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在学校里，在同学之间，卓娅常常像是孤僻的不善与人交往的人，就是这事使我不安。
有一次我问：“为什么你跟谁也不交朋友啊！”
卓娅反驳道：“难道你不是我的朋友吗？舒拉不是朋友吗？
我和伊拉也很好。”她沉默了片刻又微笑着补充了，“那是舒拉，班里的人半数是他的朋友，可是我不会这样做。”
独处自省
“卓娅，你在写什么？”
“随便写写。”
这就是：卓娅在写日记。
布皮，方格纸的很厚的日记本子。卓娅有时候把它取出来，记写不多的事。
舒拉要求说：“给我看看！”
卓娅摇头。
“唉，行啦！连自己的亲弟弟你也不给看看吗？”
舒拉气愤的威严的声音固然是玩笑，可是在这玩笑里无意地却透露着真正的委屈。
卓娅回答说：“亲弟弟看看，看完他就要笑啦，我知道你呀！”以后她小声地对我说，“你可以看。”
……这是一本奇怪的日记，它和卓娅在１２岁时候写的日记完全不同。
她在这里边并不叙述什么事情。有时候她仅仅写几句话，有时候写一句由书上摘下的话，有时候写一句诗。但是在别人的话的后边，在别人的诗的后边，可以看出我的女儿在想什么，看出她被什么感动了。
我在其中找到了这样一段：
“友好，这就是一切，一切都共有！有共同的思想，共同的志向。苦乐共之。书中有时写着说，只是个性相反的人才可以成朋友，我以为这是不确实的，这样说不对。我看共同的地方愈多愈好。我希望有一个这样的朋友，我把一切都可以信托给他。我和伊拉交朋友，可是我总觉着她比我年幼，虽然我们同岁。”
在她的日记里也有马雅柯夫斯基的句子：
但是对于我——人们，还有那些被欺负了的，——你们对于我比什么都贵重和亲近。
还有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话：
“人生最宝贵的就是生命。这生命，人只能得到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来度过：当他回忆往事时，不致因为自己虚度年华而痛苦，悔恨……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自由解放而作的斗争了。”
还有这样的话（我不知道是属于卓娅的，还是她在什么地方读过的）：
“谁不自命不凡，他就比他自己想的那样强得多。”
还有：
“尊重自己，但勿估价过高。不要把自己封在自己的壳里，不要有偏见。不要抱怨人们不尊敬你，不重视你。更多地修养，就有更多的信心。”
我怀着奇怪的和复杂的心情合上了本子。在这些扉页上呈现出了还很幼稚的、尚未定型的、摸萦着的思想，好似一个人寻觅道路，步上了正确的小径，以后又走错了路，迷了途，最后又步上了正路。这是一面明澈的大镜子，在这里反映着理智和心灵的每一动作。
当时我决定了：不再看卓娅的日记了。独处自省，检讨检讨自己，在距离别人的眼目（母亲的眼目也包括在内）较远的地方考虑考虑一切，对于人是有益的。
我对卓娅说：“谢谢你相信我，日记是你的，任何人不需要读它。”
领袖的话
１９３８年夏，卓娅开始准备加入青年团。她找来团章，一次又一次地反复读，然后舒拉就考验她是否全记住了和熟悉了。
有一件我记忆着的事是属于这个时期的。
有一次舒拉说：“妈妈，你看，这是一张多么老的报啊！
完全变成黄色了。你看看：二四年！”
这是１９２４年１月３０日的《真理报》。我默默地把报纸拿在手里。马上就清楚地回忆起来了：酷寒的２月的一天，挤满了人的农村阅览室，在寂静的气氛中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给农民们读斯大林的誓词。
“你在什么地方拿来的这张报？”我问。
“你说过，我可以把本子放在爸爸的箱子里。我打开箱子一看，有折着的一张报。我把它打开了，就是这个……”
“是的，那时候我把这张报收藏起来了。我想：卓娅长大了让她读读。那时候她还不到半岁哪。”
“那么说，这是我的报？”卓娅说。
她小心地把因为年久而焦脆了的报纸铺在桌上，低下头去就开始读。
“大声读读吧！”舒拉要求她。
我很久以前就清楚地记着的那些话，现在又响起了：
