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十年代，这股桀骜不驯者的水流已化为乌有：既然要求提供情报，那就应当提供往哪里躲呢？“胳膊拧不过大腿。”“不是我还有别人。”“与其让别人坏人去当‘密工’，不如我这好人来充当。”这时人们争先恐后自告奋勇去充当“密工”：又有利，又显得英勇。）
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审理了轰动一时的沙赫特案件这次审判因赋予它的公开性，因受审人（暂时还不是全部）令人惊愕的供认和痛心悔恨而轰动。过了两年，在一九三O年九月，对饥荒制造者食品工业中的四十八名暗害分子（他们！他们！就是他们！）进行了大叫大嚷的审判。一九三O年底，进行了更加轰动的并且已经排练得无懈可击的工业党案件审判：这里，全体受审人已无一例外地把各种荒唐的卑鄙勾当都揽在自己身上于是，在劳动者的眼前，象揭开了盖布的大石像，呈现出一个巨大而巧妙的编结物，它把迄今被揭露的各个单独的暗害行为编成一个同米留科夫、里亚布申斯基、迪特丁和彭加勒连在一起的魔鬼结子。
一着手考察我们的审判实践，我们便已经懂得，大家看得见的审判这只是田鼠在洞外堆的土堆，而全部主要的挖掘工作是在表层下进行的。提审的只是一小部分在押人犯，只是那些同意反常地诋毁自己并诬陷别人以期得到宽恕的人。对于有勇气和理智驳回侦查员的胡说八道的大多数工程师不声不响地进行审判，但这些不认罪的人得到的照样也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委员会准备好的那十年。
水流在地下流着，顺着管道流着，排定地面上的繁茂生活的废水。
正是从这个时候起，采取了一个走向全民参与下水道工程、全民对它分担责任的步骤：那些还没有掉进下水道口的人，那些还没有被管道输送去群岛的人他们应当在上面举着旗帜游行，颂扬审判，并为坏人得到司法制裁而高兴（这是远见卓识！一几十年后，历史将会清醒过来但侦查员、审判员和检察长们却不会比你我之辈普通公民们更有罪！我们之所以能长满一头体面的白发活到今日，正因为我们当初体面地投了赞成票）。
如果不算列宁、托洛茨基一九二二年审判社会革命党的那次实验，那么这样的尝试可以说是斯大林搞“饥荒制造者”审判时开的头。当大家都在富饶的俄罗斯土地上挨饿的时候，当大家都在东张西望诧异我们的粮食被藏到哪里去了的时候，这种尝试怎会不成功？于是，在各工厂和机关，工人和职员们赶在判决前面，愤怒地表决赞成把那些落入法网的坏蛋处死。对“工业党”就更不用说了那是普遍的群众大会，那是游行示威（捎带上中小学生），那是法庭玻璃窗外几百万人的整齐步伐和吼叫：“处死！处死！处死！”
在我国历史的这个转折点上，也曾发出过一些孤孤单单的抗议或保留之声在那个合唱和吼叫声中说出一个“不”字是要有许多勇气的与今天的轻易不可同日而语！（就是今天敢于表示反对者也不很多）。而且，凡是我们所知道的这都是那些腰杆最不硬、最脆弱的知识分子发出的声音。在列宁格勒工学院的会议上，德米特里·阿波里纳利耶维奇·罗然斯基教授弃了权（看来他是根本反对死刑的。要知道，杀头，用科学的语言来说，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马上就被关进监狱！大学生狄马·奥利茨基弃了权，也马上被关进监狱！于是，这些抗议之声刚一开始就沉寂下去了。
就我们所知，白胡子的工人阶级是赞同这些死刑的。就我们所知，从火热的共青团员到党的领袖，到传奇般的集团军司令整个先锋队都一致赞同这些死刑。著名的革命家、理论家和有远见卓识的人在自己的不光彩灭亡前的七年内，都曾向这种群众吼声表示欢迎，而不曾想到，他们的时刻已迫在眉睫，他们的名字很快也将在这吼声中遭到唾骂“魔鬼”，“败类”。
对于工程师们来说，打击恰好到此结束了。在一九三一年初，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说出了建设的“六个条件”，我们的君主作为第五个条件指出：从打击旧技术知识界的政策转到使用和关心它的政策。
关心它！我们正义的愤怒消散到哪里去了？所有我们的威严的指控扔到哪里去了？这时正在进行着对瓷器工业中暗害分子的审判（他们在这个行业里也干了许多坏事！）而且全体被告都异口同声地痛骂自己并招认了一切突然间照样异口同声大声叫道：我们没有罪！！于是就把他们释放了！
（在这一年甚至形成了一条小回流：让一批已经被审判或侦查折磨得濒死的工程师们活着出来了。德·阿·罗然斯基就是这样回来了。是不是应当说，他顶住了同斯大林的角斗？是不是应当说，具有公民勇气的人们是不会为写作这一章或这本书提供根据的？）
