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我们和救助团体的印度职员们开了个会。会议的主题是商议访问地区、讨论童工问题和总结此前支援取得的成果等。由于不是所有的人都去现场体验困境，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到现场去看，去听，牢牢地记在心里，回来后通过电视等媒体告诉人们。我的解释越详细，收到的捐助金也就越多，我们就可以用这些资金解救那些饱受痛苦煎熬的孩子们了。
上次访问的时候，我看到一对因地震而失去孩子的爸爸妈妈。他们掩埋了孩子，把孩子穿过的小凉鞋和用过的饭碗放在坟上面，伤心地哭泣。那个场面至今我也难以忘怀。从那之后，只要看到路上丢着孩子的拖鞋，而且不是一双，只有一只的时候，我就会很伤心。
当时，我还造访了钦奈附近一家使用童工的工厂。这些孩子十几个人一组，用椰子壳搓绳子，卷烟叶。从早晨5点开工，除了中午休息30分钟，他们要一直工作到下午5点。本应上学的孩子却在这里被强制参加劳动，是因为这些孩子的父母因家里有人生病或者其他紧急事情而欠了50美元的债。这里有个提供高利贷的地方可以借钱，不过最多只借50美元，由于偿还的可能性很小，他们就用利息使唤孩子们干活。
因为贫穷，孩子们不能上学，仿佛理所当然就应该做这种事。他们用椰子壳搓绳子的小手长满了茧子，比干了一辈子粗活的大人的手更粗糙。在一边卷烟叶的孩子用指甲刀般大的刀子磨碎烟叶，然后放进卷烟纸里。
我问其中一个女孩子：
“没觉得哪里不舒服吗？”
她指着额头，露出了微笑，对我说道：
“头疼，烟叶味闻得太多了。”
要是她皱着眉头说头疼，我的心也就不会这么痛了。但是她微笑着看我，说话时的神色似乎在说：“人生不就是这样吗？”
50美元这点钱，甚至不够韩国生活水平一般的家庭全家去饭店吃顿饭。我想告诉这些孩子，人生并非总是这么痛苦，你们也可以上学，也可以跟朋友们玩耍。我想帮他们走进校园，因为只要帮他们还清50美元的债就行了。
我当场就把540个孩子从债务的枷锁中全部解放出来。然而这还远远不够，我还要帮助他们和韩国的援助者建立联系。只有这样，当他们的父母再次因为急事而借钱的时候，孩子们才不会挨饿，才可以继续上学。我的心很焦急，想马上就把这些孩子从苦难中解救出来。
我们首先从钦奈乘车3个小时，到达一个名叫柏尔昆莱的村庄。这里有所帮助孩子们摆脱童工命运的缝纫技术学校。我们去的那天，正好是给毕业生分发缝纫机的日子。孩子和家长们欣喜万分地聚集在乡村会馆里，孩子们表演话剧等节目以表达心中的感激之情。舞蹈和歌曲的主题都是反映对摆脱童工命运，走进校园的渴望。
有个曾经在火柴厂工作的女孩子也上前表演，她一面再现工厂的经历，一面泪流不止。每次救济团体来看她们表演时，女孩们都会泪流满面，哭得很伤心。
我也去过那个火柴厂。把木头修成火柴杆的形状，插进模板，蘸上滚烫的硫磺，这就是孩子们的工作。硫磺毒性很强，稍不注意还会燃烧。事实上，也确实有孩子被大火烧死了。
前年说头疼的漂亮卷烟女孩娜尔里尼也在这里。如今，娜尔里尼成了我认养的儿童。她可以上学了，生活重新变得美好了。她的脸上也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表演结束后，我们去了得到缝纫机的女孩浦利亚的家。组装缝纫机的时候，她妈妈的脸上始终带着微笑。缝纫机是这家人的希望。浦利亚可以做衣服卖，不用担心欠债了。此前，因父亲生病欠下了债务，浦利亚不得不卷了3年烟叶。
第二天，我去了另一个认养儿童莱卡的家。莱卡也是刚刚从卷烟叶的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孩子。她今年12岁了，却从来没上过学，必须先在补习班上些速成的功课，学完以后再正式入学。我去的时候，她正和爸爸妈妈，还有小弟弟在吃午饭。一家人在很少的米饭上倒上菠菜汤，用手拌着吃。全家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希望。
我走出莱卡家时，有两个男孩子和他们的妈妈手里拿着照片站在门口。照片上是我和几个孩子，那是前年我帮他们从工厂里解救出来，然后哭着跟他们的父母亲拍的纪念照。两个孩子和他们的妈妈说，昨天分发缝纫机的时候，他们也在场，但是没能和我打招呼，只是远远地看着我。
孩子的妈妈们泪眼婆娑地说，她们很感激我，也很高兴再见到我，说是我给他们村子里所有的孩子带来了希望。我也哭了。同时我又很担心，也许他们觉得是我将所有的孩子从不幸中解救出来的，然而这并不是我个人的力量。我做的算不了什么，是我背后的许多人伸出了救援之手，才使他们最终摆脱了不幸。
我解救的孩子只有540名，然而仅仅在这个地区，就有大约10万个孩子因父母欠了50美元的债务而遭受着从早到晚艰辛劳动的折磨。我还记得上次来的时候，那些妈妈拉着我的手，一遍又一遍地哭着问我下次什么时候再来。对我来说，能够看到孩子们过上正常的生活，就感到莫大的幸福了。
