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我理解了恶心
黑色?我感到这个词在飞速地瘪下去，丧失意义。黑色?树根不是黑色，这棵树上没有黑色……这是……别的东西。黑色，正如圆一样，是不存在的。我瞧着树根，它是超乎黑还是近似黑呢?但是我很快就不自问了，因为我感到我是在熟悉的国度。是的，我已经惴惴不安地探测过一些无以名之的物体，我已经试图——徒劳无益地——对它们有些想法，但我也感到它们那冷冷的、无生气的品质在逃遁，在我手中溜掉。那天晚上，在铁路之家，阿道尔夫的背带不是紫色的。我又看见他衬衣上那两个难以确定的斑点。还有那块小卵石，引起这整个故事的那块不寻常的卵石，它不是……我记不清它拒绝什么，但是我没有忘记它的消极抵抗。还有自学者的手，有一天，在图书馆里，我抓住它，紧握它，我感到它不完全是手，我想到一条白色的大软虫，但它也不是软虫。还有马布利咖啡馆的那只杯子，它具有暧昧的透明性。暧昧、声音、气味、味道，莫不如此。当它们像被人追逐的野兔从你鼻子下面飞快跑过，而你又不太留意时，你可能认为它们很简单，令人放心，你可能认为世上有真正的蓝色，真正的红色，真正的杏仁或堇菜的气味。可是，一旦你留住它们片刻，这种舒适的安全感便被一种深深的不安所取代，因为颜色、味道、气味从来不是真正的，从来不规规矩矩地只是它们本身——仅仅是它们本身。最单纯、最难以分解的品质，它本身也有多余的东西——对它本身而言，在它内部。我脚旁的这个黑色仿佛不是黑色，而是某人对黑色的模糊想像，他可能从未见过黑色，却又不知就此止步，而是想像一种超出颜色的、含糊不清的存在。它像颜色，但也像……伤痕，或者分泌物，或者羊脂，或者别的东西，例如气味；它融为湿土的气味，温湿木头的气味，像漆一样罩在这多节的树木上的黑色气味，还有咀嚼纤维的甜味。我不仅仅看见这个黑色。视觉是一种抽象发明，是一种清洗过的简单化概念，人的概念。这个软弱而无个性的黑色大大超过了视觉、嗅觉和味觉。然而，这种丰富性转变为混杂性，过多最后成为虚无。
这是奇异的时刻。我在那里，一动不动，浑身冰凉，处于一种可怕的迷醉状态。然而，就在这种迷醉中，某个新东西刚刚显现，我理解了恶心，我掌握了它，其实当时我无法表述这个发现，但是，现在，用文字来表述它大概是轻而易举的了。关键是偶然性。我的意思是，从定义上说，存在并非必然性。存在就是在那里，很简单，存在物出现，被遇见，但是绝不能对它们进行推断。我想有些人是明白这一点的，但他们极力克服这种偶然性，臆想一个必然的、自成动机的存在，其实任何必然的存在都无法解释存在。偶然性不是伪装，不是可以排除的表象，它是绝对，因此就是完美的无动机。一切都无动机，这个公园，这座城市，我自己。当你意识到这一点时，你感到恶心，于是一切都飘浮起来，就像那天晚上在铁路之家一样。这就是恶心，这就是那些坏蛋——绿冈及其他地方的坏蛋——试图用权利的思想对自己掩饰的。但这是多么可怜的谎言!谁也没有权利，他们和别人一样也是完全无动机，因此他们无法不感到自己是多余的人，而且，在他们内心，隐秘地，他们是多余的，也就是说朦胧的、不确切的、忧愁的。
