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上躺满了瘦得皮包骨头、连叮在身上的苍蝇都无力驱赶的孩子，这就是埃塞俄比亚的现状。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名字在当地语言中有“鲜花”之意，从飞机上俯瞰，果然名不虚传，就像一朵盛开的大波斯菊。然而当我走下飞机，来到地面的亚的斯亚贝巴，鲜花不见了，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是地球上最严重的贫困。路边并没有盛开的波斯菊，只有成排的乞丐。每家医院都到处是蛆虫和跳虱，医药用品和医疗器械总是不够。由于麻醉剂匮乏，很多手术都在未经麻醉的状态下进行，如果患者忍受不了疼痛，那就只好出院回家了。治疗伤口的消毒药也不充裕，许多患者在手术之后因感染并发症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这个15年前曾饿死了100万人的国家，如今再度被黑色的死亡阴影笼罩，900多万人因严重饥饿而濒临死亡的边缘。埃塞俄比亚每年有两次雨季，2月中旬开始的“博尔格”雨季时间较短，夏季的“麦尔”雨季持续时间较长。其中，“博尔格”雨季能决定50%的农田收成。过去几年里，“博尔格”雨季几乎从未降临过埃塞俄比亚，农业连受重创，最终导致粮食的严重不足。
在外国慈善团体开设的某处保护所里，有1300名出现严重营养不良状况的儿童在接受治疗。由于长期营养不良，这里的孩子每隔两小时就有1人死亡，死亡率高达10%。
为了挽救只有1岁的女儿帕蒂，考拉特在烈日下沿着干裂的土路步行了50公里，来到保护所，一边把高蛋白营养粥喂进孩子口中，一边驱赶着围绕在孩子身边的苍蝇。因为营养失调、脱水和腹泻等，像帕蒂这样的孩子，体重还不到标准体重的一半，身体极为虚弱。大约有7.5万人聚集在这里领取粮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有生病或者老得不能动弹的亲人在家中。
1985年获得普利策奖的摄影作品，从某个侧面表现出了埃塞俄比亚的惨状。照片上的苏丹难民收容所里，一对饥饿的埃塞俄比亚母女等待供给粮食。妈妈的头上和身上裹着长长的布以遮挡阳光；女儿赤身裸体，依偎着妈妈的膝盖，眼窝深陷，瘦得像具只有骨头的骷髅……孩子的双腿像实验室里的人体标本，只有骨头空荡荡地悬挂在臀部；妈妈也是皮包骨头，瘦得惨不忍睹。
曾经令埃及将军倾心的圣洁的阿伊达，为王中之王所罗门生下孩子的绝世美女希巴女王去了哪里？阿伊达和希巴女王肯定会死不瞑目。只要100韩元（相当于人民币0.8元—译注），就可以让他们饱餐一顿，我们为什么不能帮助他们？为了观看有大象、老虎和巨蟒出现的大型歌剧《阿伊达》，我们心甘情愿地花费几十万韩元（相当于人民币数千元—译注），为什么就不能用这些钱来帮助那些女人和她们的孩子呢？
我没有英吉拉
孩子太瘦了，即使抱很久，胳膊也不会感觉累。这更让我难过。孩子很自然地把手放在我的胸前。
到达埃塞俄比亚的第二天，我们去了3个月前发生内战的昆波尔查。从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乘飞机到昆波尔查需要1个小时。那里的房子都是泥土做成的墙，房顶都是由杂草编织覆盖的。看到这些稀稀落落散布在高原地带的泥土房，我的心里真的很乱。
当地人把苔麸磨成粉末，做成米糕似的薄饼，名字叫“英吉拉”。富人可以在里面加上羊肉或蔬菜，穷人只要有什么调料也不放的英吉拉就已经谢天谢地了。很多人连这个都吃不上，只能连日挨饿。
孩子们穿着救助组织分发的不合身的衣服，有的破了好几个洞。他们总是赤脚走路，脚掌就像坚硬的鞋底。即使他们穿着褴褛的衣服，饥肠辘辘，嘴里反复念叨着“我没有英吉拉”，可脖子上却仍然挂件东西。如果实在没什么可挂了，就用线穿起扣子挂在脖子上。破旧的连衣裙和纽扣项链倒是很搭配。
这个国家的女人不但五官清秀端正，而且身材也像经过精心雕琢的雕像，脸色呈淡咖啡色，个个都是楚楚动人的美女。如果这个国家不是如此贫穷，我想，恐怕世界时尚时装的中心就不是巴黎，而是埃塞俄比亚的某个城市了。这里的人不管穿的衣服多么破旧，色彩都能和肤色形成惊人的搭配。孩子们也都很可爱。他们喜欢被人抱，因此常争先恐后地拉我的手。
然而，这样的美丽却只是痛苦缝制、悲伤裁剪的衣服。到达昆波尔查，我们走进某个毫无人迹的泥土房。尽管是白天，里面仍然漆黑不见五指，地面上铺着条破烂不堪的毯子，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男人躺在上面。他的肚子上趴着个瘦得屁股都皱巴巴的婴儿，另外还有一个男孩子和两个女孩子也都因饥饿眼窝凹陷，呆呆地坐在旁边。那个看上去像爸爸的男人注视着我的眼睛，勉强支撑着身体对我说道：
