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想去看看博尔迪兰的画。”
自学者突然现出愁容。
“大展厅里的那些肖像?先生，”他露出颤抖的微笑说，“我对绘画一窍不通。当然，我能看出博尔迪兰是大画家，他的笔法，怎么说呢，有功夫。可是，先生，乐趣、美学乐趣，与我无缘。”
我同情地说：
“雕刻也与我无缘。”
“啊，先生!唉，我也一样，还有音乐，还有舞蹈。不过我也不是一无所知。是呀，有些事难以想像，有些年轻人的知识不及我的一半，但他们一站到画前就似乎能感受乐趣。”
“也许是装出来的。”我用鼓励的口吻说。
“也许吧……”
他遐想片刻：
“我之所以感到遗憾，主要不是因为我失去某种享受，而是因为人类活动的一部分与我无关……然而我是人，这些作品也是人画的……”
他突然变了声音：
“先生，我曾大胆想过，美仅仅是趣味问题。每个时期不都有不同的标准吗?您允许吗，先生?”
我惊奇地见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个黑皮小本。他翻了一下，有许多空白页，隔很远就有用红墨水写的几行字。他脸色苍白，将小本平放在桌布上，大手压着翻开的那一页，局促地咳了一声：
“我有时有些——姑且说思想吧。很奇怪，我在那里看书，可突然不知从哪里钻出这些东西，仿佛是幻象。最初我不在意，后来我决定买一个本子。”
他停住，看着我，他在等待。
“哦哦!”我说。
“先生，这些格言当然是暂时的，因为我的自学还没有完成。”
他用颤抖的手捧着小本子，十分激动：
“这里正好谈到绘画。您要是允许我念念，我就太高兴了。”
“请吧。”我说。
他念道：
“十八世纪所认为的真实，如今已无人相信。十八世纪所认为的杰作，难道我们必须欣赏吗?”
他用恳求的眼光看着我。
“您看怎样，先生。也许有点像悖论。我是想让自己的思想采取俏皮话的形式。”
“是的，我……我觉得很有意思。”
“您在别处见过吗?”
“没有，当然没有。”
“真的?哪里也没有见过?那么，先生，”他的脸色阴沉下来：“这就是说它不是真理，否则别人早想到了。”
“您等等，”他说，“我现在想起来了，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他的眼睛亮了起来，他掏出铅笔，用精确的语调问我：
“是哪位作家?”
“是……是勒南。”
他欣喜若狂。
“您能给我那段精确的话吗?”他一边吮笔尖一边说。
“可您知道，我是很早以前看到的。”
“呵，没关系，没关系。”
他在小本上那条格言下方写上勒南的名字。
“我和勒南不谋而合。我用铅笔写他的名字，晚上再用红墨水描一遍。”他兴奋地解释说。
他入迷地瞧了一会儿小本，我等他继续念格言，他却谨慎地合上小本，塞进衣兜，大概想一次有这么多幸福就足够了。他用亲密的口吻说：
“时不时地这样倾心交谈，这可真是愉快的事啊。”
可以想像，这块砖头击碎了我们有气无力的谈话，接着便是长长的沉默。
两个年轻人进来以后，餐馆的气氛变了。那两位红皮肤的男人不再说话，放肆地端详迷人的女郎。高雅的先生放下报纸瞧着那对青年，露出欣赏、甚至会意的神气。他在想老年是智慧，青年是美丽，他带着几分殷勤点点头。他知道自己仍然漂亮，风韵犹存，他那棕色的面孔和瘦高身材仍然有吸引力。他高兴地以慈父自居。女侍者的感情似乎更为单纯，她站在那对青年面前，目瞪口呆地瞧着。
他们在低声交谈。女侍者已经端上了冷盘，但他们根本没碰。我竖起耳朵，抓住谈话中的片言只语。女人的声音低哑而丰富，我听得更清楚。
“不，冉，不。”
“为什么?”年轻男人激动地说。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那不是理由。”
有几句话我没有听见，接着年轻女人做了一个可爱的手势表示厌烦：
“我尝试够了。我已经过了重新开始生活的年龄，我老了，你知道。”
年轻男人嘲讽地笑了。她又说：
“我承受过不止一次……失望。”
“应该有信心，瞧，你现在的样子，这不是生活。”
她叹了口气：
“我知道。”
“你瞧瞧冉奈特。”
“是呀。”她撇撇嘴说。
“可我，我觉得她做得很对，很有勇气。”
“你知道，”年轻女人说，“她是饥不择食。我告诉你，我要是愿意，这种机会有的是。我宁可等一等。”
“你做得对，”他温情地说，“这才等到了我。”
她也笑了：
“自命不凡!我可没这么说。”
㊣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不必老远寻找生命的意义
我不再往下听了。他们使我不快。他们会在一起睡觉，这一点他们知道，他们每人都清楚对方知道这一点。然而，他们多么年轻、纯洁、端庄得体，他们都想保持对自己和对对方的尊重，爱情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大东西，受不得惊吓，他们每星期去几次舞会和餐馆，表演他们惯常的和机械的小小舞蹈……
总之，得消磨时间。他们年轻，身体好，还得这样过三十多年，所以他们不慌不忙，慢慢吞吞，他们没有错。等他们在一起睡过觉以后，他们就该寻找别的东西来掩饰存在的巨大荒谬性了。不过……必须对自己撒谎吗?
