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士们取笑够，就睡觉去了。那时候卫兵端着步枪对准卓娅，命令她站起来走到室外去。卫兵在卓娅身后跟随着，他的刺刀差不多就触着了卓娅的背。后来他喊了一声“向后转！”
他又往回去的方向带着卓娅走，仅仅穿着衬衣的卓娅，赤着脚在雪里来回地走着，直到那个刽子手自己冻得再也挺不下去，需要回到温暖的屋里的时候，才回屋里去了。
这个卫兵由下午１０点钟看着卓娅直到下半夜２点钟，每隔一小时他就带卓娅到外边冻１５到２０分钟……
新卫兵接岗了。他许可了不幸者躺在凳子上。
库里克的妻子偷了个空和卓娅谈话。
“你是谁家的呀？”她问。
“您问这个干什么呀？”
“你是什么地方人呀？”
“我是莫斯科人。”
“有父母吗？”
姑娘没回答。她一动也不动地躺到早晨，她再也没说什么话，并且虽然脚已经冻坏了，一定很疼，可是她并没呻吟。
清晨德国兵们开始装置绞架。
库里克的妻子又开始和卓娅谈话：
“前天是你吗？”
“是我。德寇烧死了吗？”
“没有。”
“可惜。焚烧了什么呀？”
“他们的马烧死了，听说，兵器也烧毁了……”
上午１０点钟军官们来了，其中的一个又问卓娅：
“你告诉我，你是谁？”
卓娅没回答。
“你告诉我：斯大林在什么地方？”
“斯大林在自己的岗位上。”卓娅回答说。
以下的审讯，房主人没听见：他们被由屋里推出来了，在审讯完了的时候才放他们回去。
德国兵们把卓娅的物件拿来了：一件短袄、裤子、袜子，她的背囊也在这里，里边放着火柴和盐。帽子、皮上衣、毛绒上衣和皮靴全没有了。士官们已经把这些东西分赃了，手套落在军官厨房里的红发厨子手里了。
他们给卓娅穿上了衣裳，房主人帮助卓娅往发黑了的腿上套上袜子。他们把没收来的她的汽油瓶子和一块写着“纵火犯”的木牌挂在她的胸前，就把她带到立着绞架的广场去了。
刑场上由１０几名亮着刀的骑兵、１００多步兵和几个军官包围着。
地方居民奉命在这里集合看行刑，但是到场的人很少，也有的到场站一会儿就溜回家去了，以免亲眼看这惨不忍睹的事件。
在由绞架上放下来的绳套下边，叠着两只木箱。他们把姑娘抱起放在木箱上，把绳套套在她的颈上。一个军官拿着他的“柯达”照像机开始朝着绞架对光，警卫司令向刽子手打了一个等待一会儿的手势。
卓娅利用这个机会向着集体农场男女农民大声清脆地喊道：
“唉，同志们！你们为什么愁苦地看着哇？你们壮起胆子来，奋斗吧，打法西斯，放火烧他们，用毒药毒他们吧！”
旁边站着的德国人挥动了手，不知是要打她，还是要堵她的嘴，可是她挡开他的手继续说：
“我不怕死，同志们！为自己的人民而死，这是幸福啊！”
摄影师由远处和近处都对绞架拍照，现在他又在对光，打算由侧面拍照。刽子手们急躁地望着警卫司令，警卫司令就对摄影师喊了一声：
“快，快！”
那时卓娅就转身对着警卫司令和德国兵士兵们大声喊道：
“你们现在绞死我，可是我不是一个人，我们是２万万人，你们不能把我们全绞死，有人替我报仇。士兵们！趁着还不晚，快投降吧：胜利迟早是我们的！”
刽子手扯紧了绳子，绳套勒紧卓娅的咽喉。卓娅双手挣松了绳套，用足尖挺身站着，用全力喊道：
“永别了，同志们！奋斗吧，不要怕。斯大林和我们在一起！斯大林一定来到！……”
刽子手用他的钉着马掌的皮鞋踹着木箱，木箱在踏实了的、滑溜的雪上嘎嘎响着，上边的木箱咚地一声落在地下了。
人群闪开了。有人惊绝地吼叫一声，马上又沉寂了，由林边立刻传出一个回声来……
克拉娃的述说
“亲爱的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
我叫克拉娃，我曾和您的卓娅在一个游击队里。我了解我和您在彼得里斜沃相遇的时候，您很难注意听我的述说。可是我也知道，另一方面您很需要知道卓娅离开您以后所过的每一分钟，这对于您是很宝贵的。读可能比听容易些。所以我尽可能地在这封信里把我所知道和记得的告诉您。
在１０月中旬，我曾和其他青年团员们一起，在青年团莫斯科市委的走廊里等待着市委书记接见我的那一分钟。我曾和其他的人们一样，希望派我到敌人的后方去。在大堆的人群中，我注意了一位肤色微黑灰色眼珠的姑娘。她穿着咖啡色的、镶着皮领和皮下摆的大衣。她没和任何人谈话，显见她不认识周围的任何人。由书记办公室走出的时候她的两眼是发光的、喜悦的，她对站在门口的人们微笑着走出去了。我曾羡慕地看着她的背影：很明显，她被认为是合格了。