“我患了疟疾，快要死了，孩子们也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生病的妻子出去找食物了。”
从那一刻起，我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开始流淌，直到离开非洲，我的眼泪就没有停止。是什么样的机缘，让这个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好似尸体一般的男人，竟然对着在截然不同的环境里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并广受观众爱戴的我，倾诉着自己和家人经历的痛苦？
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我想在那个瞬间，我的泪腺可能在某个地方出现了溃决。我站着哭，坐着也哭，睡觉的时候哭，甚至在梦里也还是哭。那年我在非洲流了多少眼泪啊，如果收集起来，恐怕埃塞俄比亚就不会有干旱之灾了。
他们等待生存的同时，也在等待死亡。如果有人给他们食物，他们就能活下来。否则，他们只能这样死在窝棚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大多是这种情况。
我情不自禁地向苍天呐喊：
“上帝啊，您为什么要这样？大人受苦也就算了，您为什么还要让孩子们承受这样的痛苦？”
那天夜里，我久久难以入睡，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句话。我的脑子里纷乱如麻。即使我吃了3粒治头痛的药，脑海深处还是回荡着敲打铁器的声音，好像脑袋马上就要爆炸了。
回到亚的斯亚贝巴后，我们又去了距离市中心有10分钟车程的日泊帐篷难民收容所。日泊收容所里容纳了5000多人，都是为了躲避贫穷和内战而逃到首都的人们。看见我们，大人孩子都跑了过来，伸开他们瘦得只剩骨头的手指，哭喊着：“我没有英吉拉！”
因为干旱，河水已经干涸了，河边满是因找不到水喝而渴死的牛和羊，腐烂的尸体正发出难闻的臭味，我们不得不捂住了鼻子和嘴巴。寄居在上面的苍蝇漫天飞舞，还不时飞来叮咬着孩子们的眼睛和嘴巴。我很奇怪，这些人为什么不在动物饿死之前把它们吃掉呢？动物饿死了，孩子们也跟着饿死了。不管我问谁，都问不出明确的答案。
每个破旧的大型军用帐篷里都住着大约150名难民。只要一下雨，雨水就从漏洞里渗了进来。见到我们，人们大声喊着：“我没有英吉拉！”还有人向我们展示露着白骨的大腿，告诉我们这里没有药物。
我们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杀死我们伤害我们？为什么要偷走我们的未来？
帐篷里面简直是人间地狱。那么多人共同生活的地方，却没有独立的卫生间，人们就在破烂的大帐篷里面对着污物生活。如果孩子腹泻，也只是把孩子挪到旁边，而他的旁边却有人用好不容易找到的苔麸在做英吉拉。
一位年轻的妈妈用黑炭状的东西在孩子的额头上画了个十字，抱着哭闹不休的孩子站在角落里。我看见水晶般的泪珠沿着这位妈妈褐色的面颊流淌。孩子生病了，年轻的妈妈却只能在孩子的额头上画十字，祈祷孩子早日康复。除此之外，她还有什么办法呢？她什么办法也没有，只能痛楚可怜地站在那里哀泣。孩子的脸皱皱巴巴，就像猴子，肚子却鼓得厉害。妈妈说这孩子不是新生的婴儿，已经3岁了，只因吃得不好，发育很不正常。
孩子有气无力，手里却始终紧握着一样东西。我仔细看去，原来是个鹅卵石大的土豆。应该是妈妈从哪里弄来给他的吧。孩子似乎没有力气把土豆塞进嘴里了，只是拼命地抓着，说什么也不松手。
在她们面前，我除了哭泣，什么也做不了。望着面对濒死的孩子，妈妈束手无策的无助模样，我不停地哭泣，直到浑身颤栗。竟然没想到给孩子一粒糖果。后来，当这些镜头在韩国电视频道播放的时候，全国的妈妈们都哭了。
亚的斯亚贝巴大学附近的杰拉莱姆街的另一个难民营，情况也跟这里差不多。很多人把大学校园的围墙当做墙壁，用塑料膜做屋顶，勉强生活。到处都是被苍蝇包围的孩子，他们的眼睛、鼻子、嘴巴周围都有苍蝇飞来飞去。不管走到什么地方，都能看到躺在地上呻吟、气息奄奄的病人。即使孩子们原先有气无力地坐在地上，看见陌生人经过，也都马上伸出手喊：“我没有英吉拉！”这里几乎就是真正的活地狱。
即使他们快要渴死了，也不知道挖地可以挖出水来，只想着下雨的时候最先接到水，所以把家搬到距离天空最近的山顶。美国慈善团体来到这里挖井，当井里流出了清澈的水时，所有的难民都吓跑了。这些单纯无知的人们啊！告诉他们控制生育，他们也只当耳旁风，竟然还说这是灭绝他们的种族。
我们访问难民营的时候，因找不到合适的住所，只好住在市中心的希尔顿酒店。酒店和难民营是两个天壤之别、截然不同的世界。西餐厅里到处都是陪着孩子们享受幸福时光的人，他们打扮得得体又时髦。在大厅的另一边，还有人正在为孩子举行生日派对。每天早上，还有些有钱的女人趁着到餐厅用早餐，把因天气太热而没机会穿的毛皮大衣披在肩上炫耀。
