耐心和技巧把日常经历中就近观察到的事实加以归类,绐人造成统一而深刻的印象,另一部分是基于深埋于描写文字里面的思想是言之成理的这一实际情况。这一思想便是,因为人是活的,把活的置于无生命的东西的管辖之下而不对人身造成致命的危害是不可能的。人活着不是只尽职能的,人是一个有机完整的生物品种。产业主义残害的实质部分,这样产业主义便击垮了人之所以生存着的本来的伟大追求目标。劳伦斯不是从唯心主义出发来攻击产业主义的。人无分男女,都像树木花草、飞禽走兽一样,是活着的生命体,并且不断生长发育,劳伦斯的攻击是基于这一敏锐感之上的。这是人世间的基本事实,一切更高的发展可能性都是以男男女女的健康的生存条件作为基础的。
或许我们已经对现代文明适应了,以为我们的躯体的存在仅仅是为了起到服务机器的作用,而劳伦斯却坚持认为,我们的身体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是死是活的惟一标志是七情六欲是否具备。这便我们对他的观点一下子不适应之所在。但是我倒认为他正好发现了对工业文明发起控诉的最理想的立足点,因为没有人会假惺惺地认为这种文明对其支持者提供了精神上的补偿,工业文明仅仅给人提供了更加富裕的物质生活的前景,而劳伦斯则认为连这一点也不过是一个骗局。一只手递给你东西,另一只手便立刻把它夺走,因为人死了以后,除非装模作样,是不可能享用物质生活的好处的。基于这样一个认识,一切战争都是失败的,所有五年计划都没有成效的,因为人不可能在“丧失活力”死去之后再发动战争或开展生产运动。脆弱和易受伤害是人之基本弱点,在需要个人服从无人性的机器运转的高难度的大企业中,人的这些弱点是不会照顾的。人必须在今世中生活,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他便到了来生之中———死了。
对付这个争论之点时人们可能会承认“无生命的钢铁世界”具有残害和破坏人类生机活力的倾向,但同时他们又会说劳伦斯过分渲染了人的无能为力和脆弱性。埋藏在躯体之中的巨大的冲动力、“人的感官本能”在经历了流水作业线飞快运转及丑陋的工业城市的分化瓦解之后,难道就不能把生命延续下去吗？坚韧性同敏感性同样存在于大多数生命之体中,使它们具有保存生命的自卫能力,这难道不像是事实吗？如果承认人的忍受力从根本上说同小草是一样的,那么人会比小草脆弱吗？或许劳伦斯式的回答可能会是,小草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在劫难逃,而许多人本来应该承认他们已经死亡了的这事实,却偏偏不这样,而是替自己造出一个替代物,继续活上若干年,在活人中间过着死人一般的生活。
克利福德﹒查太莱便是这样的一个活人。
充满活力的世界康斯坦丝﹒查太莱去勒格贝树林的这一段旅途若用小说中预言式话语来表达,便是从死到生、从虚假到真实的历程。勒格贝由言语来统治,而这不足以建立起人“同宇宙万物之间的那种生动活泼而又富于营养的关系”;宇宙乃是人生远航中途维持自己生存的惟一希望所在。劳伦斯在《查太莱夫的情人》中说过下面一段话:……请求用言语来满足这样一个需求是徒劳的。没有任何词汇、语句、说话能做到这一点。话说出去之后,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只需加以切实注意。但是谁又会号召我们去付诸行动,一年四季中的巨大变化,出于灵魂深处的磊落行为,男女之间的纯情举动……现在我们要知道的是生命的真谛,按理说我们已经懂得了言词的意义,不过,唷,让我们自己反省一下吧!我们可能是言语方面的完人,但是我们却是行为方面的狂人。
让我们作好准备,去结束我们眼下那种“不起眼”的生活,并以新的面目在宏观生活中出现,与运动中的宇宙同步。