正如在诗歌《西藏的孩子们》中所写的那样：“我愿意把双眼借给世人，让他们看到这些受苦的孩子。我愿意把双臂借给世人，让他们紧紧拥抱这些痛苦的孩子。”
递交给天国的材料
每个孩子不仅有生存的权利，有获得基本生活物资的权利，也有得到关爱和保护的权利。
有个女人死后去了天堂，天使接待了她，并对她说：“我带您去您的家。”天使带她上路了，道路两边排列着漂亮的房子，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盛开着她从未见过，甚至从未听说过的奇花异草。女人充满期待地跟在天使后面，然而道路渐渐变得荒凉。最后，天使在一栋没有花草，看上去像要倒塌的简易木板房前停下了脚步，对女人说道：
“这里就是夫人的家。”
女人惊讶地问道：
“哎呀，有那么多漂亮的房子，为什么让我住在这里啊？我活着的时候，住的可是豪华别墅啊。”
这时候，天使对她说：
“夫人，看来您误会了，天堂是根据您在人间生活时递交给天国的材料为您建的房子。”
印度北部的瓦拉纳西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城市。坐在从机场去往住处的出租车里，我一路上都没有看到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躺在路上拦住了汽车的健壮黄牛，路旁鳞次栉比的神殿和寺院倒是随处可见。市场的旧马车上，各种热带水果堆积如山。卖蔬菜的老太太连声叫喊，让我这个旅行者买她的土豆和茄子。
山羊悠然自得地在恒河岸边的台阶上拉出圆溜溜的粪团。为了消除前生的罪孽，人们剃光新生婴儿的头发，然后把头发扔进河里。一对新婚夫妇来到恒河边，把两件连在一起的衣服的一部分浸在河水里，在印度教圣职人员面前举行了新婚仪式。
恒河边的另一个角落堆放着很多木柴，死人都放在上面焚烧。富人的尸体放在充足的木柴上焚烧，那些木柴足够活人翻几个跟头了。为了焚烧彻底，可以不停地翻动身体。至于穷人的尸体，却只能使用少量的木柴焚烧，就像躺在廊台的尽头，木柴只能烧到小腿。身体烧尽以后，小腿就掉在地上了。旁边的人就用类似火钳子的东西拣起掉在地上的腿，扔进火堆重新焚烧。虽然烧完的灰烬全部都被抛进恒河，但是作为穷人，活着就被贫穷折磨，死了还要因贫富差异而受到不同的待遇。
有人用一种类似篮子的工具在水里打捞，原来他们想从尸体焚烧的灰烬里寻找金箔之类的贵重金属。
小孩子死了，便在后背拴块大石头，由父亲乘船到达河中央，将孩子抛进河里。孕妇和患天花的人死后，尸体也不焚烧，直接扔进河里了事。达到很高境界的圣职人员死了，则让他坐在竹椅上面，胸前挂满鲜花，在河边举行某种仪式。我亲眼看到一位死亡的圣职者一只眼睛睁开，一只眼睛紧闭，好像在眨眼，我情不自禁地笑了。就连死后也能把我逗笑，圣职人员果然不同凡响啊。
河面上漂浮着人和动物的尸体。然而，却有很多人把恒河当作神圣的河流，在这里举行各种仪式；同时，人们又在河里洗澡、刷牙，还用瓶子盛水回家喝。河边的茶馆卖给客人喝的大吉岭红茶（印度的一种传统红茶），就是用恒河水煮的。
在这个国家，活着也无所谓，死亡也无所谓，这是个什么都无所谓的地方。
我顺利到达恒河岸边一个简陋的旅馆。两天之后，诗人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好像只是分别了一会儿，若无其事地问我：“吃饭了吗？”我气得无话可说。他又对我说：“有人故意禁食修行，像你这样准备离开人世的人，怎么还用吃饭啊？”然后，他就独自出去吃饭了。
我真是气得咬牙切齿，有生以来第一次遭到这样的冷遇。怎么能这样呢？我只不过因觉得一切都变得虚无而说了句“现在我想从人间消失”的话，竟然就要忍受这么多的羞辱！
奇怪的是，诗人不管走到什么地方，都会受到当地人们热烈的欢迎。他们就像失散多年的兄弟重逢，争先恐后地拥抱他，请他到自己家做客。他好像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无论是大人小孩，还是富人乞丐，听到他来的消息，都纷纷聚集到旅馆门前。旅馆的老板还亲自下了楼梯，以拥抱的礼遇热情地接待他。可就是没有人注意到我的存在。
不知道什么时候，诗人已经换上了在市场上买的廉价宽松裤子，而且是粉红色的。早晨，他坐在河边冥想，白天出去和人见面，晚上就带我去火葬场。每次在火葬场，他都默默地坐在黑暗之中，久久地凝望着燃烧的火苗。
火葬场的工作人员当中总有些性格怪异的人，讨厌外国人长时间在这里观看，但是看见诗人到来，他们竟然还放下手中的活儿，热情洋溢地接待他。