在一九三一年三月对“孟什维克联盟局”、对格罗曼-苏哈诺夫-雅库博维奇的公开审判中，斯大林在早就被打翻在地的孟什维克身上又踩了几蹄子。（格罗曼更像是立宪民主党，雅库博维奇是布尔什维克，而吉梅尔-苏哈诺夫则是二月革命的理论家。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就是在彼得格勒卡尔波夫卡河滨路他的住宅里开会并通过了武装起义的决议。）忽然间他又犹豫起来。
白海边上的人这样说潮水“水犹豫起来了”：这是潮水快要低落时的情形。啊，把斯大林的浑浊的心灵与白海之水相比是不行的。是啊，也许他丝毫也没有犹豫过。也许从来也没有低落过。但在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个奇迹。紧接着对“工业党”的审判，准备在一九三一年对“劳动农民党”一支似乎（从来也没有！）存在过的由农村知识分子、消费合作社和农业合作社活动家以及发达的上层农民组成的、准备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的地下组织力量，进行大规模的审判。在“工业党”的审判中已经提到“劳农党”，当做一共查获的、情况已弄得很清楚的组织。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侦查机关不间断地进行了工作：已经有几千名被告招认是劳农党员，并供认了自己的犯罪目的。预计总共会有二十万“党员”。算作党的首脑的，有经济学家一土地问题专家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恰扬诺夫、未来的总理N·风·康德拉季耶夫、刀·H·尤罗夫斯基、马卡罗夫、季米里亚泽夫学院教授阿列克谢·多亚连科（未来的“农业部长”）。
也许把后来四十年间担任过这个职务的人拿来审判将会更好些。这就是人的命运！多亚连科是原则上从来不问政治的！当他的女儿把一些似乎持有社会革命党人观点的大学生带到家里来的时候，他把他们都赶了出去。可是斯大林忽然在一夜间改变了主意为什么？我们也许永远也不会得知。他想洗刷洗刷肮脏的灵魂？那太早。是幽默感露了头？感到太单调了，太乏味了？可是谁也不敢发出这样的指责，说斯大林具有幽默感！我看多半是这个原因：他估量了一下，整个农村就这样也很快将因饥荒而死光，何止是二十万，那干吗还去花费劳力。于是，整个劳农党的案件撤销了。要求所有“低头认罪的人”否认已经作出的供认（他们的高兴是可以想象到的！），代之把小小的康德拉季耶夫-恰扬诺夫集团拉出来审判一番了事。（在一九四一年，受尽折磨的瓦维洛夫被控说，劳农党是存在过的，并且他，瓦维洛夫正是暗中领导了这个党。）
事件挤成一团，年代挤成一团我们怎么也无法次序分明地说出发生过的一切（而国家政治保卫局却对付得很好！而国家政治保卫局却什么也没有遗漏）。但我们将始终记住：
教徒们不断地自然而然地被关进监狱，（这方面有一些日期和高峰浮到了表面，一是列宁格勒一九二九年圣诞节前夕的“反宗教斗争夜”，那一次抓了许多宗教知识分子，而且不是在黎明前动手的，不像是圣诞节的神话。一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在该市一下封闭了许多教堂，同时对宗教界进行了密密麻麻的逮捕。再还有什么日期和地点，谁也没有传下来让我们知道）；
也不放过打击各种教派，甚至是同情共产主义的（例如在一九二九年，把索契和霍斯塔之间的公社的全体社员都统统关了起来。他们一切都是按共产主义原则行事，生产也好，分配也好，而且一切都做得那么诚实，国家一百年也达不到那个水平，但是，可惜，他们太有文化了，宗教文献读得太多了，并且他们的哲学不是无神论，而是洗礼教派、托尔斯泰主义和瑜伽论的混合物。因此，这样的公社是犯罪的，它不可能造福人民）。在二十年代，相当大的一群托尔斯泰主义者被流放到阿尔泰的山前地带，在那里，他们与洗礼派教徒一起创建了公社村。当开始建设库兹涅茨联合企业的时候，他们向它供给了农产品。后来开始抓人起初是教师（不按国家规定的教学大纲进行教学），孩子们叫嚷着跟在汽车后面跑，然后是村社的领导人。
社会主义者的大牌阵不断地、自然而然地摆来摆去；
在一九二九年，把未被及时逐出国境的历史学家（普拉托诺夫、塔尔列、柳巴夫斯基、戈季耶、利哈乔夫、伊兹梅洛夫）、杰出的文学理论家M·M·巴赫金投入监狱；
会儿从这个边区，一会儿从那个边区，冒出一股股民族的水流。