此话有预言性的一面,从中读者一定能看出女主人公的追求。同时,从另一角度来看康斯坦丝﹒查太莱不过是个品格不高,对上流社会感到厌倦了的妇女,只不过是不由自主地有所成就。若要否认这一点便是愚蠢的了。她个人的出身,少女时代在黑森林中同德国学生的性浪漫行为,以及她同追求名利的蔑克里斯那段让人忍受不了的风流韵事都没有什么可羡慕的。她同女主人公的角色相称的惟一品性便是血肉之躯中的活力,直觉官能的觉醒,以及“同男子性生活上的步调一致”。当然,这也是惟一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如果我们认为康妮在人生道路上改道易辙是真实可信的话,那么她之缺乏出类拔萃的品格正好起到添加筹码的作用,因为那样一来她的成功对大家就有了普遍意义。赋予一个平平常常的女人以不平常的命运,并暗示没有别的命运值得追求,这正是《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以及《迷途的少女》所要求的目的。《迷途的少女》没有达到目的正是由于它未能提供表示“生动活泼关系”的经历,未能提供确立令人信服的关系的环境。《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中发生在“神圣的”树林中那些两性关系正是表现这种关系的戏剧性的经历。同上一部小说相比,劳伦斯在本篇中毫不含糊地处理了否定与肯定之间的平衡关系,对无生气的文明发起了攻击,对极亲密的人与人之间的肉体关系中的勃勃生机表示庆贺,正因如此,作者完成了自己的预言式的使命。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些性描写,它们在整体中所起作用的重要性就很明显了。性交往中的一致性要求有具体的表述,就像勒格贝和工业环境中的不协调需要具体的描写一样。
可能会被提出来作为惟一的重要争论的一点是,这些性描写如何用适当的词汇加以表达,如同劳伦斯自己所承认的那样,那种亲密的肉体上及感情上的经历所包含的意义和戏剧性如何得以用言词来表达出来？这种两性关系是最实际的意识方面的汹涌浪潮,却难以用言词去捕捉。例如,我们可以看一下描写康妮和猎场看守同时达到性兴奋高潮的这段话:她仿佛像个大海,满是些幽暗的波涛,上升着,膨胀着,膨胀成一个巨浪,于是慢慢地,整个的幽暗的她,都在动作起来,她成了一个默默地、蒙昧地、兴波作浪的海洋。在她的里面,在她的底下,海底分开,左右荡漾,悠悠地、一波一浪地荡到远处去。不住地荡漾,在她感觉最敏锐的部位,深渊分开,左右荡漾,中央便是探海者在温柔地往深处探索,愈探愈深,愈来愈触着她的深处,她就愈深愈远地暴露着,她的波涛越荡越汹涌地荡到某处岸边,使她暴露着。
那个能被明显感觉到的无名探海者愈探愈深入,她自身的波涛越荡越远去,离开她,抛弃她,直至突然地,在一种温柔颤抖的痉挛中,她整个生命的最美妙处被触着了,她自己知道被触着了,一切都完成了,她已经没有了。她已经没有了,她再不存在了,她出世了:一个女人。
这段文字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够美的了,但是,那浓重的节奏及用词的累赘重叠总嫌噜苏。叙述者用言辞来表达这类经验总有些力不从心,就像人们无法用言辞恰如其分地从“内部”描述血液循环一样。
这段描写也有些优点,那便是避免了性科学方面的一些灰色词汇,并且挖空心思去达到文字节奏和性兴奋过程中神经上渐趋紧张之间的协调。不过,这种另辟蹊径的做法并不能解决问题。读者无法领会性的神秘,相反,他倒可能在阅读过程中停下来问几个问题,例如,“生命的最美妙处”,说明白点是什么意思？这个妇女现在变成了一个女人,此话怎讲？(几分钟之前她是什么呢？)在性高潮中“她不①再存在了”,这种说法如何理解？听瓦格纳给歌剧夫《特里斯丹和绮瑟特》作的插曲《利布斯托特》时,听众就不会提出上面这类问题,尽管这歌剧也描写了性欲亢奋。任何一个作曲家,只要给他这类材料,他便能用纯粹的声音把女性性高潮时的感觉很好地表现出来。然而,词语却难以做到这一点,除非这些词语已脱离了通常的实义。在这里,叙述者并不想绕道前进;劳伦斯没有想到去采用某种意识流的技巧,如果他想那样做的话倒真有可能像音乐一样把其中的象征意思表达出来。上面引到的一段文字中以大海和游泳者来比拟男女关系是一种传统的相当正式的说法,不会引起人们的争议,但是太平常了,不会引起读者多少感情意义的上的领会。