我用眼光扫视店堂。这是闹剧!这些人都万分严肃地坐在那里，他们在吃饭，不，不是吃饭，是在补充体力以完成所承担的任务。他们每人都有自己小小的顽念，因此看不到自己的存在。没有一个人不认为自己对某人或某事是必不可少的。自学者那天不是说过吗：“努萨皮埃写出这么广博的综论，谁也比不上他。”他们每人都做一件小事，做得比谁都在行。那位旅行推销员推销斯万牌牙膏，比谁都在行，这位有趣的年轻人在旁边女人的裙子下乱摸，比谁都在行。而我，我在他们中间，如果他们看我，他们一定想到我干我的事，比谁都在行。但是我知道。我看上去若无其事，但我知道我存在，我知道他们存在。如果我精通辩术，我会走去坐在那位漂亮的白发先生旁边，向他解释什么是存在，他会做出一副怪相，想到这副怪相我不禁大笑起来。自学者惊讶地看着我。我想打住，但不由自主，一直笑出了眼泪。
“您可真开心，先生。”自学者用审慎的口气说。
“这是因为我在想，”我笑着说，“我们这些人在这里吃饭喝酒，无非是为了保持我们珍贵的存在，不为其他任何东西，任何东西，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
自学者神情严肃起来，他在努力理解我的话。我的笑声太大，几个人转头看我。我后悔说了这么多话，其实这事与谁也没有关系。
“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您大概是说，先生，生命没有目的吧?这不就是所谓的悲观主义吗?”
他又沉思片刻，然后缓缓地说：
“几年前，我读过一本美国人写的书《生命值得你活着吗?》《生命值得你活着吗?》，罗宾逊著，麦克米伦出版社，伦敦，一九三三。。这就是您对自己提的问题吧?”
当然不是，这不是我对自己提出的问题，但我不想解释。
自学者用安慰的口吻说：
“书的结论是提倡有意义的乐观主义。如果你愿意赋予生命意义，它就有了意义。首先得行动，投入一个事业。等你后来思考时，大局已定，你已经介入了。不知您怎么想，先生。”
“没有想法。”我说。
不如说我在想：这正是这位旅行推销员、这两位青年、这位白发先生经常欺骗自己的谎话。
自学者微微一笑，狡黠而又一本正经地说：
“这也是我的看法，我想我们不必老远去寻找生命的意义。”
“啊?”
“有一个目的，先生，有一个目的……有人。”
说得对，我刚才忘记他是人道主义者了。他沉默片刻，以便将半盘焖牛肉和一大片面包消灭掉，干净利落、毫不留情地消灭掉。“有人……”他刚刚描绘了自己，这位多情人。——是的，但是他说不清楚。他的眼睛里充满了心灵，这是无可辩驳的，然而这远远不够。从前我结交过一些巴黎的人道主义者，听他们说过上百次“有人”，但那是另外一回事。维尔冈是无与伦比的。他摘下眼镜，仿佛要赤身露体，用令人激动的眼光，沉重而疲惫的眼光盯着我，似乎要脱光我的衣服，好抓住我的人性本质，接着他便抑扬顿挫地喃喃说：“有人，老朋友，有人。”他赋予“有”字一种笨拙的威力，仿佛他对人类的爱——永远是新的、惊奇的爱——因翅膀太大而行动不便。
自学者的表演还不到这种精湛程度。他的人类之爱是天真的、野蛮的，他是外省的人道主义者。
“人，”我对他说：“人……可您看上去并不十分关心人。您总是独自一人，总是埋头读书。”
他拍拍手，诡秘地笑了：
“您弄错了。啊，先生，请允许我对您说：您完全错了。”
他沉思片刻，然后谨慎地把话咽了下去。他的脸像曙光一样灿烂。在他身后，年轻女人轻快地大笑起来，她的男伴正朝她俯身，和她耳语。
“您弄错了，这也不奇怪，”自学者说，“我早该对您说……可我这人腼腆，先生，我一直在寻找机会。”
“这不就是机会吗?”我有礼貌地问。
“我看也是。我看也是。先生，我要对您说……”他脸红了，停了下来，“也许我使您厌烦了?”
