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勃耶特过了三个多小时以后才回来。
列夫丘克挪到荫凉底下，天已经热起来了，包脚布被太阳一晒，硬得象白铁片一样，靴子也晒焦了，他好容易才把它穿到脚上。克拉娃不知怎的还感到冷，浑身直打哆嗦。列夫丘克把棉袄给她盖上，劝她安静一会儿，睡一觉。他以为睡着了就不会发作了。他自己也困得直打盹，但是他不能睡。为了驱走睡意，他决定做点事儿：把冲锋枪的弹盘取出来，把盖卸下来。弹盘不满了．他数了数，只剩下四十三粒子弹，可装四满梭子。他又把弹盘接好，接上断了的皮带。这时他开始频频远望，焦急地等待着格里勃耶特。他在他走的那个方向等着他，可是他却穿过松树从从后面回来了。他回来以后的第一个动作是抖掉他在毛茸彤的皮帽子上的针叶。
“喂，怎么样？”从车夫的脸上看不出任何明确的表情，列夫丘克就忍耐不住了。
格里勃耶特走到跟前，一声不响地把步枪放到草地上，自己也疲倦地坐下来。他从头上摘下皮帽，露出可汗湿的、没有晒黑的、布满皱纹的前额。看样子，他还是上一周刮的脸，脸上已经覆上一层很厚的密密麻麻的胡茬子。
“怎么说好呢？村子那边倒是有一个。可是给烧毁了。”
“烧毁了的有什么用！”列夫丘克失望地说，“我们需要有人的村子。”
“是的，被烧毁了，”相里勃耶特继续说道，并没有注意列夫丘克的不满，“但打谷场还是完好的。在沟子边上。我以为是空的，一看——有一个女人在那里走动，在打谷场旁边。”
“女人？”
“是啊，一个女人。”
“和她说话了没有？”
“没说。我一看见，就回来啦，我着忙呵！”
“好啊！”列夫丘克紧接将说，“咱们走。克拉娃，站起来。很远吗？”
“不太远，小松林后面有—条沟，是—条小河。再过去是一片幼林的残址……打谷场就在那儿，”格里勃耶特开始回忆道。
“有多远？二公里，三公里？”
“嗯，可能有二公里，或者三公里。”
“走！”
克拉娃使使劲儿姑了起来，摇晃了几下，好不容易才站稳，随后，格里勃耶特也吃力地站了起来。他也显得很疲倦，大概也应该先休息一下。但是列夫丘克急于要找到人，以使摆脱林中这种前途末卜的状态。他一直为克拉娃担心，而且随着时间的过去，这种担心越来越增强了。
为了不让女报务员落后，他们慢慢地走着。他们从长着松林的山岗上走下来，绕过一道山谷，不一会儿就到一条林间小道上。在走上这条小道之前，列夫丘克左边瞧瞧，右边看看，又细心地察看了小道上的各种痕迹。可是一切痕迹都是旧的。车辙被雨水冲洗过了。马蹄印和车轮子印也不新了，看来，这条路很久没有车马经过了。尽管如此，列夫丘克还是把肩上挎着的冲锋枪移动一下，枪口朝前，端了起来。他就这样地向前走着，每到道路拐弯时都注意观察。
“这里一个人也没有，你瞅什么，”格里勃耶特看见列夫丘克那种小心翼翼的神色，这样说道，“我来过了……”
“瞧你，多么勇敢，来过了！”列夫丘克反唇相讥地说道，“要是有德国人呢？”
“让他们见鬼去吧。看来，命该如此。你往哪儿躲呢……”
“你要加道……你可以这样想。可是我们还想活。对吧，克拉娃？”
克拉娃一瘸一拐地在后面跟着．没有搭腔，看得出来，现在她没有闲心开玩笑了。她咬着焦干的嘴唇，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列夫丘克关切地皱紧了眉头，心想：快点走到格里勃耶特发现的那个打谷场吧，不然她又要在树林中分娩，那可怎么办呢？格里勃耶特关于自己命运的谈话，列夫丘克很不喜欢。他本来就反对任何的顺从，特别是在战争中。可是对于这位没有怎样被生活娇惯过、可是却被战争完全毁了的车夫，人们是不难理解的。
“你知道吗，我呀，本来就不太想活着了，也可以说完全不想活着了。”格里勃耶特用两只赤脚登着淤实的沙土说道，“什么人都没有了，老婆没有了，孩子也没有了，我还活着干什么？战争结束时我怎么办？谁还需要我？”
