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米?怀特
我所认识的第一位把我镇住的球手就是吉米?怀特。那是在伯明翰举行的一场十六岁以下球手的比赛。所有顶尖职业选手，所有顶尖级的青少年选手，所有顶尖级的女选手都在那里。那相当于台球界的温布尔顿。
我当时正在练习，吉米走了进来。他穿了一条牛仔裤，上身是一件旧T恤衫，脚上是一双旧牛仔靴，肩上背着皮制的球杆袋，里面大约装了五根不同的球杆。他看上去很粗野，但那其实只是他为自己刻意设计的形象。他走过来说，“你好，我叫吉米?怀特。罗尼，我常常听人提到你。”
我当时只有十四岁，所以一下子呆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好。虽然我最喜欢的球手是斯蒂夫?戴维斯，但吉米是我的偶像。他是第一位以普通人身份走过来和我说话的伟大球手。他想认识我，想和我交朋友。我问他是否想到我的球台上练球，他说，“好的，可以。”我站在那里看着他练球，他一连五局没有打出一个空杆。那简直不可思议。他当时几乎赢得了所有赛事的冠军——除了世界锦标赛。
我们第二次见面是我在十六岁参加在布莱克本举行的欧洲公开赛上。我在五十局中只输了一局，而那也是吉米在那个赛季的第一场比赛。我以5:1赢了他，整个比赛只持续了大约五十分钟。我虽然非常自信，但仍然没有想到自己能赢他。我当时没有想到，对他来说，来到一个像储藏室那么大小的地方进行比赛实在是太难为他。我当时还不习惯大的比赛场地，所以这地方对于我来说就像是我的克鲁斯堡剧院，但对于他来说，那一定是：“我必须战胜这个十六岁的小孩。他信心十足地赢了所有的比赛，人人都在谈论他。”他当时一定在面临着这样的压力。比赛结束后，我异常兴奋。吉米只对我说了一句：“打得不错。”
不久之后，我转为了职业球手。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罗尼?奥沙利文给台球界带来了一缕新鲜空气，而且球技高超。”从我进入职业圈那一刻起，我们就相处得不错。
可我仍然对他充满了敬畏。每当我和他或者其他顶尖球手在一起时，我仍然感到不自在。他们都互相打招呼，而如果有人和我打招呼，我会欣喜若狂。
1992年，我在普雷斯顿参加英国锦标赛。我必须战胜克里夫?威尔逊才能上电视直播，才能进入前十六名，与斯蒂芬?亨德利较量。我坐在比赛场馆——金色大厅——对面的“驿站”旅馆吃早饭，旁边的桌子上坐着一个人，大家都叫他“狗仔”哈里。这个“狗仔”哈里是个赌棍，一个身材高大、虎背熊腰、浑身是肉的赌棍，但他也非常投入。我听到他在说，“好的，我押五万英镑，押在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和罗尼?奥沙利文身上。”这是一种押赌——即你把赌资押在你认为一定会赢的十个名字上。他认定这对他来说就像是自己存在银行里的钱一样唾手可得——转眼就能将五万英镑变成十五万英镑。我在想，混蛋，他刚刚在我身上押了五万英镑吗？这有点沉重。我当时还不认识“狗仔”哈里，但我后来得知他就是干这一行的：去看每一项赛事，在球手们身上下赌注。
上半场比赛结束时，我和克里夫?威尔逊打成了4:4。我先是以4:1领先，而且打出了那次比赛最高的一杆分——一百四十五分。我确实打得很好，但他也开始打什么中什么。第二天晚上，我们要重新回到赛场决出胜负。我们都聚集在练习球台旁，等待着叫我们上场比赛。吉米?怀特也站在那里。他看着我说，“你能不能干掉这个秃脑袋、眼睛半瞎的胖疯子？”
我说，“什么？”
我突然全明白了。我前一天在练习球台旁看到过吉米，他让人替他下四千英镑的赌注。 我意识到他那赌注押在了我的身上。我一下子呆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
吉米在球馆的另一张球台上对大卫?罗埃。你在球馆可以走过去看其他比赛，所以他每打完一局就会走到我的球台旁，看看我是否能让他如愿以偿。我们的比分交替上升：5:4,5:5,6:5,6:6,7:6,7:7。就在这种比分交替上升的过程中，吉米还在打他自己的比赛。我意识到所有下了赌注的人都把宝押在了我的这场比赛上。
我最终以8:9输了。 我气急败坏。吉米最终以9:8战胜了大卫?罗埃，然后又在决赛中赢了约翰?帕洛特。所以，最终的结果对他来说并不太坏，但他却使我在比赛过程中感到非常不舒服，尤其是在我走出比赛场馆时。他给了我太多的压力。如果我在某个球手身上下了赌注，我是不会告诉他的。多谢了，吉米！
