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娅的心整个用在学校和功课上了。回到家里，吃完饭，她马上就坐下做功课，向来不需要催促她。学习，对于她是最重要的事，是最感兴趣的事，她所想的完全是这件事。每个字母，每个数码，她全特别努力地写。她拿练习本子和书的时候也是那么小心谨慎。就好像往手里拿一件活东西似的。
我们一向买新课本给孩子们。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事。
他说：“把污秽的、零乱的书给孩子们，是很不好的事，这样的书孩子们也不高兴爱惜它……”
在孩子们准备开始作功课的时候，卓娅一向是郑重地问：
“舒拉，你的手干净吗？”
最初他还企图不服：
“你管得着么？去你的吧！离我远一点儿！”
可是以后他就同意了，并且在要拿课本之前，不待提醒，自己就洗手了。老实说，这并不是过分的小心：舒拉和孩子们一起跑完了回到家里的时候，一向是浑身上下直到两耳都弄脏了的；有时候简直无法理解他怎样弄得这么脏，好像他接连地先在土里，然后又在煤堆里、石灰里和碎砖头里打了滚似的……孩子们平常是在饭桌上作功课。卓娅很长时间地坐着看书。舒拉的耐心只能够连续坐半小时。他惦着快快地跑到街上找孩子们去。他总是唉声叹气地瞟着门。
有一次他拿来了一堆木块和空火柴盒，用这些东西努力地在桌子中间摆成一行，把桌子分为两半。
“这是你的一半，这是我的一半。”他这样对卓娅宣布说，“你别过到我这边来！”
“那么识字课本怎么办哪？墨水瓶怎么办哪？”卓娅无可奈何地问他说。
但是舒拉并没被问倒：
“识字课本归你，墨水瓶归我！”
“你别闹啦！”卓娅严厉地说，并且坚决地把木块从桌上挪掉了。
可是舒拉感觉老老实实地不淘气地作功课太寂寞，所以他每次都企图把作功课变成游戏。有什么办法！他还没满７周岁呀。
过节
１１月７日我的孩子们不待天明就起床了：父亲允许带他们去参加游行，他们就很焦急地等待着这一天。
这天早饭他们吃得特别快。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开始刮脸。孩子怎样也捺不住性子等待他刮完。他们也曾试着暂时作一点什么游戏，但是总玩不起来，甚至于他们一向喜欢的“安静的”游戏（十字拼零）也不往脑子里去。
我们终于穿好衣服来到街上了。这一天的天气很讨厌，刮着风，落着一半是雪的小雨。我们走出还不足十步，节日的音乐、歌声、说笑的声者就在前边沸腾了。愈接近市中心，街上愈热闹，欢欣鼓舞的情绪愈浓。不久之后雨也停了，可是孩子们和成人们都没看见灰色的天，只留意遮天蔽日的红旗和周围的鲜艳颜色。
刚看见最前面的游行队伍，卓娅和舒拉就狂喜起来了。直到游行完了，他们始终是欢喜快乐的，他们大声地读着每一个标语（当然读得不太流畅）。他们和着每个歌咏团唱歌，随着每个乐队的乐声开始舞蹈。他们不是自己往前走，而是被节日的浩大的沸腾的浪涛卷着走的。他们的脸红热了，眼睛闪着光，帽子溜到后脑勺去了（因为要始终看上边！），他们不能说一句连贯的话，而只是喊叫：
“你看，你看！装饰得多么好，看那个红星！看那里，看那里！看气球飞啦！快看哪！”
我们走近红场的时候孩子们就静悄悄的了，他们向右转过头来，目不转睛地看着列宁墓。
“妈妈，那里都是谁呀？”舒拉不知为什么那样小声地问我，同时紧紧握着我的手。“那里有斯大林吗？有伏罗希洛夫吗？有布琼尼吗？”
……红场呀！这几个字联系着多少思想，多少感情啊！我们在杨树林曾怎样地幻想着能有看见它的那一天呀！这是地球上最美丽的地方！世界上多少万万人民的思想都向着这里……一年以前，我初次来到莫斯科的时候，就到红场来了。我读过很多关于它的作品，听了很多关于它的传说，可是我仍旧没能想到它是这样朴素和伟大。但是现在当举行盛典的时候，我却觉得它完全是崭新的。
我看见了克里姆林宫城墙的垛口和钟楼，革命烈士墓前庄严沉默的青松和镌在大理石上不朽的名字——列宁。
无尽头的人的洪流，不断地流着，流着，它的热潮冲洗着朴素庄严的墓壁。我觉着人类的整个信心、希望和热爱都像无尽的海浪一般，向这里、向指示未来道路的灯塔，涌来了。
有人在我们的队伍里大声地喊道：
“斯大林同志万岁！”
斯大林同志微笑了，并向我们招手。雷声一样的“乌拉”声震撼着红场。舒拉已经不是走着，而是差不多在我身旁跳舞着。卓娅也紧握着父亲的手向前跑着，跳着，并且高高地挥着那只空闲着的手，好像她以为真的由检阅台上能看见她似的。