‘你真是个怪人！”列夫丘克说道，“战争一结束，你就受人尊敬了，瞧，你不已经是个很有功的人了吗？是从第一个春天参加游击队的吧？”
“是呵，是从第一个春天。”
“得一枚勋章，你就是重要人物了。当然，为了获得勋章，不能老赶车。”
“哎，我要勋章有啥用！我要我的沃洛奇卡，我宁肯把所有的人——姑娘、老婆都撵出去，只要给我留下一个沃洛奇卡就行……”
“沃洛其卡怎的了，被打死啦？”列夫丘克问道，感到事情有点蹊跷。
“是呵，可以说，就是死在我的手上啊。一颗爆炸枪弹打在腰上。肠子都流出来了。这么细呀，就象小鸟的肠子。往里收呀，收呀，可是有什么用呢，是颗炸子啊！”
“是啊，这真糟糕，”列夫丘克同情地说，“没有比这再糟糕的了。”
在这次战争中倒霉的事情太多了，但是格里勃耶特的命运尤其不幸，很难说是出于什么原因，或者是完全由盲目的偶然性所决定，不过这个老头的不幸遭遇，真是叫人目不忍睹。关于这个人的不幸，列夫丘克在游击队里早就听说过。他认为，他的不幸部分原因是由于他的善良。
格里勃耶持和家人当时住在—个叫做维谢尔基的村子里，这村子远离大路，靠近密林。他的家住得更远，在村子外面，几乎就在树林的边上。战争爆发的第一个夏天，当战线悄悄越过这里的时候，任何人都没有察觉。农民们既没有发现我军的撤退，也没有看见德国人的来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还从事他们战前千百年来所从事的工作。这一天人们在起马铃薯。卡里斯特拉特·格里勃耶特和他的妻子、年迈的老母也在起马铃薯。大—点的孩子们——卡利亚和沃洛其卡在帮助他们。舒拉和最小的玛涅奇卡围在小道上火堆旁边，在烧马铃薯，马铃薯剩下不多了，格里勃耶特正在忙着挖。他—直腰．突然看见在赤杨树丛旁边，有—个人正在悄悄地向他招手，叫他过去。
格里勃耶特把—颗马铃薯扔到篮子里，回过头来看了—下。他的妻子正在聚精会神地用两只手扒拉土，周围的情况什么也没有发现，于是他就迈开大步，越过垅沟，向着林边走去。
一个陌生人躲在—棵小松树后面，正在等候他。这个人满脸胡须，但年龄并不大，穿一身呢子军服，手里拿着德国冲锋枪。他向格里勃耶特打听，村里有没有德国人或警察，并请他帮帮忙：他的同志们在沼泽地后面，离这儿不远，其中有两个人负伤了，自己不能走路。此外他们需要找个地方，暂时隐藏一下。格里勃耶特全清楚了，他二话没说，急忙回到地里，套上车顺着小道，就问赤杨树丛进去。那个手里拿德国冲锋枪的人也在这里坐上了车。
他们走了不远，那个军人就指着密林里大路旁边的一个地方告诉他，说他的同志们就在那里。他们一共三个人：两名自己不能走路的重伤员和—个名叫维尼亚的、翘鼻子、两颊上长着茸毛的年轻战士。他们把伤员抬到车上，等到天一黑，就来到格里勃耶特家里。
两名伤员——坦克兵上校和一名政委，在他家里躺了三个星期。妇女们尽可能地照顾他们。有一天，格里勃耶特从镇上请来一个医士，他跟这个人认识，又给了他不少钱。医士给留下了一些治伤的药。药还挺好使，伤口愈合得不错，虽然并不象伤员们所期望的那样快。那两个健康的同志——捷列霍夫和维尼亚常常离开格里勃耶特的家，一连几天不回来，他们什么也没有告诉主人，但是他知道——他们是在寻找游击队。
一切还算顺利。上校渐渐地能起床，能在屋子里走动了，政委还刚刚能在床上坐起来，这时维谢尔基村突然来了警察。
诚然，格里勃耶特及时地看到了危险，急忙把两个伤员藏到炉子后面，用些破烂东西盖在上面，两个警察进屋后没有发现。格里勃耶特为了叫警察高兴，塞给他们一瓶自酿的白酒，他老婆又从木箱里取来一块腌猪油，两个警察就心满意足地找地方喝洒去了。但是喝完之后，又继续搜查．临回镇时还带走三名在村子里搜出来的陌生人，他们的主人们也给带走了。傍晚，捷列霍夫和维尼亚回来了，他们大家商量了一会儿，决定最近就转移到树林里去。