比赛结束后，大家都笑了起来。像威利?索恩这样的球手会觉得很好笑，但我却感到很恐怖。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吉米那让我感到多么糟糕。但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看法——他仍然是个英雄，我仍然想做他的朋友，因为我喜欢他。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十四岁那年他走到我面前和我说话的情形。
人们常常问为什么吉米从来没有获得过世界锦标赛的冠军。他六次打进了决赛，但六次都没有能获得冠军。我认为一部分原因是他从来不把赛季的其他赛事当回事，而等他来到谢菲尔德时，他没有能参加足够的赛事获得足够的比赛冠军。
当我开始在谢菲尔德参加比赛时，我会看到吉米在当地的俱乐部里打球，九局五胜或十一局六胜，奖金是五百或一千英镑。我起初想，这对他倒挺合适。但我随即便意识到，他只是在为谢菲尔德的比赛尽可能多地进行一些比赛练习，仿佛其他一些赛事都不重要。谢菲尔德的比赛开始前一个月，他就会开始练球。这时，你就会觉得他像换了一个人。如果他从赛季一开始就有这种态度、这种自我约束，我相信他早就获得了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而且可能还不止一次。
他太看重获得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这几乎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对这项冠军梦寐以求，结果他的精神垮了。有几次，他在决赛中恐慌不安。他有一次以14:8领先于斯蒂芬?亨德利。我知道亨德利打得不错，但是领先这么多，吉米是绝对不会输的。我不管吉米打得多么糟糕，但他再赢四局的能力是完全有的。
他的技术远远高于我所认识的其他台球手。从战术的角度来说，斯蒂芬?亨德利、斯蒂夫?戴维斯和约翰?希金斯更胜一筹。他们对台球战术了如指掌，而吉米更多的是靠自己的技术。在所有的对手中，我觉得最难对付的就是吉米，因为如果他的状态好，你打出的任何一个安全球对他都不起作用。他不完全是进攻型选手，他也能打防守球，也能一杆连续得分，也能赢得冠军。我认为作为一个球手，他的纪律性稍微欠缺那么一点。遗憾的是，他从来没有遇到像戴尔这种能成为我教练和朋友的人。
所有顶尖球手都有一些跟班。你的名气越大，你的跟班也就越多。吉米的跟班比我所认识的任何人都多，其中许多人都不错。但我记得去谢菲尔德观看他和约翰?帕洛特在世界锦标赛的决赛时，看到吉米的球员休息室里做了五六个人，人人喝着啤酒说，“吉米这次是囊中取物，我们要好好庆贺一番。”不到一个小时，吉米就以0:7落后。他的身边需要有个人，能让他重新集中精力。世界锦标赛结束后，你有的时间来开派对，你有三四个月的时间来做你想做的事。
最后的决赛是台球界紧张激烈的一个周末，你甚至都不想和家人或朋友去那里。 我的家人和朋友只是在比赛的最后一天才去那里，而且我告诉他们我实在不希望他们去。我为吉米没有能够获得世界锦标赛的冠军感到难过，因为他是我朋友，而且我知道那对他、对他父亲汤米多么重要。
在我获得世界锦标赛冠军之前，我常常问自己，“获得这个冠军真的就那么重要吗？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重要。你的健康更重要。当你有那么多烦心的事时，你还要为世界冠军去操心。”我只是用这些话来自欺欺人，但这一点也不管用。在获得世界锦标赛冠军那一刻，我彻底明白了它的意义。当一位台球手结束自己的运动生涯时，人们在评价他的成绩时所问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他获得过世界冠军吗？”
我自己在与约翰?希金斯的决赛中便遇到了和吉米一样的局面。我以14:7领先，但仍然差一点与冠军失之交臂。那是完全不同的压力，但我终于熬了过来。我希望在获得冠军之后，下一次再打进决赛时，我能把这些压力处理得更好。
这对吉米来说是件遗憾的事，因为我认为他现在已经不可能再获得世界冠军了。岁月流逝，你的年龄越大，就越难持久地集中精力。此外，优秀球手也越来越多。如果只有两三位真正一流的选手，就像当初“金块”称霸时那样，那么他当然可以做到。但是，我认为现在再也不会出现一个丹尼斯?泰勒来赢得世界冠军了，因为那是斯蒂夫?戴维斯如日中天的时代，如果你战胜了他，你理所当然能获得冠军。但是今天，如果你赢了斯蒂芬?亨德利，你还得面对马克?威廉姆斯、彼得?艾伯顿和约翰?希金斯。可话虽然这么说，我仍然希望吉米能够证明我说错了。
