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其他人来说，这可能是件小事，但它却是我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而且我恨它：我可以整整一个月不沾烟酒，然后又开始重新抽上一口或喝上一杯。我是个瘾君子，在和我的毒瘾较量，而且这种情况永远不会改变。我天生就会上瘾，而且对任何东西上瘾。日子好的时候，上瘾的是台球；日子不好的时候，上瘾的是毒品，我最大的问题是$$。人们总是说你不会成为瘾君子，说$$不是毒品，而我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那是1998年，我又开始抽烟喝酒，正在走向灾难。我已身心疲惫。我知道自己需要帮助。我是位成功的斯诺克台球手，世界排名又回到了第三，但我有一种罪恶感。我那对任何事情都上瘾的天性在驱使我去达到完美，而由于我从来没有能做到完美，我便时刻有一种失败感。我的生活模式在过去六七年中一直是这样：为完美而努力，为无法做到完美而感到绝望。奇怪的是这种痛苦又让我感到舒服。也就是说，每当我感到痛苦时，我又非常高兴。我已经习惯这种模式，而且我总是找借口不让人进入我的内心世界，不让人说我，也不让人骂我。当我觉得的自己没有权力感到抑郁时，那才是真正最痛苦的时候。最典型的例子是1998年我在约翰?希金斯的家乡苏格兰举行的“恩巴希”大师赛中战胜他。最不可思议的是我甚至想在决赛中乱打一气，因为我知道每次“恩巴希”赛之后总会有一个盛大的宴会，主办方邀请的客人们会拿着节目单过来，请参加决赛的选手签名。我想，如果我输了，我就能赢得人们的同情，然后我就可以说“我累了”，而且我会不可思议地为此感到高兴。我脑子里当时想的就是这些。我在折磨我自己，在问自己：你为什么想扔掉三万英镑，然后找借口让自己痛苦？这说不通。
决赛的大部分时间我打得都不错，但打到6:6时，我突然来了精神，进入了最佳状态，而约翰则完全傻了。四周都是他的家乡父老，而他们在期待着他获胜，因为他三个月前刚刚获得世界锦标赛的冠军。我估计他当时可能承受不了这种压力。这就像我在温布利那场比赛一样：你非常想在自己家门口获胜，结果心理压力变得很大。
我其实根本没有任何理由感到失望或痛苦，可我却仍然感到失望和痛苦，而且我还得在人前装出一副幸福高兴的样子。我一直认为自己必须实现人们对我的期望或希望。决赛结束后，出席“恩巴希”大师赛宴会的那些人都在说，“罗尼，你刚刚获得冠军，现在一定欣喜若狂吧？”可我内心却感到很痛苦。我真正想做的是对他们说，“谢谢大家，我现在要回房间去了。”可我觉得自己不能那么做，因为我知道自己应该欢庆，应该和大家一起热闹。我在想，我还得说几句话，说说这场比赛多么出色，主办方有多么了不起，伊安?道尔是个多么了不起的经纪人，他对我来说是多么坚强的后盾，感谢苏格兰人，我很高兴能在他们面前打球，而且我急不可待地等着明年再次回到这里。但我真正急不可待地想做的是赶紧离开那里，赶紧回到我的房间，对道尔发一通脾气。他能够处理好我，他知道我的真实情况。他知道我只是在人前装样子，因为他整整一星期都和我住在一起，知道获得冠军并不能让我好受一些。
我站起身来致辞。约翰?希金斯刚刚说完，而且他非常自信地称大家为“女士们、先生们、尊敬的客人们”，因此我便想，该死，我该说什么？他说这是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并且为我赢得冠军而高兴，然后他说了几个笑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他刚刚输了球，可他很开心；我刚刚赢了球，心里却异常痛苦。我站起身来说，“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当时有三百个人坐在那里，都是赞助商“恩巴希”烟草公司请来的贵客，而我都不敢直视他们。我记得我当时说，“非常感谢大家”，但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否说了那句话，然后我简单地补充道，“呃，就这些。”我听到大家哄堂大笑，我可以肯定他们是在笑话我。现在回过头来想，他们可能根本不是在笑话我，可我当时就是这么疑神疑鬼。
