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参加考试就离开了学校。我一直想转为职业球手，但转为职业球手的过程却与我原来想象的大相径庭。即使是现在，我也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来改变当时的情形。
在我看来，即使在我转为职业球手之前，我也基本上是个职业球手。说到底，我一直在参加职业——业余比赛，与职业球手对局，而且成绩也不错，并在全国各地巡回参赛也已经有两年了。我也已经有了自己的经纪人，而且不是一般的经纪人，是大名鼎鼎的巴利?赫尔恩。他也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斯蒂夫?戴维斯的经纪人。
我第一次与巴利接触是在我进行英格兰业余冠军赛决赛前，我当时十五岁。我在那场比赛中第一次打出了一百四十七分，成了历史上赢得最高分的年龄最小的人。尽管我后来创下过许多其他纪录——比方说最快以五分二十秒打出一百四十七分——但最让我引以为荣的仍然是打出一百四十七分最年轻球手这一纪录。我想这个纪录大概还将保持一段时间。这显然让我名声大噪，我的名字一定广为人知。我有一天正在家里练习时，我父亲大声叫道，“有人打电话找你。”
“是谁？”我问。
“是巴利?赫尔恩。”我父亲回答。
我以为他是在和我开玩笑。巴利?赫尔恩怎么会给我打电话？
“你好，罗尼，”他说，“我是巴利?赫尔恩。我要和你说两件事。一，去赢得星期六的业余冠军赛。二，我想成为你的经纪人。”
“好吧，”我说。我当时惊呆了，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你接到巴利?赫尔恩的电话时还能怎么样呢？我同时也感到有一点伤感。到那时为止，我的经纪人一直都是我父亲，一直都是他和我，但我父亲非常支持让巴利当我的经纪人。他知道，如果我想在斯诺克界有所发展，我最终肯定会需要合适的经纪人，而巴利显然非常合适。
“我已经把你带到了我所能带到的最高地步，”父亲说，“而他是斯诺克界最了不起的经纪人。我只希望你能得到最好的。”
两天后便是英格兰业余冠军赛的决赛，我得对手是斯蒂夫?贾德。贾德的球技非常糟，但他那天却连连得手，最后他赢了。我非常伤心。
比赛结束后，父亲走到我面前说，“别灰心，巴利?赫尔恩在这里。”
太糟了，我想，我该对他说什么呢？
巴利走过来对我说，“别往心里去，打起精神来。你想明天和我一起去谢菲尔德吗？”就在我进行决赛的同时，克鲁斯堡球馆正在进行世界锦标赛的半决赛。
“可以，我非常想去那里。”在那场决赛中，约翰?帕洛特将战胜巴利经纪的吉米?怀特，那也将是我第一次见到吉米的朋友。
吉米在半决赛中战胜了斯蒂夫?詹姆士之后，巴利直接赶过来看我的决赛。我想，混蛋，他一定非常看重我。事实果然如此。我和他签了一份三年合同，到期后又续签了一次。许多人说巴利不关心他的球员，说他从来不到比赛现场，但这倒恰恰挺适合我。我可不想在自己竭力取胜的时候看到巴利坐在第一排座位上，那会给我增添不必要的压力。我更愿意一个人在打比赛，只有我的朋友戴尔陪伴我、鼓励我。巴利?赫尔恩是我这一生中见过得最可爱的人。他待人真诚，直言不讳，而且实事求是，从不浪费时间。
但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父亲仍然是第一位的。签约后最大的变化是越来越多的比赛和表演赛开始邀请我参加，这对我积累经验非常有帮助。其中一种经验便是出国比赛。几个月后，我正在泰国参加世界业余冠军赛时，突然接到了我母亲打来的电话。电话是半夜打来的，所以我知道一定出了大事。
“我有事情要告诉你，”她说，“但我不希望你做任何事，一切都会好的。”
“究竟出了什么事？告诉我，告诉我，”我说。
我知道肯定是很糟糕的事情，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糟糕的事。