亚库梯人在一九二八年暴动后被关进监狱。布里亚特蒙古人在一九二九年暴动后被关进监狱（据说枪杀了将近三万五千人，我们未能核实）。哈萨克人在布琼尼的骑兵于一九三三一年进行英勇镇压后被关进监狱。在一九三O年初审判了乌克兰解放同盟（叶弗列莫夫教授、切霍夫斯基、尼科夫斯基等），如果你知道我们公开宣布的东西和秘密的东西之间的比例那么还有多少人在他们的背后呢？暗中逮捕的有多少呢？……
轮到执政党党员蹲监狱的时刻正在临近，缓慢地，但是正在临近。暂时（一九二七二九年）这是“工人反对派”或者是那些选择了不成功的首领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暂时是几百人，很快将是成千上万的人。但是只要开了头就好办！正如托洛茨基分子曾无动于衷地看着异党成员进监狱一样，现在其他党员也赞同地瞧着把托洛茨基分子关进去。接着就出现了一股莫须有的“右倾”反对派水流。一张大口从尾巴开始一节一节地咬嚼，最后就要嚼到自己的头上来了。
从一九二八年起，同资产阶级余孽耐普曼算帐的时间来到了。往往是要他们交付越来越大的力不胜任的税款，一旦他们拒绝交付，马上就把他们以破产为理由关起来，并没收财产（对于小手工业者理发师、裁缝，还有那些修理煤油炉子的，只是取消营业执照）。
耐普曼水流的开导有其经济利益。国家需要财产，需要黄金，可是连一个科雷马都还没有呢。从一九二九年起开始发作著名的黄金热，只是发热的不是那些找寻黄金的人，而是那些被搜刮黄金的人。新的“黄金”水流的特点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对于这些家兔们，说实话，并不指控犯有什么罪行，并且不一定把他们送到古拉格之邦去，而只要按强者的权力取走他们的黄金。因此，监狱挤得满满的，侦查员们疲惫不堪，而递解站、宿泊站、劳改营得到的补充却少得不成比例。
在“黄金”水流中关起来的是些什么人呢？所有在十五年前经营过“实业”、做过买卖、靠手艺挣过钱因而照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想法可能会保存下黄金的人。但恰好他们往往是没有黄金的：他们有过动产、不动产，所有这些，在革命中都失掉了，被没收了，什么也没有留下来。当然也抱着极大希望把技师、首饰匠、钟表匠关起来。根据告密可以获知在最意料不到的手中拥有黄金的消息：一个百分之百的“机床工人”不知从哪里得到并保存着六十个尼古拉皇帝五卢布金币；著名的西伯利亚游击队员穆拉维约夫来到了敖德萨，随身带来了一口袋金子；彼得堡的鞑靼马车夫人人都藏有金子。黄金告密的暗影落在谁的身上，他就不能用任何理由无论是无产阶级的本质也好，革命的功劳也好，来进行辩护。他们全都被抓起来，塞进国家保卫局的牢房，每间屋子里关的人数之多以前简直难以想象那更好，他们会更快地交出来！甚至搞到了令人难堪的地步，男男女女都关在一起，彼此当着面上马桶谁管这些小事，交出金子来，坏蛋！侦查员们不作笔录，因为谁也木需要这种文书。以后是否能判得上刑，这也很少有人关心，重要的只是：交出金子来，坏蛋！国家需要黄金，你要它干吗？侦查员嗓子已经喊哑了，进行威胁和拷打的力气也不够了，但是有一个通用的手法：光给囚犯吃咸东西，不给水喝。谁交出金子就给谁水喝！一块金币换一杯净水！
人为金属而死亡……
这股水流有别于以前各股和以后各股水流之点是，即使不是这股水流的一半，至少一部分，自己的命运就跳动在自己的手中。如果你真的没有金子，你就毫无出路，你将挨打、挨烧、受刑讯，
用鞭子活活抽死。也许到了真的相信你没有金子的时候终于住手。但如果你有金子，那就由你自己来确定用刑的程度、能忍受的程度和自己未来的命运。然而，这在心理上并不轻松些，而是要更沉重些，因为一经失着，你将永远对不起自己。当然，已经熟知这个机关习性的人，会让步交出来，这样会轻松些。但也不能过分轻易就交出去：他们不会相信你已完全交出，还会把你扣留下来。但交得太迟也不行，那会把小命丢掉的，或者他们会恼羞成怒给你判卜几年、一个鞑靼马车夫撑住了百般拷打：没有金子！那时就把他的老婆也关了进来，折磨她，鞑靼人还是老一套：没有金子。又把女儿关进来鞑靼人撑不住了，交出了一万卢布。于是把家属放了，本人则被安上了个刑期描写强盗绑票的最粗俗的侦探小说和歌剧，却在一个大国范围内认认真真地变成了现实。
三十年代伊始，实行了身份证制度，也给劳改营提供了相当大的补充。当初彼得一世为了简化国民结构铲平了夹在各等级之间的沟沟坎坎，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身份证制度也发挥同样的作用：它扫清了夹缝中的虫豸，它打中了那一部分狡猾的、没有住所的、没有所属单位的居民。而且人们起初使用身份证时也常有违犯规定的情形于是没有报户口的和没有注销户口的都被耙进了群岛，哪怕只呆一年。