后来我也被接受了。１０月３１日，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
我来到了‘柯里杰’电影院，很大一批莫斯科的青年团员应该由这里被分发到部队里去，落着小雨，又冷又潮湿。
在‘柯里杰’电影院的入口处，我又看见了那灰色眼睛的姑娘。‘您上电影院吗？’我问她。‘是’，她只是两眼微笑地回答说。又接连不断地来了些男女青年。‘你们上电影院吗？’我们问由眼前走过的人们，大家都回答：‘是。’可是在电影院开始售票的时候，谁也不买票，我们彼此看了看，大家就全笑了。那时候我就走近灰色眼睛的姑娘问她：“您叫什么名字呀？’她回答说：‘卓娅。’以后卓娅和另外一位姑娘卡佳，拿来了杏仁分给大家。
‘免得看电影寂寞。’卓娅微笑着说。不久之后我们就都彼此认识了。以后汽车开来了，我们登上汽车，通过莫斯科驶向莫札伊斯克公路去了。我们一路上不断地唱着歌：
命令下来了：他往西，她往另一方向，青年团员们奔向革命战场……
我们走过了莫斯科最后的楼房，上了莫札伊斯克公路。在那里妇女们和半大的孩子们正在修筑防御工事。我们一定全一样地想了：谁也攻不陷我们的莫斯科。你看，所有的莫斯科人，无论老小，都决心要坚守它和保卫它呀！
在将近下午６点钟时候，我们来到了自己的部队。它驻在孔采夫后边，晚饭后马上就开始了学习。我们研究了自卫武器：七星手枪，毛瑟手枪，巴拉别留姆连发手枪：拆开了，安装上，互相检查，卓娅很快就熟悉了给我们讲解的事，她对我说：‘我兄弟到这里来才好哪，他的手很灵巧，无论什么样的机件，他都能眨眼间拆散了又安装起来，并且不需要说明。’我们房间里大约有１０个女孩子。我们彼此连名字也还没记清楚，可是在选举班长的时候，马上有几个人的声音同时喊出了：‘卓娅。’那时我就明白了：她不仅合我一人的心。
第二天早晨６点钟我们被唤起来了。在７点钟就应该开始学习了。卓娅走到我的床前玩笑地说：‘快起来吧，不然我给你来一个冷水淋浴！’她对另外一个稍微迟缓了的女孩子说：‘你这是什么兵啊？既然发出起床号令了，就应该马上跳起来！’在吃饭的时候她也总是催促我们，那时就有一个人对她说：‘为什么你老是发号施令啊？’当时我想：她一定用很激烈的话回答她。可是卓娅只是注视着那个女孩子的眼睛说：
‘是你们自己选出我的呀。既然选出了我，就服从我吧。’以后我听到过多少次人们评论卓娅说：‘她什么时候也不骂人，可是她只要一看，那就……’我们学习并不是在教室里，坐在凳子上，上课全是在林子里。我们学习了凭着指南针找目的地、辨别方向和练习射击，我们也曾拿着盛有炸药的箱子学习爆破工作，我们的教员称这工作为‘拔树’。那些日子我们总是接连不断地学习，差不多完全不休息。
后来，临到了一天，斯普罗基斯少校把我们都个别地叫到他那里去，重新问我们：‘你不害怕吗？你不会胆怯吗？还有机会退出去和推辞掉。但是，这是最后的机会，以后可就晚了。’卓娅是在最前头进入他的办公室的，她差不多一眨眼工夫就出来了。这就是说，她回答得干脆和坚决。
以后就发给我们自卫武器，并把我们分成小组。
１１月４日我们来到了沃洛柯拉木斯克附近，我们应该在那里越过战线，潜入敌人后方，我们的任务是把地雷埋在沃洛柯拉木斯克公路上。向沃洛柯拉木斯克进发的是两个小组——我们的小组和康斯坦丁的小组。我们要向不同的方向前进了。在康斯坦丁的小组里有两个女孩子，淑拉和叶娘。临别的时候她们说：‘女孩子们，我们一定要像英雄一样地执行任务，如果死了，那么也做个英雄。’当时卓娅回答说：‘不这样怎样呀？’我们在深夜里，悄悄地，一枪没放就通过了战线。以后派了我和卓娅去前边侦察，我们欢喜地出发了，我们希望很快地干工作。可是我们刚走了几步，不知道由什么地方忽然来了两辆机器脚踏车，擦着我们飞快地驶过去了。在这时候我们想起了：不可以忘掉小心。我们马上就约定了：绝对不被活捉了去。以后我们就爬上去了，地面上的落叶瑟瑟响着，每一点点动静全像是很大的声音。但是卓娅究竟还是爬得很快，差不多一点儿声音都没有，很轻巧，好像完全不吃力似的。
我俩顺着公路爬行约３公里，以后我们又返回林子前边报告我们的人：路上无阻碍。男孩子们就一对一对地散开埋地雷去了——公路上的地雷永远要两个一起安埋。我们——
