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93年，父亲进了监狱，我的生活即使在最好的时候也可谓复杂，而在最差的时候则是一团糟。尽管1992年发生了那么多可怕的事，但它在许多方面也是我的黄金年：我打破了所有的记录，连续三十八场胜利，二十二场以5:0战胜对手；父亲被假释回家，而且能够到布莱克本看我战胜一个又一个对手。可他眼下在监狱里服刑，我一下子有了巨大的失落感。父亲一直是我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给我支持，让我欢笑，在我做错了事时臭骂我。即使是在监狱里，他也仍然在竭尽全力支持我，但这种感觉不一样。我感到自己非常脆弱，很容易受到伤害，为自己感到不自在。
我决心要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要像职业运动员那样悉心照料它。 我每天都去体育馆锻炼或者外出跑步，注意饮食健康，不抽烟喝酒。但对我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我知道，只要我喝了点酒，我在和别人相处时就会放松很多。
我当时还只有十七岁，但我已经开始担心自己的台球生涯已经达到了巅峰，正在走向低谷。不知为什么，在1992年，我的每次击球，我的每一个选择，我都本能地知道是正确的。可现在一切都显得更像是在苦苦支撑。
然后，在外行眼里，我的情况似乎正好相反。在1992年，除了台球界外，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而到了1993年底，我已经出了名，被人吹捧为新一代冠军，是“飓风”亚利克斯?希金斯和“旋风”吉米?怀特的继承人。我已经家喻户晓，而且尽管我知道自己的表现不尽人意，我仍然有许多上佳表现，足以使我的排名一路飙升。就外面的世界而言，我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向前。
1993年11月，我进入了在普雷斯顿金色大厅举行的英国锦标赛的决赛。我当时只有十七岁零十一个月大，而决赛中的对手是无可争议的世界头号球手斯蒂芬?亨德利。这又是一场完美、顺利的比赛。我又像在布莱克本那样，完全靠本能来打球。斯蒂芬在第一局得到了四十四分，然后由两个球运气不好，让我以七十八分清杆。第二局也是他先得分，但在开球得到二十三分后，我打出了一百零三分。斯蒂芬开始反击，在第三局和第四局分别打出一百三十二分和七十三分，将总局数改为2:2平。接着，我赢了下午所有四局球，其中包括一个开球一百二十一分。在一场重大决赛中打出三个一百以上的分数——形势一片大好。我在晚上打得非常稳健，比分一局比一局好：六十二，七十三，八十五。我战胜了斯蒂芬，获得了七万英镑的奖金。离我十八岁生日还有一个星期，我有了七万英镑！我不敢相信。我在想我会不会接到我中学校长的电话，请我将支票带到学校去，给他的朋友看看。
我兴奋的有些头昏目眩。我只是在想，我还要体验这种美妙的感觉：这种满屋子都是人，个个都因为紧张而汗流浃背，几乎人人都在为你欢呼的感觉。我在同一项赛事中战胜了斯蒂夫?戴维斯和斯蒂芬?亨德利——两位台球史上最伟大的球手，我兴奋得不知所措。我还因为比斯蒂芬?亨德利夺冠时小九个月而成为一项排名赛事最年轻的冠军。
我一夜之间就成了各家报纸体育版的新闻。每篇报道似乎都以我的辉煌战绩开始：十岁时第一次打出一百分，十五岁时第一次打出一百四十七分，连赢三十八场比赛，等等。我从报上读到这一切时，才开始真正意识到自己取得的成就。
台球评论员克莱夫?埃佛顿写了一篇文章，提到了我的“自信、流畅和无畏”，并且说我为献身于这项运动的人树立了一个榜样。我很得意，虽然我不知道这样评价我是否属实。从某一方面来说，这是事实。我整天练习，从上午八九点钟开始，一直练到晚上，而且我在台球上可以说不惧怕任何人。我从排名第五十七位上升到了第十六位，这意味着我自动有资格参加所有大型比赛。
决赛结束后，克莱夫问我现在获得了英国冠军，下一步要做什么？我冲他一笑，告诉他我明天要带着我的奖杯去看我父亲，然后和他一起度过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两个小时。第二天，我和父亲在一起开心极了。他为我感到骄傲，而且毫不掩饰地将它说了出来。
克莱夫在他的文章中说我“友好、乐观、沉着的让人吃惊”。这段话引得我哈哈大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段话有一定的道理：我感觉好的时候，确实乐观向上、待人友好。但是在球台之外，我早已多次经历过身心疲惫的时刻。最初我只是希望父亲能回来。后来，尽管我曾经梦想过有陌生人在俱乐部里走到我面前，认出我，与我交谈，可当这些事情真的发生时，情况却没有那么简单。我仍然像以前一样害羞、别扭，除非我喝了一杯酒下肚。