各股水流就这样泛着泡沫，哗哗地流淌着但是在一九二九三0年，一条冲决一切的巨流滚滚而来，这就是数以百万计的被扫地出门的富农。它的流量过于巨大，尽管我们的侦查监狱十分发达，恐怕也是容纳不下的（况且已被“黄金”水流填满了）。但是它绕过了侦查监狱，直接奔向递解站，进入押解路途，进入古拉格的国土。这条水流（这个大洋！）一度的膨胀，突破了甚至大国的监狱司法系统所能承受的极限。它在俄国的全部历史上无与伦比。这是国民大迁徙，这是民族的浩劫。但国家政治保卫局古拉格的渠道研制得这样巧妙，如果不是震撼各个城镇的三年奇怪的饥荒无旱灾和无战争的饥荒，城市居民对此可能还一无所知呢！
这条水流和以前各股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这次不必讲客套，用不着先抓一家之主，然后再瞧瞧怎样处置他的家属。相反，这次一下手就是连窝端，必须全家一起抓，甚至特别留意不让十四岁、十岁或六岁的子女逃掉一个：全家必须一个不剩地出发到一个地方去，一起去被消灭。（这是第一个这样的尝试，后来希特勒将袭用来对付犹太人，而斯大林又用来对付各个不忠实的或有嫌疑的民族。）
这条水流所包括的那些用来转移视线的真正的富农是少得可怜的。俄语中富农这个词儿原是指那种吝啬的、不老实的农村倒卖商贩，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劳动，而是靠别人的劳动、通过高利贷和商业居间富裕起来。这样的人，各个地方即使在革命前也是极少的，而革命又完全使他们失去了活动的土壤。后来，一九一七年以后，富农这个词儿也用来称呼（在官方和宣传文献中，由此变成口头习惯用语）那些一般使用雇工劳动的人，哪怕是因为他家里人手暂时不够。但我们不要忽略，在革命后，使用任何这样的劳动不可能不公平地付给报酬保护雇农的有贫农委员会和村苏维埃，谁得罪雇农试试！劳动的公平雇佣，在我国就是现在也是容许的。
但是，富农这个像抽人的鞭子似的术语的含义不可遏止地膨胀着，到一九三0年的时候，已经一般地把所有坚实的农民经济上坚实的，劳动上坚实的，甚而不过是信念上坚实的农民，都冠以这样的称号。富农的外号被利用来打碎农民的坚实性。我们回想一下，就会醒悟过来：颁布了伟大的土地法令没有这个法令农民便不会跟布尔什维克走，十月革命便不会胜利。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了。农民从红军回来，纷纷奔向自己争得的土地，从那时起总共才过了九年。忽然又分成什么富农、贫农。这是怎么造成的？有时是家庭人手的多寡造成的。但主要原因不是勤劳和顽强吗？俄国在一九二八年靠吃这些农民的粮食活过来，而现在本地的败家子和外来的城里人都冲上去消灭这些农民。兽性一发作，失去了关于“人类”的任何观念，失去了几千年养成的人的悟性开始把最好的庄稼汉连同家属一起抓起来，把他们两手空空、一身精光地扔到荒无人烟的北方，扔进冻土带，扔进泰加林。
这样大规模的运动不能不引起许多并发症。也需要使乡村摆脱掉这样的农民，他们不过是表示不愿进集体农庄，不爱过集体生活，因为这种集体生活他们没有亲眼看到过，怀疑（现在我们知道是多么有根据）这将是二流子当领导，将是强制劳动和忍饥挨饿。还需要摆脱掉那样一些农民（有时完全是不富裕的），他们大胆、强壮、果断，集会上讲话响亮、热爱正义，因而受到同村人的喜爱，但他们的独立不羁精神对集体农庄领导却是危险的。（这种类型的农民及其命运，在C·扎雷金的中篇小说中以斯捷潘·乔索夫为代表作了不朽的描述。）此外，在每个村里还有这样的人，他们个人挡住了这里的积极分子的道路。出于嫉妒、出于羡慕、出于积怨，现在是同他们算帐的最方便的机会。对于所有这些牺牲者，需要有一个新的名词于是这个名词就产生了。在这个名词中已经没有任何“社会的”、经济的东西，但它听起来却相当响亮：二富农。就是说，我认为你是敌人的帮凶。这就够了！衣服穿得最破烂的雇农也都完全可以被算作二富农！（我记得很清楚，在少年时代，这个名词我们觉得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没有任何含混的地方。）
这样，用两个词就把所有构成农村的精华、构成它的活力、它的机智和勤劳、它的反抗和良心的人都概括了进去。把他们搞走了集体化也就实现了。
但是从实现了集体化的农村中又涌出一些新的水流：