第二天早晨，戴尔在楼下吃早饭，可我却不愿意下楼，因为我感到糟糕透了。我让戴尔给我带早饭上来，并告诉他我们马上就走。我刚刚在赛季的第一项赛事中赢了六万五千英镑，刚刚休息了整整三个月，任何一个赛季都没有这么好的开门红，可我仍然觉得痛苦难熬。吃完早饭后，戴尔说他刚刚和《卫报》台球专栏的记者克莱夫?埃弗顿聊了会儿天。“他听到了你的致辞，”戴尔说，“听到了你说的那番话。他对我说‘我和罗尼完全一样，也无法面对那么多人，我什么都无法面对。我常常会在打台球时突然控制不住自己，莫名奇妙地哭起来。他很压抑，需要好好治疗一下。’”这番话听上去很耳熟，我在打球时有过同样的感觉，而且我也同样会突然控制不住自己。在这种时候，人们便会认为我有点精神不正常。我会打出非常冒险的球，因为我会想：去他的。我想尽快逃离这里。
有时候，这种情况反而会给我带来好处。当我开始乱打一通时，如果球又恰好对我很顺手，对手就会想：这是场非常重要的比赛，他不应该打出这样的球，他准是打疯了。结果，对手便会打出空球，因为他认为我没有任何惧怕心理。但我在球台上感到不害怕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我已经害怕到了不知道害怕的地步。我常常在十一局比赛中与对手打成5:5，然后会感到很高兴，因为我知道自己可以收拾行李回家，不必再待在比赛现场。钱并不重要。我知道即使我在每项赛事中第一轮就遭淘汰，我也仍然有足够的收入来支付所有的账单。我在想，最糟糕的是我的世界排名可能会下滑，但我仍然能挣到足够的钱来维持生活。
我回到家后给迈克?布里尔利达了个电话。（克莱夫?埃弗顿那天早晨和戴尔聊天时，建议让我联系一下迈克。迈克以前是板球运动员，离开球场后当上了心理医生，主要从事体育心理治疗。）他说他太忙，把我推荐给了我们家附近一所私立医院的马尔戈大夫。我前后去找过马尔戈大夫一个月左右，把自己的心里话全都向他倾诉了出来。他只是静静地听着，很少说话。他脸上的表情很平和，属于那种你可以信任的人，于是我就说啊说。那花了我一大笔钱，但我希望仍物有所值。我每次从他那里出来都感觉特别好，就像卸掉了压在我肩上的重负一样。然后，我就会上床睡觉，第二天醒来后发现焦虑又席卷而来，我又开始感到惊恐不安，感到自己孤立无援。我到了什么都不想做的地步。
我终于去找了另一位心理医生，也去找过迈克本人。迈克提出了一个建议，但我只是接受不了。我告诉他，我对自己的击球动作感到很别扭，每次在球台旁都感到不舒服。
“你父亲是左撇子吗？”他问。
“不是，”我说。
“那么他很可能是用右手捅死了那个人，”布里尔利说。
“很可能是吧。”
“也许那天晚上在酒吧发生的事影响到了你的右臂。有许多人多年前参加过战争，被明令开枪打死那些他们不想杀死的人，结果多年后他们的手臂瘫痪了。”
我接受不了这种说法，因此打那之后我无法再把他的话当真。这并不是说他不行——我知道他很有名气，而且治好了许多人——但他刚一提出那种看法，我就对他失去了信心。在那之后，我仍然找他看了一年，因为我的自尊心太差，没有勇气告诉他，说我去找他没有任何意义，说我认为找他没有什么进展。我甚至付给他高出标准的费用。我记得他当时的收费是每次八十英镑，而我给他九十英镑，因为我希望他喜欢我，希望他认为我这个人不错。
“你不必多给我钱，”他说。
“没什么，我这样做感觉好一些。”我说。
这又是我的自尊在作怪。我当时愚蠢地以为，证明我是个正派人的唯一办法就是多付他钱。要是我送东西给别人，他们就不会认为我是那种我自己认定的混蛋。
