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的悲哀
“你在拍我吗？那我能活下去吗？”这个在救济中心遇到的孩子用眼睛向我追问
也许在许多人的眼里，从前我去过的国家都是以统计数字为众人所知。阿富汗也不例外。在过去的20年间，阿富汗有上百万人死于内战和独裁统治。每5分钟就有1个人死亡，1/10的国民被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杀害；全国有30%的人口，也就是650万人成为难民。除了那些从南部逃到北部躲避内战，又从北部逃回南部的人，这20年里平均1分钟就有1个人沦为难民。虽然全世界80%以上的毒品交易由这个国家提供，然而这个国家却依然在贫困中苦苦挣扎。
因为长期的战争和屠杀，阿富汗未满14岁的儿童占总人口的50%，平均寿命只有45岁，幼儿死亡率更是以152‰高居世界榜首。读书识字的人口只有25%，是全世界最低水平。在阿富汗，平均每天都会有7个人踩到地雷。到处都竖立着红色尤其描画成白骨形状的地雷警告牌。这个部族对付那个部族，外国侵略者对付阿富汗国民，这样埋设的地雷全国计有1000万颗。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看到很多因为踩中地雷或者不小心碰到地雷而失去腿或者截断手臂的人。前来清扫地雷的外国专家也认识到情况的严重性，便放弃拆除工作，无功而返了。
每个村庄后面都有公共墓地，倒塌的土墙上面留下了枪弹和火烧的痕迹。全世界埋设地雷最多的国家是阿富汗。这里简直就是战争博物馆。燃烧过的坦克残骸、大炮、炸弹、装甲车、军用车、子弹壳，堆积得遍地都是，让人应接不暇。这场悲剧让很多人失去亲人，或者全家失散，还有很多孩子被活活饿死。
至今，阿富汗内战仍在继续。尽管信仰同样的真主安拉，然而不同种族的中东伊斯兰国家却相互倾轧，导致阿富汗游击队之间混战不止。这就是阿富汗的现状。他们打着真主安拉的幌子，疯狂到必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的地步。受害者最终都是无辜的平民，尤其是妇女和儿童。
阿富汗是距离海洋较远的内陆国，属于全世界开发程度最低的国家之一，有80%的人口在山村里过着贫穷的生活。海拔3400米的兴都库什山脉宛如巨大的天然屏障，将阿富汗与中亚和印度大陆隔绝开来。过去的几个世纪，许多强国试图侵略阿富汗，但均以失败而告终。前苏联和英国军队曾试图把侵略之手伸向这里，却不得不付出惨痛的代价。他们在丘陵地带遭到突袭，翻越山岭的时候遭遇阻击，常常在没有树木的山坡上被团团包围。根据历史记载，在1842年，由英国士兵和民间人士共同组织一支16500人的队伍入侵阿富汗，撤出首都喀布尔的过程中几乎全军覆没，只剩下一名幸存者。
阿富汗遽然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还是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因为美国怀疑幕后操纵者是躲藏在阿富汗的奥萨玛·本·拉登。美国政府要求塔利班政权交出本·拉登，却遭到拒绝。于是当年10月，美国和英国联合向阿富汗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导致无数难民失去家园，只能徘徊在国境之外。那些无辜的乡村居民与美国恐怖事件毫无关联，最后却成了受害者和替罪羊。
有人说，要想了解战争的历史，就去研究阿富汗。1979年，为了巩固摇摇欲坠的共产主义体制，前苏联悍然出兵侵略阿富汗。前苏联撤兵以后，阿富汗的种族之间再度爆发了血腥的内战。这个国家的人民恪守“名誉戒律”，主要强调待客、勇气、骑士道、忍耐、自我防御，以及复仇精神。尤其是“复仇精神”，更是引发永无休止的部族矛盾的罪魁祸首。
在这场长达7年的内战之后，即1996年，塔利班组织占领了首都喀布尔。从前，阿富汗的女性还能享受有限的教育、工作和旅行的权利，如今也被他们彻底剥夺了。他们不但禁止播放电影和使用计算机，甚至宗教音乐之外的任何音乐都不许听；除了《古兰经》的内容以外，学校里的其他教育也被禁止了；女人不得暴露身体的任何部位，从头到脚必须蒙得严严实实，只能穿仅在眼睛部位做成丝网状的黑色的“布卡”。
如果妇女在丈夫死后爱上了别的男人，就会被带到公共刑场，拦腰斩断。尽管塔利班组织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然而还是有人拥护他们，称他们为象征和平的“萨拉姆”，是热爱和平的民族，要求人们把宗教信念和人权问题区别对待。言外之意就是西方的人权标准歪曲了塔利班伊斯兰教徒对待妇女的状况。
我绝不同意他们的说法，而且不能不怀疑他们这么说是别有用心。我认为，宗教是人类最高智慧和爱的结晶，对于社会上出现的践踏人权问题，应该积极对抗，应该保护那些受到欺凌和压迫的人们。但在塔利班掌权下的阿富汗却恰恰相反，这里的宗教无视人权的存在，欺压弱者。我不知他们怎么还有脸面说什么宗教信念和人权问题是两回事呢？