如果所要描写或形象表达的性关系不很集中的话,语言问题便会不太突出,不过问题仍存在。猎场看守所使用的方言和四个字母组成的一批盎格鲁﹒撒克逊词汇,由于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便具有某种魅力。也许那些含糊音、省略音和英格兰中部土语中的低哼声用于亲密无间、情意绵绵时的对话要比①李﹒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特里斯丹和绮瑟特本是中世纪爱情传说中的人物。
使用标准英语的刻板音调合适得多。不过,对于交游不广的美国读者来说,欣赏是比较困难的。还有,那些四个字母组成的单词能否产生如期的效果则取决于读者本人的背景。不是生命力特别旺盛的常在讨论时事、政治、棒球和电影时不可能在一个句子中用上八至十个这类单词。这类四个字母组成的短词对于初次听到这样说话的人会产生新鲜、真切、亲密之感。对于没有受过学校正规教育的读者,这些词的吸引力会减弱。
我设想,过了一定限度,如果题材不那么具有挑逗性,也就没有人会对性描写进行这种批评性的分析。大部分批评都立足于如下一种假设:专心的、理解力好的读者群体对于同类材料会作出几乎相似的反应。批评者会从读物中设法明确表达种种反应并找出它们的根据。劳伦斯确信,现代文明腐蚀并打乱了人的性的本能。如果说他这话有一点道理的话,那就很清楚,每个读者必须自己作出判断,形成自己的印象,而不能期望得到别的读者的同感。
客观性成为不可能了。我个人的印象是,一些性爱方面的文字描写是漂亮的,令人信服的。男女双方面的讲话和态度在许多情况下过于一本正经。也有一些描写我认为是十足的无聊文字:梅勒斯对于自己的生殖器所发的一番议论;康妮和梅勒斯互相在对方裸体上装饰花朵,还特别在阴部上做文章。
光是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裸体和性交方面的描写比之去区分不同场合中的文字描写的有效程度要来得容易。无知无觉的外部世界剥夺了人体感官生活的基本价值,同时又追求脱离现实的理想条件。
但是,在树林中,男女肉体上的直接接触比一切都重要,正是在那里人的性生活的价值得到了承认。
再者,男女肉体上最直接的接触便是性交,在小说中两性的直接交会不是被看做男子对女子或女子对男子之间的一种暂时性苟合,而是被看做男女双方真正的心心相印。健康感情再生的可能性植根于性行为,因为只有在性高潮时个人才会从自我迷恋中挣脱出来,而去同“生之宇宙”融为一体。当他或她从使人睁不开眼的神秘的光亮中重又走出来时———这种亮光便是暂时压倒一切乎常感觉的强有力的性快感———他(或她)便发现自己确实变了,似乎他刚才去见过了上帝。这就是神秘主义。我不是使用“神秘”这个词来表示这种经历是“不真实”
的,我是说,像其他更加正统的经历一样,这东西的含义决不会是昭然若揭的。当康妮﹒查太莱同自己的情人躺在一起时,她被描写成处于“一个感觉的波涛的集中点上”,她发出了含糊不清的低声呻吟。
对此,叙述者作了虔诚的评论,说我们听见了“从黑暗无边的夜里发出的声音,这就是生命!”对于这样的奇迹,我们简单地信以为真———说它是奇迹是因为这声音不是妇女发出的而是宇宙大地发出来的,要比理解它容易些。
读者会比较容易地接受导致性交细节描写的那些补救性的行为格局。女主人公与猎场看守之间的第一次性关系不是她摆脱孤芳自赏局面的开始,而是完成了这一戏剧性转变。对于康妮来说,这种过渡是痛苦的,但是小说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些最动的富有戏剧性的描写文字。第一次性交之后出现的性描写实际上没有为此增加了什么。她有过抵制的时刻,她必须经受一些基本训练才能使自己有旺盛的生机,后面各章写的只不过是这一对情人如何解决从通好关系变为长久的可行的生活安排问题。但是,女主人公第一次迈进小木屋时她就把自己的身子交给了丈夫的仆人,这是她从此岸向彼岸迈出了一大步,从无生命世界过渡到了有生命的世界,至此,关键的部分实质上已经完成。
这一过渡行动在实施中有一系列界限式的时刻作标志。这个过程不完全是内在化或反思式的,因为康妮每次犹豫着前进一步都是紧随在她同自身以外有生命力的客观世界接触之后发生的。其接触方式起初是有可见度的,后来有了其他的感知方式,到最后便是一种温柔地迫使她走向目标的心领神会