“被资产阶级国家的汪洋大海所包围着的我国，像巨岩一般地屹立着。它遭受着一阵陈的波涛的击荡，有被淹没和冲溃的威胁，可是岩石却不动摇地坚持着。我国的力量在哪里呢？”
卓娅从前就知道这一段话。但是现在再读这些熟悉的话却仿佛与前不同了：颜色变黄了的报纸是那些日子的证人，它使她能非常敏锐地感到这些话的伟大。
卓娅慢慢地读道：“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你的这个遗嘱，我们也一定会光荣地实现！”
第二天她由图书馆拿来了斯大林同志在克里姆林军校学员毕业典礼上的演说词。我记得，我当时很高兴卓娅这样地开始来认识斯大林的著作。领袖的这些演说深深地渗透了１５岁的女孩子的心和意识。斯大林同志的深刻公正的意思和他所举的例子与事实，全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简单明确的，他的每一句话都能达到最年轻、理论水平较差的听众的心里。
现在我难于一一说明这张因为年久而变黄了的报纸引出了多么长的一张书名单。卓娅读了斯大林同志在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非常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她想要确实明白这一切。读了之后，她就说：
“是，我全了解；是，我已经能够真正地分析这事了，我已经觉出这对我很清楚、很亲切了。”
在那时候在她的日记本上就有了她曾给我看过的这样一段话。这是巴比塞写的《斯大林》一书中的句子：
“在红色帐幕上，他的侧面像挨着马克思和列宁的这个人——这是为一切事和一切人操心的人，这是创造了现有的和创造着将要有的东西的人……无论你是谁，你都需要这位朋友。无论你是谁，你的命运里的最好的部分，都在这个为所有的人们废寝忘食地工作着的人的掌握中。这是一个具有学者的头脑、工人的面孔、穿着普通士兵衣服的人。”
“不言而喻”
秋天，开课之后，舒拉对我说：
“现在我看出我们的同学们开始尊敬卓娅了，其中还有些是准备加入青年团的人，他们老去找她，对她说：你给讲讲，你给解释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再说，青年团支委会给她做的鉴定也与任何人都不同，说她是诚实的，可靠的，品质优良的，……简直什么好听的形容词都有。大会的情况也很隆重。
卓娅站出来，报告了自传，人们对她提了各样问题，以后就开始讨论接受她入团的问题。所有的人，简直异口同声都说：
她是忠实的，正直的，她是好同志，给她的社会工作她都完成了，她也帮助落后的人……”
我记得，卓娅写了自传。全部自传只占了一小页。卓娅很发愁。
她重复着说：“完全没有什么可写的，生下来了，上学了，学习……可是做什么了？什么也没做！”
……在那天，舒拉的情绪非常激动，据我看并不轻于卓娅本人。我不记得在什么时候我还看见过他这样。他曾在区委门前等候卓娅。在那天下午入团的人很多，可是卓娅差不多是在最后被召唤进去的。舒拉以后说：“可把我等急啦！”
我也等得很着急，总是看着窗外，看他们是否来了，可是窗外夜的黑幕渐渐落下来了，在黑暗里什么也辨不出来了。
那时候我就走到门外，慢慢地往孩子们应该来的方向迎上去。
刚走了几步，他们就连呼带喘地、兴奋地扑向我来了。
“接受了！接受了！所有的问题都回答上了。”他们争先恐后地说。
我们回到家里，卓娅的脸赤红了，很幸福。她开始述说经过的情况：
“区委书记那么年轻，愉快。他问了我很多问题：青年团是什么？以后又问关于西班牙的事件，以后又问我知道马克思的哪些著作。我说，我只读了《共产党宣言》。临了他说：
‘你认为团章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想了想，就说：‘最主要的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必须准备着把所有的力量，如果必要，连生命献给祖国。’这实在是最主要的吧？那时候他说：
‘那么，好好学习，执行共产主义青年团交给的任务呢？”我觉得奇怪，我就回答：