在印度西北部由伊斯兰分离主义者控制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当地女人如果穿牛仔裤之类的西方服饰，就会遭到枪支、手榴弹和盐酸的攻击。阿富汗妇女的工作和受教育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占劳动力总人数40%的妇女再也不能出现在学校、医院和公共机构了。没有男性亲属或丈夫的女人，不是活活饿死就是沦为街头乞丐。女人如果不穿布卡走在街上，就会受到男人们的棍棒痛打。如果说这样的事情与人权无关，这种宗教信念还能算是正确的吗？
总部设在美国波士顿的医师人权协会（PHR，又称医师促进人权协会—译注）最近公布了一份重要报告。该协会对居住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妇女和以难民身份停留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妇女为对象，进行了有关人权遭践踏程度的调查。报告称：70%的调查对象承认在过去两年时间里，身体健康状况严重恶化，说占领阿富汗总面积2/3的塔利班男人对妇女的性骚扰几乎是“家常便饭”。大部分调查对象认为自己压力很大，而且患上了忧郁症。80%的调查对象回答说自己的精神状况严重恶化。另外，70%的女性承认，由于没有严格遵守塔利班对妇女服饰的规定，因而有过被塔利班宗教警察或军队逮捕拘禁的经历。
医师人权协会的代表莱纳德·鲁宾斯坦说：
“塔利班政权声称在阿富汗恢复和平，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讽刺。他们把阿富汗妇女关在家里，威胁着她们的生存。”
欧盟人权委员会主席也指责说：“阿富汗妇女正在遭受愚蠢男人的统治。塔利班正在把妇女变成流浪街头的乞丐，甚至是废人。”
但是，阿富汗政府的官员却反驳说：
“塔利班根据伊斯兰律法尊重妇女。我们让女性穿布卡，是为了保护她们不受异性的侵害。”
谁会同意这种荒诞无稽的解释呢？强迫女人穿上帐篷似的黑色布卡，却狡辩说这是为了保护女人。既然如此，为什么法律还要明文规定，对于违反这条规则的妇女，可以用石头打死呢？这不是难以自圆其说吗？阿富汗是世界上惟一在法律上体现歧视女性的国家。这不仅是歧视女性的政策，而且是抹杀女性人权的政策。他们明明也是躺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长大成人的，却以令人哭笑不得的借口逮捕、监禁、调戏和杀害身为母亲的女性。
朱奈里斯特·娜帕丝出生于阿富汗，如今定居加拿大。一天，仍然生活在阿富汗坎大哈的妹妹在给她的信中说，她要在20世纪最后一个日全食的日子自杀。为了阻止妹妹自杀，娜帕丝决定立刻返回阿富汗。但是，经过伊朗去坎大哈的旅程并不轻松。根据伊斯兰教的教律，娜帕丝必须穿布卡，而且在解救妹妹的过程中极有可能遭遇重重埋伏、抢劫、饥饿和战争。
为了不暴露身份，她化装成某个家庭中的四太太，踏上了重返故乡坎大哈的旅程。但是，她在路上遇到了强盗，独困沙漠。后来，娜帕丝在古兰学校一名被开除学生的带领之下，继续向坎大哈进发。再后来，她因喝了不干净的井水得了病，在附近诊所看病时，得到了“圣战运动战士”出身的医生萨熙德的帮助。病愈后，娜帕丝化装成迎婚人员隐藏在婚礼队伍中，继续赶往坎大哈。可是，日全食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这是伊朗导演穆森特·马克马巴夫执导的电影《坎大哈》。该影片入木三分地刻画了身穿布卡的阿富汗妇女的美丽和隐藏在这种美丽之下的痛苦与悲伤。2002年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上，该片成为“特别邀请”作品参展。
电影里的萨熙德曾是杀人的“圣战运动战士”，后来成为救死扶伤的医生。他给病人的不是药物，而是分发自己的面包，因为他知道，饥饿之痛要比疟疾更要紧，更有现实意义。实际拍摄的时候，穆森特·马克马巴夫导演也不时停止现场拍摄，给人们分发水和面包。
当塔利班政权用大炮轰炸阿富汗北部巴米扬的全球最大的石佛时，全世界震惊了。所有的人类文化学者和宗教人士站出来谴责，所有的报纸和电视台也相继报道。对此，马克马巴夫导演在文章中这样说道：
“巴米扬的石佛并不是被火炮炸毁的，只是因为羞愧而自行坍塌了。”
人们对塔利班破坏石佛的行为大加指责和抗议，然而却没有人关心阿富汗境内濒临死亡的人们。马克马巴夫导演这番话就是对世间淡薄人情的讽刺。
马克马巴夫导演又继续说道：
“当你看见身穿布卡的妇女，你看到的是外在的美丽和匀称。但是在内部，换句话说，在布卡里面却存在着令人窒息的死亡般的恐怖。这真是怪异的矛盾。她们没有展示自己肉体之美的权利，因此只能使用服装的美丽。”
