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乳白色的雾霭中，终于从沼泽地里走了出来，这时候天已经快亮了。他们把失去知觉的基赫诺夫抬到湿淋淋的马背上，列夫丘克牵着马，格里勃耶特和克拉娃从两侧扶着。此外，格里勃耶特还拿着马轭和辕鞍。大车沉进水中扔在沼泽里，可是他舍不得把马轭和辕鞍也丢在那里。他们认为，只要有马和马具，以后遇到村子，大车还可以弄到。
上岸后，他们已经精疲力尽，好容易才把基赫诺夫的软绵绵的身体，从马背上抬下来。他们把他放在朝雾打湿的已经割倒的青草上，各自也都累得立刻坐了下来。列夫丘克翘起左腿，把靴子里的泥水倒出来，右脚里的泥水已经从靴子的窟窿里自己流出去了。格里勃耶特按照农民的方式，夏天走路赤着脚，现在他不必为鞋子的事儿操心。他卸下枪栓，把枪筒里堵的泥捅出去。克拉娃紧挨着他们悄悄地躺在那里。马站在跟前，它那耷拉下来的脑袋垂在他们的头上，脖子上带着湿漉漉的马轭，空瘪的肚子一起一伏地、急促地喘着粗气。
［瞧，出来了吧，可是你们说什么来着！］列夫丘克带着疲倦的满足长出了一口气。
列夫丘克用一只耳朵捕捉着，从栈道上传来的已经变得稀疏的枪炮声，一面又用另一只耳朵锐敏地谛听着沼泽地岸上虚幻的平静。这时恰恰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他们每走一步都可能与德国人遭遇。他警惕地向四周观察着，为了预防万一，他用左手把自己的巴拉贝伦手枪，从被水泡软的皮套里掏出来，在上衣的底襟上把它擦干。两个硬纸壳做的子弹匣被水泡胀了，他把子弹装进衣袋里，把纸匣扔到了草地上。接着他把基赫诺夫的冲锋枪从地上拿了起来。当他们从沼泽地里往外驮他时，空降队员失去了知觉，只是嘟嘟嚷嚷地说了些什么，而现在则完全一声不响了。很可惜，冲锋枪只剩一匣子弹了。他把弹匣卸下来，用手掂了掂，好象还是满的。为了证实这点，他想把弹匣盖打开看看，但是他改变了主意，团为冷得要命。湿透的衣服使全身发冷，暂时又没有地方去烘干，只有等待出太阳了。虽然林子的上空天已经完全睛了，但是距离出太阳还得半个来小时。
这时躺在又凉又湿的草地上的重伤员开始动弹了：“喝水，喝水！”
“什么？喝水？马上，马上，老弟，马上就给你水喝，”列夫丘克高兴地回答说。“格里勃耶特，你去看看，说不定哪儿有小河。”
格里勃耶特把枪栓安到枪上，在烟雾中沿着岸边慢慢地走去。
列夫丘克把视线移到在他身旁正在瑟缩颤抖的克拉娃身上，脑海里闪过—个怜悯的念头，于是他把底襟已被浸湿的棉袄从肩上脱下来：“给你，盖上，不然……”
克拉娃盖上棉袄，又侧身躺在割过的草地上。
“喝水！”空降队员又要水喝，他动了起来，好象害怕什么似的。
“安静点，安静点，水马上就拿来了，”克拉娃轻轻地制止他说。
“克拉娃？”他听出了女报务员的声音，“克拉娃，我们现在在哪儿？”
“在这儿，过了沼泽地了，你躺着吧，躺着吧……”
“我们冲出来啦？”
“差不多啦，你别担心。”
“巴依金医生在哪儿？”
“巴依金？”
“你找巴依金干什么？”列夫丘克说道：“巴依金不在这儿。”
基赫诺夫沉默了片刻，好象有什么怀疑似的，又惊慌地在自己身边的草地上摸起来。
“冲锋枪，我的冲锋枪在哪儿？”
“你的冲锋枪在这儿，它跑不了。”列夫丘克说道。
但是他伸过手来，要求把枪递给他。
“给我冲锋枪。”
“给你，请吧！可是你要它做什么？”
空降队员摸索着把枪拉到自己身边，似乎就安静了下来，但是这种安静是相当紧张的，是新的爆发的前奏。的确，过不—会儿，他就完全突如其来地、喑哑地问：“我要死啦，对吧！”
“你死什么？”列夫丘克故意用有些粗暴的声调吃惊地说，“我们抬你走，你会活下来的。”
“你们往哪儿……往哪儿抬我？”
“抬到一个好地方。”