‘这是不言而喻的呀。’那时候他把窗帘拉开丁，就说：‘那里有什么？’我又觉得奇怪，我回答：
‘什么也没有。’他就说：‘可是你看，多少星星啊？好看吧？
但是你没一下子就看见，这全因为它们是不言而喻的。你再记着一项：生活里一切大的和好的东西，全是由小的、不显眼的东西累积起来的。
你不要忘掉了这个！’他说得好吧？”
“很好！”我和舒拉同声回答了。
卓娅继续说：“以后他问：‘你读过列宁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词吗？’‘当然哪！’我回答。‘你记得清楚吗？’‘我以为可以背下来。’‘如果能背下来，那么你告诉我你记得最清楚的地方是什么。’我就说：‘现在还是十四五岁，但经过一二十年就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会内生活的这一代人，应当这样定下自己学习的全部任务，使青年每天在任何乡村、任何城市里，都能实际解决公共劳动中的某种任务，哪怕是最微小的、最平常的任务。’”
“卓娅，你还记得你在什么时候初次听见列宁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说的话吗？”我这样问她，差不多相信她答不上来。
可是我想错了。
卓娅毫不思索就回答说：“是夏天，在夏令营里给我们讲的，你记得，在营火旁边……”
以后我们就坐下喝茶了，卓娅仍回忆着接受她入团时经过的详细情形。在临睡时候她说：
“我觉得现在我仿佛成了另外的新人了……”
我带着无意的微笑回答说：“那么我们就互相介绍介绍吧。”可是由卓娅的眼神我看出了在这时候她不高兴开玩笑，我又补充说，“我了解，卓娅。”
老彼得洛夫大道上的一家
赫尔岑说过：“什么也不如被高度鼓动起来的为全人类谋福利的热情那样使青春美化。”我在回忆我的孩子和他们的学友们曾怎样受教育的时候，我就明白了：的确这事使他们的青春成了有生气的和美妙的。一切在国内和国外进行着的事，全是直接和他们有关系的，全是他们本身的事。
国家巩固着，建设着，卓娅和舒拉也和国家共同成长着。
他们不是旁观者，而是积极地参加了周围进行着的一切事。新建的工厂，苏联学者的大胆的理想，苏联音乐家在国际竞赛会上的胜利，这一切都是他们的生活的一部分，全是和他们个人的命运分离不开的东西。这一切对于我的孩子们都是很重要的，很切身的，他们全心全意地响应这一切。他们（学校、在家里都讨论着这些问题，并且一次又一次地反复思考着，他们就由这里得到了教育。
和区委书记的谈话，不仅仅是简单地被卓娅记住了，而是牢记在卓娅的脑子里了。书记在那一天——她第２次诞生的那一天——说的每一句话，对于她全成了定理。
使人惊奇的是卓娅一向都正确地和诚实地履行自己的义务。现在她更以所有的力量和精神执行着交给她的每一项任务。好像她现在重新了解了：她的工作就是当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的那伟大的共同的任务的一部分。
卓娅入团后很快地当选了小组长。她马上就拟订一个分配给团员们任务的表。
“每一个人都应该做一种社会工作，不然的话，我们是什么团员呀！”她问明了谁对于什么有兴趣，谁愿意担任什么工作。
她在和我谈话的时候曾正确地解释说：
“这样工作就能更好。
”她早已考察清楚了，班里的同学谁会做什么，谁能做什么。
写成的任务表是很长和很详细的：某人负责学习工作，另外一个人负责体育工作，第三个人负责壁报……给每个人都找到了工作。卓娅和另外几个青年团员，在老彼得洛夫大道上的一所房子里，担任教不识字的妇女识字。
我对她说：“这事不容易，很难。再说，路也很远，中途放弃也不合适。你仔细考虑过了么？”
卓娅红了脸说：“你说的什么话呀！‘放弃’！我们既然担任起了，还能放弃……”
在第一个空闲的下午，卓娅就往老彼得洛夫大道去了。回家来她说她的学生是一个完全不会读、不会写、但是愿意学会文字的半老的妇女。
卓娅说：“你看，她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她有很多的事，家务、孩子，可是我相信她能学会。她很欢喜地迎接了我，把我叫做女儿……”