我在酒店里看到一场婚礼，新郎骑着白马，新娘乘着长长的豪华轿车入场，真像电影里的画面啊。准确地说，这个酒店本身就像画中的风景，而它距离难民帐篷村只有10分钟的路程。
白天什么东西也没吃，我流着泪在帐篷村转来转去，晚上回到酒店时，我已经疲惫不堪了，仿佛我身体的全部力量都通过眼泪流失了。我知道，这不是演员在戏中流下的眼泪，而是从人的本性中流出的炽热泪水，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泪水。
白天在难民营里访问，晚上回到酒店洗热水澡，躺在松软的床上，我觉得自己竟是那么可恶，那么虚伪。以前，我从来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如此痛苦的人生。我哭泣，痛苦，感觉自己是个罪人。然而此时此刻，我却躺在柔软的床上，享受着安逸的生活。我真的很厌恶自己。
在悲伤和震惊之中，我度过了如坐针毡的10天，终于到了离开的日子。离开的前一天，有个在访问期间一直陪伴我、隶属当地救助团体的埃塞俄比亚青年不辞劳苦地砍来了一捆甜苔麸，送给我做礼物。我忍不住又哭了。他们多想送给我东西啊，但又没有东西可送，所以才会砍来了甜苔麸。
这个我在最开始住的客房里认识的年轻人，此次专门负责我们此行的所有苦差事。有一天傍晚，他穿着一件不知从哪里找来的又旧又短、但洗得干干净净的乳白色外套，小心翼翼地敲响了我的房门。我推开门，请他进来。他迟疑着走进房间，忽然，他抓着我的短袖子，跪在我的面前，恳切地对我说道：
“您是著名的演员，对吗？我可不可以跟您去韩国？我总是吃不饱饭，我想上学。”
这个年轻人的眼睛是那么清澈。我怎么带走他呢？想必他也是犹豫了很久，才鼓起勇气来敲门的吧，可我该怎么对他说呢？我真的很为难，于是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告诉他说：
“对不起，我不能带你走。真的很抱歉，但是我不会忘记你的。”
我惟一能做的只是给他点钱，希望能对他的学习有所帮助。现在，他却递给我一捆甜苔麸做礼物。我紧紧抱住他，他也很不自然地拥抱着我。我们两个人都哭了。这个年轻人比我的儿子还小呢！
在回国的飞机上，我向上帝祈祷，祈祷上帝不要再以同样的理由让我再到非洲来。
当时，我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在非洲花上10年的岁月，探望那些孩子。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上帝会带我到什么地方。
同行的人们都认为年轻人给我的甜苔麸会成为负担，叫我不要带了，可我还是带上了飞机。回到家里，我把甜苔麸放进冰箱，偶尔拿出来放在嘴里尝尝它的甜味。每当这时，我就会想起埃塞俄比亚，想起那个年轻人，想起抱着生病的婴儿流下水晶般泪水的年轻妈妈。
每次我在拍《田园日记》这部电视剧时，只要里面出现吃饭的场面，我都会想起那些饿得没有力气哭喊的孩子。每当这时候，我都会责问自己，我真的可以平静地坐在这里吗？探望他们回来后，难道做个节目就完了吗？这样的问题总是痛苦地折磨着我。
11年前，我动身去了那片未知的大陆，怎么也没想到这次旅行会影响我的余生。稀里糊涂开始的非洲之旅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活着是很美好而又很艰辛的事情，每个属于我的瞬间，都不应该让它毫无意义地流逝。这是我以自己的身体和心灵体会到的深切感悟。
真希望这只是电视剧
我去埃塞俄比亚那年，尤其是从当地拍摄的纪录片播出以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甚至举行了联合记者招待会。连续10天，世界展望会办公室的电话昼夜响个不停。全国各地的人们都打来电话，希望购买爱心面包储蓄罐，可见援助非洲难民的运动正在逐渐扩大规模。
我做过无数次访谈类节目的嘉宾，每当看到我在骨瘦如柴的孩子面前哭泣的镜头，主持人和其他嘉宾也都情不自禁地跟着流泪。
这个节目收到的效果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人们纷纷称赞我是富有爱心、做了好事的大善人。某家报纸还在头版头条刊发了题为《超级巨星金惠子变身慈善家》的报道。我很不安，也很惭愧，感觉自己戴上了假面具。也许是因为这种感觉，当世界展望会再次邀请我跟他们去索马里的时候，我犹豫了很长时间。
但是，AFKN（专为驻韩美军播放的电视频道—译注）新闻频道连续报道索马里的惨状：路上躺着一排排的尸体，旁边站着腿瘦得就像鸟腿、眼睛深深凹陷的孩子。上次去埃塞俄比亚的时候，我对那里什么都不知道，但是这次不同了。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什么样的地方，记得我在那里曾经多么厌恶自己，多么怨恨神灵。我很矛盾。
