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卡佳通信频繁，尽管他们各自的驻地近在咫尺。
他在最近给她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已调任法庭书记员，被授予中尉军衔，并发给了证书。可是我该把证书交给谁保存呢?我想寄到尤里耶维茨市你妈妈和女儿那里去。同意吗?”
戈尔斯科夫死背了刑法典(所有条文和惩治办法)和刑事诉讼法典，尤其是“军人犯罪”一节，他背得格外卖劲。谢罗夫、伊斯托明、维亚佐夫都受过高等法律教育，他不得不加紧跟上。
可算没有白学，这一切在审理海姆·特卡奇案件时都派上了用场。海姆·特卡奇曾干过裁缝。这个人满脸胡须，蓬头垢面。他三次从战场上逃跑。头两次宽大了他，第三次被送到了军事法庭。
特卡奇的形象同十足的叛徒，以及同戈尔斯科夫所构思的叛徒形象完全相反。他身上有一种使人怜悯的东西。
“我不走运，”特卡奇在法庭上说。
“要是躲避德国人也还可说，而你竟躲避意大利人，可是连他们自己都投降做了俘虏，而且后来还高兴得唱歌，”维克多·斯捷潘诺维奇阴沉着脸说。
“不走运，”海姆·特卡奇说，“我也听过这位中尉同志的讲话，全都懂，可是倒霉……”
阿廖沙想起来了。在三连的一次谈话时，特卡奇的确在场，甚至还提过一些问题。
意大利人确实是自己仓惶跑来投降的，因为德国人的梅塞战斗机从空中扫射他们，地面上德国人的机枪手和为德国人效劳的波兰人也向他们开火。
后来抓到一个波兰人，问他为什么向意大利人开枪，他嘟哝着说：“反正都一样！”
对特卡奇如何处理呢?
大家想起了他在四二年曾得过一枚战功奖章。
伊斯托明问：“因为什么得的奖，特卡奇？”
特卡奇一阵踌躇。
“因为什么？”
“给连长缝制了一件弗列奇式军上衣。”
“奖章哪儿去了？”
“被捕时收走了。”
“收得对，”谢罗夫说。“只好再争取一枚新的了。到惩戒营去吧。”
特卡奇被押走了，但维克多·斯提潘诺维奇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感到难受。
“我可怜这个海姆，”他直言不讳地说。
一周之后得悉：特卡奇参加战斗负了伤，现在躺在卫生营。
“我们一起去看看，阿列克谢·米哈依洛维奇，”谢罗夫高兴地说。“顺便把他的奖章带去。”
他们同沃洛佳一起出发了。卫生营离他们有十二公里左右。
他们一去就找到了特卡奇。
他躺在病床上，刚刚刮过脸，显得很高兴。
“怎么样，武士？”谢罗夫问。
“这次好象没出错。干掉了三名德国鬼子，还打坏了辆装甲汽车。”
“这是您的奖章，还给您！”谢罗夫说。
“啊，谢谢！”特卡奇慌张地说。“我，大尉和中尉同志，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们做件制服……只是……”
“好好养伤吧，将来不要再躲意大利人了！”谢罗夫开玩笑地说。
“干我们这一行，能给人带来欣慰，毕竟是件快事，”当他们走出卫生营帐篷时大尉坦率地说。
法庭已经积压了几起案件：
卫生营有个中尉为了要一辆汽车转运伤员，竟然朝少校开枪；一个女打字员原来曾和一个上尉同居，她后来又另有新欢，于是上尉就开枪打死了她；一个西伯利亚年轻人同村子里的一个女人同居，被她传染上了梅毒。后来他知道了起因，回去打死了她。事后主动向上级承认了这件事，说：“我本想只打这个坏蛋几个耳光，可她对我说：‘自作自受’。”
案件、案件、案件。
对后一起案件作了长时间的研究。结论由临阵脱逃改为擅自离队，但凶杀罪未变。结果判刑七年，同时给予治疗。
师长扎罗夫上校坚持自己的意见：
“我不批准！不管怎么说，不批准！这个汉子做得对！我要是他的话……”
再一次进行研究和分析。
最后决定：强制治疗，然后送惩戒营。
扎罗夫这才认可。
不久又发生一起非常事件，真是绝无仅有的怪事。
后勤排有一名年仅十九岁的战士，在前线呆了近两年，受过伤，给前沿送食物、送子弹。他忠于职守，任劳任怨，从不讲价钱。
有一天下达命令：“到前沿去！”
这个红军战士却说：“我不能去！我不能去杀人！我信教。”
经反复劝说，他还是坚持说：“信仰不允许！”
案件交到法庭以后，给他宣读了“以宗教信仰为由拒不拿起武器作战”这一法律条文。
他还是那句老话：“我不能！”
在队列前对他进行了公开审判。
最后判为枪毙。
师长又不批准。
“我不能批准枪毙。怎么都行，就是不能枪毙。”
再次进行分析，反复斟酌。决定送惩戒营。
扎罗夫批准了。
后来这个红军战士在战斗中表现突出，甚至未负伤。
十月初，田野和枯萎的小树林已完全变黄，雨天开始了。
—天，大家在法庭里的蜡烛和油灯的亮光下工作。门没有有闩上。
卡佳突然撞了进来。
“我就一会儿……闷得慌。”
随便聊了一两个钟头之后，她就急着要走。
“你的情况怎样？”阿廖沙把“你的”两个字说得特别重，她当然懂得是什么意思。
“照我看，不好……”
“没关系！瞧现在的情况，战争很快就要结束。就等过第聂伯河了……将来我带你去列宁格勒。是啊，我家里的人全死了，房子也给炸毁了……”
人人都在等待强渡第聂伯河。
分手时阿廖沙把证书交给她：“请寄给妈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