卓娅拿去了我的一本识字教学法，读到深夜。她每星期到她的学生家里去两次，雨，雪，疲倦……都没能阻挡她。
舒拉说：“倘若发生地震，她是一样去的。如果发生火灾，她一样要说，不能骗了自己的里吉亚·伊凡诺夫娜。”
虽然他的声音有时候带着遗憾和嘲笑的味道，但是在卓娅下课后他时常去迎接她，因为那年的秋季天气不好，多雨，我们不放心卓娅回家走漆黑泥泞的道路。舒拉还高兴干这个事，他要接送他的姐姐。他想：让卓娅感觉出来弟弟是保卫者，支持者，是依靠，是家庭中的男子吧！
舒拉现在比卓娅高，他是肩宽力大的了。
“你们看这筋肉是什么样！”他喜欢重复这句话。
卓娅也骄傲和惊喜地说：
“真是，妈妈，你摸摸，筋肉像铁一样！”
……有一次我拿回来了音乐学院大厅的音乐会的入场券。演奏的是柴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乐。卓娅很爱这个交响乐，她听过不只一次，可是她说每次听着都和欣赏新的音乐一样。
有一次她说：“音乐愈熟悉，它感人的力量愈大，我已经很多次体验过这个了。”
音乐会的入场券使卓娅很高兴，可是她忽然好像在心里哎呀一声，接着就像一向她猛然想起了被忘掉的什么事那样，把食指放在唇间并轻轻地咬着它。
“妈妈，这是在星期四呀！”她惆怅地说，“我不能去。每逢星期四我不是到里吉亚·伊凡诺夫娜那里去吗？”
“别瞎说啦！”舒拉激昂地说，“你少去一次算得了什么呀！”
“你说的是什么话！不行，不行。我不能让她白白地等着我。”
舒拉说：“我去给她送个信儿，免得她等着。”
“不行，我不能那样，做事要有始有终，既然应允了就别说不能做。她等着学习，我去听音乐？不行，不行。”
结果卓娅没有去听柴柯夫斯基的音乐。
“好强的个性！好强的个性！”舒拉连声说，可是在他的愤慨声音中掺杂着不由己的对姐姐的钦佩。
除夕
１９３９年的新年快要到了。
卓娅由学校回到家里说，班里的女孩子们正在相互写新年祝词，需要把写着祝词的那张纸焚烧了，把纸灰在克里姆林宫的时钟刚打过１２点的时候吞咽下去。
“真是异想天开呀！”
舒拉失笑地说。
“咽，我恐怕不成，”
卓娅笑了，“未必有好滋味，可是念念，我是要念念的。”
她由衣袋里掏出了包裹很严密的一张纸条，打开就大声地念出了：
“好卓娅，你别这么严厉地批评人，不要把一切都看得那么严重。你要知道，差不多所有的人全是利己的，阿谀的，虚伪的，所以不可以信赖他们。他们说的话你应该置之不理。这就是我的新年祝词。”
卓娅越往下念，就越随着每一句话皱眉，念完了她就突然把纸条抛到地下去。
“如果这样来看人，那么为什么还活着呀？”她说。
……卓娅很热心地准备参加新年化装舞会，女孩子们决定了穿上苏联国内所有各民族的服装，我们想了很久，究竟卓娅化装哪一民族的人。
舒拉建议说：“化装乌克兰人，眼睛很好，眉毛也像。哪点不像黑眉毛的乌克兰姑娘啊？绣花短袄也有，裙子也有，只是还缺少皮带和项珠儿。”
后来，舒拉趁着只是我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对我说：
“妈妈，得给卓娅买一双新鞋呀。我们班里的小姑娘们都穿着带着什么后跟儿的鞋，不是很高的后跟儿，可是究竟……”
“这叫半高跟鞋。”我告诉他说。
“唉，对。可是卓娅穿的像男孩子的鞋一样。”
“在这个月里办不到，舒拉。”
“那我就不要新衬衫啦，我穿这件就行啦，帽子也不要。”
“你的帽子早已不像样子了。”
“妈妈，可是我是男孩子呀，卓娅是女孩子，并且已经是大姑娘啦，这对于她比对我更重要些。”
的确，这对于她是重要的。
我记得，有一次我回到家来遇到卓娅穿着我的衣裳照镜子。听着了我的脚步声，她就很快地转过身来。
“我穿着好看吗？”她带着羞涩的微笑问我。
她常喜欢把我的衣服穿在身上比着是否合适，每一件很不要紧的新服饰都使她喜欢。她向来没要求过给她买新的东西，而永远满足于我自己给她做的，但是舒拉的见解终是对的：这对于她并不是无关紧要的。
我们凑够了必需的钱，经过了和我们热烈争辩之后，卓娅终于去给自己买了一双黑色皮鞋，这是第一双自己的半高跟皮鞋。
