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每次看到我父母出去潇洒，我都知道他们有权利那么做，因为他们为自己创下了一片天地。因此在我的眼里，那就是成功的一种象征。我想，将来某一天等我成功时，我也会天天去夜总会，我也把成功与某种人生态度划上了等号。我会留意那些成功的年轻人——电影明星和流行歌星，结果发现他们大多放荡不羁、傲慢无理。没过多久，我便成了这样的人。我变得惹人讨厌，虽然初涉此道，却以为自己可以随心所欲。那时我的一段“里亚姆?加拉格尔”岁月，我信奉他的人生哲学，认为自己必须做个坏孩子，认为自己就是第三个加拉格尔兄弟（严格来说应该是第四个，但是大家都明白我的意思），认为自己无论去哪里都得惹点麻烦。如果没有，那就有辱我的名声。
我以加拉格尔兄弟为榜样。他们当时正红极一时，我从报纸上读到他们总是在和人打架或者对人说脏话。里亚姆也许是这样，但我认识了诺埃尔之后，却发现他一点也不爱惹事。他对我说，“有许多人都说你像我。”
“也有人告诉我，说我像你，”我说。不幸的是，我更希望自己长得像里亚姆，但我从来没有向诺埃尔说过。
我们天南地北地聊了两个小时。我一定让他腻味透了。那是一场名流聚会——是我一生中参加过的最疯狂的聚会——地点是“地牢”夜总会。该到的都到了——米克?贾格尔，罗尼?伍德，朱尔斯?霍兰德，凯特?莫斯和诺埃尔。那时我这辈子最销魂动魄的一夜，虽然是一场化妆晚会，但我不想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傻瓜，于是我穿着牛仔裤和T恤衫与吉米?怀特和大卫?格雷（不是歌星格雷，而是台球手格雷）一起去了那里。两天后我还要在冠军杯赛上与吉米对局。我们赶到“地牢”夜总会时，那里正进入高潮，非常闷热，到处是汗味。吉米不想在那里待得太久。酒在杯子里流溢，音乐声很大，屋里乱哄哄的。我对他说别傻了，这聚会很棒。“来吧，吉米！”我说，“别紧张，放松一点，我们好好玩上一晚上。我星期天还要和你打比赛，所以我和你一样。”尽管我这么说，我们俩都知道我们不应该在那里。然后，我又想：混蛋，你能有多少机会和米克?贾格尔一起去参加聚会？
吉米最后走了，但我那时已经喝了几杯，根本没有注意到他已经离开。结果，我独自和大卫?格雷待在那里，而且有些害羞，因为周围的人我都不太熟。我们只是坐在吧台旁喝酒，静静地让人们认出我们是明星，直到后来看到了诺埃尔?加拉格尔。我大声叫道，“诺埃尔！”他打量着四周，但是没有看到是谁在叫他，而我又失去了勇气，什么也没有说。过了一会儿，当他回来时，我又叫了一声，“诺埃尔！”他看到了我，说，“你好，朋友。”然后走过来和我聊天。我记得他那时的妻子梅格正怀着身孕。我不停地问他，他哥哥长得怎么样，告诉他我多么喜欢他的音乐，以及所有那些废话。突然，他冷不防地问我，“你值多少？”我当时想：真他妈的混蛋，他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我父亲要我永远不问别人靠什么为生，也不要问他们挣多少钱。在聊天、欢笑的时候问这样的问题实在太古怪，而且我们当时还根本不了解对方。如果有人的身价达到了一亿英镑，而你自己的身价不到三千万英镑，你肯定会感到有点失落，是不是？于是，我对这个问题一笑了之。
聊了几个小时后，他说他要走了，因为他妻子梅格感到不舒服，她看上去果然一副很痛苦的样子。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我后来给他打过一次电话，在他的录音电话上留了我的号码，但他从来没有给我回过电话。于是我便想：我可不愿意把他逼疯，他一定有许多人缠着他。这件事就这样了。他人不错，尽管问了我身价是多少这样的问题。
我以前见过几次罗尼?伍德。他过了一会儿走到我身边问道，“嗨，你星期天还要喝吉米比赛，是不是？”
“是的，”我说，“他没戏。他十一点就得上床睡觉。我到时候要让他尝尝苦头。”