４个女孩子——警卫着他们。男孩子们还没搞完工作，我们就听见了远处汽车的隆隆声音，最初声音很微，渐渐大了，近了。我们警告了男孩子们，接着我们就全在一起弯着腰跑到林子里去了。我们刚刚喘息了一会儿，爆炸声音就传来了。马上发出了亮光，以后就那样地寂静，好像周围的一切都死尽了，连林子的风声也停止了。以后又有第二次爆炸声，第三次爆炸声，枪声，喊叫声……
我们进入林子的深处去了。在天完全亮了的时候，我们就宣布休息了，并且互相道贺，因为那天是１１月７日。
在中午我和卓娅来到了通行汽车的大道，把铁蒺藜抛散在道上了。它们是会刺破汽车的胶皮带的。当时我注意了一桩事，以后我更逐渐地确信这个了，这就是：和卓娅在一起不害怕。一切事她都做得很准确，很镇静，并且有信心。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的同志们都高兴和她在一起出去侦察。
当天晚上我们回到‘家’里（部队里）了。我们报告了执行任务的经过，又在澡堂里洗了澡。我记得，在这些事完了之后，我和卓娅俩第一次开始谈自身的问题。我们坐在床上。卓娅双手抱着两膝。她的头发剪得很短，沐浴后脸也发红了，这时在我看来卓娅完全像一个小女孩子。她忽然问我：
‘我问你，你在参加部队以前干什么啦！’‘当教员啦。’那么说我应该称你做“您”了，并且呼名字和父名啊！’卓娅说。
我应该告诉你，卓娅和所有的女孩子们谈话全用‘你’字，和男孩子们谈话则用‘您’字。他们也全称她为‘您’。可是这次她说得那样好玩，使得我不由得就笑了：一下子就觉出来，卓娅在实际上也还是小女孩子，她刚刚１８岁，她是离开学校的板凳直接到这里来的。
我就问她：‘你怎么想起称呼“您”，称呼名字和父名来啦！我不过比你大３岁呀。’卓娅沉思了一会儿就说：
‘你是青年团员吗？’‘是。’‘那么，我就用“你”字啦。你有父母吗？’‘有。还有姐姐。’她就说：‘我有妈妈和一个弟弟，我１０岁的时候父亲死了，妈妈自己把我们养大了。将来我们完成任务回去，我把全组带到莫斯科去，带到妈妈那里去。你看看她好不好。妈妈也一定很喜欢你们大家。我习惯和你们在一起了，我一定和你们在一起直到战争终了。’我们头一次这样倾心地谈话。第二天我们接到了新的任务，小组里的人也更动了，但是女孩子们仍然是旧有的：卓娅，丽达·布雷基娜，蔚拉·沃罗施娜和我，我们全成为朋友了。我们的新队长的名字是鲍里斯，他是很有修养和很镇静的，稍微严厉一点，但是向来不骂人，也不允许别人骂人。
卓娅常爱重复他的话：
‘骂人，自己不能更聪明，也不能使别人更聪明。’我们周身带着盛满汽油的瓶子和手榴弹向敌人后方进发了。这一次我们是战斗着闯过去的，但是谁也没有伤亡。第二天我们领受了真正的战斗洗礼，交叉火力由三方面压制了我们。
蔚拉喊道：‘兄弟们，卧倒！’我们卧倒了，紧贴着地。在枪声沉寂的时候，我们往前爬出去大约８００米，那时候发现缺少了３个同志。
‘请许可我回去看看有没有受伤的。’卓娅对队长说。
‘您带谁去？’鲍里斯问。
‘一个人去。’‘等一会儿，先让德国人安静安静。’‘不，那时候就晚了’。
‘好，去吧。’卓娅匍匐地爬去了。我们左等右等，她总是不回来。过了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我渐渐地确信卓娅牺牲了。
不然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她过了这么长的时间还不回来。但是在破晓时候她回来了。她身上带满了武器，双手染满了血，由于疲倦脸也变成苍白的了。
３个同志牺牲了。卓娅爬近了每一个同志，取了他们的武器。由蔚拉的衣袋里取出了她母亲的照片和写着诗的小日记本子，由柯利亚身上取出了书信。
我们在林子深处用细干枝点起了第一次的营火，因为它不冒烟。火是很小的一堆，差不多可以盛在一个盘子里。我们不敢点起更大的火。我们只烤烤手和温温罐头。这一冬季开始以来还没下过雪，没有地方能取得水，我们渴得非常难受。
我被派出去作初步侦察。我刚伏在矮矮的松树丛里，就来了几个希特勒匪徒。他们紧挨着我停下了，他们说，笑。大约一小时过去了，我的脚完全冻木了，嘴唇也干了。好不容易耐到他们走了之后，我就毫无收获地返回原地了。卓娅迎接了我。她什么也没问我，只是用自己的围巾缠了我的脖子并把我安置在靠火近的地方。以后她就到什么地方去了，回来的时候手拿着杯子说：