“你爸爸被捕了，”她说，“他已经被拘留。他参与了斗殴，结果有人被打死了。”
我一下子瘫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哭了起来。我外出比赛时总是由强尼?奥伯莱恩照料我，他从我手中接过电话，和我母亲聊了起来。我感到他其实早就知道了。我回忆起在我们动身去泰国前一星期，我们在参加阿姆斯特丹的一项比赛时，斯诺克俱乐部里曾经有过一个电话。强尼去角落里接了电话，而我当时就能感觉到有什么事情不对劲，但他什么也没有提及，而我后来也忘记了。
我当时每次比赛都大获全胜，局势一片大好。可几乎就从得知这消息那一刻起，我就垮了。说来也怪，这并没有立刻影响我的比赛。我继续参加比赛，而且差一点得了满分。我打进了十三个红球、十三个黑球，但在下一个红球时没有打中一个七分球，结果与价值两万英镑的沃尔沃汽车失之交臂。在接下来的两三场球中，我的表现仍然不错，然后我就开始挣扎。我的心理已经垮了，我脑子一片混乱，没有任何感觉。
一个星期前在阿姆斯特丹时，我快乐至极。强尼在阿姆斯特丹接到那个电话的前一夜，我非常开心。我刚刚获得了比赛的冠军，刚刚见到我的老朋友克里斯?斯卡隆，我们和强尼一起去了红灯区。我们第二天回了家。我们刚刚搬过家，母亲正忙得一团糟，我则不停地拿她开玩笑，“瞧瞧，女强人，这里得管，那里得管，你什么都得管。”我说。
“闭嘴，罗尼，”她说，“我有正事要做。”
我放声大笑，因为我当时不知道她在担心什么。
她三天后告诉我，巴利要我比计划稍早一点去泰国。
“为什么？”我问。
“因为电视台和杂志要对你进行采访，”她说。她非常清楚什么东西能吸引我。
太棒了，我想。于是我提前一星期去了泰国，到了那里后却发现并没有电视采访，也没有杂志社采访。我到泰国已经两天了。唯一所做的事就是去斯诺克俱乐部练习。这当然是件好事，可那里只有我一个球员，谁也不想采访我。我当时觉得事情有一点古怪，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母亲为了让我离开英国居然编造了这个借口。在接到母亲电话后的三天里，我表面上显得没事，但我内心已经崩溃。我心中只有一个目标：为父亲赢得比赛的胜利。这是我处理问题的方式。我估计我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我能赢得冠军，如果我能赢得任何比赛的胜利，也许这能给他带去一丝安慰。我知道他多么爱我，多么为我感到骄傲，看到我在斯诺克比赛中获胜会多么高兴。我也知道他非常清楚我的实力，清楚我能取得什么成绩。如果我没有实现目标，我不仅会让他失望，而且会让他多一份内疚。我不能让他失望，因为他从来没有让我失望。我报答他的方式，我让他坚强起来、开心起来的方式，就是在球台上获胜。
如果这听上去能让我集中精力的话，我并没有做到。我的心理已经垮了。现在回忆往事时我能够明白这一点，但我当时却无法明白。我当时的对手是威尔士人大卫?贝尔，我的注意力糟糕透了，我只好在地上嵌一枚硬币，想靠它来集中自己的注意力。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但我觉得这总比像以前那样盯着地板要好。我仿佛在梦中，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久久地盯着那枚硬币，可一点用也没有。大卫以4:3战胜了我，我输了之后掉下了眼泪。这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我这时忽然意识到，母亲和巴利让我在点去泰国，是因为他们以为等我从泰国回来时，父亲会已经回家，一切都已解决，一切只是个可怕的误会，根本不需让我知道。然后，巴利对我母亲说，“这次是来真格的。我认为你最好给罗尼打个电话，把事情告诉他。”
在泰国期间，我一只觉得我和强尼之间有点不对劲。他从来不搂着我，也不像那通常那样待我。我后来才知道，他哥哥也和我父亲的案子搅在了一起，但他最终只是被判聚众斗殴。也许强尼不知道我当时在承受着什么样的痛苦，但他没有给我任何安慰。我最后不再和他说话，甚至都无法看着他。