五个月后，1994年4月，我在普次茅斯的“凉亭”球馆赢得了英国公开赛的冠军。我在决赛中以9:4战胜了詹姆士?瓦塔纳。这是我在这个赛季获得的第二个重大比赛的冠军，而那个赛季只有斯蒂芬?亨德利和斯蒂夫?戴维斯获得的冠军比我的更多。人们现在将我和他们一起相提并论。世界排名的依据是将上一个赛季的成绩和目前赛季的战绩相加，这意味着只要我在赢几场，就能在次年排名世界第三。如果算上英国公开赛上赢得的三万六千英镑， 我在这个赛季总共赢得了十六万五千英镑。虽然在过去的五年中台球给我带来的收入已经能让我过上比较优越的生活，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买了一两顶级宝马车。我这是第一次真正享受自己赢得的奖金。我小时候从来没有看到我所赢得的现金，而且说实在的，赢钱从来不是我首先考虑的事。我参赛主要是为了奖杯，为了荣誉。
人们开始为我什么时候首次赢得世界冠军打赌。巴利?赫尔恩告诉所有他认识的人，说问题不是我会不会获得世界冠军，而是什么时候。他认为应该是这一年。公道地说，就连没有能和我签约的伊安?道尔的看法也差不多，只是他认为我可能要花几年才能获得世界冠军。
我每次接受采访时，都会被人问及父亲。我告诉记者，我们父子非常亲密，他一直在给我带来灵感。尽管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他绝对不是个坏人。父亲一直告诉我，该说得要说，该走的路要走，所以我每一次接受采访时都竭力配合。我对记者说，我不会仅仅因为父亲不在我身边就觉得自怜自怨，我已经长大，足以照顾好自己——而这正是我父亲的原话。我有时觉得自己说话开始变得有些像他。我告诉新闻界，说我父亲正在监狱里服刑，说他会像个男子汉那样度过他的刑期，而不会像婴儿那样啼哭，说我不会因为父亲在服刑就抬不起头来。父亲对我说过，如果我想让他感到骄傲，我就必须抬起头来，大步走出去，竭尽全力，做这项运动的使者。每当有人问起来时，我都会这样告诉他们。
我对我父亲的事如此开诚布公，这让记者们颇感意外。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以为我会否认父亲进了监狱或者会突然中断采访。当我告诉他们我父亲准备管理我的球迷俱乐部，而且俱乐部的地址就是“老罗尼?奥沙利文，沃姆沃德监狱D座”时，他们大为吃惊。我倒是没有感到有什么怪异之处，至少球迷们不会忘记这个地址。
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总是显得非常自信，但大多数时候这只是表面现象，我的内心感受其实正好相反。我的心在像孩子一样哭泣，我正开始崩溃。
当然，我没有获得那一年的世界冠军，而且很多年里都没有能如愿以偿。我进入了前十六名，却以3:13惨败给了约翰?帕洛特。但我获得了1993年WBSA年度新手奖，并被投票选为1994年的年度球手。报纸上对我完全是一片赞誉声，所有专家都预言我将开始成为台球运动的霸主。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球台内外不顺心的日子太多。
我当时十八岁，将近十九，比赛开始让我心里憔悴。那一年年底时，我宣布我正在认真考虑退出斯诺克界，因为我从中得到的乐趣越来越少。它已经不再像我儿时那么喜欢的运动，而我根本无法达到我在布莱克本那一年达到的高度。我外出比赛时不再拥有那种冠军非我莫属的感觉。如果我无法感觉自己是最棒的，那么打球还有什么意义呢？
所有专家和其他球手都说我是在开玩笑，说我还会打很多年。但我其实非常认真。我每次考虑放弃台球事业时，我都非常认真。不过，最终的结果证明他们是对的：我没有退出台球界，而且确实打了很多年。
就在父亲被正式判刑之后，警方开始调查我母亲，好像铁了心要和我们家过不去。他们监视了我们十八个月，到1994年时显然已经掌握了他们所要的一切。
说来也怪，一切又是在我去泰国参加一项赛事时变成了危机。我从泰国回来时，我朋友从机场接了我。“你永远猜不出刚刚出了什么事。”他说。
“出了什么事？”
“你母亲因为逃税进了看守所。”
“你不是在和我开玩笑吧？你准是在逗我。”我说。
“不是，”他说，“你妹妹丹尼尔现在和我们住在一起，你母亲在莱姆街警察局。”他说警方在凌晨五点钟突袭了我们家，将她带到了警察局。
警方整整四天不准我看望我母亲。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和她的律师交谈，给她送一些衣服和吃的东西。四天后，她向老巴利法院的一位法官申请假释。我这时只好给巴利?赫尔恩达了个电话。“他们需要一百万英镑的保释金，”我说，“你得帮我一把。”
“好的！你先去法院，”他说，“如果需要我就给我打电话，我会直接赶过去的。”
“我知道我们需要你，”我说。
他不到四十五分钟就赶到了那里，发表了一个我这辈子听到过的最出色的演说，法官问他有没有能力提供保释金。“嗯，”他说，“我是一个经纪人，拥有十二个球手，拥有一座价值三百万英镑的豪宅，拥有一家每年带来两千万英镑效益的产业，所以我完全有资格提供一百万英镑的保释金担保。”法庭上的每个人都捧腹大笑。
