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然后就被带到了宴会厅，庆亲王和5 位满洲格格在那儿设宴款待他们。窦纳乐夫人说：
“庆亲王虽然也在宴会厅内，但并没有和我们共进午餐，他一脸严肃地坐在那儿抽烟，一直注视这
场宴会。”按照中国的礼节，这也是一种正常的性别分隔。饭后，女士们继续到另一间屋子里喝茶、
抽烟，这期间窦纳乐夫人注意到：“宫里的女士们稍稍放松了些，允许我们赞美并观察她们漂亮的
服饰，轮流过来触摸我们的衣饰的材料。”这帮外交官的妻子们再一次见到了太后，康格夫人评论
道：“她愉快而幸福，脸上容光焕发，充满善意。看不出有半点残忍的痕迹。”另一些女士则谈到
她“迷人的”微笑。重新致意之后，一行人转移到宫廷戏园，观看了一个小时的杂耍表演。演出结
束后，她们最后一次参加了太后为她们举行的一场茶礼（类似于一场平安献祭）。“当茶传给我们
之后，她移步向前，将每个人的茶杯盖揭开，再端到自己的唇边，轻啜一口，然后举起茶杯，将另
一边送达我们的唇边。”看到太后将这样的殊荣给予这一群洋鬼子，可把她的大臣和王爷们给吓坏
了。每位客人又一次获赠了一些小礼品。
西方媒体认为整个事件令人厌恶、唐突无礼、荒唐可笑。莫理循的外事编辑瓦伦丁。凯洛尔写
信给他的新闻记者：“我对此感受非常强烈，将优雅的欧洲女性气质的典型，暴露给宫廷太监那粗
俗的嘲弄和中国官吏那无礼的好奇心，她们理所当然会在太后的面前表演伟大的磕头仪式。不过，
事已至此，反对既成事实不过是徒劳无益。”
莫理循向《泰晤士报》报道：“太后对窦纳乐夫人尤为和蔼亲切，曾经在和她谈话的时候还开
玩笑地拍拍她的脸颊。”
窦纳乐爵士热情地向英国外交部报告：“太后以她的谦恭有礼、和蔼亲切而给人留下了相当良
好的印象。这之前，有些人可能认为她们将会见一位冷酷傲慢、态度专横的人，带着这一观念走进
皇宫的那些人发现太后是个和蔼有礼女主人，不禁又惊又喜。她充分显示了女性气质中既机智又温
柔的一面。”
后来，当窦纳乐夫人在一家英国杂志上发表一篇对慈禧颇有创见的评价时，她表现出了对太后
天性的一种异乎寻常而又非常重要的洞察力：我要说，太后是个具有相当的性格魅力的女人，确实
亲切而和善……这是所有和我在一起的女士们的共同看法。我很幸运有这样好的翻译，他是我国使
馆里的中文秘书（亨利。科伯恩），是一位在中国和汉语方面拥有20多年经验的绅士。对这种语言，
他在说和写两方面都很不错，拥有伟大的才能和健全的判断力。在拜访太后之前，他对太后的看法，
我可以称之为“被普遍接受”的那种。我丈夫请他留心记录整个事情的经过，特别是那些有利于对
她的真实性格达成某种评估的事情。回来的时候他报告说，他先前所持有的那些观念，已经被他的
所见所闻彻底给颠覆了，他将太后的性格概括为“和蔼得近乎软弱。”
科伯恩本指望发现一个精于算计、卑劣狡诈的女人，有一颗冷酷的心，有本事对儿子和情人下
毒手，吩咐那些假太监用烧红的烙铁烫年轻皇帝的后背——所有这一切，都是最近几周世界各地的
报纸一股脑地堆到她的头上的。相反，他看到的是一个悲哀愁苦、变化无常的女人，渴望被人喜爱，
一个被终生的忧郁所折磨的女人，因为自己没能力控制每一件事情而日益受到打击。她眼见得自己
的名誉正在遭受诋毁，于是试图通过拉拢使馆的夫人们以对此进行还击，没曾想却因为这十足愚蠢
的软弱而让科伯恩大吃了一惊。
老奸巨滑的曾国藩（据大家说，此人是个杰出的性格鉴定专家）在他29年之前第一次见到慈禧
时，恰好也有这样相同的经历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说她的才能“并无特异处”，并观察到她
“语皆平常，无关宏旨”。几乎不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是个邪恶的武则天。
在这样软弱表面的背后，那位头号新兴汉人军阀及李鸿章某方面的导师，还有那位将成为常驻
北京的MI611 （假如那时真有MI6 的话）的科伯恩，他们所窥透的到底是什么呢？
慈禧在管理朝廷方面的软弱，也许可以追溯到她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父母对她的鄙薄和抛弃。
她的丈夫也抛弃了她，而回到丽妃的身边。她的儿子也抛弃了她，而去追求自取灭亡的性生活。她
始终在从她的朝臣那儿寻找自信，这使得自己成了那些精于算计的亲王们一个易被利用的符号。作
为老百姓的当家人，她完全不是曾国藩或李鸿章的对手。她无法预见麻烦，并绕开它。她消极等待，
避免行动，希望事情会自生自灭。她不是现实政治的大师，相反倒是接二连三地遭遇进退维谷的艰
难困境。她从来就没法制止亲王们不间断的阴谋。她的一生中只有三次采取了戏剧性的行动，每次
都是在巨大危险的威迫下行动的：1864年，1875年和1898年。每次危机都会导致一场政变，所以每
一步都是在绝望中铤而走险，而并不是因为她有什么了不得的谋略。每一次从险境中走出之后，她
都会重新回到纱帘的背后，退回去扮演她作为一个调停者和皇额娘的角色。因此可以说，她的放弃
不只是一次两次，而是连续不断。
虽然慈禧被那些对她一无所知的人——还有那些应该更了解她的学者——栽上了许多悖谬乖张
的特性，但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她是一个很平常的人，就像喝水一样平常。其余的，全都是胡说、
诽谤和恶作剧，是由贪婪、种族偏见、性别歧视以及简简单单的日常邪恶所激发起来的。这也就是