我们走向了沿河街。太阳忽然由云中现出来了，水中映出了克里姆林宫里的钟楼和古代教堂的金顶。水面荡漾着金光。我们在桥边看见了卖气球的人。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买了３个红的和２个绿的，它们构成了鲜艳美观的一组。他给了卓娅一个球，又给了舒拉一个球。
“我们怎样处理其余的球啊？”他问。
“放了！”卓娅喊道。
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就一边走着一边一个接着一个地放气球。它们全不慌不忙地飞到天空去了。
“我们站一会儿，站一会儿！”卓娅和舒拉同声地喊道。
另外的人，成年人和孩子们也停住了脚步。我们站了很长时间，仰着脸看着我们的鲜艳的喜气洋洋的气球怎样向明朗的天空飞腾着，看着它们渐渐地小，小，最后它们消失了。
夜晚
数年前我读过一封信，写那信的人，曾在自己儿女身上耗费了很多精神，去关怀他们和照顾他们，可是在他们长大成人之后。他忽然觉悟到自己没能好好教育他们。他回忆着往事，问自己说：“我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他想起了他的错误：他未曾注意孩子中间发生的纠纷；他替孩子们做了那些他们自己能胜任的事：给孩子们东西的时候他说：“这是给你的，这是给你的。”
可是，若说“这是给你们俩的”，岂不更好；有时候马马虎虎地宽恕了他们的虚伪诡诈，也有时为一点点小过错而吹毛求疵地惩罚他们。这个人在信里写着说：
“显见是在孩子们的自私心和躲避困难工作的企图刚刚萌芽的时候，我没注意，因此就这样由细微小事，由琐碎事件构成了重大的罪恶。孩子们完全不是按着我所希望的那样长大的：他们粗野，自私，懒惰，不互相友爱。”
最后他问自己：“怎办哪？把将来的事交给社会，交给团体吗？可是这样就成了社会应该耗费分外的力量来矫正我的错误，这是一。再者孩子本身也要在生活中遭到困难。第三是，我自己在哪里了呢？我做了些什么呀？”
这封信曾刊登在我们的一个大报上，似乎是《真理报》上。
我还记得悠，我曾很长时间地坐着反复读这些伤心的字句，并且思考着和回忆着……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家。我从来没听见过他对孩子们长篇大论地说教，或用很长的话谴责他们。
他是用自己的作风，用自己对待工作的态度，用自己的整个风度教育他们。于是我明白了：这就是最好的教育。
我常听见人们这样说：
“我没有时间教育孩子们，我整天在工作上。”我也曾想：莫非需要特别地拨出一部分时间在家里教育孩子吗？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教我明白了：教育是在每一件琐碎事上，在你的每一举动上，每一眼色上，每一句话上，这一切都可以教育你的孩子。连你怎样工作，怎样休息，你怎样和朋友谈话，怎样和不睦的人谈话，你在健康的时候是怎样的，在病中是怎样的，在悲伤的时候是怎样的，在欢欣的时候是怎样的——这一切，你的孩子是都会注意到的，他们是要在这一切事情上模仿你的。如果你忘掉了孩子，忘掉了他时刻在你的举动上寻找主意和榜样的敏锐的细心观察的眼睛，如果孩子虽然挨着你，吃得饱，穿得暖，但是却孤单地生活着，那就什么也不能帮助正确地教育他：贵重的玩具，在一起娱乐的散步，严肃的和合理的训诲全都没有用。
你应该经常地和你的孩子在一起，他应该在一切事情上都感觉有你在他旁边，在这一点上永远不怀疑。
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的工作很忙，能和孩子们在一起过的时间很少。我一方面在小学任教员，同时自己又在师范大学学习。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在齐米列捷夫研究院工作，又在速记讲习班学习，并且努力地准备入函授工科大学。这是他的宿愿。我们时常那么晚才回家，到家孩子们已经睡了。可是，正因为这样，我们在一起过的假日和夜晚，就显得更愉快了。
我们刚一开开房门，孩子们就急忙扑向我们来，并且争先恐后一人一句地替换着倾诉在一天里累积了的事。虽然不是很有系统的，但是声音却很高，很有情感。
一个说：“阿库里娜·彼得罗夫娜的小狗儿跑到贮藏室去了，把肉汤碰洒了！”