凌晨四点，我和罗尼的儿子贾米一起去了吉米住的地方。吉米和他朋友在格罗夫租了两个房间。 我记得我向窗外望了一眼，心中在想：外面怎么就天亮了。我晚上出去玩的时候，总不希望早晨到来，但我那天早晨感到自己难受极了。我心里清楚自己第二天必须参加对吉米的比赛。现在已经是上午九点了，我和大卫?格雷回到了我朋友家，稍微睡了两个小时，然后就回了家。
母亲看了我一眼，立刻明白我不对劲。“你没事吧？”她说。她知道我不在状态。
“我得走了，”我说，“我已经定了家旅馆，要接受采访。”
她知道我又在饮酒作乐，尤其是看到大卫身上还穿这他前一天晚上所穿的礼服。
大卫的球技非常好，不过当时还不行。他现在的世界排名是第十七，取得神速进步是不再和我以及吉米混在一起之后！他和我一起来到克劳伊顿旅馆，办好了入住手续。我从下午五点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九点，而我和吉米的比赛将在上午十一点开始。
那是英国电视直播过的最差劲的一场比赛。后来不断有人走到我面前对我说，“那场比赛糟糕透了，我们都以为是事先安排好的。”这个评价再恰当不过！第一局，我开球后得了四分，吉米打了十分，我又打了六分，吉米又打了十二分，我又打出十八分。我最后以黑球清杆得二十二分赢了第一局。又过了两局之后，我才开始进入状态。最后，我以4:2赢得了比赛。吉米当时一定是病了，要么就是我对罗尼?伍德说的话没有错，他每天晚上都必须在十一点前睡觉。
罗尼?伍德住在金斯顿街，他在家里设了一个台球室，我和吉米在那里打出过最漂亮的斯诺克。我只见过基思?理查兹两次，却发现他为人非常好。这一点让我颇感到意外，因为关于他的谣传实在是太多了。我有一次和吉米在罗尼家玩的时候，看到一把吉他上有个大洞。
“看到这把吉他了吗？”罗尼说。
“看到了。”
“基思有一天正在弹这把吉他，我说那是米克的。他说，‘我从来不弹米克的吉他。’他把一个枕头盖在吉他上，冲着它开了一枪！”
那把吉他上面粘了许多羽毛，所以我相信那一定是真的。在听过这段轶事之后，我心中便想：等我见到这疯子时，说话一定要小心，对他一定要有礼貌，对他要客气，“对，基思，不对，基思，”以免惹出是非。
那天晚上，我们在布莱克本参加完表演赛后，于凌晨三点左右来到了罗尼家。当时天上下着瓢泼大雨，我和吉米仍然穿着礼服，有点疲惫不堪，喋喋不休地冲着对方胡说八道。我们在向对方倾诉自己在即将到来的赛季中将有如何表现——只要我们能想方设法保持头脑清醒——而实际上我们只是一对等待下一次聚会的疯子。我知道自己可以随时去罗尼家，敲门，然后在那里过夜。我们达到那里时，罗尼的妻子乔已经睡了好几个小时了。我们一直熬到早晨六点钟，打台球——我、吉米和罗尼。罗尼家有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台球室：天花板要多高有多高，长沙发舒适得让人难以相信。罗尼的球技也不错，可以一杆连续得二十分，而且他对台球如醉如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打出单杆过百。我试着教他一些技术，但发现这很困难，因为我自己都不十分清楚我是如何打出单杆过百的。
终于，天亮了，我去上床睡觉。屋子里到处都是酒瓶和玻璃杯，一片狼藉。我对罗尼说，“我得帮你把这里收拾一下。”他说，“别管它，去睡觉吧。”
我一直睡到吃午饭时才下楼，结果发现屋子被收拾得一尘不染。我对罗尼说，“天哪，乔可真不是吃闲饭的，她真是太了不起了。”
“什么呀！”他说，“我们请了清洁工上门搞卫生。我和乔从来不收拾屋子。”
清洁工会在上午十点钟过来，而罗尼那时还在床上。他们自己开了门，收拾完后又自己去了。
第二天，基思?理查兹也来了。我们喝了几杯后就去了台球室。罗尼说，“我要你让基思看看你是怎么打球的。”于是，我和吉米打了十一局——吉米打出了六个单杆过百，我打出了五个。那是我打得最漂亮的一次，可能也是吉米打得最出色的一次。我当时比赢得世界冠军还要兴奋——而上帝知道我在获得世界冠军时多么兴奋！基思说，“这简直就像莫扎特。”我知道莫扎特，因为我看过电影《莫扎特传》。在我看来，那是天大的赞誉。每打完一局， 我和吉米都急不可待地将球重新摆好，开始下一局的较量。十一局，十一次单杆过百。我们当时真是打疯了。基思站在那里，手中端了一大杯兑了橙汁的伏特加酒，而那对于我们来说就像是燃料。他每隔15分钟就会给我和吉米端来一大杯。即使我们没有打出那么高的水平，在当时那种情况中，我们也会认为自己打得有那么出色。
