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没有人不知道丹尼、迪基和米基?奥沙利文三兄弟，因为他们就是打不垮的奥沙利文。他们都有过自己的黄金时代，都曾闻名遐迩。米基是我的祖父。我小时候常常和迪基一起去打斯诺克。他身材瘦小，体重轻。我当时只有十岁，和父亲以及迪基一起去当地的斯诺克俱乐部打球。晚上七点钟之后，凡是想进俱乐部的人都得穿衬衣，可迪基身上只有一件T恤衫。父亲对我说：“给他一件衬衫，让他继续打下去。”我挑了件我的衬衣给他，结果穿在他身上仍然显得特别大。我从来没有见过丹尼，因为他六十岁左右就去世了。他曾是英国和欧洲的双料冠军。三位打不垮的奥沙利文。他们钱倒是没有挣到多少，却赢得了许多人的尊敬。这些人钦佩他们的成就，因为打不垮的奥沙利文兄弟非常看重他们从事的体育项目。他们不是恶棍，只是出色的拳击手。
我和迪基一直关系非常密切，我最了解的人也就是他。这些年来，我听说了许多关于他的传说：常常有人不把他当回事，认为他只是一个瘦骨嶙峋的老汉，结果他怒气冲冲地走上场，将他们一一打倒在地。
拳击是我们家的传统。打不垮的奥沙利文兄弟将自己的技艺传给了自己的儿子。我父亲所有的兄弟都能挥拳出击。他们也曾试着教我，想把我培养成拳坛高手，但是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拳击运动。我痛恨它。我只有在被人逼到万般无奈的地步时才会出手。
和米基一样，我父亲也是在伦敦东北部的哈克尼长大的。我母亲玛丽亚和我父亲结婚时，两个人都没有钱。我母亲家在伯明翰凯利一家冰淇淋店，一度曾经拥有25辆运送冰淇淋的小货车，他们甚至会自己动手制造过这种小货车。他们发现自己所买的卡车并不适合运送冰淇淋，也不符合他们的要求，于是他们便从零开始，动手制造自己的运货车。如果你去那里，一定会见到一个巨大的车库，看到里面停满了运送冰淇淋的卡车。
母亲16岁时，她父母认为该给她找个对象了。她甚至还见了那个人。他从西西里赶了过来，而我母亲还被蒙在鼓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父母只是让她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她从楼上走下来，进了客厅，看到希望成为她丈夫的人就坐在那里。他很有钱，开了两家旅馆，但他显然不适合母亲。她说她无论如何也不会去西西里，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像意大利人那样过一辈子。意大利天主教家庭有自己严格的家规，“你不能跟这个人出去，你不能做这个，你不能做那个。”她一想到有人替她包办婚姻就受不了，于是她选择了离家出走。她爱她的家人，但她也知道自己必须离开那个家。
她最后成了布特林连锁旅馆里的一名女服务员。我的父亲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正与一位救生员谈恋爱。我父亲当时一直在度假营地当厨师，正准备回伦敦，但他自以为是地认为她已经疯狂地爱上了他。他在母亲住处的门下留了张纸条，说他第二天要走，并要她给他打电话。母亲一直想去伦敦，因此觉得自己应该利用他的这次机会。她给他打了个电话，然后便带着她的一位女友一起来到了他的住处。她们在父亲的住处待了一会儿，不过母亲的女友很快就从我父亲的态度中看出自己待在那里很尴尬。他想和母亲单独待在一起。不一会儿，母亲的女友便走了，但对父亲来说，不幸的是母亲也随她一同而去。她干完了那个季节在继亓肿詈蠹父鲂瞧诘幕睿缓蟊憷吹搅寺锥亍Ｈ瞧诤螅臀腋盖捉岢闪朔蚱蓿笔笔咚辏怂辍５彼怯辛说谝桓龊⒆樱簿褪俏沂牵堑哪炅浞直鹗嵌旰投凰辍?