那个就说：“我已经学会一首诗了！”这个又说：“小卓娅子尽找毛病！”那个就说：“是啊，他为什么不做那个算术题呀？”
“你们看，我们雕刻了什么。好看不好看？”舒拉又说：“我教给小狗对人伸爪子啦，它差不多学会了……”
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很快地就把一切事弄清楚了。他问明白了为什么没做算术题，也听了他们学会的诗，也问了关于小狗的事，并且，好像是顺便地指出了：
“你说话的态度不礼貌，舒拉。‘小卓娅子尽找毛病’，这是什么话呀？我听不惯这样说话。”
以后我们全在一起吃晚饭，饭后孩子们帮助我们收拾桌上的家什，最后就到了久待的那一刻了……似乎没有什么可等待的呀？一切事都是很平常的，天天是如此的。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译他的速记笔记，我准备明天的功课，在卓娅和舒拉面前放着画图画的本子。
我们都围着桌子坐着，电灯只照在桌子上；房间全部是半明半暗的。舒拉坐着的椅子嘎吱嘎吱地响着，图画本子的篇页也发着沙拉沙拉的声音。
卓娅画一所房子，房子的顶盖很高，是绿色的。由烟囱里冒着烟。靠近房子是一棵苹果树，树上圆圆的苹果，每个都是五分铜钱那么大。
有时候这里还有鸟儿，花，在天空挨近太阳还有一颗五角星……舒拉在图画本子上画着往不同方向奔驰着的马、狗、汽车和飞机。铅笔在舒拉手里向来不颤动，他画出的线条是均匀的，有力量的，我很早就看出了舒拉将来能画得很好。
我们就这样坐着，各人做各人的事。直等到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说：
“好吧，现在我们休息休息吧！”
这就是说我们马上就要共同做什么游戏了。我们最常玩的是扑克牌顶牛儿：卓娅和父亲对我和舒拉。舒拉热心地注意着每一张摆下来的牌，急躁，争吵，在输了的时候，脸红，气愤，甚至要哭。卓娅也着急，但是不做声：只是咬着嘴唇或者把空闲着的那只手紧紧地握成拳头。
有时候我们玩“升高降下”。在这里胜负并不决定于技巧，而决定于掷下的骰子。
倘若你运气好，你就坐着飞机往上飞，直到目的地——彩色的塔顶；倘若你的运气不好，就往下降，这样就输了。玩法并不巧妙，但是吸引人。孩子们如果能幸运地往上飞，一次就越过涂着彩色的木板上的十个格子，他们就会多么高兴地拍着小手乐呀！
卓娅和舒拉很喜欢我自己发明的一种游戏，我们随便给它命名为“怪东西”：
他们之中一人在白纸上随便画一条锯齿形的线，或是一条曲线，或是一个别的奇形怪状的东西，总而言之是“怪东西”，我就应该在这无意义的怪东西上找出未来的画的种子。
舒拉在纸上画了一个像长形鸡蛋的东西。我看了看，考虑了半分钟，就添上了鳍、尾巴、鳞、眼睛，于是在我们的眼前就是一条……“鱼！鱼！”孩子们高兴地喊道。
卓娅在纸上点了一个最普通的墨水点，我就由它做成一朵很美的花：带茸的紫色菊花。
孩子们又长大了一些，我们就调换了地位：我画“怪东西”，由他们想出可以由这东西画成什么。舒拉的想象能力是不可限量的，很小的怪形东西，在他手里会变成一座仙境般的楼台，几个斑点会变成人面，曲线会变成一棵多枝的大树。
这是很有趣味的，并且我想也是有益处的游戏：它可以发展观察力和想象力。
可是我们最喜欢的是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弹六弦琴。
我并不知道他的技术好坏，可是我们很喜欢听他弹奏，在他一个接着一个地弹奏俄罗斯歌曲的时候，我们就完全忘掉时间是怎样地过去了。
这样的良宵虽然少有，但是它们为我们照耀了一切其余的日子，我们每次回忆起它们来都感觉愉快。在这样的时刻里，给与孩子们的指责和申斥，全在他们心里留下很深的印象，而夸奖和喜爱的话，则使他们特别愉快。
有一次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说：“舒拉，你怎么自己坐了舒服的椅子，给妈妈一把破背的椅子呀？”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见过舒拉为自己挑选较好的、较舒服的东西，给别人留下较坏的东西。
有一次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郁郁不乐地回家来了，孩子们给他问好，他也没像平常那样高兴回答。
