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生命救援标记程序。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是很突然的，预先没有任何警告。
心脏病、车祸或者被捕了？
来自西柏林的消息说，东柏林的安全地址这个月没有收到飞马星座寄出的正常
信件。在俄罗斯的宠物饲养杂志上也没有任何广告消息。
由于布利诺夫教授离开阿尔扎马斯一16到苏联境内旅游的可能性不断增加，蒙
克建议他每个月给东柏林的安全地址发一封毫无任何危险信息的平安信。该信不需
要书写任何秘密内容，只要签上尤里的名字即可。他可在隔离区外的任何一个信箱
投递他的信件，即使该信件被截获，永远也不会追回到他那里去。
被拆除的柏林墙变成一堆碎砖烂瓦之后，再也不需要使用传统的投递信件的诡
计了。作为一种新的手段，蒙克建议布利诺夫买了一对西班牙猎狗。在阿尔扎马斯
—16里面养狗不会存在任何审批问题，对于这位搞学术的鳏夫来说，还有什么事情
比养狗为幌子更好的呢？每个月，他都会有正当的理由在莫斯科宠物饲养周刊上发
表一条小广告，说明有小狗要出售、要丢弃，或者有新生狗娃期待着哺乳，母狗期
待着配偶，等等事情。但是，通常在每月周刊上登的广告却突然没有了。
现在，蒙克已经精疲力竭了。他总是向最高层的领导抱怨说出事了，然而，又
总是被告知再等一等，不要惊慌。而他再也无心等下去了。他开始写他的备忘录，
其大意是，他认为兰利的内部有很大的漏洞。
有两个人可能会认真对待他提出的问题，即凯里·乔丹和格斯·哈萨韦。但是，
他们两人已经退休了。新当政的领导中，大多数是1985年冬季以后从外面新调来的，
他们很生疏。然而，在该组织的另一个机构里，自1986年春天就已经正式开始慢悠
悠地搜索长期潜伏的双重间谍了。
早饭后在全体会员中展开了讨论，“我真是难以相信！”前美国首席检察官说。
“我的问题是，我发现很难不相信它，”国务大臣詹姆士·贝克对答道，“我
们双方政府都知道此事……奈杰尔？”
“是的。”
“他们不打算采取什么行动吗？”
其余39名委员会成员围坐在会议桌四周，目光都集中在这位前间谍头目身上，
似乎在寻找一些表示保证的话：它只是一场噩梦，一种虚假的东西，不久就会以某
种方式消失的。
欧文说：“按照常规的做法，官方对此无能为力。因为，黑色宣言的一半内容，
有可能代表了许多俄罗斯人民的心声。西方根本不该拥有它。科马罗夫将公开指责
它是伪造的。其效果将会更加增强他的势力。”
接下来是一阵令人沮丧的寂静。
“我能发表些看法吗？”索尔·内桑森说。“不是作为你们的东道主，而是作
为一名普通成员……”
“八年前我有个儿子。他在海湾战争中死了。”
许多人忧郁地点点头。在座的会员中，有12位曾经在海湾战争的多国联合部队
中担任过重要职务。在桌子离他较远的那一端，科林·鲍威尔将军两眼盯住了这位
金融家，他想起当时在一次战斗即将结束时，由于父亲显赫的地位，他亲自收到了
一名美国空军中尉不幸阵亡的消息。
内桑森说：“假如说，这一损失有什么值得安慰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知道他
是在为反对真正意义上的魔鬼而战死的。”
他停顿了一会儿，搜索着恰当的词语：“像我这个年龄的人，足以认识到魔鬼
的含义。我认为魔鬼有时可以潜人人身。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我还小，不能参加战
斗。M 战结束时我才8 岁。我知道在座的会员中有一些是参加过那场战争的。当然，
后来我知道了。我认为阿道夫·希特勒是个魔鬼，他做的事也就是魔鬼干的事。”
会场非常安静。政治家、政客、工业家、银行家、金融家、外交家和行政官们
都习惯于强调生活的实用性。他们意识到他们正在聆听的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索尔·内桑森探身过去，轻轻地敲击着那份黑色档案。“这份文件是魔鬼，写这份
文件的人也是魔鬼。我真不明白，我们怎能置之不理，难道让它再一次发生！”
会议室里仍然保持着寂静。人人都意识到他说的“它”，是指的是第二次大屠
杀，不仅仅是针对俄罗斯的犹太人，还有许多其它的少数民族。惟一的英国前首相
打破了寂静。
“我同意。没有时间犹豫不决了。”
三名在场的会员用手捂住了嘴。她最后一次使用这个词语时是在美国科罗拉多