我爱巴利，非常高兴他当时仍然是我的经纪人，可以帮助我母亲和我。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前一年差一点炒掉他。
当时我的合同刚好需要续签，伊安?道尔的得力助手约翰?卡罗尔又开始重新游说我。他们最后提出给我每年十万英镑，让我和他们签约。我当时转为职业球手才两年，巴利给我的报酬要比这少得多。约翰?卡罗尔专程从苏格兰赶过来，请我和我母亲去一家餐馆吃饭，一切听上去非常诱人。在为新合同的事见巴利之前，我与父亲谈了一次。他说，“无论做什么，千万不要签任何合同。你只需与巴利握手，说‘我还要为你干一年。’什么合同也别签。”他说我应该再为巴利干一年，然后我就可以自由地找任何我喜欢的人。
我走进巴利的办公室，想和他谈合同的事，但我当时只有十八岁，完全不懂人情世故。
巴利让我坐下来，然后对我说，“你准备再签一份合同吗？”
我不由自主地说，“是啊，是啊，我要再签一份合同。”
他把合同放在我面前。尽管我父亲和我说了那么多，我仍然觉得自己必须在那合同上签字。我觉得如果我不在上面签字，他会认为我不喜欢他或什么的。
我回到家后，父亲打来电话问，“怎么样？”
“我签了合同。”我支支吾吾地说。
“你这混蛋。”
“爸爸，他把合同放在我面前……”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在那合同上面签字。
“听着，别再想这件事了。好好打你的球。”
我当时把事情完全搞砸了。我原来打算和伊安?道尔签合同。我虽然没有向伊安?道尔承诺过，但我告诉过约翰?卡罗尔，说他们的条件听上去非常不错，但我需要时间考虑。我在和巴利签约时，告诉他伊安?道尔派约翰?卡罗尔到伦敦，想拉我过去。巴利显然在电话里把伊安狠狠骂了一顿，因为伊安给我打来电话说，“不要告诉任何人约翰?卡罗尔找过你。你已经惹出了一堆是非。”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所以和伊安吵了几句，但这件事到此为止。在接下来的三年中，巴利?赫尔恩一直是我的经纪人。
那真是昏了头。我完全可以利用伊安?道尔找过我这一点来迫使巴利给我一份对我更有利的合同，可我只是签了一份非常一般的合同，没有任何基本报酬。巴利告诉我，我将来可以从他那里拿到津贴。伊尔?道尔后来想用这一点来对付他。他对我说，“我绝对不会对我得任何一名球手说那样的话。我认为巴利那样的话完全不对。”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对这件事如此小题大做。我当时只是想，我希望自己能从他那里得到津贴，因为如果我能得到津贴，那可以证明我的表现还不错。
尽管伊安后来成了我的经纪人，我认为巴利为我做了许多伊安无法为我做的事。巴利?赫尔恩从一开始就和我患难与共，无论是在球台内外，都竭力帮助我和我的家庭。每当出现任何危机，他总是会出现在电话的另一端。他也是位非常了不起的经纪人。虽说他从来没有给我太多的报酬，但我非常尊敬他，因为每当我需要他时，他总能给我提供帮助，帮我解决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警方突袭我家时，带走了母亲的所有账本和文件。父亲进监狱后，母亲在处理金钱方面真不是最佳人选——她根本不懂，因为她从来没有管过金钱方面的事。她所关心的是保证家庭的完整，让我们都有吃又住。当警方告诉她，说她欠了巨额增值税和其他税项时，她惊呆了。尽管她当场就付清了一切，但警方仍然因偷税而将她送进了监狱。1995年底的那一天，看着她被判刑并被押走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之一。我实在弄不明白她已经付清了他们认定她所欠的税款后，为什么还要让她进监狱。我认为那是有人想搞垮我们家。
她被判了一年有期徒刑，但是只服刑了七个月。她在被判刑的前一天上午，我得去和一个人商谈性工具店的事，并且解决其他各种问题。我下午和我朋友斯蒂夫一起去了法院。斯蒂夫对法院的事非常熟悉，知道它的工作程序，我问他情况怎么样，他深吸一口气，说情况看上去不妙。
“你什么意思？”我说。
“她会被判刑。”
“什么？她会坐牢？”
母亲站在被告席上，没有听到我们在悄声说什么。
当陪审团带着判决回来，法官说“把她带下去”时，她望着我，我放声大哭。但是她没有哭。我以为她会哭，但是她没有。
说来也怪，坐牢对她来说倒是件好事，因为这番经历让她明白了父亲曾经和她说过的一切：他在牢中的生活规律。他会给她打电话，对她说，“玛丽亚，我得走了，他们在催我了。你知道。”她立刻知道他在说什么，因为她亲身经历过。
我父母在拘留期间碰巧在同一个法院受审，而且两个人都被指控出售淫秽杂志和录像带。吃午饭时，他们被安排在同一间单人牢房，享受一个小时属于他们自己的时间。在案件审理的六个星期中，他们一直坐在一起。父亲对所有这一切只是一笑了之。他很高兴能和母亲待在一起，不管这多么短暂。他不断地和公诉律师唠叨，和他们一起逗乐。