输了球之后，我朝着旅馆走廊的墙壁砸断了球杆，然后又哭了起来。我在电话里对母亲说，“我让他失望了，我让他失望了。”
“你没有让任何人失望，”她说，“我们都爱你。爸爸会没事的。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坐上飞机，回到家后我们一起去看爸爸。”
这正是我想要做的：去看爸爸。
“把你的东西收拾好，”母亲说，“我们去机场接你，然后我们一起去。”
巴利?赫尔恩的司机罗伯开车将母亲送到了机场，接了我们之后直接去了监狱。我们坐的豪华轿车停在了布里克斯顿监狱外。我还从来没有去过监狱，所以那里的一切让我感到非常震惊。我不敢相信我父亲会被关在里面。我一看见他时，心里在想：这不是我父亲。他穿着统一的囚服，看上去憔悴不堪，因为他在单人囚室里被关了两个星期。监狱里的伙食不好，他显得脸色很苍白。他以前一直是乐观向上，但他在这里看上去与其他囚犯没有两样，只是一个犯人。
我抓住他说，“我们要把你从这里弄出去，我们要把你弄出去。”我在哭，他的脸上也流着泪水。我以前还从来没有见他流过泪。
“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他说。“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要集中精力，照顾好你妈妈。妈妈好好的，我也好好的，你别为我担心。你要来看我，要给我写信，我也会给你写信的。”
那是让我心碎的一刻，即使是现在回想起来，我也会热泪盈眶。那仿佛就像是昨天。
见面的时间只有二十分钟。“吻我，拥抱我一下，”父亲说。我大声哭了起来，他朝我挥手，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看望完父亲之后，我们直接看车去了我的学校。我看见了副校长阿伯特太太，她早已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应该是妈妈告诉她的。
母亲对她说，“罗尼得请一段时间的假，暂时不回学校来了。”
“可以，”她说，“我们理解你们的心情。你可以请一段时间的假，让心情平静下来。”
我的学校生涯就此结束，我再也没有返回学校。那是我第五学年的第一学期，也就是我将要获得中学毕业证书的学年，学期刚过了一半。我几乎一离开学校，就立刻有了正式的女朋友皮帕，也就是罗伯特?查普曼几年前在黑斯廷斯试图介绍给我的那个姑娘，而我当时紧张得根本都不敢看她一眼。父亲被起诉后不久，一个星期四晚上，我们在斯诺克俱乐部相见了。这是我自从十岁开始想入非非以来第一次看见她。我把她带回家后说，“我星期六去比利时，你想和我一起去吗？”我甚至都没有亲吻她。她说愿意，我想应该算是大功告成了。我们一起飞到了比利时，飞机着陆后，在去旅馆的车上，我搂住她并吻了她。从抵达旅馆的那一刻起，我只是在去打球时才下床。那时我度过的最销魂动魄的一个周末，而且我还获得了比赛的冠军，赢了一千英镑！
每天晚上六点钟左右，我几乎总是昏昏欲睡，因为我晚上难以入睡。可到了晚上十一点，我立刻精神倍增。我就像一只蝙蝠。我会打出非常精彩的球来。有一场比赛的对手是比利时冠军斯蒂夫?勒敏斯。他的经纪人就是那家俱乐部的老板。比赛进行了电视直播，大约六百名观众到现场看比赛，而且几乎每个人都希望能看到我输球。皮帕虽然坐在后排，但知道她在那里看着我，确实让我感到非常兴奋。我非常喜欢那一切：人人都希望看到我输球，我是个外国人，但我的女朋友在看着我。太棒了。我以4:3获胜。
除了皮帕外，也许唯一希望我获胜的是我的比利时铁杆球迷。这是一位身材矮小，几乎是侏儒的比利时姑娘。她和她的两个朋友一起来看我的比赛。后来，在我转为职业球手后，我每次在比利时比赛时，她都会做在前排观看，而且总是送给我一些小礼物。我永远忘不了她，因为她是我的忠实球迷——如果我输了，你可以看到她脸上伤心的表情。
