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爱好的书
现在，如果我晚间得暇，我们不作“顶牛儿”游戏了；我们朗读，更正确地说，我读，孩子们听。
我们最常读的是普希金的作品。这完全是一个特殊的、可爱的、美丽的和愉快的世界。普希金的句子是很容易记牢的，舒拉能不倦地背诵关于松鼠的诗，那个松鼠一向……唱着歌子，总是咬着榛子，榛子并不是平常的，壳儿全是金的，瓤儿是纯粹绿宝石……孩子们虽然记着了很多，可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要求：
“妈妈，请你给我们读关于金鱼……关于沙皇萨尔唐的故事……”
有一次我给孩子读《乔玛的童年》。我们读到乔玛的父亲因为他折毁了花枝责打了他一顿那个地方，孩子们很希望知道以后的情形，但是天已经很晚，我就打发他们睡觉去了。后来在那个星期里和在下星期日我都没能够给他们读完乔玛的故事：积累了很多工作——未经看过的本子，需要缝补的袜子。最后，卓娅忍耐不住了，她拿起书来自己把它读完了。
由这一回就开始了：无论什么，报纸也好，童话也好，课本也好，只要到她手里，她就手不释卷地读下去，她好似在考验自己有无像成人那样读书的能力：不是读指定的课本里的某一页，而是全卷。
不过，我若说：“你还不到读这个的时候哪，长大些再读吧。
”她并不执拗，并且马上就把书放在一旁。
我们最欢迎的是盖达尔。我一向钦佩他在儿童书籍里善于谈论最主要的，最重要的事的才能。他和孩子们谈话的态度是严肃的，像和平辈人谈话一样，并不因年龄而打折扣。他知道孩子们用最大的尺度衡量一切：勇敢，他们喜欢不顾一切的；友爱，他们喜欢忘我的；忠实，他们喜欢无条件的。崇高思想的火势照耀着他的著作。他和马雅柯夫斯基一样，用每一行字激发读者，呼唤他们参加建设在我们国家里正在建设着的、伟大的、全民族的幸福；而不是建设狭小的、一室之内的、个人的幸福，呼唤和教导读者为全民族的幸福而斗争，用自己的手建设这个幸福。
在读完每一本盖达尔的书之后，我们谈过多少话呀！我们谈过我们的革命是多么正义的呀；也谈过沙皇时代的中学和我们的学校的差别多么大；也谈过什么是勇敢和什么是纪律。在盖达尔的书里这些话充满了亲近的和容易体会的意义。
我记得，波里斯·果里阔夫在进行侦察时候，忘掉了谨慎，擅自野浴，因而无意地害了自己年长的朋友——秋布克，这一事特别地激动了卓娅和舒拉。
“你就想想啊，他想要洗澡，可是秋布克就被捉着了！”
舒拉愤慨地说。
“秋布克还以为是波里斯把他出卖了哪！你想以后波里斯有多么难受哇！我不知道在知道了朋友是因为自己而被枪毙了的时候还怎能活下去！”
我们曾一次又一次地读过《远方》、《革命军事委员会》、《军事秘密》。只要盖达尔的新书一出版，我就马上设法买一本拿回家来。我们一向感觉到他是正在和我们谈论关于今天，就是在现在这一分钟里，正激动我们的东西。
有一次卓娅问我：“妈妈，盖达尔住在什么地方？”
“好像在莫斯科。”
“看看他才好哪！”
新大衣
舒拉最喜欢的消遣是和男孩子们玩“哥萨克——强盗”。
他们冬季在雪里，夏季在土里掘山洞，点营火，并在街上耀武扬威地喊叫着，跑着。
有一次，在黄昏时候，屋门前惊人地大响一声，接着门就敞开了，舒拉出现在门口。可是他那个样子啊！我和卓娅都吃惊地站起来。站在我们面前的舒拉，从头到脚全身泥污，蓬头垢面，跑得遍身是汗。但是这一切在我们看来全不稀奇。
可怕的是别的事：他的大衣上的衣袋和扣子全被带着布揪下来了，在它们原来的地方，是边缘破烂的窟窿。
我周身都凉了，我默默地看着他。大衣完全是新的，刚刚买的。
我还未说一句话，就由舒拉身上剥下大衣，开始打扫它。
舒拉羞愧地站着，但是同时在他脸上现出了某种执拗的表情，好像他用全部神气在说：“这样就这样！”他有时候这样执拗，在这时候就很难说服他。我不喜欢大声嚷，但是又不能心平气和地对他说话，所以我就不看舒拉，而开始默默地整理大衣。屋中完全沉寂，经过了也不过１５到２０分钟，可是我觉得好像几小时那么长。
“妈妈，原谅我，我再不这样做了。”舒拉说快板似地在我身后喃喃地说。
“妈妈，原谅他吧！”
