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戒毒所已经将近一年了，虽然我仍然在接受“12步疗法”，而且身体在慢慢好转，但我的心理状况并没有任何改变。如果说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就是我感觉更糟了。不喝酒，不抽大麻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第一步，却无法真正治愈我的抑郁症。一切的一切在2001年世界锦标赛开始前达到了最糟糕的境地。我到了无法面对他人的地步。在谢菲尔德的比赛开始前不久，我去阿伯丁参加比赛。我在房间里摆了三台电视机——一台玩游戏，一台看录像，另一台是旅馆自己的电视机——这样一来，除了比赛外，我就不必走出我的房间。
戴尔有时会下楼对某位球手（也许是吉米?怀特或斯蒂芬?亨德利）说，“想不想上去和罗尼在游戏机上打一场高尔夫？”他们便会上楼来，在我房间里玩上一个小时。我会让人把我的饭菜送上来。我会在比赛开始前约半小时离开我的房间，练几个球，然后就去比赛。
我最终获得了阿伯丁站比赛的冠军，但我仍然感到自己像个废人。许多从我还是业余球手时就认识我的球手都说我变了。我变得爱发脾气，爱为自己辩解。我告诉他们，我不明白他们说我变了个人是什么意思。但是他们说得没有错。我已经没有了幽默感，与人相处时不再像以前那样轻松自如。他们和我聊天，而我却完全心不在焉。我无法明白他们在说什么，无法听懂最简单的谈话，就像恐惧已经使我的大脑完全瘫痪一样。
然而，我表面上似乎拥有了一切。我是个一流的台球手，有漂亮的房子，有汽车，可以去世界各地度假。如果你已经拥有了这一切，那你为什么还会感到不高兴呢？我无法弄清楚自己身上究竟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所以总是寻找不同的东西来让自己高兴。我有时候甚至想，如果我放弃台球，接管父亲的生意，也许我会感到高兴。我既可以在店里干活，也可以在店外操纵生意上的事。我觉得自己应该能把那干好，而且我会非常轻松地进入那一行。但我最终还是为自己没有放弃台球，为自己熬过艰难的时刻，为自己有另一种结果而感到高兴。
但是，那些艰难的时刻确实很难熬：即使在我赢球时，那也无法给我带来快乐，只能给我带来大额支票。万岁——万岁——万岁！我在那个赛季已经获得了四项冠军，却无法从任何一个冠军中得到快乐。我对自己说，我有两种选择：一是身无分文但心情快乐，一是腰缠万贯但痛苦难受。台球给我带来了金钱，但我相信台球也是造成我痛苦的问题所在。其实根本不是。真正的问题是我的脑子。
就在谢菲尔德世界锦标赛开始前，我感到脑子里一片空白。锦标赛开始前一个星期，我和安东尼?汉密尔顿去俱乐部练球。我和安东尼早在打业余——职业赛时就认识了。我打了四五局后将球杆放到了一旁。
“安东尼，我打不下去了。”
“我看得出来，”他说，然后问我怎么啦。
我无法告诉他，所以我说了一句，“我很抱歉，浪费了你这一天。”
我回到家，告诉母亲我再也不想打台球。我说谢菲尔德将是我的最后一项比赛。
戴尔说我们应该去找个医生，看看能否让医生给我开点药。我去了，但一开始不愿意和那医生说话，然后便道出了一切：我解释说我不愿意从沙发上起身，因为我对任何事情都没有激情——我不想和人说话，睡不着，无法思考，对性生活不感兴趣，对什么都感觉不好。
“你得了抑郁症，”霍奇大夫说。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但我觉得自己这次真应该想办法把它治好。他给我解释我们人体如何产生一种叫血清素的化学物质，解释人体如何通过它给我们带来能量并让我们感觉良好。他说如果正常人的血清素指标通常为十的话，那么他们在心情不好时，血清素指标会降至九，而我只有三或四。他说我脑子里有样东西，每次血清素发挥作用时，这种东西都会破坏血清素。“我给你开一些让你恢复血清素指标的药，它们能让你重新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他说。我觉得他的话有道理，但我仍然不相信会有什么药物能让我感觉好一些。他说这些药大约需要十一天时间才能开始发挥作用。