我虽然在比利时获得了胜利，但和皮帕刚开始认真交往起来，我就开始输球。我甚至在那些职业——业余赛中都无法获得冠军。我和她鬼混了将近五个月，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她身上，而不是在台球上，直到父亲于1992年2月被假释回家。我当时正在斯诺克俱乐部，忽然接到母亲打来的一个电话。她在给所有她认识的有钱人打电话，问他们是否能为我父亲凑钱担保。那是星期五下午，如果我们不及时赶到监狱的话，他周末就得待在监狱里。所以每个人都在急急忙忙四处凑钱。他的保释金为五十万英镑。
在我父亲出事后，我的斯诺克老朋友罗伯特?查普曼一家真是太好了。我父母以前总是和他父母在通电话，因为不是罗伯特在我家就是我在他家，但令人惊奇的是虽然我和罗伯特是多年的朋友，我们两家父母却一直没有见过面。我母亲第一次见到他父母是在我父亲被正式指控之后。罗伯特的父亲雷伊为我父亲提供了保释金，他母亲安吉泽在我母亲后来进监狱时照料我妹妹。但这是后话。
我在利兹打球时的一位朋友迈克尔?里奇专程过来看望我们，他开车将我送到了监狱。布里克斯顿监狱大门外大约站了三十个人。大门开了，父亲站在那里：他瘦得皮包骨头，手里拎着一只大木匣，里面装着我们写给他的每封信，以及他所收集的零星物品。大家齐声欢呼，我们一起涌上前去。他紧紧抱着我母亲，而我只是站在那里望着。然后，他又紧紧地抱着我，我也紧紧地抱着他。
在驱车回家的路上，我将近六个月来第一次看到父母在一起。我当时想，事情会好起来的，我们又是一个家庭了。
我们家里挤了大约四十个人，大家一直待到凌晨一点左右。我非常疲倦，告诉爸爸我得上床睡觉了，因为我上午还要参加威克福德的一项比赛——规模不大的职业——业余赛，三十人参赛，冠军的奖金为四百英镑。早晨八点，他走进了我的卧室，焕然一新。他已经冲过澡，换上了以前的衣服。我望着她，心中在想，真是的，爸爸，你以前可从来没有在中午之前起过床。他前一天晚上对我说过，他早晨回来叫醒我。“真的吗？”我问。“因为你很少能起早。”但过了六个月的囚禁生活之后，早晨起床对他来说已经不再是难题。“快点，”他说，“我们要去威克福德。”
我们开着他的蓝色梅塞德斯去威克福德。车内在播放着歌曲，是迪肯?布鲁德唱的《永远离去的孩子》。这首歌响起时，我看到又有一滴泪水滚落了他的脸颊。他不想让我看到，于是悄悄将眼泪擦干，但这仍然让我很感动。
我们走进威克福德球馆时，每个人看到他都很惊讶。大家都认识他，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他要比对我友好得多，因为他很有人缘。他们看到他后非常高兴。
我完全不在状态，纯粹是在靠肾上腺素在打球。半决赛时，父亲说他可能看不到决赛了，因为他必须赶回家，去警察局报到。我感到很痛苦，因为我知道他非常不愿意离开。我在决赛中以4:1战胜了马克?金，并且打出了两个一百分和一个八十分。这是我几个月来第一次打出这么高的水平。所有的感觉似乎又突然都回来了。
父亲在被假释的期间和我认真谈了一次。他说，“这么说，你不想回学校了，是吗？”
“是的，”我说。
“如果你想离开学校，你就得按我说的去做。你必须在上午九点钟起床，必须每天跑步三英里，去台球馆，好好练习，回家吃晚餐，十点睡觉。这就是条件，否则你就回学校去。”
“我选择打台球。”我说。
可我仍然在混日子，仍然在与皮帕约会。
“听着，”他说，“你要么想成功，要么不想成功。你必须在皮帕和台球之间做出选择。”
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我爱她，”我说，“该死的台球。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什么时候干什么就什么时候干什么。”
“好吧，”他说，“我这就给巴利?赫尔恩打电话，告诉他你对台球失去了兴趣。我要告诉他你不打算在六月份转为职业球手。”