农业暗害分子水流。到处揭露出农艺师陪客分子，在这一年以前他们毕生都是诚实地工作的，而现在却故意使俄国的田地长满莠草（当然是根据那个现在已完全被揭穿的莫斯科研究所的指示。他们正是那些当初没有关起来的二十万名劳农党员！）。一些农艺师没有执行李森科的聪明透顶的指示（在一九三一年的这股水流中，“土豆王”洛尔赫被发配到哈萨克斯坦）。另一些人执行得准确过分了，从而暴露出这些指示的愚蠢（一九三四年，普斯科夫的农艺师们把亚麻种在雪地里准确地遵照李森科的指示。种子胀大了，发了霉，毁掉了。广阔的田地荒了一年。李森科不能说雪是富农，或者说自己是傻瓜。他指控这些农艺师是富农，歪曲了他的工艺学。于是农艺师们便成串地登上了去西伯利亚的路程）。还有，几乎在所有的机器拖拉机站里都发现了拖拉机修理上的暗害行为（这就是集体农庄最初几年失利的原因！）。
歉收”水流（而“歉收”了多少，是同“估产委员会”春天提出的那个任意数字比较出来的）。
“未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水流（区委会包下的任务，集体农庄没有完成，去坐牢吧！）。
一剃穗头水流。夜间在田地里用手剃穗头！完全新的农活种类和新式的收割法！这是一股不小的水流，这是好多万农民，往往不是成年的庄稼汉和村妇，而是小伙子和大姑娘，小男孩和小姑娘，他们被大人派去搞夜间剃头，因为对自己的白天劳动不抱能从集体农庄取得报酬的希望。对这种辛酸的、得利微薄的作业（在农奴制时代农民们还没有落到这样穷困的地步！），法院量以满刑；根据一九三二年八月七日的著名法律（在囚犯的口头语中称为八七法），作为最危险的盗窃社会主义财产罪，判处十年。
这个“八七法”还引出了一条从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工地来的、从交通运输来的、从商业、工厂来的单独大水流。内务人民委员部奉命查究大盗窃案。应当注意到，这条水流往往变成了一条常流水，它在战争年代特别满溢，一连流了十五年（到了一九四七年，它的范围扩大了，刑律加重了）。
我们终于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一切大规模的水流现在终于要停息了！莫洛托夫同志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七日说：“我们认为，我们的任务不在于大规模镇压。”啊呸，早该如此，让夜间的胆战心惊滚开吧！但这狗叫声是怎么回事呀？只听到在喊：追呀！捉呀！
啊！原来这是从列宁格勒来的基洛夫水流开始了，那里的紧张局势被断定是那么严重，所以在该市的每个区执委会下面都建立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指挥部，实行了“加速的”办案程序（它在以前也没有缓慢的特点），被告没有上诉权（从前也没有上诉过）。据认，四分之一的列宁格勒人在一九三四三五年被肃清了。这个估计让掌握着准确数字并能提供出来的人去推翻吧。（其实这条水流不仅是列宁格勒的，它在全国各地都以惯常的，虽然是跟它不相关的形式得到了响应：从机关中开除那些还赖在那里的神甫子女、贵族家庭出身的女职员以及那些在国外有亲戚的人。）
在以上这几条波涛澎湃的巨流中，始终隐藏一些混不息的细流，它们没有大声地自我宣扬，但老是在流着流着：
那是保卫同盟队员，他们是在维也纳打输了阶级战斗后，投奔世界无产阶级祖国逃生的；
那是世界语提倡者（斯大林与希特勒在同一些年份搞掉了这些有害的人）；
那是自由哲学协会的残渣余孽，一些非法的哲学小组；
那是不同意先进的工作队一实验室教学法的教师（在一九三三年，娜塔利亚·伊万诺芙娜·布加英科被关进罗斯托夫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但侦查了三个月后，从决议中得知，这个方法是有毛病的。于是就把她释放了）；
那是政治红十字会的职员，这个红十字会由于叶卡捷琳娜·彼什科娃的努力仍然捍卫着自己的生存权；
那是北高加索因暴动（一九三五年）被追究的山地居民；各民族在流着流着（在伏尔加运河工地上，民族语言报纸用四种文字鞑靼文、突厥文、乌兹别克文和哈萨克文发行。那里有的是读者！）；
又是那些教徒，现在抓的是木愿在礼拜天去上工的人（因为实行了五日一周制、六日一周制）；是在宗教节日怠工的集体农庄庄员，他们在个体时代习惯于在这样的日子歇工；
始终有一些拒绝充当内务人民委员部情报员的人（这一类人里还有保守忏悔秘密的神甫机关很快就明白了，知道忏悔的内容对他们多么有用，这是能从宗教得到的唯一好处）；
对教派分子抓的越加广泛了；
社会主义者大牌阵老在摆来摆去。
最后，还有一次也没有提到过的，但一直在流着的第十条一的水流，即反革命宣传罪，即反苏宣传罪。第十条的水流也许是最稳定的，它从来也没有中断过，每当其他的巨流发生时，如在三七、四五、四九年，它的水位便特别高涨。