这种痴迷状态持续了多久。我是栗树根。或者说我完全是它存在的意识。我独立于它——既然我有意识——但我消失在它身上，我就是它。意识局促不安，但是它以全部重量悬伸在这根没有生气的木头之上。时间停止了，我脚下有一小摊黑水。在这个时刻之后不可能有任何东西。我很想从这可怕的享受中脱身，但这甚至是无法想像的，因为我在它里面。黑树根在那里，在我眼睛里，它下不去，就像一大块东西卡在喉咙里。我既无法接受也无法拒绝它。我费了多大劲才抬起眼睛?我抬眼了吗?也许是在自我消灭片刻以后，我才仰起头、抬起眼，死而复生?事实上，我没有意识到过渡。但是，突然间，我不可能再想树根的存在了。树根消失了，我徒劳地重复说：它存在，它还在那里，在长椅下，在我的右脚边，但这些话再没有任何意义。存在这个东西不是由你在远处想的，它必须猛然侵入你，在你身上扎下来，像静止的大动物一样沉甸甸地压在你心头——要不就什么也不再有。
什么也不再有了，我的眼睛是空的，我高兴得到了解脱，但是突然，我眼前晃动了起来，轻微的、迟疑的晃动，因为风吹动了树梢。
我看到有东西在动，并不因此不快，换换口味也不错，因为我一直在看那些一动不动、像眼睛一样死死盯住我的东西。我看着树枝摆动，心里想：运动从不完全存在，它是两种存在之间的过渡，中间阶段，音乐中的弱拍，我即将看到存在从虚无中诞生，逐渐成熟，充分发展，我终于能看到诞生中的存在了。
但是，不到三秒钟，我的希望被一扫而光。在那些迟疑不决的、像盲人一样在四周摸索的树枝上，我找不到向存在的“过渡”。过渡这个概念，是人的又一个发明。这个概念过于明确。所有这些小小的晃动都是孤立的，是为它们自己而发生的。晃动从四面八方包抄大小树枝，围着这些干瘪的手旋转，用小小的旋风覆盖它们。当然，运动不是树，但运动也是一种绝对。一个物体。我的眼睛遇到的都是满盈。树枝梢头充满了存在，这种存在不停地更新，但永不诞生。风——存在物过来栖息在树上，像一只苍蝇，于是树战栗起来，但战栗并非诞生中的品质，并非从潜能到行动的过渡，它是物体。物体——战栗溜进树里，控制树，摇晃树，又突然放弃它，去更远的地方旋转。一切都是满盈，一切都是行动，没有弱拍，一切，就连最难以觉察的跳动，都是用存在构成的。而所有这些围着树打转的存在物，不来自任何地方，也不去任何地方。突然之间，它们存在，突然之间，它们不再存在。存在是没有记忆的，对已逝者它不保留任何东西，哪怕是回忆。存在无所不在，无限的，多余的，时时处处——存在永远只被存在所限制。我待在长椅上，惊愕不已，被这么多无根无源的存在弄得晕头转向，因为四处都是开放、繁盛，存在使我的耳朵嗡嗡作响，连我的肉体都在颤动、绽开，汇入万物的萌芽状态，这令我厌恶。我想道：“为什么有这么多存在，既然它们都很相似?”为什么有这么多同样的树?这么多的存在，它们失败了又固执地重新开始，然后又失败——就像一只仰翻在地的昆虫在笨拙地挣扎(我就是这样挣扎)。这种丰富并不使你感到它的慷慨大方，相反，它是郁闷的，软弱的，对它自己一筹莫展。这些树，这些高大笨拙的物体……我笑了起来，因为我突然想起书本上描写的美妙的春天，那是充满劈啪声、爆裂声，花木茂盛的美景。有些傻瓜走来和你谈权力意志和生存竞争。难道他们从未观察过一只动物或一棵树?这株有斑秃的悬铃木，那株半腐烂的橡树，有人还想让我把它们看做是向天空冲刺的、顽强的青春力量?还有这个树根，难道我该把它看做是撕裂大地、与它争食的贪婪的爪子?