“你为什么今天把阿纽塔·斯捷帕诺娃打了？”他问舒拉。
“那丫头……爱哭……”舒拉愁眉不展眼也不抬地回答说。
“不许再有这样的事被我听见。”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一字一字地很严厉地说道。然后沉默了一会儿，又比较缓和地补充说：“大小子啦，快８岁啦，可是还惹女孩子！你不害臊吗？”
可是在父亲夸奖舒拉画得好，夸奖卓娅的本子整齐，房间打扫得干净的时候，孩子们的脸是多么的喜悦呀！
如果我们回来晚了，孩子们不等我们回来就躺下睡觉，他们把本子打开放在桌上，以便我们回来看他们怎样做了功课。
虽然我们给予孩子们的时间很少，可是我们一向了解他们做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什么东西使他们着急或高兴，也知道我们不在家的时候在他们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最主要的是无论我们在一起干什么，游戏也好，学习也好，料理家务也好，都能使我们和孩子们更接近，使我们的感情更深切，更真挚。
在往学校去的路上
我们住在老公路街，由家到学校至少３公里远。
我每天起床较早，做完早饭，照顾孩子们吃了饭，然后我们就由家里走出来，那时天还不亮。我们的路线是必须通过齐米列捷夫公园的。
高大的树木纹丝不动地矗立着，好像是在渐渐发亮的蓝色背景上用墨笔画的一样。雪在脚下嘎吱吱地响着，呼出的暖气渐渐在衣领上结成了霜。
我们３人在一道走，因为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由家里出来较晚。最初是默默无语地走着，后来残余的睡意渐渐随着黑暗一起消逝了，于是就开始了某种突如其来的有趣的谈话。
有一次卓娅问我：“妈妈，为什么树愈老愈好看，而人老了就完全不好看了呢？
为什么呀？”
我没来得及回答。
舒拉却激烈地反对说：
“不对！姥姥老了哇，莫非她不好看吗？她好看呀！”
我回忆起我的母亲来，不，现在谁也不能说她是好看的：
她的眼睛是那样的疲倦了的，两颊陷下去了，有很多的皱纹……舒拉好像瞧出了我的心意，他确信地说：
“我爱谁，我就觉得谁好看。”“对。”卓娅考虑了一会儿，也同意了。
……有一次，我们３人沿着公路走着，一辆载重汽车赶上了我们，它忽然停住了。
“往学校去吗？”司机探出头来简单地问道。
“往学校去。”我莫名其妙地回答了。
“来，让小孩儿们上来。”
我还没有来得及理解是怎么一回事，卓娅舒拉就已经在车上了，在他们的欢呼声中汽车往前驶去了。
从那一天开始直到春季，这辆载重汽车每天都在同一时刻在路上赶上我们，并且把孩子们接上车去，差不多把他们一直送到学校。孩子们在拐弯处下车，车就继续前进了。
我们向来没等待过“我们的汽车”，我们喜欢忽然听见那个熟识的粗钝的喇叭在我们背后响，和像喇叭同样粗的声音说：“来吧，上车吧！
”固然，好心的司机仅仅是和我们路遇，可是孩子们差不多相信他是特意来接他们的。这样想很愉快呀！
迁居
在孩子们来到莫斯科两年之后，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领到一间较宽敞舒适的房间，地址是亚历山大路七号。
现在认不出亚历山大路了：两旁建起了新的高大的楼房，便道和马路全是用柏油铺得很光很平的。过去在这里只能找到十几所纯粹乡村式的房子，房子后边是田垄，菜园子，再远是一大片荒地。
我们的小楼四面无靠，孤零零地立着，在工作完了回家的时候，我一下电车就远远地看见它了。我们住在第二层楼上。新房间比我们的旧住所好得多了：它比从前的屋子温暖，光亮，也更宽敞。
新居使孩子们很高兴。
他们喜欢一切新的东西，迁移使他们特别愉快。他们耗费了很多时间收拾自己的东西。卓娅仔细地收拾起书、本子和由画刊上剪下的画。舒拉也用心地收拾和包裹了他的东西：玻璃片、石子、钩子、铁片、弯钉子和很多我猜不透是做什么用的东西。
在新房间里我们拨给了孩子们一个屋角，在那里放了一张小桌子，在墙上挂起一块格板，预备给他们放书和本子。
舒拉一看见桌子，马上就喊道：
“左面是我的！”
“右面是我的。”卓娅乐意地同意了，因此，像过去很多次一样，争端自然就消失了。
我们的生活和从前一样：我们一天一天地工作着，学习着。在星期日我们就去“发现”莫斯科的新的角落：我们或到猎禽场，或到莫斯科河对岸，或乘二路电车沿花园路绕一圈，或到无愁园散步。