我叫他放心。他高兴地叹了口气：
“不是每天都能遇见像您这样的人，先生，您思想深刻、视野开阔。好几个月以来我就想找您谈谈，向您解释我原来是什么样的人，变成了什么样的人……”
他的盘子空了，干干净净，仿佛刚刚给端上桌来。我突然发现，在我的盘子旁边有一个小锡盘，盛着一只泡在棕色汤汁里的鸡腿。必须把它吃掉。
“我刚才和您谈到我曾被囚禁在德国。一切正是从那里开始的。战前我是孤独的，但我并未意识到，我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他们是好人，但我们并不融洽。我现在想起那些年头……怎么能那样生活呢?那时我是死人，先生，而我不知道，我收集邮票。”
他看着我，换了话题：
“您脸色苍白，先生，您看上去很疲乏。我没有使您厌烦吧?”
“我很感兴趣。”
“战争来了，我莫名其妙地参了军，又懵懵懂懂待了两年，前线的生活不容你有许多思考，再者，士兵们都很粗俗。一九一七年年底，我当了俘虏。后来有人告诉我，很多士兵在被关押期间恢复了童年的信仰。”自学者接着说，眼皮垂了下来，垂在燃烧的瞳仁上，“先生，我不相信上帝，科学否定了上帝的存在。然而，在集中营里，我学会了相信人。”
“他们勇敢地承受命运。”
“是的，”他含混地说，“这也是原因之一。不过我们受到良好的待遇，但是我想说别的事。战争最后几个月，我们没有多少活干。下雨时，他们就把我们关进一个木板搭的大厂棚，差不多二百人挤在一起。他们锁上门，让我们待在里面，几乎漆黑一片，我们相互拥挤在一起。”
他迟疑片刻：
“我不知道怎样向您解释，先生，所有的人都在那里，你几乎看不见他们，但你感觉他们紧靠着你，你听见他们的呼吸……最初，有一次拥挤得厉害，我想我要闷死了，但是突然，一种强烈的欢乐在我心中升起，我几乎昏倒，于是我感到我爱这些人，他们像我的兄弟，我想亲吻他们所有的人。从这以后，每次我去都感到同样的欢乐。”
我该吃鸡，它大概凉了。自学者早已吃完，女侍者等在那里换盘子。
“那个厂棚在我眼中显得神圣。有时我躲过警卫的监视，独自溜进去，在阴暗中回忆曾经体验到的欢乐，坠入如痴如狂的状态。时间在流逝，而我毫不觉察，有时我还抽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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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概病了，否则无法解释这种使我不知所措的震怒。是的，这是病人的愤怒，我的手在颤抖，血涌上我的脸，最后我的嘴唇也哆嗦起来。所有这一切只是因为鸡是凉的，我也是凉的，而这是最难受的事，我是说很久很久以来，我的心就凉透了，冰冰冷。愤怒的旋风穿透了我，像战栗，又仿佛意识在与低温奋力抗争。这种努力毫无效果。我本可以莫名其妙地将自学者或女侍者揍一顿或骂一顿，但是那样一来我便不是完全参与游戏了。我的愤怒在表层上躁动，因此有一刻我十分难受，像是一团被火包着的冰——怪味蛋卷挪威甜食，由冰淇淋、杏仁蛋糕等构成，外热内冰。。这种表层的躁动消失了，我又听见自学者说：
“那时每星期日我都去望弥撒。先生，我从来不信教，但是我可以说，弥撒的真正奥秘在于人与人的相通。有一位失去一只胳膊的法国神甫主持弥撒。那里还有一架风琴。我们脱帽站着听，风琴的声音使我激动，我感到和周围所有的人融为一体。啊，先生，我真喜欢那些弥撒。现在我有时星期日早上还去教堂，去回忆当初的情景。圣塞西尔教堂有一位卓越的管风琴师。”
“您大概常常回想这段生活吧。”
“是的，先生。一九一九年，我被释放。那几个月可是很难熬，我不知干什么好，一天天地消沉。只要看见人们聚在一起，我就钻进去。”他笑笑又说，“有一次我居然跟在人群后面去送葬。有一天，我感到绝望，把我收藏的邮票扔进火里……但我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真的?”
“有人劝我……先生，我知道您会为我保密的。我是——也许您不以为然，但您很豁达——我是社会主义者。”
他低下眼睛，长长的睫毛在眨动：
“一九二一年九月我加入了社会党，SFIOSFIO——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一九二○年十二月在图尔大会上，社会党分裂，产生了法国共产党。——原编者注，这就是我想告诉您的。”
他容光焕发，自豪地瞧着我。他仰着头，半闭着眼，半张着嘴，像一位殉道者。
我说：
“这很好，很美。”
“先生，我早知道您会赞成我。再说，一个人告诉您他是怎样安排生活的，他十分快乐，这时您怎能责备他呢?”