‘我给你留下了一点冰棍儿，现在化了一点儿水，你喝吧。’‘我永远忘不了这个。’我说。
‘你喝吧，喝吧。’卓娅说。
以后我们的队伍又向前进发了。我和卓娅担任侦察，走在１００米前头，其他的人们在后边，彼此距离约一米半，鱼贯而行。忽然卓娅停下了，并且举起一只手，发出全组停止前进的信号，原来是在卓娅前边在地下倒着一个牺牲了的红军战士。我们检查了他，他的两腿和鬓角都被子弹穿透了。我们在他的衣袋里找到一件申请书：‘坦克驱逐营中尉罗基昂诺夫具。请追认我为共产党员。’卓娅把这张纸折起来放在自己的棉制服的口袋里了。她的脸很严峻，两眉皱紧，在那会儿我感到她完全不像小姑娘，而是像一个战士，她对敌人将毫不留情地进行报复。
我们向彼得里斜沃进发了，那里有大批敌人。一路上我们割断了敌人的电线。夜间我们接近彼得里斜沃了，村子的周围全是葱密的林子，我们进入了林子的深处，在那里燃起了真正的营火。队长派出去一个男同志警卫我们，其余的人们都围火坐着。圆圆的、昏黄的月亮升上来了，已经降了几天雪，在我们的周围屹立着雪罩着的高大葱密的罗汉松。
‘这样的松树放在骑兵教练场才好哪！’丽达说。
‘是要有这样的装饰！’卓娅接着说。
以后鲍里斯开始分配最后的口粮，每人分得半块面包干、一块糖和一小块干鱼。男孩子们一下子就都吞下去了，我们不然，我们一点一点咬，为的是尽可能地多尝尝滋味。卓娅看了看她的邻人说：
‘我已经吃饱，不愿再吃了，给你吧。’她把面包干和糖向他递过去。
他最初还拒绝，以后就接受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丽达·布雷基娜说：
‘真愿意活着！’不要忘了这句话的意义！在这句话里含着极大的信心，相信在前头有长久的，美好的生活。
这会儿卓娅开始背诵马雅柯夫斯基的诗。过去我一向没听见过她朗诵诗。这的确是不平凡：夜，雪罩着的森林，营火在燃着，卓娅小声地、清脆地背诵着诗，声调充满了动人的情感：
天空飞着黑云，雨压缩了黄昏。
在破车下躺着工人们。
上下的水都听见了骄傲的耳语：
‘四年后在这里一定有一座花园样的城市！’我也喜欢马雅柯夫斯基，并且很熟悉这首诗，可是在这里却像是第一次听见一样。
手足因潮湿而痉挛，泥水里的舒适不怎么好。
工人们在黑暗里坐着，嚼着泡湿了的面包。
但耳语比饥饿声音更大——
它咒骂着雨点：
‘四年后在这里一定有一座花园样的城市！’我回头看了看，大家全都丝毫不动地坐着，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卓娅。她的脸又发红了，她的声音逐渐增强起来了：
我知道——
将来会有城市，我知道——
花园里将盛开着花朵，因为苏维埃国家有那样的人。
‘再来一首！’在她朗诵完的时候我们异口同声地说。于是卓娅就开始连续地朗诵她所能背诵的马雅柯夫斯基的诗。
她知道很多。我还记得她怀着什么样的情感朗诵了《大声疾呼》叙事诗的片断：
我要像举起布尔什维克的党证一样，举起我的一百部党性的小书。
我们就这样记着了这一夜：营火，卓娅，马雅柯夫斯基的诗……
‘您一定很喜欢他吧？’鲍里斯问。
‘很喜欢！’卓娅回答说，‘各样的好诗人很多，可是马雅柯夫斯基是我最喜欢的诗人之一。’在侦察清楚了地方情况之后，鲍里斯就开始分配任务。我曾听见鲍里斯和卓娅之间的简短的谈话：
‘您留下值班吧。’鲍里斯说。
‘我请求派我出去执行任务。’‘只是男孩子们出去执行任务。’‘应该平分艰苦啊。我请求您。’‘请求’这两个字她是像‘要求’那样说出的。队长同意了。我侦察去了，卓娅到彼得里斜沃执行任务去了。她在临行的时侯对我说：“咱们换换手枪吧，我的比较好，可是我使用自己的和使你的全一样。她拿去了我的普通七星手枪，把自己的自动七星手枪给我了。这支手枪现在仍在我手里，它是图洛工厂１９３５年出品，号码是１２７１９，在战争终了以前，我决不和它分离。
卓娅完成任务回来是变了样子——只好用这句话形容她。她放火烧了马厩，烧了住房，她相信希特勒匪徒也在那里烧死了。
‘做了真正的事之后，心情完全是另样的！’她说。
‘难道以前你什么事也没做吗？你出去侦察过，割过电线……’‘究竟不同！’卓娅打断了我的话，‘这点儿事太少！’经队长许可后，她又往彼得里斜沃去一次，我们等待了她３天，可是她没回来。其余的事您都知道了。