第一次看见尸体火化，我哭了很久。直到现在，我还是无法形容当时的心情。望着在木柴堆上燃烧的肉体，我感觉自己的身体似乎也燃烧了。突然间，我感觉人的肉体真的什么都不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永存不朽。一切都会结束，一切都是过眼云烟。我们的执著，我们的哭泣和欢笑，最终也都将烟消云散。
也许我在火葬场感悟到了死的真谛。几年以来，那个火葬场的火苗从来就没有熄灭，每天都要火化很多尸体。我就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了死亡，并领会到了生与死并没有什么差异。
有一天傍晚，一对和诗人熟悉的街头乐师夫妇来找我们。他俩在日落时分的恒河河畔，放声歌唱。歌词内容是这样的：
国王拥有华丽的象牙床，
终究也会被抬到火葬场，
躺在两根竹竿上。
王妃满身黄金，侍女更无数，
终究也会被抬到火葬场，
躺在两根竹竿上。
人人都只需要两根竹竿，
脸上滴两滴恒河水，
眼睛蒙片菩提树叶。
当你被送到火葬场，
躺在两根竹竿上，
只有你做过的善行会跟随你。
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去一个地方坐坐，那就是“马尼卡尼卡”火葬场。有一天，诗人对我讲起了马尼卡尼卡火葬场的来历：
印度最高的神灵—湿婆神每天都在喜马拉雅山的洞穴里闭目冥想。他的妻子帕尔瓦蒂非常气愤，心想，同为神灵，毗湿奴神却建造了豪华的王宫，和他的妻子过着奢侈的生活，然而自己却跟着丈夫在山洞里冻得瑟瑟发抖。这令她实在难以忍受。她一次又一次央求湿婆神，最后，湿婆神终于在城市里建了一座大宫殿。根据印度的传统，房子盖好之后，要请圣职人员举行仪式，婆罗门圣职人员为他们举行了体面的仪式。湿婆神欣喜之余，问圣职人员有什么心愿，而且承诺说可以满足他的任何要求，不管是什么都会答应。
那位圣职人员说：
“我想拥有这座王宫。”
湿婆神履行了自己的诺言，把王宫让给了圣职人员，并对妻子帕尔瓦蒂女神说：
“你看看吧，就连最出色的圣职人员也贪恋财物。我带你去一个地方，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不管是名人还是普通人，所有的人都会去那里走一趟。”
接着，湿婆神带妻子来到瓦拉纳西的马尼卡尼卡火葬场。湿婆神的妻子看到火葬场里燃烧的尸体，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身体摇晃，戴在耳朵上的耳环也掉进了恒河。“马尼卡尼卡”的意思就是“挂在耳朵上的宝石”。在这里，湿婆神和他的妻子对生与死进行了深刻的冥想，然后又回到了喜马拉雅山。
以往我在印度看到的都是悲惨和贫穷，这个地方当然也一样，但同时又让我对人生的意义产生了深刻的思考，也让我明白：过于执著是多么愚蠢的事情。
我住的旅馆楼下是山扎伊一家经营的小商店。说是商店，其实只有几袋点心和几包烟，还有盛着制作大吉岭红茶材料的易拉罐。让我感激的是，每天早晨诗人都吩咐年幼的山扎伊为我买来苹果和石榴，还有椰子。吃过镶嵌着红粒子的石榴，喝过大吉岭红茶以后，我就坐在商店门前的长条椅上凝望恒河，或者观察路过的形形色色的印度人，消磨白天的时光。
快到午饭的时候，我就会慢悠悠地走向市场，那里有很多船夫正在等待客人。他们都是诗人的朋友，跟他们在一起，我感觉很踏实，也很放心。我和他们并肩而坐，观察着陆陆续续来到河边的巡礼者、卖项链的商人、掏着耳朵的老人、卖花灯的少女、虽然年迈自尊心却很强的乞丐、四海为家的托钵僧、赚不到钱的花生贩、卖竹笛的掉了门牙的男人，甚至连双手缠着绷带的麻风病患者也来了。我问卖项链的商人：“今天生意怎么样？”他总是说：“很好！”然后露出和蔼可亲的微笑，送给我一条项链，说道：“不要钱，没关系！”
他们之所以聚集到这里，是因为诗人每天都请他们吃午饭。对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顿午饭就是他们一天之中惟一的一顿饭。挣几分钱还要养家糊口，所以他们连买块糕点的钱都没有。有一次，饭店老板拒绝接待他们，诗人指着供奉在饭店正上方的神像，训斥饭店老板说：“难道你们的神教导你拒绝这些贫穷可怜的人吗？”最后，饭店老板不得不向他们道歉。听了这件事，我也感觉大快人心。
只要我们愿意分享，地球上的人类就都可以拥有足够的粮食、金钱和药品。这个世界一些人撑得肚子疼，一些人饿得双手颤抖，行将饿死。人们常说“耶稣是爱的化身”，只要每个基督教徒负责一名挨饿的孩子，就足以解决全世界的痛苦。人们常说“佛祖慈悲”，只要每个佛教信徒负责贫穷国家的一个成年人，佛教所说的极乐世界就会成为现实。
美国有3000万人因肥胖而痛苦，同时世界各地有3300万人正承受着饥饿的煎熬，这些人包括黑人、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等低收入的贫民阶层。这是由不愿分享引发的不均衡。
