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对于阿鲁特氏之死，罗伯特。赫德所知道的，要比他斗胆写进日记里的或者告诉同
僚们的要多得多。这种用心良苦的谨慎作派，也正是他为什么能够一直维持恭亲王和慈禧对他的信
任、让他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原因之所在。赫德处在一个比其他西方人更为
有利的位置，使他能够了解到现场背后所发生的事情，但那么多年他滴水不漏，从来没有表现出倾
向于认为慈禧阴鸷、险恶或一手遮天。而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她固执、易怒。
赫德认为：慈禧应该对自八大臣受戮以来的滥刑负有责任。他在1875年1 月9 日的日记中写道
：慈禧是个“聪明的女人”，而慈安则是个“温和的女人”。肃顺就戮时，他写道：“这就是慈禧
的作派：她有脾气，但她也有才能。”
30岁之前，当别的年轻人还在为前程而忐忑不安的时候，罗伯特。赫德已经是中国最有影响力
的西方人，还是满清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有足够的理由让慈禧和恭亲王称他为“咱们赫德”。打
从1861年6 月他代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那一天起（那年他26岁），他就积极投身于改变通商口岸
外商关税征收的混乱现状（国内税收不归他操心）。他被证明是个有着巨大能量的人，顽强、机灵、
有商业才能。对待自己新的岗位非常认真，事无巨细，必躬亲焉，经常工作到深夜，决不容忍自己
的雇员有任何废话。他并不像李鸿章（政治联盟的另一根支柱）那样是个犬儒主义者，他是个清教
徒。他和满族亲王及大小官吏厮混得很熟，他那些从未公开的书信和日记保存了关于慈禧真实性格
的最为可靠的材料。
他初到中国是1854年，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一个19岁的男孩被派到繁忙的宁波港的英国领事
馆。一个身材瘦小、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北爱尔兰佬，头发卷曲，已经有些谢顶。他的眼睛里有一
种狂热，但决没有那种无赖少年的狂野（这在中国沿海地区的洋鬼子当中很是普遍）。
在远远地望见宁波之前，他必定已经先嗅到了它的气味，因为“艾琳”号双桅船正减速绕行在
甬江的拐弯处，江面上飘满了油污。宁波是浙江省的主要港口，在张着大口的长江周围数百英里范
围内，大小河渠纵横密布，宁波经由这些水路直通上海、苏州和杭州。这里是大运河的南端，大运
河的北端连着尘土飞扬的北京（它的饭碗在南方）。这座富有人情味的小城穿着裤衩一屁股坐在浑
浊甬江的一条岔口上，离海岸16英里。它衣衫褴褛的外表下面，隐藏着一个繁华的商业中心，那些
老喜欢把金银财宝东收西藏的本地银行家控制着这个商业中心。乡下的小舢板在潮淹区里捕鱼捞虾，
新鲜的农产品从周围的三角州流入城市，丘陵山岗则为繁忙的工厂提供了木材，人们在纺纱织布、
打造木船、晾晒腌鱼，生产一些廉价商品用于出口。保守的本地银行家族依靠经营典当行而发展壮
大，他们控制着社会的命脉。裸露的排水沟流尽了城市的每一个毛孔。漂满垃圾的甬江，以及修建
于10世纪的唐代城墙与护城河，守护着这座城市。虽然乘船溯江而上可以抵达宁波，但城区却躲在
内陆，以防止它受到台风的直接摧残，阻挡倭寇偶然的袭击。自5 世纪以来，商船航行到宁波并在
那儿卸货，要比沿着海盗出没的长江上行到南京更容易，也更安全。来自日本、朝鲜、台湾、菲律
宾、福建和广州的商船全都泊靠于此。葡萄牙人1545年来到这里，尾随其后的是荷兰人和英国人。
为了显示对宁波的重视，一位满清关税代理在这座小城里设立了一间很大的事务所，皇家陆海军也
在此安营扎寨，为的是及时追击来自水路的海盗。
东西走向的主街道是嘈杂喧闹的商业区，商铺杂陈，人头攒动，面食店里挂着光溜溜的鸭子，
干货摊、小型印刷厂、面包房拥挤在一起。药铺里卖的是树根、草皮、研成粉末的鹿茸、枯干的癞
