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夜山中微寒。
昼间出侦疲倦了的他，在黄色的营火上，烤他的冰冷的手。
咖啡在壶中沸腾着，困惫了的士兵们酣睡着。
沉重的阿拉贡的桂树叶在他头上飒飒响着。
将军忽然觉得，这是祖国匈牙利的菩堤，它那油绿的叶子在他头上响动着……瓦尼亚读得很平常，并不激昂慷慨，可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听见了在这抑制着情感的句子里，一颗伟大人物的心是如何热烈地搏动着。瓦尼亚的眼神也变成异常的刚毅和紧张了，好像这青年在感慨地和骄傲地注视着这过去很久的阿拉贡之夜的昏暗。
……他离别匈牙利很久了，但是无论池在哪里，匈牙利的蓝天永远在他的头上，匈牙利的土壤也在他的脚下。
匈牙利的红旗，在战斗中照耀着他。
无论他在哪里战斗，处处是为自己的匈牙利而战。
近来在莫斯科传说，我由很多人口中听到，在乌厄斯加战役里他被一块德国炸弹片击中了。
但是我不能相信任何人：
他还应该继续战斗，他应该在生前回到自己的布达佩斯。
在西班牙的天空还能看见德国飞禽的时候，不要相信：无论关于他死的书信或传言——全是假的。
他还健在。他现在在乌厄斯加，困惫了的士兵们酣睡着。
沉重的阿拉贡的桂树叶在他头上飒飒响着。
将军忽然觉得，这是祖国匈牙利的菩提，它那油绿的叶子在他头上响动着。
瓦尼亚沉默了，谁也没动弹，也没说一句话。过去我们为西班牙担心，那些日子里，“马德里”、“瓜达拉哈拉”、“乌厄斯加”等，每一个名字听着全像是本国的地名一样，并且由那远方战线传来的每一消息，都使我们的心加紧跳动。那时候的这种情绪，现在又像一阵热风吹到我们脸上来了。
“啊，真好！”舒拉喘了一口气说。
马上由各方面提出了问题：
“谁的诗呀？登在什么上的呀？”
“还是在１９３７年写的，最近我在杂志上找着了。的确好吧？”
孩子们一起说：“让我们抄下来吧！”
瓦尼亚说：“西班牙……从那以后，巴黎陷落，对我又是一次同样的打击。”
卓娅接着说道：“对啦，我很清楚地记着那一天啦……在夏天……报送来了，在那里写着：巴黎城被攻陷了。多么可怕，多么可耻的事呀！
……”
瓦尼亚小声地说：“我也记得那一天。简直难以相信，难以想象：法西斯们在巴黎街道上耀武扬威，巴黎在德国铁蹄践踏下，曾经有过巴黎公社的巴黎……”
别佳·西蒙诺夫用不大的声音说：“我很希望在那里！我一定像我们的人在西班牙那样，为巴黎战斗到最后一滴血！”
对于他的话谁也没表示惊讶。
“我也曾经这么想过：
最初想到西班牙去，以后想打芬兰白匪去，可是机会全都放过去了……”舒拉叹息地说。
我听他们说话，心中就想：什么样的人在成长着呀……在那一个冬季里，我和卓娅、舒拉的同班生们彼此熟识了，并且在他们身上认出了自己的孩子的特性。我曾想：本来应该这样。家庭不是闷罐，学校也不是闷罐。在家庭、学校，儿童全体验着使我们全国都兴奋、着急、欢欣的东西，周围发生着的一切事都教育着我们的孩子。
举例说吧：在过去多少劳动者，优越的发明家都被埋没了呀！可是现在每一个在工作中显出聪明、智慧和才能的人全成了名人。一位纺织工厂的女工发明了一种方法，能织出比过去多若干倍的美观的结实的布匹。她的榜样就鼓励了全苏联所有的纺织女工。
又如一位女拖拉机驾驶员，因为她工作特别有创造和有成绩，所以昨天还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今天却成了全国人民所敬爱的人了。又如一本儿童读的新书《铁木儿和他的伙伴》，是一本讲正义、友爱以及对于朋友应如何温存和对人应该尊敬等等的小说。又如新制的电影片子《巴黎的霞光》，内容是关于法国人民和关于那个为自己祖国的自由和幸福曾在巴黎的街垒上战斗的波兰爱国志士顿布罗夫斯基的。这些书，这些影片，以及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天都充满了好的、正义的、勇敢的、善良的东西，我们的孩子们就贪婪地把这一切都吸收进去。