卓娅像回音一样照样重复了一句。
“好吧，”我不转身回答说。
我一直坐到深夜修补这件倒霉的大衣。
……我醒来时候窗外还很黑。舒拉正站在我的床前头，显然是在等待着我睁眼。
“妈妈……原谅我吧，我永远也不再这样了。”他小声地，吞吞吐吐地说。虽说这依旧是昨天那两句话，但是说话的样子完全不同：这次是伤心地、痛悔地说出来的。
在房内只剩下我和卓娅的时候，我问她说：“你和舒拉谈昨天的事吗？”
“谈过了。”她迟缓地并且显然难为情地回答说。
“你对他说了什么呀？”
“我说……我说你一个人工作，说你很困难……说你不是简单地生气了，而是想：如果大衣完全撕破了可怎么办哪？”
“赤留斯金”
我说：“舒拉，爸爸给你讲的谢多夫的探险队，你还记得吗？”
“记得。”
“你记得谢多夫在临出发时候说：‘怎能带着这样的装备去北极呢！应该有８０条狗，我们只有２０条，衣裳已经穿坏了，食粮太少……’你记得吗？……现在你看，一只破冰船要往北极出发了。船上什么没有呢，他们什么东西也没忘记带：由针到牛，他们都想到了。”
“什么？什么牛啊？”
“你看这里呀：船上有２６只活牛，４只小猪崽，还有新鲜马铃薯和蔬菜。海员们在路上一定不会挨饿了。”
“也不会受冻。”卓娅由我的肩后探视着报纸插嘴说。
“你看他们的东西有多少啊。有各样的皮衣裳，有睡觉的皮暖袋，有煤，有汽油，有煤油……”
舒拉有些不适时地插嘴说：“还有滑雪板！啊，纳尔塔是一种雪橇，对不对？
还有各种科学仪器。装备得真好！喔，多少支枪啊！他们要打白熊和海豹啊。”
我没能想到“赤留斯金”很快就要成为我们谈话的主要题目。关于这一远征，报纸的报道并不很勤，也可能是有些报道我没看见。只是有一次舒拉飞跑着传来一个消息，而这个消息乃是完全出我意料的。
头发蓬乱的、急躁的舒拉刚进门坎就喊着说：“妈妈，‘赤留斯金’啊！轮船，你记得吧？你还给我讲过的哪。我现在自己听说了……”
“怎么啦？发生什么事啦？”
“把它挤破了！冰把它撞破了！”
“那么人呢？”
“全下船了。简直就下到冰上来了。只有一个人落到水里去……”
我勉强地相信了。可是舒拉并没说错，这事全国都已经知道了。２月１３日（“看，难怪人们说：第１３是不幸的数字！”
舒拉痛心地说。）北极的冰把轮船撞破了：冰的巨大的冲击力撞破了左舷，两小时之后“赤留斯金”就沉没了。
在这两小时的时间里，人们把两个月用的食粮，帐篷，睡袋，一架飞机和无线电台都搬到冰上去了。他们凭着星辰判明了所在地点，就用电台同秋阔特沿海的北极电台取得了联络，并且马上开始了建设幕棚，厨房，信号塔……很快地电台和报纸又报道了另一消息：党和政府已经组织了“赤留斯金”船员援救委员会。马上全国都参加了这一援救工作：火急地修理了破冰船，飞艇、飞橇都准备出发。在北方岬，在威廉，在预知湾等处全有飞机准备飞往遇险地点。
犬橇由威廉向营地出发了，“克拉辛”号横渡大洋，环绕世界，驶往出事地点了，“斯摩棱斯克”和“斯大林格勒”号轮船全开到了在冬季向来有没任何轮船到达过的北纬度，并将飞机运至敖留托尔斯基岬。
我想在那些日子里在全国找不到一个人不为赤留斯金船员的命运担心，不屏息着呼吸注视他们的命运。但是卓娅和舒拉整个地被这事吞没了。我可以不必收听广播，也不必读报，孩子们详细地知道一切消息，他们连续几小时只是热心地、担忧地讨论着这一事件：赤留斯金船员现在做什么哪？他们精神好吗？他们在想什么呀？他们不害怕么？
在冰上共有１０４人，其中有两个儿童。舒拉就是疯狂地羡慕这两个儿童。
“为什么这样的幸福临到他们身上了哇？他们还什么也不懂啊！一个还不满２岁，另外一个女孩子还完全用尿布裹着哪。让我去多么好啊！”
“舒拉，你好好想想吧！这是什么幸福啊？人们遭了这样的祸，可是你却说是‘幸福’！”
舒拉只摇摇手，也没回答。他把报纸上关于赤留斯金船员的每一行字都剪下来。现在他画的也只是北极：冰和他所想象的赤留斯金船员的野营。