吉米是台球天才，但他许多时候就是只差那么一点。我认为他只能怪自己。如果你比你的对手强，你当然应该获胜。看看“老虎”伍兹——他的水平远在别人之上，他之所以能赢得那么多大满贯冠军，就是因为他能够将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人们都说高尔夫比赛只有打到最后９洞时才真正开始，我相信台球也一样。打进世界锦标赛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后，斯蒂芬?亨德利才真正具有威胁，因此他能够闻到胜利的气息。
我有一次在阿伯丁参加一项比赛。我与保罗?亨特的比赛就要开始前，戴尔走进我的房间叫醒我。他一直在楼下，和其他选手待在一起。戴尔和谁都谈得来，我曾经看到他和一个连英语都不怎么会说的人聊了大半天，回来后还说，“哦，我和她聊得非常开心。”我说，“戴尔，她连英语都不怎么会说，而你又不懂她说的语言。”可他却说那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我凌晨三点对戴尔说，“我们得去练球了。”他会立刻起床等我。这就是我喜欢戴尔的原因。我父亲曾经说过，如果你告诉戴尔，让他往屁股上塞一根黄瓜，在球馆走一圈，因为这样能让你把球打好，那么他一定会为你那么做的。“我知道他会的，”我对父亲说。“那你还要什么呢？”父亲问，“你有这么一个好人在那里为你效力。”
总之，戴尔使劲敲着我的房门，但我仍然没有起来开门。下午七点四十五分时，他撞开了房门，看到我还躺在床上。他说，“罗尼，你过十五分钟就要上场比赛了，赶快起来。”
“我不去，”我说，“我不比了。”
“你必须去，”他说，“这是电视直播，大家都在等着你，都在问你去哪里了。”
“告诉他们我不比了，”我说，“我没有心情。”
我害怕出去后让自己丢丑。我的精神状态不好。我参加职业比赛已经八年了，可并没有从中得到快乐。戴尔开始挠我的脚心，告诉我一定要起床。我最终穿上了衣服，在电梯里扣背心的纽扣，戴尔则把帮我打领结。由于太晚，我甚至都没有来得及练球。
我已开始就以0:3落后，最终以3:5输掉了那场球。最糟糕的是0:3落后时，我开始进入状态，并且想象着自己能把比赛赢下来，我仿佛一下子找到了感觉。但是我已经为自己埋下了苦果。如果这种感觉能够早一点到来，我很可能会赢下那场比赛，但我已经毁了自己。我安慰自己，说那只是运气不好，可那不是事实——那完全是我自己的责任，因为我一开始就有了输球的念头。我走下球台时对自己既感到满意又感到恼火。我感到自己就想在梦中一样。我心中想着我会打得非常糟糕，所以不给自己任何机会。我走进吉米的房间，告诉他我在生自己的气：“我躺在床上想，我不想去比赛。”
“罗尼，我的感觉和你完全一样，”他说。他那天晚上也刚刚输了球。
“可你说你热爱台球，”我说。
“我有时候的确热爱台球，但有时候也恨它。这是项该死的运动项目，但如果我打得非常好，我自然会热爱它。”
“我今晚的感觉也一样，”我说。“我不想去打这场球，戴尔却硬要把我从床上拉起来。我感到自己打得非常糟糕，可我突然间找到了感觉，但一切都晚了。”
我和吉米聊了两个小时，最后对他说，“吉米，我觉得我再也打不好了。”
“听着，我明白你在说什么。我在这个项目中的运动生涯还剩下六七年，所以我想尽量打好一点。可你还有那么长的运动生涯在等着你，所以要尽量从中得到乐趣。”
“可我只想出去尽兴地玩一玩，”我说，“而我现在连这个都做不到。”
台球在妨碍我的生活。那不像我在阿伯丁第一轮被淘汰后就可以走出我的休息室一样，因为我一星期后还有一场比赛。台球在我眼里是用九个月的磨难换取三个月的享乐，在这三个月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不是一种健康的心态。
你可能不会称我为职业运动员。我其实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恰好具有一种时不时能发挥出来的能力。这是我保持自己世界排名前五的根本原因。但是，和吉米坐在一起，排解掉心中的烦恼，的确让我心中感觉好受了许多。我回到房间，上床睡觉，第二天起床，继续比赛。
我第一次打进世界锦标赛的半决赛是在1996年。我在房间里接到了一个电话，接线员说：“有位怀特先生找你。”
我听到了吉米的声音。“你打得太棒了，”他说，“加油，赢得世界冠军。现在球馆只剩下一张球台，所以你会感到有点不同，但你表现得非常出色，我们都在为你加油。如果你打进决赛，我会立刻赶过去。”
我想他这么说真是太好了。他在比赛一开始就被淘汰，然后就回家去了。他的话给我带来了鼓励，我上场时脚步都充满了弹性。但我还是输了。
我现在也对那些和我相处得不错的台球手说同样的话。这是吉米传给我的东西——要有体育道德。如果有人打得非常出色，而且我认为应该打得那么出色，比如约翰?希金斯，我便会给他打电话，对他说，“真漂亮！我真为你高兴。”
吉米在2001年世界锦标赛首轮遭淘汰后说，“我现在最希望看到罗尼能获得冠军。”他当时在度假，只有在转播我的比赛时，他才会看电视，“如果他打进决赛，我一定会中断假期，赶过来为他加油。”他说。