如果把美国人和欧洲人的宠物饲养费加起来，那么就足够为全世界贫穷国家的人们支付基本的医疗费。美国大企业摩托罗拉公司一年的收益，就与非洲第二经济大国尼日利亚全年的国民收入差不多。再比如美国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等世界巨富排行榜上的前三个人的财产，就超过了49个最贫穷国家的8亿人的年收入。日本任天堂公司把“袖珍小精灵”游戏卖给美国所获得的收入，就可以还清卢旺达和尼日尔的全部债务。
即使是印度和阿拉伯国家的富人拥有的财产，也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但是，他们从来不理会本国那些为了减少一张吃饭的嘴巴而用毒草杀死新生婴儿的妈妈。不仅是他们，整个世界的政界人士、知识分子和新闻媒体都对那些贫困置若罔闻。偶尔，一些媒体也会在午夜之后播出那些贫穷国家的惨状，好像理直气壮地向人们宣称：“我们报纸和电视台也在做这方面的好事情。”而黄金时段播出的千奇百怪却毫无用处的电视节目和报道吸引了人们的眼睛和耳朵。然而，每年却有数百万人甚至来不及呻吟一声便悲惨地死去。当低俗的演员和歌手们为了取悦观众，争先恐后脱衣服的时候，却有许多贫困的人因为没有衣服穿而赤裸裸地冻得发抖。
当一个人面对着眼前可口的昂贵食物，优雅地拿起刀叉的瞬间，却有20个人正在努力忘记饥饿，夜里拿来石头压住空荡荡的肚子。
最近，南非地区出现了最严重的粮食匮乏，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支援，不出几个月就会有1400万人处于严重饥饿状态，国际救援组织已经向世界发出了呼吁。在这些国家，只要有10美元，就可以让1个孩子一天两顿饭维持1个月；20美元就可以买到50公斤玉米，这足够一个五口之家吃上1个月；100美元就可以买到足够一个六口之家吃饱6个月的粮食。如果富人们坐视不管，几千万人就有可能失去性命，这将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联合国在南非全球首脑会议上发表的《南非宣言》中有提到尽快消除世界贫困问题的内容。然而宣言终归只是宣言，最应该积极行动的美国和欧盟成员国，始终对贫困国家保持漠不关心和不合作的态度。尤其是美国，对贫困国家的援助极为消极，就连著名的投资家乔治·索罗斯都冷嘲热讽地说：“（美国政府援助的）这笔钱简直就不算钱！”
为了满足几名石油大亨贪婪的胃口而发动战争、发射导弹的时候，数百万名无辜难民随之产生了。为了满足那些没有良知、没有人性的政治势力的野心，无数的孩子饮弹身亡。难道这些事情只能成为报纸和电视台的国际简讯吗？毫无意义的脱口秀和无聊的娱乐节目充斥了黄金时段，人们变得日益低俗，而我们真正应该认真倾听的故事，却要放在人们都已入睡的时间播出，这合理吗？难道我们只能把世界发生的悲剧归咎于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而自己不采取任何措施吗？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批评什么人，只是我对目前悲惨的现状真的很痛心。我曾经在某本书里读过这样的话：“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从头脑到心灵的距离。”是的，从头脑移动到心灵，有的人需要耗费毕生的时间。我们不能在头脑和心灵之间设置太大的路障，成为至死也无法抵达心灵的人。
我们应该坦然接受思维、宗教、能力和肤色的差异，因为地球需要多姿多彩。但是，食物和衣服却应该分享。在美洲印第安人的社会里，偷盗食物并不算犯罪，他们认为这是使人吃不上饭的社会犯了大错，至少，不应该让人活活饿死，不能让人因为没有抗生素而失明，因为我们同样都是人。
恒河上的千盏花灯
在印度，有2000多万名儿童露宿街头，在街头工作、玩耍、睡觉和做梦。“我们住在街头，在街头工作，我们没有家，也没有睡觉的地方，我们只有天空和大地。”
山扎伊一家在印度北部的瓦拉纳西经营一个小商店，他们家里有很多人。父亲早年去世，留下10个孩子，而且出嫁的大姐和丈夫感情不好，也把孩子带回娘家抚养。年迈的奶奶戴着厚厚的老花镜，坐在角落里喋喋不休。她戴的眼镜似乎没什么用。
他们真的太穷了，甚至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租的房子也只有一间，眼看就要倒塌了，房东却不肯修理，最后还是和我同去的诗人出面，才彻底修好了房子。山扎伊的妈妈每次见到我，都不停地表达对诗人的感激之情，说多亏有了他，他们一家人才能安心生活。有一家人就是因为无力修理，结果房子倒塌了，压死了好几个人。