我以前曾经服用过百忧解（即盐酸氟西汀），但只服用了三天就停了——这真是疯狂。他说，如果我这次服用这种药，我就必须严格按要求服用。“如果你得血清素下降到了二或三的地步，那就会造成自杀。我认为你现在是三或者三点五，”他又说了一遍，要把这观点灌进我的脑子。我不知道他这么说是否为了保证能让我服药，但他的话却有道理，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感觉。我想，是啊，我也真想一死了之，我没有自杀的唯一原因就是缺乏勇气。我有时候真不想再活下去，但自杀需要勇气。我曾想过要采用什么方式自杀。我不敢捅自己一刀，不敢朝自己开枪，恐高症又使我不敢从楼顶上跳下去。如果我驾车自杀，我可能会死不了，变成坐在轮椅上的植物人，那才是最糟糕的事！
“我曾经想过自杀，”我告诉霍奇大夫，“但我觉得我没有勇气那么做。”我没有详细解释。
我以前曾经对我父母说过类似的话，而且动不动就会产生这样的念头。我知道我对父母说那种话时，他们非常痛苦。我现在虽然感觉比以前好多了，可当我听到人们那么说时，我便想：你们是在开玩笑，对吗？事情不会糟糕到那样的地步。但是，我会回顾往事，然后意识到：是的，事情会糟糕到那样的地步。我以前就是那样。我感到自己毫无价值，毫无用途。我只想让一切滚蛋，然后自己逃离。台球并不能给我带来快乐，而且我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一切。总而言之，我无法让自己放松下来，无法和大家一起欢笑。我变得意志消沉，渴望能改变自己的性格。我想变成一个有趣、无忧无虑的人。当然，我很抑郁，但我愚蠢地认为如果我重新开始抽大麻，也许我能改好这一切。
听医生解释了血清素之后，我感觉稍微好一点：让我变得脾气古怪、悲观抑郁的原因不仅仅是我这个人，还有一种化学物质在起作用。他说那些药能帮助我，但又说如果我不想现在就开始服用，那也没关系——我可以等到比赛结束之后再开始服用，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就这样，药物帮助近在咫尺，但我暂时不会去用它。
我坐飞机去了曼彻斯特，参加《体育问答》节目的录制。我以前常常逃避这种节目，虽然我常常受到邀请，因为我知道自己无法应付这些“开心”的经历。这一次也不例外。节目一结束，我甚至都没有去休息室接受他们的款待。我独自情绪低落地回到了旅馆，留下戴尔去做解释。
下一站是世界锦标赛的举办地——克鲁斯堡剧院。世界锦标赛开幕的那个星期六，我拨通了撒马利亚慈善咨询中心（撒马利亚慈善咨询中心：1953年在英国伦敦成立的一个慈善组织，专为不幸者或想自杀的人提供电话咨询服务。）的电话。即使在我当时那种情况中，这都是疯狂之举。我以为那些精神压抑的人会给撒马利亚慈善咨询中心打电话，于是我也仿效了他们的做法。接电话的妇女说，“我们随时欢迎你能来谢菲尔德中心，和我们这里的人聊聊，”可当时谢菲尔德唯一的大事就是世界锦标赛，而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让报界知道我去和撒马利亚慈善咨询中心的人聊天。
我没有告诉对方我的姓名，只说我是一位台球手。我说我常常感到恐慌，会感到焦虑，早晨起床时不敢面对别人，担心害怕的事太多，再也不想打台球了。
电话那一头的姑娘说，“你非得打台球吗？”
“台球是我的一切，”我说，“我就是干这一行的。我希望自己能打好。”
“难道保持健康不是更重要吗？”她说，“你有没有想过放弃台球？”
“想过，我在过去八年中一直想放弃台球，”我说，“但至今还没有能做到。我想变得现实一点，而现在就彻底告别台球并不现实。”
与她交谈后，我感觉好了一些。我在电话里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对于我来说，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和那些不知道我真实感受的人谈话，而且还要忍受人人都认为我很正常的表面现象。如果我告诉圈内的人我患有抑郁症，或者告诉他们我常常会突然感到恐慌，无法和他们在一起，他们一定会认为我准是疯了。
但是，要想隐瞒我的状态已经不可能。广播电台已经将这一切透露了出去。世界锦标赛的新闻官要我在星期六早晨接受一个采访。“没问题，”我说。他说他们会在上午九点三十分给我打电话，接通后就从我的房间里进行电话联线采访。电话铃响了。“罗尼，你已经在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状态怎么样？”
“挺好，”我说，“感觉很好。”而这纯粹是自欺欺人的鬼话。但这是我习惯的回答：让人觉得一切都很正常。我一直认为，如果有人问你状态如何，你当然要说你感觉很好，因为别人并不真想知道你的各种问题。这么多年来，无论我感觉多么糟糕，我总是这样回答。我觉得，如果我把自己的这时情况告诉他们，他们可能会哭起来或者会逃走。我不想让别人感到沮丧。