“好啊，你去呀，你这就给他打电话呀，”我说，“我可以给伊安?道尔打电话，他可以当我的经纪人。谁都可以当我的经纪人。”
母亲当时和父亲坐在一起，我们整整吵了两个小时。我想，不管他们对我说什么，我再也不愿意听由他们告诉我该做什么了。我反驳了又反驳。父亲不喜欢看到我在鬼混。他认为我正在毁掉自己已经取得的一切。最后，我怒气冲冲地冲了出去。
过了很长一会儿，父亲走进我房间，紧紧拥抱着我。“我非常非常爱你，”他说。
“我也爱你，”我说。
“好了，我们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一个团队，不是吗？”
事情就这么解决了。我们消除了误会，解开了心中的疙瘩。我仍然可以和皮帕约会，但我也将成为一名职业斯诺克球手。如果皮帕不喜欢这样，那我就会左右为难，但是她说她一点也不在乎。似乎只有我一个人在把这件事小题大做，可我觉得那就是我的处事方法。我可能感到不好意思告诉皮帕，我仍然对父亲的话言听计从。不管怎么说，我现在已经十六岁了，认为自己该是个大人了，应该有自己的主见，应该告诉我父亲，说我想见谁就见谁。
我重新开始练习，技战术重新恢复到了原来的水平。六月，我去布莱克本的诺布雷克城堡，参加世界锦标赛的资格赛。强尼?奥伯莱恩仍然在照料我，而且我们已经和好如初。父亲在他被假释的几个月里已经将我重新调教好了。虽然我仍然和皮帕一起出去，但我知道自己将至少有三个月不能和她在一起。如果我输了几场比赛，那么在布莱克本的整整三个半月的时间里，我可能就有机会回家三四次。结果，我很早就得到了一次回家的机会，而且是在第一周过后。我已经打完了六场，已经获得了参赛资格，所以我就回家了。但是皮帕很不高兴看到我不在家，等我返回布莱克本时，我接到了她打来的一个电话，说我们的关系结束了。
“听我说，我这就回家，我们好好谈谈。”我说。
“不，别麻烦了，”她说这就挂了电话。
我上床睡觉时，心情糟糕透了。
这时资格赛已经进行四分之一，父亲的假释期限比以前松了一些，他只需每天到警察局报到两次。他问警方能否在这两个星期每天去布莱克本的警察局报到，警方说可以。于是，父亲就和我母亲以及我妹妹丹尼尔一起来看我。第二天，我在比赛中先是以0:3落后，但我追回来一局，中间休息时以1:3落后。我出来时，父亲说，“你感觉还好吗？”
“不好，”我说，“出了一点事。”
“出什么事了？”
“我和皮帕，我们结束了。”
“什么，结束了？”
我点点头。
“别为这件事担心。现在重要的是比赛。忘了她。将来会有数不清的姑娘来追你。赶快去好好打球，过两年所有的姑娘都会围着你转，而且都是初恋！”
“是啊，你说得对。”我说，尽管我不同意他的话。我重新上场，以5:3赢得了比赛。从那一刻起，我把这件事完全抛到了脑后。
要是那天父亲没有在那里，我肯定会输了那场球，然后会赶回伦敦，试图挽回这份恋情。我后来得知，她已经另外有了人，但我想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我离开她已经六个星期，而且我很可能还要在布莱克本再待六个星期。
我在布莱克本参加比赛期间，接受了《太阳报》的采访。我告诉记者，我也去托特纳姆热刺足球队试过，但兴致不大，因为我所有的心思都在台球上。当然这不是真的——我的足球水平从来没有好到可以成为足球明星的地步。然后我接着又说我刚刚把女朋友甩了，因为这影响到了我的台球事业。所有这一切都白纸黑字地登在了《太阳报》上。大约一年后，皮帕给我打来了电话，说，“《太阳报》上说的那些是怎么回事？你把我甩了？”
“是啊，”我说，“我以为那样可以让你重新回到我身边。”
“我和几个朋友坐在特内里费的沙滩上，看到了这篇文章，上面说你做了这个做了那个。我想，你是个谎话连篇的混蛋。”她说。
“你这不是重新找回来吗？”我说。
我们一起笑了起来。我后来又见过她几次，但我们的关系已经结束了。