电影《坎大哈》里有几个令人难忘的场面。娜帕丝一行来到红十字会创办的诊所，遇到了蜂拥而来要假肢的人们。这些都是被地雷炸掉了手脚的穷人。这时，他们突然看到载有救助物资的飞机出现在天空，就拄着拐杖，竭尽全力在沙漠上朝飞机跑去。这时候，飞机空投下了悬挂在降落伞上的假手和假腿。
娜帕丝把准备说给妹妹的希望感言告诉了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医生萨熙德：
“我们都需要有活下去的理由。每当我们痛苦的时候，希望就成为我们活下去的理由。不过，希望也是非常抽象的东西。但是，对于口渴的人来说，希望就是水；对于饥饿的人来说，希望就是面包；对于孤独的人来说，希望就是爱；对于彻底被遮蔽的女人来说，希望就是展示自身的存在。”
这部电影让人们看到了阿富汗的悲惨现状：截去四肢的人和默默背诵《古兰经》、学习武器使用方法的孩子，还有遗弃在沙漠的尸体和饥饿中苦苦挣扎的人们。影片《坎大哈》最后的镜头是女主角娜帕丝混在婚礼队伍中走向坎大哈时，通过布卡的丝网凝望着天边的夕阳。背景是新婚祝歌，却又无比悲凄，几乎就是安魂曲。
马克马巴夫导演还执导过同为阿富汗难民题材的电影《骑自行车的人》。这部电影曾经在韩国电视台转播。据说，饰演女主角娜帕丝的演员是看了《骑自行车的人》才找到马克马巴夫导演，给他讲了个自己的亲身经历，然后马克马巴夫导演就以她的故事为素材而拍摄了这部《坎大哈》。
最近，由马克马巴夫导演自编，其妻执导的影片《女人三部曲》上映了。该片不是用直接的言语、华丽的画面、辛辣的讽刺批评社会的偏见，而是用隐喻、象征等艺术手法留下一些空白，运用平实的语言再现了阿拉伯女性的悲惨命运。这部影片有个镜头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一个小女孩在她9岁生日那天，她的奶奶告诉她“看不见树枝的影子时就立即回家”。为了不违背奶奶的规定，小女孩不时往沙地里插树枝。此外，我还记得另一个镜头：在一条处于海滩和沙漠之间的道路上，一群女人骑着自行车，她们面上的黑纱在风中连成一条又黑又长的丝带。总之，这是一部令人久久难以忘怀的电影。
马克马巴夫导演在拍摄《坎大哈》这部影片时，翻阅了1万多页资料。他以自己收集的资料为基础，写了一篇文章，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
“认真读完这篇文章，需要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在这1个小时的时间里，阿富汗至少有14人死于饥饿和战争。”
孩子，你不能死
如果能找到木柴，就可以把野菜煮熟以除去毒素，然而这里连木柴也没有，只能生吃。如果7天之内得不到救济粮，这些人只能坐以待毙了。这里有15万人都在生吃野草，脸色铁青的等待死亡来临。
为了去阿富汗，首先要去曼谷转机。我在曼谷机场等了大约3个小时，接着又在巴基斯坦停留了一天，然后才乘坐联合国的飞机前往阿富汗的赫拉特。由于没有直飞赫拉特的客机，而要想乘坐联合国的飞机，就必须调整时间。
我们本来只打算在巴基斯坦住一天，现在却不得不在那里度过两个夜晚。因为我们乘坐的是联合国的飞机，却不料联合国工作人员突然有急事必须先走，所以我们只能过几天再离开了。
我们失望极了，失魂落魄地坐在办理登机手续的地方。这时有个检查行李的白人看着我们，露出惊讶的表情。我向同行的人询问怎么回事。原来，他是对我们说：“你们……是来自吃狗肉的国家吧？”
当时我非常愤怒。听到这种话，难道我们还能置若罔闻吗？我开始催促同行的人向那个白人提出抗议。我说：“我们现在都是什么心情啊，联合国的工作人员竟然不分场合乱说话，还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工作？”
我们当中会说英语的人向那个白人提出抗议。最后，那个可恶的白人向我们道了歉。随后，我们又回到了前一天住过的酒店。
尽管我们是来帮助他们的，然而这个国家同样要求我们穿着宽大的衣服，头裹围巾，或者戴着帽子，尽可能地不让别人看见自己的身体，所以我们对服装必须格外注意。想到还要在这里度过两天，我就很泄气。
由于伊斯兰堡的天气很热，我们只能老老实实待在酒店里。距离我们下榻的酒店只有10分钟路程的地方，有个外交官常去的教堂，不知是谁在里面投了手榴弹，炸死了5个人，还有40多人受伤。这里也成了战场！也许是因为这件事让我们心理紧张吧，两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们终于登上了准乘12人的飞机。检查行李的工作人员换了，没有看见前天的那个白人，真是感谢上帝。小型飞机在风中飘摇不定，岌岌可危地飞过了白雪皑皑的兴都库什山脉。
兴都库什山脉犹如屏风般包围着阿富汗。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这个国家的第二大城市赫拉特。这座灰色的城市位于山岳地带，有许多难民逃到这里躲避战争。就算本·拉登真的藏在这里，恐怕也没有人能够找得到。