那天晚上，我们一起结伴去温布尔顿看赛狗，罗尼、乔、基思和他的妻子帕姆以及罗尼的经纪人。我非常喜欢带赛狗，总能在那里看到形形色色的人。我在那里碰到了一位熟人，是个情报贩子。他不停地告诉我应该押哪一条狗，结果我每次都大获全胜，离开那里时总共赢了大约一千镑。
另一次，我们一起饮酒作乐，最后又来到了一家高档福尔汉姆餐馆，给罗尼的母亲做寿。 我记得那是她八十岁寿辰，罗尼家所有的人都在场。我们在那里坐了两三个小时，但没有心思吃任何东西。随后，我们去了罗尼哥哥家，在那里待到凌晨四点才重新回到罗尼家，然后又接着喝到早晨八点钟。我们已经整整喝了两天，几乎个个都已醉眼惺忪。
我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想，喝够了就是喝够了，现在该回家了。于是，我告诉罗尼，说我要走了。
“不行，”他哑着嗓子说，“我要你留下来。”这就是罗尼，和我一样最不愿意看到聚会结束。
这些算是好的日子，但我外出饮酒作乐时的情况并非总是这么好。我当时结交了许多不三不四的朋友，而且还有许多跟着我混吃混喝的角色。我发现，我在伦敦无论什么地方都能碰到这种人。我有一次参加完一项比赛，在火车上就碰到两个这种人。他们来自苏格兰，我问他们打算在伦敦做什么。
“没什么打算，你有什么建议吗？”
“有啊，”我说，“去商业中心呀。”
他们说得先把行李箱放到旅馆，然后才能去商业中心。
“不用，”我说，“别这么麻烦了。我们直接去索霍区，你可以把行李放在我得一家店铺里。”于是，我们去了布鲁尔街，赶到那里时已经差不多到了半夜。我把他们的行李存放在我们的一家性用品商店里，让店里的人好好照看，并说我们第二天再来取。
我们在商业中心一直待到凌晨五点。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两个人，而且我觉得他们要不是认出我是谁，一定会认为我要抢劫他们。可是，他们认出了我，所以感到很安全。我想我只是需要有人做伴。我不想回家就上床睡觉。我想出去找个姑娘，想出去吸毒。我当时在伦敦没有可以信赖的朋友，而这两个陌生人陪我和任何人陪我完全一样。我向来都是这样，总是心血来潮地做事。如果我半夜在街上看到某位“朋友”，我会和他一连寻欢作乐三天。哪怕身上的衣服再邋遢，我也不愿意回家去换一换，我只是想出去挥霍我的信用卡。
我有一次刚刚买了一辆崭新的“宝马”车，当时大家都喝得酩酊大醉。我朋友将车开出我们家的车道，结果撞毁了新车。
“别去管它，”我说，“我们还是想想去哪里吧。”
我当时就是这么愚蠢——有人刚刚撞毁了我的汽车，而我却毫不在乎。车不重要，它只是台机器，把我们从Ａ点送到Ｂ点，并让我们能像模像样。我当时认为自己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总是能如愿以偿。然而事实正好相反。
我想表现得像个动物一样粗野，可又不是戴着墨镜坐在切尔西咖啡馆装酷或者装深沉的那种粗野。我没有喝醉酒的时候和姑娘们玩的很好，可我稍微多喝了一点便会对她们动手动脚，所以她们个个对我躲之不及也就毫不奇怪了。我有过许多女朋友，但都没有能维持太久。我只有三四个知心的女朋友，但逢场作戏的姑娘却有许多。在我十七或十八岁时，我会同时有大约十个女朋友——法国姑娘、罗马尼亚女郎。她们大多是台球巡回赛的常客。无论我去哪里，我总得带个姑娘。我会在舞厅结识她们，然后带她们出去。
我从一开始就给贴上了“坏孩子”的标签，一方面是因为我打球的姿势，另一方面是因为我的家庭背景。从我转为职业球手的那一刻起，我就是“父亲在监狱里的那位罗尼?奥沙利文”。接着，我母亲又进了监狱，于是人们便总是认为我也一定有一些不干不净的事。