我看到了：对于我的孩子们和他们的小朋友们，固然再没有比祖国更贵重的东西，但是整个的世界对于他们也是贵重的。对于他们，法国并不是贝当和赖代尔的祖国，而是斯汤达尔和巴尔扎克的国家，巴黎公社社员们的国家；英国人，是伟大的莎士比亚的后代；美国人，是林肯、华盛顿、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的后代。虽然他们已经看见了德国人对世界发动了惨无人道的奇坏性的战争，占领了法国，蹂躏了捷克斯洛伐克、挪威，但是，对于他们，真正的德国并不是产生了希特勒和戈培尔的那个国家，而是贝多芬、哥德、海涅等曾在那里创作的那个国家，伟大的马克思诞生在那里的国家，卓越的革命斗士台尔曼曾在那里战斗的国家。他们所受的教育，是叫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同时也尊重所有的其他人民以及全地球上各民族所创造的美丽的东西。
孩子们在自己的周围所看见的一切，学校所教给他们的一切，全在他们的脑子里培育着真正的人道主义，仁爱精神，热望着建设而不是奇坏，创造而不是毁灭。我曾深信他们的前途远大，深信他们将来全是幸福的，他们的生活全是美满的和灿烂的。
绿树间的风声
一天接着一天地过着。
现在卓娅已经恢复健康了，她完全健壮了，也不容易疲倦了，这对于我们是很重要的呀！她渐渐地追上了同学们的功课，在这一方面同学们都帮助了她。
卓娅一向对于每一句友爱的话，好话，都很敏感，所以她就很重视同学们给她的帮助。
我记得有一次她对我说：
“你知道，我一向爱我的学校，可是现在……”她沉默了，在这沉默之中包涵着难以言传的对学校的爱意。
过一会儿她补充说：
“你知道么，我好像是和尼娜·斯莫良诺娃成了朋友。”
“和尼娜？和哪个尼娜呀？”
“她不是我们班里的，是我们同级的别的班里的。她很合我的心。她很严肃，又很直爽……我和她有一次在图书馆里由于谈论书和同学就熟了。对于一切事情我们的看法都是一样的，我一定把她介绍给你。”
谈完这话几天之后，我在街上遇见了蔚拉·谢尔杰夫娜。
我问她：“怎样？我的卓娅在您那里怎样？”
“在我的功课方面她早已追上了。这不足为奇呀：她看过那么多书……她恢复健康了，健壮了，我们为这个很高兴。我经常看见她和同学们在一起，我觉得好像她和尼娜成为朋友了。她们俩有些相似的地方，两个人都是很直爽的，对待一切（对待学习和对待人）都是很严肃的。”
我把蔚拉·谢尔杰夫娜送到学校。在回家的路上我想：
“她真会了解孩子们！
真会洞察孩子们中间发生的一切事……”
……不知不觉地，很快地，可爱的绿色的春天就来到了。
我不记得那时候九年级“甲”班犯了什么过，只记得全班学生都去见校长请罪，并请求不处罚他们，而给他们一块校园中最难修的地段，让他们来完成绿化的决定。
校长同意了，并且确实一点儿也没有客气：交给了他们一块最难修的地方，不久以前在那里才盖完学校新添筑的三层楼房，周围堆积着的都是建筑剩下的木屑和碎砖。
那天卓娅和舒拉回家很晚，他们争先地述说他们这一天的工作情形。
九年级“甲”班用铁锨和抬筐武装了自己，开始清理和填平了地面，撤除了碎砖破瓦，并掘了栽树的坑。校长本人也和学生们在一起抬送石块，掘地。忽然有一个细高的人走近了孩子们。
“你们好！”他说。
“您好！”孩子们一齐回答。
“请你们告诉我，校长在什么地方？”
基里柯夫向那不认识的人转过身来，一边擦着沾满黑土的双手说：“我就是。”
“你知道吗，”卓娅笑着说，“满身泥污的校长拿着铁锨站着，好像他就是应该和自己的学生们一起栽树的人似的！”
那个瘦人原来是一位儿童读物作家兼《真理报》记者。听说穿着斜领衬衫的掘土工人就是二○一学校校长，最初他很惊讶，但是以后他就笑了，虽然他是为什么别的事来的，可是他却不离开那块地方了。他看了一遍学生们亲手栽种的幼小的果树园子，稠密的覆盆子秧子，蔷薇花丛。他沉思地说道：“真好！比如说，在中级班的时候，你在校园里亲手种了一棵苹果树，它将和你同时生长，在休息时间你跑去看它，用土培它，给它打药水，除害虫。在你毕业的时候，你看，你的树已经开始结果实了……好！”
“好！”卓娅沉思地重复着“好！”
“我现在在第九年级里，今天种了一棵菩提树。我们将要同时生长……我的菩提树是第３棵。你记着，妈妈。第４棵菩提树是卡佳·安得列娃的。”