他伸开双臂，手心朝着我，手指朝下，仿佛等待接受什么烙印。他的眼神呆滞，我看见一大块暗红色东西在他嘴里滚动。
“啊，”我说，“既然您快乐……”
“快乐?”他的眼光令我局促，他又抬起眉毛，严厉地看着我，“您可以判断，先生。在做出这个决定以前，我感到可怕的孤独，想到自杀。之所以没有自杀，是因为我想到没有任何人，绝对没有任何人，会为我的自杀感到惋惜，那么我死了比活着更孤独。”
他挺直身体，两颊鼓了起来：
“我不再孤独了，先生，永远不再孤独。”
“啊，您认识许多人?”我问。
他微微一笑，我立刻发现自己多么幼稚。
“我是说我不再感到孤独。当然，先生，这不是说我必须和谁在一起。”
“可是，”我说，“在社会党支部里……”
“啊!我认识那里所有的人，但大都只知道名字，先生，”他调皮地说，“难道必须以这种狭隘的方式去选择同伴吗?所有的人都是我的朋友。早上我去上班时，在我的前前后后都有人去上班。我看见他们，要是有勇气的话，我向他们微笑，我想我是社会主义者，他们都是我生活的目的，我努力的目的，而他们不知道。对我来说，这就是快乐，先生。”
他用眼光探询我，我点头赞同，但我感到他稍稍失望，他希望我更热情些。可我能怎样呢?在他的全部表白里，我看出他在模仿和引用别人的话，难道这是我的错吗?在他谈论时，我仿佛看见我见识过的所有人道主义者都再次出现，难道这是我的错吗?唉，人道主义者我可见得多了!激进的人道主义者是官员们的亲密朋友。所谓“左”倾的人道主义者一心要维护人性价值，他不属于任何派别，因为他不愿背叛人，但他同情卑微者，他那丰富的古典学识是献给卑微者的。他往往是一位鳏夫，蓝眼睛里噙满眼泪，每到周年纪念时必定要哭一场。他喜欢猫狗和一切高级哺乳动物。天主教人道主义者出现较晚，最年轻，总用赞叹不已的口吻谈论人。最微不足道的生命，伦敦码头工人的生命，缝鞋女工的生命都是多么美丽的神话呀，他说。他选择了天使的人道主义。为了启迪天使，他写出忧愁的、精彩的长篇小说，并经常获妇女文学奖。
这些都是大明星，还有其他种种人道主义者。哲学家——人道主义者像兄长一样关心弟弟们，并富有责任感；有的人道主义者爱的是现状中的人，有的人道主义者爱的是理想状态中的人；有的人道主义者在你的赞同下挽救你，有的人道主义者不顾你的反对挽救你；有的人道主义者想创造新神话，有的人道主义者满足于旧神话；有的人道主义者欣赏人的死亡，有的人道主义者欣赏人的生命；有的人道主义者总是快乐、诙谐，有的人道主义者总是愁眉苦脸，特别爱去守灵。他们都相互憎恨，当然是作为个体，而不是作为人。然而自学者不知道，他把人道主义者都关在自己身上，就像把几只猫装进一只皮袋里，它们在那里相互残杀，而他一无所知。
他看着我，显然不那么信心十足了。
“您的感觉和我不一样吗，先生?”
“我的天……”
面对他焦急不安，带几分埋怨的神气，刹那间我后悔不该使他失望。但是他又和蔼地说：
“我知道，您有您的研究，您的书，您以您自己的方式为同一事业服务。”
我的书，我的研究，这个傻瓜。这是他最大的蠢话。
“我写作不是为了这个。”
自学者突然变了脸，仿佛嗅出了敌人。我从未见过他这种表情。在我们中间有什么东西死了。
他假装惊奇地问：
“可是……如果不冒昧的话，您为什么写作，先生?”
“嗯……我不知道，就是这样，为写而写。”
他得意地笑了，笑得已经使我不知所措：
“如果是在荒岛上，您会写吗?写东西不总是为了被人读吗?”
出于习惯，他采用了疑问语式，实际上他是有看法的。他那个温和腼腆的表层龟裂了，我认不出他来。他的脸上露出一种笨拙的固执，这是一道自命不凡的墙。我还没有从惊奇中缓过来就听见他说：
“总得为点什么吧：为某个社会阶层写作，为某些朋友写作。好吧，也许您是为后代写作……总之，先生，不管您怎么想，您总是为了某个人写作的吧。”
他等待回答，见我不说话，便微微一笑：
“莫非您愤世嫉俗?”