就在决赛快要开始的那天晚上，猜猜谁会突然出现？吉米走进了我的休息室，祝我好运，并且说，“我们都在为你加油。你的表现非常好，现在快去把冠军拿到手。”现在一想起来都让我激动不已。和他一起来的还有罗尼?伍德，只听他用嘶哑的嗓子说，“是啊，罗尼，快去把冠军拿到手。”我回想起了我和吉米当初在罗尼家打疯了的情形，我们那次都打出了平生最好的球。
我成为世界冠军之后，首先想到的自然是我父母，但我也想到了吉米，因为我知道他是多么希望我能获得这项冠军。每一位台球手都说如果某一年不该由他成为世界冠军，那么他非常希望看到吉米得到它。每个人都喜欢她。他和每个人都相处得很好，而且他还是我所认识的最滑稽的人。他就像将来的我。他现在可能已经有四十岁了，但他仍然非常活跃。在他的房间里打牌，里面挤了三十个人，房间里面堆满了送来的食品。大家一眼就能认出吉米的房间，因为你可以看到房间外面堆着一摞摞吃的东西。他喜欢享受，也喜欢玩得痛快。
虽然没有能获得世界冠军，他对此并不耿耿于怀。所有台球手——从丹尼斯?泰勒到斯蒂夫?戴维斯，从约翰?希金斯到马休?斯蒂文斯，从马克?威廉姆斯到肯?达赫蒂，再到我——都非常尊敬他，因为他胜不骄，败不馁。
我在1999年的“万国杯”上和吉米一起并肩作战。我为他感到难过，因为斯蒂芬?李、约翰?帕洛特和我代表英格兰都表现的非常出色，而吉米的战绩要么一般，要么糟糕。你可以看出他是多么不希望让我们球队失望。我们赢得冠军后，一起喝酒庆祝。我们一起度过了整整一个星期，为英格兰赢得了冠军。那是一场了不起的胜利，因为英格兰已经多年没有在这项赛事中夺冠了。可我们到处都找不到吉米。我知道他感到自己没有能将最佳水平发挥出来，于是我给他打了电话，问他在哪里。他说他感到有点不舒服。“别说鬼话，”我说，“你在自欺欺人。这是我们大家努力的结果。”这倒是实话，因为尽管吉米不在最佳状态，他仍然在鼓舞着大家的士气。这就是他对其他球手的影响。
《世界新闻报》曾经对我和吉米在泰国发生过的一件事大肆渲染。我的房间里有个姑娘——说来也好笑，她刚好叫吉姆。信不信由你，她不是妓女，但我知道每个人都认为她是，我也知道《世界新闻报》的这个记者就在附近。我知道都是哪些记者在那里，因为我刚抵达泰国时就和他们聊过，他们假装是旅游者。我和他们非常友好地聊了起来，但随即发现他们是记者，是专门为寻找我们的花边新闻而来的。于是我对那姑娘说，“你上二十七楼去等我，我马上就上来。”她马上走了。不巧的是，那位记者和她进了同一部电梯，等我自己上到二十七楼时，他正在电梯门口等着我。我看到了那位姑娘，也看到了那位记者。她开始叫我。我在想：混蛋，这次让他们逮着了，所以我们将那记者晾在一边，径直进了房间。
后来，他们给我房间打来了电话，问我是否想对此事发表任何看法。我说，“哦，别对我这样。我回国后就要结婚，如果我妻子知道了肯定会不高兴的。她可能会取消我们的婚礼。请不要编造我的故事。”其实我根本不在乎，但我只是想跟他们开个玩笑。当然，报纸上肯定登出了这篇报道。他们登了一篇经典的独家报道：《罗尼和一个姑娘在房间里待了六个小时》。我父亲非常为我感到骄傲。当监狱里的一位朋友把报纸给他看时，他说，“那才是我儿子！”尽管发生了这一切，我当时的女朋友瓦妮莎仍然来机场接了我。“报上那些事你根本不用相信，”我说，希望能有好运。“我是不相信，”她说。
我爱上了瓦妮莎，尽管她比我大八岁。我认识她时才十八岁，刚刚获得英国锦标赛的冠军。我以前只有过一个女朋友——皮帕，因为我不善于和女孩交往。我仍然非常害羞。那时圣诞前夜，英国锦标赛结束后，我去了一家夜总会。 这位金发姑娘，长得很像乌尔里卡?琼森。我和她聊了起来，然后来两个月的时间里对她穷追不舍，每天给她上班的地方打电话（她当时在哈罗兹商店买剃须后用的润肤膏），问她能否约她出去。她总是说不行，因为她当时另外有男朋友，但她最终还是答应了。
我们就这样交往了一年半，最后住到了一起。我母亲从一开始就不喜欢她，因为她比我大那么多，而且她在和我交往后仍然有男朋友。瓦妮莎希望我能和她建立一个家庭，但我当时根本不想要孩子，结果她离开了我，去澳大利亚旅行，并和别人生了个孩子。我现在偶尔还能碰到她，她绝对是个好母亲。
我们在泰国时，《世界新闻报》也编造了吉米的轶事。这真的让我感到非常气愤。等到我打入决赛时，吉米已经出城去承担后果。我在旅馆大厅里和托尼?德拉高聊天时，碰巧看到了那位记者。我感到自己一定要给他一点惩罚，不管那惩罚多么恶劣。于是，我拎起一桶冰水，走到他身后，对着他的脑袋浇了下去。他像头猪一样尖叫起来。“这是对你诽谤我朋友的惩罚，”我说，“我不在乎你怎么编造我的故事。”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我知道他惊呆了，仿佛那桶水能让他第一次思考他谋生的职业。他被派到那里就是为了编造故事。我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事，但他们显然知道我要去那里，知道吉米要去那里，他们可以让读者开开心。