蛤蟆和密封在玻璃瓶里的蛇。每一条狭窄的小巷都是不同行业的中心，这儿是竹器，那儿是灯笼，
全都塞在不足1.5 英里的范围之内。在河岸上，住着一些外国人，有几爿洋人的商行和两家外国领
事馆，一家是英国领事馆，另一家是葡萄牙领事馆，他们的工作就是照看本国的商人，要他们向中
国政府缴纳关税，叫他们不要惹麻烦。
宁波就是赫德的家，他在这儿呆了整整4 年，一边在英国领事馆打杂，一边学习中文。他和一
大帮传教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主要是一些诚挚热心的年轻人和他们的妻子，还有老处女传教
士或者未成年的女孩子。生活沉闷乏味。而罗伯特。赫德需要的是一种真正的生活。他也干过不少
令人齿冷的勾当，并为此而付出了懊悔自责的代价。
他来自阿马郡的波塔当1 ，那是北爱尔兰靠近贝尔法斯特的一个小镇。赫德出生于1835年2 月
20日，刚好比叶赫那拉大9 个月。他是亨利。赫德的长子，亨利是一位复兴基督徒和一家酿酒厂的
经理，他曾经忍受过刷瓶子的苦差事，后来因为诚实细致而被提拔。赫德小时候接受了严格的卫斯
理公会派教育，这意味着每天要把圣经经文读上两遍。钱应该节省，不能浪费。生活的全部就是工
作，快乐是有罪的。
15岁那年，罗伯特。赫德通过了贝尔法斯特女王学院的入学考试，充满“年轻人狭隘的想法和
宽广的野心”。赫德成绩优异，他赢得了一笔奖学金，以资助他在毕业后继续从事为期一年的现代
语言学方面的深造。当时，英国外交大臣正在为中国翻译人才的长期缺乏而发愁，想找到解决的办
法。在通商口岸相继开放之后，对翻译人员的需求就日甚一日，而且英国在各口岸新设立的领事馆
也急缺翻译。现有的人员又因为疾病、水土不服和提拔晋升而锐减。香港总督包令爵士建议从各大
学挑选一些有潜质的青年语言学者，组建领事服务团队，将他们作为个通商口岸的雇员直接派到中
国，让他们专心于语言方面的研究。在贝尔法斯特，有36个学生报了名，名额最后给了赫德，没有
进行考试。赫德收到了100 英镑的差旅费，年薪刚开始是200 英镑，同时收到的，还有一位外交官
的忠告：“即使艳阳高照，出门的时候也一定要带上雨伞；去打水鸟的时候一定要穿上长统靴。”
派往中国的任命使他摆脱了一种尴尬的处境。女王学院已经将他从小镇挑剔的目光中解放了出
来，在那儿他享受过连续不断的对中产阶级少女的心醉神迷（出于婚姻方面的目的）。她们所不能
提供的那些东西，赫德和他的密友们却在贝尔法斯特酒馆里的那些职业女性当中找到了，她们中的
一位还给了他某些让他刻骨铭心的东西。
很幸运，赫德染上的病在到达宁波后不久就治好了，也许是因为他每天早晨阅读圣经和晚上的
辗转反侧，也许是因为他最初6 个月的禁欲。1854年的圣诞节，他再一次因为女性的友谊而擦伤了
自己的皮肤。
他的老板，代理领事约翰。梅多斯，是个不守规矩的家伙，一个自封的自由思想家，高个子，
络腮胡，灰杂色的头发，一对狂野的蓝眼睛——“极像一个疯子的眼睛”。梅多斯让中国的船匠给
他打造了一条小航船，他打算等他离开领事馆（这为期不远）后就住到船上去。
梅多斯已经离开本国多年，搭上了一个中国女人，他们一起生活在领事馆的一侧。赫德被“梅
多斯夫人”给迷上了，他注意到老板对她非常敬重，而那些传教士总是在他们的洋老婆身上大手大
脚。一天晚上，赫德走过她的身边时发现她似乎很消沉，而“我的钮扣孔上正别着一支漂亮的玫瑰，
我把它摘下来，在走过她身边的时候递给了她。然后，我又到领事馆的院子里采了一些玫瑰，回到
屋内，把这些玫瑰全给了她。”
和中国女孩的这种天真无邪的邂逅与赫德白天繁杂的工作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工作日，赫德的
时间完全用来帮着梅多斯收缴关税，处理走私贩子、海盗、鸦片船，以及跟满清官吏和巡江警察进
行敏感的谈判。西方商船的船长们讨厌缴纳关税，他们更愿意干一些诸如鸦片走私之类的不法勾当，
或者在外国旗子的掩护之下偷运一些违禁商品到通商口岸。
葡萄牙领事马奎斯是个皮肤黝黑、脾气暴躁的家伙，披着长长的黑发，戴着金丝眼镜，突出的
大门牙并不妨碍他用口琴吹奏葡萄牙民谣《思乡曲》。马奎斯对他的同胞们睁一只眼闭一支眼，为
他们的生意保驾护航，提供全副武装的葡萄牙三桅船保护中国商船免受海盗的攻击，作为报答，他