卓娅对我讲过，说您的一家人是彼此很亲热的，差不多没分离过。所以我深信，我能告诉您的这一点事，对于您一定也是宝贵的。我虽然认识卓娅仅仅一个月，可是她对于我也和对于我们队的其他队员们一样，是我们所认识的最光明最纯洁的人物之一。
在您来到彼得里斜沃的时候，我也曾看见您的儿子舒拉，他曾在卓娅的坟前挨着您站着。卓娅对我这样说过：‘我和弟弟俩谁也不像谁，我们的个性完全不同。’可是我看见舒拉之后，就知道他们的个性是相似的。我如同现在还看见他一样，记得他站着，看着卓娅，咬着嘴唇，但是不哭。
我没有安慰您的话，也不可能有那样的话，我知道在世界上没有在您的悲伤中能安慰您的话。但是我愿意告诉您：卓娅在人们的记忆中永远不死，也不会死的，她活在我们之间。
她将鼓舞很多人奋起斗争，她的壮烈行为将给很多人照耀道路。亲爱的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我们的爱，您的女儿们和儿子们的爱，在我们的全国土地上，将永远围绕着您。
克拉娃。”
###我去彼得里斜沃数日以后，无线电播出了卓娅被追认为“苏联英雄”的消息。
……３月初的一天早晨，我往克里姆林宫去领取卓娅的证书，迎面吹来温暖的春风。我在路上想着：“卓娅不能看见这个了，永远不能看见了。她曾爱过春天，现在没有她了。她不能再走过红场了，永远不能了。”我和舒拉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悲思，我们无论想什么，我们每次向前迈一步，都忘不了这个。
并没需要我久待，很快地就把我领到一间大厅里去了。我并没一下子就看清周围，了解我在什么地方……我忽然看见一个人在桌子后边站起来了。
“加里宁……米海尔·伊凡诺维奇……”我忽然醒悟了。
对，是加里宁迎接我来了。他的面貌是我凭着照片看得很熟的，他在列宁墓上的主席台上我也看见过他不只一次。他的仁慈的微微眯缝了的眼睛，永远是微笑着的，可是现在它是严肃的和悲伤的。他完全是白发苍苍了，并且我觉着他的面容是那么疲倦，他双手握了我的手，小声地、非常亲切地祝我健康和坚强。以后他把证书递给我。
“纪念您的女儿的崇高的功绩！”我听到他说。
……一个月以后，卓娅的遗骸运回莫斯科埋葬在诺伏捷维奇公墓了。在她的坟上竖立了纪念碑，在这黑色的大理石上刻着卓娅曾做为标语、做为座右铭写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并用自己的短短的生活和死证明了的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人生最宝贵的就是生命。这生命，人只能得到一次。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来度过：当他回忆往事时，不致因为自己虚度年华而痛苦，悔恨……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自由解放而做的斗争了。”
舒拉
我和舒拉两人的苦难日子开始了。我们不再等待了，我们知道没有什么可等待的了。在过去我们的生活是充满了希望和信念的——我们希望团圆，相信我们能再看见和搂抱我们的卓娅。每次走近邮箱的时候，我都抱着希望看看它：它可能给我们传来关于卓娅的消息。现在我们由它前边走过去连看也不看它了，我们知道，在那里没有寄给我们的什么东西，没有什么可能给我们带来欢喜的东西。
我父亲由杨树林寄来了一封非常悲伤的信，卓娅的死严重地打击了他。他在信里写道：“我不了解，怎能这样？我，老头子，倒活着，可是她没有了……”这几行字里含着多少无法解除的痛楚和悲伤啊！全篇信上都是泪痕，有几个字我始终没有能认出是什么来。
“可怜的老人们……”舒拉读完信小声地说。
舒拉现在是我的依靠，我仗着他活着，他尽可能多抽出时间陪伴我。他在过去像怕火一样怕表示温情，可是现在却对我很温柔了。现在他总是用他从５岁以后再也没用过的“好妈妈”三个字来称呼我，现在他已经注意过去他所忽略的事了。我开始吸烟，他就注意到了：如果我吸烟，那就是距离落泪近了。看见我找纸烟，他就注视着我的脸，走近我说：