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很熟悉新莫斯科和老莫斯科，并且能给我们讲很多关于莫斯科的故事。
有一次我们通过库兹聂次桥，舒拉就问：“桥在哪里哪？”
随着我们就听到了解答这个问题的很有趣的故事，说在许多年以前，这里确实有座桥，说聂格林卡河怎样到地下去了。
我们就这样知道莫斯科的许多“墙”，“门”，食堂胡同，台布胡同，榴弹胡同，甲胄街，狗场等等的来历了。
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解释了为什么普列斯尼亚（莫斯科市地名）叫红色的，为什么有巷垒街和起义广场……他一页接着一页地给孩子们讲解我们美妙的首都的历史，孩子学习了如何理解和爱它的过去和现在。
悲痛
有一次，在２月底，我们买了马戏园的入场票。我们并不常带孩子们到电影院或马戏园去，所以每去一次在孩子们看来真像过节一样。
孩子们急不可待地盼着星期日，但是怎样也无法让它快些到来：他们幻想着看见会算到１０个数的狗，看见披着灿烂的银甲的细腿扬头的快马怎样绕圈子跑，看见驯服了的海豹怎样由这一木桶上跳到另一木桶上，用鼻子承接驯兽员投给它的皮球……整整一星期的谈话都是关于马戏园的。但在星期六由学校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看见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已经在家中，并且躺在床上。我很惊讶。
“你为什么这么早？为什么躺着？”我惊恐地问他。
“你不要担忧，一会儿就好。也不过就是觉得不舒服……”
我不能说这已经使我放心了：我看见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的脸色十分苍白，并且马上就憔悴了，好像他已经害了很长时间的重病。卓娅和舒拉坐在床边，惊恐地看着父亲。
“你们只好自己到马戏园子去啦！”他勉强微笑地说。
“没有你，我们不去！
”卓娅坚决地回答说。
“我们不去！”舒拉响应了。
在第二天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的病状更严重了。肋下剧烈疼痛和发高烧。他一向是善于抑制自己的，他并没诉说痛苦，也没呻吟，只是紧紧地咬着嘴唇。需要请大夫去，可是只留丈夫一人在家我不放心。我去叩打邻家的门，没人答应，一定是到外边蹓跶去了：那天是星期日呀。我回来了，手足无措，不知道怎样办才好。
卓娅忽然说：“我请大夫去。”我还没有来得及表示反对，她就已经穿上大衣，戴上帽子。
“不行……太远……”
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勉强地说出这几个字来。
“不，我去，我去……我知道他住在哪里！让我去吧！”卓娅没等回答就差不多已经跑下楼梯去了。
“让她去吧！她是伶俐的孩子，能……找到……”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小声地说完就转向墙壁去了，为的是不让人看见他的由于痛楚而变成灰色的脸。
一小时以后卓娅同着大夫回来了。他诊视了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之后，简短地说道：“肠扭转，马上到医院去，需要动手术。”他留下了陪伴病人，我跑去找汽车，半小时之后，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已经被运走了。在由楼梯往下抬他的时候，他开始了呻吟，可是当他看见了孩子们睁大了的惊恐的眼睛，就马上沉默了。
……手术经过顺利，可是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并没觉得轻快。每次我走到病房里的时候，最使我害怕的是他的冷淡的面孔：我见惯了丈夫的喜欢与人谈笑的轻松愉快的个性，可是现在他默默无语地躺着，仅仅有时候抬起他的枯瘦无力的手，默默地放在我的手上，轻轻地握握我的手指头。
３月５日我照例地看望他去了。
在前厅里，一个相识的卫生员异乎寻常地看了我一眼之后说：“您等一会儿，护士马上出来。也可能是大夫。”