新年的服装我们也凑齐了：既有项珠，也有皮带。给舒拉把衬衫洗净，熨平了，并给他系了新领带。我的孩子们漂亮高兴地往学校去了。我站在窗前很长时间地看着他们的背影。
那一晚是非常光亮和幽静的，窗外懒洋洋地飘着绒毛样的雪花。我知道卓娅和舒拉穿过这雪中的幽静以后，就将整个地投入鲜艳的热闹的青春的欢喜之中。我曾全心全意地希望整个的新年对于他们也是这样光明的，灿烂的，幸福的。
……他们在黎明前才回到家来。在学校里举行了很大的化装舞会，音乐，和如舒拉所报告的“晕倒为止的跳舞”。
“你知道么，妈妈，我们通信玩儿，有那么一个家伙，老给卓娅写，说她的眼睛好看。真的，真的！后来他索性写起诗来啦！你听听……”
舒拉取好了姿势，勉强忍住笑，朗诵道：
“你的眼睛是这样明媚——它使我心停止跳跃！
你整个幽深的灵魂闪耀在睫毛下边！”
我们３个人同时捧腹大笑起来。
……在冬季将尽时候，我们知道了那个给卓娅的新年祝词里写关于人的自私性、虚伪性和不可靠性的姑娘，已经停止教那个由她照顾的家庭妇女识字了。
卓娅说：“她对小组长说：‘路太远，学校的功课又这么多，我真来不及，你另派一个人吧。’”
卓娅在对我述说这些话的时候，由于愤慨，她的眼睛完全黑了：
“我简直不能理解这事！你听啊：她担任起来了又扔掉了！
她并没想想，她这样一做把大家都害了，岂止害了自己。她是什么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呀？她若偶然碰见那个妇女呢，她怎样见她呀？并且怎对得起全班的同学呀？”
卓娅本人在整个冬季里一次也没旷课。在某一星期四她害了严重的头疼，但是她终于克服了自己，仍然授课去了。
卓娅的学生的成绩，我和舒拉随时都很详细地知道：
“里吉亚·伊凡诺夫娜已经记住所有的字母了……”
“里吉亚·伊凡诺夫娜已经会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念了……”
“里吉亚·伊凡诺夫娜已经会流利地念了！”最后卓娅胜利地告诉我们，“你还记得，她先前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呀。
可是现在她写字写得挺好看了。”
那天晚间，卓娅在躺下睡觉的时候说：
“在这一个星期里我总是在想：有什么好事发生了啊？马上我就想起：里吉亚·伊凡诺夫娜识字了。现在我才了解为什么你当教员了。这事的确很好！”
苦难的日子
１９４０年的秋季出乎意料地对于我们竟成了痛苦的日子……卓娅正在擦地板。她把抹布浸入水桶，自己低下头去。忽然就失去知觉。我下班回到家里，看见她完全晕倒在地板上。
和我同时走进屋里的舒拉马上跑去叫急救车，那个车就把卓娅送到伯特金医院去。
在那里的诊断结果是：
“脑膜炎。”
苦难的日子临到我和舒拉了。
在很多漫长的昼夜里我们只能想一桩事：卓娅能活吗？她的生命濒于危险。医治她的那位大夫，在和我谈话的时候，脸上表情是忧郁不安的，我觉着是没有希望了。
舒拉每天往伯特金医院跑好几次，他一向开朗的面孔逐渐变成忧郁的了。
卓娅的病很重，曾给她实行抽取脊髓，这是很痛苦的和复杂的手术。
有一次在这样的手术后，我和舒拉去打听她的病状，护士仔细地端详了我们之后说：
“大夫一会儿出来告诉您。”
我马上凉了。
“她怎么啦？”我问。
我的声音一定是很可怕的，不然这时候走出来的大夫怎能奔到我的身边说：
“您怎么啦，您怎么啦？一切都好啊！我想见见您，安慰安慰您。一切都很顺利，小姑娘的耐性很大，她不呻吟，不喊叫，很勇敢，很坚毅地忍受一切。”他打量了舒拉之后就憨厚地问道：“你也是这样的么？”
那天第一次放我进入卓娅的病房去了。她挺直地躺着，不能抬起头来。我握着她的手挨着她坐着，自己并没有觉出我的脸上流着眼泪。
卓娅小声地、勉强地说：“不要哭，我好些了。”
的确，病渐渐减轻了，我和舒拉马上感觉轻快多了，好像在这些漫长的星期里紧紧地攫着我们的痛苦忽然释放了我们一样。同时，无可比拟的、极大的疲倦也来到了。在卓娅害病的时期里，我们疲惫的程度是最近这些年来还没有过的。
好像长期压着我们的极大的重载忽然消失了，可是我们还没有气力挺期身来，缓一口气。
几天以后卓娅要求：
“请给我带些什么书来读。”
