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这只狗在这里干吗？"有个男的回答。他又敲了一会儿门。彼得卡爬到了大衣箱上，叫得很大声，我就站在一旁，心跳得厉害。
彼得卡终于不叫了，我以为那个男的一定走远了。但是25分钟后，传来一阵更急促的敲门声。好像听到有人敲了三下，但我不确定。狗又开始叫唤了，我站在那里，一动不敢动，心里想："我得尽快离开这里。但又不能逃走：爸爸随时可能回来，我得帮他开门。但是，无论如何，只要等到4点钟就行。4点以后我就带着彼得卡溜去奶奶家。不知道这个男的还会不会再回来？"离4点还有半小时。真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我害怕极了，没办法集中精力，什么事都干不了。我真恨他们！
从1933年的夏天开始，尼娜家就决定让父亲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敲门，以便让全家知道他来莫斯科非法探亲了。
1934年1月17日
晚上10点到12点之间，我们正在喝茶的时候，尼古拉来了，告诉我们房管委员会决定在今晚搜查。"赶紧走吧，"他对爸爸说，"现在就得走。"爸爸的心情显得特别平静，可能与他的特殊处境有关。他慢条斯理地喝完了茶，还吃了几小口面包。但在他的一举一动之间，仍能感觉到一丝匆忙与克制住的焦虑。我忍不住想：得有多强的自控力与意志才能在这种时候保持冷静啊。就连我都觉得好紧张，好像心脏跳快了几下。
1934年1月31日
我究竟是怎么了？就在三四个小时前，还心满意足挺开心的，在学校里叽叽喳喳，笑个不停。没想到一下子，所有的事都颠倒过来了，无聊与痛苦的感觉又回来了。很想搞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想归想，可就是没法弄明白。直到28号，一切还安然无恙，那天我没去上学，因为得去医院--爸爸替我预约了眼科医生斯特拉霍夫。奇怪的是：放假的时候，也就是学校还没开学那一阵子，我对自己的眼睛心烦得要命，担心休息这么长时间以后，再回到学校我就会没法忍受眼睛的畸形了。然而后来……突然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我完全忘了眼睛这回事儿，甚至不想去看医生，因为"那"已经不再困扰我了。
斯特拉霍夫医生说我应当动手术，我听了既不惊奇也不害怕，因为以前就想过手术的事，不过倒也没觉得高兴。一开始，想到要在医院待上一段日子，我甚至还挺开心的，心情好极了：以前觉得不可能的梦已经变成现实了。
白日梦很甜蜜，因为它只是一个梦而已，我也渐渐习惯了做梦，但……一旦有机会将梦变为现实的时候，我却害怕了，有种不应该这么做的感觉。我想象自己的眼睛恢复了正常，我明白这并不会让我开心，其实动不动手术都是一样。那么以前究竟是什么让我那么心烦意乱？会不会是受了学校面试的影响呢？不，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