迈克?布里尔利还可以。总的来说，每次从他那里出来，我都会感觉好一些，但我开车去伊斯灵顿找他时，我又会常常想：我只要过一两个小时或者一两天就能感觉良好，所以开车去这么远，而且还是在交通高峰期，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就像与马尔戈大夫打交道一样，我并不觉得自己能从中得到长远的益处，而且我非常反感要去那里。我最终只好承认心理治疗对我不管用。
在赢得苏格兰大师赛不到一个月后，我去爱尔兰参加一些表演赛。我让戴尔和我一起去。我不在乎自己时候会在戴尔面前感到痛苦——他能帮我减轻痛苦。如果大家看过电影《绿色英里》的话，那么戴尔就是影片中那位能将别人所有痛苦吸走的黑人。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确切地说，是他陪伴我经历了那么多。我知道，如果没有他，我今天可能不会还活跃在台球桌旁。戴尔唯一沉溺的是生活，他给人带来欢乐。无论什么事情，他总能看到好笑的一面。我和他在一起总是乐不可支。他就像一剂药。
在爱尔兰的第一天晚上，“砰”，棒极了，我打出了单杆一百四十七分，博得了满堂喝彩，大家都疯狂了起来。我在九局球中又打出了三个单杆过百。我每次打表演赛时总能打出一百多分和最高分，因为在表演赛中我既不能表现我的战术球技术，也不能表演我的绝技。如果我再不打出单杆过百，那些下赌注的人就会想：我看罗尼?奥沙利文比赛时，他连五十分都打不出来，而且一句话也不说。妙极了！正是这种压力在迫使我尽情展示自己，否则观众该看什么呢？对于“龙虾”丹尼斯?泰勒，你可能一整夜都无法看到他一杆打出五十分，但你能看到他打出一些非常漂亮的花式球，博得大家的笑声。所以，那天晚上我的球感非常好，我自己感觉也非常好，可以说是非常幸福。
第二天晚上，我们去了莉莉?波尔德洛斯夜总会，在那里喝酒，抽$$，后面还跟了几个爱尔兰朋友，他们个个喜笑颜开。戴尔凌晨三点左右离开，而我仍然意犹未尽。我们又从那里去了里森街，并在那里一直待到早晨七点钟。我毫无睡意，异常兴奋，也不想回旅馆，于是我的那些朋友说我们可以去一家开门比较早的酒吧。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于是他们解释说有些酒吧早晨七点钟开门。“太好了，”我说，“可以用吉尼斯啤酒来当早饭。”我们一大老早行走在市中心，而周围都是匆忙赶着去上班的人。我穿着一件大衣，里面什么也没有船，因为我朋友吐了自己一身，我只好把我的衬衣给他。我们看上去一定像四个刚从疯人院里逃出来的疯子。我想，人们会怎样看我们？不过我当时已经醉了，根本不在乎。我们坐在酒吧里和吉尼斯啤酒，一直喝到中午。当天下午我还有一场表演赛，当然等我赶到球场时，我一个球也打不进。
我们就这样整整过了五天五夜。最后一个晚上，我双手抱着头坐在那里。戴尔问我怎么啦。我知道他还没有意识到我多么难受。我感到自己像是死了一样。我无法动弹。我说我无法坚持下去，还说我们应该把下赌注的那些人的钱还给他们。我们去了表演赛的现场，打完了比赛，然后我第二天就飞回了家。回到家后，我一头倒在沙发上，无法动弹，过去一周中所做的一切让我精疲力竭。现在离英国锦标赛开赛还有九天，所以我还有九天的时间来恢复自己。让我疲惫不堪的不仅仅是酒，我心情沮丧，而且体力不支。
我几乎没有任何动力去进行体能锻炼，因为我内心深处知道这一切都将毫无意义。我没有任何求胜欲望，甚至都不想练球。我在感情上没有准备好参加任何比赛，甚至做任何事。而且我知道，每个人都会觉得我在让他们失望。我毕竟是卫冕冠军。我向自己承诺，这将是最后一次我让自己进入这样的状态。但是，就在我跨越这道栏杆之前，我还得面对更糟糕的事。我要不要告诉父亲我已经把一切都搞砸了？我是否应该等到比赛前一天再告诉他？摆在我面前的是台球界最重要的赛事之一，而我心理上已经完全垮了。我想，身陷囹圄的他最不愿意听到的就是我无节制地饮酒作乐。可如果我因为这一点退出比赛，那一定会让他伤心透了。他绝对不会同情我。我知道他会说得我一无是处，说我虚度光阴，说我给家庭带来了耻辱。我知道他会这样骂我，所以我只能祈求上帝不要让他把我骂的狗血喷头。