州阿斯彭的一所公寓里，是萨达姆·侯塞因人侵科威特的第二天。当时乔治·布什、
詹姆士·贝克和科林·鲍威尔都在场。她今年虽然73岁了，但是，她仍然能够非常
清楚地表达她的意思。
全世界每一个股票交易所都知道的洲际通信公司的负责人拉尔夫·布鲁克，探
身过去插话。
“好吧，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呢？”他问道。
一名前外交官说：“从外交方面下手……通知各个北约政府，敦促他们提出抗
议。”
“那么科马罗夫将谴责这份宣言完全是假的，而且大多数俄罗斯人会相信他。
俄罗斯人的排外主义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另一个人说。
詹姆士·贝克侧过身去对奈杰尔·欧文说：“是你把这份令人震惊的文件带给
我们的。你有什么建议？”
“我什么也不主张，”欧文说，“但是，我要作一下防止误解的说明。假如，
我们委员会准备制裁，而不是采取行动。仅仅是个制裁计划，它必须是非常隐蔽的
东西，将来所发生的事情绝不能与这间屋子联系起来，不能有损于我们委员会的声
誉。”
委员会的39名会员都非常清楚，他所谈的是事情的要害。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曾
参与过，或目睹过政府的隐秘行动失败的结局，然后直接由最高领导层澄清的事实。
一名前美国国务卿在桌子的那一端用很重的德国口音说话了。
“奈杰尔，能否采取一个秘密行动？”
两个声音一起说：“可以！”在欧文担任秘密情报局局长时，他服务的对象既
有玛格丽特·撒切尔，又有她的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
林肯委员会从不通过任何正式的书面决议。他们达成协议后，利用各个会员的
影响力，去促进所达成的协议在各个成员国的执政部门产生效果。
对于黑色宣言，所达成的协议是将会员的意愿委托给一个更小的委员会，由这
个更小的委员会考虑一个最佳方案。林肯委员会全体成员一致同意既不制裁，也不
谴责，甚至不去理会任何有可能随之发生的事情。
1990年9 月，莫斯科阿纳托利·格里申上校坐在列福尔托沃监狱里办公室的书
桌前，查看他刚收到的三份文件。此刻他的心情很复杂，各种情感交汇在一起。
首先，是成就感。整个夏天，第一和第二总局的反情报机构的同事们，很快就
将三名叛徒连续转交给他了。
第一名是外交家克鲁格洛夫，他在两个方面暴露了身份：一是他曾在布宜诺斯
艾利斯大使馆担任第一秘书的职务；第二是他刚从国外回国不久就买了一套房子。
他毫不犹豫地把所有的事情都向桌子对面的陪审官和旋转的录音机彻底坦白了。
六周之后，他已经再也没有什么好交代的了，于是被关进了监狱的一间地下室里，
那里的温度即使在夏天也很难超过零上一度。他坐在那里浑身上下颤抖不已，等待
着他的噩运。他的命运就掌握在格里申上校书桌上的一份资料里。
7 月份，一位核物理教授被带到了监狱。到加利福尼亚参加会议的科学家人数
极为有限，人员名单很快就局限于四个人。当局突然搜查了在阿尔扎马斯—16布利
诺夫的公寓，在壁橱里发现了一双卷起来的袜子，在里面藏有一小瓶用于隐显的墨
水。
他也很快就将所有的事情都坦白了，只要看到格里申和他的审讯阵容以及他们
行业使用的刑具，就足以使他们松口了。他甚至说出了他向东柏林秘密通信的地址。
格里申组织人力对那个地址进行了搜捕，寻找那里的一名东柏林K 分部的上校。
但是很不凑巧，就在他们搜捕的一个小时前，那名上校已经步行穿过新开放的城市，
逃人了西柏林。
最后，在7 月下旬，逮捕了那位西伯利亚的军人，根据他在苏军总参谋部情报
总局的职衔，他在国防部的任职以及他在亚丁的服役情况，对他实行了集中监视。
在监视期间对他的住宅进行了搜查，发现他的其中一个孩子在寻找圣诞节礼物时意
外地发现了爸爸的微型照相机。
彼得·索洛明与其他人不一样，他忍受了极大痛苦进行了抵抗。格里申最后还
是攻破了他的心理防线，格里申总是会成功的。他威胁索洛明要把他的妻子和孩子
送到政府开办的最残酷的集中营里去。
他们每个人都叙述了那位面带笑容的美国人是如何接近他们，他是那么急于倾
听他们的问题，非常合理地提出他的建议的。这就激起了格里申心里另一种情感，
他对那个叫贾森·蒙克的人恨之人骨。
这个厚颜无耻的家伙不止一次、两次，甚至三次踏上苏联的国土，与他的间谍