案子审理到一半时，有家小报登了篇报道，说我母亲因为逃税已经被判刑。这显然是藐视法庭的行为，而且是在引导判决朝对她不利的方向发展，所以他们只好释放她。法官说，“奥沙利文太太，你可以走了。”但她不想离开父亲。
父亲说，“去吧，你现在自由了，好好活下去。”她虽然听了他的话，但她后来告诉我，“我在里面和你爸爸在一起时非常幸福，我不想离开那里。”
母亲入狱后，我得生活完全乱了套。我以前从来没有照顾过任何人，甚至都没有照顾过我自己。母亲在家时，我唯一要做的就是进屋，吃饭，换上刚洗好并熨烫好的衣服，然后去打球。可我现在突然发现我必须照顾我自己，而且还得照顾我妹妹丹尼尔。我当时十九岁，丹尼尔十二岁。我想维持好家里的一切，保证家里一切都很正常，结果事与愿违。丹尼尔要上学，我试着在她放学回家之前给她做好饭，但我除了以前在学校的家政课中学过一点烹饪知识外，从来没有做过饭。结果我们只能靠薯条、鱼柳和豆子等快餐过日子。我当时没有驾驶执照，因为我开车超速被吊销了执照，所以我根本无法接送她。一切都乱了套……我快要发疯了。
丹尼尔晚上要待在家里，结果弄得我也无法出去，所以最佳的解决办法就是邀请别人来我家搞聚会。在那之前，由于我的战绩越来越好，也赢了一些奖金，我们总是去宾馆开派对，结果花了我很多钱。于是我想，我们可以在家里开派对，省一点钱。我们只需买点伏特加回来，再买一点大麻，用这些吸引大家来参加派对。母亲刚走了一个星期，我就举办了第一个聚会。我邀请所有的人——甚至我不认识的人。我只是想，现在这大房子完全归我，我一定要开个派对，让大家认为这房子是我的，给他们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尽管外面大雨如注，我却让大家继续烧烤，结果人人开怀大笑。当我现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我真感到害怕，因为聚会已经完全失控。那天晚上聚会结束时，大家说，“我们得走了。”而我却说他们还不能走。最后，在整整闹腾了两天之后，他们才回家。
好好睡了一觉后，我醒过来打量着屋内的一切。到处都是“百威”啤酒瓶，有一千多个，到处都是大家掐灭烟头后留下的焦洞。整个屋子看上去就像是遭到了**袭击。我母亲有洁癖，总是把家里保持得一尘不染。如果让她看到家里成了这副模样，她一定会杀了我。我开始捡酒瓶，却不知道从何处下手。于是，我给我朋友弗雷德打了个电话，请他过来帮忙。我知道他对吸尘器很内行，很会搞卫生。他以前住在我家时，常常帮我母亲做家务。他曾在部队里开过坦克，后来在一家幼儿园教孩子，最后才为我母亲的面包圈店工作。
“你都干了些什么？”他问。
“我搞了个烧烤大会，闹腾了整整两天，结果这地方就成了垃圾场一样。”
他清理了聚会留下的烂摊子，然后搬进来住了一阵子，帮我料理家务。他帮我照顾丹尼尔，负责家里的卫生，这样我就有了时间出去打球。但是家里的整洁情况没有能够维持多久。几天后，我又搞了一个聚会，然后又是一个。
不开派对时，我也会去霍勒沃监狱看我母亲。那太可怕了。去监狱看望父亲已经够我受的，但我已经习惯了，而去看望母亲则是完全不同的经历。我每次看到她都会想：这里究竟是怎么啦？她在监狱里显得格格不入。我看到其他女犯人个个又高又大，然后我又看了看我母亲，意识到她女人味十足。我不知道她在里面是如何熬过来的，但她应付得非常出色。她看到我总是非常高兴，并且问我丹尼尔怎么样。我说家里一切都很好——我没有告诉她我刚刚开了个派对，把家里弄得一团糟，没有告诉她我在家里胡作非为。我会在去看她之前将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给她制造出一种一切都平安无事的假象，免得她担心。
在家里开了几个星期的派对，并且频繁光顾夜总会后，我的水平急剧下降。直到我去普雷斯顿参加英国锦标赛，并且在利物浦住在我朋友威利（也就是永泽）家后，我的状态才稍微有所恢复。我非常高兴去利物浦，原因是我可以请安吉?查普曼来照料丹尼尔。比赛结束后，我继续待在利物浦，安吉也继续照顾着丹尼尔。我感到好多了，因为我知道现在有人在好好照顾丹尼尔，而且家里的生意又恢复了正常（安吉的儿子加里在负责账目方面的事），我父母在契格威尔的房子被牢牢地锁上了。
我是通过父亲认识永泽的。他是我父亲在监狱里的朋友吉米的最好的朋友。父亲问我能不能想办法给永泽（我们当时还叫他威利）弄一些门票，让他们去看在普雷斯顿举行的英国界标赛。
“他人不错，”父亲说，“不会给你添乱。他会来看比赛，然后悄悄回家。”我知道这个人一定很特殊，因为每次有人向我父亲要票，他都会让他们自己花钱去买票，而不会让他的儿子为此烦恼（向我要票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爸爸，我不会让他失望的，”我说。