不过话又说回来，人们这样想也是情有可原。我第一次惹上麻烦是在布莱克本。我当时住在一家旅馆，结果在旅馆的车道上撞坏了一辆车。当时我正以每小时六十英里的速度驶过限速墩（那里的时速限制为每小时十五英里），而且人们在那里连续设置了三个限速墩，为的就是让开车人减速通过后面的弯道。冲过了头两个限速墩，但在过第三个限速墩时失去了控制。当时车上除了我之外还有四个姑娘，跟在我后面的是一辆出租车，上面坐着我朋友和另外两个姑娘。我径直撞上了弯道中央的标志牌，牌子上面还写着“欢迎您入住乡村旅店”。车停下来时，一位姑娘摔到了仪表板下，另外三个姑娘在后座上缩成了一团。我记得我还问她们有没有受伤，然后看看他们是否缺胳膊少腿。我接着便说，“好了，我们下车去喝一杯。”那是一辆BMW 325，完全成了一堆废铁。我当时只有十七岁，刚刚获得英国冠军。两年后，我因为在三号公路上以时速一百三十三英里开车而被吊销了一年驾照。
我一直特别喜欢车。前不久，我父亲还提起我小时候把母亲那辆价值三万五千英镑的BMW开出去兜风的事。我当时只有十三岁，正沿着公路开车时被他开车回家看到了。他说他当时竭力保持冷静，因为他不想吓着我，而他真想当场给我一顿痛打。
我常常把母亲的BMW在我们家的车道上开来开去。母亲知道我在开她的车，但她信任我，只是说，“罗尼，别干傻事。不要把车开到外面去。”我有一天产生了一个念头，我要把车开出去！我把车开过我们街区，然后又开了回来，停好，想着母亲不会注意到。她的确没有注意到。真是太好了！于是，我第二天又将车开了出去，心中还在想着：我要把车开到一英里外我朋友家。就在我沿着干道开车时，我看到了那辆熟悉的车在向我迎面驶来。我母亲的BMW车上有各种花里胡哨的装饰，我们家附近没有一辆像她那样的车，因此我知道父亲一定会看到我，所以我只好把车停下。
“儿子，你这是要去哪里？只是想在街上练练车吗？”我停了车后，父亲问道。
“不是，我要去看我朋友。”
“把车开回家，”他说，“我在家等你。”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他决定好好地管教我。
我把车开回了家，一路上不停地咒骂我自己。父亲狠狠地揍了我一顿，打那之后我再也没有把他们的车开出去过。
最糟糕的事件是1994年我被指控拐骗妇女而被抓进了拘留所。丹尼斯?泰勒在“本森和赫基斯”赛上战胜了我之后，我便住到了赫特福德郡汉伯里庄园的一个健身庄中。每个人都想知道我的球技出了什么问题——我刚刚获得英国冠军，所以大家都认为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丹尼斯，但他却以5:1击垮了我。我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但肯定不是因为缺少训练。我当时每天都练习七八个小时，如果有什么地方不对劲的话，那就是我练得过了头。我认为自己需要休整，于是便对我朋友杰米?福克斯说，“你想和我一起去汉伯利庄园吗？”
于是，我们住进了那家旅馆，准备休整一个星期。我们吃着健康食品，连续两天哪里都没有去，只是打高尔夫、游泳、在健身房锻炼、彻底放松一下。那个星期结束时，巴利?赫尔恩在为布伦特伍德举行的一场拳击赛做宣传。由于布伦特伍德就在附近，我们便和几个朋友碰头，一起去看了拳击赛，然后一起开车去一家中餐馆吃点东西。这时已经到了凌晨一点左右。吃完东西之后，我们先开车送几个朋友回家，最后车上还剩下吉米和另一个朋友。突然，警察从四周把我们团团围了起来。我压根儿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但我知道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当一位警察走到我的车前时我感到非常意外。但是，当他命令我们下车时，我完全傻了。他把我推进一辆警车，把吉米和我们另一位朋友分别推进两辆不同的警车，然后把我们分别带到不同的警察局。
他们在警车上说，逮捕我是因为我诱拐了妇女，可我当时连什么是“诱拐”都不知道。