㊣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我将在巴黎定居
不可能以这种方式来看待物体。软弱、无力，不错，树在飘浮。向天空冲刺?不如说精疲力竭。时时刻刻我都准备看到树干像疲惫的阴茎一样皱叠、萎缩，倒在地上，成为布满褶子的、黑黑的、软软的一摊。它们不愿意存在，但无能为力，就是这样。于是它们慢慢吞吞、无精打采地为自己打点饭菜；树液缓缓地、无可奈何地在导管里上升，树根缓缓地深入土中，但它们无时无刻不想抛下这一切，无时无刻不想消失。它们疲惫、衰老，但是仍然无可奈何地存在，因为它们太软弱，不会死，因为死亡只能来自外界。只有乐曲能够高傲地负载本身的死亡——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但是乐曲并不存在。一切存在物都是毫无道理地出生，因软弱而延续，因偶然而死亡。我向后靠着，闭上眼睛。但是形象立刻警觉起来，跳将起来，使我合着的双眼里充满了存在，因为存在是一种满盈，人无法脱离它。
奇怪的形象。它们表现了大量的物体，不是真正的物体，而是与之相似的其他物体。有些木头东西像椅子，像木屐，还有些东西像植物，然后还有两张脸，那是在某个星期日下午在韦兹利兹餐馆吃饭的那一对。他们离我不远、胖胖的、热热的、充满肉欲的、荒唐的、耳朵红红的。我看见那女人的肩头和胸部，赤裸的存在。这两个人——突然使我厌恶——这两个人继续存在，在布维尔的某个地方，某个地方——在什么样的气味中?那个温柔的胸部继续与凉爽的织物摩擦，继续缩在花边下，而那个女人继续感到胸脯存在于胸衣内，继续想：“我的乳房，我漂亮的果实”，继续神秘地微笑，关注使她感到舒服的、丰腴的乳房，我叫了起来，眼睛又睁得大大的。
这个巨大的存在，是我梦见的吗?它在那里，压在公园上，滚落在树木中，软软的，厚厚的，把一切都粘住了，像果酱。而我，我和整个公园都在它里面?我害怕，但更感到愤怒，我觉得这很愚蠢，很不合适，我恨这极其讨厌的果酱。可它多得是!多得是!它一直升上天空，四处蔓延，用它衰竭的胶状体充斥一切，我看见它的深渊，深渊，比公园的边界，比房屋，比布维尔还远得多；我不再在布维尔了，我哪里也不在，我在飘浮。我不惊奇，我知道这是世界，突然显现的、赤裸裸的世界，对这个巨大而荒谬的存在，我愤怒得喘不过气来。你甚至无法想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怎么会存在一个世界，而不是虚无。这毫无道理。前前、后后，无处没有世界。而在世界之前却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不曾有过它不存在的时刻。这一点着实令我气恼，因为这个流动的幼体，它没有任何理由存在，但它又不可能不存在。这是无法设想的!我想像虚无，但我已经在这里，在世界上，睁大眼睛，活着。虚无只是我脑中的一个概念，一个存在的、在无限中飘浮的概念。这个虚无并非是在存在之前来的，它也是一种存在，出现在其他许多存在之后。我喊道：“脏货!脏货!”我晃动身体，想抖掉这些黏糊糊的脏货，但是抖不掉，它们是那么多，成吨成吨的，无边无际。我处在这个巨大的烦恼深处透不过气来。但是，突然间，公园变得空空的，仿佛落进了一个大洞，世界像出现时那样骤然消失，或者说我醒过来——总之我再看不见它了。我四周是黄黄的土，从土里向空中伸出枯树枝。
我站起身往外走。来到铁栅门时我回头看看。公园对我微笑。我靠在铁栅门上久久地注视。树木的微笑，丹桂树丛的微笑，它意味着什么。这是存在的真正奥秘。我想起不到三星期前的一个星期日，我曾经在物体上看到会意的神情。这个微笑是针对我的吗?我烦躁地感到没有办法理解。没有任何办法。然而，它在那里，在等待，像是目光。在那里，在栗树树干上……它就是那棵栗树。物体仿佛是中途停下的思想，它忘了自己，忘了原来的想法，无所事事地待在那里，带着它也不明白的、古怪的、小小的含意。这小小的含意使我不快。即使我靠着铁栅门待上一百零七年，我也无法理解它。关于存在，我学到了我所能知道的一切。我走了，回到旅馆，于是写下了这些。
夜
我做了决定。既然我不再写书，就没有理由继续留在布维尔。我将去住在巴黎。星期五我乘五点钟的火车，星期六我将见到安妮。我想我们会在一起过几天。然后我再回来了结一些事，收拾行李。最迟在三月一日，我将在巴黎定居。
星期五
在铁路之家。我的火车再过二十分钟就要开了。唱机。强烈的奇遇感。
㊣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安妮
星期六
安妮来给我开门，她穿着黑色的长裙。当然她不向我伸手，也不向我问好。我的右手一直插在大衣口袋里。为了避免客套话，她用一种赌气的声音很快地说：
“进来，随便坐，可别坐靠窗的那张安乐椅。”
这是她，的确是她。她垂着两臂，闷闷不乐，那神气从前使她像一个青春期的小姑娘，但现在她不像小姑娘了。她胖了，胸部丰满。
她关上门，用沉思的口吻自言自语：
“我不知道是不是坐在床上……”
最后，她在一个铺着垫子的大箱子上坐了下来。她的举止与从前不同，走动时显出一种庄重的、带几分优雅的笨拙，她似乎为自己年纪轻轻就发胖而感到局促。然而，无论如何，这的确是她，是安妮。
她大笑起来。
“你为什么笑?”