基赫谢夫沉默一会儿，好象考虑到一件什么事情，又重新想起了医生。“叫医生来。”
“叫谁？”
“叫医生，叫巴依金！难道你聋了吗？克拉娃！”
“医生不在这里，他到别的地方去了。”在空降队员的衣袖上温存地摸了摸，随机应变地回答道。
他舔了舔焦干的嘴唇，用颤抖的声音，惊慌失措地说：
“这怎么能行，难道我不需要了解事情吗？我瞎了。我干吗瞎了呢？我不想活着了。”
“不要紧，不要紧，”列夫丘克精神振奋地说，“你会想活的，稍微忍耐—下。”
“我需要……我需要了解……”基赫诺夫说了半句话就咽下去不说了。
列夫丘克和克拉娃会意地相互看了看，心里感到，麻烦的事儿太多了，于是克拉娃小声地说：“基赫诺夫很不走运。”
“怎么说好呢，”列夫丘克不同意地说。“战争还没有结束，还不晓得谁走运谁不走运呢。”
不久，格里勃耶特端着装满水的帽子回来了。没找到小河，这水他是从水洼里舀来的。但是看样子空降队员又不省人事。车夫用手端着漏水的帽子，踌躇地踏着脚。
“有提锅没有？”列夫丘克问道。
“没有。”
“哎呀，格里勃耶特老爷爷，你不是个好管家呀！”
“我不是什么爷爷，你也不是什么孙子。我才四十五岁！”车夫委屈地说，把水泼在地上。
“你才四十五？”
“是呵！”
“你瞧，我想，你足有六十岁了。你怎么长的这么老？’
“这这——”格里勃耶特支唔地说。
“竟有这样的事！”列夫丘克叹了一口气，接着就谈起别的事来，“应该去看看，也许什么地方有村子。”
“扎罗兹耶就在这附近，”格里勃耶持转过身去说道，“还没有烧毁。”
“那么我们现在就去。”
“要是这个扎罗兹耶……要是那里有德国人呢？”
要是那里有德国人，当然就去不得了。最好是先去一个人看看，其他的人在树丛里等着。不然，有个什么情况，他们带着伤员，可就倒霉了，这样的灾难他们在这儿随时都能碰到。可是他们已经失去了耐性，在这沼泽旁边这么潮湿的地方，再也待不下去了。在这割过的草地上，克拉娃第一个打起了冷战。
“列夫丘克，应该去。”他抑制着自己，坚定地要求说。
“你们瞧！就是说应该去。’
他们不是同时，而是一个接一个地站了起来，把伤员抬到马身上。直到这时他始终抓住冲锋枪没放。他们好容易把枪给他拴到马的套包上。他又摸到了套包上的枪，就用两只胳膊楼住沾满水藻的滑溜溜的马脖子，把他那黄色的缠着绷带的头放在了那上面。他们从两侧扶着他，牵着马朝着草地的边缘走去，在那里烟雾弥漫，灌木林到了尽头，田野大概也就从那里开始。
过了几分钟，他们来到矮赤杨丛中，到了树林的边上。为了不走光秃秃的平地，他们沿着林边向一侧拐去。饥饿的马不时地低下头，去吃脚下的高草，差点儿没把基赫诺夫从背上摔下来。他们从两侧用力地扶着他。
格里勃耶特一边用拳头捶马肚子，一边骂道：“你老实一点，下地狱的东西！你老也塞不饱啦……”
“你骂什么！”列夫丘克满怀同情地说，“要知道它是活物，也要吃东西呵。”
天很快地亮起来。沼泽上的烟雾几乎全消了，原野一望无际。在前方地平线上，在林子的上空，一片深红色的火焰，熊熊燃烧，眼看着太阳就要升起。林中潮湿的早上，冷得要命。湿衣服不干总是沾在身上，人们冻得发抖。被水泡松的靴子里很滑，噗哧噗哧地直响。而且，列夫丘克的肩膀还疼得很历害．他用左手扶着空降队员的腋窝，尽量少用那只受伤的胳膊，这时他自己不断地环顾四方，焦急地等待着扎罗兹耶的出现。
但是根据一切情况来看，这是树林地区，是相当荒凉的地带，到村子大概还得走一阵。一个惊慌的黑夜过去之后，他们勉强地移动着双腿，用很大的努力克服着睡意，慢慢地向前走。沼泽地这一天总算是平安地过来了，列夫丘克的心多少平静了一些，但现在马上又想到了栈道：那里怎样了——支队冲出来没有？如果还没有，那么今天那里将有一场激战。德国人这么多，可是支队里子弹早就很紧张了，手榴弹大概一个也没有。一般来说，首长安定突围是对的，但是从哪里突？更加耐人思虑的是，把什么人派到栈道上去了，不正是包括卫生所在内的后勤人员吗，因为这些人当时正留在那里，这就是相信侦察的结果。