我们必须从这里翻越无数石头山，经过连续4年干旱如今早已彻底干涸的河床，再乘坐10个小时的汽车，最后才能到达阿富汗世界展望会的所在地。若论实际距离，其实只有从首尔到大田（约167公里）那么远，然而这里没有真正的公路，只能在当地的驴行道上行驶，可是车轮一碰到石头就弹起来，颠簸得很厉害。如果遇到特别狭窄的道路，还要绕走干涸的河床。
雪花漫天飞舞，然而村子里的孩子们几乎个个赤脚，即使穿着鞋子，也只是破烂得连脚趾都露出来的胶皮鞋。他们当然也不可能有袜子穿。也许是感觉冻脚了，他们时不时地把一只脚掌放在另一只脚背上面，纷纷聚集到有阳光的地方。他们的衣服，与其说是衣服，还不如说是补丁摞补丁的破布。也许是为了抵御刺骨的寒风，他们的脑袋上或者裹着破布，或者戴着毛线织成的破帽子。
当地人的主要食品是类似菠菜的野草。这种野草生命力极强，即使没有雨水也能生长。他们没有别的食物，每天只能吃这种野草，大人和孩子的嘴角都变成了野草的青色。据说，如果持续吃这种野草，会对胃和心脏造成致命的影响，严重的会导致双目失明，就跟我们连续几个月吃艾草是同样的道理。
如果能找到木柴，就可以把野草煮熟以除去毒素，然而这里连木柴也没有，只能生吃。如果7天之内得不到救济粮，这些人只能坐以待毙了。从这个村子的情况来看，阿富汗大约有15万人都在生吃野草，吃得脸色铁青。他们只能苦苦地等待死亡来临。
非洲和亚洲的贫穷国家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大力援助，然而阿富汗却处于援助的真空地带。直到美国追捕本·拉登的时候，世人才知道这里有很多无辜的孩子正在无助地死去。
女孩米莉安，因连续吃了几天青草，嘴唇和整个脸颊都变成了草绿色。尽管如此，她的手里仍然紧紧地攥着草。这个女孩子的痛苦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
看着这些孩子，我忍不住在心里想，这种事情也许是上帝有意的安排，为了让人来拯救这些即将死亡的孩子。是这样吗？尽管这样说有些对不起纽约世贸中心恐怖事件的死难者，但如果没有这次恐怖事件，恐怕直到现在也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个地方吧。
这里的孩子们看见陌生人便不停地后退，或者隐藏起来，截然不同于那些经常得到救助的国家的孩子。他们初次看到外人，感觉很恐惧，所以我们即使伸手示意他们过来，他们也常常藏到围墙后面，手里可怜巴巴地攥着青草，惊恐地看着我们。
我们去了5岁女孩米莉安的家。过去的6个月里，米莉安一家6口人仅靠吃草维持生命。孩子们从没洗过澡，头上明明什么也没戴，头发却像是喷了摩丝一样直挺挺地竖着。过了一会儿，原来怕生的孩子也开始向我们靠近了，只是还有些小心翼翼。孩子们都有着黑色的大眼睛，如果洗得干干净净的，肯定是美丽的天使！这样的孩子为什么要承受痛苦呢？因为营养不良，有1/4的孩子不满5岁便夭折了。
但是，那些营养不良的孩子脸蛋却很圆溜。我心里暗自高兴，然而到了救助团体才知道，他们只是脸蛋看起来还不错，脱掉衣服就会发现他们的双腿消瘦得弯弯曲曲。这也是营养不良的症状。前来救助中心的孩子们大部分都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即使侥幸存活，脑细胞的发育也会受到影响，很有可能成为低能儿。
我们也给这个村庄的孩子们分发了营养粥。但是大人们也跟着吃，这使得原本可以让孩子们吃一个月的营养粥，只一个星期就吃得干干净净了。这里的居民说，塔利班已经被赶走了，在真主安拉的保护下，雨很快就会降临了。然而对他们来说，神的保护只是国际救助团体分给他们的粮食。幸好还有韩国等国筹集的救济金，可以给包括山区在内的15万人分发面粉和豆油，足够他们从4月吃到6月底了。
晚上，我们住在救助团体的帐篷里。帐篷没有门，只能以毛毯当门帘，出去进来都得掀开毛毯。我们也只能在睡袋里睡觉。这里没有电源，只能偶尔用发电机供给一点暖气，冷得难以忍受，所以我们睡觉的时候都穿着袜子。夜里我出去解手，掀开毛毯出去，发现水泥地上放着盏灯笼，有个阿富汗男人在我的房间门前站岗。我觉得很内疚，想告诉他不要站岗了。可是如果不让他继续站岗，也就等于剥夺了他的工作，所以我也只能视而不见了。
白天，母亲们抱着瘦弱无力的孩子来到救助中心，我们给孩子吃下营养粥。孩子们吃上一天的营养粥，立刻就有了力气，有的还哭闹起来。看着孩子们哭喊，我也很开心，因为没有力气的孩子想哭都哭不出来啊。
我们在这里停留5天后，接着又沿着崎岖不平的石头路走了3个小时到达了赫拉特。我们的翻译是赫拉特的一位名叫苏哈西的在校大学生。当人们向我们求助说自己没有食物，或者我们为瘦得皮包骨头的孩子们拍照的时候，他就把手插进口袋，满脸哀愁地眺望着远处的群山。我能理解他的心情，看到我们只拍他们国家的穷困场面，他的自尊心一定受到了莫大的伤害。