尽管贫困，然而山扎伊家却总是很和睦。衣服虽然破旧，但是男孩子们还是留着分头，抹上一点油，梳理得整整齐齐。他们拼命叫卖大吉岭红茶，如果看见有人要过河，他们就把店铺临时交给我，兄弟姐妹们飞快摇着桨去载客。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卖起了大吉岭红茶，卖起了点心，还蹲在地上洗起了碗。
山扎伊最小的妹妹是个身体虚弱、病恹恹的女孩，脸色总是泛青，也不知道她哪儿不舒服。乍看上去，她虚弱得好像一阵风就可以吹倒。没有人关心她，然而诗人却非常喜欢这个女孩子。有一天，我看见诗人拿着我的洗发水给她洗长发，然后在阳光下给她梳头，直到她的头发完全晾干了。
我也渴望能安下心帮助某个人，就像诗人那样，然而我必须尽可能地把这些事情告诉更多的人，所以做不到他那样。我知道自己的职责和使命。我要通过电视和报纸杂志宣传我做的事情，让更多的人都知道，即使有时带有夸张的成分也在所不惜。尽管我也不希望这样，然而这就是我的职责。我在印度亲眼目睹的诗人的所作所为，显然就像是“一个人组成的救助团体”。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成为“一个人组成的救助团体”。
在诗人的帮助下，包括山扎伊在内的8个孩子都上了学。诗人不仅为他们支付学费，还给他们买书包，到学校和教师面谈。不仅是印度，还有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都有部分父母认为女儿读书没什么用，不愿意送女儿去上学。报告显示，全世界达到入学年龄的孩子中，有1.2亿儿童未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也就是说，有1/6的孩子将成为文盲。尤其是女孩子，她们受教育的机会被剥夺得更为严重。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和东南亚地区各有4600万以上的儿童无法迈进学校的门槛，就连西方发达国家也有大约250万名儿童不能接受正规教育。而在塔利班执政的阿富汗，女孩子接受教育的机会则被彻底地剥夺了。
除了教育问题，全球每年都有600万名儿童不满5岁就丧生于饥饿。在非洲的马里，每3名不满5岁的儿童之中就有1人饿死。赞比亚每年偿还发达国家的债务是4.3亿美元，这些钱如果用于医疗，当前接近30‰的婴儿死亡率就可以降低到8‰，从而达到美国的水平。
根据联合国儿童问题特别总会公布的数据，全世界共有1.5亿名儿童因营养不良而痛苦地呻吟。去年11月，一名非洲男孩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安理会上发表演说。这个男孩曾经在塞拉利昂叛军势力的“革命同盟阵线”中担任童兵指挥官，后来才获释。这个14岁的男孩向国际社会哭诉了非洲战乱地区的儿童所承受的痛苦。
这个男孩10岁时被叛军绑架，其后两年半一直参加战斗。他证言：“我亲手杀死了很多人，亲眼看见很多人死去。”
全世界儿童忍受痛苦的地方不仅仅是战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曾经发表了题为《东南亚地区性从业者中的1/3是儿童》的报告书；世界卫生组织也提出警告：“全世界有1/5的儿童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忍受着性暴力和饥饿，精神上也遭受到严重的摧残。”
目前，占全世界人口的36%，也就是21亿名儿童生活在地球上。每年虽然有1.3亿名婴儿出生，然而占其中41%，即超过5000万名婴儿却连出生证明都没有。他们在没有名字，也没有国籍，甚至连最基本的人权保障都没有的情况下生存着。
过去的40年间，全球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降低了一半。然而与此同时，这个统计数字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却增长了两倍。在幼儿死亡率最高的塞拉利昂、安哥拉、尼日尔等地区，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达175‰。而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和也门等国家的儿童死亡率也在不断攀升。
绝对贫困指的是每天维持生计的收入不足1美元的家庭。按照这个标准，全世界有25%的儿童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在落后国家，这个数字达到33%。