过些时间大夫果然许可我给她带书来，那时候卓娅就感觉自己是非常幸福的了。
说话还有些吃力，很快就疲倦了，可是她能看书了。
那时候我给她带去了盖达尔的《蓝碗》和《鼓手的命运》。
她指着《蓝碗》说道：
“这是多么美妙生动的故事呀！那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可是却放不下它！”
健康恢复得很慢。首先许可卓娅坐起来，又过了些时间，才许可她行走。
她和同病房的所有的病人都成了朋友。在挨近她的床上躺着的一位中年妇女有一次对我说：
“我们舍不得和您的女儿离开。她待人那样亲热，就是病势最严重的人她也会鼓励他。”
医治卓娅的大夫曾不止一次取笑地说：
“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您把卓娅给我做女儿吧！”
护士们也很喜欢卓娅，她们曾给她书看，大夫还亲自给她送来报纸，她在健康恢复了一些之后，曾给同屋病人朗读这些报纸。
有一次允许舒拉进卓娅的病房去了，他们好久没见了。卓娅一看见弟弟就坐起来了，她的两颊马上赤红了，舒拉现在的神态也和向来他来到不相识的生人群里的时候一样：他手足无措地环视着卓娅的邻人，脸红了，额上冒出了汗珠，他用手帕擦了脸上的汗，最后他停在病房中间，不知再向哪里走好了。
“来吧，过来。坐在这里吧，”卓娅催他，“你告诉我学校里怎样。你别害臊。”
她小声地补充说，“没有人看你。”
舒拉勉强地镇静了一些，并且因为卓娅屡次地问：“学校里怎样？快说呀！”他就由胸部衣袋里掏出了一个带着列宁像的小册子。卓娅在１９３９年２月也曾领到过这样一本小册子。
“团证！”卓娅惊喜地喊道，“你是团员了吗？”
“我先前没有对你说，为的是使你惊喜，我知道你一定高兴。”
舒拉忘掉了生疏的环境，就开始向姐姐详细地述说在大会上对他提出了一些什么问题，在区委会和他谈了些什么话和区委书记怎样问他：
“你是卓娅的弟弟吗？我还记得她。你别忘了替我问候她！”
又在家里了
在卓娅害病期间，舒拉承揽了很多绘图工作。他常工作到深夜，有时候早晨在上学以前他也画。以后他把图送去，领到了工资，可是没有像往常那样交给我。我也没有问他，因为我知道：他自己会告诉我他要用这些钱干什么。结果正是这样。在往医院去接卓娅的前一天舒拉对我说了：
“妈妈，这是给卓娅做一件新衣裳的钱。我本来想给她买一件料子，后来想还是让她自己买好，她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就选择什么样的好。”
……卓娅走出来迎接我们，她的面色苍白憔悴，但两眼依旧是放光的。她拥抱了我和舒拉，舒拉马上惊惧地环视了周围，恐怕被人看见。
卓娅催促我们说：“走吧，走吧，我想回家！”好像是有人会把她拖回病房似的。
我们慢慢地走一会儿又休息一会儿，怕累坏了卓娅。一路上她用被关闭了很久的人的贪婪的眼神张望着一切。
有时候她抬起头来望太阳，太阳是冷的，但是很耀眼，她眯着眼，微笑着。雪在脚底下悦耳地嘎嘎响着，树枝满挂着霜，空中好像有快活的刺人的火花颤动着。卓娅的两颊微微红了。
在家里她慢慢地在屋里走了一周，并抚摸了每件东西：抚摸了自己的枕头，摸了桌子和立柜的边缘，翻弄了书，好像她在重新认识这些很习惯了的东西。这时候舒拉庄重地同时又似乎有些害臊地走近她。
“这是给你做新衣棠的，”他递着钱说。
“多谢你。”卓娅庄重地回答道。
她并没有像平日要给她添置什么新衣裳那样争辩和反对，在她的脸上现出了很大的、真正的愉快。
舒拉命令式地说道：“现在躺下吧，你累了！”卓娅就顺服地、表现着显然的愉快，躺下了。
……我想让卓娅到疗养院去，彻底恢复一下健康。在我张罗给卓娅领疗养院的疗养证期间，卓娅并没有到学校去，她在家里自己一点点地学习。
我很小心地对她说：“我很希望你留级一年，你还不可以太用功哪。”
“绝对不行！”卓娅执拗地摇着头说，“我疗养回来就要像猛兽一样地用功（谈话之间她因为脱口说出舒拉惯用的一句话，就微笑了），夏季我也一样用功。我一定要赶上去。不然的话，比我年幼的舒拉就可能比我更早地毕业。不行，说什么也不行！”
……卓娅是由死里逃出来的人，所以就特别喜爱生活。