我知道在这番虚假的调解口吻后隐藏着什么。实际上他对我要求不高，只要求我接受一个标签，但这是一个陷阱。如果我同意，自学者就占了上风，会马上包抄我，抓住我，超越我，因为人道主义将人的种种态度融合在一起。如果我正面反对他，就会上他的当，因为他是靠对立面生活的。有一种既固执又狭隘的人，一种无赖，他们每次都输给他。他对他们的暴力和极端行为进行消化，使之成为一种白色泡沫状的淋巴液。他消化过反理智主义、善恶二元论、神秘主义、悲观主义、无政府主义、自大癖，它们只是一些阶段，一些不完整的思想，它们只有在他那里才能找到解释。愤世嫉俗在这个大合唱中也占一席之地，它是整体和谐所必需的不谐和音。愤世嫉俗者是人，因此人道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应是愤世嫉俗者，但他是科学的愤世嫉俗者，他善于掌握仇恨的分量，他最初恨人正是为了以后更爱人。
㊣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仁慈上帝的娇艳表皮
自学者的笑声使我从忧郁的遐想中惊醒。
“请原谅。我想到我对人们的深深的爱，想到我对他们的强烈的激情，但我们在这里一个劲地争论，辩论……我真想大笑。”
我不说话，勉强笑笑。女侍者将一只盘子放在我面前，盘中有一小块像白垩一样的奶酪。我环顾店堂，感到一阵剧烈的恶心。我在这里干什么?我为什么多管闲事讨论什么人道主义?这些人为什么在这里?他们为什么吃饭?当然，他们不知道他们存在。我想走，想去什么地方，找到我的位置，嵌进去……然而哪里也没有我的位置，我是多余的人。
自学者的态度温和了下来。他原本怕我做出更强烈的反驳。他愿意将我说的话一笔勾销。他朝我俯身，用秘密的口吻说：
“其实，先生，您爱他们，像我爱他们一样，只是用词不同而已。”
我再也说不出话来，我低下头。自学者的脸紧挨着我的脸。他在自命不凡地笑，紧挨着我的脸，像在噩梦中一样。我艰难地咀嚼一片面包，迟迟不咽下去。人。应该爱人。人是值得赞美的。我想呕吐，突然，它来了，恶心。
一次大发作，我从头到脚都在战栗。一小时前我就看见它逼近，但我不愿意向自己承认。嘴里的奶酪味……自学者在喋喋不休，他的声音在我耳边轻轻鸣响，但我不知他在说什么，只是机械地点头。我的手抓住甜点刀的刀柄。我感觉到这个黑色木柄。是我的手在拿着它。我的手。我个人宁愿不碰这只刀，为什么总是触碰物体呢?物体不是用来让人触碰的。最好是在物体中间滑动，尽量少碰他们。有时你用手拿起一个物体，那就应该尽快放掉它。小刀跌落在盘子上。白发先生听见响声吓了一跳，瞧瞧我。我拾起刀，将刀锋压在桌面上，使它弯曲。
那么说，这个令人目眩的事实，就是恶心了。我绞过多少脑汁，写过多少东西!现在我知道：我存在——世界存在——我知道世界存在。这是一切，但对我无关紧要。奇怪的是一切对我如此无关紧要，它使我害怕。从我想打水漂的那个特别日子起就是这样。当时我正准备扔石子，我瞧瞧石子，于是一切便开始了：我感到石子存在。在这以后还有其他几次恶心。物体起初不时地在我手中存在。有铁路之家的那一次，在它以前，还有夜间从窗口往外看的那一次，然后还有星期日在公园的那一次，然后还有别的。然而哪一次都不如今天强烈。
“……古罗马，先生?”
自学者大概在向我提问。我朝他转身，对他微笑。哦!他怎么了?为什么缩在椅子上?我使他害怕?其实终究会是这样。再说，我对这也无所谓。他们害怕并非毫无道理，因为我感到我什么都干得出来，比方说将奶酪刀插进自学者的眼睛。那样一来，所有的人都会来踢踩我，用鞋子敲掉我的牙。但这并不能阻止我，嘴里是血味而不是奶酪味，其实这并无区别。但是我必须做一个动作，制造一个多余的事件——自学者会惊呼一声，那一声也是多余的——于是他脸上流着血，所有这些人都会惊跳起来。有许多事就是这样存在的。
大家都看着我，那两位青春的代表中断了情话。女的撅着嘴。但他们肯定看出我是不会伤害人的。
我站起来，周围的一切都在旋转。自学者睁大眼睛瞪着我，我是不会扎破他的眼睛的。
“您这就走。”他喃喃说。
“我有点累了。谢谢您邀请了我。再见吧。”
离去时，我发觉左手还握着奶酪刀。我把刀扔到盘子上，盘子咣当一响。我在一片寂静中穿过店堂。他们不吃了，瞧着我，食欲也没有了。如果我朝那位年轻女人走去，对她说“喏!”，她准会跳起来。不过这犯不着。