他们在格里勃耶特家的院子旁边赤杨树丛的后面，挖了一个窑洞，用苔藓和松树枝仔细地遮盖了，伪装得很好，在十步之外你就想不到这里会有窑洞。窑洞里安了一个用白铁皮做的小炉子，烧得很暖和。十月革命节前的一天夜里，就把伤员们送到这里来了。当然，长时间呆在这里不出来是不可能的，吃穿的问题需要张罗。他们夜里常常到格里勃耶特家里来探望，他自己也常到窑洞去。落雪之前，一切还都顺利。但是初雪之后，地上就有脚印了，越往后脚印就越多。在格里勃耶特的家和赤杨树丛之间甚至出现了一条小路。不管格里勃耶特怎样伪装这些痕迹，有些蛛丝马迹到底还是被坏人发现了。并且报告了德国人。
也许是偶然性，或者按格里勃耶特自己的说法，是命运救了他。但是其他的人就不那么走运了。
在新年之前不久，木柴烧没了。现在烧柴要费—倍．因为窑洞里生炉子的时间长，还得常常生。就是这么烧还感到冷呢，特别是伤员。但是附近已经没有好木柴了。农民们要出去十几公里到大密林里去弄柴禾。一天早上天刚亮，格里勃耶特就叫醒沃洛其卡，套上小母马，坐上爬犁到一个熟悉的采林区去拉柴禾。准备运往顿巴斯的坑木已经在那里堆了好几年了，还没运走。采林区很远，但是格里勃耶待打算入夜之前赶回来，一直拉到窑洞去。而且从早上起就下小雪，这样就不会留下脚印，更安全。
但是发生了意外的情况。当他们乘着满载的爬犁从一条弯曲的小河上驰过时，爬犁的两根台柱折断了，坑木的前端栽进雪里。不管小母马怎样使劲儿，还是拉不出来。他们不得不把木头卸下来，分三次从山谷里拉出来。这就耽误了时间。等回到维谢尔基的时候快到半夜了。格里勃耶特和小母马并排走着，沃洛其卡累了，坐在木头上面。他早晨觉没睡够，现在已经开始打磕睡了。父亲老是回头看，深怕他睡着了从爬犁上掉下去。
距离窖洞只剩下两公里左右了，可是突然几声枪响打破了深夜的寂静。
枪声不多：步枪响了几声，冲锋枪哒哒了几下，马上又沉默了。好象还听到有人的叫喊声，也许是他们的错觉，过后—切又重新恢复了平静。这些不祥的预兆弄得格里勃耶特有些心惊，他赶着爬犁离开大路，走到松林跟前，把细绳交给沃洛其卡，自己穿过树林直接向窑洞奔去。
还没等跑到窑洞跟前，他就明白了：不幸的事情已经发生。窑洞的门从自制的合页上掉下来。草垫子、长凳、及窑洞里其他破烂东西，都乱扔在雪地上。周围的雪地上踏满了生人的足迹。方才的枪声大概就是发生在这里。格里勃耶特从地上拾起儿只弹壳。是刚刚用过的，还发放着一股火药味。
格里勃耶特踏着雪地撒腿就往家跑，他的家隔着一条小河，离这儿不远。他很快就听见，警察们正在那里发号施令。传来了警察官的高亢的嗓音和妇女们的哭叫声。正象后来所了解的，当时他们正在捣毁他的家，抓走他家里的人，并把东西装上爬犁。
格里勃耶特在灌木林边站了—会儿，突然看见有三辆雪橇正向通往镇上的大路驰去。他本想走进自己被洗劫一空的房舍，但是看见房门四敞大开的情景，就在那棵柳树后面藏了起来。他已经明白，一切全完了，现在只剩下他和沃洛其卡两人了。院子里还可能有埋伏，因此他在柳树后面站了一会儿，就转回来拖着沉重的步子，慢吞吞地向着灌木林里走去。
他回到惊惧的沃洛其卡跟前，说现在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他扔掉柴禾，赶着爬犁向着密林的最深处走去。他们在一棵松树下面，搭了一个小窝棚，在那里挨了两天两夜的冻，来时随身带来的面包，也都吃光。他们开始挨饿了。又过了两天，饥饿和对家人的忧虑，又驱使格里勃耶特重新来到维谢尔基。这次那里没有埋伏。他在寒冷的、静得异常的房舍里转了一圈儿，找到几件衣服、一只水桶，在地窖里弄到一点马铃薯。其他的东西什么都没有了，全被警察拉走了。就是这些可怜的财产和这点马铃薯，暂时救了他俩的命，使他们在密林里没有死于饥饿或严寒。一个星期以后，他们在这里挖了一个很小的窑洞，又做了一个小炉子，炉子虽然很冒烟，但比暖和一点儿。