她不像往常那样立刻回答，而是显出吹毛求疵的样子：
“你说说为什么?因为你一进门就摆出宽心的笑容，像位刚刚嫁出女儿的父亲。来，别站着，放下大衣坐下来，对，坐那儿，你要是愿意的话。”
一阵沉默，安妮并不想打破它。这间房是光秃秃的。从前，安妮每次旅行都要带一个大大的箱子，里面塞满了围巾、头巾、头纱、日本面具、民俗图片。她一住进旅馆——哪怕只住一夜——头一件事就是打开那只箱子，拿出全部宝贝，按照复杂多变的秩序，将它们或挂在墙上，或罩在灯上，或铺在桌上，或铺在地上，因此，不到半小时，最普通的房间也具有了个性，一种沉重的、感官的、几乎难以忍受的个性……这间冷冷的卧室通向盥洗间的门是半开的，卧室显得有几分阴森。它很像我在布维尔的房间，只是更豪华、更阴森。
安妮还在笑。我完全认出了这种嗓门很高、略带鼻音的笑声。
“你没有变。干吗这副慌乱的样子?”
她在微笑，但是她用一种几乎仇视的、好奇的目光端详我。
“我只是想，这间房不像是你住的。”
“是吗?”她漫不经心地回答。
又是沉默。现在她坐在床上，黑衣裙使她更显苍白。她没有剪发。她一直瞧着我，神态安详，眉毛略略抬起。她没有话对我说?那为什么叫我来呢?这种沉默难以忍受。
我突然可怜巴巴地说：
“我很高兴看见你。”
最后这个字哽在我喉咙里。与其说这句话，我还不如什么都不说。她肯定会生气。我知道最初一刻钟是很难熬的。从前，每次我看见安妮，不管是在分别二十四小时以后还是在清晨一觉醒来，我说的话从来就不是她想听的，从来就与她的裙衣、天气以及前一天的最后交谈不相适应。但是她要什么?我猜不着。
我抬起眼睛，她正带着几分温情看着我。
“这么说你一点也没有变?还是那么傻?”
她脸上流露出满意，但她看上去很疲乏。
“你是一块界石，”她说，“路边的界石。你始终如一地在那里，一辈子都在那里标明此去默伦二十七公里，去蒙塔尔吉四十二公里，所以我很需要你。”
“需要我?我有四年没有见到你了，这段时间你需要我吗?你可真是严守秘密。”
我笑着说，她也许会以为我怨恨她。我感到自己嘴上的微笑很虚假，我感到局促。
“你真傻!当然，我不需要看见你，如果你是这个意思。你知道，你并没有什么特别悦目的地方。我需要的是你的存在，我需要你保持不变。你就像那只白金米尺，它被保存在巴黎或近郊，但是大概谁也不想看见它。”
“你这就错了。”
“总之，这无关紧要，对我无关紧要。怎么说呢，我很高兴这只米尺存在，它的准确长度是地球子午线的四分之一的一千万分之一。每当有人测量住房，或者卖我一米一米的布料时，我都想到那个米尺。”
“是吗?”我冷冷地说。
“可是你知道，我完全可以把你仅仅看做是抽象的道德，看做一种界限。我每次都想起你的面孔，你该感谢我才是。”
又是精深微妙的高论!从前我不得不忍受它，而内心里是简单庸俗的愿望，我想对她说我爱她，想将她抱在怀里。今天我再没有任何愿望了，也许仅仅想默默地看着她，在沉默中体验这件奇事中最重要的一点：安妮在我面前。对她来说，今天是否和别的日子一样呢?她的手并不颤抖。她给我写信的那一天大概有话要对我说——也许仅仅是心血来潮，而现在这个问题早就不存在了。
突然，安妮满怀深情地对我微笑，以至泪水涌上我的眼睛。
㊣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旧事重提感到沮丧
“我想你比想白金米尺要多得多。我没有一天不想你。你的整个模样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她站起来到我身边，手搭在我肩头：
“你在抱怨，可你敢说你没有忘记我的脸?”
“你真鬼，”我说，“你明明知道我记性不好。”
“你承认了，你把我完全忘了。在街上你能认出我吗?”
“那当然。这不成问题。”
“你还记得我的头发是什么颜色?”