几天以后，《真理报》上出现了一篇关于九年级学生绿化校园的故事。这篇故事是用以下的话结束的：
“毕业考试即将结束。
在这里受了最完善的培育、很好地成长起来的、不怕露天的严寒和风雪的青年们，将要离开学校了。毕业生们将去工作、学习、或在红军中服务……绿树间的风声呜呜地吹着，青年像绿树一样喧噪，这风声，这喧噪，象征着春天到了！……”
舞会
６月２１日举行十年级毕业晚会。九年级“甲”班决定全体参加这个晚会。
舒拉说：“第一是因为我们喜欢我们的毕业同学，都是很好的同学，一个瓦尼亚·别雷赫就值多少哇！……”
不等他说完，卡佳就接着说：“第二是我们看看他们怎样办，明年我们好比这举办得更好些！”
他们准备参加这次晚会，不仅是作客人，不仅是作舞会的参加者，而且准备同他们竞赛，预备在一年之后，搞出一个过去毕业的任何一级连梦也没梦见过的那样辉煌的舞会来。
他们装饰了学校。美术教员尼柯莱·伊凡诺维奇帮助了他们。他具有在二○一学校里很受重视和尊敬的一双巧手。他一向会把学校装饰得很雅致很扑素，并且每次十月革命节前，新年前，五一节前，他总会设计出新的不平常的东西。孩子们也永远高兴地、热心地执行他的指示。
“可是这次他做得将比历次的都好！”舒拉保证说。
……那天晚上，很温暖，天气也爽朗。我回到家里已经晚了，快１０点钟了，没赶上孩子们。他们已经参加舞会去了。
过一会儿我又走到户外，在台阶上静坐了很久。欣赏着幽静的环境闻着树叶的芬芳，以后站起来慢慢地向学校走去了。我想看看（是由远处看看）尼柯莱·伊凡诺维奇怎样“做得比历次都好”，孩子怎样欢乐……可是我自己也不清楚究竟我干什么去，不过是散步而已。
我听到一个较低的妇女的声音说：“你不知道二○一学校在哪儿吗？”
在我还没有来得及回头的时候，就有一个人用憨厚的男低音回答了：“是基里柯夫的学校吗？一直走，就在那所房子那里。您看见了吧？拐弯儿就到了。您听这不是音乐吗？”
是啊，我听见音乐了，并且也远远地看见被灯光照耀着的学校了。所有的窗户全敞着。
我悄悄地走进去了，看看周围，就慢慢地踏着阶梯上楼了。的确，尼柯莱·伊凡诺维奇把学校装饰得最好，最恰当：
他使夏天冲入了学校。
处处是花草。在瓶里，在桶里，在盆里，在地下，在壁上，在窗台上，每一角落和每一走道，全是蔷薇花束，长串碧绿的松枝，一簇簇的丁香花，精巧结连起来的桦木细枝，又是花，花，无尽头的花……我奔向发出音乐、笑声和喧嚷的方向去了。走到大敞着的大厅的门前，我就眼花目眩地停住了，那么多的灯光，那么多年轻的面孔，那么多微笑，那么多发亮的眼睛……我认出了瓦尼亚——就是舒拉钦佩仰慕地说过多次的那个学生瓦尼亚，是学生会主席，优秀的青年团员，好学生，油漆工人的儿子，他自己也有很好的油漆手艺，人又聪明，手又巧……我也看见了瓦洛嘉·尤里耶夫——就是在初级班教过卓娅和舒拉的丽基亚·尼柯莱夫娜的儿子。这是一个眉目清秀、前额饱满的男孩子，但是奇怪，脸上表情却非常严肃，可是现在他正在往他面前飞过的一对对的舞伴的头上满捧地洒着五色纸末，他完全像小孩那样天真地笑着……后来我的眼睛找到了舒拉：他靠墙站着，一位浅色头发的姑娘笑着请他跳华尔兹舞，可是他只是羞涩地微笑和摇头……现在我找到了卓娅了。
她穿着一件红色带有黑点的衣裳，就是用舒拉赠给她的钱买的那件衣裳，这件衣裳她穿着很美丽，舒拉初次看见这件衣裳时曾欣慰地说：“你穿它太合适啦。”
卓娅在和一位我不知名的肤色微黑、身材很高的青年谈话，她的眼微笑着，脸发红着……华尔兹奏完了，对对的舞伴们分散了，可是马上就发出了愉快的呼声：
“围圈子！围圈子！大家都围成一圈！”
眼前又晃过了姑娘们的浅蓝色的、桃红色的、白色的衣裳，欢喜的、红热了的面孔……我悄悄地离开了。
在学校门外我又停了一秒钟。爆发着的欢笑传到我的耳中。后来我慢慢地一边走着一边深深地吸着夜里的凉爽空气。
我想起了我把幼小的卓娅和舒拉初次带来学校的那一天。我想着：“他们长得多么大了……现在如果父亲能看看他们该多好啊！”
……莫斯科的夏夜原来是短的，夜间的幽静也是不久长的。柏油路上行人的脚步声大声响着，有时飕飕掠过不知来历的汽车，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响彻酣睡着的莫斯科的上空……可是在６月的这一夜里，恐怕完全就没平静过，忽然这里，忽然那里传出来说话的声音，欢乐的声音，轻快的脚步声音，突然的歌唱声音。在不适当的时候被吵醒的人们，惊愕地由窗户探出头来，可是马上在他们的脸上又现出了微笑。