这条不停顿的水流确乎可以把任何人在任何预定的时刻卷进去。但为了对付知名的知识分子，在三十年代认为比较文雅的办法是给他搞上某个丢脸的条文（如男色，或者如对普列特涅夫教授的指控说他与女病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咬了她的乳房。中央报纸是这样写的你去辟谣吧！）
说来也怪：一九二六年刑法典的一百四十八个条文当中，给予了那个无孔不入、夙夜匪懈的机关多年的全部活动以力量的，总共只有一条。但是。为了赞美这个条文，可以找到比先前屠格涅夫为俄罗斯语言或涅克拉索夫为俄罗斯母亲用过的更多的修饰词：伟大的、雄健的、丰富的、多权的、多面的、横扫一切的五十八条啊。它把世界概括无遗了，这与其说是通过条文文字的表述，倒不如说是通过对这一条文的辩证的和最广义的解释。
我们当中有谁没有亲身体验过它的囊括一切的拥抱，说真的，普天之下没有一样过失、念头、作为或不作为是五十八条的手掌所不能惩治的。
用文字做这样广义的表述是不可能的，但对这一条做这样广义的解释，事实证明是可能的。
第五十八条在法典中并不构成政治罪一章，并且任何地方也没有写着，它是政治罪条文。不，它与妨害管理秩序罪和武装伙匪罪一起列入“国事罪”一章中。这样，刑法典开宗明义就不承认在本国境内有任何人是政治犯而只承认是刑事犯。
第五十八条由十四个分条组成。
第一分条告诉我们：“凡以……削弱政权……为目的的行为（按照刑法典第六条也包括不作为），都被认为是反革命行为。
在广义解释下可以是：你在劳改营中因饥饿和疲惫拒绝上工就是削弱政权。引起的后果将是一枪决（战时拒绝执行命令者枪决）。
在一九三四年，把祖国这个术语还给了我们，从这时起，第一分条里面也就加进了若干背叛祖国的条目l一甲、1一乙、1一丙、l一丁。依照这些条目，损害苏联军事威力的行为处枪决问一乙），只是在减轻情节下并仅限于平民（l一甲）一处十年徒刑。
广义释读：对于当过俘虏（损害军事威力！）的我国士兵，过去只判十年，这是人道到了违法的地步。依照斯大林的法典：他们在返回祖国后统统都是应当枪毙的。
（这里还有一个广义释读的范例：我很清楚地记得一九四六年夏天在布蒂尔卡监狱的一次会见。某个波兰人生于列姆贝格尔，当时这个地方还属于奥匈帝国的版图。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住在波兰原籍的城市里，后来迁移到奥地利，在那里做事，一九四五年在当地被我方逮捕。依乌克兰刑法典第五十四条I一甲，他因背叛祖国乌克兰（！）得到了十年徒刑一因为列姆贝格市那时已经变成了乌克兰的里沃夫！而这个可怜的家伙却不能在侦查中证明他到维也纳去并不是抱着背叛乌克兰的目的！这样他就该死地成了叛国犯。）
叛国罪分条内涵的另一个重要的扩大是，适用它时应“援引刑法典第十九条”“援引意图”。就是说，虽然还没有发生任河背叛行为，但侦查员认定有背叛的意图一这就足以判给与实际背叛罪相同的完全刑期。诚然，第十九条规定惩罚的不是意图，而是准备，但在辩证释读下也可以把意图理解为准备。而“预备行为应当与犯罪本身一样受到惩罚（即同等的刑罚）”（刑法典）。
总的说：
我们不把意图与犯罪本身区别开来，这正是苏维埃法律对资产阶级法律的优越性！
第二分条说的是武装暴动，夺取中央和地方政权，包括为了强使某一部分国土脱离苏联的行动。对此的惩罚是直至枪决（下面每一分条都是如此）。
扩大的含义（这不能写在条文中，但可以由革命的法律意识提示）：任何共和国实现退出苏联的权利的一切企图，都在此列。须知“强使”一词并没有说明对谁而言。甚至如果某一共和国的全体居民都愿意分立，而莫斯科却不愿这样做，分立就将是“强使”的了。因此爱沙尼亚的、拉脱维亚的、立陶宛的、乌克兰的和土耳其斯坦的民族主义分子一向很容易地依这一条文得到自己的十年和二十五年。
第三分条“给予同苏联处于战争状态的外国任何方式的帮助”。
这个分条提供了对任何一个在占领区生活过的苏联公民判罪的可能性，不管他是给德国军人钉过鞋后跟，还是卖过一束小红萝卜，或者是一个曾与占领者跳过舞并度过一夜因而提高了他的士气的女公民。并非每一个都曾依这一条文判过刑（由于在占领区生活过的人太多），但每一个都可能被判刑。
第四分条说的是向国际资产阶级提供（异想天开的）帮助。
好像会发生疑问：谁能列入这一条呢？但是，借助于革命良心进行广义的释读，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合格的对象：所有在一九二O年以前，即在写成这个法典前几年出国并在四分之一世纪后（一九四四四五年）被我们的军队在欧洲追获的流亡者，都按五十八条4判刑：十年或枪决。因为他们在国外如果不是帮助世界资产阶级还能做什么呢？（通过音乐结社的例子我们已经看到，在苏联境内也可以帮助。）所有的社会革命党人、所有的孟什维克（这一条也正是为他们制定的）以及后来国家计委和最高经委的工程师什1也都帮助过