约翰?帕洛特
英格兰队获得“万国杯”冠军时，约翰?帕洛特是我们的队长。比赛结束时，我们跳过挡板紧紧地拥抱着他，因为他为我们赢下了最后一局。
我们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约翰的家庭观念非常重，热衷赛马，而且几乎不喝酒。我和吉米在打完一场表演赛后会去各种乌七八糟的地方，约翰只会出去吃顿饭。不过他和我们结伴而行时也非常不错，尤其是当我们去泰国和中国时。他在饭后会和我们一起外出，坐在那里开心地玩上三四个小时，然后就会丢下我和吉米，而且还不忘记说一句，“晚安，已经过了我睡觉的时间。明天早晨见。”我们每次去远东，他早晨起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坐在那里做填字游戏。他只需十分钟就能做完《The Times》上的填字游戏。他是一个奇特的混合体，刚才还和我们这些年轻人混在一起，现在却做起了填字游戏。
虽然我和他相处得不错，而且和他认识也有十年了，但我感到自己并不真正了解他。我从来无法和他太亲近。他不会说，“你来利物浦时给我打电话或者来我家，我们一起吃个饭。”更常见的情况是他会来看你，问你近况如何，然后他就会离开。他现在仍然活跃在台球场上，但大家可能更会把他与《体育问答》节目以及他为BBC担任解说联系在一起。他有几次说过的话让我感到有些不安。比方说，他有一次说我球技太强，比他任何时候都要强许多。我认为这句话对他自己不太公平：他是非常出色的比赛型球手，胆量过人，在约翰?希金斯、马克?威廉姆斯和我成熟之前，他是唯一能和亨德利平起平坐的人，而且他很少失常。斯蒂芬不愿意较量的唯一对手就是帕洛特。
另一次，他突然问台球给我带来了多少收入。他倒不是不尊重我，只是感到好奇。我告诉了他，他说，“我也挣到了那么多。说实话，我的球龄比你长一倍，但你得球技比我高五倍。”
我想他是在称赞我，但那仍然让我感到不舒服。
他接着又说，如果我有约翰?希金斯或马克?威廉姆斯那样的头脑，我永远不会输球。“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和你相比，但你有时候脑子发昏，而这时谁都可以赢你。”他说。
但是他绝对知道如何赢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连六七场比赛，他都是我的克星，而我就是赢不了他。
他的球杆很好，但他总是带着一个像垃圾桶盖一样的杆头，在球台旁走来走去。我有一次问他，“约翰，你究竟怎么用那玩意儿打球？”
他只是简单地说道，“我十月份把它装到球杆上，然后靠它一直打到六月份。”
我几乎每隔几个星期就要换一个新的杆头。我仍然不知道他是如何用那垃圾桶盖杆头打球的。
The Times——taiwushi（汉语拼音）报
“金块”斯蒂夫?戴维斯
我第一次见到斯蒂夫?戴维斯时，他已经是一个传奇人物。我当时在巴尔金的一家俱乐部打球，而且刚刚输了。我父亲说，“好了，我们回家，顺便买一份外卖的中餐。”他给一家中餐馆打了电话，对方说，“嗨，罗尼，罗尼，大卫?斯蒂夫在这里，大卫?斯蒂夫，大卫?斯蒂夫。”
“大卫?斯蒂夫是谁呀？”我父亲问。
“就是打台球的那个大卫?斯蒂夫，他就在我们餐馆。”对方说。
“哦，你是说基克?斯蒂文斯吗？”我父亲说。
“不，是大卫?斯蒂夫。”
我父亲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谁。我们赶到了那家餐馆， 我父亲说，“那里有一个台球手，但我无法肯定那是谁。也许是基克?斯蒂文斯。”我们走了进去，看到坐在那里的是“金块”斯蒂夫?戴维斯。
父亲转过身来对我说，“是斯蒂夫?戴维斯！快去向他要个签名。”
“不，我不敢。”我说。
“没关系。你可以过去向他问好。他在吃东西，但他不会介意。你只管过去向他要签名。”
于是我走了过去，请他签个名，他问我叫什么。我正准备告诉他。
“啊，你就是那个刚刚打出单杆过百的。是一百一十七分，对吗？”
我惊呆了。斯蒂夫?戴维斯已经听说过我。我记得我当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急不可待地想从他身边逃走，因为我当时又是害怕又是兴奋。他的签名给我带来了欢乐，也让我感到自豪。我把它夹在《圣经》中：给罗尼，致以美好的祝福，斯蒂夫?戴维斯。