我对他说：
“我理解你的心情，也知道你一定很难过。你们也有灿烂的文明，然而我们总是拍下你的同胞如乞丐般的模样，所以你感觉受了侮辱。可是，现在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啊。我必须尽快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你们国家的惨状，只有这样才能有更多的人伸出救助之手，帮助你们摆脱困境，重新屹立于世界之林。我们的国家也有过这样的历史，所以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低下了头，看着自己的脚尖。
回来的时候，汽车依然颠簸得厉害，然而因为有了阳光的照耀，我在石头山上发现了来时没有注意到的美丽。因阳光照射的角度不同，前后山的高度也明显不同，这里有时呈现黑色，有时呈现淡灰色，有时则变成柔和的粉红色。我感觉到了没有树木的石头山特有的美丽。这座石头山包含了《坎大哈》女主角娜帕丝的服装的全部颜色。
走在街上，我们遇到许多身穿布卡的妇女，只有眼睛周围是透明的纱网，其他部位呈圆柱形垂落。不过，如果仔细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她们的服装并不是单纯的圆柱形，上面有着细小的褶皱，可见就在这有限的设计之中也流露出尽量显得美丽的痕迹。我心里想，布卡里面的女人会以怎样的表情看我们呢？
阿富汗，这个战争连绵不绝的国家，历史悠久的丝绸之路上的国家，由于埋藏着大量石油而令强国虎视眈眈的国家，却仍然保持着固有的神秘。如果没有战争和饥饿，这里该是多么美好啊！
我们来到赫拉特后，准备回首尔了。回去的路线多少有些复杂：从赫拉特到坎大哈，再到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乘坐国内线路去卡拉奇，最后再去曼谷中转回到首尔。
飞机要在坎大哈停留20分钟，因此我们改换飞往卡拉奇的国内航线的时间就很紧迫了。如果错过那次航班，不知道还要停留多少天了。我于是恳求飞行员：
“我们必须赶上7点钟飞往卡拉奇的航班，怎么办呢？帮帮我们吧。”
最后，需要在坎大哈下飞机的乘客全部下去以后，飞机立刻重新起飞。真是太感谢这位飞行员了。
在这次一个半小时的飞行中，飞行员为了我们而超速飞行，如果换成是汽车，那就是严重违章了。不料，我们遇上了大雨和冰雹。雨水和冰雹敲打着操纵席，飞机像荡秋千似的左右摇晃。
我牢牢地抓住前面座位的靠背，注视着操纵席计速器的指针。机内其他6名乘客几乎吓得魂不附体，低头盯着机舱地板，不停地祈祷。奇怪的是，我竟然对死亡毫无畏惧。也许是因为我看过了太多太多垂死之人，死亡早已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我有时反而觉得自己活着很奇怪。
飞机安全着陆后，飞行员冲我笑了笑。他笑得很亲切，我也露出了回报的微笑。
不过，孩子们，你们还不能死！尽管死亡算不了什么，然而你们还是不能死，一定要活下来。想到你们的黑眼睛永远闭上，再也睁不开，我的心就悲恸欲绝了。只要想到这些，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
幸福背后的不幸
早晨，我睁开蒙的双眼，透过半遮半掩的窗帘，遥望着与天际温柔相接的远山。灰蒙蒙的天空下，落了叶的洋槐树静立在山坡，仿佛在冥想。几只调皮的山雀飞来飞去，一会儿落在小树枝上，一会儿又飞向天空。树干依然纹丝不动，可树枝却不断摇摆。几只小鸟的一丁点儿力气，竟然能使树枝摇摆不停。
我本人信奉宗教，可有的时候却厌恶宗教，而且是讨厌所有的宗教，因为人类历史上引发战争最多的就是宗教。我曾经想，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宗教或神灵，也许人们的生活会好得多。真希望什么来世、天堂和理念统统不存在。我讨厌这一切。我希望这个世界只有单纯的人类和动物，以及花草树木。这样就不会有战争了。
在刚刚过去的100年里，地球上没有战争的日子仅仅只有14天。在无数的战争之中，即使由宗教引发的战争只占1/10，全世界的宗教人士也应该对此反省和忏悔。然而，事实上这样的战争却超过了9/10，并且依然在继续引发新的战争。
我去过很多国家，可是我非常讨厌国境这个东西。每当我去别的国家，在机场办理入境手续的时候，就会感觉在划定的特定区域内，挨个对入境者进行检查的手续是那么繁琐，让人觉得有些可笑。想想看，小草并没有加盖什么印章，却在国境线上生长；动物们甚至在国境的这边吃草，却跑到那边去排泄。
我们人类为什么口口声声说什么信奉创造世界的惟一的上帝，却在地上划分界线，为了夺取政权不遗余力地杀死对方呢？信奉上帝的人啊，当你们向别的国家发射导弹的时候，为什么还会向上帝祈祷胜利呢？不管是上帝也好，还是真主安拉也好，都应该是对人类博爱的象征，难道不是这样吗？