“你怎么啦？不要这样，我请求你，我请你不要这样……”
如果夜里我不睡觉，他总能感觉出来。他走近我，坐在床边，默默地抚摸我的手。他走后，我就觉得我是被抛弃了，无依靠了。舒拉成为家长了。
下课后（学校又恢复上课了）他就马上回家，如果没有空袭警报，他就坐下看书，在看书的时候他也不忘掉我。有时候他小声地招呼：
“妈妈！”
“啊，舒拉……”
于是他又继续专心读书。可是隔一会儿又说：
“你没睡吗？你听着……你看，说得多好哇。”他就给我朗读他特别欣赏的那一段。
有一次，他在读克拉姆斯基的书信的时候说：
“你看，这有多么正确：‘美术家的最宝贵的品质是心。’好吧，我这样了解：不仅是要会看见还需要理解和感觉……
唉，妈妈！”他忽然高兴地喊道，“不知道战争完了以后我要怎样学习呀！……”
另一次他问：“你没睡呀？我可以打开无线电吗？好像播放音乐哪。”
我点了点头，室中忽然充满了柴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乐中的华尔兹的声音。
在那些日子里，一切一切都是使我们伤心的事，这一桩事也不例外：卓娅最喜欢第五交响乐。我们默默地听着，不敢大声地叹气，我们怕空袭警报打断了音乐，因而不能听完……
在终曲奏完后，舒拉深信地说了：
“你看吧，在胜利那天一定要奏第五交响乐和终曲。你以为怎样？”
……日子一天接着一天地过着。敌人被由莫斯科打退了，但是他曾顽强地拚命抵抗。他们占据了乌克兰的大部分，占据了白俄罗斯，包围了列宁格勒，并且还向斯大林格勒突进。
敌人在所经过的地方把一切都焚烧和毁灭了。他们折磨人，拷打人，绞人，吊人。过去我们所了解的残忍凶暴的兽行，和我们在这一次战争中所了解的比较起来就微不足道了。报纸烧得我们的手和心都痛，无线电传出的消息常使人惊得目瞪口呆。
舒拉在收听苏联情报局消息的时候咬牙切齿，以后很长时间还是皱着眉，紧握着拳头在屋里往返走着。他的朋友：细瘦的瓦洛嘉·尤里耶夫（这里在四年级时教过卓娅和舒拉的女教员丽基亚·尼柯莱夫娜的儿子）、尤拉·布娄多、沃洛嘉·奇托夫和另外一个男孩子（这孩子的姓是聂杰里柯，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几个人有时候也到我们家来。后来他们渐渐地来勤了，可是在我回家遇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不讲话，急忙地都走了。
“为什么我一回来孩子们就走哇？”
“他们不愿意打搅你。”舒拉支吾地回答说。
由全国各处
有一次我由信箱里取报的时候，有几封信落在我的脚上了，我拾起来就打开了最先接触了的一封。在折叠地方有一个稍微磨损了的前线的三角印记，没有邮票。信开始就说：
“亲爱的母亲……”我读完了，就哭了。
这些信是不相识的人，黑海舰队的战士们写的。他们想在我的痛苦中支持我，他们称呼卓娅为妹妹，并立誓为卓娅报仇。
从此邮局每天给我送来信。由什么地方寄来的都有！由各战线，由全国各地向我和舒拉伸出了那么多温暖的友好的手，那么多颗心转向了我们。儿童，成人，在战争中丧失了自己的儿女的母亲，被法西斯杀掉了父母的孩子和现在在战场上战斗着的人们都给我写了信，似乎他们全想分担一部分我们的悲伤。
我和舒拉受的伤太严重了，任何医药也治不好这个伤。但是，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话表示这个。每封信里洋溢着的热爱和同情心却温暖了我们，在自己的灾难里我们不是孤单的，多少人想用自己的亲切的话来安慰我们，减轻我们的痛苦。这对于我们真是宝贵，真能使我们得到鼓励！
在我接到第一封信之后不久，有人轻轻地好似胆怯地敲着我们的房门，随着就走进来一位不相识的姑娘，她的身材很高，稍瘦，脸上肤色微黑，头发剪得很短，两只大眼，只是不是灰色的，而是蓝色的。这一切就使我想起卓娅来。她羞涩地站在我前边，手里揉搓着头巾。
她羞怯地，由睫毛下看着我说：“我是由军需工厂来的，我……我们青年团员们……我们全体请求您！请您参加我们的团员大会……并且给我们讲话。我们请求您，请求您！我了解这对您是一件很难的事，可是我们……”
我对她说了，我不能讲话，但是我一定到会。
第二天傍晚我到工厂去了。它设在莫斯科郊区，周围的很多建筑大半遭到了破坏。
