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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今天的法律.2

作者: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译者:钱诚/田大畏 当前章节:6806 字 更新时间:2026-6-21 17:00

坚守阵地吧,繁荣昌盛吧,司法阶层!是我们为你而存在,不是你为我们!就让司法制度成为你脚下的一块毛茸茸的地毯吧。只要你觉得舒服就好!老早就宣布过,在迈入无阶级社会的时候,司法审判也将是无冲突的(为了反映出社会秩序内部的无冲突性):在这样的审判中,法院人员,检察员,辩护人,甚至被告人自己,都将结为一体,奔向共同的目标。

司法工作这种可靠的稳定性使民警机关的日子也好过多了:它使民警可以毫无顾忌地实行“挂车”或者“犯罪口袋”的办法。情况是这样的,由于地方民警玩忽职守,动作迟缓,有时还是因为胆小怕事,犯罪事件接二连三地破不了案。但在表报里可一定要写成业已侦破(即已结案)!这就得等一个方便的机会了。碰巧有一个好捏鼓的,揍蒙了的,傻头傻脑的家伙进了局子。所有这些没破的案子都能往他脖子上套。这些全都是这个不法之徒一年之内作的案!让他挨一顿“练”,再饿上两天,什么罪都能“认”,签字画押,数罪并罚,长期徒刑——本区的污点也就洗刷干净了。(在埃里温附近的阿尔塔沙特,出了一件杀人案。一九五三年胡乱抓了一个人,安排了假证人,经过拳打脚踢,判了二十五年。可是一九六二年找到了真正的凶手……)

由于一切罪行都未能逃出法网,社会生活大大地健康化了,民警局的侦查员们拿到了奖金。

洗刷本区的污点还可以采用相反的方法:要做得好像根本没有刑事犯罪。年老的前犯人伊万·叶米利扬诺维奇·布雷克辛,六十五岁,蹲过十年牢(是我在马尔非话“沙拉什卡”时的朋友),一九七八年七月在“旅游者”消夏村黄昏街头无人时遭到两个年轻流氓的毒打和抢劫。他在公共汽车站躺了两个小时,没人管。后来被拉到附近德德奈沃的一家内科医院。萨维利耶娃医生根本治不了——但也不送他去外科医院;尽管他说出了自己的姓名,年龄,她也不把伤者的情况通知医疗系统,甚至也不报告民警。被殴打者浑身血肿,脑出血,牙齿打掉,眼角出血,不但没有得到治疗,甚至没人护理(卫生员喝醉了),整整三天三夜,躺在一张漆布上,后背泡在尿里。他的家人在这个村里并沿着萨维约洛夫公路东奔西跑地找了他三天三夜,——可是医生哪里没有报告呀。最后终于找到了,靠自己——不是靠医院——想办法从莫斯科叫了一辆复苏急救车,拉到一位神经外科大夫那里,大夫做了颅骨手术,但未能制止内出血。患者受了九天痛苦之后去世了。

当地的伊克山民警局收到了法医鉴定,但并不忙着立案侦察,更没有到医院检查血衣寻找线索。原因是捷捷来沃人人都知道这些本地的流氓,可是谁都怕他们。上面说过的那个女医生萨维利耶娃协助高级侦查员格拉西莫娃(在询问死者的妻子时她的办公室里放着流行音乐),搞了两个多月,侦查结论是:因受害者发生卒中,至使倒地时跌伤。这样一来,没什么人可抓,犯罪没有发生,本区是干净的。

愿你在天国安息,伊万·叶米利扬诺维奇!

有一年、上面号召要抓捕、审判、驱逐寄生虫,打从这年以后,社会可就更健康了,法制可就更加强了。这项法令也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过去的极富弹性的第五十八条第十分条;罪状也可以随便说,用不着物证,而且你也没法反驳。(对诗人伊·布罗德斯基适用了这一条,不是搞得很成功吗。)

“寄生虫”这个字眼他们一拿到手里就做了巧妙的曲解。正是因为寄生虫们——拿着高工资的游手好闲者一坐上了法官的席位,对那些下班以后卖命挣点外快的贫苦劳动者和能工巧匠们的判决书才源源而来。瞧他们扑向所谓“寄生虫”时的那个狠劲!那是饱汉子对饿汉子自古就有的狠心。阿朱别伊手下的两个丧尽天良的记者(《消息报》,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三日)竟然无耻地声称:“把寄生虫驱逐出莫斯科的距离还不够远哪!还允许他们接受亲属的包裹和汇款哪!对他们管制得还不够严哪!”“没有强迫他们从日出到日落地劳动啊”,就是这么写的:“从日出到日落”,一字不差。那是什么共产主义的日出,是哪家的宪法需要这样的农奴劳役制?!