他们祈祷的时候，知道导弹瞄准了谁吗？理念和宗教冲突中最大的受害者是妇女和儿童，这些他们不知道吗？
我在日记本上贴了一段文字，这是我看报纸的时候剪下来的。伊拉克战争爆发时，有位就读于美国坎宁安中学的13岁伊拉克女孩在美国国内举行的反战集会上发表了题为《你们应该想起我的样子》的演讲。过去11年间，我辗转世界各地，亲眼目睹了大量成为战争牺牲品的痛苦的孩子，所以这篇演讲稿深深地打动了我，引发了我内心强烈的共鸣。
提起向伊拉克发射导弹，人们想到的总会是身穿军装的萨达姆·侯赛因；或者手里拿着枪，留着浓黑胡须的军人；或者写在阿尔拉西德酒店地板上的“罪犯”两字；或者用马赛克镶嵌在地板上的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的面孔。
可是，你们知道吗？生活在伊拉克的2400万百姓当中，一半以上都是像我这样不满15岁的儿童。我今年13岁，他们可能比我大，也可能比我小很多；他们可能是男孩子，也可能不像我这样长着满头的红头发，而是褐色头发。但是，他们的模样应该跟我差不了多少。
请你们看着我，慢慢地，多看一会儿。当你们准备向伊拉克投放炸弹的时候，脑海里应该先想想我这样的孩子们。因为，我就是你们想要杀死的那个孩子。
如果我运气好，说不定会在1991年2月16日藏身在巴格达的防空洞，像那些中了你们发射的炸弹而丧失生命的300多个孩子那样当场死亡。那天的空袭引发了严重的火灾，躲在墙角的孩子和母亲们都被烧死了。为了纪念你们的胜利，说不定你们还会带走在乱石堆里已被烧得焦黑的尸体。
可是，如果我运气不好，也许会像其他孩子一样，慢慢受尽折磨而死，就像现在躺在巴格达儿童医院“死亡病房”里的14岁的阿尔里·帕伊扎尔一样。他因海湾战争中使用的贫铀弹而患上了恶性淋巴癌。
也许我会像只有18个月的姆丝塔帕，被那种名叫“白蛉”的寄生虫吞噬内脏器官，在痛苦中无可奈何地等待死亡。也许你们很难相信，只要有价值25美元的药物，姆丝塔帕的病就能彻底治愈。可是，你们对伊拉克进行了经济封锁，所以伊拉克境内没有这种药物。
也许我不会死，而是像沙尔曼·萨尔满·穆罕默德那样患上表面难以发现的精神疾病。1991年，你们轰炸伊拉克的时候，沙尔曼和他的妹妹幸免于难，然而直到今天，他仍然不能摆脱当时的恐惧。沙尔曼的父亲让全家人在一个房间里睡觉，抱定想法：要么全家一起活，要么一起死。沙尔曼至今仍然生活在空袭警报的噩梦里。
也许我会像海湾战争中因为你们而失去父亲的年仅3岁的阿尔里，变成举目无亲的孤儿。3年来，阿尔里每天都到父亲的坟前，打扫上面的灰尘，跟父亲说：“爸爸，现在好了，您快出来吧，把您关在这里的人都已经走了。”可是，阿尔里错了，因为把他父亲关起来的那些人好像又来了。
也许我会像卢阿伊·马耶德那样，若无其事地迎接战争，甚至因为海湾战争的爆发而开心，因为他可以不用上学了，也可以很晚才睡觉。可是现在，卢阿伊已经没学可上了，只能靠在街头卖报为生。
请你们把这些孩子当成你们自己的孩子，或者侄子、外甥，或者邻居家的孩子。你们想一想，假如你们的儿子四肢被截，在痛苦中挣扎，而你们却无法减轻儿子的痛苦，更不能让他过上幸福的生活，只能束手无策地看着，你会怎么样？
假如你的女儿被压在倒塌建筑物的破砖烂瓦之下哭泣，然而你却无力救她，你会怎么样？假如你的孩子们亲眼目睹你的死亡，然后穷困潦倒，孑然一身辗转于大街小巷，你会怎么样？我所说的这些既不是功夫片，也不是科幻片，更不是电脑游戏，而是伊拉克孩子们活生生的现状啊。
最近，有个国际调查团来到伊拉克，准备了解在可能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孩子们会受到怎样的影响。调查团遇到的孩子当中，半数以上都说自己没有必要再活下去了。就连很小的孩子也知道战争是什么，而且对战争充满了深深的恐惧。调查团问5岁的阿萨姆，战争是什么？阿萨姆回答说，战争就是“因为枪和炸弹，让天气变得忽冷忽热的，我们也被火烧死”。
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师教导我们，如果和别的孩子发生矛盾，不要使用暴力，也不要辱骂对方，而是使用“我”这个字眼与对方通过谈话来解决问题。使用“我”与对方交流的时候，比较容易理解对方的感受和立场，也能让对方理解自己的感受。如果对话时采取这种方式，有助于停止彼此伤害。我想对你们说，如果把伊拉克受伤害的孩子们当成是你们自己，也就是“我”想一想吧。如果是这样，“我”就会变成“我们”。
正如所有生活在伊拉克的孩子们，“我们”每天都在束手无策地等待着某种残忍事情的发生。“我们”不能像世界上其他的孩子那样决定什么，所有的结果都只能让我们承受痛苦的煎熬。现在，“我们”的声音太微弱，太遥远，谁都听不见“我们”的声音。