由于结婚的时候没有钱，他们便回到了伯明翰，并在那里生下了我。那里的消费水平要低一些，而且母亲可以离自己的家人近一些。毫不奇怪，母亲的家人起初很难接受我父亲（不过，他们现在很爱他）。我父母申请能得到伦敦的一套住房，结果当达尔斯顿刚有一套公寓空出，他们便立即往南到了伦敦。他们靠在停车场给人清洗汽车勉强度日：他负责清洗车身，她负责清洁车内。那地方在索霍区瓦尔多街的后面，是一个露天停车场。他们俩和我爷爷一起在那里干活，因为我爷爷管理着那个停车场。
我们后来搬到了南伊尔福德镇埃顿路105号。那是排屋中的一座，对面是个占地面积巨大的学校，名叫“洛克斯园”。这房子在我们买下来之前属于我父亲的父亲。房子非常不错：厨房和前厅之间的墙被敲掉了，两者连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很大的房间，我的小卧室在楼上。我父母那时已经开始挣到一些钱了。顺便说一句，他们整天都在干活，两个人都在同时打两份工。我父亲已经开始在一些性工具店干活。他常常会经历一些警方给他带来的不快，但我今天对他的那些经历只会一笑了之，因为与他后来的遭遇相比，当初那些不快的经历根本算不了什么。母亲在一家餐馆当服务员。他俩大约凌晨一点钟才下班，所以两个人总是一起回家。
我最早的记忆是那些五花八门的过来照顾我的人。我只要一放学，她们就会把我带到她们的男朋友家，我便会坐在那里玩玩具。在我七八岁之前那么多年里，我很少见到我父母，因为他们在一刻不停地工作、工作。
我上小学时常常待在里士满路拐角处的一户人家。这一家的父母照料着我，而这一家的三个孩子——格雷格、米歇尔和丽莎——就像我的哥哥和姐姐。我一直羡慕那些有哥哥姐姐的小伙伴，他们在学校里好像更有人缘，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哥哥姐姐来认识其他人。结果，格雷格成了我的哥哥。他比我大几岁，是学校里游泳最快，也长得最帅的男生。他的女朋友多得数不清，和他一起走路回家，和他交朋友真是件令人开心的事。
在他家可以吃到冰淇淋和夹心蛋糕，因此我非常喜欢待在他们家。可我也想念我的父母。母亲有时回家会比较早，或者会回家取什么东西。丽莎这时便会带我去看她，而我便会开始大喊大嚷。“妈妈，我不要你去上班。”我会哭着说，“我只想和你在一起。”我会看着她，心中暗想，她那么漂亮，我不想让她走。
“我得走了，我得走了，你会没事的，”她会说，“我会去看你的。”
这一场面总是要让我发疯。我恨透了。我们从来没有聊过他们离开时我的感受。我很想和母亲聊一聊，可我们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个话题。她的人生哲学一直都是谈论现在，谈论向前走。我们家的人都觉得没有必要回忆往事。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去关心让心灵创伤愈合的过程，但我却认为，像所有家庭一样，我们有许多的东西要谈。
尤其是父亲入狱之后，在这十二年当中，一切的一切都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等他出狱时，周围的一切将会与他记忆中截然不同。我至今还没有真正坐下来，和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聊过这些。
我七岁时，家里多了个妹妹丹尼尔。母亲不再出去上班，父亲也开始在晚上七八点钟到家，我们开始重新变成一个家庭。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会做任何事情来让我父亲高兴。父亲刚刚在贝尔威克街开了第一家商店，我去帮他布置店铺——所有那些杂志和小玩意儿。有时候，他会把我留在停车场，让我和爷爷待在一起，而他自己则独自去工作。我常常在父亲走后清洗他的XR2Ⅰ车。我记得我会花六七个小时为他洗车，等我洗完后，车总是油光锃亮。我希望父亲能为我感到骄傲，希望他能开车带我们回家，希望他能看着车，心中想，这活干得真漂亮，而我则比他还尤为感到高兴。我想我期待他能发现我在那上面花了多少小时，可他从来没有察觉到过。他从来没有称赞过我一句，总是把我从幻象中带到现实中来。