“我是来看病人阿那托利的，”我以为他没有认出我来，就提醒他说，“曾许可我随时来看的。”
“一会儿，一会儿护士就来，您等一会儿。”他重复说。
一分钟后护士匆忙地走出来了。
“您请坐一会儿吧。”
她躲避着我的视线说。
我马上就明白了。
“他，……死啦？”我说出了这样不可能的、令人难信的话。
护士默默地点了点头。
aaa……一个亲人，即使他罹病很久并且预先知道他的病是不治之症，如果失去了，也是痛苦、难过的。至于像这样突如其来的、无情的死，我觉得是再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了……从幼年就向来没害过病的人，一星期以前还饶有精力，活泼、高兴，现在他竟不像他自己了，成了叫不应的，冷淡的，躺在棺材里的人了。
孩子们一步也不离开我：卓娅握着一只手，舒拉握着另一只手。
“妈妈，你别哭！妈妈，你别哭！”卓娅用发红了的无泪的眼睛看着父亲的僵硬了的脸，重复着说。
……在一个寒冷暗淡的日子里，我们３人一起站在齐米列捷夫公园里等待着我的哥哥和姐姐：他们要来参加殡葬。我们站在一棵像冬季那样枯干的大树下，寒风阵阵地吹着我们，我们感觉我们是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人了。
我不记得我的亲戚怎样来到的，也不记得我们怎样度过了这冰冷的、惨痛的、难熬过的一天。只是模糊地记着怎样走到墓地，卓娅忽然绝望地大声哭号，后来就是土打在棺材盖上的声音……
没有父亲
由那时候开始，我的生活就骤然变样了。过去我是感觉到也深知道有一个亲近的可爱的人在我身边，我随时可以依靠他的可靠的臂膀。我习惯了这样安心的依赖，而且这种信心也使我觉得温暖，我甚至不能想象还会有另外的样子。可是突然地剩下我一个人了，关心两个孩子的命运和照顾他们的生活的责任，整个地落在我的肩上了。
舒拉究竟还年幼，发生了的可怕事件他还不能十分了解。
他以为父亲只是像过去的离别那样到远方去了，将来还能回来……可是卓娅却像成人一样地体会了我们的悲哀。
她差不多永远不提起父亲。她看见我沉思，她就走近我，看看我的眼睛，小声地说：“我给你读一段书好不好呀？”
或者她请求：“给我讲一点儿什么吧！讲讲你小时候什么样儿……”
或者挨近我坐下，一句话也不说，紧紧地贴着我的两膝。
她曾尽可能地使我忘掉悲哀的感受。
但是有时候我在夜间却听见她哭泣。我走到她身边，摸摸她的头发，小声地问她：
“你是想父亲了吗？”
她一向回答：
“不是，可能是我做梦啦。”
……我们在过去就对卓娅说过：“你是大孩子，看着舒拉，帮助妈妈。”现在这些话充满了新的意义：卓娅确实成了我的助手和朋友。
我开始在另一学校里兼课，所以在家里的时间比过去更少了。在前一天晚间我就把第二天的中饭做好。卓娅在吃的时候把它热一下，照顾舒拉吃饭。另外她还打扫房间，以后，她稍稍长大一些就自己生火炉了。
“嗳哟，卓娅能把咱们的房子点着啦！”有时候邻人这样说，“她还是小孩儿呀！”
可是我知道：卓娅比某些成人还可靠。什么事她都是及时地做，向来不遗忘什么。虽然是最枯燥无味的和不重要的工作，她也不敷衍了事地做。我知道：卓娅不会把没熄灭的火柴扔到地下，她会在适当时间盖好炉盖，如果火炭由炉子里蹦出来，她马上就会注意到它。
有一次我回到家来天很晚了，头疼，并且疲倦得没有力量做饭了。我就想：明天我再做饭吧。早些起床就是了……我的头刚落在枕头上，就睡着了……第二天早晨醒来不仅不比平日早，而且更晚：为了不迟到，过半小时得由家里动身。
我十分懊丧地说：“这可糟啦！我怎么睡过了呀！今天你们只好吃干的吧。”
晚上回到家来，刚迈门坎我就问他们：
“怎样，你们都饿坏了吧？”
“我们真正不饿，我们真正是吃饱了！”舒拉胜利地在我眼前跳跃着，喊着说。
“快坐下吃饭吧，妈妈，今天我们吃煎鱼！”卓娅庄重地宣布说。
“鱼？什么鱼呀？”
在炒勺里确实有一条热气腾腾的煎得很香的鱼。由哪儿来的呀？
我的惊讶使孩子们很得意。
舒拉继续跳跃着，喊叫着，卓娅也很满意，终于她对我说明了：
“你知道哇，我们在经过水池子上学去的时候，我们往凿开的冰窟窿里看了看，看见里边有鱼。舒拉打算用手捉，可是鱼很滑。我们在学校里跟女工友要了一个空罐头盒子，把它放在盛胶皮套鞋的口袋里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在水池子那里停了一点钟，捉了些鱼……”