当我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恐惧。当有人准备杀死我们，或者试图伤害我们，或者企图夺取我们的未来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无比的愤怒。当我们祈祷明天爸爸妈妈仍然能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深深的悲伤。最后，当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很困惑。
我回想起以前去过的国家。从埃塞俄比亚到索马里、卢旺达、孟加拉、老挝、越南、中国、柬埔寨、波斯尼亚、印度、肯尼亚、乌干达、朝鲜、阿富汗、塞拉利昂……下一站我要去伊拉克。埃塞俄比亚我去过两次，印度则去了6次。
诚然，世界上有很多快乐健康的孩子，然而对于我去过的那些国家，孩子们还没等过完自己的人生，就因战争、饥饿和自然灾害等问题而在难以形容的痛苦中死去了。
那些孩子在呼唤着我。11年前，我初次看见那些孩子后，不管我是否愿意，他们就跟我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我见过的孩子们随时都会来找我，甚至走进我的梦里来找我。当我想去高档酒店的西餐厅里吃晚饭的时候，当我想买价格昂贵的手提包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声声呼唤我。这些钱可以让500个孩子吃一天的饭，这些钱可以让10个孩子读1年的书。这种下意识的计算已经成为我无法舍弃的习惯。于是，我再也不忍心花钱了。
第三次去印度的时候，我听说在马杜赖，第一胎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无所谓，但是从第二胎开始，如果生下来的是女孩，母亲就连续3天不给她喂奶，然后到田野里挖一种叫“奥尔里安达”的毒草，放进开水里煮，并撑开婴儿的嘴巴喂进去。这样一来，孩子就会在5至10分钟之后死去，人们这样做是为了减少一个吃饭的人。
马杜赖附近还有个地方，在婴儿出生3天之后，母亲特意做出较硬的米饭，然后张开孩子的嘴巴，塞得满满当当。这样一来，新生婴儿肯定会因喉咙堵塞窒息而死。想到这些事情，我几乎要发疯了。如此残忍的事情竟然是妈妈亲手所为。她们的乳房胀得鼓鼓的，怎么也应该先让孩子吃个够，然后抱着孩子一起死啊。那些妈妈竟然杀死孩子，独自活了下来！据说，因为上帝自己不能无处不在，所以他才创造了妈妈的角色。可是，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呢？
听说那些妈妈杀死自己的孩子以后，会不吃不喝连续哭上10天，然后再回到正常的生活，或者到其他杀死孩子的人家陪哭。不用说大家也知道，她们是因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而哭泣！我去的时候，那些妈妈正聚集在类似乡村会馆的地方，有的杀死了一个女儿，有的甚至已经杀死了两三个。
刚听到这些事情的瞬间，我的大脑就忽然变得一片空白。我仿佛听到那些可怜的小灵魂在问我：“既然出生3天就把我杀死了，为什么还要把我养在肚子里10个月呢？”
“不是人，不是人，真是禽兽不如啊！”我忍不住这样咒骂。
在回程的飞机上，我失声痛哭。我知道，我不应该恨那些妈妈，她们身边还有第一个孩子，所以她们不能死。坦率地说，抱着新生的婴儿同赴黄泉，真的比活着要容易得多。别人根本无法想像那些妈妈们的心情，我却咒骂她们不是人，心里感觉无比内疚，于是忍不住哭了。
我常常感觉自己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一个世界遍布着即将饿死的孩子和妇女。在这个世界里，有个瘦得皮包骨头的女人，为了得到一片面包，赤脚走了几十公里的路,她的家人还在疾病和饥饿中呻吟。在这里需要难民营的救助人员做决定的不是先给谁治疗，而是决定谁的营养不良症状最为严重，应该先放弃谁。然而就在这种状况下，还有人继续发动战争，威胁着他们脆弱的生命。目睹了这一切，我极度绝望，甚至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当场跌坐在地，把头埋在两膝之间，放声痛哭。
这里是我生活的另一个世界。早晨睁开眼睛，看着柔和的阳光透过窗帘缝隙照射进来；耳边回荡着清新空气中鸟儿愉快的鸣叫声；到处是邀请我参加的豪华盛会，和知名人士共享美餐；浴缸里荡漾着温暖的水；看见我醒来，我们家的小狗“公主”立刻跳上了床；帮我们做家务的阿姨用托盘端上了刚做好的新鲜果汁……
来到庭院，去年和前年种的杏树、樱花、青梅花温柔地向我招手，青青的草坪和黄色的水菖蒲微笑着迎接我，似乎在问我：“我漂亮吧？”前几天，在我们家庭院上空飞来飞去的喜鹊，未经主人允许，擅自筑起了巢穴。我喜欢的木桌上散落着昨天夜里凋落的花瓣。青梅树上挂着的风铃，微风吹拂便轻轻一碰，清脆悦耳的铃声在半空里回荡。此刻，我真的很幸福。