据推测，2003年全世界患艾滋病的人数大约在3600万，其中1640万是女性，15岁以下的儿童达到140万。因艾滋病而失去父母成为孤儿的儿童已达到1040万，10年之后这个数字将翻倍。仅在2000年，就有53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其中一半是儿童。仅仅在非洲地区，就生活着全世界70%的艾滋病感染者，以及90%的因艾滋病而成为孤儿的孩子。
每次看到这个统计数字，有个问题总是不断地折磨着我：“神真的存在吗？”既然要让这些孩子们无可奈何地死亡，上帝为什么又要创造他们呢？
虽然这里的贫穷和苦难给人们带来了深深的痛苦，但是我在印度的瓦拉纳西度过的一个多月，却使我心灵变得平静，而且给了我生活的意志，让我有机会摆脱世俗琐事，认真审视自我，找到活着的理由。于是，我再次下定决心，一定要振作起来，为贫穷的人们做点儿什么。
如果不来瓦拉纳西，也许我会把印度看成是一个妈妈亲手杀死出生仅有3天的婴儿的无情国家；或者，我也会把印度看成是贫穷而肮脏的国家，仅此而已。但是现在，印度在我心里变成了没有欲望、内心充满温情、超越生死界限的人们居住的地方，我心里那种厌世轻生的念头也悄悄地隐退了。
离开瓦拉纳西之前的夜里，浓雾弥漫，看不见夜空里的星星。我们把山扎伊全家制作的1000盏花灯装在漂浮在河面上的船里。据说1000盏花灯全部漂浮在水面，人世间的所有心愿就能够实现。那些花灯太美了，金黄色的金盏花瓣围在不透水的树叶周围，中间镶嵌着浸油的棉花。山扎伊和他的妹妹，加上诗人和我，我们4个人乘着船，到恒河水上施放了这1000盏花灯。为世界上那些遭受痛苦的孩子，为了他们重新拥有欢笑和幸福，我在心灵深处祈祷。
花灯宛若星星般漂浮在漆黑的水面。我真心感谢带我来到瓦拉纳西的诗人。
最贫穷的国家生活最幸福
每当提起世界上最贫穷的5个国家，总少不了它。同时，它还是水的国度，拥有众多河流，每当喜马拉雅山冰雪融化，它的境内总会暴发洪水，甚至是可怕的海啸，正因如此，它的地图每年都会发生变化；由于连年的自然灾害、疾病和腐败等原因，人们能有口气活着也就谢天谢地了。这个国家就是孟加拉。
我去孟加拉是在4月底，气温高达40摄氏度，使人呼吸都困难。那次孟加拉之旅让我真正见识了什么叫酷热。首都达卡的街道上到处是人力车、摩托车和人群，因而显得拥挤不堪。
这里也不例外。大街上，衣不蔽体的孩子数不胜数；路边卖甜苔麸汁的碗里，自然而然地围着成群的苍蝇；街头理发师让客人坐着木椅，然后粗暴地往他们的脸上、脖子上涂抹着白色的肥皂沫；凡是带轮子能移动的物体上面，都密密麻麻地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图画。这里的市容市貌、风土民情和印度、越南、老挝很像。尽管贫穷，然而这个国家的人民却对诗歌表现出高度的热情。也许是因为我本人也喜欢诗歌吧，所以对他们喜欢诗歌感觉非常欣慰。著名诗人泰戈尔就出生在孟加拉国，他曾经留下了这样的诗句：
我躺在你的脚下，
变成一支芦笛，
只有你的音乐，
才能充实我的人生。
直到今天，用泰戈尔的诗歌谱成的歌曲仍然深深地扎根于孟加拉人的心中，甚至流行歌曲的歌词也常常引用他的诗句。
孟加拉人民有85%是伊斯兰教徒。不管做什么事，他们每天都要祈祷5次。在路边常听到的音乐也和印度差不多。女人的服饰类似于印度妇女的“莎丽（印度妇女的一种传统丝绸长袍—译注）”，女人拿牛粪当柴火及在眉心点痣的生活习惯也跟印度相似。走上街道，经常可以看到男人掀起裙子似的衣服，坐着小便。
孟加拉国除了南部地区有山脉，境内大多是平原。环顾四周，只能看见地平线。地平线上的日出和日落，还有刚刚升起的星星，都美得令人惊叹。
在印度，沿着恒河往东北方向走，就会看到一片蒙着茫茫尘埃的小平原。从这里开始，恒河就改名为博多河了。博多河与来自北方尼泊尔的贾木纳河汇合，在孟加拉首都达卡附近形成了辽阔的三角洲，然后继续朝孟加拉湾流去。除此之外，还有大量小河在许多地方流淌。孟加拉是世界上除巴西和刚果以外拥有淡水资源最丰富的国家。
据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孟加拉湾的海面正在以每年10毫米的速度上升，这就是说，早晚有一天，孟加拉国土面积的10%将完全沉入海底。对于这种可以预知的灾难，孟加拉政府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尽管国际社会试图帮助孟加拉，却又因为政府的腐败而未能发挥作用。从1971年到现在，孟加拉从国际援助机构获得了360亿美元的救助金，然而其中80%左右都流进了政府腐败官员的腰包。1998年的孟加拉水灾被称为20世纪规模最大的洪灾，孟加拉全境都受到洪水的侵害，造成千余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3000多万人成为灾民。