有一天，一个在九老工业区工作的女孩子给我打来了电话。她已经积攒了8.1万韩元（相当于人民币648元—译注），本想用来帮助那些少男少女家长（未成年便承担起家庭重担的年轻人—译注），但是看完我们的节目之后，她决定支持“爱心面包”基金。啊，这位少女也希望我去索马里。我说，帮助少男少女家长的心愿就由我来替你完成吧。在九老工业区工作，能够赚多少钱呢？我不能再犹豫了。
前往索马里的路途非常遥远。从首尔到巴黎需要13个小时，从巴黎到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要8个小时，从内罗毕到索马里的第二大城市拜多阿还要3个小时。这里有个世界慈善团体设置的免费救助站，这样的救助站全世界共有6个。
从埃塞俄比亚回来以后，我们募集到的捐款数额超乎想像，救助物资超过了500吨。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及时将这些钱物送到难民手中。根据日程安排，我们还要在内罗毕稍做停留，以了解当地的状况。由于在巴黎错过了登机时间，不得不多待了一天。我来到市中心，到因电影《新桥恋人》而闻名于世的新桥站了会儿，看了看街头画家的作品。如果我是来巴黎旅行，也许会画张肖像画，或者去享受购物的乐趣，然而这次我却没有丝毫兴致。这也让我体会到，由于一个人的目的不同，他的心情也会不同。
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是个旅游城市，市区内的酒店豪华整洁，周围有很多霓虹闪烁的酒吧，看上去一点不像非洲。不远的地方有一家咖啡农场，我们的目的地就是那里。
一望无际的田野上，年轻的姑娘们正在采摘咖啡的果实。看起来她们都是十五六岁的姑娘，然而大部分都已经成了孩子的妈妈。有位姑娘背着孩子，肚子挺得很高，看来是又怀孕了。听说在这里工作的大多是年轻姑娘和小伙子，两性关系非常混乱。白天工作，晚上还能做什么呢？青春毕竟遏制不住。而且，这里也像韩国，人们普遍认为孩子出生时自己带来了口粮，因此认为每个地方都有很多孩子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我走进他们居住的窝棚看了一下。在这个大约五六坪（16至20平方米左右—译注）的地方，住了12个人。两个是母亲，其他的都是她们的子女。母亲生了孩子，她的孩子又生了孩子。正在给孩子喂奶的15岁妈妈是这个家庭的长女。她很可怜，但是又令人寒心。在这个连隔板都没有的窝棚里，他们怎样表达爱意呢？这个农场的情况似乎比埃塞俄比亚稍好一些，然而他们也只能达到饿不死的水平。
如果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种植菠萝或香蕉，会不会比现在生活得好些呢？可是这里的农场几乎都是外国人投资，当地人只是被廉价雇佣的劳动者。然而值得欣慰的是，他们毕竟不用饿肚子，而且孩子们也可以尽情地玩耍。孩子们把易拉罐当成小鼓敲个不停，兴高采烈地跳舞。这些孩子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呢？不管怎么样，他们现在玩得很开心，谢天谢地。
第二天凌晨5点，我们动身赶往肯尼亚的威尔逊机场，准备去索马里。威尔逊机场就像个简易的乡村火车站，小型飞机整齐地排列在茫茫的晨雾之中，救助物资堆得像小山那么高。那些飞机好像是用来运送救助物资的，我们也上了其中的一架。到达索马里需要3个小时，我们都吃了预防眩晕的药。也不知道我的身体是什么体质，上次在埃塞俄比亚乘坐小型飞机的时候，机体摇摇晃晃的，我不但没有什么问题，反而感觉很刺激。这次也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吃药，只是感觉头稍微有点儿晕。
飞行员是个身穿白色T恤、长得端庄帅气的年轻人。他冲我们笑了笑，转头看了看仪表盘，似乎在对我们说：“我们会平安到达的。”接下来的3个小时里，我们几乎没说什么话，只是静静地注视着天空。这位飞行员每天要飞几个航班呢！长达3个小时的时间，他能够看见的只有一片天空。隔着驾驶席的椅子，我看到他的肩膀，显得格外孤独。
我们强忍着因气流不稳而导致的机体晃动，好不容易到达了拜多阿机场。这里简直就是个尘土飞扬的工地：手持枪支的军人，扬起灰尘飞驰而去的卡车和吉普车……真像是战场，只是没有枪声罢了。我们走出机场，坐了大约10分钟的汽车来到了检查所，里面的警卫递给我们的卡车司机两把枪。听说为防止有人抢夺救助物资，这里的每个人都做好了防范措施。
在灰尘漫天的道路两侧，到处都是快要坍塌的房屋和被火烧过的汽车。路上迎面开来的物资分配车、载有持枪军人的车辆和检查所，都和战场没什么两样。