“等一等，”我说，“能不能请你告诉我什么是诱拐？”
“就是绑架。”他们说。
“你们不是在开玩笑吧？”我说。
但西服革履的便衣警察显然不是在开玩笑。
我按父亲所教的办法，对他们提问一概回答“无可奉告”。
他们把我带到了警察局，将我关进一间单人囚室，脱掉我所有的衣服，给我一件白色的囚服穿。所有警官都在漫无目的地乱转，因为他们听说抓住了一位台球手。他们问我是否需要律师，可我无法与我的律师联系上，结果我只好用警方提供的律师。
这一切让我茫然不知所措，但至少有一点我很清楚：这一切纯粹是胡说八道。他们每隔两个小时就拉我出去问话，但我每次都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然后我又会被重新带回囚室。他们不允许我给母亲打电话找律师，还说不允许我和任何外面的人联系，但是到了上午十点钟，我母亲终于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来到了警察局，给我带来了一些吃的东西。
警方渐渐向我解释了我本该怎么做。他们告诉我，有人报警说看到我的车发疯一样疾驶过奇格韦尔，车内坐了三个人——这可能是真的，因为我年轻时开车的确像个疯子。十分钟后，有人去了附近另一所警察局报案，说看到有一位妇女被强行拖上了一辆汽车，车内坐了四个人。警方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一想，便得出了结论：他们认为我一定绑架了那妇女。
可这两件事发生的时间根本联系不到一起。我一整夜都在看拳击比赛，而且比赛一直有实况直播。我让警方打电话回“欧洲体育频道”，查看当时的录像，那一定能证明那位妇女被拉上车时，我正在拳击场。
下午五点钟左右，警方将我无罪释放。
警方从来没有为此事向我道歉。第二天，《太阳报》上登了篇文章，标题为《台球精英被指控绑架》。文章的结尾处只有短短的一句话，说我无罪释放。 这件事让我开始意识到有些事情不大对劲。在我看来，警方此举似乎是有目的的行为，似乎一直在监视我们家。大约一年后，我母亲被警方逮捕。她一直被警方监视。
在那几年中，我似乎总是和新闻以及消息联系在一起——而且全是负面消息。每个月报纸上都会有一篇文章，报道我又卷入了什么最新的是非中。我有一次撞坏了一辆车。我对朋友说，“没关系，我明天要买一辆新车。”那只是一句玩笑话，但果不其然，报纸上第二天就登出了大标题《三万六千英镑的车无所谓——罗尼。反正他会再买一辆新车。》那口气就像我是花钱入水的黑帮老大一样。
有时候，有些姑娘会给《太阳报》透露消息，以此来挣钱。我有一次被邀请当《大突破》节目的嘉宾，有篇文章说我在上节目时迟到了，因为我在排练间隙躲在化妆室里与一位嘉宾做爱。这纯粹是一派胡言。
甚至于在多年之后，每当事情牵涉到一位或几位姑娘，各家小报都会急不可待地将我登到他们的版面上。2000年，我因为酒后驾车被拘留，当时车上有三个姑娘，其中一人穿着睡袍。事情其实根本不像小报添油加醋描述的那样。我和我当时的女朋友比安卡一直在伦敦西区玩，然后开车回家。我们遇到红绿灯停车时，旁边一辆车也停了下来，上面坐着两位姑娘。她们说，“哇，多漂亮的车啊！”于是我们便聊了起来。绿灯亮起来时，我加速冲到她们的前面。警察拦下了我的车，当时大约是凌晨两点钟。由于那天晚上地铁工人 ++ ，因此斯特拉福德车站外站了一百多人。我当时想，完了，我又要上报了。我只是听到有人说“是罗尼?奥沙利文”。有人身上带了相机。果然，第二天报纸上就有了新闻——《罗尼和三个姑娘被抓》。当然，报纸没有忘记特意指出另一辆车上的一位姑娘穿着睡衣，而另一位姑娘看上去“像报纸副版上的模特”。我连那两个姑娘是谁都不知道。
我想在警察局做个酒精测试，可那里的机器坏了。警察说已经安排了一位大夫过来，他会弄清楚的。
“他不会用针吧？”
“当然会，”他们说。
“别给我打针，因为我晕针。”
“这要等大夫来了之后才能决定。”
“可以，我来给大夫解释，可谁也别想把针扎进我的胳膊。”