我们知道遭遇了可怕的突然灾祸的赤留斯金船员并没惊慌失措。他们是勇敢的、坚毅的、地道的苏维埃人。谁也没失望，人人都工作着，继续进行科学的观测。他们住在冰上还发行报纸，命名为《我们不屈服》。他们用铁桶做成了火炉，用罐头盒做成了炒勺和灯，由残留下来的碎木板镌成饭勺，幕棚的窗户是用玻璃瓶子做的——他们的创造天才、技巧和耐性足够应付一切。他们为了清除飞机场，用自己的背背出多少冰啊！今天清除干净了，明天到处又凸起了冰岭，前一天顽强努力的劳动的痕迹一点儿也不存在了。但是赤留斯金船员们深知救援是要来到的：在苏维埃国家里，党和斯大林同志不能任凭人落在灾难里。
就在３月初，（在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卓娅喊着说：
“正好迎接妇女节！”
）列皮杰夫斯基的飞机降落在冰块上了，并将妇女和儿童载到陆地上来。“列皮杰夫斯基真有本领！”我不断地听到这样说。
卓娅和舒拉提起莫洛柯夫的名字就表现出崇敬。实在，只要一想到这个卓越的飞行员所做的事，马上就会令人心惊胆战呀。为了加速救援赤留斯金号船员们，他在飞机两翼上挂了投物的降落伞用的篮子，把人就装在那里边。他一天往返数次，一人由冰上运回３９个人来！
“能看看他本人才好哪！”舒拉说出了他的愿望。
政府委员会更由堪察加和海参崴派出了救援赤留斯金号船员的飞机。可是在这时候也得到了消息，说围绕着野营的冰很多处破裂了，形成了漏洞，出现了新的宽阔的裂缝，冰块在移动着，飘浮着。
在妇女和儿童飞走后的那一夜里，他们居住的板棚破碎了。
幸喜列皮杰夫斯基的飞机及时地赶到，把他们先运走了。
不久之后又发生了新的灾祸：冰涛冲碎了厨房并破坏了停放着斯列波聂夫的飞机的机场。危险逼近了，并且危险性每一天、每一瞬间都在扩大。春日无情。舒拉简直痛恨那些暖和的日子。“又是这样的太阳！又由房顶上滴水！”舒拉愤慨地说。
可是留在冰块上的人逐渐减少，最后，在４月１３日，冰块上一个人也没有了！
“怎样，第１３的数字是不幸的吗？是不幸的吗，啊？”卓娅胜利地向舒拉喊着。
“喔，现在我才放下心了！”舒拉说出了衷心的话。
我相信：如果这是他们本身被由冰上救出来，他们也不能比这更欢喜。
两个月的焦心期待告终了。要知道，所有安全地住在陆地上的人们，全都曾不断地为留在冰块上的人的生命担忧呀。
……我读过许多关于北极探险的著作。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对于北方很感兴趣，他有很多描写北极的小说和传记。
我由童年时代读过的书里记得：如果小说里叙述的是迷失在冰上的人们，那么，最常见的是描写他们怎样的凶狠，相互猜疑，甚至仇恨。有时甚至像兽类一样，为着首先救活自己，保护自己的安全，竟至不惜牺牲不久以前的好友的生命。
这样的思想是不可能侵入我的孩子和所有苏维埃孩子们的脑子里的。唯一可能的，也是他们唯一能想象的，只是：丢在冰上的一百个赤留斯金号船员怎样度过了漫长的两个月：
他们的勇敢、坚毅，他们彼此间友爱地关怀。也只能这样，怎能不这样呢！
在６月中旬，莫斯科欢迎了赤留斯金号的船员们。天是阴沉的，可是我却觉得，不曾有过比这更光明，更灿烂的日子了！孩子们由清晨就把我拖到高尔基大街。好像是所有的莫斯科人都集中在这里了：在便道上连立足的地方也没有。飞机在空中盘旋着，人们欣赏着贴在建筑物的墙上、窗子上和商店的高大橱窗里的那些变成熟识了的和亲近了的赤留斯金号的英雄船员们和他们的救护者—?飞行员们的画像，处处是红色的和蓝色的绸子写着热烈欢迎的标语，再就是鲜花，鲜花，无尽的鲜花。
忽然由白俄罗斯车站方向出现了汽车。在最初的一秒钟里还无法猜着这是汽车：这是飞驶着的花园，安置在轮子上的鲜艳的大花坛在向前移动着！它们驶向红场去了。在大堆鲜花、巨大的花束、玫瑰花冠之间刚刚能辨出笑着的、兴奋的面孔和欢迎的招手。
由便道上，由窗户里，由阳台上，由屋顶上掷下无数的鲜花，而在天空中飞翔着像大蝴蝶一样的由飞机上撒下的传单，它们飘飘落下，盖满了柏油马路。
“妈妈……妈妈……妈妈……”舒拉像念咒似地重复着。
一个身材高大、晒黑了皮肤的男子把他举起放在自己的坚强宽阔的肩膀上了，舒拉在那上边喊着，似乎比任何人的声音都更大。
“多么幸福的日子呀！
”卓娅喘着气说。我想，这是在这一分钟里所有的人们都在心里或嘴里说的话
年长的和年幼的
卓娅永远是用年长者对年幼者的态度和舒拉谈话，有时候她对他不客气地说：