人、坍塌的房屋和军人的钢盔，无不蒙上了厚厚的灰尘。天地万物都显得雾蒙蒙的。我坐在没有车棚的卡车里，脸上肯定也是脏兮兮的吧。
太阳像火球似的炙烤着大地，用木板和塑料简单搭成的窝棚周围盛开着像是紫茉莉的红花，放眼望去，繁花似锦，争奇斗艳。
“我是在拍电视剧吗？这里是摄影棚吗？”
这个念头突然掠过我的脑海。我真希望这里是拍摄结束即将拆除的摄影棚。第二天，也许就可以拍摄某个幸福的家庭，孩子们和小狗在鲜花盛开的庭院里玩耍，爸爸和妈妈正在喝茶。
然而这里并不是外景拍摄地。这里只有血腥的死亡，只有被子弹击中四肢截瘫的孩子们痛苦的呻吟，只有充满痛苦的灵魂。所有这些都不是为了拍摄电视剧而做出的道具，头上的绷带渗透出的鲜血也并不是番茄酱，震耳欲聋的枪声绝对不是效果音。这是活生生的现实啊！
惟有死者方可看到战争结束
这是世界上惟一一个出入自由的国家。如果你去别的国家，都在机场和边境设有出入境审查机构，必须加盖确认图章才能出入。然而有一个国家却不需要这样。这个国家没有机场，甚至也没有申请出入境的地方，更惊人的是这个国家没有政府。
听起来像是理想之国，然而该国却被称为“地球上的人间地狱”。如果把非洲版图比作体态庞大的野牛，那么东部有个突出的部分可以看做牛角。这里就是索马里。
索马里的版图地形细长而狭窄，邻近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北接也门，东邻印度洋。索马里真正的价值在于它位于苏伊士运河入口处。由于与中东地区相连接，该国大部分人民都是回教徒，在种族战争爆发和联合国干涉之前，他们大多数都是游牧民。索马里的国土面积是朝鲜半岛的3倍，然而只有中南部地区有条朱巴河为农业灌溉提供丰富的水源，其余全部都是无用的沙漠。古代埃及人认为索马里是以硫磺和香料闻名于世的神秘之地。
众所周知，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美国大使馆爆炸事件以及纽约的“9·11”恐怖事件之后，美国认定幕后操纵人物为本·拉登，并且怀疑他的基地组织在索马里设有训练基地。于是，阿富汗战争无功而返之后，美国又将矛头指向了索马里。因此，全世界再次关注到这个不幸的国家。
联合国官员甚至称索马里为非洲的黑洞。
因为索马里是游牧民的国家，所以国名有“挤奶者”的意思。从19世纪开始，索马里的北部和南部分别沦为英国和意大利的殖民地。1960年独立的时候，索马里被全世界看好，甚至被标榜为非洲最成功实现安定的模范。那时，各个部族统一使用一种语言，并且团结在惟一的宗教伊斯兰教之下，没有纷争，生活幸福而安稳。
但是，索马里独立之后，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掌握了政权，实行了长达22年的独裁统治。于是，反政府势力拿起武器开始了反抗。由于绵延数年的部族战争带来了大饥荒，再加上几次干旱，最后造成了30万人饿死的罕见惨剧。1991年，在极度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之下，总统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受到叛军势力的攻击，被迫流亡国外。
然而，从此以后，问题反而变得更为严重了。索马里叛军为了争夺权力而分成几个派别展开了持久的内战。特别是穆罕默德·法拉·埃迪德，作为势力最强的军阀，不仅占领了首都摩加迪沙，而且还把侵吞的国际社会援助索马里饥民的物资全部用来购买武器。
为了维护救援物资，国际社会派遣了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维和部队。由于索马里的地理战略价值在于足以监控印度洋和红海，因此美国希望在这里培植亲美政权，并火速派遣了两万名海军。此后，救济粮食可以安全地配发给索马里难民，社会也重新恢复了安定。
1993年4月，美国海军撤兵，叛军司令埃迪德随即向联合国维和部队宣战，导致了24名巴基斯坦军人死亡，还没来得及撤离的美军也成为攻击的目标。为了逮捕埃迪德的内阁政府官员，美军于同年10月3日向埃迪德控制的首都摩加迪沙腹地派遣120名特种部队战士，出动最尖端的黑鹰战机和运输车辆，展开了军事行动。
从海岸的美军基地到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只有3分钟的路程，所以美军认为只要1个小时便可以完成任务。但是，索马里的民兵组织却有着非凡的战斗力。战斗从下午4点钟开始，直到第二天清晨6点仍未结束。更为严峻的是，在行动的前20分钟内，便有两架最尖端的黑鹰直升机被民兵组织用肩扛式导弹击落。第二天，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播放了美军突击摩加迪沙的录像资料，画面中，愤怒的索马里人拖着被剥光衣服的美军尸体游街，并大肆凌辱。这些血腥和残忍的画面激起了全世界的震惊。据统计，在这次行动中，美军方面阵亡士兵有19名，负伤者80人，而索马里的伤亡人数则超过了1000人。