于是，我和这个人聊了起来，他告诉我说我会接受一位女士的采访。他说，“再等三十秒，然后我们就直播。”
几秒钟后，这位女士问我对谢菲尔德大赛有什么感觉。
“不错，一直在等待这一天，”我说，“这个赛季的成绩到目前还不错。”等等，等等。我感到自己虽然说得滔滔不绝，但那完全是十足的谎言。那种感觉不对。我想，我在这里胡说八道。突然，我再也说不下去了。我哭了起来，把我的真实感受告诉了她：“我再也不想打台球了。我恨它。我根本没有在盼望世界锦标赛早一点开始，而是在急切地盼望着它能尽早结束。我唯一感到高兴的事，这是我这个赛季的最后一项赛事，然后我就有三个月的时间可以根本不用去想它。我一点心情都没有。”
“哦，”她说。她的语气发生了变化，她也从那种快人快语的职业采访者变成了另一个人。她为我感到难过，祝我一切顺利。“我希望你能感觉好一点，罗尼，祝你一切顺利，”她说。
“非常感谢。”我说。
这是，电话里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是啊，我们都祝你成功，罗尼。坚持下去，我们希望你能感觉好一点。”
把那些话说出来后，我立刻感到如释重负。我不再假装一切都正常，而是终于把我的真实感受告诉了大家。这非常有效。在那之前，我感觉自己只能对戴尔一个人说实话，而不用担心我的真实情况会传遍整个台球界，弄得每个人都来问“罗你怎么啦”？
戴尔当时就坐在我的身边，惊呆了。我可以看出他在想：啊，他现在都说了些什么呀？但是戴尔永远不会说“你不应该那么做”，他不是那种人。他紧紧地搂着我，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可是，戴尔，我感觉很难受，”我说。
“你患有抑郁症。我和别人聊过，他们都这么说。医生也这么说。这项赛事一结束，我们就开始给你服用那些药片，我相信你会好的。你现在有病在身，这没有什么可感到羞耻的。”
我说，“戴尔，我不在乎。我已经试过了各种办法——心理治疗，理疗，戒毒所，这，那，还有别的——可我仍然感到非常糟糕。”我不知道自己该向谁求救，反正我不会再去找心理医生。
在世界锦标赛的第一场比赛中，我轻松战胜了安迪?希克斯，但我内心一团糟。我后来意识到，不管有没有谢菲尔德的世界锦标赛，我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当时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认为“百忧解”是我唯一的希望。我对戴尔说，“如果我们必须赶回伦敦才能开处方买这种药，那我们现在就回伦敦。”
“我先给你的医生打个电话，”他说，“看看他是否可以把处方传到这里来，免得我们来回奔波。你能肯定你想要它吗？”
“我能肯定，”我说，“对我来说，斯诺克是目前最不重要的事，而真正最重要的是有什么东西能给我帮助，我现在就要它。我愿意走遍天涯海角来得到它。”我感到自己已经达到了最低点，任何有一线希望的东西都想试一试。
戴尔提醒我，医生曾经说过那种药会让我感到身体难受，感到眼花，感到像喝醉了酒，而这很可能会影响我的状态。“让斯诺克滚蛋去吧。我只想试一试这种药。如果它有效果，我就想继续服用下去。”我当时已经到了绝望的地步，终于把自己的健康看得比斯诺克还要重要。如果我在比赛过程中出现幻觉，我很可能会与世界冠军失之交臂，但我认为幸福和稳定对我来说更重要。
我刚开始服用“百忧解”时，的确感到头昏眼花。我是在第二轮对戴夫?哈罗德时开始服用“百忧解”的。根据世界锦标赛的规则，第二轮比赛要打二十五局，分三节进行。我感到最糟糕的时候是中午到下午三点钟之间，因为在这段时间里，“百忧解”的药效会第一次发挥作用。这种药让我感到非常冷静，所有压力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我也感到全身无力，无法进行斯诺克比赛。真正影响到我状态的就是这一段时间，然后我就会感觉非常好。
这些药片给我带来的那种兴奋感真是太好了。我想，这才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感觉。好吧，我可能无法把斯诺克打好，但我已经没有了那种这个世界都压在我肩膀上的感觉。
在与戴夫的比赛过程中，威利?索恩在担任解说。他说，“罗尼好像对比赛不是太感兴趣。”我当时的感觉非常不好，但也不知什么原因，我却一直在赢球——不再讲究什么战术，只是想着把比赛打完。我后来看电视上的精彩回放时，听到威利在说我打一些根本不该打的球，但他在这一节结束时却说，“他现在以10:6领先，我认为这样的比分是不会输的。”你几乎可以听到威利的脑子放慢了速度。“等一下，”他说，“我刚才说他打出了一些不该打的球，但他的得分为八十八，九十六，一百零四，一百一十，五十四，六十二，四十八，这是相当不错的成绩。我们认为他还没有打出自己应有的水平，而且他看上去似乎不那么投入。”