“舒拉，扣好钮扣！扣子哪儿去啦？又揪掉啦？给你老缝不完。你是故意地往下揪吗？只好你自己学会缝扣子吧。”
舒拉完全由她照管着，她不倦地关心他，但是对他也严厉。有时他做什么不对的事情使她生气了，她就叫他“亚历山大”
?—这比平常叫“舒拉”
听着严重得多呀。
“亚历山大，你的袜子又奇啦？马上把袜子脱下来！”
亚历山大驯服地把长统袜子脱下来，卓娅就自己织补所有的窟窿。
弟弟和姐姐总是离不开的：他们在同一时刻睡觉，在同一时刻起床，一起往学校去，一起回家来。虽然舒拉差不多比卓娅小２岁，但是他们的身材几乎一样的，并且舒拉比卓娅力气大得多。他是一个地道的健壮孩子，可是卓娅始终是瘦的，从外表上看是脆弱的。老实说，卓娅一次一次地申斥舒拉，已经有些使他感觉讨厌了，但是他反抗的时候很少，并且即使在争吵最激烈的时候，他也没有推她或打她一下的意思。他差不多关于一切问题都永远听从她，并不和她争辩。
在他们升到四年级的时候，舒拉说：
“现在到头啦。我不再和你坐一张书桌啦。我跟丫头挨着坐够了！”
卓娅冷静地听完就坚决地回答说：
“你还是要和我挨着坐的，不然的话你在上课的时候就要放鸽子玩，我是知道你的脾气的。”
舒拉坚持自己的独立，吵了一会儿。我没干涉他们。９月１日晚间我问舒拉说：
“舒拉，现在你和哪一个男孩子挨着坐呀？”
舒拉又皱着眉又微笑地回答说：“那个男孩子的名字叫卓娅，难道能拗过她去吗！”
……我很想知道和别的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卓娅的态度是什么样子。我所看见的只是她跟舒拉在一起，和在星期日跟在我们亚历山大道（街名）上跑着的小孩儿们在一起的情形。
小孩儿们也像舒拉那样喜欢她，服从她。在她由学校回家的时候，他们由很远处就凭着红绒绳帽子，矫捷的步子认出她来，并喊叫着奔向她去。在他们的喊叫里只能听出：“你给我们念！跟我们玩！
给我们讲！”卓娅就把书包交给舒拉。
把两臂大大张开，想尽量把向她拥上来的小孩儿们都搂在怀里。这时她是愉快的，活泼的，由于走路和天冷，微黑的两颊显得发红。
有时候把他们按身材大小排成一队，她就和他们像军队一样，正步走，唱着她在杨树林时就学会的歌：“同志们，一起勇敢向前走……”有时候和小孩子们玩打雪仗，但是，她是用长者的态度：谦让，小心。舒拉一打雪仗就把世界上一切都忘掉了：投了一阵，躲过对方投来的雪团，又努力向前打去，不给敌人留一秒钟的喘息时间。
这时卓娅就喊：“舒拉，他们是小孩儿呀！……你去吧！
你不懂得，对他们不可以这样。”
嗣后她又用小雪橇拖着小孩儿们滑雪玩，并且始终照顾着他们，给他们扣好衣扣，围好脖子，不让任何一个小孩儿的耳朵被寒风吹了，不让雪灌进小孩儿们的毡靴里去。
有一次在夏天，我下班回家，看见她在水池子旁边被一群小孩儿包围着。她坐在地下，两手抱着膝，沉思地看着水给孩子们小声讲什么。
我向前走近了些。
我听她说：“……太阳高高地照着，井在远处，天气很热，小伊凡全身流着汗。他忽然看见地下放着一个山羊蹄甲，蹄子里满盛了水。小伊凡就说：‘阿辽奴什卡姐姐呀！我喝这蹄子里的水吧！’‘别喝，小弟弟，喝了你就变成山羊了’……”
我轻轻地走开了，尽可能地不碰着树枝，不惊扰孩子们。
他们全聚精会神地听着，脸上全表现着对那不听劝告的、失败了的小伊凡的惋惜，而卓娅则丝毫不差地、带表情地重复着玛夫拉·米海洛夫娜外祖母的悲哀的语调给他们讲故事……卓娅对待和她年龄相同的孩子们的态度怎样呢？
有一段时间，她曾和邻家的女孩子琏娜一气往学校去。嗣后我忽然看见她们往学校去和由学校回家都不一气走了。
“你和琏娜吵嘴啦？”
“没有，没吵嘴。不愿意和她交朋友就是了。”
“为什么呀？”
“你知道哇，她老是对我说：‘你给我拿着书包。’有时候我替她提，可是以后我就对她说了：‘你自己提着吧，我有自己的书包哇。’你知道，如果她有病或是身体弱，我就替她提了，这对我并不是难事。可是无故地为什么替她提呀？”
舒拉也证明说：“卓娅说得对，琏娜是个贵族小姐。”
“那么你和达娘为什么也不好了哇？”
“她太好撒谎。无论她说什么，结果全是假话。现在我一点儿也不能相信她。如果不相信她，怎能跟她交朋友呢？再说，她不公正。我们做打木棒游戏的时候，她总是作弊。在报数时她也取巧，避免受罚。”