这是美军在越南战争之后遭受的最严重创伤，美国政府对这次耻辱事件缄口不语。这次军事行动过去3年之后，美国新闻记者马克·博登走访了当年参加这场激战的12名特种部队士兵，并且冒着生命危险游走于索马里收集素材，后来写出了名为《黑鹰坠落》（Black Hawk Down）的作品。2002年，著名导演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将这部作品改编为电影，搬上了大银幕。雷德利·斯科特是科幻电影大师，他的《异形》和《汉尼拔》被誉为科幻电影的教科书；2001年，他执导的《角斗士》更以其辉煌的场景设计获得当年奥斯卡金像奖。《黑鹰坠落》获得了2002年第74届奥斯卡金像奖包括最佳导演奖在内的4项提名，并最终斩获了最佳剪辑奖和最佳音响奖。
这部电影的后记如是说：美军发现难以在当地培植亲美政权，于是撤出了索马里。
现在，黑鹰战机的残骸被当成了游乐场，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在里面嬉戏玩耍。当然，索马里的内战依然在继续。虽然索马里也有总统，但是几乎没有人服从，过渡政府只能统治局部的领土。叛军主张摩加迪沙机场是自己的领地，所以飞机不能在这里降落。如今，不管索马里事态演变成什么样的悲剧，都没有国家愿意往这里派遣军队了，因为全世界都目睹了美国的遭遇。不仅索马里是这样，就是在1994年，当卢旺达50万名难民惨遭屠杀时，各大强国想到“黑鹰坠落”事件，也只是袖手旁观了。
如此恶劣的环境里，只有那些作为个人前来的志愿服务者在为拯救苦苦挣扎的垂死者不辞辛劳地工作。60岁的意大利籍人道主义者安娜莱娜·托内利便是其中的一个。然而，在2003年10月5日，在索马里北部的博拉马，当安娜莱娜·托内利走出自己创办的结核医院时，不料遭到早已守候在外面的壮汉的枪击，当场身亡。据目击者声称，凶手对准安娜莱娜·托内利的额头连发两枪，然后逃之夭夭。
安娜莱娜·托内利在她如花似玉的27岁便开始了救助索马里贫民的工作。最初，她在索马里难民聚居的肯尼亚东北部开展扫盲运动，亲眼目睹了人们遭受结核病折磨的现实。她为了帮助人们实施治疗，便开始专门学习热带医学、结核病和麻风病。1986年，她远渡重洋来到索马里。后来，在亲戚和熟人的帮助之下创办了能够容纳200张病床的结核病医院，并为之奉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和宝贵的生命。
她的忘我工作的献身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当地居民。后来，他们把凡是来自西方的志愿服务人员都称作“安娜莱娜”。大部分在非洲活动的救助人员都从属于某些援助组织，工作中可以得到报酬。然而安娜莱娜的活动非常独立，没有任何组织和团体的帮助，只以个人筹集的资金进行独立的援助活动。
为了表彰安娜莱娜的业绩，2003年4月，联合国难民署授予她有“国际援助活动诺贝尔奖”之称的“南森奖”奖章。
至于杀人凶手，也仅仅被推定为仇视安娜莱娜所倡导的女权运动，如今依然逍遥法外。曾经与安娜莱娜一起工作过的联合国难民署工作人员这样说道：“安娜莱娜从来不认为自己的非洲生活是一种牺牲。她说‘世界上谁也享受不到如此美好的生活’，所以她是幸福的。”
时至今日，索马里已经变成了饥饿、绝望和看不见光明的黑暗世界，是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的代名词。一个索马里青年曾经这样说过：“虽然可以在地图上找到索马里，可是这个国家已经名存实亡了。”
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就像个巨大的蜂巢，建筑物的四面八方都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弹孔。这里找不出一座完整的建筑物，大部分都在子弹的洗礼和残酷的炮火中成了废墟。道路毁坏了，甚至难以出行。即使是光天化日，强盗依然横行，抢劫事件层出不穷，只要你稍不留心，恐怕连一只袜子都可能被抢走。如果没有荷枪实弹的警卫人员，真是寸步难行。汽车没有车牌，也没有玻璃窗，几乎每辆车身上面都是斑斑驳驳的弹孔。索马里没有政府，即使遭到抢劫，也没有报警的地方。这里简直就是无穷无尽的黑洞。
为了肆意展开恐怖活动，基地组织在这里设立了训练营，吸引着那些没有饭吃的年轻人蜂拥而至。无论怎么看，索马里都是个毫无希望的国家。水停了，电断了，甚至人也没有了灵魂，这个国家就是索马里啊！因持续十余年的内战，100万人失去了生命，然而十几名叛军领袖仍在为政权苦心钻研战争，战争！
有位名叫杰克·凯利的新闻记者通过实地采访，亲身见证了索马里的悲剧。他这样写道：