谁也不问为什么这一夜里街上这么多兴高采烈的青年，为什么十个八个一群的男女青年挽着臂在马路中间走，为什么他们的面孔是那么欢喜，为什么他们不能抑止地歌唱和欢喜。没有问的必要，人们都知道：这是莫斯科青年在庆祝着毕业。
最后，我回到家里，躺下了。醒来窗上已经微微发亮：６月２２日的前夜显得非常短……舒拉在自己的床前站着，可能是他的小心的轻轻的脚步声吵醒了我。
“卓娅呢？”我问。
“她和伊拉蹓跶去啦。”
“晚会好吗，舒拉？”
“很好！很好！可是我们早些出来，只留下毕业同学和教员了。这是礼貌，你知道吗，为了不打搅他们告别等等。”
舒拉躺下了，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在窗外有小声说话的声音。
舒拉小声说：“这是卓娅和伊拉……”
女孩子们恰好停在我们的窗下，正在热烈地谈论着什么事。
“……这是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的时候。”伊拉的话传到了我们的耳朵里。
“你说得对。可是我不了解，怎能爱一个自己所不尊敬的人呀。”卓娅反驳着说。
“你怎能这么说呀！”
伊拉感叹地说，“你不是看过很多书吗？”
“正因为我看过很多书，所以我才说。我知道：如果我不尊敬那个人，我就不能爱他。”
“可是在书里关于爱情的说法不是这样的。在书里，爱情就是幸福……是一种完全特殊的情感……”
“是啊，固然，可是……”
声音更低了。
“送伊拉去了，”舒拉小声说。他又像长者那样关怀地补充了：“她将来不容易过生活，她对一切事的看法都是特别的。”
“不要紧，”我说，“她还往大里长哪，将来就一切都好了！
舒拉。”
马上在楼梯上有了卓娅的小心的脚步声，卓娅悄悄地把门推开了。
“你们睡着了吗？”她小声地问。
我们没回答。卓娅一点儿没有声音地走到窗户前，又望着破晓的天空伫立很久。
６月２２日
这一天的每一分钟我都记得呀！
６月２２日是星期日，我应该到军事学校去进行最后一次的考试。在晴朗的早晨，我由卓娅伴送着奔向电车站去了。
她和我并肩走着。她已经是姿态秀美，两颊赤红，身材很高的成年姑娘了。她的微笑是美好的，鲜明的：她对着太阳微笑，对着新鲜的景物微笑，对着盛开着芬芳花朵的菩提树微笑。
我登上了电车，卓娅对我招了招手，在电车站上又停了一会儿才转身回家去。
由我们家到学校需要行驶差不多１小时。我一向在电车里读些书报，但是由于这天清晨特别地好，我就走到车门外的驾驶台旁，要在途中多呼吸一些夏季的温暖空气。暖风毫不理会行车规则，竟在电车行驶中跃进车内，揉乱了满车青年的头发。我的同路伴侣不断地更换着。大学生们在齐米列捷夫研究院站下车往各学院去了：忙碌的考试时期是不理会星期日的。在齐米列捷夫纪念像前边，在长凳上，在鲜艳的花坛之间，有一伙儿一伙儿的男女青年：一定是一部分是准备考试的，一部分是已经考完了的幸福的人。在下一站，车里车外全挤满了穿着过节的衣裳、系着红领巾的小学生。一位很年轻、很严厉、戴着眼镜的女教员，照料着他们，不让他们吵闹，不让他们站在车外的踏板上，不让他们向窗外探头。
“玛丽亚·瓦希列夫娜，”一个肩宽体壮的男孩子说，“为什么这样：在教室里别吵，在这里也别说话……现在放假啦！”
女教员一句话也没驳他，只是看了看他，结果那男孩子就叹息着低下头去沉默了。车中安静了一会儿。不久，一个有着火红的头发、淘气的眼睛、满脸雀斑的女孩子，用胳膊肘触了她的女朋友一下子，对她打了一回耳语。以后就大家一起咕噜起来了，笑起来了，电车又像蜂窠一样嗡嗡起来了。
我下了电车。离考试还有半小时，我在宽阔的街道上看着书店的橱窗，徐缓地走着。需要告诉舒拉到这里来买十年级用的书和地图。早些准备下好啦！剩下的是最后的、最重要的一年了……啊，美术展览会，我们在最近全家一起到这里来吧……我走进学校，上了二层楼。处处都不像考试的样子，都是冷清清的，人很稀少。在教员室里我碰到了校长。