然而，出门以前，我还是转过身，让他们看看我的脸，好终身不忘。
“再见，先生太太们。”
他们不回答。我走了。现在他们脸上该恢复了血色，他们该开始议论了。
我不知道去哪里，直直地站在那个厨师模型旁边。我不用回头便知道他们在玻璃窗后面看我，他们既惊讶又厌恶地瞧着我的后背。他们原以为我和他们一样，也是人，但我欺骗了他们。突然间我失去了人的外形，于是他们看见一只螃蟹，螃蟹后退着逃离了如此富有人性的店堂。现在闯入者在被揭露后逃走了，会议继续进行。我感到背后麇集着这么多双眼睛和这么多惊惶失措的思想，我十分不快。我穿过马路，走到对面那条沿着海滩和更衣室延伸的人行道上。
有许多人在海边散步，他们那春天般的、诗意的面孔朝向大海。在阳光下，他们高高兴兴。一些女人穿上了浅色的、去年的春装，她们修长洁白，像是上了光的山羊皮手套。还有些中学的、商业学校的大男孩，此外还有戴着勋章的老头。他们互不相识，却心照不宣地相互注视，因为天气晴朗，因为他们是人。在宣战的日子，人们相互拥抱，虽然互不相识；在春天，他们相互微笑。一位神甫读着祈祷书慢步走来。他不时地抬头，用赞赏的眼光看看海，因为大海也是一本祈祷书，它在讲述上帝。轻快的色彩、轻微的芳香、春天的灵魂。“天气晴朗，海是绿的，我喜欢这种干冷，不喜欢潮湿。”这些诗人!如果我抓住他们之中一人的大衣，对他说：“来帮帮我”，他会想：“这只螃蟹是怎么回事?”于是丢下大衣逃之夭夭。
我背朝他们，两手扶着栏杆。真正的海又冷又黑，充满了动物。海在这薄薄一层蓝色下蠕动，蓝色是用来骗人的。我周围的精灵们上了当，他们只看见那薄薄的表层，是这个表层证明了上帝的存在。而我，我却看见了下面!光泽消失了，一片片润滑闪光的表皮，仁慈上帝的娇艳表皮，在我的注视下，发出爆裂声，裂开了，微微张着嘴。圣埃莱米尔的有轨电车来了，我旋转了一下，物体也随我旋转，它们像牡蛎一样苍白发绿。我跳上车，其实大可不必，大可不必，因为我哪里也不去。
㊣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电车爬上了埃利法尔山冈
车窗外闪过一些僵直硬挺的东西，一阵一阵地，它们发蓝，有人，有墙。一座房屋开着窗，露出黑黑的心脏。玻璃窗使一切黑色变浅发蓝。这座黄砖的住宅大楼也发蓝，它向我逼近，犹豫着，战栗着，突然又耷拉着脑袋停住了。一位先生上车，在我对面坐下。黄楼又动起来，一下子紧挨着玻璃窗，离得那么近，以至我只能看见局部，它暗了下来。楼房又升高了，其高无比，楼顶看不见了，几百扇开着的窗户露出黑黑的心脏。楼房沿着电车延伸，与之摩擦。颤抖的车窗之间是一片黑暗。楼房像泥土一样黄，没完没了地延伸，而车窗外现在是天蓝色。突然间，楼房消失了，留在了后面，于是一种强烈的灰色光线侵入车厢，而且以一种必然的公正方式四处蔓延。这是天空。透过车窗可以看见层层叠叠的天空，因为电车爬上了埃利法尔山冈，两面都看得清楚，右面一直看到大海，左面一直看到机场。禁止抽烟，哪怕是茨冈女人牌香烟。
我的手搭在长椅上，但又急忙抽回，因为它存在。我坐着的这个东西，刚才用手扶着的这个东西，叫做软垫长椅。他们制造它就是为了让人坐的，他们拿了皮革、弹簧、织物，开始工作，目的是做一张椅子，等他们完工以后，做成的就是它。他们把它搬到这里，搬到这个车厢里，车厢此刻在行进，在颠簸，车窗在颤动，车里载着这个东西。我喃喃说：“这是一张长椅”，仿佛在念咒驱邪。然而这个词停留在我唇边，不肯去栖息在物体上。它仍然是原样，有着红绒毛，几千个红色小爪朝上竖着，像僵死的小爪一样直挺挺的。这个硕大的肚皮仰天待在那里，血红色，鼓鼓的，肿胀的，上面净是僵死的小爪。这个肚皮在车厢里，在灰色光线里飘浮。它不是长椅，它完全可以是一头死驴，死驴被水泡胀，在一条泛滥的灰色大河里肚皮朝天随水漂流，而我呢，我可能坐在死驴的肚皮上，两脚泡在清水里。物体摆脱了它们的名字。物体在那里，怪诞、固执、硕大，我称它为长椅，或者说点什么关于它的事，都显得愚蠢。我在物体中间，无以名之的物体中间。我独自一人，没有语言，没有防卫，物体包围我，在我上下前后，它们并无要求，并不强加于人，它们在那里。在长椅的靠垫下，紧靠着大隔板，有一条细细的暗线，一条细细的黑线，它沿着长椅延伸，显得神秘与调皮，几乎像微笑。