“你应该告诉她这样不好。”
“卓娅给她讲过多少次啦！”舒拉插嘴说，“同学们全说过，连老师丽基亚·尼柯莱夫娜也说过，可是怎能说动她呀！”
我很担心，是否卓娅对于别人要求过严，是否她在全班里孤立气来了。抽出一些时间，我就拜访丽基亚·尼柯莱夫娜去了。
丽基亚·尼柯莱夫娜仔细听了我的话之后沉思地说：“卓娅是很耿直、很公正的女孩子，她永远对同学们直率地当面说真理。最初我还担心她会惹得同学们反对她哪，可是不对，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
她总喜欢说：‘我拥护正义。’同学们也看见了她确实在实际上坚持正义。你知道哇，”丽基亚·尼柯莱夫娜微笑着补充说，“最近有一个男孩子在众人面前大声问我：‘丽基亚·尼柯莱夫娜，您说您没有偏向谁，难道您不喜爱卓娅吗？’老实说，我被他问得楞住了，可是接着我就问他：‘卓娅没帮助你做算题吗？’他回答：‘帮助了。’我又问另外一个孩子：‘帮助你了吗？’‘也帮助我了。’‘帮助你了吗？
帮助你了吗？’结果是卓娅差不多为所有的同学们都做了些好事。‘怎能不爱她呀？
’我问。他们全同意了，他们全喜欢她，你知道哇，他们尊重她，这可不是对于任何这样年龄的人都可以这样说的。”
丽基亚·尼柯莱夫娜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她又继续说：“她是一个很坚决的女孩子，只要是她认为正确的，她绝对坚持不让。孩子们了解：她对于一切人都是严格的，对于自己也是严格的；对于别人严格，对于自己也严格。和她交朋友，当然不容易。可是和舒拉交朋友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丽基亚·尼柯莱夫娜又微笑着说，“他有很多朋友。
顺便我也告一状：他欺负女孩子们，他挡住她们的路，揪她们的辫子。关于这个问题您一定要跟他谈谈。”
谢尔杰·米罗诺维奇
在报纸上印的表示哀悼的黑框子里是基洛夫的像片。死的概念和这样镇静的、开朗的容貌是结合不起来的。但是报纸的右上角却是谢尔杰·米罗诺维奇·基洛夫被党和人民的敌人刺杀了的消息。
这确实是全体人民的哀痛。卓娅和舒拉是初次看见和体验这样的哀痛。无尽头的缓缓地、悲痛地流向工会大厦的人河，和收音机传播出来的热爱和哀悼的话，充满了悲痛的报章，和在这些日子里只能说着和想着一件事的人们的声音和面孔……这一切一切都深深地感动了他们，使他们牢牢地记着。
卓娅问我：“妈妈，你还记得在西特金打死的共产党员吗？”
我想：她的想法是对的呀，她回忆起了西特金的７位共产党员在农村里的牺牲是对的。旧的疯狂地仇视新的，敌人的残余势力在那时候就曾顽强地抵抗着。那时他们是暗中放冷枪，而现在他们是更无耻地叛变了。他们对最宝贵的、最纯洁的人下了毒手，他们暗杀了全体人民所敬爱的人，暗杀了直到最后一分钟都为人民的幸福斗争着的热烈的民权保卫者和布尔什维克。
夜间我很长的时间睁着眼在床上躺着。室内很静，忽然我听见了赤足的脚步声和小声的问话：
“妈妈，你没睡吗？到你那里去行吗？”
“行，来吧。”
卓娅偎着我躺下就不言语了，沉默了一会儿。
我问：“你为什么不睡觉？已经很晚了，大约一点多钟了。”
卓娅并没马上回答，只是更紧地握了我的手，以后她说：
“妈妈，我想写一份申请书，请求接受我入少年先锋队。”
“写呀，应该呀。”
“能够接受我吗？”
“一定能接受，你已经１１岁了。”
“也能接受舒拉吗？”
“舒拉还小，只好等一等再入队。”
又沉默了。
“妈妈，你能帮助我写申请书吗？”
“最好是你自己写，写完了我看看有没有错误。”
她又完全沉默地躺着，想着什么事，我只能听见她呼吸。
在那一夜里她就那样挨着我睡着了。
在决定接受卓娅入队的前一天，她又很久不能睡着。
我问：“你又不睡觉吗？”
卓娅小声回答说：“我正在想明天哪。”
第二天（恰好我回家较早，正坐着看学生的本子），她兴奋地、脸通红地由学校跑回来，我虽然没作声，但是她看出我想问她，于是马上告诉我说：
“接受了！”
“谁到我们那里去了？”