现在回想起来，我真希望我当时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退出比赛，不向他做任何解释，因为他对此事的反应比我担心的还要可怕。我最后脱口说道：“爸爸，我上星期在爱尔兰搞得筋疲力尽，根本无法参加英国锦标赛。我精神上全垮了，我精疲力竭，甚至都无法捡起球杆。爸爸，我说的是真心话。”我越来越绝望，但我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情况会糟糕到那样的地步。
“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说，“我不敢相信你会这样做，我认为你还没有蠢到这个地步。”
“我知道，爸爸，”我说，“我错了。我现在一团糟，但我绝不会再犯了。我像上帝保证，绝对不会再犯了。”我说我一定改过，但我心里明白那只是说说而已。
从那天起，他每天都打来电话，问我感觉怎么样。
“哦，还可以吧。我每天练一会儿球，然后休息，”我说。
但是，他每天和我通电话时，似乎总有新的什么事情让他对我生气。他认为导致我目前这种局面的不仅仅是我在爱尔兰的那个星期，而是我在过去六个月中所做的一切。他有一天终于再也忍不住了，“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他说。“我和你母亲不想再和你有任何关系。你和我们一起做生意，我们在尽心尽力，而你却没有尽一份力。我们再也受不了了。你母亲要你搬出去，我们不想再和你有任何关系。我也不想你再来看我。我这是最后一次和你说话。”他就这样说呀说，越来越气急败坏。
尽管他这样苦口婆心地说我，我还是告诉他我肯定不会参加英国晋标赛。
“好吧，”他说，“收拾好你的东西，自己一个人去过吧。我祝你这辈子一切顺利，福星高照，但你不再是我们的合伙人了。”
我所挣到的一切，我父母所挣到的一切，我们一直共享。我们一起出钱买房子，而当我挥霍过度时，母亲用她自己的钱帮我度过了难关。大家挣到的钱大家一起花，父亲进去之后，家里买房子或者其他开销几乎全是我出的钱。
“你有那么多的抵押贷款在身上，却无法参加一项该死的锦标赛。”他在电话那头对我嚷道。
我知道其他犯人和狱警都能听到，而且那些狱警们可能还会沾沾自喜，心中想：他挺不住了，终于挺不住了。也许唯一能让父亲挺不住的就是这样的事——家庭的破裂。
我已心力交瘁。我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可以解决这一切，所以只能面对现实，不再去见他。我也很生气，生他的气，生母亲的气。我一直都在竭尽全力。不错，我是干了傻事，可我当时情绪低落，我的自尊降到了最低点，我对此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自己疲惫不堪。我从来没有和他们说过我为什么会这样做，也没有告诉过他们我对自己的感觉。他们只是认为我像许多年轻人一样饮酒作乐，偶尔抽一点$$，并且认为我只要能控制住自己，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但我的情况非常糟糕，$$几乎成了我的灵丹妙药，正变得比台球还要重要。我渴望体验那种瞬间就能产生的化学般的亢奋，以致我根本不去考虑后果。我知道这样做对自己越来越不利，但我这样做绝对不是因为我想让父母生气。他们总是说这世界上比我差的人多的是，他们当然言之有理。但是，尽管我知道自己想要买什么都能买得起，这却并没有能让我感觉好一点。他们无法明白这一点。人们很难理解抑郁症患者的感觉会有多么糟糕，也不理解抑郁症患者为什么会有那么糟糕的感觉，除非他们自己亲身体验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最没有用的帮助就是试图用逻辑的观点来分析抑郁症患者的状态，因为抑郁症与逻辑没有任何联系。
母亲自然无法理解。她对我说，“你看看我所经过的一切，可我处理得很好。”