以前，列夫丘克也曾经当过侦察兵，他很了解侦察员某些报告的价值。出去侦察。能弄到多少敌情呢？可是首长要求要极端明确，于是很自然，不少的猜测就被当成了事实。他回想起一年以前，他当侦察兵时到基辅大队去取第一部电台时的情景。这部电台是莫斯科发给他们的。
要有电台了，这消息当时在支队里使人们高兴得叫起来。他们可以直接和莫斯科游击队最高参谋部取联系，这难道是开玩笑的吗！首长们为这件事，召开了群众大会。游击队员和伊里亚舍维奇政委都在大会上发了言，大家下保证，表决心，都争取承担任务。选出了以列夫丘克为首的三名优秀的侦察兵去接报务员。列夫丘克当时不象现在这样，还是一名优秀的侦察兵。这是—次不近的行军。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政委和参谋长做指示，给他们讲了很久：怎样迎，应该带什么东西，怎样和生谈话，什么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不论在那以的还是以后，列夫丘克都不曾记得有过这样详尽的指示。这是派他们去完成一项最重要的任务。
那是在三月，严冬过去了，太阳照耀着，越来越加喜人。白天大地融化，可是夜里快先天的时候，路又冻得象镜面一样光滑，雪橇带着铃声和簌簌声跑过，马蹄碰击冰面的铿锵声好象整个地区都能听见。一宿的工夫，他们跑了六十公里，到早晨就到了基辅大队的司令部。他们在那里迎接了自己的报务员。报务员有两名。其巾一个岁数大一些的——中士舍夫，是一位黄脸膛、面带倦容的中年人，他吸烟吸得牙都熏黄了。初次见面，他们就不喜欢他：他吹毛求疵地打听，支队在什么地方，他们怎么走，雪橇好坐不好坐，马休息得怎样了，以及路上有没有什么盖的东西，因为他的铬鞣革靴子只有一层包脚布。他们给他弄到一件马衣，并用干草把脚包上，就是这样他还是冻僵了，他唠唠叨叨地埋怨潮湿，埋怨恶劣的气候和游击队生活的特殊，对他来说这一切都是不适合的。
可是女报务员，刚一见面就使大家入迷，她是这样的整洁和招人喜欢：——件新的白色短皮袄，两只小靴子在寒风凛冽的早上发出清脆悦耳的轧轧声，毛茸茸的羊剪绒皮帽的两只帽耳朵娇媚地结在后脑勺上。前额上露出一绺浅色的额发，两只小手上戴着两只无指皮手套，系手套的白带挎在短皮袄的领子后面。和中士不同，她喜欢这里的一切，她拍打着两只小手，不住地放声大笑。她喜欢白桦树，喜欢松树上的啄木鸟，喜欢整个的树林。她在路上发现，有—只松鼠正在树枝中间顽皮地跳来跳去，这时她就叫雪橇停下来，在雪地里去追逐，直到把靴子都弄湿了为止。她那带小酒窝的温和的双颊，闪耀着儿童般的红晕，两只眼睛里流露营无限的喜悦。
列夫丘克简直都看得发呆了，把昨天的指示已全部忘光，不管他怎样搜索枯肠，也还是找不到一句合适的、可以在这个姑嫁面前述说的话语。
其他的人也都变得呆若木鸡。好象都被这个诱人的姑娘弄得茫然若失，不知所措，只是坐在雪橇上一个劲儿地抽烟。
到后来，她不能不发现他的同行者们这种不自然的拘谨，她装做莫名其妙的样子，亲呢地问道：“喂，小伙子们，你们为什么沉默？好象你们不是俄罗斯人似的……”
的确，她算说对了，他们三个人里边，一个俄罗斯人也没有：捷连柯是乌克兰人，列夫丘克和米热维奇两个是白俄罗斯人。而且这位除了用自己的民族语言之外，连一句俄语都不会说的捷连柯，还不合时宜地开了一个玩笑。
“我们——是德高人！”
（因为他不会说俄语，所以把德国人说成是德高人。）
