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的最后一天，我怀着一种特殊的、羞涩的希望仔细地看着每一个戴着高高的白色尖顶帽，帽子上别有徽章的军人。我不明白这些徽章代表什么意思，所以进入我视线的既有海员、飞行员，还有在其他专门机构服役的士兵。在繁忙的街道上--主要是佩卓佛卡大街和库兹巴斯大街--白帽子不停地出现，我那双三步以外就什么也看不清的近视眼专注地盯着他们的脸。
我很自责，向自己保证不再这么做了，但还是尴尬地红着脸东张西望。在斯摩棱斯克市场，就在我和妈妈赶电车的时候，一个穿着蓝制服、戴着熟悉的白色尖顶帽的高个男人从我们身边走过，看到他英俊的身影和蓝色的大眼睛，我一时激动得大脑一片空白，急忙转向他，还差点儿撞倒一个小女孩。
他走路很快，不一会儿，我就只能看到那顶明亮的白帽子。我突然想追上他，但妈妈就在我旁边，不可能跟她解释得清，而那时电车已经快离站了。他是谁？我还是不知道，因为我只是在照片上看到过斯列普尼奥夫的脸，真人从来没见过。
妈妈晚上7点到家，我们那时才开始打包。我差点儿就觉得我们来不及了，不过还是理好了。9点过后我和妈妈出发去火车站，谁知到了车站才发现火车竟然要凌晨1点才开。只好就在臭气熏人又满是脏物的铁路旁等待，好像永远没有尽头……站在高高的石墙边，我仔细观察往来的路人以及已经在排队的人们。他们都是衣衫褴褛、可怜巴巴的纯朴民众和农民。虽然我爱他们，跟他们在一起还是觉得浑身不自在。火车站还有不少醉鬼，一张臭嘴不停地骂着脏话。
妈妈在火车站转来转去，想了解一下周围的情况，很偶然地发现，15岁以下的青少年儿童必须在特殊的儿童队伍排队上车。有这样出乎意外的机会我真是太高兴了，这样就能安然地进入卧铺车厢，不必和别人推来挤去的。那天，我们第一次碰到了好运气。妈妈睡在上铺，一睡就睡了半路。
我坐在敞开的车窗下，听着几个邻铺的简单对谈。后来，整个车厢的人都睡了，我坐在小桌旁，把头伸出去向四周张望，有时候打个小盹，基本不去想什么事，心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与安宁。
快到早晨的时候我才躺到自己的铺上，一点儿都睡不着，只是闭着眼睛躺在那里，听着隔壁传来的各种声音。在车厢里的所有乘客中，我们应该是唯一"去别墅"度假的知识分子。在这些总是劳苦却又吃不饱肚子的人们面前，我羞愧得无地自容。
别墅是传统意义上小资产阶级家庭在夏季用来度假的乡村别墅。通常会在别墅旁种些水果与蔬菜，这在食物匮乏的时期显得越来越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