我们列举了使群岛经常保持满员的几条重要的水流(同时还有永远不会减少的“官盗”)。

那些整天在街上转悠的,坐在指挥部里的,打掉被截住的人们的牙齿的“人民纠察队员”也不白耽误工夫。这些民警局指定的乌什库尼克一或者冲锋队员是宪法里没有也不对法律负责的。

古拉格群岛的补充人员是源源不绝的。虽然我国社会早已是无阶级社会,尽管半边天已经被共产主义霞光映红,但是,我们却不知为什么已经习惯于这样的事实了:犯罪现象不仅没有消灭,而且不见减少。岂止如此呢,近些年来甚至不再向我们许诺要消灭犯罪现象了。三十年代确实许诺过:快了,快了,再过几年就行了!现在呢,不再许诺了。

我国的“法律”是强大而旋转变化自如的。它不同于地球上一切称为“法律”的东西。

思想糊涂的古罗马人想出过一条原则,说什么“法律没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可是,我们国家的“法律”却有回溯效力!古老的反动谚语说什么“法律是不能往回写的”。可是,我们国家的“法律”就可以往回写!如果说(最高苏维埃)刚刚颁布了一道新时兴的法令,而“法律”当局很想把它适用于那些在此之前被捕的人们的话,那有什么呢,满可以适用嘛!对于买卖外币的人和贪污受贿的人就是这样办的:地方当局,例如基辅市,把名单送到莫斯科来请求在名单上标出记号,应该对哪些人适用回溯效力(需要延长刑期或需要凑足“吃九克”的人数)。莫斯科也就标出了。回溯效力适用了。

还有一点,就是我国的“法律”能够预见到将来。按常理说,在开庭审判之前谁也不可能知道审判将怎样进行以及会作出什么样的判决。可是,不,你看,苏联的《社会主义法制》杂志就在法院开庭审判之前把审判经过和判决全都登出来了。杂志社怎么猜中的?那你去问他们自己吧……

苏联总检察署的机关刊物《社会主义法制》一九六二年一月份第一期。这期杂志是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付印的。可是在该期第七三一七四页上却登载着格里戈里耶夫(格鲁兹德)的一篇题为《法西斯刽子手》的文章。文章报道了在塔尔图市举行的对爱沙尼亚战犯进行的公审过程。记者描述了询问证人的情况、摆在审判席上的物证、对被告人的审讯(“杀人犯厚颜无耻地回答说……”)、旁听席上的反应和检察长的发言。最后,他报道说,对被告宣判了死刑。事实上这一切钻正是这样发生的,只不过是发生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十六日(见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七日《真理报》),而这时杂志早已印好并且出售了。(这是因为开庭时间推迟了,没有及时通知杂志编辑部撤稿。这位记者为此被判处强迫劳动一年。)

而且我国的“法律”也不知道有一种所谓“伪证罪”。它根本不认为作伪证是犯罪。我们中间有一支庞大的、专作伪证者的大军,这些人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进入应该受到尊敬的老年期,在金色的黄昏中消闲纳福。整个世界上,整个人类历史中,只有我国对伪证者关怀备至!

我国的“法律”也从来不惩处杀人犯审判员和杀人犯检察长。他们都受到尊敬并担任着原来的职务,而且还要工作很久,然后才光荣而尊贵地去度过晚年。

还不能不允许我国“法律”有所摇摆和发生急剧的转变,因为这些都是人们激动的脑海中时隐时现的创造性思维所固有的特点。一忽儿法律转向一个极端:这一年必须大大降低犯罪率!要少逮捕人!少判罪!被判刑人可以“交保释放”!随后,它又转向另一极端。坏人还没有被全部抓起来!不能搞“交保释放”这一套!应该更严格地管理!判刑太宽!处决那些坏蛋!