“当然，浅黄色。”
她笑了起来：
“你说得倒得意。你现在看到我的头发了，当然就知道啦。”
她用手掠了一下我的头发。
“而你呢，你的头发是棕红色，”她模仿我说，“我永远忘不了头一次见到你的情景。你戴着一顶近淡紫色的软帽，与你的棕红色头发极不相称，很难看。你的帽子呢?我想看看你是不是还那样缺乏审美力。”
“我不戴帽子了。”
她轻轻吹了一声口哨，睁着大眼。
“这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吧?要真是，那我该祝贺你了。当然!是该想到这一点的。你的头发配什么东西也不行，帽子、椅垫、甚至作为背景的墙上的壁毯都和它不配。要不然你就该把帽子紧紧压在耳朵上，比如你在伦敦买的那顶英国毡帽。那时你把头发藏在帽子下，人家甚至不知道你有没有头发。”
她用算老账的坚决口吻又说：
“它对你不合适。”
我不知道她指的是哪顶帽子。
“我说过它对我合适吗?”
“我想你说过，甚至你一个劲地说这个。你认为我看不见你，便偷偷地照镜子。”
安妮旧事重提，我感到沮丧。她甚至不像在回忆，她的声调不像在回忆往事时那样动情、怀旧。她好像在谈论今天，最多昨天。在她身上，旧日的观点、固执、怨恨丝毫未变。而我却相反，对我来说，一切都沉浸在一种诗意的朦胧中。我准备做出一切让步。
她突然用平淡的口吻说：
“你瞧，我胖了，我老了，我得保养。”
不错，她显得疲乏。我正要开口，她又接着说：
“我在伦敦演戏。”
“和坎德勒在一起?”
“不，不和坎德勒。你总是这样。胡思乱想，总以为我和坎德勒一起演戏。坎德勒是乐队指挥!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我在索霍广场一个小剧院演戏，演过《琼斯皇帝》，肖恩•奥卡西和辛格奥卡西(1880—1964)，辛格(1871—1909)，均为爱尔兰剧作家。的剧本，还有《布里塔尼居斯》《布里塔尼居斯》，法国十七世纪古典主义剧作家拉辛的名剧。。”
“《布里塔尼居斯》?”我吃惊地问。
“是的，是《布里塔尼居斯》，我就是因为这事才离开的。是我建议他们上演《布里塔尼居斯》的，他们想让我演朱莉。”
“那又怎么样呢?”
“当然我只演阿格里比娜。”
“那你现在在干什么?”
我不该问这个。生命从她脸上消失，但她立即回答说：
“我不演戏了。我旅行。有人养着我。”她微笑地接着说：“啊!别这么担心地看着我，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一直对你说，我不在乎让人养着。再说这是个老家伙，不碍手碍脚。”
“是英国人?”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她不快地说，“我们别谈这个老好人了。他对你、对我都无足轻重。你喝茶吗?”
她走进盥洗室。我听见她来回走动，挪动锅子，自言自语，她的声音尖利，模糊不清。在她的床头柜上，像往常一样，放着一本米什莱的《法国史》。我现在看清了，在床的上方，挂着一张照片，惟一一张照片，是爱米莉•勃朗特的兄弟为姐姐作的肖像画的复制品。
安妮走回来，突然说：
“现在你该谈谈自己了。”
接着她又消失在盥洗室里。尽管我记性不好，这一点我是记得的：她总是这样直截了当地提问题。我十分局促，因为我感到她既是真心关心我，又想赶紧说完了事。总之，听到这句话，我不再怀疑了，她有求于我。目前只是刚刚开场，先排除可能的障碍，彻底解决次要问题：“现在你该谈谈自己了。”再过一会儿，她将谈她自己。突然间，我什么都不想对她说。何必呢?恶心，恐惧，存在……最好还是把这一切留给我自己。
“来吧，快点。”她在墙那边喊道。
她端着茶壶进来了。
“你现在在干什么?住在巴黎吗?”
“住在布维尔。”
“布维尔?为什么?但愿你没有结婚吧?”
“结婚?”我吓了一跳。
安妮居然想到这个，我很不痛快，并且告诉了她：
“真荒谬，完全是你曾责怪我的那种自然主义的臆想。你知道，从前我想像你是寡妇和两个男孩的母亲，我还给你讲了许多我们将来的事，你觉得很讨厌。”
“而你还十分得意，”她平静地回答说，“你说那些话是装样子。现在你口头上这么气愤，可哪一天你就会偷偷地结婚，你这人不可靠。整整一年，你一直愤愤地说你绝不去看《皇帝的紫罗兰》指电影《皇帝的紫罗兰》，讲的是第二帝国时期，一位卖花女如何成为贵妇；影片因女演员的精湛演技而大获成功，并受到知识分子的赞赏。——原编者注，可是有一天我病了，你便独自去街区的小电影院看了。”
“我现在住在布维尔，”我庄重地说，“因为我在写一本关于德•罗尔邦先生的书。”
安妮专注地看着我：
“德•罗尔邦先生?十八世纪的人?”
