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五月的天气与这种喜悦的气氛正相宜。人们早就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多少人为它献出了生命。
阿列克谢·米哈依洛维奇决定首先要做的事情，不是去什么乌曼，也不是寻找斯韦特兰娜。他决心坚定不移地画画。为什么?他自己也无法回答，但他心里知道：要这样做，也只能这样做。舍此别无其他出路。
斯韦特兰娜以及她家的藏画——珍贵的、多种多样的、稀罕的画——对他仿佛都格格不入了。他越想，斯韦特兰娜和他的距离越远。
卡佳，卡佳—卡秋莎。一去不复返了
可生活仍在延续。
应当设法在这个大地上安顿下来。
重新去寻求爱情吗?
爱情不是寻求得来的。
对薇拉的热情完全消散了。
也许这倒是件好事。
需要奔到列宁格勒，找到她，把战前那充满光明的一切再夺回来吗?
也许…也许……也许就是……
他还算走运。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艺术家协会莫斯科分会和格列科夫画室热情接待了他。大家都很赞赏他的《甜睡的姑娘》、《叛徒》和《撤迟》。这种赞赏具有权威性，而且产生了效果。俄罗斯博物馆买下了《甜睡的姑娘》，并立刻陈列了出来。特列季亚科夫画廊买下了《叛徒》和《撤退》，但却藏进了收藏室(“您自己也知道，现在胜利了，而这个主题……”)。然而，毕竟是要了，这是主要的。
秋天，戈尔斯科夫进了莫斯科省立1905年美术学校，同时开始在格列科夫画室画画。并且，他在斯特罗门克大街的一所公寓里得到了一个房间。
以往，他常常怀着感激的心情回忆战前的美术学院。而现在则以同样的心情想到美术学校和画室。但战争教会他的东西却多得多，无法估量。显然，没有震荡，没有悲剧，就没有真正的艺术。
他的名字开始在报刊杂志上出现。他对此反而感到苦恼。用左手画画已无可能，而用右手又暂时做不到，他就试着带着手套画。那使他获得赞誉的一切都已成为过去，而新的呢？
秋去冬来，如今又迎来了春天。这时，他突然决定：“到列宁格勒去!立刻就去！”
给了他一周的假期。
在列宁格勒他知道两个地址：俄罗斯博物馆和拉赫金大街。他不去马拉塔衔，以免勾起对往事的回忆。
在俄罗斯博物馆里，他久久地端详看自己的那幅《姑娘》。现在，画装上了漂亮的框子，似乎已经不同于卡佳的形象，与他自己原来所画的也不同了。
“有意思，”阿列克谢·米哈依洛维奇自言自语地说。
在拉赫金大街他找到了那幢熟悉的房子和号码，按了一下门铃。
开门的是薇拉。
“是你?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可以吗?”他问。
“你是从医院来?”她发现了他的那只手。
“早出院了，去年就出院了……”
她仍然站立在门口。
“可以吗?”他又问。
“当然，当然，请进，”她急忙把他领进房间。
他把军大衣放到沙发上，心里责骂自己：来列宁格勒之前竟连一件象样的大衣都没买。
“女儿呢？”他环视了一下四周。
“卡秋莎在幼儿园。”
“真怪，也叫卡秋莎。”他想。
“嗯，那……”他踌躇起来。“他呢?”
薇拉懂了。
“他早就不在……”
“他牺牲了?”
“哪里！活着，还很健康，不过我们不来往……”
他们的谈话显得有些尴尬。
“你家里其他人呢?”
“在封锁时都……只有我和卡秋莎活出来了……”
这时，正是这时，一幅新作的构思产生了。画名就叫《初生子》。对，就叫《初生子》。被封锁的列宁格勒，冬天，四二年十二月。窗前，一位母亲抱着婴儿。也许，是薇拉，是卡佳，也许是别的什么人，但这无关紧要。《初生子》——这就是生活，这就是胜利！
薇拉好奇地望着他，发现他的左手少了三个指头，问道：“这也是医院给弄的吗？”
“这是以前……”
一阵沉默。
她终于回忆说：“我在报上看到许多有关你的报道。我还到俄罗斯博物馆去过。”
“我知道，”他随口说。
谈话又停顿下来。
忽然他站起身来说：“这样吧，薇拉，准备一下，带上你的卡秋莎，我们到莫斯科去。你的小女儿我收为义女。同意吗？”
薇拉的脸色顿时惨白，接着问道：“你不是可怜我吧?”
“决不是。”他坚决地说。“我还要来，晚上来。”
说完他披上大衣，走了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