实际上，我确实打得很糟，完全没有任何战术，但是球仍然被打进了球袋，而且我仍然能轻松地打出八十多分和九十多分，所以说我服用“百忧解”应该是正确之举。我又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人。这一定是“百忧解”在起作用——它让我意识到，赢球就是赢球，管它打得漂亮不漂亮，管它是不是显得很投入。斯蒂夫?戴维斯曾经说过，你打斯诺克时，应该觉得那就是一切，而实际上它什么都不是。球手们很难在这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但我在第二轮中感到自己已经达到这种平衡。我不再感到焦虑，以13:6结束了比赛。
在四分之一决赛中，我与彼德?艾伯顿整整打了两天，第一天是上午一节，晚上一节。上午比赛结束时，我和彼德打成了4:4。如果你想获得世界锦标赛的冠军，那么你总共要打十六节，我那一年一节都没有输，最差的战绩就是与彼德打成4:4。人们都说，“一次就打一节。”对此我一直没有能明白。但服用了“百忧解”之后，我非常清楚地明白了他们的意思。
4:4那一节结束后，戴尔说，“这就是效果！这就是效果！”
“你觉得吗？”我问。
“那当然。你已经发挥出了最佳水平。彼德?艾伯顿已经打疯了，但你咬住了他，并且将比分追平，这太重要了。他可能觉得他应该以6:2领先，而且他也许这应该领先那么多，但你发起了进攻。我还从来没有见你打得这么好过。”
我还不敢相信。“你真这么认为？”我又问了一遍。
“罗尼，要是换了一个星期前，我一定会来这里接你，看到你以1:7或者2:6落后，但你今天挺了过来。我真为你骄傲。相信我。”
上午的比赛结束后，我服用了药片，立刻感到自己不对劲。幸运的是，我当时不需要进行比赛。到了晚上，药效过去了，我以8:0大获全胜。这样一来，我就一连赢了九局，以12:4领先。
其中有一局非常关键。我先是以10:4领先，但彼德一杆得了六十四分，然后他疯狂地打出一球，想打出一个一百四十七分——他打进了八个红球和八个黑球，但是他打空了，结果让我清杆。当我看到他打出那一球时，立刻知道他完了，因为他平常会对那种球置之不理。即使在有机会打出一百四十七分的情况下，最重要的仍然是拿下这一局。我当时意识到，他已经在破罐子破摔，而且他心中一定在想：我知道自己拿不下这场比赛，所以我还不如看看能不能打出一百四十七分，赢得十五万英镑。那是大奖赛给一杆最高分的奖金。我来了精神，赢下了这一节的最后一局。
我非常冷静，因为我知道最后一节比赛是在下午，而我那时的状态最差劲。我刚开始比赛，全身就开始颤抖不已。我其实连球都看不清，身体上也没有任何感觉。彼德?艾伯顿是意志最坚定的球手之一，因为他从来不服输。即使在以12:4领先的情况下，你也知道他仍然会全力以赴，就仿佛比分还是0:0。彼德拿下了头两局，于是我便想：果然来了。但我接着又想，等一等，我现在以12:6领先，这种优势太大，哪怕我缺了一条腿，或者只有一只手，我仍然可以一杆打出五十分或六十分，赢下我所需要的一局。也许是“百忧解”让我保持冷静，让我保持乐观，而正是这种乐观给了我精神上的动力去完成这项任务——在球台上展示冠军的风采。我最后以13:6战胜了彼德。比赛结束时，我感谢上帝帮我度过了这一难关，因为我当时已经感到有点颤抖。
我的心情在谢菲尔德发生了变化。服用了“百忧解”之后，我早晨醒来后会想：今天是个好日子，即使这一天很糟糕，它也没有糟糕到以前的地步。就连我的球路选择也发生了变化。虽然人们还没有发明出能让你成为斯诺克冠军的药片，但“百忧解”给了我自信，能让我像任何其他球手那样来思考比赛过程。在以前，如果我一杆只打出五十分，我会想：真蠢，我不应该现在就让位给对手，这个疯子一定会认为我不堪一击，因为我在本该清杆的时候没有清杆，反而打出了一个臭球。现在的我会为一杆打出五十分而高兴，然后会打一个安全球。我会满意地想：对，我领先五十分，现在该轮到你了，你可以追回来。如果你赢下这一局，那说明你打得好；但如果你失误，那么我会就重新惩罚你。我开始从对手的角度来思考，而不像以前那样仅仅从自己的角度来思考，结果总是让自己在一败涂地后再感到非常沮丧。我这是四五年来第一次客观地看待比赛。我的性格发生了变化。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急不可待地盼望着比赛尽快结束，然后尽快离开，以便能坐在我的房间里看录像，让人送外卖中餐。现在这一切非常简单：即使我以3:5输掉这一节，我也一定要发挥自己的最佳水平。