汽车擦得一尘不染、闪闪发光，还有值得信任的司机师傅，不管什么时候去什么地方，他都会万无一失地把我准时送到。而且会一边温柔地向我问好，一边帮我打开车门。我不用说什么，他就会播放我喜欢的音乐。伴随着马友友演奏的巴赫《无伴奏大提琴协奏曲》的旋律，汽车在灿烂的阳光下飞驰。突然，我想起了赤脚走在阳光下的可怜的孩子和女人，仿佛我的汽车驰骋在非洲的某条街道上。车内，《无伴奏大提琴协奏曲》的旋律依然平静地洋溢着；车外，站在战争废墟上的饥饿孩子们就像慢镜头从车外掠过。这就是幸福背后的不幸！
沦为难民的人
地球上生活着很多种族和族群。根据肤色、语言、宗教和出生地的不同，分成各个族群。每个族群都有独特的文化和风俗。
除此以外，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种族，他们由弱者组成，诞生于20世纪的战争和偏见，这个新种族的名字就叫“难民”。他们为了躲避外患、内乱、独裁和饥饿等而离开祖国，背井离乡，流浪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全世界的难民当中有80%是妇女和儿童，您知道吗？
全球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离开难以生存的故乡和祖国，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地流浪的难民已经超过了2100万人。全世界难民最多的是巴基斯坦人，仅在中国和北非各地就有320万巴基斯坦籍难民。在长期内战的阿富汗，难民人数也高达270万，占总人口的10%。这些难民纷纷越过国境，逃到巴基斯坦和欧洲等地。
去年，获得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奖的英国电影《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部描述了两名阿富汗难民为离开因战争而变得荒凉、颓败的祖国，一路乘坐巴士、卡车和轮船来到欧洲的故事。这部电影以纪录片的形式刻画了两个年轻人的艰难旅程。
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全世界“正式难民”有1100万，但是为了寻求安全而离开祖国的“实际难民”却达到了2145万。难民为了躲避眼前的危险而逃跑，却不得不面临饥饿、疾病、暴力和绝望等新的危险。由于国际社会的援助还远远不够，不管逃到哪里，难民都摆脱不了死亡的威胁。在非洲地区的难民营，强奸引起的艾滋病，正在呈逐渐加快扩散速度的趋势。
在联合国艾滋病机构工作的非洲职员日威革指出：“强奸肆虐，人们已经失去了遵循社会道德和习俗的生活。”
他还指出：“难民营里的难民有95%是妇女和儿童。在这种情况下，军人和其他男性对妇女的奸污变得很常见。”
肯尼亚难民营里生活着4万名索马里难民，然而这里也无法成为妇女的避难所。妇女和儿童无一例外地被动员去捡土豆，而且此地到处都是强盗和强奸犯。如果想离开难民营，必须向联合国难民署递交放弃保护的申请书。
在世界儿童救助机构“拯救孩子”发表题为《战争把我们赶到这里》的报告中指出，因各种战争而离开故乡，辗转于避难之路的世界儿童难民多达1300万。仅非洲安哥拉一地，因持续30年的内战，就使得100万儿童流离失所，面临炸弹、地雷和疾病的威胁。在佛教国家斯里兰卡，也有25万名儿童沦为难民。
这1300万名儿童战争难民的平均避难时间是6年。由此可见，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天真时光就在流浪中度过了。在塞拉利昂，数千名儿童或惨遭屠杀，或被砍断四肢。在哥伦比亚，也同样发生了这种残忍的屠杀儿童事件。很多国家甚至要求儿童上战场。
在2002年的联合国难民署举行的“女性难民”主题讨论会上，高级官员路德·卢柏斯说：“在所有的难民营里，妇女都在担负着维持生计的重任。难民营的妇女和儿童时常成为人口买卖、强奸和集体大屠杀的对象。”
分布在巴基斯坦和伊朗等地的阿富汗妇女和儿童难民，大多从事擦皮鞋、织地毯或者加工玻璃等繁重的劳动。很多人都是用一天的收入养活一家人。相对于成年男性而言，她们对地雷等危险物品的警惕性较差，因此常常在回家的路上成为埋藏于小胡同的地雷的牺牲品。
获得2000年首尔和平奖的联合国难民署高级官员绪方贞子，在获奖感言中这样说道：
“当今世界的战争，都源于对立的宗教信仰或者种族组织间的紧张关系，很多人却把无辜的善良平民当作攻击目标。拯救难民的生命，保护难民的权益，解除难民的痛苦，这才是我们所有地球人的共同使命。”
正如绪方贞子说的那样，难民是跨越无数界线的人。首先，他们要越过国境逃亡，成为难民。其次，他们还要越过疾病和饥饿、暴力和歧视的生死界线。这些残酷的界线由我们为他们划定，当然也应该由我们为他们擦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