我很清楚这不是微笑，但是它存在，它在发白的玻璃窗下，在丁当作响的玻璃窗下延伸，它顽固地在那些停停走走、在窗外驰过的蓝色图像下延伸，它很顽固，就像是对微笑的模糊回忆，就像是你已忘记一半，只记得第一个音节的字。最好的办法是移开视线，去想别的事，想这位在你对面半卧在长椅上的男人。他长着陶土般的脑袋和蓝眼睛。他的整个右半身下斜，右臂贴着身体，右侧勉强活着，艰难地、吝啬地活着，仿佛瘫痪了。然而整个左半身有一个小小的寄生性生命，它在繁殖，像毒瘤。手臂颤抖起来，随后便举起，手臂末端的手僵直不动，后来手也颤抖起来，举到头的高度时，一个手指伸了出来，开始用指甲搔头皮。右半边嘴出现了心满意足的鬼脸，而左半边嘴仍然是僵死的。窗玻璃在抖动，手臂在抖动，指甲在搔、搔，嘴巴在笑，眼睛凝滞；这个人在不知不觉中承受了这个小小的存在，它为他的右半身充气，借用他的右臂和右脸以实现自我。售票员挡住我的路：
“您等车到站。”
但是我推开他跳下电车。我受不住了。我再也无法容忍物体离我这么近。我推开一扇铁栅门，走了进去，一些轻巧的生命一下子跳了起来，高栖在枝头。现在我认出来了，我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这是公园。我跌坐在一张长凳上，周围是黑色的大树干，是伸向天空的、黑色多节的手。一棵树用黑指甲抓搔我脚下的土地。我多么想放松一下，忘记自己，睡一觉，但我做不到，我透不过气来，因为存在从四面八方钻进我身体，通过眼睛、鼻子、嘴……
突然一下子，面纱撕开了。我明白了，我看到了。
㊣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存在”意味着什么
晚上六点钟
我不能说自己感到轻松或满意，相反，我不堪重负，但是我的目的达到了。我知道了我一直想知道的东西。自一月份起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我都明白了。恶心从未离开我，我看它也不会很快离开我，但是我不再忍受它，它不再是疾病或阵咳，它是我。
刚才我在公园里。栗树树根深深扎入土中，恰巧在我的长椅下面。当时我记不起那是树根。字眼已经消失，与之一同消失的是物体的含意、用途以及人们在它的表皮上划出的浅浅标记。我坐在那里，低着头，微微弓着背，单独面对这个黝黑多结、完全野性的庞然大物，它使我害怕。于是我得到了启迪。
我喘不过气来。就在不久以前，我还未预感到“存在”意味着什么。我像别人一样，像那些穿着春装在海边散步的人一样，像他们一样说：“海是绿的，空中那个白点是海鸥。”但是我并不感到它存在，并不感到那只海鸥是“存在的海鸥”。一般说来，存在是隐藏着的。它在那里，在我们周围，在我们身上，它就是我们。人们说话必定要谈到它，但是触摸不到它。我自以为想到它，其实什么也没想到，脑子空空的，或者脑子里只有两个字——“存在”。要不我就想……怎么说呢?我想到属性，我对自己说，海属于绿色物体，或者绿色是海的一种属性。即使我瞧着物体时，我也从未想到它存在，因为在我眼中它是布景。我将它拿在手中，将它当做工具，我预见到它的抗力，但这一切都发生在表层。如果有人问我存在是什么，我会诚心诚意地回答说它什么也不是，仅仅是一种空洞的形式，这形式是从外面加在事物上的，它丝毫不改变事物的本质。但是突然间，它在这里，像白日一样清楚；存在突然露出真面目。它那属于抽象范畴的无害姿态消失了，它就是事物的原料本身，这个树根正是在存在中揉成的。或者说，树根、公园的铁栅门、长椅、草坪上稀疏的绿草，这一切都消失了。物体的多样性、物体的特征，仅仅是表象，是一层清漆。这层漆融化了，只剩下几大块奇形怪状的、混乱不堪的、软塌塌的东西，而且裸露着，令人恐惧地、猥亵地裸露着。