他一有了自己的店，就开始发迹起来。不知不觉中，他就有了五六家商店。他很讲信用，总是提前几星期支付房租。虽然开一家性用品商店没有什么违法的地方，但警方似乎总是怀疑你出售的东西是否合法。他们有时候会突然闯进来，对你搞突然袭击，没收你所有的商品，然后你必须去法院据理力争，将东西要回来。如果你打赢了官司，说服了法官或者陪审团，让他们相信你所出售的都是不伤风化的东西，他们会把你的东西全部还给你。如果你输了官司，你就会进监狱，最轻的惩罚也是损失所有的货物，重新开始。
一天，父亲坐在家中等待法院的判决结果。他违反了淫秽出版物法，但一直坚持自己清白无辜。这个案子对他是一次重大的考验。初级和高级律师在代他出庭，而父亲却没有到庭，因为他坚信自己清白无辜。电话铃响时，他让我去接电话，问他的律师结果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结果是好消息。
父亲把他全家都拉进了他这一行：他开了店铺，交给他的兄弟们去经营，而他的父亲则管理账目。不过，大家后来还是决定结束这种合伙经营的形式，结果父亲又开始单干了起来。我们这时已经从埃顿路搬到了德莱夫——不仅环境更好，而且房子也更大。我们在那里住了好几年，父亲彻底更换了屋里的一切。他消灭了房子里的蛀虫，将房子扩建了一大块。他一定花了很大一笔钱——那简直就像座小宫殿。我非常喜欢那房子，但没过多久它就够不上我们的档次了，我们便又搬了家。父亲在这方面总是千方百计地为我们着想。
我从此很少见到父亲家的亲戚，但我一直和他母亲——也就是我奶奶——很亲。我爱奶奶伊扎。她现在仍然来看我打比赛。我以前常常在哈克尼和她一起过暑假，并且和我堂兄迈克尔一起在查兹沃斯路打上一整天的斯诺克。迈克尔后来也成了职业斯诺克球手，但他从来没有在任何锦标赛中赢得过冠军。迈克尔的球打得不错，人也非常好，但我想他最后终于意识到自己将永远成不了冠军，于是他成了科尔切斯特市附近威特汉姆一家斯诺克俱乐部的经理。
我也很少见到母亲家的亲戚。工作占去了我的业余时间。母亲的兄弟们仍然在开着运送冰淇淋的货车。我外祖父已经退休，每年有六个月待在西西里。他们都非常可亲，也都为我感到骄傲。我小时候唯一去度假的地方就是西西里。在那里的每一天都像是家庭团聚：我们会去不同的人家，吃意大利面食。我们会看着外祖父采摘葡萄，自己酿造葡萄酒。他有时候会带我们到山上，看他种植的柠檬树。那真是美好的时光。
母亲家的人都比较高傲，母亲自己也不例外。她像老虎一样强硬，虽然表面上话语不多，内心深处却是从来不服输。她会坚持到最后，决不放弃。她有着西西里人古老的心态：如果没有工作，她可以靠洗碗刷厕所来维持生计。我们住在达尔斯顿的排屋里时，母亲曾在她父母来访前擦洗电梯，因为电梯里有尿臊味。她不愿意让她的家人认为她住在有尿臊味的地方。她也从来不愿意让她父母认为她降低身份，嫁错了人。父亲说她就像《歌剧名伶》中的妻子。
我七岁的时候，开始在彼德叔叔家六英尺长、三英尺宽的台球桌上打斯诺克。父亲看到我迷上这项运动时便说：“好吧，今年给你的圣诞礼物就是一张斯诺克球台。”
我很快就学会了打斯诺克，而且从一开始就喜欢这个项目。我常常缠着别人打球，让他们唯恐避之不及：他们厌倦了我，厌倦了我的斯诺克。住在我们家隔壁的达伦是我朋友，比我大四岁。我会去他们家，对他说：“来吧，来吧，和我一起打斯诺克吧，求你了，来吧。”
“不行，我要给我的那些车上色，”他说。他喜欢把小玩具汽车漆成黑色。
结果，要么我坐在那里和他一起把他的车漆成黑色，要么他来我们家和我一起打斯诺克。
如果他同意来我们家，我就会让他在球台旁一待就是四个小时，一直玩到父亲进来说，“好了，你们该上床睡觉了。”
就这样，从那时起，我就一刻不停地打着斯诺克。