我给威利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已经给他搞了张票。我们俩当时都在伦敦，于是便约定在国王十字车站见面，然后一起去利物浦。父亲说，你见到他时就会认出他，因为他四十岁左右，脸上总是挂着笑容，而且会说，“见到你很高兴。”
我背着球杆盒，拎着手提箱，在车站寻找着他。他说过他会在七点三十分左右来到车站。我看到了一个身材高大的家伙，便走到他跟前说，“你一定是威利吧。”
“是的，”他笑容满面地说，“见到你很高兴。”
我们上了车，一路聊到利物浦。我们坐了一辆黑色出租车到了他家，放下行李后，他问，“你饿吗？”
“我都快要饿死了。”
“走，我们去吃中国菜。”
等我搬到永泽家和他们住在一起时，我感到自己的周围都是一些非常普通的人——早上起床，上一天的班。他们上班后，我就出去练球。我们会一起吃晚饭，一起看电视，就像是一家人。我不再感到自己非要出去做一些让自己消遣的事。我一直喜欢有个家，家庭仍然是我非常向往的事。在母亲服刑前不久，我结交了一位名叫本尼的朋友，他住在巴西尔街附近的斯坦福勒霍普。他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儿，年龄和我相仿，我疯狂地爱上了她。我约她出去时感到有些滑稽，因为本尼是我朋友，但我们终于走到了一起。我们变得像一家人。我会在他们家过夜（我们各睡各的房间），然后她会把早餐送到我床上。我们白天会坐在花园里，晚上会一起去夜总会——大家一起去：我，我女朋友，她的父母。那是非常疯狂的日子，但我非常喜欢。我自己的家已经四分五裂，父亲进了监狱，母亲在接受调查，因此这对我来说变成了家的替身。这是多么美好的生活啊——我们可以整天在一起，然后在晚上十点钟去酒吧，凌晨一点钟回来，再喝几杯，再开几个玩笑。但母亲入狱后不久，本尼的女儿和我就分手了，因为我那时开始变得不太正常。我已经无法自拔，疯狂地喝酒抽大麻，以此来弥补自信心的下降。但是永泽过来救了我。
我在认识永泽之后，开始少喝酒、少抽$$。但我必须另找一个替代品，而这个替代品就是食物。我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体重就增加了二十五公斤。我们每天吃五餐，早晨首先是一大盘油炸食品，然后整天都是这样，最后再吃下一顿丰盛的晚餐。可这还没有完：每天晚上十一点左右，我们还会散步到街上吃顿中餐。和永泽在一起时，由于他自己特别好吃，我也便骗自己应该胖一些，因为胖才意味着身体好、健康。有几次，当我试着通过跑步来减少一些体重时，他看着我说，“你疯了，罗尼！你要把自己跑死。”于是，我会回去将嘴巴重新塞满。我用一种恶习替代了另一种。
$$——就是……grug……让罗尼上瘾的那个东西……
我去监狱看望我母亲，告诉她我现在待在利物浦，丹尼尔由安吉照料。我想，母亲这下应该可以松口气了，但她却感到非常绝望。她觉得是她抛弃了我们，让她的家庭丢了脸。这种想法一直在折磨着她。父亲肯定也有同样的想法，但母亲更往心里去，而且更不能原谅自己。如果父亲遇到一个不错的人，他会放声大笑，然后把他当作自己的朋友，而母亲则会说，“不，我家庭第一。”我认为她只要一想到丹尼尔生活在别人家，而我搬到了伦敦北部，她心里一定就会受不了。就在她为家庭四分五裂而担心的同时，父亲可能在想：他十九岁，她十二岁，她住在安吉家会没事，而他如果现在还没有长大，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照顾好自己，那么他永远也不会。我在服刑，她也在服刑，我们目前只能这样熬过去。这就是父亲的人生哲学——向前看。如果母亲有一阵子没有见到我，她会上上下下地仔细打量我，问我吃的好不好，然后会认定我吃得不好，说我需要一大碗面片，需要好好休息；而父亲却会说，“休息？快给我好好练习！”母亲从来没有对我说过她多么担心，但我心里一直知道。
我每次问母亲她怎么样，她总是说自己在里面过得很开心，在上食品卫生课和健身课。她在里面所学的食品卫生课后来还真派上了用途，因为我们后来在钦福德又开了一家面包圈店。不过，尽管她在监狱里面苗条了一些，她仍然感到在里面度日如年。
另一个对健身产生了浓厚兴趣的居然是永泽，这让人感到非常惊讶。他的体重减少了二十五至四十公斤，每周三次跑六英里，吃饭适量，食品种类适当，而且戒了烟。这一切都是他在四十七岁那一年完成的。我前几天见到他时，他告诉我他多年来第一次感觉这么好。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他能够交叉腿——这一切真让你高兴。
我非常喜欢永泽。他就像我的第二个父亲。我父亲永远是我父亲，我将永远爱他，但父亲在服刑时，我无法一有问题就去找他。不错，我可以和他在电话里交谈，但你在电话里能说的只有那么多。而当他在监狱里时，我不想过多地把我的问题说给他听——我不想在他已经有那么多事情要担心的同时再让我的问题成为他的负担。