一个出发点是有一次她同克利福德一起在树林中漫步时确定的。陷入同蔑克里斯没有多少情意的通奸调情,陷入克利福德曾经称之为“持久稳定日子”交织成的蛛网,康妮已对生活感到厌烦。突然,从未谋面的猎场看守从林间一条小道上来到她面前,“像是一种骤然的威吓,从虚无境界中跑了出来”
她看见一头棕色的猎犬,从路旁的小径中跑了出来,向着他们望着,扬着嘴,轻轻地吠着。一个带着枪的人,轻快地跟着猎犬,向他们走来,仿佛要向他们攻击的样子。但是,他突然站住了,向他们行了一个礼,然后转头向山下走去。此人乃新来的猎场看守,但是他却把康妮吓了一跳,他出现得这样突然。
这段描写同时表示了女主人公对真实的东西比较生疏,也暗示她不同于克利福德,还不是不可救药的。她虽然受了惊吓,并不是无动于衷的。惊吓之中包含着一个她暂时还不能实现的希望,可是当她回头注视克利福德和勒格贝庄园时,她对于自己生活的巨大空虚却变得更为强烈了。
这次相会的一些时间内,康妮在异化处境中毫无进展。那个猎场看守,作为一个男子,在她看来是不可接近的,脾气乖戾的,甚至情绪敌对的。她继续同作家一起过日子,照样把“空洞无聊的生活”
看做“人活着的一个目的”。然而,她确实养成了一个人到树林中漫游散步的新习惯,不过当时正值冬季,她觉得连树木也只呈现出“无边的灰色,绝望的静止,寂寞的虚无”。
康妮第二次见到猎场看守时惊奇无比,她凑巧偷看到他在自己屋后露天中洗澡。在那么几分钟里这位原已许身于虚无境界的妇女意识到在她面前确有什么东西存在着,于是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现象变得如幻景一般。她有意将自己的目光避开眼前景象,但是“在子宫深处”她知道自己已经暴露给一种根本的、具体的现实存在了:“一个寂寞生命的温暖的白光,显现成一种可以触摸的轮廓:肉体。”她回到自己家中之后,她把自己的衣服脱得精光,一寸一寸地审察着自己的肉体。她痛苦地承认,这肉体正在变得毫无意思和难看。她惊呼上当,原先抽象地过着“精神生活”,忽视了肉体是人的生命中的本质存在,她的青春妙龄就这样被骗走了。
此后,她在暗中反叛她丈夫的世界。与此同时,梅勒斯仍在远处藏着,是个可疑人物。在三月里,她去林中散步的次数增多了,散步中增长了一系列的见识,反过来又使她对自身的活力有了正确的认识。某一天,虽有寒意却是阳光灿烂,她走进树林时脑海中突然涌出一些词汇:……你得要投胎重生!我相信肉体之复活!假如一粒小麦落在地下而不死,它就一夫定要发芽的。当报春花绽开花朵,我也要露出头来看太阳!①风被比喻成珀耳塞福涅的呼吸,而她是“在一个寒冷的早晨从地狱中逃出来的”;风使康妮变得兴奋起来,好像树叶和枝条都挡不住它,它是那样的放荡不羁。把注意力集中到逃逸这一主意上之后,康妮便把自己同风联系在一起了。康妮靠着一株小松树坐下,小松树晃动着,显出“有弹性的、茁壮的、向上的生命”,这使她兴奋了起来。当然,这一描写带有一些阳刚之气,并对后面性关系的描写中崇阳仪式有一定预示作用。不过,对于读者来说,这段文字之所以优美和令人激动,那是由于作者以巨大的想象力表达了复苏中的树林间的盎然生机和这个女人身上的变化着且已经萌发了活力的感情之间的真正联系。
与树林中的生机同呼吸,本身便是一件不简单的事,然而女主人公认识上的转变并不只停留在索罗②①珀耳塞福涅,希腊神话中的冥后。
②亨利﹒戴维﹒索罗(1817—1862),美国博物学家和作家。
式的返朴归真的观点上。现在呢,她可以在新旧生活之间“自由飘荡了”,必须奋力去寻找新的维系生命的锚地。从这时候起,只是由于猎场看守在被围困的森林中尚有差强人意的藏身之所,迟迟不采取行动才没有把命运改变过来。康妮一天天坚持着到林中那一小块空地上观看梅勒斯哺育雏鸡,然后又独自一人回到勒格贝家中。这时候,波尔敦太太已接替康妮充当克利福德的伴侣和看护了。猎场看守一直是小心提防着的,直到有一天康妮在手中握着一只刚孵出来的小鸡时情况才有了改变。那场景是美丽的,康妮弯下腰去,动情地掉下了眼泪:康妮蹲在最后的一个笼子面前。那三只小鸡已经进去了。但是它们的毫无忌畏的小头儿,从那黄色毛羽中钻了出来,一会儿又藏了进去,只有一只小头儿,还在那广大的母体的深处向外窥视着。“我真想摸摸它们。”她说着,把她的手指胆怯地从笼格里伸了进去。但是那只母鸡凶悍地把她的手啄了一下,康妮吓得向后惊退。“你看它怎么啄我!它恨我呢!”她用一种惊异的声音说,“但是我并不伤害它们呀!”