我小心翼翼地一动不动。但是我不用动就能看见树木后面的蓝柱石和音乐亭的路灯，还有月桂树丛中的韦莱达石像。所有这一切……怎么说呢?使我不舒服。我真希望它们的存在不那么强烈，而是比较冷漠、抽象、克制。栗树紧靠在我眼前，整个下半截被绿锈覆盖，黝黑、肿胀的树皮像是煮硬的牛皮。马斯克雷水泉的潺潺水声溜进我耳朵，在里面筑巢，使我耳中充满了叹息，我的鼻孔里充塞着一种绿色的、腐败的气味。一切东西都慢慢地、柔和地随意存在，就像那些疲惫的女人尽情大笑一样，她们说：“笑笑多好。”而她们从前相互卖弄，相互卑下地倾诉自己的存在。我明白，在不存在和痴狂的满盈之间是没有折中的。如果存在，就必须存在到这个程度，直至发霉、肿胀、猥亵。在另一个世界里，圆圈、乐曲，都有它们纯净、严格的线条。然而，存在是一种弯曲。树木、深蓝色的柱石、泉水愉快地喘息、生动的气味、飘浮在冷空气中的薄薄的热雾。在长椅上试图消化的红发男人，所有这些半睡眠和消化状态，合在一起，提供了一个泛泛的滑稽景象。滑稽……不，还不到这个程度，凡是存在的东西都不可能是滑稽的，只是与某些通俗笑剧的情景有着某种飘浮不定、难以捉摸的相似罢了。我们是一群局促的存在者，对我们自己感到困惑，我们之中谁也没有理由在这里；每个存在者都感到不安和泛泛的惶惑，觉得对别人来说自己是多余的人。多余的，这便是我能在这些树木、铁栅、石子之间建立的惟一关系。我试图数数栗树，将它们与韦莱达石像的距离定位，将它们的高度与悬铃木的高度相比，但是我没有成功，因为每株栗树都逃脱我想用来禁锢它的关系，它孤立出来，超越禁锢。至于这些关系(我坚持维护它们，从延缓人类世界的崩溃，延缓衡量、数量、方向的崩溃)，我感到它们的任意性。它们不再咬啮物体。多余的，在我前面稍稍偏左的那棵栗树。多余的，韦莱达石像……
还有我——懦弱无力、猥亵、处于消化状态、摇晃着郁闷的思想——我也是多余的。幸亏我没有感觉到，但我明白这一点，我之所以不自在是因为我害怕感觉到(就是现在我也仍然害怕，怕它从我脑后抓住我，像海底巨浪一般将我托起)。我模糊地梦想除掉自己，至少消灭一个多余的存在。然而，就连我的死亡也会是多余的；我的尸体，我的血，在这些石子上，在这些植物中间，在这个笑吟吟的公园深处，也会是多余的；腐烂的肉体在接纳它的泥土里也会是多余的；我的骨头，经过洗濯、去污，最终像牙齿一样干净清爽，但也会是多余的。我永生永世是多余的。
荒谬这个词此刻在我笔下诞生了。刚才在公园里我没有找到它，不过我也没有去寻找，没有必要，因为当时我不是用字词来思想，而是用物体来思考物体。荒谬不是我脑中的一个念头，也不是一种声音，而是我脚下的这条长长的死蛇，木蛇。是蛇还是爪子还是树根还是秃鹫爪，这都没有关系。我没有形成明确的语言，但我明白自己找到了存在的关键、我的恶心及我自己生命的关键。确实，后来我所能抓住的一切都归结为这个基本的荒谬。荒谬，又是一个词，此刻我与字词搏斗，而那时我触及物体。但是，我想在此确定荒谬的绝对性。在涂上色彩的、人的小世界里，一个动作，一个事件，其荒谬性永远只是相对的，就当时的环境而言。例如疯子的胡话，它的荒谬是就他当时的处境而言，而不是就呓语本身而言。而我刚才经历了绝对，绝对或者荒谬。那个树根，它对什么而言是荒谬的呢?没有任何东西。啊!我怎样才能用语言将它确定下来呢?荒谬，对石子、干泥、一簇黄草而言，对树、天、绿色长椅而言。荒谬是无法还原的，什么也无法解释它——包括大自然深沉和隐秘的谵妄。当然，我并非无所不知，我没有见过胚芽发育，也没有见过树木生长。然而，面对这个粗糙的大脚爪，无知还是有知已无关紧要，因为加以说明的世界和理性的世界并非存在的世界。圆不是荒谬的，一段直线围绕本身的一端旋转，这便清清楚楚地解释了圆，但圆是不存在的。相反，这个树根，我无法解释它，但它存在。它有许多节疤，它没有生气，没有名字，它迷惑我，占据我的眼睛，不断将我引向它本身的存在。我重复说：“这是树根。”但无济于事，不起作用。我看出来：无法从它作为根部、作为抽水泵的功能过渡到那个，过渡到它海豹般坚硬厚实的皮，过渡到它那油光光的、有老茧的、固执的外貌。功能解释不了任何东西。它使你大致了解什么是树根，但不是这个树根。这个树根有它的颜色、形状、固定的姿势，它是……低于任何解释。它的每个品质都稍稍脱离它，流到它外面，半凝固起来，几乎成为物体；每个品质在树根里都是多余的，而整个树根现在也仿佛在稍稍脱离自身，自我否定，消失在一种奇异的极端中。我用鞋跟去刮这个黑爪，我真想刮去一点皮，不为什么，只是为了挑战，只是为了在它棕褐色的树皮上出现荒谬的浅红色伤痕，只是为了与世界的荒谬性开玩笑。然而，当我缩回脚时，我看到树皮仍然是黑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