每当我处于绝望中时，永泽总在那里帮助我。他帮助我不是因为我有钱，不是因为我是斯诺克球手，也不是因为他想蹭我的油。蹭我油的人已经够多了，但我知道他们与正人君子之间的区别。永泽就像是上帝因为我表现不好而专门给我派来的。我断断续续地在他们家住了十八个月。我当时根本不想回伦敦，因为我在利物浦有那么多朋友，那么多正人君子。我在那里感到很安全。我在伦敦时无法对那些食客硬下心来，但是在利物浦，永泽和他的朋友并不要我时刻和他们一起胡闹，也不想以任何方式花我的钱。他们非常可爱，总是以家庭为中心。
离出狱还有六个星期时，母亲可以在周末请假回家，我便开车去接她，带她回来。她坐在家中，看着四周，不敢相信周围的一切。她为能回家而感到高兴。第二天，她去监狱看望父亲，然后在晚上八点钟返回监狱，否则她就会因为迟到而被延长刑期。那是我们经历过的最疯狂的周末车流高峰。我和她吻别，巴利?赫尔恩的司机罗伯开车送她去监狱看望我父亲，然后再送她回监狱。他们差一点没有能按赶到监狱，罗伯只好发疯般地从马路旁的人行道上将她按时送到了监狱。她七点五十五分赶到监狱，而我则回到了永泽家。我在利物浦时也会常常抽几口大麻，但我感到住在永泽家很安全，很稳定。我的生活一团糟，但我知道我的周围有许多人会阻止我做出太出格的事。永泽一家密切关注着我，以确保我不会变得太疯狂。
一个半月后，母亲出狱回家，我也回到了家中。我去监狱接她。团聚真是太好了，但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大约两星期后，她将我赶出了家门。我很快又恢复了我原来的坏习惯。她说我太胖，她受不了我又是抽烟又是喝酒。
在她服刑期间，我的斯诺克战绩非常糟糕。我只获得了一项冠军——慈善挑战杯赛——但大多数球手都对这项赛事不感兴趣，因为这不是排名赛。我打得不错，但那绝对不是我的最佳状态。
我打进了世界锦标赛的半决赛，但母亲将我赶出家门正是在我输了球之后，也就是在1996年赛季结束时。“我再也忍不下去了，”她说，“我不愿意看着你自暴自弃。我为你感到丢脸。你看看你。你给我收拾好行李，赶快走。把你的生活理出个头绪来。做你应该做的事。我不想看到你这样。”
“可以，”我说。
我离开了家，搬进了多克兰的“布列塔尼亚”旅馆。我简直不敢相信她会把我赶出家门。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妈的，我现在自由了。我现在可以做我真正想做的事情了。我开始不断惹事。有天晚上，我在酒吧和人打了一架。有几个人向我挑起事端，我打了他们当中的一人，然后他们当中有人用斯诺克球杆打了我。酒吧里大约只有二十个人，但不幸的是他们是一伙的。我听到他们当中有人在说，“揍他，揍他。”我这次真的是遇到了大麻烦，于是我踢掉鞋子，撒腿就跑。
几星期后，我与母亲和好如初，我也搬回了家中。
我当时的体重几乎到了一百公斤，连我本人也对自己在镜子中的形象感到非常不满意。我的腰围达到了三十七英寸，我不得不隔三差五地去裁缝店，让他们给我做更大一号的背心，此外，还有$$问题：它摧垮了我。我在永泽家时只是偶尔过一下瘾，但离开他家之后，我开始大抽特抽。我总是嘲笑一切，总认为别人都是疯子，认为他们应该试试这玩意儿，因为它可以消除生活中所有的压力。我显然已经失去了我的现实感。我会睡觉、抽烟、吃饭、睡觉、抽烟、吃饭、睡觉、抽烟、吃饭。这就是我的生活规律。我会给微型出租车公司打电话，说，“我要你们派一个司机去麦当劳给我买三个汉堡包，两大袋炸薯条，一个大份巧克力奶昔，九个炸鱼块，四份番茄酱，三份烧烤酱，外加一大杯减肥型可乐。”只有上帝才知道我为什么还要减肥型可乐！几分钟后便会有人敲门，给我送来一个巨大的麦当劳外卖包，而我就会吃呀吃。然后，我会抽上几口$$，再吃一点东西。我会让人送来足够五个人吃的中国饭菜，因为我知道我会吃，先填饱肚子，再抽$$，然后再想吃得更多。我正在变成猫王埃尔维斯！然后，我会在半夜醒来，由于$$的缘故而感到极度饥饿。我会跑进厨房，重新开始猛吃。
当然，我也忘记了日子，早就把斯诺克抛到了脑后。我会去某家夜总会，很晚才回家。第二天由于感觉不好，便给某个朋友打电话，去看电视，抽$$，喝上几杯，然后就又到了晚上。我们会坐在那里打牌，吃东西，抽烟，喝酒，直到凌晨三点。一天又一天。似乎什么都不再重要。
我感觉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让自己从这种生活中解脱出来。这就是我的生活，我不妨尽情享受。 但这个过程倒也不是一退到底。我的脑子里有个开关，是不是地会突然跳出来告诉我：“罗尼，你的排名在直线下降。”我会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变得多胖，然后便会开始一项长达三个星期的巨大使命，每天去健身房，每天练习，远离那些整天只知道抽$$的朋友。我会让自己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但刚一恢复状态，我又会重新和那些老朋友混在一起，重新开始抽$$。