我说，“是啊，你做得非常出色，我为你感到骄傲，但那是你，而父亲进去并不是我唯一的问题。我每天早晨起来时都感到自己的状态糟糕透了，每次去参加比赛时都无法面对大家。这非常不正常，该死的台球。我只是想每天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这样才能消除我的痛苦。”
我父母现在回忆往事时，能够理解一点：我需要经历所有那一切才能自己找到答案。如果我当时听了他们的话，我可能会在比赛过程中一败涂地。他们当然不希望看到我变成那样，但他们以为那就是让我感到痛苦的事。在这起事件之前，父亲总是说，“听着，如果是台球让你感到抑郁，那么你就接管家里的生意。我和你母亲一直经营得很好，我们认为现在可以交给你了。”我很高兴自己没有走那条路。世间的一切之所以会发生总会有自己的原因，如果我那么做的话，也许我就会放弃一切，结果同样感到非常糟糕。
我从家里搬了出去。幸运的是，我刚在离家不远处买了一栋小别墅。在与父亲吵架之前，我已经感到很孤独，但是我现在感到的是一种新的绝望。母亲不要我了，父亲也不要我了。我唯一的亲人只剩下了戴尔，于是我给他打了电话，告诉他我和家里闹翻了，已经从家里搬了出来，而且我精疲力竭。他倒是没有骂我一顿，不过他确实想知道我如何看待我和他的关系。
“戴尔，就你和我，”我说，“我们一起奋斗。”可我感到孤独至极。
戴尔给伊安?道尔通了电话，因为伊安当时是我的经纪人。他告诉伊安，说我将不参加英国锦标赛，而且伊安得告诉大赛组委会，卫冕冠军已经退出了赛事。报界那一天忙坏了，大肆报道说我已江郎才尽，说我心情沮丧，而那些专门报道台球的记者则在分析我的心态。我有一天打开了《每日邮报》，看到上面登了满满两大版，作者是我所认识的一位记者。他说我本质上是个好人。这位记者叫特克斯?亨尼西，我十五岁时，他曾和他妻子一起在布莱克本请我吃过饭。他在文章中写道，我在那个时候充满了自信，可以战胜任何对手，可是七年后的现在，我却内心非常苦恼。他说他这么多年来看着我发生了变化，从顶峰进入了低谷。我边看边想：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他在文章的最后说，这一切都与我的父亲有关，但我在与我的噩运抗争，试图闯过这一关。他在文章中所写的一切像是给了我当头一棒。我在看着别的台球手享受生活，看着他们在赛场上兴高采烈。我仍然还记得那种感觉，我非常嫉妒他们。我想，你们这些该死的幸运儿。我对你们大多数人来说是个异类分子，我现在异常痛苦。
还有一件事压在我的心头：每个人都在说我浪费天才，说我应该赢得更多的冠军。我边看着所有这些文章，边在心里反问自己：为什么我要用台球来折磨自己？为什么我还在打台球？为什么我这么痛苦？为什么我会碰到这些问题？为什么我就不能让父亲坐在这里欣赏我的球技？我心中想，如果他能出来，我一定不会是这种状况。我有时候觉得自己的抑郁与他没有关系，但有时候又非常清楚，这一切的根源就是因为他进了监狱。
我知道，当父母亲把我从家里赶出来时，我只有两条路可以走。我可以出去花天酒地，毁掉自己，或者证明父亲的话大错特错。我迫切地想赢得下一项赛事的冠军，让他给我打电话，哪怕是透过母亲把话传给我，“告诉他，干得漂亮。”我知道他会的，因为不管他说了什么，他是爱我的。
几星期后，母亲给我打来了电话，问出了什么事，我为什么不和她联系，为什么不住在家里？她说话的口气像平常一样，仿佛她已经忘记了所发生的一切。
“爸爸疯了，”我说，“我再也不想和他说话。就我而言，我已经不是家里的人了。”这毕竟是父亲对我说的原话。“这没什么，我可以接受。你就让我自己生活吧。”
“我可不愿意，”母亲说，“我要你回家来。”她哭了起来。
我又开始新一轮的恢复训练——每天出去跑步，每天练六小时球。我没有赢得下一项赛事的冠军，而是在第一轮就输了。不过母亲让我回家倒是非常重要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