向导看出我心中的疑问，就对我简单地解答说：“落下一枚炸弹，着火了。”
我们走进工厂俱乐部的时候，大会已经开始了。首先我看见的是卓娅的像片，她正由主席台后边墙上看着我，我悄悄地在旁边坐下听着他们。
讲话的是一个青年，差不多是半大孩子。他说已经第二个月计划未能完成了，他的态度很气愤，很激动。以后一个年龄较大些的登台说，熟练的人在车间里一天比一天少，现在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学徒们身上了。
这时台下有一个人喊着说：“可是多么冷呀！车间比冰窖并不强！手都往铁上粘！”
我的向导猛然转身向他喊道：“你真不害臊！问问良心吧！”
我出乎自己意料地站起来了，并请求了许可我发言。他们请我登上不高的讲坛。在我向前走着的时候，像片上卓娅的眼睛始终正视着我，现在卓娅的像已经在我背后，稍微旁侧，好像她站在我肩后看着我。但是我没讲关于她的事。
我说：“你们的兄弟，你们的姊妹在前线上，每天、每小时都牺牲自己的生命，列宁格勒忍受着饥饿……每天都有人们牺牲在敌人的炮弹下……”
不，我不回忆在那时候我说的话了，我不记得那些话了，可是注视着我的青年们的眼睛证实了：我说的正是需要说的话。
以后他们简短坚决地回答了我。
“我们一定更猛烈地加紧工作。”第一个在台上讲话的人说。
“我们用卓娅的名字命名我们这一小组。”另一个人说。
一个月以后那个工厂里给我打来了电话。
我听到电话里说：“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我们现在已经超额完成计划了。”
这时我才了解：如果让痛苦把自己征服，那就是有辱卓娅的精神。不能屈服，不能倒下，不能死，我没有权利绝望。
需要活下去，需要为将来、为自己人民的幸福而斗争。
在很多人面前向着群众讲话，对我是一件很难的事。可是当请求我去的时候，我也不能拒绝，而且这样的请求逐渐频繁起来了。我不敢拒绝，因为我明白了：如果我的话能有帮助，如果我的话能达到人们的心里，能达到青年的心里，如果我能在对敌人做的伟大斗争里贡献虽然不多的力量，那么，我就应该做这个。
“祝我一路平安吧！’
“你往哪里去了，舒拉？为什么耽误这么久哇？”
“哎，妈妈，请你原谅，不能再早了。”
舒拉回家来一天比一天更晚了。他被什么事激动了，他时常集中精神地考虑着什么事。什么事？为什么他不对我说……我们没有互相追问的习惯。如果谁愿意说出自己的心事来，他就自己说，在我们家里一向是这样。为什么现在他不说呀？发生什么事啦？我们这里还能发生什么事呀？可能是由杨树林寄来信啦？可能老人有病啦？……今天舒拉回家后，我要好好地问问他。
当我拂拭桌案的时候，忽然无心地把一张被遗忘了的纸片拂掉在地下了。我弯腰拾起来。在纸上是舒拉的笔迹录下来的关于一位坦克驾驶员的诗，那个驾驶员也像加斯泰洛上尉一样，在最后一刹那把自己的被火焰包围了的坦克开向敌人去了：
看他驰越陡峭的壕沟所向无敌地猛闯着，浓烟在他的尾后随风旋腾着。
他出现在这里，那里，像复仇者在仇人群中那样，追歼那些跑的逃的。
在战场上，在狭窄的十字路口，飞扬着雪烟，在坦克的轮齿之下辎重车带着响声破碎了。
他越过壕沟猛冲着，眼前晃着斑点，他所获得的土地，他不能放松……
你可以在火焰里根据永恒光荣的颜色，根据镌在坚甲上的五角星认出他来。
我读完了这首诗，忽然就知道了一向我不敢想的事：“舒拉要走。他要上前线，并且无论什么也拦不住他。他对我还什么也没说，一句话也没告诉我，并且他还未满１７周岁，但是我知道：他一定要走。
我并没想错。有一天下午我回家来，我还在走廊里就听见了喧吵的谈话，打开门后我看见５个人在一起坐着：舒拉、瓦洛嘉·尤里耶夫、沃洛嘉·奇托夫、聂杰里柯和尤拉·布娄多，每人嘴里衔着一支烟，屋里烟雾腾腾。在这以前我向来没有见过舒拉吸烟。
“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只问了一句。
“将军还亲自请我们吸烟哪。”舒拉很快地，好像拿定主意了似地回答我，“我们……你知道吗？我们就要到乌里扬诺夫斯克坦克学校去了，我们已经被录取了。”
我默默地坐在椅子上了……