与彼德的比赛结束后，我回到家，看电视上播放的比赛录像。解说员约翰?弗戈说，“我还从没有见到罗尼打出过这么精彩的球。如果他继续保持这种状态，他一定能战胜所有的对手。”听到这里，我感到有些意外。我一面看着电视上的我，一面想：我没有感到有那么好呀。但我也知道约翰?弗戈不是那种随便说这种话的人。
我顺利地进入了半决赛，心中想，真正的比赛现在才开始。我以前曾经三次打进过半决赛，但从来没有能再进一步。即使你感到自己打得并不太好，你也能意识到：能打进半决赛说明你的表现还不错。你已经打完了那么多局，已经比完了那么多场，你正变得越来越难对付。
我在半决赛中的对手是乔?斯威尔。他战胜了马克?威廉姆斯，使我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马克是前一年的世界冠军，我原以为会在半决赛中碰上他。乔是位非常出色的球手，但我更愿意和他交锋，因为马克是上一界的冠军，世界排名第一，非常难对付，更何况还要一连打上三天或四天。如果对手是马克，那么我的胜率可能只有百分之五十；而现在的对手是乔，我知道获胜的把握大概有八成。我想，我很可能破天荒地第一次打进世界锦标赛的决赛。我在前几次打进半决赛时，分别输给了艾伯顿、希金斯和亨德利，比分最接近的是对艾伯顿的比赛。
我像平常对待其他比赛一样来对待这场半决赛。除非要打比赛，否则我根本不会去克鲁斯堡剧院，而且我在谢菲尔德根本不练球。我那一年练球已经练得太多，因此感到自己根本不想再去练球。在首轮对安迪?希克斯的比赛开始前，我下午六点三十分还和戴尔一起坐在电影院里看比尔斯?布鲁斯南主演的一部影片，而我必须在下午七点三十分出场。戴尔自然绝对不会建议我这样做准备活动，但我告诉他我想按自己的方式来做准备。
在对乔?斯威尔德比赛中，我打得不算非常好，但仍然以6:2的局分领先。在每一局中，我往往会先落后，然后再追上去，但我对比赛结果的感觉平平。他会先打出四十分或五十分，然后我会以七十分清杆，这让他很不舒服。第一节比赛结束后，总局分为6:2。虽然前面的道路还很漫长——比赛要看谁先胜十七局——但我感到很放松。
晚上的比赛，我们平分秋色，4:4。这样一来，总局分就变成了10:4。我开始胡思乱想，开始感到有些焦躁不安。我情不自禁地想到：我以前还从来没有能打进世界锦标赛的决赛，所以这次一定会让爸爸和家里其他人骄傲一把。我这一年的成绩非常好，已经获得了四项冠军，如果能再打进世锦赛的决赛，那这一年就更锦上添花了。
我经常和父亲通电话，并且告诉他我已经开始服用“百忧解”。“太好了，”他说，“我可以从你说话的声音中感受到不同，而且可以感到你比以前好多了。”他在鼓励我。“你在赛场上的表现好极了，”他说，“你的精神状态，你的气势，你的长球，真是太棒了！你把那些长球都打进了球袋！我当时还在想，他不会选择打这个球吧？可看到你真的选择了打这个球时，我一把紧紧抓住旁边这家伙的手，心中想：哦，不。结果球进了。”父亲非常兴奋。
尽管我开始感到焦躁不安，我最终还是以17:9结束了半决赛。我非常高兴，接受了一个采访。
“罗尼，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自从我在世锦赛开始时接受电台采访过程中说我自己感到非常糟糕以来，每个人都想知道我现在的感觉。
“我感觉非常好，为自己能打进决赛而感到高兴。我要去看约翰?希金斯和马休?斯蒂文斯的比赛，看看他们今晚究竟谁能战胜对方。我已经等不及要和他们当中的胜者交锋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打进了决赛，我真的很兴奋。”这与比赛开始前的那次采访简直是天壤之别。
我和戴尔一起去游了一会儿泳，然后又去蒸气浴，最后再出去吃饭。我严格保持这种生活习惯，根本不去靠近练球球台。我以前总是会为某一个球耿耿于怀，总是会尝试不同的握杆方法或者尝试新的架杆，为一些小事情苦恼，企盼能有什么东西给我带来信心。但是，这次来谢菲尔德参加世锦赛后，我根本不去理会这些方面的任何问题。我只是想，该发生的事自然会发生，对自己要有信心。我感到头脑非常清醒，没有因为想把一些新的击球方法打出来而让自己感到痛苦不堪。我知道，我已经在台球场上拼搏了十六年，多练一会儿球根本没有任何区别。我想，如果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打斯诺克，那么我永远都不知道怎么打。有教练在指导你如何打这个球或者打那个球固然不错，但最终这一切必须来自你的内心。