站在旁边的他,笑了起来,然后在她身旁蹲了下去,两膝分开,自信地把手慢慢地伸进笼里去,老母鸡虽然也啄了他一下,但是没有那样凶悍。缓缓地、轻轻地,他用他那稳当而温和的手指,在老母鸡的毛羽中探索着,然后把一只微弱地啾唧着的小鸡握在手中,拿了出来。
“喏!”他说着,伸手把小鸡交给她。她把那小东西接在手里,它用那两条小得像火柴杆似的腿儿站着,它的微小的、摇摆不定的身子颤抖着,通过它那轻巧的双脚传到康妮的手中。但是它勇敢地抬起它那清秀美丽的小脑袋,向四周观望着,啾的一声叫了起来。
“多么可爱!多么莽撞!”她温柔地说。
那猎场看守蹲在她的旁边,也在欣赏着她手里的那只无畏的小鸡。忽然,他看见一滴眼泪落在她腕上。
这只如此大胆地站在她伸出的手掌中的小鸡的新生命使她感动了。她掉下眼泪,因为她自己的母性的本能受到了打击,因为她生活中感情是荒芜的,也因为她作为一个女人缺少与任何人和任何东西直接的肉体上的联系。她掉下眼泪也许因为她对“平衡着的生命的原子”的直接肉感是痛苦的,似乎劳伦斯在这里是想告诉人们,对于那些“被淫秽的死字眼和鬼缠身似的死理想奸污了的”人,初次通过肉体直接接触来感知世界是痛苦的。
这一幕到了高潮时,情况适得其反。现在倒是猎场看守受感动了。眼前这一压倒一切的瞬息间的经历使他在疑虑中终于决心去开创新生活,重新变得温柔、脆弱、开放,尽管这个世界中荆棘丛生,充满空洞无物的抽象说教以及狰狞的、难以驾驭的机器。
这一对男女在进入那小木屋之后,女的反复地自问:“这是真的吗？”和“有这个必要吗？”然而接着她便自觉自愿躺了下去,她想着她是“任人拿去”。(lz)
这个短语曾多次使用,有点玩世不恭的味道,在这里它所表现的是一种转变,而归根到底这种变化有着很深的精神和宗教上的含义。一位贵妇把自己的欢心献给了一个脾气乖戾的猎场看守:一个女子在生活上放纵自己从而得救了。这就是小说在整体上所坚持的一种均衡,也是劳伦斯艺术上竭力要去取得的均衡。普普通通的人生经历被赋予了非同一般的意义及生命的最高价值。这种平衡是危如累卵的。
从这样辉煌而崇高的角度来看待这种经历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因此,我认为,这种平衡是取得了,读者可以信赖自己所看到的一切。
三
劳伦斯最后的这部长篇小说同他的第一部小说《白孔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每篇中都有一个猎场看守、一片树林、一位必须在工业巨子和“自然的”
人中间作出选择的贵族妇女。但是,两本书中的两种结局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白孔雀》中贵妇挑选了那位大亨而有生气的自然人终于病死了。事实上,小说结局的悲观色彩所产生的效果增加了一倍,因为至少有两个在树林和田野中生活的男子———农夫乔治﹒萨克斯顿和猎场看守弗兰克﹒安纳勃尔———都没有好结局。但是,《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小说结尾中的梅勒斯仍然站住了脚跟,虽然对他来说前途还相当暗淡,他还有精力为他自己及他的情妇描绘了新生活的蓝图。小说结束部分所提供的一封信中,梅勒斯尽管预示了现代工业企业家的末日,还是满怀希望地向康妮致意,并信心十足地端出拯救群众的荒谬计划,至于他的想法是否切实可行,他是未加考虑的:……假如他们所受的是生活的教育,而不是找钱花的教育,那么二十五先令他们也就可以快活地受用了。假如男子们如我说的都穿上了紫身红裤子,那么他们便不会那么想钱了。假如他们可以舞蹈、跳跃、狂歌、高视阔步,而且慷慨大方,他们只需很少的钱就可以生活了。他们会使女人感到有趣。