但是,尽管遭到风暴的多次袭击,我国这只“法律”航船依然在庄重、威严而平稳地航行着。最高法院的法官和高级的检察长们是富有经验的,这些风浪打击对他们来说不过是区区小事。他们召开几次全体会议,发出自己的指示,于是,每一个新的、极其荒唐的方向性转变就都会被解释成是群众早已盼望的、是我国整个历史发展已经准备好条件而势在必行的、是那“唯一正确的学说”所早已预言过的。

我们的“法律”航船时刻准备着应付各种摇摆和转折。如果明天一声令下,说必须再把意识形态不对头的人抓几百万关起来,必须再次流放整个民族(原先被流放过的民族或者别的民族),或者必须流放整个发生暴动的城市,或者必须再给囚犯们挂上四块号码布,即使如此,这只航船的巨大船体也几乎不会颤动一下,它的船舶也绝不会倾斜。

这样,就只剩下诗人杰尔查文“的诗句了,不过,对于这句话也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真正有所理解,即:

“不公正的法律甚于抢劫。”

剩下来的也就是这一点。只有这一点保留下来了,仍然像斯大林在世时一样,仍然像本书所描写的所有年代一样。《基础》、《法令》、《法律条文》颁布了许多,印刷了许多,有的互相一致,有的互相矛盾,但是,我国整个国家生活并不是依靠这些东西运转的,也不是依据它们逮捕人的,更不是遵照它们进行审判和专家鉴定的。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有百分之十五吗?),只有在侦查和审讯的对象既不涉及国家利益,也不关系指导思想,而且不影响某官员的个人利益和安静生活的情况下,司法人员才享有按照问题实质认真进行裁决的优惠条件,无须住什么地方挂电话,无须清什么人作指示。在其余所有情况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都无疑会触及某些人的重要个人利益——集体农庄主席的、村苏维埃主席的、车间主任的、工厂厂长的、房管所主任的、区段民警的、派出所所长或特派员的、主任医师的、主任经济师的、局长和司长们的、特别科科长和干部科长们的、区委书记和州委书记们以及再上级、再上级的什么人的个人利益。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电话便从一个安静的办公室打到另一个办公室,谈话的声音不高、慢条斯理、语气和善,人们会向你提出建议,纠正你。引导你——告诉你应该怎样处理这个看来是小人物的案件,因为这个小人物身上有小人物所无法知道也无法理解的、比他高得多的人们的利益和想法错综地交织在一起。可是,那些轻信报纸的一般读者对此一无所知,他来到法庭上,抑制不住为真理而剧烈跳动的心、面对着审判员们一张张睡眼惺忪的面孔热情地、激动地陈述着自己准备好的合理而周密的论据,他根本不会想到案件的判决书早已写好,而且没有上诉机关,没有时间和途径让你去纠正这险恶的、自私的判决,纠正这利剑般穿透你胸膛的不公正判决。

你所面对的只是一堵墙。这堵墙上的砖是用谎言的灰浆粘结在一起的。

我们起初把这一章题为《今天的法律》。但是,确切地说,应该把它题为《没有法律》!

依然是那同样诡谲的隐秘性和暗无天日的不公正充满着我国的空气,笼罩在城市上空,它比城市烟筒冒出的黑烟还要浓。

一个用钢箍紧紧箍在一起的巨大国家矗立在世界上已经是第二个半世纪了,有的只是钢箍,但是没有法律。

后记

本书原不应由我独自撰写。最好是由熟悉情况的人分别撰写各有关章节,然后在编辑委员会上互相补充,共同修改定稿。

但是,能够这样作的时刻还没有到来。我也曾向某些人提议,由他们撰写个别章节,他们没有答应,而只代之以口头叙述,或者把书面材料交给我,供我选用。我还向瓦尔拉姆·沙拉莫夫提议过共同编写全书,他也推辞了。

按理,应该设一间办公室。应该在报纸上,或者通过电台,发表广告(“请踊跃响应!”),能够有公开的私人信函往来,就像写布列斯特要塞的情况时那样。

但是,我不仅没有可能这样铺开工作,反而不得不把自己的构思、信件、材料等等全部隐藏起来,分散到各处,对一切都严守秘密。甚至在写这本书时我还不得不装作正在从事别的工作。