为什么说，对她的任何研究，事实上必定是一种对那些妖魔化她的人的研究。喝水，的确不过是一
件平常的事，不过，那是在它变得稀缺之前。
「译注」
1 白利南，又译璧利南（见《清史稿》），即拜伦。布伦南（Byron Brenan生卒年未详），英
国外交官。1898-1901 年间担任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旧上海曾有一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白利南路
（今长宁路）。康有为到达上海之前，上海道蔡钧曾致信白利南，要求协助截获康有为。
2 盛宣怀（1844-1916 ），字杏荪、幼勖、杏生等，别署愚斋，号次沂、止叟等。江苏武进人。
晚清洋务运动核心人物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实业家。历任天津海关道、山东登莱兵备道、
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办理商务事务大臣、铁路总公司督办、工部左侍郎、邮传部尚书等职。1901
年任办理商务事务大臣，加太子少保衔。盛宣怀热衷于教育和实业，1892年创办北洋大学堂，1895
年奏设天津中西学堂，1896年奏设上海南洋公学。还曾担任过上海轮船招商局会办、冶萍煤铁公司
总理、轮船招商总局董事局会长等职。1916年病逝于上海。著有《愚斋存稿》、《盛宣怀未刊信籍
》等书。
3 这里应该是弄错了，贝勒载滢乃是恭亲王奕訢之子，这里所说的恭亲王的孙子指的应该是载
滢之子溥伟（1880-1937 ）。
4 何东（1862-1956 ），原名启东，字晓生。原籍广东宝安，出生于香港。1881年入香港怡和
洋行任副买办，后升正买办，并兼任香港火险、广东水险两公司分行经理，1900年后自营商业。1921
年曾任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团顾问。1929年接办香港《工商日报》。后长期在港从事各种社会
活动，历任香港臬署高等陪审员、华商总会董事、华商会会长、经济调查局分任委员会长。香港大
学名誉法学博士。1915年受封爵士勋衔。
5 梅含理，即弗朗西斯。亨利。梅（Francis Henry May 1860-1921 ），香港第十五任总督
（1912-1918 ），出生于德国，曾任香港辅政司，1911年被封为爵士。
6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转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67 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5 月第一版第1 次印刷。
7 大隈重信（1838-1922 ），日本近代政治家、教育家，侯爵。早稻田大学的创始人。曾两度
出任外务大臣，1898年组阁，1907年退出政界，完全致力于早稻田大学的校务工作。1914年再度出
任首相，1916年因病退休。著有《东西方文明之调和》等书。
8 宫崎滔天（1871-1922 ），本名宫崎虎藏，又名寅藏，别号白浪庵滔天。日本熊本县人。早
年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接受“支那革命主义”思想。光绪十八年（1892）曾到中国考察，
旋因经费告罄返日。1897年，再度来华，并结识了康有为、梁启超，又经人介绍与孙中山成为知交，
为兴中会反清革命活动出力甚多。1899年前后往返于康梁与孙中山之间，极力劝说两派联合反清。
1900年参与惠州之役，失败后回国。1902年撰写《三十三年落花梦》发表，向社会介绍孙中山的革
命事迹。1905年为同盟会成立奔走效力，旋成为同盟会最早的外籍会员之一。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
后，多方挪借旅费再来中国，拥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8 月，力阻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北上。10月
间返日。1913年，孙中山返国反袁时与孙偕行辅佐。二次革命失败后，往来于孙中山与黄兴之间，
力解孙、黄矛盾。1921年最后一次来华，在广州晤见孙中山，次年病逝于日本东京，有《宫崎滔天
全集》。
9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十日上谕，《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二十四册第424 页，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10尼古拉二世（Czar Nicholas II 1868-1918），罗曼诺夫王朝最后一位沙皇，被1917年的二
月革命所推翻。1918年，尼古拉二世及其全家被当时的苏联政府秘密处决。
11MI6 ，即英国情报机构军情6 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