结果，我在警察局的长沙发上睡着了。他们让我在警察局待了好几个小时，而我最不想做的就是与警察谈话。我真希望他们能让我待在一间单人囚室里，然后告诉我他们想要我做什么。他们最后给我一个小时，让我提供尿样，可我却一点也尿不出来。我的律师向警方解释了其中的原因。我被诊断患有抑郁症，一直在服用抗抑郁症药。压力和紧张使我根本无法提供尿样。
警方建议我交出驾照并接受禁驾处罚，因为这样可以省去我大量的钱财和麻烦——我被告知我的驾照将被吊销一年至十八个月。我正准备按他们说的去做，但我朋友“胭脂鱼”米基说，“不行，你不能这么做。我给你推荐一位最合适的人：尼克?弗里曼。他是曼彻斯特的一位律师，他有办法。他甚至可以给斯蒂夫?旺德（美国盲人歌星）搞到驾照。”尼克非常出色，让我保住了驾照。
++ ——strike(中文)
1996年，我因在世界锦标赛上打了裁判莱恩?甘利的儿子而被拘留。我和莱恩的关系一直不好，我总是觉得他常常故意判我空球，尽管我从来没有故意打出过空球——那不是我的打法。在我看来，空球是台球中不够完善的犯规规定之一。莱恩?甘利有一次在布莱克本走到我面前说，“你父亲最喜欢吃什么？刀子鱼吗？”我心中想，你这混蛋。他在电视上显得热情友好，但现实中的他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而且大家都不太喜欢她。他自认为那么说我父亲很幽默。我尽量试图忘掉这件事。我当时十六岁，这些事情没有给我带来多大影响，因为我当时意志很坚强，只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而已。也许你需要彻底垮了之后，才会意识到你曾经有多么坚强。要是换了五年后，我一定会受不了。如果他在我二十一岁时对我说那种话，我会迎面给他一拳。
我和他儿子迈克的关系就更糟了，结果这给我带来了三万英镑的罚款和两年禁赛。迈克?甘利是世锦赛的助理新闻发言人。他让戴尔滚出球员休息室，因为戴尔穿了条牛仔裤。我说，“听我说，我只是来这里买两杯饮料，我们正在隔壁吃饭，马上就走。”
“不行，现在就给我离开。”他说。
“你混蛋。”我说。他不愿意就此罢休。最后，我把他拉到外面，用头撞了他。就在他打电话把事情经过告诉锦标赛组织者安妮?耶茨时，我说，“诉苦吧，你这没用的混蛋。”我抓了他一下，然后就逃离了现场。我当时心中在想，我要趁事情还没闹大赶紧离开哪里。我在那之前从来没有用头撞过任何人，在那之后也没有。那不是我的做法，而我对此也感到非常不舒服。
我以为安妮?耶茨会帮我，但她找到我说，“你闯祸了，闯大祸了。”就因为我用头撞了人，他们准备把我赶出世界锦标赛，我必须让我的律师来处理这一切。我原定要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对约翰?希金斯，但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还会让我继续参加比赛。他们召开了一个纪律委员会会议，我得去面对三位纪律委员会的委员。我认为如果不是吉米?钱伯斯（他从我小时候起就了解我）坚决为我说话，我一定会被赶出锦标赛。结果他们允许我继续比赛，而我最终在半决赛中输给了彼得?埃伯顿。
比赛刚结束，母亲就告诉我，说萨莉怀孕了。萨莉时断时续地做了一年我的女朋友，但我得知这一消息时，我们已经彻底分手。哦，混蛋，我想。这是根本没有料到的事，而且我们的关系一直算不上非常亲密，但萨莉说她一定要生下这个孩子。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当时心情非常沮丧，不想——也无法——处理这件事。她生下了孩子，给她取名家泰勒，我开始支付抚养费。