频繁接头。然后，又安然地走了。就在克格勃的眼皮底下，从事这样的间谍活动。
他对这个人的事情了解得越多，就越仇恨这个人。
他自然查阅了当时的资料，逐个审查了那次进入苏联旅游的美国人的名单。但
是，没有发现伪造的名字。工作人员模糊地想起来有一个来自德克萨斯州的美国人，
他身穿索洛明描述的那种他们在植物园见面时穿着的德克萨斯服装。那个蒙克很可
能就是诺曼·凯尔森，只是还没有得到证实。
克格勃的侦探在莫斯科的工作比较顺利。他们通过调查签证申请记录和国际旅
行社的旅游记录，查出了那天在首都的所有美国人的资料。最后他们的焦点集中在
那一个谎称胃疼而没有去圣塞尔吉乌斯修道院旅游的人身上。蒙克就是在那一天，
在弗拉基米尔大教堂与布利诺夫教授见面的。格里申想起来了，那个人名叫菲利普
·彼得博士。
当这三个叛徒向陪审团坦白了他们在那个美国人的鼓动下为他提供的所有情报
时，克格勃官员的脸色吓得煞白。
格里申把这三个人的资料放在一起，用办公室的电话与他的上级取得了联系。
他总能意识到最后的劳改判决。
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将军已经从第一总部部长提升为整个克格勃的负责人。
在那天上午，是他把那三张死刑批准书放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办公室的书桌上，
等待签字的。总统办公室位于新红场中央委员会办公楼的顶层。他送去了死刑批准
书，待死刑命令被适时地签署后，便转到列福尔托沃监狱，按照上面的命令“立即
执行”。
格里申上校给后院里的犯人叨分钟的准备时间。太突然了，正像他常对他的学
生讲的那样，没有时间能够预料。他下楼后，便看到那三个人已经跪在太阳永远也
照不到的高墙下面的碎石地面上。
那名外交家是第一个被执行死刑的。他的精神似乎受到了严重的刺激，当军士
长把9 毫米的马卡罗夫枪对准他的脑后时，他嘴里还咕哝些什么。看到格里申一点
头，军士长就抠动了扳机。一道闪光后，血肉飞溅，瓦列里·克鲁格洛夫便一头栽
倒在了地上，从此便离开了人世。
那位科学家本是一位无神论者，现在却开始祷告了，他乞求万能的上帝，把他
的灵魂带到一个安生之处。他似乎没有注意到离他两码远的地方已经发生的事情。
他像那位外交家一样随着枪响脸面朝下一头倒在地上了。
彼得·索洛明是最后一个。他双眼仰望着天空，可能是最后一次看见家乡的山
山水水，一草一木。当他感觉到脑后冰凉的枪口时，他举起左手，伸出僵硬的中指
对准靠墙的格里申上校。
“开火！”格里申一声呼叫，接着一切都结束了。他命令，在当天夜里就要将
他们埋葬到莫斯科以外森林里无标记的墓穴里。即使死了，也不能对他们有任何仁
慈。他们的家人永远也找不到给亲人送鲜花的地方。
格里申上校走到那位西伯利亚军人的尸体前，弯腰认真地看了几秒钟，然后直
起身大步走开了。
他回到办公室，正要撰写报告时，他电话上的红灯亮了。打电话的人是第二总
局调查组里他认识的一名同事。
“我们认为，我们就要查到第四名叛徒了，”那个人说，“现在就剩下两个人
了。两人都是上校，都是在东柏林反情报处工作。我们把他俩都监视起来了。迟早
我们会有机会的。你想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吗？你想参与我们的逮捕行动吗？”
“给我12个小时，”格里申说，“12个小时后我就会到那里。我想要这个人，
我要亲自去处理这个人。”
调查官和审讯员都知道一名经验丰富的反情报军官是最难对付的。他在K 局的
反情报部门呆过几年，当自己面临危险时，他知道该如何处置。他不会在卷起来的
袜子里边贮藏隐显墨水，也不会购买豪华住房。
过去要逮捕一个人很容易。如果怀疑某个人，就将他逮捕审讯直至他坦白为止，
这样也可能有冤枉人的时候。到1990年，当局坚持要犯罪证据，至少在严刑逼供之
前必须有明显的证据。莱桑德没有留下任何证据，必须现场抓住他。这需要巧妙的
布置，需要的是时间。
此外，柏林是一个开放城市。从技术上讲，东柏林仍然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但
是柏林墙已经拆除了。罪犯很容易逃跑，只要开快车，一旦驶人西柏林街道明亮的
灯光下，一切就难以控制了。那时要逮捕一个人，真是太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