她不停地唱歌：对镜梳头时唱，扫地时也唱，缝纫时也唱。她时常唱她最喜欢的贝多芬的《克列尔辛的小曲》：
鼓声呼呼，笛音嘹亮。
我的爱人走在队伍的前方，他手持长矛，指挥联队作战。
呵，我的心燃烧了，我的血沸腾了！
呵，我若能找到盔甲，我也要去保卫自己的祖国！
我将处处追随着他们……敌人已在我们的大军前溃退了。
做一个英勇的战士多么光荣，幸福！
卓娅的声音也很响亮，响亮的原因就是她喜爱生活，喜爱呼吸，甚至忧郁的歌像《山峰》，由她唱来也似乎充满着希望：
道路不扬尘，树叶不颤动……少待一会儿，你也休息吧。
在这些日子里，舒拉时常让卓娅挨近窗户坐着，给她画像。
有一次他沉思地说：“你知道么，书里说苏里柯夫从幼年就好审视人的面孔：眼睛是怎样安排的，脸的轮廓是怎样构成的。他曾考虑过：为什么这样就是好看呢？然后他认为：脸上的一切轮廓都相互调和，那脸便是好看的。你了解吧，虽然是翻鼻孔，高颧骨，如果都是调和的，那么脸一样是好看的。”
“那么我的鼻子是翻鼻孔的吗？你不是想要说这个吗？”卓娅笑着问。
舒拉羞涩地声音里带看不习惯的温柔说道：“不是，我想说你的脸是调和的，彼此都相称：上额，眼睛，嘴……”
阿尔喀基·彼得罗维奇
不久以后卓娅就入疗养院了。疗养院距我们不很远，在索阔里尼克公园里，我在第一个自己的休息日就看望她去了。
卓娅跑着迎上我来，还未问安就喊道：“妈妈！你知道谁在这里休息呀？”
“谁呀？”
“盖达尔！作家盖达尔！你看，他来了。”
由公园里走来一个身高、肩阔、面貌和蔼可亲带有孩子气的人。
卓娅喊着：“阿尔喀基·彼得罗维奇！我给您介绍，这是我的母亲。”
我握了坚强的大手，靠近他瞻仰了他愉快的、笑着的眼睛。我马上觉着我一向想象的《蓝碗》和《铁木儿》的作者正是这样的。
于是，我说道：“很久以前，我和孩子们读您的初期作品的时候，卓娅就总是问：您是什么样的人，住在什么地方，可以不可以看看您。”
盖达尔笑着报告说：“我是最平常的人，我住在莫斯科，现在在索阔里尼克休息，想看我可以整天地和我见面。”
以后有人叫他，他对我们微笑了之后就离开了。
卓娅领我走着刚刚踏出来的雪径，对我说：“你知道我们怎样认识的吗？我在园子里走着，忽然看见一个身高肩宽的叔叔在堆雪人儿，我并没有马上就想到这是他。他不是随便堆雪人儿，而是像小孩儿那样很用心地，热情地，堆一会儿，就离开看看，欣赏欣赏……我鼓足了勇气，走到近前就说：
‘我认识您，您是作家盖达尔。您的所有的书我都知道。’他回答说：‘我也认识您，也知道您的所有的书：基谢辽夫的代数学，索柯罗夫的物理学和雷伯金的三角学！’”
我笑了，以后卓娅又说：
“我们再往前走不远，我给你看看他都建造了些什么：整个堡垒。”
的确像堡垒：在公园的深处７个雪人排成一行，第一个是真正的巨人，其次一个比一个小；最小的雪人坐在用雪作成的帐篷里，在它前边，在台子上放着松果和飞禽的羽毛。
卓娅笑着说：“这是敌人的堡垒，盖达尔用雪团攻击它，人们都帮助他。”
“你也帮助吗？”
“当然我也帮助！忍不住啦，这里这么热闹，你知道么，妈妈，”卓娅突然结束了这一段话，“我一向想：写这么好的书的人，他本人一定也是很好的人，现在我确信这个了。”
盖达尔和卓娅成为朋友了：他们在一起滑冰，滑雪，晚间在一起唱歌并谈论读过了的书，卓娅曾给他朗诵她喜爱的诗。我们在另一次见面的时候，他曾对我说：“您的女儿很会诵读哥德的作品。”
然后卓娅莫名其妙地说：“你知道他听完哥德的作品之后对我说什么呀？他说：
‘降到地下来，降到地下来！’这是什么意思呀？”
另一次，在将要离开疗养院的时候，卓娅曾对我说：
“你知道吗，妈妈，昨天我问他了。我说：‘阿尔喀基·彼得罗维奇，什么是幸福呀？可就是请您不要像回答秋克和盖克那样回答我，说关于幸福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见解。人们不是有一个大的、共同的幸福吗？’他沉思了一会儿以后说：
‘固然，有这样的幸福。真正的人们，为了它生活，为了它牺牲。可是这样的幸福还不能很快地普遍地来到全地球上。’那时候我说：‘早晚只要来到就好啦！’他说：‘一定啊！’”
几天以后我迎接卓娅来了。盖达尔送我们到栅栏门口。和我握手告别之后，他很严肃地递给卓娅一本书：