我八岁那年，父亲开始带我一起去伦敦西端迪恩街的“大使”俱乐部。父亲要去索霍区的店里工作，所以他要么把我丢在俱乐部，让经理照看我一个小时左右，要么他会和他自己的球友斯蒂夫?戈弗雷一起打球。父亲在我打斯诺克之前从来没有玩过这玩意儿，但他立刻迷上了这项运动，开始光顾俱乐部。他会和我打上几局，然后我就坐在那里看他和斯蒂夫打上两局。球台起初在我眼显得非常巨大，那还不是标准球台，只是一张十英尺长的球台（标准球台长十二英尺，宽六英尺）。俱乐部里也有标准球台，但在我眼里都一样——都大得吓人。每张球台在我的眼里就像是绿色的保龄球道。我简直不敢相信斯诺克球台会那么长，那么绿，上面的台呢会那么漂亮，球会那么大。那真是太漂亮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个子只比球台高出一点，打球时总是将手臂伸到尽头，因为我实在太小了。严格来说，十六岁以下的孩子是不允许进入斯诺克俱乐部的，他们之所以允许我在那里打球，是因为父亲加入了伊尔福德的“绿巷”俱乐部，成了那里的常客。我和父亲会在星期六和星期天去俱乐部，在那里待上四五个小时，但父亲一直没有学会正确的打球方法。斯诺克并不适合他：他天生没有这方面的才能。
我是俱乐部里最小的孩子，那里大多数的孩子都已十八九岁或者已经二十出头。我喜欢和成年人在一起，而且我一直和年龄比我大许多的人相处得不错。在我十岁时，我的大多数朋友已经离开了学校。我的同龄人都在玩滑板和一些其他孩子们玩的东西，但我却非常讨厌那些玩意儿。我想这可能是我年轻时爱冒犯顶撞人的一个原因。我总是和成年人在一起，听他们说话，和他们斗嘴。我小时候很让人讨厌，人们看到我就心烦。我最终意识到自己必须闭嘴——但我花了一些时间才纠正过来。
没过多久，我就在斯诺克俱乐部发现，人们不会仅仅因为我年龄比他们小就原谅我冒犯顶撞他们。我只要去了那里，他们就要求我像成年人一样举止。我十岁或十一岁时，他们告诉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表现自己。他们告诉我，也告诉我父亲，我得尊重在俱乐部里打球的那些经理。如果我在那里吃晚餐，我不能将土豆扔得到处都是——而这正是我以前老干的事。俱乐部里最忙碌的时候是用午餐时，而我常常在学校放假时去那里，把豆子和鸡蛋弹得到处都是。他们会向父亲抱怨（而且言之有理），说他们要做生意，而现在有一个孩子把食物扔到他们的顾客身上。
庞廷俱乐部有一年完全将我拒之门外。我以前常常和另一位斯诺克球手马克?金去那里。我们以前每年都要参加庞廷俱乐部的一些节日庆祝活动——一次是在普雷斯塔廷，一次是在怀特岛上的帕克普尔，一次是在黑斯廷斯，还有一次是在詹伯沙滩。大约有一千名斯诺克球手会出现在那些节日聚会上，然后我们便会整整打上一个星期的球。父亲没有时间去庞廷俱乐部，因为他还得照料生意，所以他便对马克?金的父亲说，“比尔，我来出钱。这是给你的费用，这是罗尼的费用，这是马克的费用，你只需照顾一下罗尼。一定要保证他举止得体。如果他表现不好，你就给我打电话，让我跟他说。”
“可以，没问题，”比尔说。
于是，我们来到了位于布里恩沙滩的庞廷俱乐部。我和马克去了游泳池，一次次地跳入水中。然后，我们试图混进迪斯科舞厅——他套上一件大衣，骑在我的脖子上。这都是孩子们做的一些蠢事。一天，有几个年龄稍大一些的孩子怂恿我说：“去，向空中扔一个烟灰缸。”我当时只有十岁，结果我便会真的向空中扔一个烟灰缸，还自认为那很有趣。毫不奇怪，人们对我厌烦透了。
那里有一个名叫“快手埃迪”的斯诺克球手，因为他干什么速度都快。大家叫他“日光浴浴床埃迪”，因为他总是在忙着要把自己的皮肤晒得黝黑。他当时大约十六岁，长得很帅，总是引起姑娘们的注意。他走到我跟前，开始推我。我手中握着一杯可乐，于是我便看着他，将可乐泼了他一身。他立刻火冒三丈，在度假营地里到处追我。我从老虎机和角子机之间跑了过去，出了游乐拱廊，穿过人们在玩宾戈游戏的舞厅。我手里仍然握着玻璃杯，于是我将玻璃杯朝舞厅地面扔去，以为碎玻璃可以阻止他。我一定是将杯子扔到了一位老奶奶的身旁，因为她在大声呼救，说这个小孩朝她扔玻璃杯。我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朝一位老奶奶扔玻璃杯。没错，我也许会朝某位年轻的演员扔过玻璃杯，以取乐大家，但我永远没有也不会朝一位我素不相识的人扔玻璃杯。
有人报告说是我干的。裁判约翰?威廉姆斯常常主持庞廷俱乐部的这些活动，我听说他要将我赶出去，于是我便去找他。等我找到他时，我问他是否真的要禁止我在进入俱乐部。
“是的，”他说。
“可我还没有在少年比赛中打过呢，”我说。
“不错，你被禁赛了。给我出去。”