“是的。”
“不错，你和我讲过。”她含糊地说，“那么是一本历史书了。”
“对。”
“哈!哈!”
如果她再提一个问题，我会告诉她一切，但她什么也不再问了。看来她以为对我知道得够多了。她很善于听人说话，但是只在她愿意的时候。我瞧着她，她低下眼睛，在考虑跟我说什么，怎样开口。我该询问她吗?她大概也不愿意。她认为合适的时候就会说的。我的心跳得很快。
她突然说：
“我变了。”
这就是开头。但她沉默了。她往白瓷茶杯里倒茶。她在等我开口，我得说点什么，不是随便什么，而是她期待的话。我如坐针毡。她真的变了?她发胖，脸色疲惫，但这肯定不是她想说的。
“我不知道，我不觉得。我又看到你的笑容，你起身把手搭在我肩上的姿势，你自言自语的癖好。你仍然读米什莱的《法国史》，还有其他许多东西……”
她一向关心我的永恒本质，而对我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漠不关心；她有一种古怪的矫揉造作，既像书呆子又很可爱；她一见面就排除礼貌和友谊的机械套式，排除一切促进人与人关系的东西，迫使对话者不断想出新花样。
她耸耸肩，冷冷地说：
“是的，我变了。完完全全变了。我不再是原来的我。我以为你一眼就能看出来，而你却和我谈米什莱的《法国史》”。
㊣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感到自己罪孽深重
她站到我面前：
“咱们瞧瞧这个人是不是真像他说的那么厉害。你找一找，我在什么地方变了?”
我在犹豫。她跺着脚，虽然还在微笑，她确实不高兴了：
“从前，你总为了什么事烦恼，至少你是这么说的，而现在这种烦恼没有了，消失了。你肯定觉察到了。你是不是现在太舒服?”
我不敢说不。我像从前一样颠起屁股坐在椅子上，考虑如何躲开陷阱，如何躲开莫名其妙的怒火。
她又坐下来，自信地摇摇头说：
“是呀，你不明白，是因为你忘了许多事，忘得比我估计的多。瞧，你忘了从前干的坏事吧?你来，你说话，你走，没有一件事是合时宜的。想像一下一切都没有变：你进来，墙上挂着面具和披巾，我坐在床上，我对你说(她的头朝后仰，鼻孔张大，说话像在念台词，仿佛在嘲弄自己)：‘怎么样?还等什么，坐呀!’当然我会小心翼翼地避免说：‘别坐靠窗的那张安乐椅。’”
“那时你给我设下陷阱。”
“不是陷阱……于是，当然啦，你会笔直走过去坐下。”
“那又会怎么样呢?”我问，一面转身好奇地瞧着那张椅子。
那是一张普普通通，看上去和蔼可亲、舒舒服服的椅子。
“太不好了。”安妮简短地说。
我不再坚持，因为安妮周围总有这么多忌讳的物品。
我突然说：
“我想我猜到了一点点，太好了。等等，让我想一想，对，这间房是光秃秃的，你得承认我一进来就发现了。对，从前我一进来总看见墙上有披巾、面具等等。旅馆总是被关在门外，你的房间是另一种样子……你不会来给我开门，我会看见你蹲在房角里或者坐在那块红地毯上，你总随身带着那块地毯，你严厉地看着我，等待着……只要我一说话，动一动，吸一口气，你就会皱起眉头，我就会感到自己罪孽深重，也不知为什么。然后，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我会做一件又一件的蠢事，深深陷入错误之中……”
“这种事发生过多少次?”
“上百次!”
“至少!那你现在更精明，更机灵了吧?”
“不!”
“我喜欢听你这样说。那又怎样呢?”
“那就是，再没有……”
“哈!哈!”她用演戏的腔调喊了起来，“他还不相信!”她又轻轻地接着说：
“是的，你可以相信我：再没有了。”
“再没有完美的时刻了?”
“没有了。”
我目瞪口呆，坚持说：
“终于你不……结束了这些……悲剧，瞬间的悲剧；面具、披巾、家具，还有我，都在悲剧里扮演小小的角色，而你演的是大角色。”
她微笑：
“忘恩负义的人!有时我给他的角色比我自己的角色还重要，但是他却看不到。对，是的，结束了，你很吃惊吗?”