不久以后，有一次我由学校回来，看见卓娅和舒拉比平常特别兴奋。根据他们的神气，我马上知道是发生了什么特别不平凡的事，可是我没来得及问他们。
他们争先地喊着说：“你知道谁到我们那里去了？莫洛柯夫！莫洛柯夫到我们学校去了！你知道吗，就是救援赤留斯金号船员的那个莫洛柯夫！他救出的人最多，你还记得吗？”
最后舒拉开始比较连贯地述说道：
“你知道吗，最初他在舞台上，一切都很庄严的，可是有点儿不那个……不那么好，以后他由舞台上下来了，我们就把他包围了，那会儿可就很好了！你知道他怎样讲话呀？很平常，完全平常地！你知道他说什么来着？他说：有很多人这样给我写信：‘寄交莫斯科，北极的莫洛柯夫。’可是我完全不是北极人，我家在伊里宁斯克村，我飞往北极去只是为了接运赤留斯金号的船员们。以后他又说：‘你们以为有什么特殊的与任何人不同的英雄飞行员吗？可是我们是平常的人。
你们看看我，难道我是什么特殊的人吗？’的确，他完全是一个普通的人，可是究竟不是平常的人！”舒拉骤然地结束了他的话。他又深深叹息地补充了一句：“现在到底看见莫洛柯夫了！”
显见是：他等到了实现他的宿愿的那一刻了。
美妙的旅行
很久以来我们就常在街上碰见穿着泥污了的工作服、胶皮靴、戴着矿工式大帽子的男女青年了，这是地下铁道的建设者。他们紧张地由这个洞到那个洞来回跑着，或者在下班之后不慌不忙地在大街中间走着。看着他们的时候，注意不到泥污的、不合身的工作服，而只见到疲倦之中透露出愉快、骄傲和奇异的面孔。
人们怀着尊敬的心和很大的兴趣看着穿这样工作服的地下铁道最初的建设者。
这可不是儿戏！一定不只在莫斯科，而且在杨树林，在远方的西特金，人们也都每天在报纸上搜索关于我们的地下铁道建设情况的消息。我还记得，１９３５年春季里，我们听说，地下铁道修成了！
“妈妈，在星期日我们全队参观地下铁道去！”卓娅报告说，“你和我们一道去么？”
星期日早晨我往窗外望了望：落着雨哪。
我当时相信参观地下铁道的事延期了，可是孩子们由床上跳起来了，并急急忙忙地准备出门。当然罗，在他们的脑子里怎能有放掉他们想要做的事的念头。
“天气不好怎么办？”
我踌躇地说。
“这点儿小雨算什么呀！”舒拉满不介意地说，“下一会儿，一会儿就停了。”
在电车站上已经聚集了很多孩子。据我看雨倒使他们欢喜了：他们喊着，吵着，欢喜地迎接了我们。
嗣后我们全登上了电车（车里马上就热闹和拥挤了），过一会儿就到野味市场了。
刚一踏上车站的大理石地，孩子们就像遵照口令一样，马上安静了：这时候没有时间谈话了，需要看的东西太多啦！
我们静静地踏着宽大的台阶下去，但是不由自主地停步了：前边开始了真正的奇迹！再一秒钟，我和卓娅、舒拉最先地踏上了往下流动的电梯。它把我们悠悠荡荡地往什么地方移动着。旁边安装着略有弹性的黑色栏杆，在这光滑的栏杆外迎着我们来的，是另一往上升的流动电梯。人那么多，可是都微笑着。有的人对我们招手，有的人呼唤我们，可是我们哪能注意到他们：我们完全沉醉在自己的游览里了。
现在脚下又是硬地了。
周围多么美丽呀！在地面上落着冷雨，可是在这里……我曾听人们讲过：一个善讲故事的老太太，她在一个乡村里生活了一辈子，现在把她送到莫斯科来了，她看见了电车，汽车，飞机。周围的人们都相信这一切一切必然使她惊讶。但是不然，这一切都被她看为应该有的。她早已熟悉了童话中的自飞地毡，千里快靴等等，她认为她所见到的东西不过是童话的实现而已。
孩子们在地下铁道上的表现也和这个相似。在他们的脸上表现出来的是狂喜，而不是惊讶，仿佛他们现在是亲眼看见他们所喜欢的、熟悉的故事里所讲的事一样。
我们来到站台了。忽然在它的尽头，在半暗的隧洞里发生了逐渐扩大的轰轰声音，燃着了两只火眼，再过一秒钟，靠着月台轻轻地停下了一列车。长大、宽阔、明亮的，在大玻璃下部画着红线的车辆。车门自动开了，我们走进去，坐下，车就开走了。不过，不是开走了，是向前飞驶去了！
舒拉来到窗户近前，开始数眼前晃过去的灯火的数目。以后他又转身向我说：
“你别害怕，在地下铁道上不会出危险。关于这事在《少先真理报》上还有过说明哪。这里有自动停车机和灯火信号，它们的名称是‘电汽守望员’……”
我了解：他用这话不只安慰我，也有一点点安慰自己。