我相信有些事情之所以会发生是有原因的，你命中注定要做你应该做的事。我之所以能够恢复状态，是因为父亲被假释，而且他让我重新找回了自我。我认为如果他没有活的假释，没有为我赶到现场，我可能早就一败涂地了，那一年也不可能赢得那么多比赛的胜利。我可能只会取得一两项比赛的资格，第二年回到球台上时可能心情会感到更加绝望。作为球手，我可能会重新从零开始，甚至可能会竭力与皮帕言归于好。
在那之后，我偶尔也会与某个女孩建立起竭力维持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无一例外地都影响到了我的球技。
在转为职业球手的第一个赛季中，我连连获胜，排名从第八百位一下子提升到了五十七位。我创下了七十六局球中赢七十四局的纪录。这是我唯一的追求——创纪录。我每一次外出比赛时都在想，下一项纪录时什么？我打破了斯蒂芬?亨德利的最好连胜纪录。好吧，就算对手都是顶尖高级的职业球手，可从任何角度来说，连胜三十八场仍然是件了不起的事。我也打破了最快获胜纪录：我在布莱克本仅用了四十三分钟就以5:0战胜了对手。我仅用了半小时就以4:0领先，我中间休息走出来时，谁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回到球台上后，没几分钟就一杆得到了七十分，但对手不愿就此罢休。比赛拖得越久，我打破托尼?德拉戈（德拉高，世界上击球最快的球手——撒注）的机会就越小，可我也没有任何办法，他还在一味地继续打下去。我非常气恼。我已经得到了八十分，台面上还剩下五十九分，所以他要取胜就必须打出五六个障碍球。我真想对他说，“把你的球杆收起来吧，你赢不了，只是在毁掉我创造纪录的机会。”最后，我终于打破了德拉戈的纪录，比他快了五分钟。
我在球台上确实很活跃。也就在这个时候，斯诺克界的元老爱伦?休斯说，“罗尼，我得给你起个绰号。”
“不用了，罗尼这名字很好。”我说。
“不，我们已经有了‘旋风’，已经有了‘飓风’，我想叫你‘火箭’！”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我说，“你不能叫我‘火箭’。这名字太陈旧了。”
“不，”他说，“这名字对你再合适不过。当你真得打得非常棒时，我还要叫你‘热火箭’！”
当然，这名字就叫开。当我于1997年在世界锦标赛上赢得最快的最高分时——五分二十秒，我觉得这名字似乎还挺适合我。就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当时怎么能打得那么快，而且我自己也再没有能打出过接近那个时间纪录的水平。那是很傻的速度，我觉得不会有人打破它。“火箭”这个名字非常恰当！
当我在布莱克本为取得我第一次世界锦标赛参赛资格而努力时，父亲每次来看我总是坐在他想坐的地方。虽然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以及他所做的一切很可怕，我现在尽量乐观地来看待它。这一切使我成了今天的我，使他成了今天的他。我希望他出来时能够明白哪些是他真正的朋友，哪些人值得他信赖。我想他的问题之一便是他这个人太慷慨，太相信别人。
在他被假释期间，许多人都来庆祝他回家，其中有个人向他借了一大笔钱。可我父亲刚被正式判刑，那家伙就再也没有露过面。他至今仍然欠我父亲的钱。我希望父亲出狱时能够记住哪些人趁火打劫，哪些人说我母亲独自无法应付店里的生意。有太多的人想和父亲待在一起，因为我父亲花钱如水。自从父亲进了监狱之后，母亲摆脱掉了那些虚情假意的朋友。她现在只把安吉和雷伊?查普曼当作真正的朋友，那种你在危难时可以依靠的朋友。
我在布莱克本的比赛还没有结束，父亲就得回南方去，因为法院开庭在即。我有三天比赛间隙，所以我赶回伦敦去看他，到家时大概凌晨一点。我一定把他从床上吵醒了。他从楼上下来，气色非常糟糕。我以前从来没有看到父亲会长疱疹，但他心在脸上有很大一块。这一定是心情不好造成的，不过他很少显露出自己正在承受的压力。他很少提及自己的事，提起来时也只是说，“我就要回家来了。我没有罪，我就要回来了。”但他脸上的疱疹也许更能反映出他的真实情况。