他说道：“今天不考试啦，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学生们都没到，原因暂时还不知道。”
这时我还没有猜想什么，但是在内心里却感觉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凄凉。我们的学生全是军人，是模范的守时刻的人。
什么原因能在考试的日子阻止他们来校呀？发生什么事啦？
……暂时谁也不知道。
在我又来到大街上的时候，我感觉天一起闷热了，在人们的脸上都现出了不安和紧张的表情。早晨的清爽，无忧无愁的莫斯科人群的谈笑吵闹哪里去了？好他全在等待着什么，并且这个等待像雷雨之前一样地令人烦躁。
驶过的电车全是挤满了乘客。回家的路上我差不多都是步行的。在接近我们家的时候我才登上电车，所以我没听见莫洛托夫同志的演说。
在家里我听到孩子们说的第一句话，就为我们所有的人冲散了这一难忘的早晨的雷雨前的烦闷。
我刚迈进门坎，孩子们就扑向我来一齐说：“打仗啦！妈妈，打仗啦，你知道吗？打仗啦！德国袭击了我们！并没有宣战哪！他们就这么越过国境对我们开火啦！”
卓娅的脸上表现着愤怒，她讲话时非常激昂，丝毫也不抑制着自己的愤慨。舒拉只故意做出镇静的样子。
“根本就应该预料到这个呀，”他沉思地说，“难道我们不了解什么是法西斯德国吗？”
我们都没做声。
“好吧，现在全部生活都要改变样子啦。”卓娅小声地通过牙缝，好像自言自语地说。
舒拉猛然转身向卓娅说：
“可能，你也打算打仗去吧？”
“是啊！”卓娅差不多忿恨地回答了。以后她就疾速地扭转身子走到室外去了。
……我们知道：战争是死亡，它要卷去千万人的生命。我们知道，战争是破坏，灾祸和苦难。可是在那过去已久的第一天，我们就没想象到战争给我们带来的一切灾害。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空袭，什么是防空壕，什么是防空洞，可是很快地就需要我们自己做这些东西了。我们还没听见过炸弹的哨音和爆炸。我们还不知道，由于空气的波动，窗上的玻璃会被震得粉碎，锁闭着的门扇会脱框飞起。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撤退，什么是挤满了孩子们的列车。而敌人则由飞机上无情地、有计划地射击这些列车。我们还没听说过关于敌人彻底地焚烧农村，破坏城镇的事。我们还不了解那绞架、酷刑、万人坑……掩埋数万妇女、患病的老人、在母亲怀抱中的婴儿的坑。我们还不知道有把受尽侮辱的人，整千整万活活烧死的火炉。我们还不知道有用人发织成的“麻布”和用人皮制的书皮……我们还不了解很多事。我们习惯了尊重人性，爱护儿童，把他们看作未来的希望。我们还不知道外形无异于人的野兽会把吃奶的孩子投到火里。我们不知道这个战争能延长多少时间……的确。有很多事是那时候我们还不了解的。
战争的日子
由我们的那所房里第一个被送出征的是尤拉·伊萨耶夫。我曾看见他怎样走到街上去。他和他的妻子并肩走着，他的母亲跟在后边，一会儿用手帕擦泪，一会儿用围裙擦泪。走出不远，尤拉回顾了一遍。一定是每一家都和我们一样，有人站在打开了的窗前看着他的背影，好像是尤拉觉着这所绿荫中的二层小楼和住在里边的一切人们全是很亲近的。他看见我和卓娅在窗户里，就对我们微笑一下，并举起帽子打了招呼。
“愿你们在家里幸福！
”他喊着说。
“盼您幸福地回来！”
卓娅回答说。
尤拉又回顾了几次，好像他想把他离开的一切，像亲近人的面貌一样，记得清清楚楚，房子的轮廓，敞着的窗户，周围的树丛……不久以后，谢尔吉·尼阔林被征入伍了。他是一个人走的：他的妻子在工厂工作，没能送他。谢尔吉也像尤拉那样，走出不远就回顾了一遍。他们两人本来不同，在外表上彼此也没有相似的地方，可是我觉得在这临别的瞬间他们的眼睛是完全一样的。他们两人好像全用这一顾盼搂抱了一切能看见的东西，在这一顾盼中有无限的爱和焦急！
……生活完全改变了，变成严峻和不安了。我们的莫斯科的外表也变样了。窗户的玻璃上全粘着纸条：有一些玻璃上的纸条完全交叉成十字，另一些则贴成各种不巧妙的花样。
商店的橱窗都粘着胶合板，堆着沙土袋，好像所有的房子都愁眉不展地向上张望着。