们让马奎斯从自己的利润中分一杯羹。海盗们则奋起还击，将那些三桅船赶回了甬江，葡萄牙人纷
纷逃到岸上寻求庇护。有几个人逃到了英国领事馆，将大门捶得山响。梅多斯拒绝让他们进入，因
为收留了他们，就意味着自己也脱不了干系。几个葡萄牙人被拖到水田里斩了首。诸如此类的事件
教会了赫德：如何在中国口岸贸易的两边做一个冷酷无情的人。
他到宁波只有两个月，中文水平还不怎么样，但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他结识了美国长老会传教
士丁韪良，并从此成了一生的朋友。丁韪良没有选择到河对岸和他的新教徒伙伴们生活在一起，而
是住到了旧城的贫民区里。他对中国人的友善和他对汉语的熟练运用给赫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丁
韪良鼓励他努力精通满清官话和宁波方言，掌握中国的礼仪规矩，这将决定他在这个中央帝国的所
有公务和社交联络的成败。赫德以每个月7 美元的价码雇用了一个汉语家庭教师——“一个相貌古
怪的老头……他会用一种十分奇怪的方式在垂下他的眼角的同时，也垂下他相应的嘴角。”但赫德
所需要的帮助显然比这要多得多。“这种语言是如此奇怪——在我们的语言中应该明确表达的成分
在这里一概省略，要掌握如此多的字词才能弄懂一个简单的判断句，要想学好真不是一件容易事。”
为了更好地完成学习计划，他的中文老师建议他买一个小妾，跟着她学习本地方言。“这是一个巨
大的诱惑，”赫德写道，“有一些中国女人长得很好看，你只要花上50至100 美元就可以让自己完
全拥有一个这样的女人，然后每个月再花上两三美元供养她……我是应该坚持呢，还是应该屈服？”
5 月初的一天，赫德刚刚睡过一觉——和他的活字典、小妾阿瑶一起。他刚满20岁，阿瑶则是
个刚进入青春期的少女，但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练些。幸亏有了阿瑶，他的生活这才在平静如
水的日常公务中安定下来，她能够让他继续从事他在领事馆里的职责和他的中文学习，而且，他很
快就能流利地使用满清官话和宁波方言。
他和阿瑶之间的联系一直维持了10年。那时他已经30岁，阿瑶为她生了3 个孩子，而且都有幸
成年。
从来到中国的第一天起，赫德就对西方人随意欺凌中国人的方式感到愤怒。在香港，一天晚上
在和斯泰斯先生散步的时候，他被此人的行为给惊呆了：“看来他很愿意以他对待中国人的方式让
我惊讶——把他们的货物扔到水里，用自己手里的藤条去抽打他们。”他的许多同僚则习惯于用粗
鲁无礼和挑衅战术作为他们的消遣，在商业和娱乐活动中为所欲为。这样的毛病在领事馆译员当中
尤为典型；人们期望他们成为语言学家，而不是外交官，因为“对于研究汉语来说，要想取得成功，
全神贯注是必不可少的，这使得他们的心理变得扭曲，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平常事物也会产生不健全
的感觉。”
在华的英国译员当中，与赫德关系最密切的同僚是李泰国，当时隶属于上海领事馆，他从15岁
开始就为香港的英国商务督察工作。起初赫德很喜欢他。李泰国的自信（就像是个生活艰苦、嗜酒
如命的恶棍）和招蜂惹蝶的功夫给赫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以这样一种无礼而冷酷的方式对待
中国人，这令我非常愤怒。”
和令人生畏的巴夏礼一样，李泰国也是从那位怒目横眉的郭士腊2 那里学会了如何吓唬中国人，
郭士腊是一位普鲁士冒险家、传教士和译员，他在历史上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他的坏脾气）从来就
没有得到足够的赏识。郭士腊的专横傲慢影响了李泰国、巴夏礼以及其他一些易受影响的年轻的英
国佬，给19世纪的中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包括“亚罗战争”、火烧圆明园以及其他不幸事件，
这都是他们发热的头脑和膨胀的虚荣心所带来的直接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