我就抱着这种新的心态打进了决赛。但是，我现在感到自己至少必须练练球，因为我决赛的对手——约翰?希金斯——永远不会让你轻而易举地把冠军拿到手。我知道那将是一场恶战，知道自己必须挺过去。戴尔同意我的看法。我想他一定从我1998年世锦赛对约翰的半决赛中看到了这一点。他当时曾经对我说过，“你今年一定能成为世界冠军。”
我说，“你什么意思？”
“我能看得出来，”戴尔说，“现在谁也赢不了你。”
我当时没有他那种信念，结果以9:17惨败给了约翰。比赛结束后，我对戴尔说，“你不是说我能成为世界冠军吗？”
他说，“我内心深处认为你根本不可能输，但你的脑子里有东西在作怪，在阻止你获胜。这不是你的技术问题，而是你的脑子问题。”他指了指我的脑袋。“你的脑子只有六英寸大小，但你的输赢都取决于它。罗尼，相信我，我看你打了这么多年的球，知道任何人的水平都赶不上你。你之所以输球，是因为你的脑子出了问题。”
“我的脑子没有问题，”我说，“只要我能赢球，我的脑子就没有问题。”
“胡说，”他说，“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每一场球都合情合理，你必须动脑筋才能获胜。”
那次谈话过去了三年，我们在上午八点去了克鲁斯堡剧院。比赛将在下午三点开始，但我对戴尔说，“我们得早一点赶到那里，吃过早饭后去河边散散步。”我的感觉还不错，但我又有些焦虑，因为我违背了自己不练球的原则。也许我应该待在旅馆里放松一下自己。但我接着又想，该死，我需要打得非常出色才能战胜约翰?希金斯。我的意志不如他的坚强，即是我俩都不在状态中，我也很难取胜，因为他比我更稳，比我更有条理。我心里很清楚，我必须有灵感才能获胜。
我们练习了两个小时。从某种角度来说，我真希望自己没有练球，因为我感到练球并没有给我带来灵感。我回到了旅馆，放松一下自己，去河边散了一会儿步。下午两点，我准备好了一切，两点三十分赶到了比赛地点，然后在练习球台上打了十五分钟。约翰和他朋友走了进来，这样我们就同时开始在不同的球台上练球。我注视着他，想看看他的状态，好像还不错。
我仍然有些怀疑自己是否真有资格打进决赛，但我同时又在反问自己：我为什么要怀疑自己？我已经打进了决赛，所以尽情地从中得到快乐吧。但是球手们很难从世锦赛决赛中得到快乐，而我当然也不例外。
我一开始打得不错。在第一局中，我让他先开局。他一连得了三十多分，而且非常漂亮地把球打散了。我想，瞧瞧，他会一杆拿下这一局。于是，我耐心地坐在那里。他击打一粒红球，但是球没有能进入中间的球袋。观众发出了一声叹息。我原以为这一局自己不会再有机会了。我瞄准了一粒红色的长球，心中在想：如果打不进，那就是一个不祥的兆头。这个球有一定的难度，我自己也不十分有把握，但我集中所有精力去击球，将它打进了球袋，然后选择黑球，并以一杆八十分赢下了这一局。
第一局结束后，我的心情平静了下来。虽然我对自己的战术不是十分有把握，但我打出的球仍然一个个滚入球袋，我的表现可圈可点。我完全靠机会来打球，不放过任何一个容易得分的球，也不打没有章法的球。如果打安全球比较保险，我会直接打出安全球。中间休息时，我以3:1领先。
“你觉得怎么样？”我问戴尔。
“很好，很漂亮，很棒！我觉得你在场上无可挑剔。”
“我却没有这种感觉，”我说，“我感到自己打得很糟。”
“你就这么打下去。”他说。
“真的吗？”
“就这么打下去，”他又说了一遍，“你要不要喝茶？”
“好的，给我来杯茶。”
“想抽烟吗？”
“想。”
“饼干呢？”
他走了出去，然后又端着茶、拿着饼干走了进来。那就像我母亲或者保姆在照顾我一样。
“想看什么报纸？”
“呃，戴尔，请你给我那一下《邮报》和《太阳报》好吗？”
“要按摩吗？”
他在竭力让我放松，竭力逗我。谁也无法向戴尔那样能把我逗得哈哈大笑。为了我，他会做一切，甚至会把我的脚搓上一个小时。他妻子后来有点嫉妒，结果他现在也只能给她搓上一个小时。戴尔就像是我的第二位父亲。
我们聊了五分钟，然后我重新上场。“听着，集中精力。他会向你发起反攻，一定要有思想准备。”
我重新上场，集中精力，赢了接下来的两局。我这时开始想世界冠军的事。我打得不是太好，却仍然以5:1领先，我只需要在赢十三局就能成为世界冠军。这一节比赛结束时，我以6:2领先。我有点感到失望，认为自己本该以7:1领先。那虽然只是一局，但一进一出就成了两局，这就是领先四局和领先六局之间的区别。
“听着，”戴尔说，“你在比赛开始前有没有料到自己会以6:2领先？”
“当然没有，”我说。
“这就对了。今天下午的战绩应该让你感到满意，因为你的表现非常好。”