在我们的院里也挖了防空壕。人们都由自己的储藏室里拿来木板铺放在防空所里。本院的住户中有一位男人比谁声音都高地讲解说，为了公共的事，不可以吝惜任何东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却忘了打开自己的储藏室，并且他忽然对在院里玩耍的两个小孩儿（他们的父亲在前线上，母亲在工厂工作）大发脾气，大声喊着要他们马上把木板拿来。卓娅走近了他，冷静地、一字一板地对他说：
“我看这样办：您马上打开自己的储藏室拿出木板来，我们先工作着，一会儿他们的母亲由工厂回来，也会做她应做的事。对小孩子们喊叫，倒是容易的！”
……战争刚开始不多日子，我的侄子斯拉瓦就向我们辞行来了。他穿着空军制服，袖上带着翅膀。
“我上前线啦！”他说。他的脸是那样愉快的，就好像他去参加什么盛会似的。
“过去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别见怪！”
我们紧紧地搂抱了他，他在我们那里停留不到半小时就走了。
“真糟，军队里不要姑娘！”卓娅看着他的背影说。在这些话里含着那么多的辛酸和力量，甚至舒拉竟没敢像往常那样开开玩笑，或争辩争辩。
……我们每天都是不听完情报局的广播不睡觉。可是在最初的几星期里播送出来的全是不好的消息。卓娅皱着眉，咬牙切齿地听着，时常一语不发地离开收音机。可是有一次她情不自禁地说出了：
“他们践踏着什么样的土地呀！”
这是我在卓娅一生里听到的第一次的也是唯一的呼痛的声音。
出发
７月１日的傍晚，有人敲我们的门。
“见见舒拉，可以吗？
”有人在门外问。
“是别佳·西蒙诺夫么？”卓娅离开桌子，半开了门惊异地问，“你找舒拉干什么呀？”
“需要。”别佳含糊地回答。
这时候舒拉本人露面了，他向小朋友一点头就一语不发和他走出去了。我们探头向窗外看：下边还有几个半大的和他同班的同学和小朋友等待他们。他们小声地商议了什么事，以后就蜂拥地去了。
“往学校去了，”卓娅沉思地自言自语说，“他们有什么秘密呀？”
舒拉在夜里才回到家来。他的神态和在那以前别佳的神态一样也是很严肃的，若有所思的。
“发生什么事啦？”卓娅问，“为什么这么神秘呀？把你找去干什么呀？”
“我不能告诉你。”舒拉坚决地回答。
卓娅微微抖了抖肩膀，但并没有说什么。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她就跑到学校去了，回到家来她很着急。
她对我说：“男孩子们要远行，到什么地方去，干什么？
他们不说。不要女孩子。你哪知道我曾怎样劝说他们把我带去呀！我也会放枪啊，我也有力量，说什么也不行！他们说：
就要男孩子。”
根据卓娅的脸色和眼神，我知道了她曾怎样热情地进行过无效的劝说。
舒拉很晚回到家后，像说什么最平常的事似的镇静地说：
“妈妈，请你给我预备一套衬衣，还有路上的吃食，可是不要多。”
他知道不知道把他们送到什么地方去，我们没能问出这个。
他坚决地说：“如果我一开始就随便说，那我还能成一个什么样的军人呀？”
卓娅默然地扭转了身子。
准备是很简单的。卓娅为舒拉买了面包干、糖果和腊肠，预备给他在路上吃。我给他准备了衬衣，并把这些东西但成一个不大的包袱。在那天下午我们给舒拉送行去了。
在齐米列捷夫公园里己经集合了很多各校的学生。最初他们全混在一起，后来才渐渐地按校分成组了。母亲们和姊妹们都站在一旁，手里提着包袱，提箱，背囊。走的人差不多全是宽肩膀的成人，可是他们的脸是小孩一样的欢喜的。全做出一种样子，仿佛离开家和亲人，在他们是习惯了的事一样。有些人还来得及跑到池子里洗一回澡啦，另一些人在吃冰糕，在说笑。但是他们全不由己地不时地看表。凡是有母亲或姊妹在旁边的人都感觉有些难为情：我们去干重大的事，可是像小孩儿一样，和妈妈在一起！我知道舒拉和我们在一起一定害臊，所以我和卓娅就躲在一旁，坐在树荫下的凳子上了。
在将近４点钟的时候，有很多空着的电车开到环轨上来，孩子们匆匆地和亲人告别后就开始喧噪地登车，占坐位。谁的母亲哭了，谁的脸上表情就很惆怅凄怆。我不愿意在相聚的最后几分钟给舒拉添愁，所以我没有哭。我只是搂抱了舒拉和紧握了他的手。他很冲动，但是却竭力掩饰着。
“不要等到我们开车，回家吧！照顾妈妈，卓娅！”说着这话舒拉就跃上电车了，以后他又由窗户里向我们摆手打了招呼，打手势叫我们：