她们母女俩不久就搬走了。我每周给她们钱，并给她们买了一幢房子，让她们继续自己的生活，但是在泰勒四岁前，我都和她没有任何接触。直到我进了戒毒所并开始清理体内的毒素时，我才开始思考父亲意味着什么。我从戒毒所出来后给萨莉写了封信，说我想见见泰勒。她给我回信说，“我不希望你来看她，因为我知道你的为人。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这对她不好。”我明白她的意思，而且认为她说得有理，但我毫不气馁，终于开始能在她们家待上一会儿。我看到泰勒时立刻就喜欢上了她，而且看着她就高兴。我在她身上可以看到一些我的影子——像我一样，她什么事都不愿意听别人告诉她怎么做。不过，知道自己在那里并不受欢迎，我心里还是感到很不舒服。我决定暂时将这件事放到一边，等泰勒大一点、 有自己的主见之后再说。她长大后到我家来过几次。她长得非常漂亮。我为我自己无法常常见到她而感到伤心，不过眼下只能这样。我相信我们将来一定会互相了解。
在所有各种事件中，最让我痛苦的是1998年爱尔兰大师赛上所发生的事。我和吉米?怀特在爱尔兰时天天晚上都要出去。我刚刚在大师赛上战胜了他，但他还得留下来参加爱尔兰“本森斯”赛。我当时还有一点理智，因为我在大师赛中的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每天晚上都去莉莉?波尔德洛斯酒吧，但我只喝吉尼斯黑啤酒。
有天晚上，有人要了一点$$蛋糕。我以前从来没有尝过那东西。“这玩艺儿很棒，”他们说。于是，我就尝了一点，结果那玩意儿立刻让我咯咯傻笑不已，而且让我变得异常兴奋，我做出那样的决定真是愚蠢至极。尽管我在赛场上的表现不是太好，但我能感觉到奖杯上将会刻上我的名字。抽签的形势对我非常不利，我的对手先是吉米，然后是斯蒂芬?亨德利和约翰?希金丝，但我仍然觉得自己能战胜他们，而且我做到了，并且在决赛中赢了肯?达赫蒂。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一点$$蛋糕居然会在药检中显示出来，所以决赛完接受过药检之后，我就没有再多想这件事。
几星期后，在世界锦标赛期间，我的新经纪人伊安?道尔找到我说，“我要和你谈谈，非常重要的事。”
“出了什么事？”我说。
“你先去我房间，我五分钟后过去。”
我去了他的房间，当他进来时，我问，“出什么事了？”
“他们说你没有通过药检，被查出服用了兴奋剂。”
“哦，混蛋。”
当时正是世界锦标赛的四分之一决赛。
“别担心，”伊安说，“你只管继续打你的球。”
“不用担心？会发生什么事？”
我以为自己会被禁赛，因此在半决赛中对约翰?希金斯时，这个念头一直压在我心头。我现在认为伊安应该在世界锦标赛之后再告诉我。他说他们会在世界锦标赛之后检测我的B瓶尿样，但我一发现自己的A瓶尿样没有能通过药检时，我就知道自己完了。
B瓶尿样的结果呈阳性后，我只好站到了纪律委员会面前。我说了事情的经过，他们说要考虑一下，一小时后给我答复。午饭后，他们告诉我，说取消了我的爱尔兰大师赛冠军称号，奖金得颁给肯?达赫蒂。可以，我想。我起初心里还比较高兴，因为至少没有对我实行禁赛。但我接着就意识到他们的用意，我被耍了。那笔奖金的数目比较大——六万英镑——再加上奖杯，所有这一切都归了肯。
2001年，我再次获得了爱尔兰大师赛的冠军。有位记者问我终于第一次获得了这项赛事的冠军后有什么感想。
“等一等，”我说，“你最好纠正一下自己的提问。这是我第二次获得这项赛事的冠军，第二次举起这座奖杯。如果你认为我会靠麻醉品来提高自己的成绩，那你一定是还没睡醒。那个冠军我赢得光明正大。如果说麻醉品能给我带来什么帮助的话，它会让我失去动力，因为麻醉品本身只会限制球员的比赛状态。我在这项赛事中拿了两次冠军——你别搞错了。”那位记者哈哈大笑。
肯没有真正赢得那场比赛的胜利。如果你问他，他会告诉你，在他的家乡父老面前，3:9的比分让他脑子一片空白。
我想，从某种角度来说，坏孩子这个标签贴在我身上有一定的道理，但我内心从来没有感到自己是个坏孩子——从来没有感到那是真实的我。我希望自己能摆脱这一标签，不过我相信它不会永远消失。也许这并不是一件绝对的坏事。说到底，如果我们回顾台球史，不知为什么，最受人们喜爱的球员好像正是那些有天才的坏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