母亲也没有多谈出庭的事。像许多家庭一样，我们在家从来不会就一件事喋喋不休地唠叨个没完。我们常常竭力掩饰我们应该谈论的事。家里人总有一种感觉，你不能向别人示弱，向别人示弱本身就是一种软弱的表现。我们的哲学是：“我们要乐观向上，我们必须向前看。”我现在认为这种想法不对。不错，人总是要向前走，世上没有后悔药可以吃，但许多我们本该讨论的事却被我们掩饰了起来。我们从来没有为父亲入狱做好心理准备。他也从来没有做到我身旁对我说，“听我说，我可能会被判二十年刑，你该如何接受这一现实？”他信心十足地认为自己会被判无罪，甚至在假释期间又买下了一家商店。前不久他还对我说，“那步棋走对了！”
“你说那步棋走对了是什么意思？”我问。“一步好棋应该是你回家来。”
“不，”他说，“买下那家店铺是正确之举。审理进行到一半时，有个人走进来朝我点了点头，告诉我已经买下了布鲁尔街的那家店。那家店铺非常好。我不在家的时候，正是那家店铺让你妈妈能够维持开支。那时你们的生计所在。”
他从来没有为自己考虑过：他只是要保证家中的经济状况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能化解感情方面的问题，从来没有为可能发生的事做任何准备。我们总是等事情发生时或者已经发生后才来想办法。今天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如此。
1992年9月20日，在布莱克本拼搏了三个半月后，我战胜了马克?琼森——艾伦，获得了下一年世界锦标赛的参赛资格。我第二天回到了伦敦。父亲在监狱里，因为他的案子已经在老巴利法院开庭。实际上，审理过程已经快要结束了，控辩双方已经陈述完毕，陪审团在听了三个星期的案情之后已经开始闭门讨论量刑问题。
我和我爷爷以及我爷爷的朋友埃尔菲一起坐在爷爷家，等待着法庭最后的判决。我姑妈芭芭拉走了进来，我从她脸上的表情中就能看出，她带来的是坏消息。陪审团认为父亲犯有谋杀罪，法官应该判他终身监禁。法官最后建议判他服刑十八年——比平常的量刑长六年。法官在结案报告中提到了“种族主义色彩”，我相信这就是我父亲被他多判六年的原因。不过，法官是如何认定我父亲为种族主义分子的，我永远无法明白。他完全是大错特错了。我父亲在哈克尼得黑人孩子中长大，所交的黑人朋友可能比白人朋友还多。对于他来说，被人说成是种族主义分子几乎和说他时杀人犯一样糟糕。这不仅与事实不符，而且使他在刚开始服刑时心情糟糕透顶，直到其他服刑人员得知真相后才稍微好一点。法官评论和判决使他在人们心中变成了一个恶魔——背上种族主义分子的黑锅就像被人称作杀人犯一样。
我过了很久才知道事情发生的经过：夜总会里有人打架，继而为账单问题又发生了争执。父亲和他朋友为谁应该付账争执了起来。查理?克雷那天晚上派来的一对黑人兄弟没有弄清楚事情的缘由，以为父亲和他朋友不想付钱。双方吵了起来。我父亲说，“我们来谈一谈。”然后走到吧台的后面。那两个黑人之一抓起一只烟灰缸，走过去砸在我父亲的头上。父亲举起手来一挡，烟灰缸碎了，他的两根手指被划破。另一个黑人抓起一只香槟酒瓶，朝我父亲头上砸去。父亲操起了吧台旁的一把刀子，情况就是这样。
父亲在医院住了四天。警察要求医院让他早一点出院，但病房的护士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当警方最后终于逮捕我父亲时，他矢口否认自己杀了那家伙。这是很蠢的做法。他应该立刻承认是他干的，而且是出于自卫。但他非常害怕去警察局。
谋杀这一罪名根本站不住脚，更不用说种族主义的谋杀了。公诉人从来没有说过这起事件背后的动机是种族主义，但这位法官大人不知怎么居然具有无限的智慧，认定只要有黑人被白人杀了，这个黑人被杀的原因一定是由于他的肤色。许多著名的黑人，像奈吉尔?本，以及我父亲的一些黑人朋友都在法庭上作证，说我父亲不是种族主义者。其中一位证人是黑人理发师文斯，我父亲是他女儿的教父（我父亲现在让他所有的黑人牢友在刑满释放时都去文斯那里好好理个发）。他们都说愿意为我父亲的人品作证，但我父亲太高傲，不愿意接受他们的帮助。他的许多黑人朋友现在还常常走到我面前对我说，“纯粹是一派胡言。你父亲不是种族主义者。他完全知道什么是种族主义。他身上没有任何种族主义的东西。”监狱方面将他送到了一座专门关押黑人犯人的监狱，像以此加倍惩罚他。这起初对他来说很艰难，但监狱里的囚犯不久便都在说老罗尼?奥沙利文是个好人。他们甚至叫他喜欢上了用鸡肉、稻米和豆子做成的牙买加饭菜。他们喜欢和他一起服刑。