孟加拉的国土面积虽然只有韩国的2/3，却居住着1.3亿人口，人口密度高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该国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相当高，每10个孩子中就有七八个死亡，所以他们要在10岁左右才登记户口，因此很少有人知道自己的准确年龄。问他们多大，大部分都会回答20岁左右。每当发生痢疾，就会有一两万人眼睁睁地等死。这个国家太穷了，国家财政的50%需要依赖于他国的援助，真让人不可思议。
孟加拉国原来从属于印度，当印度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而独立的时候，伊斯兰教徒独立出来，形成了孟加拉国。在孟加拉，根据伊斯兰教律法，一个男人可以和4个女人结婚，因此，很多丈夫在这个村庄和一个女人结婚，再到另一个村庄和别的女人结婚。如果丈夫亲口对妻子说出“离婚”达到3次，那么妻子就不再是这个家庭的成员了，而且必须独自抚养孩子。被丈夫抛弃的女人既不可以回娘家，也不可以去兄弟姐妹家。最后，一无所有、无依无靠的女人只能带着孩子流浪街头。贫民区的女人无力抚养孩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或是生病，或是因营养不良而死，却束手无策。
你拥有多少财产
美国得克萨斯州某石油大亨邀请一位圣职人员到自己家吃晚饭。晚饭过后，他想炫耀自己的财产，于是带着客人来到楼顶，指着东边巨大的石油塔说：
“那些都是我的。40年前，我赤手空拳来到这里，现在，我已经拥有了无边无际的油田。”
他又走到西边，指着成群结队的牛说：
“那些也都是我的。40年前，我身无分文，但是我努力工作，拼命存钱，现在才有了这么多财富。”
然后，他来到南边，指着规模庞大的高尔夫球场，继续说道：
“那个高尔夫球场也是我的，对面的酒店是我建的。现在我是什么都不缺的富人了。”
圣职人员把手放在石油大亨的肩上，指着天空说：
“你在这个方向建造了什么呢？”
富人惭愧地低下头说：
“这点我没想到。”
在孟加拉首都达卡市内的贫民区，每条狭窄的胡同都挤满了孩子。他们都很像印度的孩子，有着美丽的黑眼睛，虽然有点儿脏，却很漂亮，而且他们都爱笑。我们沿着仅能容纳两人并肩行走的狭窄小路前往板子村。
走在令人头晕目眩的炙热阳光下，我们来到贫民区的一户人家，一位养育着3个儿子的母亲接待了我们。他们以砍树卖柴为生，每个月只能赚到800塔卡（相当于人民币120元—译注），因此常常饿肚子。女人脸上长了很多黑色的雀斑。她一边跟我说话，一边给我扇风。看着她为客人扇风，我不由得想起了我的母亲。
院子只有巴掌大，角落里有个梳着一条在阳光下闪亮的黑辫子的少女在点火，不知道要煮什么东西。我问女人，那是不是你的女儿。女人说不是，少女的父母都去世了，她觉得孩子可怜，就接了过来，跟他们家生活在一起。她已经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却还要照顾可怜的邻居。我顿时恍然大悟，帮助别人，不一定需要很多钱。我感觉那个女人格外亲切。
在卢旺达爆发内战之前，世人关注的焦点都是孟加拉。那时，甲壳虫乐队的乔治·哈里森和林戈·斯塔尔及摇滚明星鲍勃·迪伦纷纷举行慈善演唱会为孟加拉募款。孟加拉成了贫穷国家的代名词。直到今天，全世界还有很多慈善救助团体依然在帮助孟加拉那些因嫁妆少而受到婆家和丈夫虐待的妇女。
我在这里遇到了朱裴达。她有着美丽的眼睛和黝黑的皮肤，16岁就出嫁了，但因嫁妆少动不动就遭到丈夫的殴打。有一天，她正抱着孩子，婆婆猛地把她推到墙边，结果撞断了脊椎，从此下半身就瘫痪了。
现在，朱裴达带着8岁的儿子查哈鲁·伊斯兰住在慈善团体提供的小房间里，房间里还养着很多鸡。她最大的财产就是一台缝纫机，靠缝纫和养鸡维持生计。但是，22岁的朱裴达至死也站不起来了，她只能坐着完成所有的事情。
她惟一的希望儿子查哈鲁，现在也开始帮助妈妈了。然而按照这个国家的法律，等查哈鲁长到12岁，就要交还给她的丈夫了。她平静地告诉我说，有一天，婆婆夺走她的饭碗，把她推到墙边撞断了脊椎，就在她住院的时候，丈夫抛弃了她们母子俩，跟另外一个女人结婚了。但是，我一提及把儿子还给丈夫，她的眼睛里就溢满了泪花，随后放声痛哭。这时，她的后背和腰部之间的断裂脊椎骨凸出得像罗锅。
我好心痛，抚摸着她凸出的脊背，安慰她说：
“你很痛苦，很艰难，对吗？”
说完以后，我就再也说不出话，并情不自禁地哭了。这时，她拉着我的手，反过来安慰我说：
“我没事的，这种事也不是毫无来由的。您别伤心了。”
她说我远道而来，腿会疼的，让我坐在她们家惟一的木椅上。她的话让我更难过，眼泪更是止不住地簌簌往下流了。