他们应该学习怎样使自己赤裸无畏和慷慨大方,参加群众大合唱,跳古老的集体舞,在他们自己坐的凳子上雕刻,在他们自己用的标徽上刺绣等。如果能够那样做,他们便不需要金钱了。
这是一个多么幼稚的、无政府主义的梦想!梦想着我们这个总的说来是冷酷的、拥挤的、粗糙的地球会奇妙地变成一片乐土,人们可以在一块跳古老的集体舞,狂欢蹦跳着进入天真无邪、充满感官乐趣的伊甸园中!不去面对悲剧式的现实,装着不知道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的困难处境!这种梦想是公然违反事实的,是不成熟的。不过,劳伦斯心中一清二楚,除了劳伦斯式的猎场看守以外谁也不会相信这个计划的。他要二十世纪的人去穿上紧箍着臀部的白茄克和红裤子。但是他确实想要这个悲剧时代的男女们注意一下他们自己并扪心自问:是否对类的困境产生悲观看法的同时已经充分考虑了人的创造潜力。他要我们看一看自己的成熟程度,并去考虑一下这样的现实:有些人的所谓成熟已变成了掩盖死亡状态的假面具。《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一书中真正而又十分克制的乐观主义是基于如下这一信念的:世界是活的,而活力又是惟一值得珍视的东西。否认这一基本事实的人和社会都将会生病和死亡。《白孔雀》中的猎场看守说过一句话:“告诉女人,在她尚未能注目自然之物之前不要走进树林———因为她一定会大开眼界的。”同《白孔雀》中的女主人公不一样,康妮﹒查太莱确实进了树林,在其中留连忘返,直到她确实大开了眼界。劳伦斯在这里比在他以前写的小说中都更清楚、更令人信服地让读者直接了解了一个观点、读者可能在一开头就在揣度的观点:人生本①身便是神秘莫测的。
(美)米利安﹒莫伊纳汉毛华奋译①本文译自《英国文学文库》第26卷,约翰﹒霍普金斯出版社,19年。
附录三
劳伦斯年谱
18859月11日,戴维﹒赫伯特﹒劳伦斯出生在英国诺丁汉郡伊斯特伍德镇。父亲约翰﹒亚瑟,劳伦斯,煤矿工人。
母亲莉迪亚﹒比尔德塞尔﹒劳伦斯,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曾当过小学教师。
兄弟姐妹五人,戴维﹒赫伯特排行第四。
1898-1901在诺丁汉中学读书。
1901离开学校,在某外科手术用具厂任职。二哥威廉﹒厄内斯特﹒劳伦斯去世。戴维﹒赫伯特大病一场。与杰西﹒钱伯斯相识。
1902-1906先后在伊斯特伍德和伊尔基斯顿小学任实习教师。
1904与杰西﹒钱伯斯订婚。
1906进入诺丁汉大学读书,为期二年。1907开始创作《白孔雀》。在《诺丁汉卫报》发表诗歌。
1908被诺丁汉大学授予教师资格,开始在伦敦南郊的克罗伊登镇戴维森路中学教书。
1909经杰西﹒钱伯斯的引荐,组诗《下午的安静校园》发表在《英语评论》第11期上。在伦敦拜访《英语评论》的主编福特﹒马克多斯﹒休弗。
1910《白孔雀》被赫尔曼出版公司接受。
开始创作《逾矩的罪人》。在订婚六年之后,与杰西﹒钱伯斯分手。其母因患癌症于12月9日去世。与露易﹒伯罗斯订婚。开始创作《儿子与情人》(原书名为《保罗,莫瑞尔》)。
19111月,《白孔雀》出版。在《英语评论》发表《菊馨》、《一块彩色玻璃》等短篇小说。第一次去凯思拜访爱德华﹒加尼特。年底因病放弃教师职务。
1912《逾矩的罪人》出版。4月,认识弗丽达﹒威克利;弗丽达年长劳伦斯八岁,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其丈夫恩斯特﹒威克利是诺丁汉大学法语教授。月,劳伦斯与弗丽达私奔德国和意大利。《儿子与情人》完稿。