父亲随身带着相机，立刻给我和他来了一张合影。母亲多年前将那张照片放大过，现在就挂在家中的台球室里，和我的奖杯在一起。每当我看着照片中的我们俩，我都会觉得这世界有些疯狂：他是世界冠军，而且谁也不会想到向他索要签名的那个小孩将来会成为他的对手，而且将来自己还将成为世界冠军。斯蒂夫甚至还请我把这照片给他一张。
我第二次见到他是在罗姆福特台球中心。我当时可能只有十五岁，我和朋友罗伊?培根去看斯蒂夫练球。罗姆福特台球中心被称作“比赛馆”，这也是巴利?赫尔恩的公司的名称。俱乐部里有三张球台，球馆不大，但很豪华。斯蒂夫的球台在角落里，所以他练球时就不会有人坐在他周围。我进去时，他正在练球，因此没有和我说话。我去卫生间小便时，有个人走进来站在我旁边。“你好，罗尼，还好吗？”进来的是斯蒂夫。他开始向我打听约翰?希金斯，“他的球技好吗？”
“很好，”我说，“真的非常、非常好。”
我们聊了一会儿，他从卫生间出来后继续练球。
我们离开那里时，我说了一句,“再见，斯蒂夫。”
他举了一只大手。他没有说话，只是举起了他的大手。他举手的姿势非常滑稽。那就是斯蒂夫?戴维斯——他没有表情，但他又非常滑稽。
过了没多久，他要我去和他一起练球。我知道他不会随便叫人，所以那对我是很大的荣幸。这次练球非常认真，就像是一场电视直播的比赛，而且这次没有聊天。他只是问我要不要喝茶，仅此而已。我记得他以5:3赢了我，让我无比高兴。他当时世界排名第二，但我仍然过于尊重他。他确实是位了不起的球手，但我当时认为他要远远高出他的实际水平。虽说他并非不可战胜，但他在我心中是个神，而我在他面前毫无还手之力，只能孤注一掷地想向他证明自己球技不错。
我每次见到斯蒂夫时，心中都充满了对他的敬畏之情。我和吉米待在一起时感到非常自在，但和斯蒂夫在一起时，任何小事情都会让我提心吊胆。我总是将自己最好的水平表现出来，惟恐他不再要我回去和他一起练球。我现在已经了解了斯蒂夫，我意识到自己不应该再那么提心吊胆。你在和他一起打球时，可以和他说笑话、开玩笑。他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一本正经，也会慢慢露出他幽默的一面。人们拿他开玩笑，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他“妙趣横生”的斯蒂夫?戴维斯，以为他没有幽默感，想以此来讥讽他。他现在常常拿这个绰号开玩笑。不过他一点也不乏味，如果和他聊天或者和他一起外出，你会觉得他非常有趣。有几天晚上，我和“金块”一起出去吃饭，和他聊台球，结果那几晚我过得非常痛快。（顺便说一句，人们叫他“金块”是因为他有那种化石为金的能力。）我在早期会问他一些问题，比方说“什么是侧旋转，什么是逆转和反向侧旋转”？他会看着我，仿佛我是个疯子或者是在逗他。台球手当然应该知道这些，但我却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右手边和左手边。他最后告诉了我，而且我知道他认为我在装傻，可我真的不是。
这是我最喜欢“金块”的地方之一：你和他一起打球时，他总能说一些有趣的事。他对台球的任何看法都值得你去聆听。
“金块”的发明创造力从来没有得到人们的感激：他发明了台球中的许多击球技术。其中一种便是：红球紧贴边岸，你会因为无法击球而让位给对手，但他却会打出一库，让母球击中红球，再让母球安全地停靠在底岸。在他发明这种打法之前，球手们往往感到别无选择，只能直接击打红球，结果往往因此而输掉这局球。他之所以能打出这样的球，是因为他的球技实在太好。我自己也打出过这种球，但达不到他那种水平。这不像约翰?佛戈或丹尼斯?泰勒打出的高超球——这不仅是一种巧妙的击球法，而且往往能使你拿下一局球。
“金块”练球时简直像个疯子，一心只想着打球。我听说过他会去某家俱乐部，在球台中间把主球来回击打两个小时，为的是确保他的击球点恰好落在球的中央。他对台球的战术了如指掌。也许这正是他陷入低谷的原因所在，因为他成了一个完美主义者，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达到了一个绝顶高度，会在每一项赛事中使用不同的击球动作。他还曾经说要学我的击球动作！听到他这么说时，我还以为他是在取笑我，因为我当时的战绩不尽人意，而且不喜欢自己的击球动作。我只希望能像斯蒂夫?戴维斯那样击球！
不久以后，我在一项赛事中和他对局，然后便看到了他的新动作：他会把手臂往后伸，击球后再让手臂垂下来，和我完全一样。他在接受一家报纸的采访时说，“我看到罗尼?奥沙利文那样击球，而且打得非常出色，因为他的推进技术非常好。”但我认为那是我技术中的一个缺陷，多年来一直想改掉。我不敢相信他说的是实话，但他确实不是在开玩笑，我在那一刻意识到他已经完全乱了。对于他来说，台球已经纯粹变成了一种技术。