在这一天里我们游遍了所有的车站。在各站我们都下车，踏着流动电梯升上去，然后又降下来。我们看了又看，总是看不够：捷尔任斯基车站上铺的蜂窝一般整齐的光滑的花磁砖，青年团广场雄伟的地下宫，青色的、金色的、棕色的大理石，全是奇妙的。
“你看，妈妈！在这里真正修了红门了！”舒拉指着“红门”车站壁上的模型喊着说。
我和卓娅完全被“苏维埃宫”车站的光芒的圆柱征服了。
在顶端它们和天花板融合着，像奇妙的、巨大的百合花一样开放着。我从来没想到石头能这么柔软和能放射出这么多光来！
一个黑眼圆脸的男孩子和我在一起。（卓娅看见我听他解说的时候，告诉我他是第一小队队长）我马上就觉得他也是一个想知道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一字不遗地牢记着所读的东西的孩子。
他说：“这里的大理石全国各处运来的。这是克里米亚的，这是喀列尔的大理石。
基洛夫车站的流动电梯长６５米。让我们计算计算我们往下降要用多长时间！”
他和舒拉马上就升到上边又降下来了。
“来，我们再数数每一次降下多少人来！”舒拉提议。
他们不动地，聚精会神地，皱起额纹，嘴唇不出声地动着，数了一分钟。
“你数是多少人呀？１５０？我数是１８０人。就算１７０人吧。
每一点钟一万人，这可真不少！这台阶如果不会动弹呢？那该怎么挤呀！你们知道建立流动电梯英国人讨了多少钱哪？”
第一小队队长不喘息地说着。
“我忘记多少了，只记得很多，合我们的钱上百万金卢布。
因此我们决定自己去做，就在我们的工厂里自己把它造成了。
你们知道都是哪些个工厂做的吗？莫斯科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工厂，列宁格勒的基洛夫工厂，还有戈尔洛夫的工厂，克拉马扎尔斯克的工厂……”
……我们在将近黄昏时候回家来了，累得差不多快跌倒了，但是脑子里充满了美好的印象。过了许多天，我们还在回忆着奇妙的地下世界。
不久以后，地下铁道就已经成为平常的了。处处听人们说：“我坐地下电车去。”“我们在地下车站见面吧。”以后，夜晚每次看见那放着红光的“Ｍ”字母（代表地下铁道），我总是回忆我和孩子们第一次参观地下铁道的那一天。
“蓝色的夜，像火焰一样地飞腾吧！”
每逢暑假开始，卓娅和舒拉都是到少年先锋队夏令营去。
他们由那里给我写来高兴的信，告诉我：他们怎样到林子里去采浆果，怎样在激流的深河里游泳，怎样学习射击。我记得，有一次舒拉还把他打靶的标的给我寄来了。他骄傲地写着：“你看我学得多么好啦，你别看不是一切子弹都射中心上了，这不要紧，主要的是集中程度好。你看，它们都紧紧地凑到一块儿了！”差不多在每一封信里他们都写：“妈妈，你来，你看看我们怎样生活。”
有一次，我在星期日早晨到了他们那里，晚间却是乘最后一次车回来的：孩子们不放我走。他们领我参观全营，给我看他们自己经营的事业：种着黄瓜和西红柿的畦垅，花坛，浪桥，排球场。舒拉总是希望到那个住着年龄较大的男孩子们的白色大帐篷去，年龄较小的孩子们住在房子里，这事使舒拉非常烦恼。
卓娅不赞成他的作法，她对我说：“舒拉没有一点儿自尊心！维佳·敖尔洛夫往哪里去，他也往哪里去……”
原来维佳·敖尔洛夫是中队委员主席，是一个高身材、很精神的男孩子，舒拉对他可以说很尊敬。维佳打排球比任何人都打得好，射击也比任何人都好，他游泳也最好，还有很多其他优越的品质。不只舒拉一个，还有２０来个小孩儿都形影不离地追随着维佳。
维佳也能给每一个孩子找到重要的任务。“你去告诉值日的，可以吹中饭号了！”他说。或者：“唉，你扫扫小道儿，你看，弄得多么脏了！”或者：“你浇浇花坛。
第三小防吝惜水啦，你看，花干了。”小孩子们听他吩咐，就迅速地执行他的命令去了。
舒拉很想和我在一起逗留些时间，因我们离别很久了。家长一月只许来一次。可是同时他又不愿意离开维佳——显然他是维佳的忠实副官之一。
他热情地说：“你知道么，维佳射击的时候，永远只是射中中心！有时两颗子弹中在一个点上！就是他教会我射击的。
说游泳，俯游、仰游、自由式都会！”
孩子们曾领我到河边去，我很愉快地看见了他们两个都游得很好了。舒拉曾在我眼前尽可能地“表演”：先是四肢不动很长时间地在水面浮着，然后用一只手游，最后手持“手榴弹”游。老实讲，对于他的１０岁年龄来说，真不坏。