“不要等，回去吧！”
可是不待舒拉动身就回家，我们没有这么多的勇气。我们站在较远的地方，呆呆地看见电车开动了，一辆接着一辆叮叮当当驶去了，真到最后一辆消失了之后，我们才清醒过来。
刚才还是挤满了人的热闹的公园，现在是冷清清的了。巨大的橡树下放着长凳，可是无人坐了。池水清澈，细波微动，但是无人在里边游泳。
谈话的声音，欢笑的声音，健壮的阔步声，全消失了。寂静，寂静，太寂静了……我们慢慢地沿着小径走着，阳光勉强地穿透头上的密叶。
我们不约而同地走近池畔的长凳就坐下了。
“多么好看哪，”卓娅忽然说，“你知道吗，舒拉常来这里绘画。就是那个小桥儿，他画过，你看见了吗？”
她虽然对我说这些话，但又像是自言自语，声音很小，很慢，像是有很深的感慨一般。
“池子很宽，可是舒拉游过去很多次。”卓娅大声回忆着说，“你知道有那么一回事吗，这是很久了的事啦，那时候舒拉大约１２岁，他照例地比谁都早地开始游泳。水是很凉的。
忽然他的一只腿抽筋了，可是离岸边不远。他只用一只腿游，另一只腿完全麻木了，勉强游到岸边。他曾再三地要求我不告诉你呀！那会儿我就没对你说，现在可以说了。”
“那么第二天他一定又游泳了吧？”我问。
“当然哪。早晚全游泳，不论什么天气，差不多直到冬天。
就是那里，挨近树丛，在冬天向来有一个冰窟窿。我们就在那里捉小鱼儿的。你还记得吗，我们先用罐头盒子捉，以后用捕蝴蝶的网子捉。你记得我们请你吃煎鱼吗？”
“我的好孩子！”我用这一句回答了她，并轻轻地抚摸了她的晒黑了的手。
忽然在我的手心下边她的纤细而有力量的手指握成拳头了。
“我算什么好孩子呀！
”卓娅猛然站起来了，我就了解了她始终在怨恨自己。“如果我留在这里，我算什么好孩子？同学们走了，可能是打仗去了，可是我留在家里了。怎么可以在现在什么也不干哪？”
“我的朋友们，我要向你们讲以下的话！”
“妈妈，快醒来吧！妈妈！”
我睁开了眼。卓娅赤着脚，肩上搭着毛巾站在我眼前。
她看见我很惊讶，就急忙说：“没有事，没发生什么事。
斯大林同志马上就要演说，无线电广播就要开始了……”
在扩音器里有飒飒声音。寂静。以后我们忽然听到了：
“同志们！公民们！兄弟姊妹们！我们红军和海军战士们！
我的朋友们！我要向你们讲以下的话！……”
我忘掉一切，屏息地听着。卓娅挺直了身子，紧握着两拳，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扩音器，好像她在那扩音喇叭里能看见说这些充满了抑制着的痛楚、爱、信任、强烈的力量和愤怒的话的人似的。
“……我国已与最凶恶奸险的敌人德国法西斯主义作殊死战斗。……敌人是非常残酷和横顽的……”
领袖说明了敌人的目的，说明了敌人欲侵占我们的国土，抢夺我们的劳动果实，恢复地主的政权，奴役苏维埃联盟的自由人民，把他们变为德国的奴隶。
他说：“……所以，目前的事件，是关系苏维埃国家生死存亡的事件，是关系苏联各族人民生死存亡的事件，是关系苏联各族人民或则保持其自由或则沦为奴隶地位的事件。必须使苏维埃人了解这点……我们应当立刻在战时轨范上改造我们的全部工作，把一切都用去服从于战线上的利益……红军、红海军和苏联全体公民，都应当捍卫每一寸苏维埃土地，应当为保卫我国城市和乡村战到最后一滴血……”
他还说应该在敌人占领了的地区里组织游击队，说我们的土地在敌人的脚下应该燃烧，爆炸。
镇静的、不大的声音达到了人们心的深处，在它里边响彻着对于我们，对于所有的人民和每一个苏联人的信任。他曾说这并不是两军之间的普通战争。他给我们提醒说，我们不仅仅应该消灭在我们头上威胁着我们的危险，我们还应该帮助所有的在德国法西斯桎梏下呻吟的欧洲人民。
“……把人民的一切力量都用去歼灭敌人！前进，争取我们的胜利！”
扩音器沉寂了。可是我们还不动弹，一句话也不说，好像怕冲散了在那一会儿我们受着的重大的感动似的。
刚才和我们说话的，就是我们习惯了像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良心那样相信他的那个人，领袖、导师、朋友。我们一向，并且在一切问题上都信赖他。我们知道他刚才说的是最重要的、最首要的事，并且他的确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他帮助我们彻底地了解和感觉出威胁着我们祖国的危险多么重大，和怎样打退它，他帮助我们重新地认识了我们的力量——爱好和平的和团结一致的人民的全部威力。