1913《爱情诗集》出版。《儿子与情人》问世。夏季,劳伦斯与弗丽达从意大利回到英国,并在伦敦结识了约翰﹒米德尔顿﹒默里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在肯特郡结识了一些名流学者,像爱德华﹒马什、赫伯特﹒阿斯奎思夫妇、道格拉斯﹒坎贝尔及亨利﹒萨维奇等。
9月底,劳伦斯和弗丽达回到意大利,开始创作《姐妹们》———即后来的《彩虹》和《恋爱中的妇女》。
1914弗丽达与威克利离婚。7月13日,劳伦斯与弗丽达结婚。7月底,劳伦斯跟科特连斯基等三人前往湖区步行旅游,在旅游中了解到世界大战爆发。
夏季,劳伦斯结识了凯瑟琳﹒卡斯韦尔、艾米﹒洛厄尔、理查德﹒奥尔丁顿、希尔达﹒杜利特尔等人。12月,劳伦斯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普鲁士军官》出版。继续创作《彩虹》。
19159月,《彩虹》出版,11月13日开始被查禁。与伯特兰﹒罗素建立友谊,准备合作进行一系列反战演讲。秋季,跟米德尔顿﹒默里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合办《署名》杂志。在康沃尔郡结识奥托莱思﹒莫雷尔夫人。与多萝西﹒布雷特、奥尔德斯﹒赫胥黎相识,彼此成为终生的朋友。
1916迁居康沃尔郡的圣艾夫斯、特雷格森等地。因需服兵役进行体格检查,结果不合格。由于哲学观点不同,与罗素发生争执。完成长篇小说《恋爱中的妇女》,但没有出版商敢于出版。
月,散文集《意大利的曙光》出版。
9月,第二部诗集《阿摩斯》问世。
1917开始写《美国经典文学研究》。6月,军方通知劳伦斯再次去检查身体,结果不合格,免于服兵役。劳伦斯与弗丽达因间谍嫌疑被逐出康沃尔郡,不准去任何“军事禁区”居住。住房被军方搜查,苏格兰场侦探严密监视其行动。夫妻二人申请去美国,未被批准。回伦敦,住麦克兰堡广场44号等地。与默里和曼斯菲尔德发生意见分歧。论文《和平的现实》在《英语评论》第5至第8期连载。开始写长篇小说《亚伦的藜杖》。诗集《瞧,我们成功了》出版。
1918在德比郡、伯克郡和伦敦等地过流浪生活。军方再次通知去检查身体,结果因不合格免于服兵役,但确定为可以做“二等工作”。《新诗集》发表。
写剧本《一触即发》。《美国经典文学研究》开始在杂志上陆续连载。应《泰晤士报》教育增刊编辑弗里曼之约,写论文《人民教育》。应牛津大学出版社之约,完成《欧洲历史上的运动》。中篇小说《狐狸》完成。
1919继续在德北郡和伯克郡的一些地方居住,时而去伦敦小住。10月,夫妻二人终于取得出国护照。弗丽达去德国探望母亲、劳伦斯去意大利,在都灵、莱里奇、佛罗伦萨等地停留。月,弗丽达从德国来意大利跟劳伦斯汇合,在罗马、皮奇尼斯科等地居住。完成《美国经典文学研究》。编辑科特连斯基所译舍斯托夫的著作《天下无难事》,并为之作序。诗集《海湾》出版。写作《霍顿小姐的反抗》(即后来的《迷途的姑娘》)。继续写《亚伦的藜杖》。与代理人J﹒B﹒平克决裂。
1920继续漫游意大利,但大部分时间居住在西西里岛的陶尔米纳。10月,弗丽达再次去德国探望母亲。柯蒂斯﹒布朗充当劳伦斯的文学代理人。剧本《一触即发》在《电讯》杂志发表。
《恋爱中的妇女》终于在美国出版。
《迷途的姑娘》在英国由马丁﹒塞克出版(在美国由托玛斯﹒塞尔策于19年出版)。完成《精神分析与无意识》。完成诗集《乌龟》和《鸟兽与花草》。开始写长篇小说《努恩先生》(这部小说只写了三分之二,最终没能完成)。剧本《孀居的霍尔罗伊德太太》在柴郡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