我多少次提笔写它,又多少次搁笔了。因为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找到答案;到底需不需要由我独自来写这样一本书?我的力量能坚持到什么程度?但是,当我看到在已经搜集的材料之外又有许多囚犯从全国各地纷纷写信给我的时候,我明白了:既然此事注定要由我来作,那我就有义务去完成它。

必须说明:这一整本书,包括它的每一部,一次也没有同时放在同一张书桌上过!在《群岛》的撰写工作最繁忙的时候,一九六五年九月,我的文件柜遭到摧毁,我的一部小说“被没收了。这时,我只得把已经脱稿的《群岛》的各部以及为其它部分准备好的材料分散到各地去。从此全书就再也没有集中到一起,因为我怕冒险,何况书里面提到许多人的真实姓名。后来,我总是抄下一张备忘单,写明应该在什么地方核实什么材料,到什么地方去删掉什么,然后带着这张清单从一处辗转到另一处进行工作。是啊,这种惶惶不安的状态和文字加工不足的情况也正是我国的受迫害的文学所具有的确切特征。只好请读者接受这样一本书了。

我停止了本书的写作并不是我认为本书已经完成,而只是因为我自己再没有更多的精力写它了。

我不仅请求读者宽恕这一点,而且我要大声呼吁:时机一到,一旦有可能,就请幸存的朋友们,熟悉情况的朋友们集会到一起,写出有关此书的评论和注释来;需要的话,就修改它,需要增加的地方就请增加(当然不能堆砌,类似之处可不必重复)。到那时,本书才可以说是完成了。愿上帝保佑你们!

即使是现在这样一本书,我能够安全完稿也使我十分惊奇。我曾经想过多少次;不会让我写完它的。

我结束本书的时间正是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具有双重纪念意义的年头(这两个周年纪念也算是互相有联系的),即:建立了古拉格群岛的革命取得胜利五十周年和发明铁丝网(一八六七年)一百周年。

这第二个周年纪念想必不会为人们所留意……

1958.4.27-1967.2.22

于梁赞市一隐居地

写在后记之后

当时我很匆忙,因为预计我写给作家代表大会的那封信引起的爆炸即使不把我毁掉,至少也将使我失掉写作自由和接触自己手稿的可能性。没想到,信不但没有使我被捕,反而使我的地位像磐石般稳固了。这时我才认识到:我有责任,也有可能把本书写完,修改完。

现在,已有少数朋友看过它的原稿。他们帮助我发现了一些重大缺点。我未敢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征求对本书的意见,即使将来会出现这种可能性,那对我来说恐怕也已经晚了。

在这一年中,我作了可能作到的一切,总算把它完成了。请读者不要责备我写得不全面吧,因为补充是没有止境的。而每个稍微接触过一些事实或进行过思索的人都可能增添一点什么,有时甚至会增添某些珍贵的东西。但是,容量是有它自身的规律的。当容量已达到极限时,即使再挤进几个小粒也会引起整个岩石的崩裂。

至于我描写得不够成功之处,有些地方可能重复或显得松散或不当,只好请读者谅解了。要知道,即使是这一年,也并不是安静地度过的,而最后几个月的情况更是像大地和书桌都在燃烧似的。甚至在进行这最后的编辑加工时,我还是一次也没有看到过全书手稿合在一起,没有在同一张书桌上放过全书。

有些人帮助了我。没有他们,本书不可能完成,不可能传阅,不可能保存下来。但是现在还没有到我可以信任纸张而把他们的名字全写在纸上的时候。他们自己理解这一点。我向他们致敬。

伊斯特圣诞岛

1968年5月

又过了十年

今天,在被放逐的日子里,我终于能安安静静地对此书做一次加工了,虽然已经是在全世界的人读过它以后。又有二十来位当过囚犯的见证人给我提供了更正和补充的材料。

在西方这边,我有了以前不能相比的利用各种出版物和新的插图的机会。但是这本书不能再把这些全收进去了。它是在苏联的黑暗中依靠囚徒们记忆的震动和火花写成的,它应当留在它生长的基础上。

佛蒙特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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