“我想知道，舒拉听到没有……”我说。
“全听到了，全国都听到了，”卓娅有把握地说。
她又小声地、情绪紧张地重复说：“我的朋友们，我要向你们讲以下的话！”
最初的炸弹
我和卓娅在桌旁坐着。我们前边摆着绿色粗布：我们用这布为前方缝背囊，我们还为军人做钮绊。虽然这很简单的工作是不重要的事，但是这是为了前方。这是为战士，为保卫我们的人缝钮绊。这个背囊也是为战士用的：他把自己的什物放在里边，在行军中这个口袋对于他是有帮助的……我默默不语地、不间断地工作着。有时候我放下活计伸伸腰——腰有些疼。我看卓娅，她的晒黑了的指头是很灵巧的和不疲倦的，这些指头很紧张地工作着。现在她觉得她也在制着前方需要的东西，这一意识如果没完全解除了卓娅对自己的恨怨，毕竟也帮助了她获得或多或少的精神上的安慰。
她在外表上也有些变样了：眼神不是那样忧郁了，有时候嘴角上也露出些微笑……有一次我们正在缝钮绊的时候，忽然门开了，舒拉走进屋了。神态特别镇静，好像由学校回来一样，由肩上卸下背囊后才和我们问候。
我们已经知道他在劳动战线上工作。可是他现在仍然和出发的那天一样，一句话也没有告诉我们。
在我们试验着探听他口气的时候，他决然地说：“要紧的是我又和你们在一起了，我没有什么可给你们讲的。一句话，我做了很多工作。”他又狡猾地挤着眼补充说：“我是为了在家里过生日回来的。我相信你们还没忘记７月２７吧？无论说什么，１６周岁了。”
漱洗完了在桌旁坐下的时候，他对卓娅说：
“我知道咱俩有一样事好干，咱们上‘战士’工厂当旋床学徒去。好吧？”
卓娅把活计放在膝上，看看弟弟。以后，她仍旧一边继续工作，一边说：
“好，这倒是值得做的事。”
舒拉回到家里那天是７月２２日，那天下午敌人的飞机首次侵入莫斯科上空。德国的炸弹第一次落在首都。舒拉的态度是完全镇静的，他曾充满信心地指挥一切，他坚决主张让妇女和儿童们进入防空洞，他附带着抱怨说：“就是没有办法让自己家里的妇女躲避起来。
”可是他自己全部空袭时间却都在街上度过的，卓娅始终一步也不离开他。
那天夜里我们没能睡觉，在黎明前我们的院子里传出了消息：一颗炸弹落在学校里了。
“落在我们的学校里么？落在二○一学校里么？”卓娅和舒拉同时喊叫起来。
我还没来得及说出一句话来，他们已经离开原地奔向学校去了。我没有他们走得快，可是让我留在家简直是不可能。
我们迅速地默默地走着，直到由远处看见了学校的楼房，才轻快地喘了一口气：学校依然完整地屹立着，没有被破坏。
真的没有被破坏吗？不，只是由远处看来仿佛是这样。更走近些，我们看见了：炸弹落在学校前边了，气浪把所有的窗户都打下来了。无论往哪里看，周围全是玻璃，玻璃，玻璃……它到处凄凉地闪烁着，在脚下嘎嘎响着。学校变成瞎子了。这座一向安静的大楼现出了可怜的神气：正像一个身强力壮的人忽然失明了。我们不觉地停下了脚步，以后就慢慢地步上了台阶。我沿着走廊走着，这就是一个月以前，在举行毕业舞会的那一夕我曾走过的那条走廊。那时候在这里有音乐的声音，欢乐的声音，一切都充满着青春和愉快。现在门窗都被震掉了，脚底下全是碎玻璃和壁上落下来的灰片……我们又遇见了几个高级班的同学，舒拉和他们一起往什么地方（似乎是地窖）跑去了。我无意地随着卓娅走，一会儿我们就已经来到图书馆门前了。顺着四壁立着空的书架子：
仍是那爆炸的气浪，像一只恶狼的大爪子一样，把书由架上扫下来，零乱地掷到桌上和地下了。处处乱扔着书：在杂乱的书堆中忽然看见研究院出版的《普希金全集》的淡黄色书皮，忽然看见《契柯夫全集》的蓝色书皮。我差一点儿踏着一卷皱折着的屠格涅夫的书，我正弯腰拾它，又看见了被一层灰尘遮盖着的一本席勒的书。由打开着的一大本书里，唐·吉诃德的像惊讶地看着我。在这些乱书中，一位中年妇人坐在地板上啼泣。
卓娅向她俯下身子，用她的发白了的嘴唇说道：“玛丽亚·格里果列夫娜，起来，别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