查哈鲁·伊斯兰虽然只是个8岁的小男孩，却安静沉稳，目光深邃。看着母亲的时候，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无限的深情。
“快点儿长大，好好孝顺妈妈。”
尽管我们互相听不懂对方的话，然而他仿佛明白我的意思，用眼神回应了我。
朱裴达还算幸运，毕竟得到了慈善团体的援助，还能够维持生计。然而孟加拉有1/3不幸的妇女因嫁妆问题受到虐待，有的甚至被活活打死。越是贫穷的国家，妇女和儿童也就越可怜。我听说在老挝，男人娶了妻子之后，必须到岳父岳母家做3年农活。孟加拉这些男人为什么不向他们学习呢？
在孟加拉国，媒人先把贴有许多女人照片的相册送到男方家，如果选中满意的姑娘，就举行婚礼。尽管贫穷，婚礼还是要尽量办得豪华。婚礼当天，新郎身穿像皇帝一样的服装。为了阻止秽物靠近，新郎还要用毛巾裹头，然后乘坐人力车前往新娘家。新娘的母亲身穿传统服装，父亲却穿休闲衬衫出来迎接。
这里也跟韩国差不多，看见女儿出嫁了，父母都会流眼泪。我在那里见过一次婚礼，新郎15岁，新娘只有14岁。小夫妻在婚礼当天，通过放在他们面前的镜子第一次看见了对方。新郎对新娘好像很满意，笑得嘴巴都咧到耳根了。我首先想到的是：那又有什么用，如果嫁妆少，还是不如别人。我不明白，如此喜欢诗歌的人们，怎么会做出如此令人费解的事情呢？当然了，我还是宁愿相信，更多的人不重视嫁妆，即使贫穷，也依然相爱，携手并肩过着幸福的生活。
我还去了当地一家使用童工的砖厂。很奇怪这个国家竟然没有石头，只能先做成砖，然后再用锤子敲碎，做成小石头的形状。铺沥青马路的时候，这些敲碎的砖头代替石子铺在下面。我很不理解，为什么不直接做成小石头状，而是先做成砖，然后再敲碎呢？敲砖的工作大都由孩子们来完成。他们最小的只有8岁，最大的也不过12岁。他们当然不能上学了。虽然从早到晚坐在阳光下敲砖，可是得到的工资只相当于500韩元（人民币4元左右—译注），有时还用3块砖代替工资。
这里还有很多人砍树卖木柴。虽然大家都知道过度砍伐树木会使得每次下雨都发生水灾，导致许多人丧生，可是人们没有别的谋生手段，只能砍伐树木。对此，国家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
有个男子以前在救助团体的帮助下租了辆人力车，得以勉强维持生计，这次他坚持请我吃饭，于是我就去了他们家。走进像窝棚一样的房子，我看见地面铺着草席。主人给我盛了一碗白米饭和干菜粥似的东西，甚至还做了鱼。看得出，他们为准备这顿饭花了很多心思。
由于他们家没有筷子和勺子，也没有饭桌，于是我按照这个男人告诉我的方法，用手把饭攥成团，免得饭粒散落。他的妻子在旁边伺候我们吃饭，从缸里舀水给我喝。她是那样的热情周到，以致我不能不喝。同行的人们经常提醒我，除了瓶装的纯净水，千万不要喝其他的东西。可是我好像已经产生了抗体，喝了之后也没什么不适感。他们担心我会腹泻，然而我的身体里仿佛有着某种东西，帮我抵挡住了腹泻的侵袭。我也不轻易晕车。正因如此，我才能在过去的11年间走遍非洲和亚洲的贫穷国家。也许是上帝为了让我做这件事，早在我出生的时候就赋予了我这样的能力。
明明是我白吃人家的饭，那个男人却连连向我道谢。其实，应该接受道谢的人是他而不是我。如果换成是我，恐怕早已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自暴自弃了。然而他却始终坚强地面对生活，我应该向他道谢才对。
我们还去了哈扎日泊免费学校。在这里，慈善救助团体派人教当地人学习缝纫技术，争取早日自立。由于没钱给每个人都购买缝纫机，学校只好教人们刺绣和制作服装的方法。对于那些因为没有能力自立而遭到虐待的女性，这所免费学校简直就是自由和希望的象征。
后来，我们乘船渡过博多河去了库尔纳。这里正针对小儿麻痹、结核和痢疾等疾病进行预防性治疗的救助工作。儿童救助课题的负责人达亚尔德·博纳斯博士透露，这里的婴儿死亡率是125‰，93%营养不良。这与埃塞俄比亚不相上下。
在那里，母亲们能做的事情只是拿着黑铅笔似的东西蘸点儿奶油，涂在孩子眼睛周围，并在额头上画个黑点以祈祷孩子不要生病，仅此而已。慈善救助团体一方面为孩子们预防接种，一方面向妇女传授避孕知识。然而这个国家的文盲太多了，常常有丈夫服用了发给妻子的避孕药，这真让人哭笑不得。韩国慈善团体每年捐助给孟加拉的资金达100万美元，这都是有爱心的人捐献出来的钱。究竟还要过多久，这个国家才能独立生存呢？
“等到8岁的查哈鲁·伊斯兰长大的时候，因缺少嫁妆而被婆家打成下身瘫痪的女人应该不会再有了吧。”我怀着这个美好的愿望，离开了孟加拉。
为了那些小小年纪就饱受人世苦难的孩子们，为了那些因缺乏抗生素而失明、不得不消失在死亡和黑暗之中的孩子们，我拿起笔写了这本书。这是我有生以来写作的第一本书，希望它能打动各位读者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