列夫丘克当时真不该学着捷连柯的腔调也开了一个玩笑，而且是一个更加荒唐的玩笑。直到今天他回想起来还感到害羞。但是谁能料到，事情竟会变得这样呢！他坐在雪橇后边，听到捷连柯的愚蠢的玩笑以后。突然敞开自身上的光面皮袄，露出入冬以来为了保暖穿在里边的、在战斗中缴获的、带有许多饰纽和条带的呢子制服，喊道：“汗得霍赫！”
还没等他们清醒过来，他们新来的报务员就慌张地一个斤斗从雪橇上翻下来，藏到壕沟后面茂密的小云杉林里去了。
吃惊的捷连柯勒住了马。他们一声不响地注视着云杉林。一只深蓝色的什巴金式冲锋枪的枪管正从那里伸出来对着他们。
“站住，不许动！”——个陌生的、受惊人的声音从那里传过来，这种人现在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还没等他们想出来，应该怎样对待这一切，这时坐在他们身旁的女报务员的顽皮而响亮的笑声，就突然爆发了。她把身子往后一仰靠到干草上，尽情地大笑起来，把帽子都摔到道上，露出了一头精心理过的浅色头发。
“噢呦，我不行啦，笑死我啦……”
受了她的感染，他们的脸上也渐渐地露出了笑容。他们小心地望着云衫林，报务员迟疑地、谨慎地从那里走了出来。他提着冲锋枪，在大路上站住了，似乎不知如何是好，特别是不知道该如何对待他的同行者——女报务员这种使人难堪的笑声。
她尽情地笑够之后，从大路上把帽子拣起来，把散开的头发整理好，重新戴上了帽子。
“好啦，列舍夫，够啦！把游击队员逗得够呛了……”
听了这些话以后，列舍夫才犹豫地放下冲锋枪，走到雪橇跟前，侧身坐到最后面，似乎还不大相信，是他虚惊了一场，同时也把别人吓了—跳。大家开始沉默起来，都觉得很难为情。克拉娃好容易才停止住她那长时间的笑声。
可是第二天她就哭起来了。
有支游击队在沃尔柯波罗得斯克地区与警察发生了战斗。这个地方不能通过了。侦察员们不得不绕道走，他们不能按时返回，就在—个熟悉的村子里一个联络员的家里住了一宿。主人热情地接待他们，屋里烧得很暖和，地上铺了—捆干草，他们就在那上边躺下来睡觉。女报务员请求女主人，要和她一起在壁炉上睡，她从来还没有在那上面睡过。她详细询问女主人，问了好半天：那里烧的是什么，怎样烧的，烟从哪里走，各个炉角上放的是什么草，是干什么用的，炉膛中的袋子里装的什么。在睡觉之前，他们分配了夜里在院子里站岗的时间，虽然男主人要求由他一个人负责警卫，但是列夫丘克不愿只依靠这位伯伯一个人。为了不叫任何人受委屈，象侦察员习惯做的那样，决定大家抽签——每个人从他帽子里抽一个纸条，那上面写着站岗的时间。夜里每个人都站两个小时，就是这样一项工作。她也想和大家一样站岗。她抽了一个纸条，是第四班，从早晨三点到五点，这是一夜里最不方便、最困的时候。列夫丘克抽的是三点以前那班，他建议和她调换一下，但是她无论如何也不同意，因为她想和大家一样地来承担游击队员的责任。列夫丘克没有怎样坚持自已的意见，他在一切方面总是喜欢迎合她。夜里，他站完自己那班以后，冻得挥身发抖，走进屋里。被炉盖遮住的小煤油灯在炉门口上抖动着发红的火光。小伙子们正在干草上打鼾。他走到壁炉后边去叫克拉娃。她没有回答。他没有再用其他的方式叫醒她，他简直就不敢用手去碰一碰她那从被底下露出来的穿着制服的瘦削的肩膀。他又招呼一遍，可是她睡梦正酣，所以他没有再叫，在炉子旁边烤烤手，就出来了，他又替她站了两个小时，以后叫醒小伙子们，他们就开始准备上路了。
这时她就大哭起来。
她委屈得哭了起来，因为她无缘无故地睡过了头，耽误了自己一生中第一次的战斗任务，而且他们又是这样不合时宜地来怜悯她。第二天整个一天她都沉默寡言，好象受压抑的样子。列夫丘克责备自己的犹豫和胆怯，但是他也是为了照顾她。他用自己的游击队员的尺度来街量，谁知道这位莫斯科的姑娘却有她自已的、与他不同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