它。
第五分条：促使外国向苏联宣战。
一项疏忽：应当把这一分条用于斯大林及一九四＊四一年在他周围的外交和军事人员。正是他们的盲目和丧失理智才造成了那种结果。不是他们那是谁使俄国遭到了空前未有的可耻失败？这样的失败是不能同沙皇俄国在一九0四或一九一五年的失败相比的，是俄国从十七世纪以来从来未有的。
第六分条间谍行为。
这一条释读得如此广泛，如果把所有依这一条判刑的人结算一下，那就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国人民在斯大林时代既不是靠农业也不是靠工业或其他任何东西维持生活，而是靠给外国当间谍维持生活、靠特务机关的钱过日子。间谍行为这是一种十分简便的罪名，是无知的罪犯、有学问的法学家、报棍以及社会舆论都能理解的罪名。
这一分条释读的广泛性还表现。在，判刑不是直接因间谍行为，而是因：
IIIII间谍嫌疑（或者HIII未经证实的间谍行为．为这也能给你一个“整轴儿”！）甚而是因为：
CBIIIII引起（！）间谍嫌疑的联系。
问如，你的妻子的熟人的熟人和一个外国外交人员的妻子在同一个女裁缝（她当然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那里做一3一件衣服。
这些五十八条6、IIIII和CBIIIII是一些粘性很强的条文，它们要求严路看守、密切监视（因为特务机关也能把触须伸进劳改营和自己的宠儿接头），并禁止免除押解。总的说，任何大写字母条文，就是说完全不是条文，而是这种大写字母的吓人结合（我们在这一章里还要遇到另一些），经常带着神秘的气息，你永远不明白。它们到底是五十八条的增生物呢，还是某种独立的很危险的东西。带着大写字母条文的囚犯在许多劳改营里甚至比带着五十八条的囚犯还要受到压制。
第七分条：破坏工业、运输、商业、货币流通和合作社。
在三十年代这一分条极为盛行，并在简单明了人人能懂的暗害行为这个外号之下抓住了群众。确实，第七分条中列举的一切，每日每时显而易见地遭到破坏一总该有人负罪责吧？……千百年朱，人民进行建设，进行创造，向来是诚实的，甚至给老爷干活也是如此。从留里克时代起就没有听说过什么暗害行为。可是当财产破天荒第一次归人民所有的时候人民的几十万优秀子弟却纷纷去进行暗害（条文里并没有使用暗害行为这个概念。但由于没有它便不能说明，为什么田里长草，产量下降，机器损坏，所以辨证的嗅觉就用上了它）。
第八分条恐怖行为（不是指苏联刑法典负有责任“说明……道理，并使它具有法律根据”的那种恐怖行为，而是自下而来的恐怖行为）。
恐怖行为的含义非常非常广泛；不光是在省长的轿式马车下放置炸弹才算恐怖行为，而且，譬如说，打了自己的私敌一记耳光，如果他是党的、共青团的、民警机关的积极分子，就已经构成恐怖行为。更不消说杀死积极分子从来也不与杀死普通人同样量刑（顺便说，公元前十八世纪的汉穆拉比王法典中就是这样规定的）。如果丈夫杀死了妻子的情夫，那人若是非党群众这就算丈夫走运，他得到的是一百三十六条，是个普通犯，是社会亲近分子，可以不用押解。如果情夫是党员丈夫就成为带着五十八条8的人民敌人。
援引那个十九条，即将犯罪意图视同准备的条文适用第八分条，导致了概念的更加重要的扩大。不光是在啤酒店旁直接威胁积极分子“好，你等着瞧！”，而且连性子暴躁的集市村妇的一句詈骂“咳，瞎了他的眼睛！”，也被认定是TH恐怖行为的意图，也可以当做从严适用本条的根据。（这听起来有点过分夸张，像是滑稽剧但这个滑稽剧不是我们编出来的，我与这些人一起坐过牢。）
第九分条用爆炸或者放火……实施破坏或者损毁行为（必定怀有反革命目的）。简称为破坏。
扩大化的作法是，强加以反革命目的（侦查员对于犯罪人脑子里想的事比他本人了解得更清楚！），工作和生产中发生的人所难免的疏忽、错误、失败都不能得到原谅，都被看成是破坏。
但是，对五十八条中哪一分条的解释，也没有象对第十分条那样广而无边，革命良心也没有燃烧到如此程度。它的原文是：“包含号召推翻、颠覆或削弱苏维埃政权内容的宣传或鼓动，以及传播或制作或收藏具有同上内容的文字材料。”这个条文的但书只规定了在和平时期的最低刑（不能低于！不轻于！），而最高刑则是没有限制的！
一个堂堂大国对自己公民的言论竟是如此恐惧！
这个著名条文的著名广义解释是：“包含号召的鼓动”可以理解为朋友（或者甚至是夫妻）间的私下谈话，或者私人信件；而号召则可能是个人的劝告（我们得出“可以，可能”的结论，是以当时实际发生的情况为根据的）。任何不符合或跟不上当天报纸思想热度的思想，都是对政权的“颠覆或削弱”。要知道凡是不加强的，就早削弱I凡是不完全符合的，就是颠覆！