“我写的，送你作纪念。”
书面上有两个男孩子在打架：瘦的穿着浅蓝色衣裳，胖的穿着灰色衣裳，这就是《秋克和盖克》。卓娅高兴地，但也羞惭地对他道了谢，我们就走出门外了。盖达尔对我们招了手，并且望了我们的背影很久。最后一次回顾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他沿着小道儿慢慢地走回去了。
卓娅忽然站住了：
“妈妈，可能他给我写了什么啦！”
放慢了步子，她好像犹豫不决似的打开了书。在封面的里页上清楚地写着我们很熟悉的话：
“什么是幸福？每个人有自己的见解。但是所有的人们在一起都知道和了解：应该正直地活着，辛勤地劳动，并且热爱和卫护这个名为苏联国家的广大的幸福的土地。”
“这是他在回答我以前的问题。”卓娅小声地说。
……出疗养院回到家里几天之后，卓娅就上学了。关于留级一年的话，她连听也不肯听。
同班的学友
卓娅沉思地说：“你知道哇，在学校里他们非常欢迎我，对待我简直有点儿奇怪的好……都那么很小心的。好像我在病后变成玻璃的了。一动就碎……”沉默片刻之后她又补充说，“真的，看见人们都欢迎我，心里的确舒服。”
有一次卓娅是由一位圆脸的、面颊赤红的姑娘伴送着由学校回家来的。这位健壮的、两颊赤红的姑娘正是健康的表现。人们都称呼这样的人为“成熟的苹果”。这是卡佳·安得列娃。我的孩子们的同班女学生。
她微笑着握我的手说：
“您好！”
“卡佳自愿帮助我补习数学。”卓娅告诉我说。
“为什么舒拉不帮助你补习？为什么要劳烦卡佳来呀？
“你知道哇。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卡佳郑重地说，“舒拉没有教学的才能。卓娅耽误了很多，需要逐渐地和有系统地给她讲解我们学过的东西。可是舒拉……我听见他讲解：
这样，这样，就完啦。
那样不行。”
舒拉说：“既然没有教学的才能，那当然……”
卓娅干涉他说：“你老实点儿吧。不要嘲笑！”然后就接着说，“舒拉的确不会这样讲解，卡佳讲得真好……”
卡佳的确讲解得很巧妙也很清楚：不慌不忙地，在未确信卓娅已经了解她所讲解的东西以前，不往前进。有一次我听见卓娅对她说：
“你在我身上耗费这些时间……”
当时卡佳就热烈地反驳她说：
“你怎么说这个！随着给你讲，我自己也熟悉了，我就无须在家里再温习了。这是一举两得呀。”
一会儿卓娅就疲倦了，卡佳注意到了这个，她就把书放在一旁说：
“我有点儿累啦，咱们闲谈一会儿吧。”
有时候她们到室外散步，回来，坐下，仍继续用功。
“可能是你打算当教员吧？”有一次舒拉取笑地说。
“打算。”卡佳很郑重地回答了。
来看望我们的不只是卡佳一人，伊拉也常来，还有男孩子们：谦逊拘谨的瓦尼亚·诺先柯夫，热情的足球家和喜好争辩的别佳·西蒙诺夫，活泼愉快的敖列格·巴拉朔夫（这孩子长得十分美丽，前额很饱满），有时候细高身材、脸上微带讥诮表情的同班男生尤拉·布娄多也来。那时候我们的屋子就充满了吵闹和欢笑，女孩子们把课本放在一旁，马上就开始了热闹的谈话。
“你们知道哇，现在不只是塔拉索娃一个人演安娜·卡列尼娜，耶兰斯卡亚也演了。
”伊拉报告说。随着就开始热烈地争论起来，哪一个演员更正确更深刻地了解了托尔斯泰。
有一次，希望当飞行员的敖列格看完关于齐卡洛夫的电影，由电影院直接到我们家来了，他的脑袋完全充满了所看见的东西。
他重复地说：“这才算人哪！他不只是一个不平凡的飞行员，而且是一个奇人，他并且还很幽默。你们知道哇，他在１９３７年越过北极飞到美国的时候，那里的新闻记者问他：
‘你很富吗，齐卡洛夫先生？’他回答说：‘是啊，很富。
我有１亿７千万。’美国人听了很惊讶：‘１亿７千万？！卢布？
美元？’齐卡洛夫安静地回答他们说：‘１亿７千万人，他们都为我工作，正如我为他们工作一样。’”
孩子们全都大笑起来。
有一次瓦尼亚读了一首题为《将军》的诗，这诗是纪念牺牲于西班牙战场上的马泰·扎尔克的。我清楚地记着那一晚：瓦尼亚坐在桌旁，沉思地看着前边，其余的人坐在床上，或坐在窗台上听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