我正处于要掉出世界前十六名的边缘。在1995-1996赛季，我的世界排名从第三跌落到了第十三。我只是在赛季即将结束时打进了英国公开赛和世界锦标赛的半决赛，才使得我的排名稍稍有所上升。这两项战绩将我的排名又提升到了第八。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很开心，可以说比以前更开心。我不再像以前那样什么事都非常在意，但随之而来的负面作用是我真的不再在乎任何事。我已经偃旗息鼓。我已经受够了要竭尽全力好好表现我自己和我的球技。那要我付出太多的努力。但我仍然还明白事理，为自己的生活变成这样而感到伤心。我没有约束，没有节制，无法对人说不。我需要人们围着我——不是那些积极向上的人，而是那些消极的人。积极向上的人让我感到害怕，我之所以不愿意和大卫?贝克汉姆多打交道，就是因为他的人生态度过于积极向上。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家名叫查理?张的夜总会。那是我寻欢作乐的时期。我热爱足球，早就知道他与众不同。我们一起喝了两杯，相处得很好。大卫当时很出名，但远远不像他现在这样名扬四海。我们走出夜总会时，我听到一位姑娘对她朋友说，“看，大卫?贝克汉姆在那里！”
她朋友说，“是哪一个？胖得那一个还是皮包骨头的那一个？”
我想，妈的，我一定非常胖。我也确实非常胖——胖得人都走样了。
大卫邀请我去曼彻斯特看他，于是我就去了曼彻斯特，和他一起待了几天。他非常可爱，和他一起时的感觉真好。可是我受不了身边有如此成功的一个人，我喜欢身边都是一些一事无成的家伙，因为那能让我感到非常优越。任何事业有成的人，像大卫?贝克汉姆、迈克尔?欧文或普林斯?纳西姆，都让我感到自惭形秽，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我会觉得自己一事无成。毫不奇怪，大卫和我就此中断了联系，这真是件遗憾的事。
大约也就在这时候，我和一群朋友一起去维加斯市看拳击。足球教练格雷姆?桑尼斯当时也和我们住在同一家旅馆，我和他聊起了体育和人生。“健康的身体，健康的心态，”他说。这也一直是我父亲的人生哲学。我知道他说得对。顶尖级的运动员没有一个人身体肥胖。他们个个都保持着良好的神采。与格雷姆交谈之后，我开始戒烟，不仅是香烟，还包括$$，而且每天限制自己只喝几杯酒。我们天要在健身房里待上两小时，另外还要跑三英里，骑二十分钟自行车，然后再跑三英里。我有四个月的时间来调整自己，使自己为下一个赛季做好准备。我对一切的一切都非常投入。当我在夏季休整后重新开始台球练习时，我不是从上午十点练到下午五点，而是一直练到晚上十点，直到手上起了泡为止。如果我要跑步，那就会一天跑两次——早晨一次，傍晚一次。而跑第二次时，我几乎是在奔跑。我由此相信自己其实是铁人三项选手，完全应该去参加奥运会。如果我打高尔夫球的话，我就得先去练习场，击打四百个球，然后才去打一轮， 因为这是“老虎”伍兹的做法。“老虎”伍兹一直是我的一个目标，我渴望能在台球方面取得他在高尔夫球方面取得的成就。
我已经说过，我体能状况以前也有几次非常好，但从来没有达到这次的感觉。我早晨七点钟就赶到健身馆，在那里吃早饭，轮流进行各种项目的训练，吃午饭，然后再轮流进行各种项目的训练。 我每天大约要训练四个小时，天天如此，体能状况越来越好。两个月后，我照了一下镜子，第一次看到我的上半身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太惊人了！这又激励我更加投入。我开始非常注意自己的饮食。我以前专门吃麦当劳，现在只吃鱼、土豆，不吃黄油，只吃一点面包（很好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靠鸡肉补充，不吃红肉，因为红肉需要好几个小时才能消化。我完全戒掉了酒，因为酒会使人发胖，令人意志消沉。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果汁，而这些果汁对我来说是天赐美食。我从来不会主动走到水果盘前去取水果，但我喜欢自己榨果汁。我今天喝的是用胡萝卜、芹菜、苹果和橙子榨的汁——味道好极了，而且可以充当一顿饭。四个月后，我的体重减少了二十五公斤，只有不到七十公斤。大家都以为我服了什么药，或者采取了饥饿疗法，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不靠欺骗，我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将体重减轻那么多。他们无法相信，因为我在上一个赛季肥胖臃肿，而在下一个赛季即将到来时居然能减去了所有那些赘肉。有这些看法的人显然不了解我。我从来就不是那种会节食的人。我吃，因为我喜欢吃，因为我享受美食，而且因为我贪图享受。不管是什么美食，我都一概喜欢。不同的是我现在开始健康饮食，而且像疯了一样锻炼。我要为我自己，也为我的台球生涯去这样做——如果我身体肥胖，我是绝对无法以最佳状态比赛的，而且我已经开始为我自己的体形感到不舒服。大家会拍拍我的肚子，对我的体形评头论足，那种感觉就像多年前我在接受足球训练时，其他孩子都因为我做不了俯卧撑而嘲笑我，叫我胖子一样。