斯诺克台球这么多年来改变了许多。斯蒂夫只有四十多岁，要是换了多年前，一个伟大的球手在这个年龄才真正进入自己的黄金时代，可以再获几十年的冠军。但是，这一切在现在几经完全不可能。斯蒂夫?戴维斯那种打球的方式可以确保他在当今台球场上仍然保留一席之地，但他稍稍有些消极，无法成为获胜者。他现在会有机会让蓝球落袋，并让主球停留在球群中，然后再一一击打，但他不会把球打得满台都是，他发明了这种击球法，而且常常可以靠它赢一局。我认为如果他能更多地运用这种打法，他今天仍然能成为一个强劲的对手。
我经历过的一些最漂亮的比赛就是1997年与斯蒂夫?戴维斯在“本森与赫奇”赛事决赛中的较量，结果他赢了。我先以 8:4领先，然后在中间休息时搓着双手走进了休息室——“金块”这次不会再赢我了。我只需要再赢两局就能得到冠军。结果，他以10:8战胜了我，我连击球的机会都没有得到。我认为他现在已经不再非常看重自己的运动生涯。顺便说一句，就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在普雷斯顿打进了LG杯的决赛，只以微弱差距输给了艾伦?迈克马努斯，这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他更感兴趣的是台球外的生活。虽然他还能获得一些比赛的冠军，但我认为他内心已经接受了自己无法再与顶尖高手平起平坐的现实，他的未来可能会是他已经开始的解说生涯。也许他最终会成为新的特德?劳。
“飓风”亚力克斯?希金斯
（现在通常的翻译应该是阿亚克斯?希金斯——撒注）
我第一次见到“飓风”是在巴尔金。亚力克斯?希金斯是个传奇人物，但他更应该被算作我父亲一辈的人：他达到事业顶峰时， 我还很小。我在1986年认识了他，离他最后一次获得世界冠军已经过去了四年——他在那次获胜后把妻子和孩子一起拉到了台上，而且面对那么多摄像机留下了泪水。（我怎么记得应该是十年——撒问）到我认识他时，他已经过了自己的黄金年代，但他仍是个英雄。他出现在公众面前时，仍然显得很健康、强壮。他很有派头。
他是来打表演赛的，俱乐部的经理说我可以和他打一局。除了我之外，那天当着几百位他的球迷的面和他对局的大约还有十个人。我当时大约只有十岁，身上穿着衬衣，脖子上系着小小的领结。我一杆打出了二十分，为自己没有能多进几个球而感到沮丧。（我大约在这个时候开始打出单杆过百。）
他对球杆总是很挑剔，喜欢不停地换球杆。每个人都喜欢我的球杆：我的球杆已经有了年头，木质非常好。每个掂量过它的人都会对它的平衡感、手感发表一些看法。我父亲说，“如果他靠近你的球杆，你就告诉我，因为我绝不能让那球杆落到他的手中。”
我第二次见到他是在布莱克本。我那年十六岁，而且那是我职业生涯的第一个赛季。我打完了所有资格赛，六个星期后，亚力克斯来打他的资格赛。我去看他的比赛，因为我想看看他是否还保持着很高的水平，而且也很想看看他怎么打。人们总是提到他，所以我想亲眼看一看。我坐在前排，紧紧盯着他的一举一动。他习惯于走回到他的椅子旁，像鸡一样不停地点头，两眼瞪着我，仿佛我做错了什么事一样。我想，他在冲我发火吗？ 我要不要起身离开？是我惹恼了他吗？他最后嘟哝着说了一声，“去给我拿一瓶吉尼斯啤酒来。给我拿瓶吉尼斯来！”
于是，我赶紧跑了出去，给他拿来了一瓶吉尼斯啤酒。
从那一刻起，我看了他所有的比赛，而且就像是他的小吉祥物。他在每场比赛中都会说，“罗尼，去给我拿杯吉尼斯啤酒来，再拿半杯淡啤酒。半杯淡啤酒和一杯吉尼斯。”他含含糊糊地说道。
我在想，这真不可思议，我在给亚力克斯?希金斯拿啤酒。看到他没有叫别人而是在叫我，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会替他把啤酒端过来，然后接着看他比赛。
莱恩?甘利有一次给给他当裁判。他对莱恩说，“往后站。”
莱恩回答说，“我已经往后站了，亚力克斯。”
亚力克斯又说，“往后退两步。”
莱恩说，“我已经往后退两步了。”
“你块头太大，莱恩，块头太大，”亚力克斯说。
他讨厌莱恩?甘利，但比赛组织者们总是安排莱恩或约翰?威廉姆斯为亚力克斯的比赛作裁判，因为他们知道其他裁判都会被亚力克斯吓倒的。我自己就亲眼看到过，他确实恐吓别人。
在了解他这个人之后，我认为他那样做只是想赢得人们的赞许。他喜欢引人注目，喜欢热闹。他喜欢炫耀自己，也喜欢款待别人。他第一次瞪着我并把我吓得不知所措时，其实只是希望得到我的赞许，用这种无声的表情来问我他看上去是否很好。
几年后，我刚刚在都柏林获得“本森和赫奇”爱尔兰大师赛的冠军，亚力克斯走到我面前说，“罗尼，我可以让你获得世界锦标赛的冠军。”
“你想说什么，亚力克斯?”我问。
“我陪你一起去谢菲尔德，让你赢得世界锦标赛的冠军。”
“去你的，亚力克斯，”我说，“你在逗我是不是？我已经有了教练，是戴尔。我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