舒拉在夜里坐在我的床边说：“好妈妈，你想想，请你想想吧！没有关系的人都给你写信说：‘我们一定替卓娅报仇。’可是我，亲弟弟，能留在家里吗？我有什么脸见人哪？”
我没说话。既然那会儿我没找到可以拦住卓娅的话，现在我又怎能找到什么话拦阻舒拉呢？……
１９４２年５月１日舒拉走了。
他指着自己的朋友这样说：“人们都不送他们，你也不要送我，好不好？不然的话，他们是要觉得委屈的。你就祝我一路平安吧。”
我恐怕我的声音不服从我，所以我仅仅默然地点了头。儿子又搂抱了我一次，热吻了我一次，就由屋里走出去了。砰一声房门关上了。这一次就完全剩下我孤身一人了。
几天以后由杨树林寄来了信，父亲在信里写道：“母亲逝世了。她没能经得住卓娅死耗的打击。”
来自乌里扬诺夫斯克的消息
舒拉差不多每天给我写信。他和他的朋友们被编在一个班了，他玩笑地称呼这个班为“莫斯科第二○一校第十年级乌里扬诺夫斯克分班”。
他在最初的一封信里这样写着：“唉，妈妈，什么我也不会！连按规矩在行列里走步子都不会。比如，今天就踩了人家的脚后跟了。也不会给队长敬礼。为了这个人们不能夸奖我呀。”
光阴在过着。在另一封信里他写道：“我疲倦，睡不足，但是像野兽一样工作着。我已经很好地熟悉了步枪、手榴弹、七星手枪，日前我们到射击场演习由坦克里射击去了。我的初步成绩还算正常：由坦克里的炮和机枪射击４００和５００米距离的目标，我的成绩是‘好。’现在你认不出我来了：现在我会很好地给队长们敬礼了，走步子也走得漂亮了。”
在接近考试的时候，舒拉在每一封信里都恳求我：“妈妈，如果可能的话，你给找来一条宽皮带；如果更可能，找一副武装带。”几天以后仍是：“妈妈，你好好找找！你想，如果我的皮带一点也不象样，我还像一个什么军官呢？”舒拉小的时候的固执的眼睛通过这些字行注视着我。他在童年的时候，如果他极希望得到什么，他就这样，差不多也用这些话要求我。
现在我眼前放着１００封舒拉的信。我由第一封到最后一封地重读它们的时候，我就看见了我的孩子怎样成长，怎样壮大。
有一次我接到了一封他的这样的信：
“妈妈，我在校里的学习接近终结了，１１月１日开始考试。我疲倦，睡不足，但是尽量地工作着。原来我在这里的时间差不多比别人少一半。
这次考试是我一生里最重要的考试。我一定用尽自己的力量和精神，因为国家需要得到一个技术熟练的坦克少尉。就是少尉，不是准尉，也不是上士。你知道哇，这并不是追求虚荣；这只是因为我应该做到一切我能做的事，成为一个更有用更有益的人。我读了些关于法西斯匪徒焚烧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农村，残杀我们的儿童和妇女的报道，我回忆他们怎样残杀了卓娅，我仅仅热望一桩事：快上前线。”
另外一封信：
“妈妈，你听着：大考结束了。我的成绩是：技术得‘很好’，射击得‘很好’，战术和军事地形学得‘很好’……”
在这件骄傲喜庆的信的末尾添写着：
“接到了外祖父的信，他在害病，并且孤零一人。”
……有一次在温暖的下午，我坐在窗台上望着窗外。在我身边放着一堆我应该回答的信，可是我的眼总不能放掉晴朗无云的长空。忽然有宽大温暖的手掌蒙住了我的眼睛。
“小舒拉！”我只能说出来这个。
“你没听见敲门声音，也没听见他们给我开门的声音，什么也没听见！”他笑着说，“我站在门口看着你，你总是坐着，坐着！”他又用一只手遮住了我的眼（好像他以为这样我听了他的话比较轻快似的）说：“明天我上前线。”
他强壮了，他的两肩更宽了，可是他的两只蓝眼依旧像小孩那样欢欣开朗地看人。
又是难过的痛苦的一夜。舒拉把一只手放在颊下，睡得很酣，可是我一次又一次地起来看他，总看不够。想到这一夜一会儿就到头了，就觉得害怕。然而。终于在正常的时刻天亮了，舒拉从床上跳起来，很快地洗了脸，穿好衣服，草草地吃完早点，就走近我，说了那几句已经习惯了的话：
“不要送。珍重你自己吧。不要替我担心。”
“你要永远忠实……和坚毅……常写信………”我勉强地回答了。
军事记者
舒拉走后，并没有信来。一个月过去了。我怕走近信箱，我总觉得我将在它里边得到无情的消息……这是最难过的日子，充满了最折磨人的、最痛苦的等待。卓娅去后我都没像这样等得难过，因为在那时候我还不了解什么是失掉孩子，现在我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