“谁今天不是跟我们同声歌唱
谁就是
反对
我们！”
（马雅可夫斯基）
单份书写的信件、笔记、隐秘的日记，都可以理解为“制作文字材料”。
第十分条有了这样美满的广义解释，还有哪一种脑子里出现的、嘴巴里讲出来的或用手写下来的思想是它囊括不了的？
第十一分条是个特种条文，它没有独立的内容，而只是给上述各分条加重分量的添秤，适用于有组织地准备犯罪或者犯罪人参加了组织的情况。
实际上这一分条广义解释到并不需要有任何组织。我对这一分条的精致适用有亲身体会。校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秘密地交流过思想，两个人就是组织的萌芽，就是组织！
第十二分条最触及公民的良心：这是关于对上列任何罪行不检举的条文。为惩治不检举的深重罪孽，没有最高刑期的限制！！
这一分条已经广义解释到如此无边无际的程度，以至进一步的广义解释已经不需要了。知情不报等于是自己干的！
第十三分条看来是早已解决完了的：在沙皇暗探机关供职（担任后来的同类职务，相反却被认为是爱国主义的英勇行为）。
有心理上的根据怀疑约·斯大林还有依五十八条这一分条的前科。有关替这种机关办事的文件，好多都毁于一九一七年二月，好多都没有公布。前警察厅长B·Q·钟科夫斯基在科雷马快死的时候肯定地说，二月革命后头几天匆忙烧毁警察局的档案，是几个有利害关系的革命家的一致的冲动。实际上，在胜利时刻为什么要烧毁如此有价值的敌人档案？
第十四分条惩罚“有意识地不履行一定的义务，或者故意漫不经心地履行这种义务”的罪行不言而喻，用刑是直到枪决。这简称为“怠工”或“经济反革命”。
而区别故意和非故意，只有侦查员根据自己的革命法律意识才能做到。这个分条曾适用于不交征购粮的农民。这个分条曾适用于没有做满规定的劳动日的集体农庄庄员。适用于没有完成定额的劳改犯。在战后这个条文开始波及从劳改营逃跑的盗窃犯，就是说广义地认为盗窃犯逃跑的动机不是恢复甜蜜的自由生活，而是颠覆劳改营制度。
这就是五十八条遮盖了整个人类生活的一把巨扇的最后一根扇骨。
对这一伟大条文作了这个概评以后，我们往后就不会那么大惊小怪。哪里有法律哪里就有犯罪。
锻造后立即在一九二七年初试锋芒的、在以后十年的各条水流中都浸淬过的五十八条的利剑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法律向人民的冲锋中开始大杀大砍。
应当说，一九三七年的行动并不是自发的，而是计划好的，这一年的上半年，在苏联的许多监狱里都进行了设备改装从牢房里搬走单人床，搭起紧挨的板铺，有一层的，有两层的。列宁格勒的大楼（内务机关办公楼）一九三四年正好在（u夫遇害前夕竣工，这也不是偶然的。老囚犯们回忆说，似乎第一次打击就是密集的，全国差不多都是在八月的某个夜里动手（但是由于熟知我问的动作的迟钝，我不太相信这个说法）。秋天，当十月革命二十周年快要到来，人们满怀信心期待普遍大赦的时候，斯大林这个诙谐家却在刑法典中增加了新的刑期十五年、二十年和二十五年。
关于三七年，这里无须再重复已经大写特写的并且还将多次重复的东西：党、苏维埃管理机关、军事指挥的上层以及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本身的上层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未必在哪个省里能保全下省委第一书记或者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斯大林正在选拔更顺手的人。
现在，看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在最终胜利后第十七年），我们大可怀疑这里有历史的规律性。甚至斯大林本人，我们也开始觉得只是一种盲目的和表面的执行力量。
奥丽加·恰夫恰瓦泽讲述当时梯比里斯的情形：一九二八年逮捕了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全部（十一名）局处长、他们的助手、所有主任会计、所有主任经济专家。任命了新人。过了两个月，又关起了：主席、副主席、全部（十一名）局处长、所有主任会计、所有主任经济专家。留下来的是：一般会计、打字员、清洁工人、通信员……
逮捕普通党员方面，看来有一个无论在笔录和判决书上都不写明的秘密动机；主要是逮捕那些一九二四年以前入党的党员。这在列宁格勒执行得特别坚决，因为在新反对派“纲领”上这些人都签了名（他们怎能不签呢？他们怎能“不信任”自己的列宁格勒省委呢？）。