“当然吃惊!我原以为那就是你的一部分，谁要是夺走了它，就好比挖掉你的心。”
“我原先也是这样想的。”她说，似乎毫无惋惜之意，接着又用一种使我不快的讽刺语气说：
“你瞧，没有它，我照样生活。”
她交叉着手，抱着一只膝盖，眼瞧着半空。隐约的微笑使她的脸显得年轻。她像是一个胖胖的小姑娘，既神秘又很满足。
“是的，我很高兴你还是老样子。如果有人把你这块界石搬走，上漆，挪到另一条路上，那我就失去确定方向的固定标志了。你对我是不可或缺的，我在变，而你呢，你应该恒定不变，我用你来衡量我自己的变化。”
㊣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我最恨的也许是你
我仍然有几分恼火，激动地说：
“这话根本不对。正相反，这段时间我完全变了，而且，实际上，我……”
“啊，”她盛气凌人地说，“精神上的变化!可是我连眼白都变了。”
连眼白都变了……她声音里有什么东西使我烦乱不安呢?不管怎样，我纵身一跃!我不再寻找消失了的安妮。令我感动、令我爱的是眼前这个姑娘，这个神情颓丧的胖姑娘。
“我有一种确信……生理上的。我感到没有什么完美的时刻。我走路时连两条腿都感到了这一点。我时时感到它，连睡觉也不例外。我忘不了。什么东西也比不上启示，我说不清从哪一天哪一刻起，我的生活就完全变了。即使在此刻，那个突然的启示也仿佛发生在昨天，我仍然眼花缭乱，局促不安，还很不适应。”
她说这番话时声音平和，稍带几分自豪，因为她有这么大的改变。她在箱子上摇晃，显出优美的风韵。自我进来以后，此刻的她与从前的安妮，马赛的安妮最为相似。她再次攫住我，再次将我投入她那奇怪的世界之中，虽然有那些可笑的、装模作样的、难以捉摸的事。我甚至又恢复了一见她就激动的热情和嘴里那股苦味。
安妮松开了手指，放开了膝盖。她不说话，这是约定的沉默，就像在歌剧院：当乐队演奏最初的七小节时，舞台上是空的。她喝茶，然后放下茶杯，直挺挺地待着，两只手按着箱子边沿。
突然，她脸上出现了墨杜萨墨杜萨，希腊神话中的女怪，据说原系美女，因触犯雅典娜，头发变成毒蛇，目光使人变为石头。那漂亮的面庞，那是我从前最喜爱的，它扭曲着，充满了仇恨和邪恶。她不是换了一种表情，而是换了一张脸，就像古代的演员换了面具一样，一下子便换了，而每个面具都是用来营造气氛，给后面定调的。在她说话时，这个面具出现并待在那里丝毫不变，然后它落下，脱离了她。
她盯着我，仿佛视而不见。她要说话了。我等着一番与庄严的面具相配的、悲剧性的演说——挽歌。
她只说了一句话：
“我幸存下来了。”
这语气与面孔极不相称。它不是悲剧性的，而是……可怕的，它表达了一种没有眼泪、没有怜悯的、冷冷的绝望。是的，在她身上有什么东西已经无可挽回地干枯了。
面具落下，她微笑了：
“我一点也不忧愁，我常常为此吃惊，但是我错了，为什么要忧愁呢?从前我有热烈的激情，我热烈地恨过我母亲，而且，”她挑战式地说，“我也热烈爱过你。”
她等待回答。我一言不发。
“当然，这一切都结束了。”
“你怎么知道呢?”
“我知道。我知道再也遇不到能激起我热情的人或事了。你知道，去爱人可不是小事，需要毅力、慷慨、盲目性……在开始甚至还得跳过一道深渊。要是深思熟虑，就不会这样做了。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再跳了。”
“为什么?”
她向我掷来一瞥讽刺的目光，不作回答，又说：
“现在我的热情都已死去。我努力回忆从前的狂怒，那时我十二岁，有一天母亲抽打我，我居然从四楼跳了下去。”
她又谈到一个似乎无关的话题，神情冷漠：
“我不能久久地盯住物体，我看一看，知道它们是什么，就赶快挪开视线。”
“为什么?”