我哭了起来。我恨我自己，害怕回家后必须告诉父亲我被赶了出来。于是我决定不说真话，告诉他我在第二轮输了。
“怎么样？成绩如何？”我回到家后，父亲问我。
“还行吧，”我说。
“哈！你回来得倒是挺早，是吗？”
“是啊，我在少年赛中成绩一般，比赛输了，我想就还是回来吧。”
“好的。”他说。
两三个小时后，我的头仍然是晕乎乎的。吃晚饭时，他突然说道，“你以为我是个蠢蛋吗？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早回来，因为你是个坏孩子，因为你被赶出了营地。”结果，我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屁股被打肿，被他骂了个狗血喷头。
由于这件事，我被禁赛一年，在十岁就第一次上了《太阳报》。
我们为禁赛期长达一年而申诉，而且必须去利兹市的冠冕大厦，负责业余体育项目的**机构就在那里。那些还有一些其他球员，也在希望能得到减刑，而且人人都带了律师来帮他们申诉。我只有父亲陪伴着我，不过我父亲的确非常了不起。他站起身来说，“我不在乎他是从下面还是从上面扔的玻璃杯，我们都知道他扔了玻璃杯，这一点不容质疑。我在这里唯一要说的是，我们要为禁赛的严厉性而申诉。”父亲知道那会非常伤我的心。他知道我对斯诺克是多么的疯狂。最后，他们将禁赛期减少到了六个月。大家可以想象得到，这仍然让我伤心不已。
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打出单杆过百时的情形，就仿佛那发生在昨天一样——这是每一个打斯诺克的孩子梦寐以求的目标。我当时十岁，是历史上打出单杆过百的最年轻的球手。我跑了出来，告诉父亲我打出了单杆过百……而他却说，“是吗？那又怎么样？”仿佛那根本算不了什么一样。于是我跑到俱乐部的经理那里，告诉了他。他欣喜若狂地说，“太好了，把报社的人叫到这里来，给斯诺克杂志社的人打电话。”我成了斯诺克小明星。这件事也成了斯诺克界的大新闻。
那是我经历过得最令人兴奋的事。我一打出单杆过百就想打个空球。只要打出了单杆过百，再多得多少分已经是无所谓的事。我只想离开那里，告诉每个人我打出了单杆过百。最后，我以117分清台。
尽管父亲没有表现出欣喜若狂的神情，我却仍然信任他。他在待人接物方面有着过人之处。他知道在这一行中一定有其他人能会比他更好地照顾我、引导我。他所挑选的任何人都会非常出色。他帮助了许多冉冉升起的业余斯诺克新星，以及那些成绩不错但缺少金钱后盾的人。父亲会对他们说，“听我说，我可以给你每周二百镑，外加一辆车，你什么时候想练球都可以，我不在乎。不管你赢了什么，分一点给我就行了。我只要求你带我的儿子去参加各项比赛，顺便照看他一下。”
我记得托尼?普特南赢了八百英镑，他对我父亲说，“我给你一半奖金。”但我父亲说，“不用，我不要你的钱。你留着吧。”他觉得这是公平交易——他们在把自己的经验教给我，我一直在从他们身上学到东西。
父亲虽然从来没有当面称赞过我，我现在却知道他一直在为我感到骄傲。我碰到过一些认识我父亲的人，他们说我父亲曾经说过，“我儿子将成为斯诺克世界冠军。”那些人对我说，“是啊，每个人都认为他的儿子将成为世界冠军，可你真的成了世界冠军。所以说，他肯定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就连我第一次见到加扎时，他也向我提起了我父亲。
加扎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是绿茵场上的王者。 当我终于见到他时，我们均刚刚获得了胜利。那是在戈迪逊球场。漫游者队正与埃佛顿队进行一场生死之战，而我刚刚参加完正式比赛前的名人赛。加扎在比赛结束后走到我跟前说，“你还好吗，罗尼？我几年前就认识你父亲，他想让我去斯诺克俱乐部看看你。我没有时间，可他对我说，‘加扎，你是足球场上的王者，可我儿子将成为斯诺克世界冠军。’我记住了你的名字，因为我也非常喜欢斯诺克，后来，我有一天和保罗?爱伦坐在旅馆房间里看电视，画面上出现了你。我跳起来对他说，‘这就是那家伙说要成为世界冠军的那个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