“我们本来能多捉些来，有一个叔叔把我们由那里轰走了，他说：‘你们会淹死，或者把手冻掉。’可是我们没有冻掉哇！”舒拉插嘴说。
“我们捉了很多，”卓娅继续说，“回到家里我们把鱼煎了，自己吃了，也给你留下了。很好吃，是不是呀？”
在那一天晚上我和卓娅共同做的饭：她很仔细地削了马铃薯片，淘净了米，并且注意地看着我每样东西往锅里放多少。
……以后，在回忆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死后最初几个月的时候，我不只一次地认定了，就是在那时候，在卓娅的个性里确定了早熟的严肃性，她的这一特点连不太熟识的人都注意到了。
新学校
我的丈夫死后不久，我就把孩子们转到第二○一小学去了：以前的那个学校离家太远，我有些不放心让孩子们自己到学校去。我本身已经不在那里工作，我改在成人补习学校教课了。
孩子们由第一天起就无条件地爱上了这个新学校，他们简直找不出可以表达他们怎样欢喜的话。也难怪他们！他们过去的校舍是一所不大的木房，很像杨树林的小学。而这个学校却很高大和敞亮，并且挨着它还正在建筑着新的壮丽的门窗高大的三层楼房。
在下学年里他们就要迁到那里去。
细心的卓娅，很快就看出了第二○一小学校长尼柯莱·基里柯夫的才能。
卓娅醉心地说：“妈妈，你看看我们的礼堂将来多么好哇！
图书馆更好！多少书哇！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书：靠着四面的墙全是书架，由地板到顶棚，一点儿空地方也没有……摆得满满的。”她稍微一思索就补充了这一句。（我仿佛又听见了外祖母说话——这是她常说的话）“尼柯莱·基里柯夫校长领我们到建筑楼房的地方去，全给我们看了。他还说：我们学校将来还要开辟一个很大的花园，我们自己栽种。将来你看得见，妈妈，我们的学校是什么样的：在全莫斯科你找不到比它更好的！”
新学校里的一切事情也使舒拉非常高兴，可是最合他意的是体育课。他能够不断头地述说他怎样爬上双环秋千，怎样跳过木马，怎样学会了往篮里投球。
新的女教员丽基亚·尼柯莱夫娜·尤列娃使他们一见倾心了。这是我由他们每天怎样高兴地往学校去，怎样兴奋、满意地回家来，怎样尽可能一字不差地对我述说女教员对他们说的话，看出来的。女教员所说的，即使是一句琐碎的话，他们也认为是有重大意义的。
有一次我翻阅着卓娅的本子对她说：“我认为你留的空白太多了。”
卓娅急忙热烈地反驳说：“不，不！丽基亚·尼柯莱夫娜叫留这么大，小了不行！”
在一切问题上都是这样：既然丽基亚·尼柯莱夫娜这样说了，那么，就只有这样做才对。我也明白：这样很好，这表明孩子们是敬爱老师，正因为这个，他们才努力学习，并高兴地执行她的任何要求和命令。
卓娅和舒拉一向很关心在他们班里发生的一切事情。
一次，舒拉热情地述说道：“今天伯里卡迟到了，他说：
‘我妈妈病了，我到药房去了！’既然妈妈有病，有什么办法呀。丽基亚·尼柯莱夫娜就对他说：‘到自己的位上坐下吧。’可是，在下课的时候，伯里卡的妈妈正好自己来了，她打算带他由学校直接往什么地方去。我们看她很健康，完全没有病呀。丽基亚·尼柯菜夫娜脸红了，生气了，她对伯里卡说：
‘我最不喜欢人说谎话。我的规矩是这样的：如果自己坦白了，没瞎说，’”这时舒拉觉得他把老师的话述说得不大正确了，就改嘴说：“呃……‘没撒谎，那就减去了一半过失’。”他接着又说，“我问：‘为什么如果坦白了就减去了一半过失呀！’丽基亚·尼柯莱夫娜回答说：‘如果他自己说了，那就是他知道了自己的过失，那就不需要重罚他了。如果他支吾，说假话，那就是什么也没觉悟，将来仍然这样做，那就应该罚他……。’”
如果他们的班在测验时总成绩不好，卓娅回家来就面带愁容，因此晚间我就时常担心地问她：
“你得的是‘不及格’吗？”
“不是，”她愁闷地回答说，“我得的是‘好’，我全做对了，可是玛娘全做错了，尼娜也是这样。丽基亚·尼柯莱夫娜说：‘我很抱歉，我只能给你们打上不及格’……”
有一次我回家比平日早些。孩子们不在家里。我很着急地到他们的学校去了，找到了丽基亚·尼柯莱夫娜，我问她知道不知道卓娅在什么地方。
她回答说：“我想，已经全放学了，可是咱们来看看教室里吧。”
我们来到教室门前，就隔着玻璃往里探望。
卓娅和另外的３个女孩子站在黑板前：两个比卓娅高些，全梳着一样的小辫子，第三个很小，是胖子，卷发。她们全很严肃，卷发的女孩子还半张着嘴。