我一度曾经考虑过去上大学，然后当个健身教练。我常常看着健身老师，心中想，他们已经四十岁了，可身材居然保持得那么好。我也希望自己四十岁时也能有那样的体形。将来等我退出斯诺克后，我可能还会坚持锻炼。我认为只要我和那些身体健康的人在一起，他们的良好习惯一定会对我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如果我和那些喝酒吸毒的人在一起，他们的习惯也会影响我。因此我的理论是如果我想有所成就，或者想在某些方面改变我的生活，我就必须和值得结交的人交往。如果我想成为一位职业高尔夫球手（我将来会的），我就必须和世界上一些最好的高尔夫球手在一起——和他们一起旅行，融入他们当中，从他们那里得到有用的建议。这样一来，由于你总是从顶尖级的人身上学东西，你就不会出错。
当我体能状态好的时候，我的斯诺克技术也突飞猛进。我感到自己反应非常敏捷，虽然内心还没有强烈的求胜欲望，但我表面看上去不错。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我现在首先考虑的是要赢得几项赛事的冠军。我去了泰国，赢得了1996-1997赛季第一项积分赛的冠军。我非常高兴，但在接下来的“格兰披士”大奖赛中，我在第二轮就输了。这时的我又开始外出鬼混，又开始吸上了$$。
英国锦标赛开赛在即——这可是斯诺克界的第二大赛事。我表面上显得状态不错，大家也都对我这么说，我也找回了一些自信。我抽签后的对手是特里?墨菲，我只和他较量过一次，而且我那时还是个孩子，十三四岁，在一场职业——业余赛中战胜了他。他当时十九岁，而且我听说他球技非常好，但正式比赛时我击垮了他。现在已经过去了八年，他在职业斯诺克圈几乎一事无成。我进入赛场时在想，我只需站在那里，只要打出好球，他就一点机会都没有。
我一开始就以1:3落后。我开始急躁，心中想：我打得太糟了，根本无法扭转局势。我无法集中精力，甚至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日子。中间休息回到赛场上后，我仍然打不进球，1:3变成了1:4；1:4变成了1:5，然后又变成了1:6，1:7。我在想，上帝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简直是场噩梦，快救我出去。我糟糕透了，而他就像上帝一样在对付我。我只要一打出空球，他就会毫不客气地惩罚我。他满台都能打进球， 而且好像根本就不会失误。
我们要一直等到第二天晚上才会接着比赛。从理论上说，我已经输了。1:7落后，再加上特里的状态奇佳，我根本不可能再反败为胜。 但我第二天和我的教练兼助手戴尔练习了几个球，突然感到整个比赛我仍然有望获胜。我在击打母球时球感好得出奇。我上一次有这种感觉还是在十六岁第一次在布莱克本取得世界锦标赛资格的那一年。为这一时刻，我已经整整等待了五年。我在这五年里一直朝思暮想，要重新找回这种感觉。我知道它就在那里，因而盼望它能尽快现身。我当时只是在练球，但这么多年的挫折突然烟消云散。我相信自己不仅能赢回这场比赛，而且能获得这项赛事的冠军。
“你听我说，”我告诉戴尔，“我会赢这场比赛，我会赢回来的。告诉你吧，我还要拿冠军呢。”
“我知道。你现在打球就像在梦中一样，”戴尔说。
我是1992年在布莱克本认识戴尔的。 在我以5:0战胜格拉厄姆?克利普西后，他走到我面前说，“罗尼，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像你这样的球手。”我们成了好朋友。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又参加了几项比赛，最后在1996年成了我的教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斯诺克教练，而更像是在给我动力。
我只要球打得好，我就会变得眉飞色舞、兴高采烈。这正是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我迈着轻快的步子回到了旅馆，急不可待地穿上衣服，要去比赛场馆， 因为我知道我将从中得到无限乐趣，而后来发生的一切也正是如此。我上场后连赢了三局，得分为九十、八十和一百。现在场上的总比分为4:7，接下来是中场二十分钟休息前的最后一局。我打一粒蓝球，但是球没有进袋，结果特里以8:4领先。我一方面感到有些失望，因为我一直希望比分能够使7:5，而8:4和7:5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不过另一方面，我又感到非常兴奋，仍然认为自己能够赢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