记者一行人来到了首都摩加迪沙，当时正是饥饿非常严峻的时期。当我们走进了某个村庄时，却发现这个村庄的居民全部死光了。后来，记者在村子的一个角落发现了一个奄奄一息的小男孩，男孩的身上爬满了虫子，营养失调让他的肚子显得鼓鼓囊囊。他的头发全被血染红了，皮肤就像是百岁老人一样干巴。
恰好有位摄影记者带了个水果，于是递给这个男孩。不料男孩太虚弱了，竟然连拿水果的力气也没有了。记者只好把水果切开两半，一半又给了男孩。
男孩接过水果，用眼神示意表示感谢，然后强撑着摇摇晃晃的身体就进了村子。记者等人尾随在他身后他也没有察觉。男孩走进村子的时候，有个看上去已经死亡的孩子躺在泥土中。孩子的眼睛紧闭着，他是男孩的弟弟。哥哥跪倒在弟弟身旁，用嘴咬下手中的水果，并细细地咀嚼，然后，哥哥撬开弟弟的嘴唇，再将已经嚼碎的水果喂了进去。哥哥抓住弟弟的下巴，帮助他张口闭口，进行咀嚼。
记者们事后得知，为了救活弟弟，这位男孩已经这样做了半个月。几天之后，男孩因营养不良而死，然而他的弟弟却奇迹般活了下来。
这就如影片《黑鹰坠落》开头的字幕所引用的柏拉图的一句名言：
“惟有死者方可看到战争结束。”
没有眼泪的孩子
即使放在地上，好像也不会留下脚印，这个孩子的脖子上不得不挂上“营养不良”的牌子。上帝啊，既然你视而不见，那又为什么创造出非洲呢？
我们一行人走下小型飞机，这里距离救济站还有40分钟的车程。这么远的路，饥民们却都步行前往救济站，就是为了得到一碗营养粥。不过，还有更多的孩子连来这里的力气都没有。
所谓的救济站就是个周围竖起四根柱子，上面搭了个帐篷的简易设施。为了遮挡毒辣的阳光，也只能这样做了。木柴在燃烧，煮粥的大锅前有很多人排队等待着，其中大部分都是小孩子。孩子们的四肢细如鸟足，肚子却全都胀鼓鼓的。走了这么远的路，孩子们好像都虚脱了，一个个面无表情。
我感觉身后有人用手指戳了我一下，回头一看，有个裹着头巾的女孩正指着自己的嘴巴。我近身一看，发现她的口腔都腐烂了，散发出刺鼻的臭味。即使眼前摆放着山珍海味，这个女孩也难以下咽了。都这个样子了，她还是来到了救济站。听说这也是营养不良引发的症状之一。
救济站旁边撑了个小小的帐篷，里面是免费医疗的地方。那里也有很多抱着孩子的妈妈列队等候。医生们用布巾包起孩子，钩在大杆秤上称体重，然后在孩子们的脖子上挂一块写有“营养不良”字样的牌子。
一个抱着孩子打针的妈妈和我目光相遇，却又慌忙把目光转向别处。孩子骨瘦如柴，注射用的针管几乎比他的胳膊还粗。针头插进肌肉，孩子竟没有发出一丝哭声。妈妈在旁边看着，眼里含着盈盈欲滴的泪珠。我宁愿看到孩子“哇哇”地放声哭喊，那也比眼前的场景会让我心里好受些！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的鼻子又发酸了。直到最后，孩子也没有哭，因为他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一旁的妈妈也不能为孩子做些什么，只是抚摸着孩子的头，把位置让给排在后面的人。
200韩元（相当于人民币1.6元—译注）就能买到输液用的生理盐水，挽救因严重腹泻而出现脱水症状的孩子。800韩元（相当于人民币6.4元—译注）就能买到高含量维生素A，避免孩子们因为营养不良而失明。1万韩元（相当于人民币80元—译注）就能提供给1个即将饿死的非洲人吃1个月的粮食。维持生命的最低饮食量是每个月10～20公斤玉米，1公斤黄豆，还有0.5公斤蔬菜。因为没有这些最基本的食物，3000万人正在死亡边缘徘徊。
结束治疗以后，每个孩子可以分到一根香蕉。原本有气无力的孩子们一看到香蕉，便猛地夺过来，并揣进怀里。为了再得到一根香蕉，有个孩子回到打针队伍的最后面继续排队，结果被护士发现了，然而护士还是悄悄递给他一根香蕉。
当地的医疗队成员大多是来自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医护人员。看到他们，我仿佛看到了朦胧的希望。仿佛他们面对的是自己的孩子，轻轻地拍打着他们凸起的肚子，冲着男孩子做出拳击的动作；如果是女孩子，就说她们真漂亮，真可爱，而且安慰她们说肚子很快就会缩回去。原本面无表情的孩子们在医护人员面前露出了淡淡的笑容。整整一天，医生们都顶着烈日为孩子看病，护士在旁边往孩子们的胳膊上涂抹消毒药物……看着他们，我突然产生了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我也要留在这里，做个护士。”
不懂英语也没关系，往胳膊上涂消毒药，或者往孩子们的脖子上面悬挂写有“营养不良”字样的卡片，这些事情我还做得了。当时我只是随便想想，不料现在我仍然常常产生这样的念头：“等我的演艺生涯结束以后，我要去非洲，和贫穷的孩子们一起生活。我要忘掉世俗的一切，尽可能地多拥抱几个孩子，就这样度过我的余生。”