卓娅小声地庄重地对她说：“你做的是什么呀？如果把铅笔和铅笔加起来，那么得出来的仍是铅笔。可是你把公尺和公斤加起来了，你能得出什么来呀？”
在这时候，在教室的左边后面，一个白色的什么东西一晃。我斜看那里一下：
舒拉坐在最后的凳子上逍遥自在地在放纸鸽子。
我们离开了教室的门。
我请求丽基亚·尼柯莱夫娜过一会儿打发卓娅回家，并且以后禁止她在下课后久留在学校里。
晚间我自己也嘱咐了卓娅下课后马上回家。
我对她说：“你看，我今天特意地早些结束了工作，打算和你们多聚一会儿，可是你们不在家。以后请你不要无益地在学校里耽误着。”
卓娅听了我的话一言未发，可是过后，吃完了晚饭，她忽然说：
“妈妈，难道帮助女孩子们是无益的事吗？”
“怎么是无益的事呀？
帮助同学是很好的事呀。”
“那么为什么你说：‘不要无益地耽误着？’”
我咬着嘴唇，可能是第一百次地考虑着：在和孩子们谈话的时候应该怎样慎重地选择词句呀！
“我只是想和你们聚会聚会，我能早做完工作的时候不是很少么？”
“可是你自己说过呀！
做事第一。”
“对呀！可是让舒拉吃饱了也是你的事呀，他是在学校里挨着饿等待着你呀。”
“不，我没挨饿，”舒拉支持她说，“卓娅带去了很好的早饭。”
第二天早晨临往学校去的时候卓娅问我：
“今天我再和女孩子们一起学习一会儿行吗？”
“就是别耽误太长时间，卓娅。”
“只是半点钟！”她回答说。
我就知道了：这确实是半点钟，一分钟也不会多。
希腊神话
我很想保持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在我们生活里培养成的一切习惯。在放假日子，我们也跟他在世时候一样，游逛莫斯科。但是这样的游逛对于我们是惨痛的：我们始终回忆着父亲。晚间我们的游戏也玩不好，因为缺少父亲，缺少他的幽默，他的欢笑。
一天晚间我们没事，就在回家的路上，在珠宝商店的门前站一会。光辉灿烂的橱窗令人眼花目眩：各种宝石，红色的、绿色的、紫色的光芒闪烁着，迸射着。这里有项珠、胸针，还有些别的辉煌的装饰品。挨近玻璃在一个大绒枕上一列一列地放着指环，在每一指环上都有一块宝石在放着光，由每一块宝石上像由磨刀轮上或电车弓子上一样，放射着五光十色的，刺眼的火星。
这稀奇的宝石上的光彩使得孩子们留恋不舍。卓娅忽然说：
“爸爸允许了给我讲为什么在指环上永远镶着宝石，可是没给我讲……”她忽然不说了，并且紧紧地握了我的手，似乎是请求我原谅她提起了父亲。
“妈妈，你知道为什么在指环上镶宝石吗？”舒拉插嘴问。
“我知道。”
我们向前走了，在路上我给孩子讲了普罗米修士的故事。孩子们一边走着，一边由两面看着我的脸，听着每一句话，并且几乎撞着了路上的行人。传说中为了人类的利益而作出空前的壮举、并接受了最残酷的刑罚的勇士的神话，马上引起了孩子们的兴趣。
我给他们讲：“有一次赫尔库列斯救普罗米修士来了。
赫尔库列斯是一个力气很大而且仁慈的人，是真正的英雄。他谁也不怕，连宙斯他也不怕。他用自己的宝剑砍断了把普罗米修士锁在断崖上的锁链，解放了普罗米修士。但是宙斯的旨意仍然有效。这旨意里说普罗米修士永远不能摆脱他的锁链：从此锁链中的一环带着一块石头就这样留在他的手上了。由那时候开始，为了纪念普罗米修士，人们就在指头上带镶有宝石的指环。”
几天以后，我由图书馆里给孩子们借来了希腊神话，开始给他们朗读。真奇怪，他们虽然对普罗米修士那样有兴趣，可是最初并不很高兴听我的朗读。显见是那些名字很不容易记清的半神半人，由孩子们看来是冷淡的，陌生的，有隔阂的。总是老朋友好：嘴馋的熊，伯特里开耶夫娜狐狸，妄想吃鱼、把半条尾巴冻结在冰窟窿里的傻狼和其他俄罗斯民间童话中的老朋友多么好！可是希腊神话的主人公们也渐渐地开辟了通达孩子们的心的道路：舒拉和卓娅也开始了像谈论活人一样，谈论比尔赛，格拉克尔，伊喀尔。
我记得有一次卓娅表示了怜惜尼敖比亚，舒拉则激昂地表示了反对的意见：
“为什么她夸张啊？”
我知道：还有很多书中的主人公对于我的孩子们将成为可贵的和亲近的。可能因为这个我才很牢实地记忆着另外一段短的对话。
有一次卓娅在遇到我重读《牛虻》的时候沉思而惊讶地说：“这么大的人，还哭……”
“我看你将来怎样读这本小说。”我回答说。
“我什么时候能读它啊？”
“等你到１４岁的时候。”
“喔，这还早着哪。”
卓娅说。
这样的期限显然是很远的，在她看来差不多就是遥遥无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