我们回到了旅馆。我告诉戴尔我不想让任何人进我的房间，也不想接任何人的电话。我在谢菲尔德时，绝对不让任何电话打进我的房间：旅馆方面会把我房间的电话断线，而我需要的一切都会先送到戴尔的房间，然后再由他给我拿下来。这意味着不会有任何不速之客突然来访，让我觉得非要款待他们不可。在2001年，戴尔会走进我的房间，我们会聊天、看录像或者看电视，然后再吃点东西——通常是鸡或沙拉等让我保持体力的碳水化合物。吃过早饭后，我会在上午十点半服用“百忧解”。
到我打进半决赛时，我已经习惯了“百忧解”，所以在打球时不用再为感到头晕眼花而焦急。我的精力增加了许多。在决赛晚上那一节的比赛中，我赢了第一局，以7:2领先，尽管那是我打出的最差的一场球。我们俩都一再打出空杆。我在想，这太丢脸了。这是世界锦标赛的决赛，观众一定在想我们是否还能进球。但比赛就是这样，你不可能在这场三十五局的比赛中时时刻刻都能打出高水平。你只能等着状态的到来，只能在状态不佳时熬过去。我在以前常常输球，因为我从来等不到状态好转。我会咒骂自己，而当状态终于到来时，一切已经为时已晚，我会落后太多，根本追不回来。但是现在，我状态糟糕时打得也不是太坏，我在尽量将落后的局面缩小到最小。
但是我的状态仍然不好。我一连输了三局，中间休息时仅以7:5领先。
我问戴尔，“这是怎么回事？我好像是在做噩梦，一个球也打不进去。”
“听着，你要坚持下去，”他说，“你的表现不差。有几个球你没有打进，有几个球他也没有打进。他现在开始进球了，所以你要做好准备。”
我重新上场，一口气赢了三局，而且一杆得分分别为两个九十分和一个一百分。但是我仍然感到非常糟糕：我的击球动作不对劲。我开始发火，因为球不是直中袋心。很显然，我又开始对自己苛刻起来了。
约翰拿下了晚上比赛的最后一局，但我为自己能以10:6领先而感到高兴，因为总分为7:5时，我坐在休息室里咒骂这世界，而且相信自己一定会输球。
比赛结束后，我和我朋友“胭脂鱼”米基以及戴尔一起走回旅馆。我感到非常轻松，几乎轻松到了让人害怕的地步。我们走到车库去买一些晚上要喝的软饮料，我说，“那个约翰?希金斯真是个了不起的选手。”他的确是的，因为在比赛的过程中，有几次他一定想用球杆狠狠地敲击自己的脑袋，或者把球杆扔向看台的最后一排。约翰是位非常出色的球手，但是在晚上的第一局中，他居然连平常闭着眼睛都能打进的球打空了。我也一样，但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约翰是名符其实的最稳健的球手，看到他状态如此糟糕，我也很泄气。我以为自己那一局输定了，因为约翰通常不会在比赛中给你第二次机会。我在给自己加压，因为我把约翰看得太重。但是他一再给我机会，而且没有任何表情。如果他没有打中球，他会坐回到自己的椅子上，而不是像有些球手那样在打出臭球后反而去讨好观众。（马克?威廉姆斯常常在打出臭球后拍打自己的脑门，斯蒂芬?亨德利在开球效果不理想时会说声“谢谢”。观众们认为这很有趣，但这让比赛对手很气恼。）约翰从来不干这种事，从来不会向观众暗示自己球运不佳，或者向观众暗示我之所以出现在球台旁是因为他打得太糟。我为此非常尊重他。
但是，在这场决赛中，我再也没有了无法战胜约翰的想法。获得冠军后要致辞这一念头也不像上次在苏格兰那样让我感到害怕。这种情况已经消失了。
星期天下午，比赛继续进行，我从10:6领先打到了14:7领先，一杆得分为一百三十八、九十、五十和五十。打到总局数为14:7时，约翰在击球，我想：我刚才打出了一个高潮，现在该轮到约翰了。他没有打中置球点旁的一个黑球，非常低级的错误。我立刻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所有的球都在球台上等着我，没有一个贴库，因此我只要稳健一点就不会有任何问题。我瞄准了一个稍微有一定难度的远距离红球，以为可以轻松地将它打进球袋。但是我打空了，约翰跳了起来，清杆，总局数变成了14:8。接着他又赢下了两局，我开始感到惊恐不安。在许多人眼中，我已经取代吉米?怀特，成了没有获得过世锦赛冠军的最佳球手。约翰已经获得过世锦赛的冠军，而且当时世界排名第一。
我气急败坏地回到了旅馆。戴尔说我应该躺下来，喝点东西，然后就走了出去，让我一个人待在那里。我正躺在床上时，听到有人在敲门。“谁呀？”我气呼呼地大声问。
“是我，戴尔。我刚刚和医生通过电话。”
我给他开了门。“你说你刚刚和医生通过电话，什么意思？”
“求你了，罗尼，给他打个电话，和他聊几句。”
“他能有什么回天之术？”
“他要你再服一粒‘百忧解’，”戴尔说，“他一直在看电视上的比赛直播，发现你的精神集中力在下降。你在进入低谷。”
“你在说什么？”我说。
“快去和他聊几句，求你了。”戴尔说。
“我不给任何人打电话。”我说。
戴尔在恳求我，“求你了，罗尼。”