那天，我负责给孩子们盛粥。我很想多给他们分几勺，然而后面还有太多的孩子在等候。我盛粥时，因为不小心烫了手，感觉好疼啊……然而这里多的是嘴里腐烂，吃不下东西的女孩，腿肿得犹如大象腿的人，在他们的痛苦面前，我却因为被热粥烫着了手而大惊小怪。我不由得为自己的脆弱而感到内疚和惭愧。
有个看上去只有6岁左右的男孩子背着两岁左右的妹妹也在排队等粥。妹妹的身上很脏，脸蛋却很漂亮，所以我猜测她是女孩。她生怕自己从哥哥的背上掉下来，瘦巴巴的小手紧紧地抓住哥哥瘦骨嶙峋的肩膀。他们的父母都死于这场内战。他们的未来又该怎么办呢？
还有个男孩用手舀粥，吃完以后，呆呆地盯着我看。他的眼神是那么惹人怜惜，我把他搂在怀里，孩子很自然地把手放在我的胸前，就像躺在妈妈的怀抱里。我抱了1个多小时，但因为孩子太瘦了，我抱了那么久，胳膊也没觉得累。这更让我难过。我在心里默默地想：可怜的孩子啊，你太瘦了，放在地上都不会留下脚印，你只剩下灵魂了。
可是我又不能这样抱着他一辈子。这个瘦弱的孩子啊，仿佛躺在妈妈的怀抱里，然而我必须放下他了，因为索马里根本就没有我们过夜的地方，早晨载我们来到这里的小型飞机已经在等候我们了，我们就要飞往肯尼亚了。我把孩子放到地上，他仍然在后面跌跌撞撞地跟着我。直到现在，我还难以忘记那个孩子瘦小的身影。
我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要创造非洲。既然他对非洲的悲剧视而不见，当初又为什么要创造它呢？
坐在小型飞机里，我们以三明治和水充当迟到的午餐。早晨只喝了一杯水，我早已饥肠辘辘。只不过一天没吃东西，就感觉如此饥饿，我再次对自己的脆弱感到羞愧。
我在心里对这里的孩子说：“孩子们，你们一定要活下去。我已经将你们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了。等我回到我的国家，我会把你们的情况如实告诉人们。我们国家的人民都很善良。中秋节或者别的节日，我在去孤儿院之前，我都会到首尔南大门市场买衣服，卖衣服的人们每次都给我多出几倍的衣服。我们国家有那么多富有爱心的人，他们肯定会帮助你们。而且，整个世界都在关注着你们。孩子们，一定要坚持住，千万不要死啊。”
泪水已经干涸
通过渴望就能得到的东西太少太少了。不管我们想要什么，都要通过实际行动去争取。
从索马里回来之后的第二年，我去了卢旺达。作为一名演员，如果拍摄的电视剧自己不能投入，也无法贴近观众，就会感到身心疲惫。那年春天，我和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著名影星托尼·柯蒂斯合作演出了一部索然无味的电视剧。对于这次合作，除了记得自己的搭档是托尼·柯蒂斯，别的什么印象也没有了。6个月的拍摄结束后不过五六天，我又要赶去非洲，真的有些力不从心。出发前一天，我还要录制《田园日记》，这是我有生以来最疲劳的日子，因为这次的行程排得太紧了。但是，我不能拒绝。只要是为那些孩子，什么事情我都愿意做。
为了能在飞机上好好休息一下，我随身带了安眠药。没想到的是，我们所乘坐的法国航空公司的班机，飞行员的妻子是位韩国人，所以我受到了盛情的款待。为了省钱，我们一行人选择了经济舱，然而飞行员的妻子却要把我的座位换到商务舱。我觉得对于同行的人们来说，我这样做有点不好意思，便竭力推辞。可是由于实在太累了，最后我还是换了过去。美丽的飞行员夫人不仅带我参观了驾驶室，还千方百计让我感觉愉快。她是个既可爱又幽默的女人。她说她的法国籍丈夫，也就是飞行员，希望她能一同飞行，所以她常常跟着丈夫坐飞机，夫妻两个几乎每天都住在飞机上。
她告诉我，飞机里面很干燥，所以每两个小时必须喝水，脸上还要常搽营养霜。她说完，叫我不要动，然后给我拿来一瓶水，还有各种果汁饮料，放在我的旁边。她还让我喝杯香槟酒。我平时不喝酒，但这次难辞她的盛情，于是喝了一点儿。没想到香槟的味道很好，我的心情也跟着好了起来。
刚才在经济舱的时候，有个男人说见到我很高兴，问我去哪里，我说去卢旺达看望那里的难民。他说，那我应该帮助他们才对啊，于是给了我1万韩元（相当于人民币80元—译注）。其实钱多钱少不是问题，他的心意很值得感激。同时我又想，对于乘坐法国飞机的人来说，1万韩元算得了什么呢？也许他是去国外，因此身上的韩元带得不多。不过，这的确是我为卢旺达收到的第一笔捐助金。
飞行员的妻子又拿来饮料，并对我说：
“这里的法国男乘务员们说你很漂亮，我告诉他们，你是韩国最优秀的演员。”
安眠药毫无效果。
还是和上次一样，我们先到巴黎，在机场停留6个小时左右，再飞往肯尼亚。那里不知道有多少悲惨的事情正等待着我们。从韩国到巴黎需要13个小时，现在还剩下8个小时了。
我翻来覆去，半睡半醒，总算熬到了戴高乐机场。在机场停留的6个小时实在是无聊之极，心情非常郁闷。客机飞往巴黎的时候，外面是白天，我在半梦半醒之间度过。抵达巴黎的时候也是白天，我蜷缩在机场候机室里的长椅上睡着了，就像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