不过，现在也仍有黑人走到我跟前，说我父亲是种族主义者。他们想找我的茬。面对一位怒气冲冲、对法官的话坚信不移的人，我又怎么能解释清楚我父亲不是他想象的那样呢？
父亲也许错就错在他在整个审理过程中始终一言不发，警方每次问他什么事，他都回答,“无可奉告，无可奉告，无可奉告。”所以他一直没有能将真相说出来。我对此毫不感到意外，因为我小时候他曾经告诉过我，如果警方将来盘问我，我应该保持沉默（警方有一次曾经来到我们学校。一位警官问我叫什么，我回答，“无可奉告。”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哄堂大笑）。他相信自己永远正确，相信自己知道怎样做最好，可他实际上并不行。他在法庭上的表现给人们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像是他有什么事情要隐瞒。像他当时那样整天将保持沉默的权利挂在嘴边上并没有错，只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不错，他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但法官和陪审团也有权利将他的沉默理解为认罪，正如他们常常做的那样。那是他所做的最糟糕的事。谁都知道他应该理直气壮地说，“听我说，我是被迫自卫。他先动手，我只好反击。不幸的是，我反击过了头，杀了那个人，”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而这时灾难性的。
他现在明白了自己所犯的错误，可谁也无法让时光倒转。我有时候在脑海里回想这个案子的审理过程，幻想着他将一切都告诉了陪审团和法官，幻想着他证明了自己不是种族主义者，幻想着他证明了自己只是在自卫。
审判结束后，我父亲聘请的律师的助手对我说，“我干这一行这么多年了，还从来没有见过像你父亲这么坚强的人。”她告诉我，父亲曾对她说过，“我只希望你告诉我儿子两件事:我爱他，他应该赢球。”他从来没有掉过一滴眼泪。“我不敢相信他居然会那么坚强。这么多年来，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什么人有这样的勇气，”她告诉我。
母亲说，当他被判有罪时，他给了她一个飞吻，说，“我爱你。”但是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后来听说这个时，不由得感到一阵心酸。
我今天仍然记得人们对他的各种评论。我知道他很坚强，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真希望他没有那么坚强，因为那样会就会使我后来的生活轻松很多。他在服刑期间的表现非常出色，让我感到自己比不上他，让我觉得自己应该有条理地生活。如果我在大墙外面都无法处理好自己的生活，那么他在大墙里面是如何做得那么好的？
父亲曾经上诉过一次，但遭到了驳回。不过，我们仍然在努力证明一点：就算他的谋杀罪成立（尽管我们不承认），对他的量刑也不应该超出正常范围——更何况他还是个模范犯人。我们想说的是，一个人只是在互相斗殴过程中杀了人，因此而判他十八年的确超出了常规量刑。我有时候在想，他之所以被判得那么重是因为他是我父亲，因为我有知名度，也因为他经营的是性工具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