“它们使我恶心。”
这岂不是……总之这里肯定有相似之处。在伦敦就有过一次，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同一件事有同样的想法。我很想……然而安妮的思想常常是曲曲弯弯的，你永远也没有把握完全理解她。我必须弄个清楚：
“听我说，我想告诉你，你知道，我始终不清楚什么是完美的时刻，你从来没有解释过。”
“对，我知道，你从来不努力，待在我身边像根木桩。”
“唉!我知道为此付出了什么代价。”
“你的一切都咎由自取。你太不该了，不该用那种稳重的神气惹我不高兴，你仿佛在说：‘我，我可是正常人’，你处处要显示健康，全身上下都浸透着精神健康。”
“可我不止一百次地请你解释什么是……”
“对，可你那语气!”她生气地说，“其实你是在屈尊下问。你和和气气，漫不经心，就像我小时问我玩什么游戏的老太太一样。其实，”她带着遐想的神气说，“我在想我最恨的也许是你。”
她努力克制自己，镇静下来，微笑着，两腮仍然红红的。她很美。
“我很愿意向你解释。现在我老了，可以平心静气地向你这位老太太讲述我童年的游戏了。来吧，你说，你想知道什么?”
“想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我和你谈过特殊情景吧?”
“好像没有。”
“谈过，”她蛮有把握地说，“那是在艾克斯艾克斯，法国普罗旺斯一地名，以其温泉疗养地著名。，在一个广场上，我记不清叫什么广场了。阳光很强烈，我们坐在一家咖啡馆的花园里，坐在橘黄色的遮阳伞下。你不记得了?我们喝着柠檬汁，我发现糖里有几只死苍蝇。”
“对，也许……”
“我就是在那个咖啡馆里和你谈到这些的。我谈到米什莱大开本的《法国史》，就是我小时的那个版本。它比现在的版本大得多，纸页发白，像蘑菇的内侧，也有一股蘑菇味。我父亲死后，约瑟夫叔叔找到这本书，把所有的卷册都拿走了。就在这一天，我叫他老猪，于是母亲抽打我，我便跳楼。”
“对，对……你肯定跟我谈起过《法国史》……你不是在阁楼上读的吗?你瞧，我还记得，你瞧，你刚才怪我把什么都忘了，真不公平。”
“闭嘴。你没记错，我常把那些大书抱上阁楼。书里的插图很少，每册大概只三四张，但是每张图都占整整一大页，反面什么东西也不印，而在其他书页上，文字排成双栏，好挤出篇幅来，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十分喜爱这些插图，熟记在心。我重读这些书时，早早就盼着五十页以后的插图了，重见它们真是奇妙。它们还十分精细，表现的场景与前后几页毫无关系，得到三十页以后去找解释。”
“求求你，讲讲完美时刻吧。”
“我在讲特殊情景。插图上表现的就是这个。我称它为特殊情景，因为我想它一定十分重要，所以才成为那么稀少的插图的主题。它们是经过挑选的，明白吗?但是，有许多插图比这些更有造型价值，还有一些更有历史价值。例如，整个十六世纪只有三幅插图，一幅是亨利二世的死亡，一幅是德•吉斯公爵被谋害，还有一幅是亨利四世进入巴黎，于是我想这些事件具有特殊性。插图也证实了我的想法，它们画得很粗糙，四肢和躯干连得不太好，但是它们充满了崇高。德•吉斯公爵被害时，旁观者都转过头去，向前伸手，手心朝外，以表示惊恐和愤怒。这很美，可以说是古典戏剧中的合唱，那些有趣的或者轶事性的细节也没有被忽略。我们看见纸张飘落在地，几只小狗在逃跑，几个小丑坐在王位宝座的台阶上。所有这些细节处理得既崇高又笨拙，与画面的其他部分十分和谐。我从未见过如此精妙和谐的画。对，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特殊情景?”
“至少是我所认为的特殊情景吧。这种情景具有一种罕见的、珍贵的品质，可以说别有风格。比如，我八岁时以为当国王便是特殊情景。或者死亡。你在笑，可是许多人的弥留时刻被画了下来，许多人在弥留之际留下崇高的话语，因此我完全相信……总之，我想人在垂死时是超越自身的。再说，只要在死人房间里待一待就明白了，因为死亡是一种特殊情景，有什么东西从它那里散发出来，传至在场的每一个人。这是一种崇高。我父亲死时，人们叫我去看他最后一眼。我上楼梯时，心中难过，但也似乎沉醉于某种宗教性的欢乐中；我终于进入一种特殊情景了。我靠在墙上，试图做应该做的动作，但是我婶婶和母亲跪在床边哭泣，将一切都破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