我最后同意给医生打电话。“什么事，霍奇大夫？”
“罗尼，你好，”他说。
“我说，你有什么事？”我对他说话很粗暴。
“我一直在看你的比赛，”他说，“你的表现非常出色。但是我注意到你在那一节比赛快要结束时开始有点走神。虽然这不会影响你的技术，但这会影响你集中注意力的能力。我认为你需要再服用一粒药片。现在就服用它，一个半小时或者两个小时之后，你会重新恢复精力。”
那是下午六点钟。他的话有道理，因为我确实感到有点犯困，注意力有点集中不起来。于是，我服用了一片“百忧解”。
我们稍微练了一会儿球。戴尔问我感觉如何。
“还不错。我这就上场去，好好享受斯诺克的乐趣。”我仍感到有一点疲倦。
大赛组织者要我和约翰当晚从克鲁斯堡剧院的最后一排座位穿过观众席一路走上台，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从入口处上场。我们走到看台的最后一排，走到那里时，我感到很紧张。这将是最后一节比赛，也是决定胜负的时刻。克鲁斯堡剧院里的一切都充满了戏剧性，因为这是世界大赛。如果你没有打中一个红球，观众就会发疯。你无法感受不到那里白热化的气氛。突然，我感到自己有了活力，感到自己醒了过来，感到自己兴奋了起来。
我赢了第一局，将总局数改写成了15:10。比分开始交替上升：15:11，15:12，16:12。我当时可能确实比较清醒，但发挥得却不尽人意。中间休息结束后，约翰回到了场上，打什么球有什么球，以六十分拿下了一局，但我也一下子突然找到了感觉，以六十分赢下了一局。现在的总局数为17:13，距离成为世界冠军之差一局。我打出了四十多分，然后以一记安全就将击球的机会交给了约翰，但约翰没有打中，又将击球权交给了我。我打进了几个红球和黑球，看了一眼记分牌，然后心中想：我只需再打进一个红球，他就会和我握手，祝贺我获得冠军了。我已经开始想着自己应该说些什么话，而不是集中精力打完最后几个球。我的一只手已经握住了奖杯。结果，我没有打中一个非常容易的红球，气恼地走到一旁。我回头望着球台，看看自己造成的后果：约翰绝对不会错过这种机会。我感到这就是我的命运：我注定这辈子与世界锦标赛冠军无缘。约翰清杆后，总局数变成了17:14。比赛快要结束时，约翰终于开始打出了他的最高水平。他进入了兴奋状态，我知道这是我刚才没有打中的那个球带个他的。虽然我仍以17:14领先，但我背上了压力。我心中想的不再是获胜后应该说些什么，而是想着第二天报纸上会怎么说（通栏标题一定会是《他怎么还会输？》），想着在接受采访时所有的人都会问我没有打中的那个红球，并且都会要我解释那是怎么发生的。
下一局他开球，我没有打中一个红色长球，结果我还没有回过神来，他已经得了四十多分。他的状态非常好，但接着他也没有打中一个直线红球。现在的局势刚好反了过来。我没有料到自己还有击球机会，所以我一定要尽量打出高分。我最后打出了我一生当中最出色的一杆八十分，非常气派地获得了世锦赛的冠军。这场比赛对我来说是培养我性格的一个过程，它证明我可以顶住压力取得胜利。我刚把黄色球打进球袋，就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了世界冠军，但我仍然把绿色球、棕色球、蓝色球、粉色球——打进球袋后才把球杆放到球台上。我不敢相信那是真的。
约翰握着我的手，对我说了一句让我终身难忘的话：“告诉你爸爸，就说我说的，‘打得漂亮，我为你和你们全家感到高兴’。”
“你是最棒的，”我对他说，“而且与众不同。别去管斯诺克——我不必告诉你你是多么了不起的球手。但是我非常尊重你这个人。你是位绅士，百分之百的绅士。”
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因为我们俩非常相似。约翰的家人之间非常亲密，我们家也一样。我们两家的背景也差不多，都知道家庭比经纪人和新闻界更重要。
我获胜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我母亲在哪里？她一定就在附近。我看到她正和我当时的女朋友比安卡拥抱在一起。母亲含着泪水朝我跑了过来，兴奋得跳跃着，好像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这是我梦想的一切。我只想拿起奖杯，亲吻它一下。我想，我要将自己的嘴唇贴着奖杯来吻它。我妹妹丹尼尔也和她男朋友走了过来，但是她没有看到我获得冠军的过程，只看到我接过奖杯的场面。她也哭了起来。我和我妹妹之间的关系一直不是太亲密，但是在过去的两年中，我们亲近了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