就这样，父子二人决定等到第二年春天。要不是他们那匹怀驹的小母马，他们本来也能够活到那个时候。马要吃东西，但是数九寒冬在森林里哪儿也弄不到干草，干草在村子里。格里勃耶特可怜这个牲口，就回去了两趟。一切都很顺利，谁也设有碰到他，而且也不可能发现他的踪迹，因为他都是选择在大风雪的时候去的，路上留不下脚印。
有一次，沃洛其卡要和他—起去拉干草。森林中的孤独生活，使这孩子感到寂寞，他既不说，也不笑，每天总是闷闷不乐。看得出来，他在想念母亲和姐妹。开始时格里勃耶特没有太注意这些，可是后来他甚至担心起来，生怕这孩子精神上会发生什么不正常，落在孩子头上的灾难，和他的年龄太不相称了。所以，当儿子开始向他请求，要和他一起进行这次不远的夜间旅行时，他勉强地同意了。
不管怎样，他还是很不愿意带他去，心里好象有种不幸的预感，可是他压抑不住对自己最后这个该子的怜悯心，因此当孩子在爬犁前面坐下来时．他没有把他赶下去。
是一个有风的漆黑的夜。大风从雪地上掠过，松林发出骇人的喧响。一路上小母马几乎老是转动着头，回避着风，一步一步地走着。快到半夜的时候，他们走出密林，拐到了刚能认出来的去维谢尔基的大路上。他的家已经不远了．格里勃耶特透过昏暗的风雪。焦急地凝视着前方，想竭力看出什么东西。他怀着一个侥幸人的心理，想：窗子上突然又出现熟悉的灯光，在这里他又见到了自己的女儿和妻子，警察可能把她们放回来了。为什么要拘留她们呢？在德国人的政权面前她们有什么过错呢？
但是格里勃耶特是注定见不到自己任何一个亲人了。他还不知道，他的妻子在警察审讯时早被折磨死了，几个孩于也不知给送到哪里去了．他那年迈的母亲忍受不了折磨已无声无息地死在警察局的地下室。三个警察埋伏在他家的院子里，现在已经是第三天。
达时格里勃耶特正驱赶着小母马，越来越走近他们自己的灾难。在昏暗中已经能够看出：大门旁边那棵弯曲的柳树、井上的吸水吊杆，以及被别人的马弄坏了的小棚子的板墙。这时小母马不知为什么站住不走了，它昂起头，轻轻站、惊恐地打起响鼻来。小母马这种嗅觉灵敏的习性，纯粹象一条狗，而不象一匹马，格里勃耶特很了解它这个习惯于是就扯紧了缰绳。他竭力地向黑暗的院子里凝视，但是什么也看不见；不过他还是感觉到，那里面有什么东西。沃浴其卡也非常害怕，他坐在雪橇上悄声地央求说：“爸爸，别进去！别进去，爸爸！”
格里勃耶特急忙往回拐。
但是还没等小母马从路旁的积雪中挣扎出来，把雪橇的辕木转到大路上，从院子里就传来了凶狠的吆喝声：“站住！”
格里勃耶特狠狠地在马身上抽了一鞭子。就在这同时，响了一枪。
沃洛其卡用陌生的、变了调的声音说了一句什么，立刻就倒在了雪橇上，但是格里勃耶特正跪在雪橇上竭力地抽打母马，没有注意他。
马好象也感觉到了人间的不幸，往前一冲，就拼命地奔跑起来。他们冒着后面的密集的射击，刹那间，就越过了这段没有遮掩的路面，钻进树林里。一直等到钻进密林的深处以后，格里勃耶特才停住雪橇，抓住了沃洛其卡的肩膀。
沃洛其卡侧身躺着，用两只手抓住上衣的底襟捂着肚子。
父亲扳开他那两只忙乱的抽搐的手，掀开衣襟一看，大吃一惊。沃洛其卡的小肠子，在他的手下奇怪地冒着泡儿，象活物似的从流血的伤口里钻出来。
这孩子一边悄悄地凄厉地哭着，一边惊慌地把肠子收到染满了鲜血的衬衫里。他由于疼痛和这无可挽救的灾难而哭泣。
往窑洞里抱时沃洛其卡还活着。他用微弱的声音说了些什么，他招呼妈妈，后来就安静了，一直躺到早晨，一句话也没说，只有脚或者手有时轻轻地抽动几下。
在黎明的时候，他死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