以后他们举行了赛跑，卓娅得了百米第一：她跑得很轻巧，很快，也很高兴，好像这不是有严格的评判员和拼命喊着的啦啦队的正式竞赛，而只是游戏一般。
在天开始黑的时候，舒拉最高兴的时刻就到了。
听见了维佳·敖尔洛夫的声音：“舒拉！该点火啦！”
我还没来得及转头看，挨着我坐着的舒拉，就已经像被风吹去了似的，不见了。
舒拉是最年幼的，但是在夏令营里担任司火。
还在杨树林时父亲就教会了舒拉点营火，现在他已经完全掌握了这个技巧：他找来的树枝是干透了的，他会特别巧妙地把干枝架起来，一点立刻就着起来，而且燃得很欢。固然，舒拉有时候在距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点起来的不大的火，和现在应该在夏令营广场上燃起来的营火是无法相比的。
舒拉的精神完全集中在工作上了。这时候他已经忘掉我在这里，忘掉了世界上的一切。他一次又一次地拖来了干枝，预备着添火。在天完全黑了，孩子们坐在一圈的时候，他遵照维佳的信号划着了一根火柴。纤细的干枝马上就驯服地烧起了，闪电般疾速的火苗瞬间串遍了黑色的干柴堆，红光耀眼的火焰，驱逐了笼罩在头上的黑暗，飞腾起来了。
我早就应该走了，到夏令营来的家长差不多都走了。但是卓娅紧紧地握着我的手重复着说：
“请你先别走，再坐一会儿，行不行！？营火多么好啊！你一会儿自己就知道了。
到车站不远，路又是直的。我们整个小队送你去，格里沙会许可我们。”
我就留下了。我和孩子一起围着火坐着，一会儿看看火，一会儿看看孩子们的脸，他们的脸被桃红色的欢喜的火焰照得发光。
“今天我们谈什么呀？
”一个被孩子们简单地称呼为格里沙的队长说。
我马上了解了：他们并没为营火会准备特殊节目，他们只是谈话，倾心地谈话，因为此刻温暖的夏季的蓝色的夜正在背后敏感地倾听着，人们也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火，它像熔化了的黄金那样地燃着，忽又化为灰烬，无数的火星飞，飞，然后又消失了——这样的时候不畅谈，什么时候畅谈呢？
格里沙提议道：“我想今天我们请娜嘉的父亲给我们讲……”
格里沙的最后一句话被孩子们的声音压下去了，我没有听清楚讲什么。“对啦，对啦！您给我们讲吧！我们请您！”由各方面都传来了这样的声音。我当时就了解了孩子们喜欢这个讲故事的人，他们已经不只一次听过他讲故事了，可是仍希望再三再四地听他讲。
卓娅很快给我解释说：
“这是娜嘉·瓦希列娃的父亲。他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妈妈！他在夏伯阳的师团里服务过。他听过列宁讲话。”
于是我听到了一个低低的温厚的声音说：“我已经给你们讲过那么多啦，你们一定听腻了。”
“不，不！没听腻！再给讲吧！”
娜嘉的父亲往前向火凑近了点，这时候我看见剃光了的圆脑袋，晒黑了的宽脸，很大的手（一定是有力量和很有用），和在他胸襟上佩着的日久发暗了的红旗勋章。剪短了的微红的胡子并没有能遮盖了憨厚的微笑，褪色的浓眉下边的眼睛是尖锐而快活的。
娜嘉的父亲是最早的青年团员。他听过列宁在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在他述说这件事的时候，周围那样肃静，以至一片树叶落下的声音，火中干枝爆裂的声音，全可以听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没有给我们作报告。他和我们像和朋友随便谈话一样，他教我们想一想在那时候我们完全没想到的事。我现在还记得他问我们：‘现在什么是最主要的事？’我们全等待着解答。我们以为他一定说：打仗！击溃敌人！你们知道，那时候正是１９２０年呀！我们身上全穿着陆军大衣或海军大衣，手里拿着枪：有的是刚由前线来的，有的是明天就要参加战斗的。可是他忽然说：‘学习！最主要的是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