“他是谁呀？”亚力克斯问。
“就在那里，”我说，“那就是戴尔。”
他看了看戴尔，把六英尺八英寸高的戴尔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个够。他仔细看了戴尔一眼，然后含含糊糊、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你太高了，根本不需要球杆，只要伸手就可以了。”
我觉得他这话说得太过火了，但戴尔只是一笑了之。
我在都柏林的时候，有天晚上一个电话打进了我的房间，我当时正在睡觉，我朋友“胭脂鱼”米基睡在我旁边的床上。他拿起电话，问是谁。
“我是亚力克斯。”
“亚力克斯，现在是凌晨三点半，”米基说。
“告所罗尼我要占用他三分钟时间。”
“你要占用他三分钟时间干什么？”米基问他，“煮一个鸡蛋吗？”
我这时已经醒了，躺在那里乐得喘不上气来。
“不是，”亚力克斯说，“告诉他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派对，美女加美酒。”
“亚力克斯，”米基说，“我们不感兴趣。我们正在睡觉。”
“那么你能转告罗尼一件事吗？”
“你说吧。”
“让他滚蛋。”
彼德?艾伯顿
我父亲给彼德?艾伯顿起了个绰号——“心理变态”。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国王十字台球中心。他当时大约十四岁，而我大概只有八岁。他留着短发，很瘦，一双眼睛深不可测。
“他看上去不像个糟糕的球手，对吗？”我父亲说。于是，我父亲走到他赶前说，“想和我儿子打一局吗？”
我和彼德打了三四个小时。我父亲问他是否下星期还会在那里。彼德说他会的。我父亲便说，“太好了，我每星期六把我儿子带来，和你打一局。”
我们认识后不久，我就和他以及我父亲一起去大雅尔茅斯附近的赫姆斯比。在去那里的车上，彼德用双臂紧紧抱着他的行李箱，睡着了。他母亲一定叮嘱过他，要他看好自己的行头，不让我们任何人犯他的东西，因为他跟我们还不熟。到达赫姆斯比后，我父亲问彼德能否接他的梳子用一用。彼德把梳子递了过来，但我后来看到他用消毒水把梳子泡了一下。我估计他母亲一定叮嘱过他，要他不让任何人用他的梳子，因为你不知道别人身上是否有病。
我和彼德一起长大，自然也和他打许多场比赛。在威特翰姆举行的业余——职业赛中，我的对手就是他。那种比赛要求你早晨十点钟赶到那里，吃几块腌肉三明治，然后达六七场比赛，每场比赛都是五局三胜。这种比赛会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一两点钟。彼德是常胜将军，在每一项业余——职业赛事中都名列前茅。除了安东尼?汉密尔顿，几乎没有人可以战胜他。我在半决赛中抽签碰上了彼德。我大概只有十三四岁。他总是带着蝴蝶领结，穿着燕子领衬衣，袖口还有扣子，外加背心，而其他人都穿着牛仔裤和T恤衫。他很有个性，根本不管别人怎么看待他。我觉得那真是了不起。他就是他。
在赫姆斯比的那场半决赛中，我以2:1领先。他在第四局中必须打出障碍球。我把一个球打进了球袋，接着又是一个。我在球台旁越打越快。他大声说道，“打呀，打呀！”我想，这场球一定也给他带来了很多乐趣，于是我开始从各个角度把球打进球袋，而且还用一只手击球，玩其他花样。比赛结束后，他走到我面前说，“你打得非常好，但你永远不会再赢我了。”
“你发昏了，”我说，“我赢了你。你脑子不清醒了。如果你那么想，你就会永远对我耿耿于怀。”事情果真如此。
彼德的姐夫告诉我的一个朋友说，“我们从那台球俱乐部出来后原打算要向南开车，但我们朝北开出了五十英里后，他才意识到自己在往哪里开。罗尼一定让他气昏了头。”
公道地说，两个月后，我第二次在威特翰姆与他较量时输给了他。我以1:0领先，非常想立刻就干掉他，但他连赢了三局。我非常不愿意看到自己在状态不错时输球，但我那次真是气坏了。
他事后走到我跟前，握着我的手说，“我那天不该说那番话，我是气昏了头。你打得比肯?达赫蒂和詹姆士?瓦塔纳好。你是我碰到过的最出色的球手。”肯和詹姆士?瓦塔纳当时刚刚转为职业球手，我还只有十四岁。我想他能承认自己错了，而不是以怨报怨，这太好了。
在那之后，我们比赛时通常都是我赢他。我有一次在阿伯丁碰到的对手就是他。有人在比赛前问我对下一轮要碰上彼德有什么看法。“谁？”我说，“心理变态？”记者们笑了起来，并记下了他的这个绰号。彼德一定是从他房间的滚动字幕中看到了这一消息。正当我坐在餐厅里吃东西时，他从门口跑了进来，大声嚷道，“那么我是心理变态？我是吗？我是心理变态吗？”他那样子很吓人。要不是对他非常了解，我一定会认为我这次真的把他惹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